日本因素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变量。2017年以来，日本一改此前的观望态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转趋积极，开始同中方共同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合作。日方的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其动机与背景为何，未来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前景怎样，厘清这一系列问题有助于系统、深入、精准地把握“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日本因素的作用及其未来演化方向，有效抑制负面影响，顺势利导积极趋势。

一、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及其转变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日本一直持观望态度与抵制、对冲政策。2015年5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宣布五年内投资约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超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注册资金百亿美元，被国际社会普遍看作是针对亚投行的抗衡之举。截至目前，传统发达国家仅剩日本与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成为西方七国集团中的少数派。然而自2017年年中以来，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发生逆转，对于在该倡议框架下展开对华合作转趋积极，同时表现出一些明显特征。

(一)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

此前，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点。第一，对中国推进该倡议的意图高度警觉。日本认为，中国将把“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地缘战略工具来使用，第一步先以倡议为依托，通过设立亚投行等金融手段增强地区经济影响力；第二步以扩大了的地区经济影响力影响地区政治，削弱美日的地区控制力；最后一步是削弱美日主导的地区乃至国际秩序，形成中国主导的政治经济新秩序。第二，担心该倡议的推行对日本经济利益特别是市场份额产生不利影响。日本认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必将挤占日方的海外市场，导致中日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竞争加剧。第三，对中国推动该倡议的能力及发展前景持怀疑态度。日本认为，在利用融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可能会在组织上缺乏经验、运营上不够透明、协调上难以有效，形成不良贷款和投资。相关国家参与的积极性将会因此而受挫，会对过度依赖中国资金产生疑虑，“一带一路”建设最终将陷入困境。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肌僵直、动作迟缓等运动症状和麻木疼痛、睡眠紊乱及焦虑抑郁等非运动症状[1]，目前主要认为是中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受损，导致脑内多巴胺介质缺乏，造成胆碱能和多巴胺能系统间的失衡。四肢和躯干部主要肌群肌力下降；坐位和站立位平衡功能下降；行走时起步困难、步幅减小、不能随意骤停，转身困难，动作缓慢[2]，严重影响患者步行能力和日常生活。本文使用功能性肌力训练带后拉绑法对PD患者进行康复训练，以探索其对平衡功能训练疗效的影响。

货位优化完成后，为直观表现优化效果，根据货位随机分配、EMBBO算法货位分配优化两种结果绘制货位分配示例图，如图8所示。

本试验将粗骨料分为两个级配(5 mm～20 mm和20 mm～30 mm)，等比例混合。混凝土配合比严格按照规范《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12](SL 352—2006)设计，配合比见表1。

对有机农业生产过程实施全面监控，是保证有机农业植物生长质量及有机农产品安全的前提，其主要包括：一是对有机农业生产过程的监控；二是对有机农业管理制度的监控。只有认真贯彻落实监控措施才能保证有机农业得到健康长足的发展，对有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的安全、质量进行控制，是有机农业植物保护全面监控理念的具体体现。

在此认知与判断之下，日方在冷眼旁观的同时，政策上采取多方举措，对冲而抵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例如，修订政府开发援助(ODA)大纲，强化对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DA项目，拓宽ODA融资渠道以及扩大ODA实施领域，将援助范围扩展到国防项目等。安倍首相在加入并坚持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动参与国早日签约、充当“亚洲自由贸易领导者”* 〔日〕船桥洋一：《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日本将是亚洲自由贸易的领导者》，〔美〕《华盛顿邮报》2018年2月22日。的同时，2013年至2015年遍访土耳其、蒙古及中亚五国，推进“丝绸之路外交”；2016年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概念，将其写入日印首脑会谈联合声明，并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积极向美国推销这一概念。

