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日本在亚洲国家强征大量妇女充当“慰安妇”，这是一项不可否认的战争罪行，也是侵害妇女人权的犯罪行为。“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政府及军队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非人道主义制度。日军在其占领地区普遍设立了所谓“慰安所”。* 根据日本“慰安妇”问题与亚洲妇女基金会数码纪念馆的资料，1942年9月日本陆军省恩赏课课长的报告里出现大约400多个慰安所，加上冲绳的130多个慰安所，数量至少达到530个以上。参见日本“慰安妇”问题与亚洲妇女基金会数码纪念馆网站，2015年7月1日。http://www.awf.or.jp/1/facts-07.html. 在这一制度的奴役下，40余万中国以及朝鲜半岛、东南亚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妇女惨遭日军蹂躏。这是当时日本政府和军方直接策划、各地日军及地方机构具体执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人类行为。* 苏智良口述、陈礼茂整理：《我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历程》，《史林》2006年增刊。虽然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已经结束了70多年，但“慰安妇”问题等历史遗留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严重阻碍了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和解进程。

2015年12月，日本和韩国通过外长会谈就日军“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确认该问题通过协议的履行得到“最终和不可逆的解决”。日本政府向韩国政府主导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出资大约10 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618万元)，同时要求韩方撤除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和平少女像”(即“慰安妇”铜像)。从“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文本上看，安倍政府取得了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而韩国朴槿惠政府做出了很多让步。

目前，韩日之间仍然存在岛屿争端、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中有关韩国的记述等诸多问题，而且在民间层面上长期存在互不信任，所以双方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韩国的民意和民间团体对“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有很强的不满，强烈要求韩国政府重新进行协商。因此，即使日韩双方在政府层面达成协议，但这一问题也跟其他历史问题一样，很难得到圆满的解决。

2016年12月，在釜山日本总领事馆附近，韩国一些市民团体设置了一座“和平少女像”。之后，韩日关系并没有像安倍政府所预期那样顺利得到改善，反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也很难得到有效执行。

由于韩国民意不能接受该协议,2017年5月文在寅政府执政以后，就“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向日方提出异议,主张该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对此，安倍政府并不积极回应，仍然坚持该问题已经得到完全解决。“慰安妇”问题再次成为日韩关系正常发展的重大障碍。

一、战后韩日“慰安妇”问题及历届日本政府的应对

“慰安妇”问题在战后国际法处理方面长期“缺位”，加上相关资料没有得到公开，而且“慰安妇”当事人由于个人人格和隐私等问题没有出面披露相关事实，所以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慰安妇”问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1990年11月，韩国37个社会团体联合成立“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道歉、赔偿，并且在历史教科书中加以记载。之后，韩国学界针对“慰安妇”问题开始大量发表研究成果，揭露日军的战争罪行。* 此时期，韩国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韩国精神问题对策协议会编：《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真相》，〔韩〕历史批评社1997年版；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编：《日军“慰安妇”问题的责任：历史及社会学研究》，〔韩〕草光出版社2001年版。 同年12月，在首尔举行的亚洲女性人权评议大会上，韩国代表公开提出“慰安妇”问题，呼吁亚洲各国共同关注。

1991年8月，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举行记者会，以自身经历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强征和性虐待“慰安妇”的罪行。她是第一位以实名身份公开揭露日军罪行的“慰安妇”受害者。此后，其他受害者也纷纷出来作证，而且日军设立并管理慰安所的相关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相继公开出版。* 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挺身队研究所编：《被强征到中国的朝鲜人军队慰安妇(1)》，〔韩〕 Hanul出版社1995年版；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挺身队研究所编：《被强征的朝鲜人军队慰安妇(1-5)》，〔韩〕 Hanul出版社2001年版；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挺身队研究所编：《被强征到中国的朝鲜人军队慰安妇(2)》，〔韩〕 Hanul出版社2003年版。

1991年12月，3名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并予以赔偿。此后，亚洲其他国家的“慰安妇”受害者也掀起对日索赔高潮。1992年7月，中国“慰安妇”受害者首次公开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要求，1995年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在国际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从1991年12月开始，日本政府内部进行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调查。1992年1月，日本《朝日新闻》开始刊登由吉田清治撰写的“慰安妇”相关报道。这些报道使得亚洲国家舆论进一步关注“慰安妇”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日本政府造成了舆论压力。

2014年8月，日本《朝日新闻》宣布撤销1991年至1992年刊登的与“慰安妇”问题相关的一系列文章。该系列文章引用旧日本军人的证词，证明日军在济州岛暴力强掳女性，强迫其成为“慰安妇”。* 「『済州島で連行』証言裏付け得られず虚偽と判断」、〔日〕『朝日新聞』、2014年8月5日。其实，日本国内也有一批持正义立场的人士，如：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慰安妇”问题专家吉见义明等人通过档案调查，证明“慰安妇”问题为日本军方所为，却被日本右翼分子斥为“叛国贼”。*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要求删除慰安妇相关记述》，环球网，2014年9月17日。http://mil.huanqiu.com/history/2014-10/5181372.html.对此，日本埼玉学园大学教授服藤早苗指出，“这种现象类似于二战以前的情况，日本媒体应该批判安倍首相的歪曲历史，但都闭口无言，这是非常可怕的情况”。* 《日本历史学界不能容纳安倍毁损慰安妇受害者的尊严》，〔韩〕《东亚日报》，2014年12月12日。

1992年7月，时任官房长官加藤纮一发表日本政府的调查结果，承认“慰安所的设置、‘慰安妇’的招募、慰安所的建筑、改建及其经营、监督，‘慰安妇’和慰安所的卫生管理，慰安所相关人士身份证明书的发放，均与(日本)政府有关系”，但同时又表示，关于日军“征用”“慰安妇”的方式，究竟是强迫还是诱骗，“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资料”。* 「加藤内閣官房長官発表」、日本外務省公式サイト、1992年7月6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aisen/kato.html.日本虽然承认了政府的介入，但模糊了强征性，否认日本政府的法律责任。

第一，协议中虽然提到日本的责任，但模糊了日本政府的法律责任，日本政府极力摆脱战争责任。

1993年8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慰安妇’问题的相关调查结果”，即“河野谈话”。* 『慰安婦関係調査結果発表に関する河野内閣官房長官談話』、日本外務省公式サイト、1993年8月4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aisen/kono.html.“河野谈话”明确承认，日本在二战期间在很多地方设置了慰安所，那里有很多“慰安妇”。“慰安所”是二战时期在日本军事当局要求下筹建的，旧日军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等。“慰安妇”的招募主要是由军方委托进行的，有经过花言巧语和施压而违反本人意愿的许多事例，也有一些是官方直接参与的。该谈话承认，“慰安妇”问题给很多妇女的名誉和尊严带来严重伤害，并对“慰安妇”所经历的痛苦与伤害表示道歉。

此后，细川护熙、村山富市等日本首相先后就日本的侵略历史发表谈话，向亚洲国家表示了道歉。尤其是村山富士在1995年战后五十周年纪念谈话中，对“慰安妇”问题明确表示，“从军‘慰安妇’问题是深深伤害女性名誉和尊严的问题”，并“表示歉意与反省之心情”。 * 〔日〕村山富市：『村山内閣総理大臣談話(戦後50周年の終戦記念日にあたって)』、日本外務省公式サイト、1995年8月15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danwa/07/dmu_0815.html.

城市地下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车站可能处在软基地段，为保证车站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需要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制定有效加固处理技术。其中，高压旋喷桩以其操作简单、效果显著等优势逐步得以广泛应用。

二、安倍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及影响

安倍晋三执政以来，对有关“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始终拒绝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甚至试图否认有关史实。2007年3月，第一届安倍政府在阁僚会议答辩书上写明，“政府所发现的资料中，没有发现能够直接证明所谓日本军队或官府强征的事实”。* 『慰安婦問題関連年表』、日本自民党公式サイト、2015年7月1日。http://jimin.ncss.nifty.com/pdf/news/policy/128434_02.pdf.

After grasping relevant knowledge and skills,the students should beencouraged and guided togointothefield they arenot familiar with before.