(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转变

从2017年上半年开始，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显现出积极的迹象。2017年5月，安倍派执政党二号人物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访华，出席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二阶在行前与参会期间两次接受采访，对“一带一路”的进展和前景作出较高评价，向“一带一路”已经取得的成果表达“敬意”，认为这一倡议“未来一定能得到大力发展”。二阶访华期间受到习近平主席接见，并递交了安倍首相的亲笔信。日媒报道，安倍首相在信中表达了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期待与中方深入对话与合作的愿望。二阶与会以及安倍首相亲笔信，都显示出日本政府与执政党核心层对“一带一路”态度的积极转变。日本官方在单边场合明确对“一带一路”作出积极评价，开始于2017年6月安倍在东京的公开演讲及国会答辩。6月初，安倍首相在《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第23届国际交流会议——“亚洲的未来”晚餐会上发表演讲，表示“一带一路”是“具有连接世界不同地域可能性的构想”，表示“希望进行合作”，同时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应在开放、透明、公正、考虑项目合理性的同时，不影响借债国的偿还能力和财政运营健全性。6月16日，安倍首相在国会答辩中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

2017年下半年，“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开始出现在中日首脑会谈的议题中。7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期间应约会见安倍，表示欢迎日方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合作。安倍首相表示，日方愿同中方深化经贸、金融、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并探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习近平在汉堡会见特朗普、安倍晋三等多国领导人》，央广网，2017年7月9日。http://china.cnr.cn/yaowen/20170709/t20170709_523840267.shtml.这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四年来，中日两国领导人首次就该倡议展开合作形成共识。11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再次与安倍首相会谈，双方就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再次“对表”。习近平主席指出，新形势下中日两国应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尽早落地。安倍首相表示，日方希望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开展互惠共赢的经贸合作，积极探讨在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 《习近平分别会见越韩日菲四国领导人》，新华社，2017年11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7-11/12/c_136745746.htm.从双方的表态可以看出，中日在汉堡会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开始进入讨论磋商如何开展合作的实际操作阶段。在日本官方对“一带一路”表态转趋积极的同时，经济界、学术界也开始从各层面加大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和参与。11月20日，日本派出史上最大规模经济界代表团访华，访华团向中方提交建议书，希望能从“一带一路”建设中寻找到更多商机，探讨未来中日项目合作的可能性。11月30日，日本亚洲共同体学会主办的“一带一路”亚洲环境能源合作国际研讨会在东京召开*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早稻田大学前总长西原春夫、亚洲共同体学会会长进藤荣一及80余名中日两国学者出席此次会议。《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出席“一带一路”亚洲环境能源合作国际研讨会》，中国驻日大使馆网站，2017年11月30日。https://jp.china-embassy.org/chn/tpxw/t1516081.htm.，中日两国代表就环境能源合作、“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进行深入讨论，并发起成立“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12月4日，有中日两国企业高层参加的“日中CEO峰会”在东京召开，发表了将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架下亚洲基础设施开发方面进行紧密合作的联合声明，安倍首相在会上致辞时针对“一带一路”表示“可以大力合作”* 《安倍就中国经济带构想称“可大力合作”》， 〔日〕共同社，2017年12月4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12/dcb522e2c578-2.html；《日中CEO峰会就“一带一路”合作达成一致》，〔日〕共同社，2017年12月5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12/92f32773d1f2-ceo.html.。12月28日，二阶俊博再度访华，表示日中两国应当推进在第三国的诸如节能与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商务合作，并呼吁尽快召开部长级“日中高层经济对话”以推进上述事宜。

(三)对“一带一路”态度转变呈现的特点

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转变过程呈现出一些特点。

其次，日本确定的对“一带一路”合作方式是选择性限定参与。在自民党和安倍政权高层对“一带一路”倡议密集表态后，2017年年末日本政府各部门开始着手研究对“一带一路”的合作方案。内阁官房、外务省、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制定了具体方案，明确日方的基本方针是不以政府主导的形式，而是采取支持日中民间企业合作的形式；重点在节能环保、产业升级、提高物流网便利性三类项目合作；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印度洋、地中海等“要塞”地区推进的港口开发，鉴于可能会被用于军事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不参与共同开发。* 《日本政府将提供资金援助“一带一路”日中联合项目》，〔日〕《读卖新闻》2017年11月28日。12月，日本政府汇总本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上述合作领域，提出“在第三国的日中民间经济合作”方针，并向日中经济协会做了说明。这一“汇总”从性质上来说既是一种行政指导，也是一种行政规制，在指导企业明确参与目标的同时划定了参与合作的界限，政府提供融资支持的项目仅包括节能环保、产业结构优化、物流三类项目。同时，日本官方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从流露出积极参与合作的倾向开始，一直伴随着自设前提。譬如安倍首相在2017年6月初的“亚州的未来”国际交流会晚餐会的演讲中，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几点“希望”，要求中国“采纳国际社会的共识”等；12月4日，安倍首相在“日中CEO峰会”致辞中强调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前提，确保公平性和透明度不可或缺，必须使太平洋到印度洋成为自由开放的地区等。此前11月18日，外相河野太郎在神奈川县的演讲中对“一带一路”也做了附带条件的积极评价，强调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如果以开放的、谁都可使用的形式开展，将对全球经济非常有利。* 《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关注升温 东京已成立研究中心》，《澎湃新闻》2017年12月1日。