2013年5月，第二届安倍政府的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日本政府将不会修改承认日本军队性奴役的“河野谈话”，但主张“不应把这个问题变成政治与外交问题，这是安倍政府的基本观点”。* 《日官房长官强调安倍政府不会修改“河野谈话”》，环球网，2013年5月7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5/3909603.html.之后，安倍政府以及自民党内部也开始提出强烈要求，对“河野谈话”的真实性进行调查。

2014年6月，“关于河野谈话发表过程等的审核小组”发表《围绕“慰安妇”问题的日韩之间的意见交换——从“河野谈话”到“亚洲妇女基金会”》，指出“河野谈话”发表当时未能完全确认所谓的“强制性”和日本军队的介入。* 『慰安婦問題を巡る日韓間のやりとりの経緯～河野談話作成からアジア女性基金まで～』、〔日〕河野談話作成過程等に関する検討チーム、2014年6月20日。http://www.mofa.go.jp/files/000042173.pdf.该报告还对当时日本政府的善意和努力没有得到充分评价表示遗憾，特意将“河野谈话”说成是当时日韩之间政治外交方面的妥协产物。其实，由于审核小组成员中有对“慰安妇”问题的极端否定论者秦郁彦，所以该报告很难客观反映事实。

其实,1993年的“河野谈话”曾明确承认“慰安妇”征募的强制性和日本当局的直接参与，并写明了军方的发起作用和具体参与方式等，但安倍政府通过重新检验“河野谈话”的调查报告，试图否认有关的事实基础及可信性。

在安倍政府以及一些政客的错误言论下，日本国内右翼分子对“慰安妇”事实的否认以及歪曲主张迅速扩散。日本东京基督教大学教授西冈力发表《“慰安妇”问题——事实关系的检验及被扩散的误解》，否认“慰安妇”事实的“强制性”，批判“河野谈话”，并主张日韩之间的战后补偿已经得到完全解决。* 〔日〕西岡力：『慰安婦問題――事実関係の再検討と広まっている誤解』、日本政策研究センター、2014年。http://www.seisaku-center.net/sites/default/files/uploaded/ianfu-JAPANESE-02.pdf.2015年,西冈力再次发表《“慰安妇”问题——进一步解剖问题的核心》，指出《朝日新闻》取消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报道，否定所谓“强征”行为，批判日本的媒体和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道歉行为，甚至诬蔑当时“慰安妇”获取了高收入。* 〔日〕西岡力：『慰安婦問題――さらに問題の核心を迫る』、日本政策研究センター、2015年。http://www.seisaku-center.net/sites/default/files/uploaded/TheComfortWomenIssueinSharperFocus-Japanese.pdf.在这种背景下，“河野谈话”成为众矢之的。

察两组护理满意度情况，将调查问卷发放给50例患儿家属代替填写，总分数为100分，90分以上即为满意，60～90分即为一般满意，60分以下即为不满意。总满意度=满意度+一般满意度。

2015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七十周年谈话”，虽然提到继续“将在二十世纪的战争对众多女性的尊严与名誉造成严重伤害的过去铭刻在心”，只笼统地强调“日本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表示反省和歉意”，却并没有明确表明在殖民统治以及“慰安妇”问题上的反省和诚意。* 〔日〕安倍晋三：『内閣総理大臣談話』、首相官邸公式サイト、2015年8月14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ce/20150814danwa.html.安倍对“慰安妇”问题等历史问题的暧昧态度，引起了中国、韩国、朝鲜等国家的强烈不满和高度警惕。可见，对待“慰安妇”问题以及“河野谈话”的认识及态度，已成为日本政府如何看待过去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历史的试金石。

三、“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及日本的意图

2015年12月，日本和韩国通过外长会谈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了协议。本次协议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日方承认该问题是“在当时军方参与下给大量女性的名誉和尊严带来深重伤害的问题”，日本政府对此“痛感责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表达“由衷的谢罪和反省之意”。第二，作为补偿措施，日本承诺以政府预算出资10亿日元，供韩国政府建立有关支援财团，由两国政府合作恢复“慰安妇”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并治愈其心灵伤痛”。第三，双方确认“慰安妇”问题将通过协议的履行得到“最终和不可逆的解决”，并承诺今后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保持克制，避免就该问题进行相互指责。* 《韩日外长会谈结果(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问题相关协议内容)》，韩国外交部网站，2015年12月28日。http://www.mofa.go.kr/www/brd/m_4076/view.do?seq=357655&srchFr=&srchTo=&srchWord=

虽然从表面上看，当时日韩两国政府对协议内容评价较高，但从意图上看，安倍政府从国内政治、历史认识问题以及东北亚地区格局等多个层面上考虑，积极拉拢朴槿惠政府，加快了“慰安妇”问题的谈判进程并促成了协议。

在过去20年里，“慰安妇”问题受害者以及支援团体一直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给予个人补偿以及在历史教科书上记述等，并明确承担法律责任。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法律责任主要取决于“慰安妇”制度是否违背当时的国际法。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曾经下结论，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具有法律责任。但是，“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并没有充分满足韩国社会及国际社会舆论的要求，为问题的圆满解决留下了隐患，也反映了安倍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与政治、外交意图。

取对数生长期K562和KG1a细胞，以1×108/L的密度接种。加入60 μmol/L Rh2-S诱导细胞24 h，收集各组细胞，预冷PBS洗涤2次，按照Annexin V-FIT-C/PI双染细胞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用流式细胞仪分析细胞凋亡。实验重复3次。

1995年7月，日本设立针对补偿“慰安妇”问题的“亚洲妇女基金会”，但该基金会却以民间组织的面目出现，这表明日本政府无意承担“慰安妇”问题的法律责任，将其推卸给民间。自1997年1月开始，该基金会向韩国61名“慰安妇”受害者支付了每人200万日元(相当于12万元人民币)的补偿金。由于补偿金来自民间捐款，不少“慰安妇”受害者都要求由日本政府提供国家补偿，所以拒绝领取。2007年3月，“亚洲妇女基金会”因种种原因被解散。

法律责任是近20年来日韩“慰安妇”问题争议的焦点。韩国方面提出日本政府对“慰安妇”负有法律责任，主张1965年的《韩日邦交正常化协定》并未完全解决“慰安妇”受害者个人对日索赔权；而日方则坚称两国间的所有法律索赔已经通过该协定得到解决，力图排除日本政府的法律责任。

本次协议虽应韩方要求写入了日本政府“痛感责任”，但并未明确体现韩方的法律责任主张，而且这里的“责任”字样和“谢罪”“反省”等用语一样，其实未能突破道义层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没有亲自表示谢罪，也没有发送信函或直接拜访“慰安妇”受害者，这与历届日本政府相比明显欠缺诚意，值得怀疑其反省态度及诚意。因此，在此次协议中，日本政府没有明确其责任的具体内容，只是笼统地表明而已，从而掩盖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法律责任。

对于此次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安倍政府可谓功夫做足，千方百计地撇清与“侵略”“强征”“法律责任”“政府赔偿”等的关系。例如，在“慰安妇”问题的成因方面，只模糊地提及是出于“当时日军的参与”，而绝口未提“强征”；对于“慰安妇”受害者的经济补偿，则刻意强调其仅仅是“帮助”，而非“政府赔偿”，极力否认日本政府的责任，尤其是法律上的责任。另外，本次协议虽然提及“军方参与”，从表面上继承了“河野谈话”的精神和内容，但在实质上与“河野谈话”相比有所倒退，未能明确日本政府的法律责任，客观上给日本声称保留异议留下了空间。

第二，日本积极拉拢韩国，推动美日韩军事合作体系，给中国周边安全造成一定压力。

2015年9月，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并出席“9.3”阅兵仪式，把中韩关系推到新高潮。面对中韩关系紧密，日本政府通过舆论和媒体报道，也借助美国的力量，既向韩国施加压力，同时也积极拉拢朴槿惠政府，迫使韩国政府做出让步。