首先，这一转变过程是在国内各界特别是经济界推动下出现的。实际上，在安倍内阁公开改变对“一带一路”态度之前，日本企业界“先知先觉”，对华投资已开始呈现上升态势。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2016年9月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未来1至2年，准备扩大业务和维持现状的在华日企分别占比40.1%和52.8%，想要缩小规模或从中国撤出的企业仅占7.2%。2017年5月初，在横滨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理事会年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尾武彦行长表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自身发展和国际潮流，“将亚欧大陆甚至更广地区连接起来，基础设施建设将助推区域经济繁荣”。亚行与中国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方面有着共同愿景，愿积极对华合作，参与其中。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巨大，资金缺口很大，亚行与亚投行加强合作有助于优势互补，更好地促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亚行已经在巴基斯坦道路建设等三个项目上对亚投行实施了银团贷款，“今后也将每年实施几起银团贷款，以商业上可行的形式进行合作”。

二、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转变的动因

电池管理系统由电池组管理单元BMU、电池组串管理系统MBMS和电池堆管理系统BAMS等组成。电池管理系统主要包括电池组的电压、电流、温度等状态信息的采集，以及容量诊断SOC、电池健康状况预估SOH和电池的均衡等工作，同时将电池组的各种运行状态、各类报警等信息及时上传给远程服务器综合管理系统，综合管理系统通过BMS上传的各种信息进而控制逆变器对电池组进行有效地充放电，达到调峰调频、削峰填谷等作用，以提高大容量可再生电源的可控性、可调度性以及可预测性，实现整个储能系统的优质、可靠运行。

(一)经济利益和政治外交需求是根本动因

经济利益与政治外交需求是日本态度发生转变的根本动因。海外市场是日本经济的重要支撑点，“安倍经济学”过去几年实行的货币宽松政策以强大的海外市场为依托，否则就无法有效释放其效能，今后日本仍须不断保障和开拓海外市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日本贸易出口形势严峻；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拉动下，沿线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在逐步增大。亚洲开发银行最新评估指出，从2016年到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将达26万亿美元，其中超过80%为电力、运输项目资金需要，同时预测将有半数项目的资金存在不足，需要广泛的国家合作融资解决。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东彦预测，要满足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每年需要1.7万亿美元的融资。* 刘军红：《安倍要加入“一带一路”吗》，《大众日报》2018年1月17日。可见，对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客观需求，日本心知肚明。很明显，日本若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将获得巨大的现实或潜在利益；若继续无视或抵制，将丧失拓展海外市场的战略机遇。

从内政外交看，安倍内阁之所以首先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转变态度，关键在于借改善对华关系、参与“一带一路”合作赢得经济业绩，与其政权稳定程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以“安倍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政策是第二次安倍内阁谋求稳固的根基所在。从部分经济指标来看，五年来安倍内阁取得的经济答卷确实获得了国民一定程度的认可。譬如，日经平均指数从2012年12月26日10230.36点涨至2017年12月25日22939.18点的历史高位，有效就业率从2012年12月的0.83增至2017年10月的1.55。* 「安倍政権5年間の変化」、〔日〕『朝日新聞』2017年12月26日。促进经济增长的业绩为安倍赢得了相对稳定的民意支持率，为其推进政治、安全政策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政治空间。安倍谋求再度连任自民党总裁，实现“超长期执政”，更需要以稳定的经济业绩为后盾。而随着安倍执政日久，各方面资源消耗殆尽，又遭政治丑闻困扰，要保持较高内阁支持率、继续稳定执政的“战略牌”已越来越少，改善对华关系成为弥足珍贵的“战略牌”之一。因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对华经济合作关系，成为安倍内阁稳定执政基础的一个重要筹码。