2015年1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商定加速解决“慰安妇”问题以后，密集举行三次会议。除了这些公开渠道外，两国还有更重要的幕后渠道，即时任韩国青瓦台秘书室长李丙琪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之间的秘密沟通，在焦点问题的互让和促成两国领导人会面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李丙琪是韩国前驻日大使，卸任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之职后，担任了青瓦台秘书室长这一要职，是具有亲日倾向的外交官。谷内正太郎是安倍首相的外交谋士，也是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智囊成员之一。

2016年7月，美韩两国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后，“萨德”问题在中美、中韩之间成为新的障碍，尤其给中韩关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日本借助这一“良机”，极力推动美日韩军事合作体系的构建。同时，日本利用朴槿惠政府在国内陷入政治危机的时机，于2016年12月与韩方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这必然给中国的周边安全带来隐患。

第三，日韩双方虽然就“慰安妇”问题达成“最终和不可逆的解决”，但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仍然阻碍韩日关系正常发展。

通常电影叙事会与文学叙事相比较。电影由镜头组成，镜头就是媒介，对现实世界有最直观的表达。文学叙事以文字符号为媒介的，有着远较电影叙事的自由度。与同是表演性的戏剧叙事相比，电影因其镜头可以移动、切换、剪辑而具有了更为广阔自由的表现时空，此外电影还可以采用顺叙、倒叙、插叙等多种叙事结构进行叙事行为。因此，独特的叙事特点，是电影艺术构成的关键。也正是因如此，相关工作者对电影叙事的实践探索，一直贯穿在整个电影艺术发展史之中。

眼破坏性手术包括眼球摘除、眼内容物剜除、眶内容物剜除[1]，对患者容貌影响较大，也给患者及家属带来巨大的痛苦，应尽量避免这类手术。因此，分析了解致残性手术的原因，有助于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患病人群加强预防措施和致残性疾病的筛查，减少疾病的发生和减轻手术的破坏程度。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011年7月至2017年9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行眼球摘除、眼内容物剜除、眶内容物剜除术的676例（676眼）患者的临床资料，现在报告如下。

在推广全民健身的过程中，青壮年在其中占据主要力量，因此，就需要针对以青壮年为主的健身群体，增加其紧迫感以及责任感，使其能够充分认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但是在目前，一提到锻炼身体，大部分人都会找出各种理由进行推脱，并没有意识到身体保持健康的重要习惯。由此可见，如果更好的增加全民健身意识，提高身体素质，就需要对其进行观念的转变，提高其健康意识。

在该协议里，日本政府承诺出资大约10亿日元资金，支援韩国建立“和解与治愈”财团，但这并不是赔偿，也不是补偿，而是采取了“支援”的形式。韩国方面一直要求日本承认“法律责任”和“赔偿”。但日本政府却没有明确地承认“法律责任”，而且采取了“支援”的方式。因此，韩国国内不满之声高涨，没有明确表示撤走日本驻韩大使馆附近的“慰安妇”铜像。此次协议内容非常暧昧，过程也异常草率，给今后韩日关系留下了祸根。

考虑到装置使用场合的多样性，在设计电路时芯片采用锂电池供电，供电电路如图6所示。锂电池供电时将电池与芯片VCC直接相连，简单便捷。交流电供电电路设计中为保证电流稳定，电路采用MIC29302BU电源稳压芯片，该芯片具有稳定性强、准确性高、稳压范围大等优点，其输入电压最高26 V，输出电压范围1.25 V ～ 26 V，输出最大电流为3 A，在工业中广泛应用。

目前，日韩双方就日本政府的法律责任问题、“慰安妇”强制性问题、对“慰安妇”受害者的补偿方式、“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的履行以及“和平少女像”等问题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尤其是韩国舆论和民众对“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表示强烈不满，所以“慰安妇”问题必然成为日韩关系的一个重要症结。

四、韩国新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及韩日关系走向

日韩双方达成协议以后，日本国内普遍评价很高，也期待尽早改善日韩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强调，“我们的子子孙孙不应继续背负不断谢罪的宿命，今后日韩关系将迎来新的时代”。* 「安倍首相発言全文、次世代に謝罪する宿命を背負わせない決意を実行」、〔日〕『産経新聞』2015年12月28日。

与此相比，韩国舆论普遍不满，尤其是韩国反对党纷纷主张重新进行协商。2015年12月，时任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代表文在寅强调，“慰安妇”问题的解决核心是日本政府承认法律上的责任及以此为基础的谢罪和赔偿。如果没有解决这一核心问题，那么“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不可能得到最终和不可逆的解决。* 《韩国共同民主党文在寅代表在第180次最高委员会上的冒头发言》，〔韩〕Naver，2015年12月30日。http://news.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sec&sid1=123&oid=305&aid=0000018067.据韩国盖洛普调查数据显示，对日韩协议给予肯定评价的受调查者占20%，给予否定评价的受调查者占54%，大大超过了给予肯定评价的人数，而且认为有必要重新协商的受调查者达到了58%。由此看出，韩国舆论对“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的不满态度，为后来“慰安妇”问题重新成为韩日关系焦点埋下了隐患。

2016年9月，韩国共同民主党举行国会议员总会，决定将“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是“无效的，必须重新进行协商”作为该党的方针。同年12月，在釜山日本总领事馆附近的道路边上，韩国的一些市民团体设置了“和平少女像”(即“慰安妇”铜像)。对此，2017年1月日本政府采取对抗措施，下令日本驻韩大使长岭安政和驻釜山总领事森本康敬回国。这是2012年8月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上独岛(日本称“竹岛”)后，日本政府召回驻韩大使武藤正敏回国以来，时隔四年半的又一次对抗措施。此外，日本政府中断日韩两国之间的货币交换协议，延期进行日韩高层经济协商，责令驻釜山总领事馆官员禁止参加釜山市的一切活动。* 〔日〕 塚本壮一：「釜山総領事館前にも少女像設置の波紋」、〔日〕 『東亜』、2017年2月、No.596。

例如，针对于小学生这一群体来说，其对于流行音乐是非常追捧的。因此，音乐教师在培养学生节奏感的过程中，也可以投其所好，引入一些节奏感较强的音乐，来达到培养学生节奏感的目的，使培养目标得以达成。比如，教师可以引入周杰伦的《双截棍》，不仅为学生播放相应的音乐，也为学生播放相应的歌曲视频等，充分的增强课堂的感染力，使学生更好的感知音乐节奏，这对于学生本身节奏感的提升将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2017年1月，安倍首相在NHK的“星期日讨论”节目中强调，“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已经确认了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日本已经提供10亿日元，并诚实地履行了义务。现在韩国政府应该拿出诚意。即使政权交替，也要履行协议，这是国家的信用问题”，从而再次向韩国政府施加压力。* 「安倍首相『次は韓国が誠意を』少女像撤去求める」、〔日〕『朝日新聞』2017年1月8日。 但是，当时朴槿惠已经在国会遭到弹劾，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无法正常应对“慰安妇”问题。

关于协议的效力问题，“最终和不可逆的解决”这一表述体现了日本政府尽快了结“慰安妇”问题的强烈意愿，也反映了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极力摆脱战争责任的意图。尽管如此，问题的解决将协议措施的履行设为前提，所以 “最终解决”的前景仍具不确定性。尤其是“不可逆”这一词，意在杜绝争议的复发，防止因个别政要的言行、单方面法律诉讼或补偿金退还等再度引起政府间争端。但由于历史事实和法律责任的争议依然存在，加上韩国民意的强烈不满，难以排除民间争议升级的可能，必然影响韩日关系。

安倍政府极力强调，协议的达成意味着韩国将按约定撤除“和平少女像”。韩国政府则表示，“将努力通过与相关团体协商来解决问题”，这实际上意味着韩国政府将不介入这一问题。其实，设立“和平少女像”正是韩国民众对于日本逃避责任、回避历史的抗议，日本政府不可能不明白。但安倍政府却回避问题的本质，强烈要求撤除“和平少女像”，采取强硬报复措施和施压，无异于否认历史事实，拒绝承担责任。解决“和平少女像”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日本政府就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罪行进行真诚道歉，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并进行正式补偿。

2017年5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通电话，在祝贺其当选的同时，就2015年“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重申期望韩方切实履行协议，以构建面向未来的日韩关系的基本立场。对此，文在寅指出，“大部分韩国国民在情绪上无法接受这项协议，这是需要面对的现实”，并表示韩国很难接受 “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 《文总统向日本首相安倍强调，韩国大多数国民从情绪上不愿接受慰安妇协议》， 〔韩〕 联合通讯社网站，2017年5月11日。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7/05/11/0200000000AKR20170511145300001.HTML?input=1195m.