(二)美国因素的促成

从经济层面看，“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充满机遇。中日企业各自具有特点和优势，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双边合作、第三方合作空间巨大。总体看，日本方面的优势在于技术和经验(包括工程、生产管理经验，与第三国沟通合作的经验，获取信息的经验等)，中国方面的优势在于资金、人力资源和高效的执行能力。“一带一路”沿线国项目多，工程量大，不仅需要技术和经验，也需要资金、人力资源和高效的执行力，中日可以优势互补，提高项目开发和建设的效率和效果。中日可以开展项目合作的领域众多，譬如日本政府向企业建议的节能与环保、产业结构优化、物流等三类项目。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直接推动了日本向“一带一路”靠拢。特朗普上台之初，安倍内阁曾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做工作”使美国回归多边自由贸易主义轨道，但此后美日在经济贸易领域的互动结果表明，安倍内阁尝试“管理特朗普风险”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特朗普毫不犹豫地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贸易政策上开始以美国自身经济利益为中心专注于双边贸易关系。* 〔日〕Takako Hikotani, “Trump’s gift to Japan”, 〔美〕“foreign affairs”, Sept./Oct. 2017.总体而言，比较从特朗普政府那里获取的美国对日本在战略、安全政策领域的鼓励和支持，安倍内阁在经济贸易方面因“特朗普冲击”而受到的压力更直接、更现实、更紧迫，转变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和政策、强化对华经贸合作的动力也由此而增强。

(三)“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的吸引

在节能与环保领域合作上，中国可借鉴日本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上的技术和经验优势，日本可利用中国在成本、人力等方面的优势，在中国或第三国开展合作。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中日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合作符合两国各自的利益需求，是下一步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有这样一个例子：日立在利比亚获得了一个发电厂项目，客户认可日立的技术和产品，但鉴于成本过高，要求订单中“中国制造”的比例要达到一半以上。最终日立联合中国的东方电气集团一起为客户提供了相关产品。* 陈言：《日本开始设想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并轨 中日企业合作有了机会》，观察者网，2018年1月4日。http://www.guancha.cn/chenyan3/2018_01_04_441689.shtml.再如，在2017年11月30日，由日本亚洲共同体学会主办的“一带一路”亚洲环境能源合作国际研讨会上，两国专家提出将“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东亚低碳社会相结合，这也是双方合作的良好方向。在产业结构优化领域合作方面，日方提出中日民间企业可以共同参与第三国工业园区和电力基础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例如共同开发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经济特区等，这有利于规避中日在第三国的恶性竞争，同时能够发挥两国各自优势，降低项目开发成本，提高项目运营效率，属于“三赢”合作项目。在物流领域合作上，日方提出利用连接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铁路，通过实施调查等措施推进制度改善，进一步优化在华日企通关便利化的项目等。日本出口欧洲的商品若通过中欧班列运输，将比海运节省一半的时间成本。2018年伊始，日本最大的货物运输公司“日本通运”宣布已与中国海关、铁运等部门商洽，将开通“日中欧”货物联运。

进入2017年，“一带一路”的世界性认知愈益增加。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29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140多个国家、80多个国际组织的1600多名代表济济一堂。论坛取得涵盖5大类、76大项、270多项的具体成果，该论坛成为日本各界重新审视、评估“一带一路”的重要窗口。“‘一带一路’构想是由中国一个国家倡导的构想，但自提出倡议以来不足四年，竟有如此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参与以该构想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同上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看，其覆盖范围已开始超出起初的对象区域，正在从最初的欧亚大陆广域经济圈构想向着以强化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新兴国家关系为目标的构想发展。2017年7月，穆迪国际评级机构授予亚投行最高信用评级。由此，“亚投行将得以发行低息债券，并以已缴纳资金为基础，完成新的融资目标，将来可望成为不局限于亚洲、讨论完成开发项目的一大平台”* 〔日〕伊藤亜聖：「中国の『一帯一路』構想と日本」、〔日〕『地域開発』2017年8月9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与国际反响给日本以极大的刺激，日本各界开始积极反思。2017年4月底，二阶俊博在率团出席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日本对“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进展感到“震惊”，并表示“敬意”，即贴切地表达出当时日本官方的反应。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日本对华合作的前景

日本高度关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贸易政策将产生的巨大影响，认为中国“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中心催生国外需求，不仅在建设领域而且将增加包括消费品在内的中国产品出口”，“特别是将中小企业推向国际竞争舞台，从根本上提升品质和技术”。“一旦物资开始流动，就轮到跨境电子交易出场了”。最终，“中国将主导制定与处理数字信息相关的事实上的国际规则”。* 《“一带一路”经济学，日本能入“虎穴”吗》，〔日〕《日本经济新闻》2017年11月20日。 “一带一路”建设持续取得进展，一方面促使日本投身其中，获取商机，另一方面危机意识、竞争意识也随之不断增强。日本战略研究界越来越倾向于“包含多方面内容的‘一带一路’构想所引发的课题，本质上是如何应对‘中国式全球化’”的挑战。认为“一带一路”构想既是“硬件的一带一路”，也是“软件的一带一路”。它不仅包括大量从中国走向南亚、欧洲等世界各地的“设施联通”，而且还有附着于设施出口之上的技术标准的普及、卫星情报网的建设、电子商务网络的构建，都值得密切关注。换言之，除基础设施所代表的“看得见的一带一路”之外，日本对“看不见的一带一路”也需要予以高度关注。* 〔日〕伊藤亜聖：「中国の『一帯一路』構想と日本」、〔日〕『地域開発』2017年8月9日。“在经济战线，日本不仅需要与美国退出TPP搏击，而且需要与关乎地区经济秩序的更大的问题搏击”，那就是如何应对中国在本地区的扩张，特别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日〕 Takako Hikotani, “Trump’s gift to Japan”,〔美〕foreign affairs, Sept./Oct. 2017.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转变是在国内国际多方因素综合作用下出现的。其中，经济利益与安倍内阁政治外交需求是根本动因，而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转变及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从正反两方面促成了这一转变，同时“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迅猛进展也吸引了日方对该倡议的关注日渐升级。

(一)经济合作充满机遇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和政策因素从正反两方面促成了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一方面是美国对“一带一路”态度转趋积极，2017年5月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一变化对日本构成强烈刺激，安倍内阁担心被美国“经济越顶”。另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日本“以自由贸易为引擎促进经济增长的贸易战略难以为继”，面临经济增长外部环境恶化的现实压力，才被迫调整战略设计。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在特朗普胜选的2016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超过对德国贸易逆差，仅次于对华逆差，在美国全部对外贸易逆差中占比9.4%。* 《日本经济新闻》2017年5月5日报道。2017年2月美日首脑会谈后，美国国会调查局就日美关系汇总报告称，会谈虽然“缓解了人们对两国同盟关系所抱有的担忧”，但美日之间的贸易问题并未得到解决。3月9日，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交要求日本开放汽车和农产品市场的意见书，质疑日本的汽车非关税壁垒和农产品高关税问题。此后，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财年上半年度(4月至9月)，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同比仍增长8.7%，达33,838亿日元。* 据日本财务省2018年1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两年来首次增加。其中，汽车带动的对美出口同比增长6.8%达151,11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791亿元)，进口增长10.3%达80,755亿日元。日本国内担心，特朗普政府可能通过日美经济对话机制，对日进一步施压，要求日本进口美国产品。此外，日本对华出口增至创纪录的148,914亿日元，超过此前最高的2014年(133,815亿日元)，对华贸易逆差减少23.7%。10月美国政府发布的外汇报告继续将日本列为货币政策的“监控对象”。11月特朗普访日期间，直接对美日贸易逆差表达不满，称“自由而且互惠的贸易是必要的，但是事实上同日本的贸易并不是这样的”；“美国长年遭受对日贸易赤字，每年接近700亿美元”。同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华盛顿发表演讲，强调“汽车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占据重要部分”，要求日本汽车厂商加强整车和零部件在美生产，减少从日本和墨西哥进口。* 日本共同社2017年11月13日华盛顿报道。对此，日本采取多头并进的应对措施，包括加速与欧洲完成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并签约。

中药质量的评价方法是传统中药制剂进入世界及被国际认可的关键所在。而中药指纹图谱已被业内人士认可，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由于中药指纹图谱全面反映了中药内在化学成分的种类与数量，与中药活性成分研究密切相关，因而能体现出中药的内在质量。护肝剂是由山茱萸、芍药、黄芩等几味中药经提取加工而成的制剂，而指纹图谱能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该制剂对抗肝损伤的诸多活性成分。根据中医学整体观念的理论，通过护肝剂复方中活性成分间的协调作用，达到对肝损伤小鼠机体多层面的调节，有效改善肝功能。可见中药指纹图谱为中药质量控制和监督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根据入库河道沿线的水塘、湿地分布情况，将入库河道分为四种类型：单一河道型、河道—水塘串联型、河道—湿地串联型、混合型。

“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迅猛进展令日本难以继续无视。自2016年起，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上取得的早期成果陆续落地，成果所产生的外溢效益、红利效应令世界刮目相看。在2014年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二年，仅有6%的海外受众同时听说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到2017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比例增至18%，在印度尼西亚、印度等沿线国家的认知度达到40%以上。* 刘军红：《安倍要加入“一带一路”吗》，《大众日报》2018年1月17日。截至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经济规模达到21.9兆美元，占世界的29%；人口约44.6亿人，占世界的63%；中国与沿线国的经济交流也逐年增长，2016年进出口总额达到9535.9亿美元，占中国整体的25.7%；中国对沿线53个国家的投资额(FDI)达145.3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5%；沿线国对华直接投资额为71亿美元，占外国对华直接投资额的36.3%；2016年沿线国家在华新设企业2905家，比2015年增长36%，占外国在华新设企业总数的10.4%；境外经贸合作区56个，遍及沿线20多个国家，累计投资额达185.5亿美元，总生产额506.9亿美元，给所在国创造税收10.7亿美元，解决就业17.7万人。* 〔日〕江原规由：「一帯一路をどう深読みするか——伙伴関係による一帯一路FTAの構築」、〔日〕『東亜』2017年11月号。

实际上，以上三类项目远未囊括中日合作的全部潜在领域，合作尚可进一步深化，目前还未达到点、线、面结合的“网状合作水平”，更未达到制度化合作的层面。着眼未来，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要实现制度化，确保两国企业间合作不因政策变动而中断，就必须考虑进行深层次合作，而这首先需要日本加入亚投行。正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所指出的，亚投行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机制性工具，日本应充分发挥在技术和发展经验方面的优势，早日加入亚投行并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鸠山由纪夫：日本可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中评社，2017年11月30日。http://bj.crntt.com/doc/1048/9/6/4/10489641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4896418.在日本学术界，有人提出“为确保能够持续扩大对需求显著的亚洲开发与增长的参与，日本应当以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为基轴，通过参加正在逐渐构建起制度化运营机制的亚投行，参与更加多样的广域经济圈构想”。* 〔日〕伊藤亜聖：「中国の『一帯一路』構想と日本」、〔日〕『地域開発』2017年8月9日。

(二)“合作中竞争”可能趋强

安倍内阁对“一带一路”抱有复杂心态，其认知仍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应对视野开始超出中日双边与地区经济合作范畴，融合战略与安全考量，上升到“维护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高度。若仅从经济合理性看，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充满机遇、大有可为。但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日本在参与合作动力增强的同时，危机意识、竞争意识也在增强，并以“印太战略”作为牵制、对冲的地缘政治工具，阻碍中日合作的深化，使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中，认为中国要通过该倡议“谋取经济霸权”是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之一。而2017年下半年以来日本主流媒体围绕“一带一路”的报道显示，日本的这一偏见并未随官方政策的转变而消除。例如，2017年11月20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题为《“一带一路”经济学 日本能入“虎穴”吗》；《朝日新闻》批评“一带一路”是“新殖民地主义”。

在日本国内，即便主张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也首先将分析重点置于中国的“经济利己主义”，认为“仅从经济层面看，‘一带一路’将给中国带来‘一石数鸟’的战略效果。一是将促进国际产能合作这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新形态；二是将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今后在‘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的存在感将急速上升；三是将促进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有效利用。不难想见，“一带一路”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今后将进一步上升”。“中国在推进构建‘一带一路’沿线FTA(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时，可能将首先以构建、升级伙伴关系的方式，与不同国家确立更能反映该国情况的经济交流总体框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双边FTA，然后再发展成为多边FTA，最终形成综合性的‘一带一路’FTA网络”。* 〔日〕江原规由：「一帯一路をどう深読みするか——伙伴関係による一帯一路FTAの構築」、〔日〕『東亜』2017年11月号。“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地区和世界发展的客观实际，是全球治理的创新型平台，更代表了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新时代理念，在推进过程中获得了众多成果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但日本还没有认真反思在发展理念上的滞后与对华偏见。

(三)“印太战略”阻碍深度合作

尽管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转趋积极，但上述某些带有偏见的基本认知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也不代表其对中国将该倡议“作为地缘政治工具”的主观意图或“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将导致中国地缘影响力扩大的客观结果的疑虑就此消除。这势必阻碍中日合作的持续深化，导致“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浅尝辄止。实际上，在安倍内阁转变态度与政策之后，日本对“一带一路”可能导致的战略外溢效果的认知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对该倡议的应对也开始超出中日双边关系与地区经济合作范畴，融合战略与安全考量，上升到“维护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高度，而“印太战略”成为牵制、对冲的得力工具。

按照田中明彦的解释，“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不仅在理念上契合日本人的价值观，而且维护和促进这样的世界秩序对整体日本国民今后的长期利益也是至关重要的”。日本为维护“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而推进的“印太战略”，目的在于“防范崛起的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普世自由价值观和公海自由航行权的威胁”。日本要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继续发展安保合作。* 〔日〕田中明彦：「『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の射程」、〔日〕『外交」第47卷、2018年1-2月。

安倍不但是“印太战略”的始作俑者，也是拉美国加入“印太战略”的幕后推手。安倍早在2007年在印度发表演讲时就曾提及“印太”概念。2016年8月在肯尼亚举行的第六次非洲发展会议(TICAD)上，明确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概念。2017年上半年访美期间，向美国大力推销这一概念。在日方的诱导下，2017年下半年特朗普访问亚洲之际，将“印太战略”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课题加以体系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2017年10月的政策演讲中使用“印太”提法达到19次之多。美国学者肯特·考尔德称，“印太战略”是对中国的全球性经济构想“一带一路”计划的战略性反应。美国希望通过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的合作在海上发挥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美〕肯特·考尔德：《特朗普东亚之行聚焦“印太”》，〔日〕《每日新闻》2017年11月26日。“印太战略”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冲和制衡作用，并不会因安倍关于两者之间可以对接、融合的积极表态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日方在推动“印太战略”过程中重安全、轻经济、搭建日美澳印“四国对话”的实际表现，已经给“印太战略”贴上了“制衡中国”的标签。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配对设计样本率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日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为安倍内阁改变消极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重要时间窗口和合作平台。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面临一些挫折的背景下，如果中日能够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创新合作模式，将给未来双边和多边合作带来福音，并可望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实验平台。推动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合作，首先需要两国在政治和外交上构筑互信、增进共识，而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的时间节点恰恰为双方提供了重要的机遇窗口* 〔日〕江原规由：「一帯一路をどう深読みするか——伙伴関係による一帯一路FTAの構築」、〔日〕『東亜』2017年11月号。。同时也要看到，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犹如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缩影：谋求“政经分离”，既要分一杯羹，又要牵制、对冲中国，显示了安倍“作为现实主义者和保守政治家的两副面孔”* 《日本的课题是对华软硬兼施》，〔日〕《日本经济新闻》2017年12月31日。。实际上，对于中日关系来说，“政经分离”历来是个伪命题，中日间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强烈地影响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反之，如果两国能够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累合作成果，深化经贸关系，对改善两国政治和安全关系的作用将产生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