文在寅是在朴槿惠遭到国会弹劾的情况下，通过提前选举当选总统，在这一过程中韩国市民的“烛光示威”，尤其是民心取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文在寅曾经主张“日韩协议是无效的”，要重新进行协商。因此，文在寅政府会重视韩国舆论对“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的态度，考虑到自身的政治倾向必然慎重对待该协议，不可能跟日方顺利达成妥协。

11.在评讲作文时，52%的同学希望能同学相互评讲，教师作指导，32%的同学希望以是师评为主，生评为辅，少数同学希望老师讲，学生听。

不久前，韩国外长康京和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马尼拉举行会谈时，日方要求韩方遵守2015年的双方协议，而韩方指出韩国大多数国民无法接受协议的现实，两国主张再次对立。由此可见，韩日围绕“慰安妇”问题的争论将会持续下去。因此，双方虽然达成协议，但没有像安倍政府所希望的那样，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和不可逆的解决”。

五、结论

长期以来，历史认识问题一直是横亘在日本与中、朝、韩等东北亚各国之间的最大障碍。日本始终未能对其侵略历史做出彻底的反省与道歉，这使得历史问题非但未能随着时光的消逝而有所淡化，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积累、发酵乃至爆发。

膜分离法的关键是膜材料的选择，目前主要的膜包括无机膜、有机膜和混合膜，其中无机膜一般具有纳米孔道结构或无孔结构，具有热稳定性高、化学性质稳定、使用寿命长等优点，但可塑性差，价格昂贵，易破损；有机膜一般为有机聚合物膜，单位体积具有较大的过滤面积，因此具有较好的气体选择性和机械性能，且投资少，但无法在高温和腐蚀环境下工作；混合膜具有易加工、低成本、高机械性能和热稳定性、高选择渗透性等优点，但由于相界面存在缺陷，兼容性不好，使得无机纳米颗粒在有机聚合物膜上的分散度较差。

2017年韩国又新建了11座“和平少女像”，全国各地总计达80座。据韩国统计，“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下36位。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慰安妇”受害者不仅没有得到精神上的治愈，也没获得经济上的补偿，而且很有可能含冤死去。如果日本政府还不进行真正的反省和补偿，而只强调“道义上的责任”和“经济上的帮助”，那么即便这些当事者离世，日本政府也永远摆脱不掉历史的责任。

由于安倍政府不会轻易改变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态度，韩国总统文在寅也不易改变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所以“慰安妇”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和平少女像”会继续在韩国增加。安倍政府虽然极力拉拢当时的朴槿惠政府，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让步从而达成协议，但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慰安妇”问题不仅是日韩之间的问题，而且是中国、朝鲜* 最近，朝鲜出版了与“慰安妇”问题有关的资料集，也开始了相关研究。参见〔朝〕《日帝的日本军性奴隶犯罪与朝鲜人强征真相查明文献资料集》，〔朝〕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菲律宾等曾经遭受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与日本实现和解的重要历史问题。这些历史问题的和解，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之间的协议，而是要通过人民之间的真正和解才能实现。如果没有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和解，尤其是没有加害国——日方的真心诚意和有效措施，那么跟2015年的“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一样，即使达成了政府间的协议，也很有可能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因此，今后对于安倍及其继任者而言，如果继续执着于避重就轻、“打小算盘”、搞“文字游戏”，而不能彻底和真诚反省，取信于亚洲各国人民，那么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历史认识问题，仍将成为长期阻碍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实现真正和解以及东亚区域各国实现合作发展的“绊脚石”。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病各种年龄、性别都有易感性，其中6周龄至6月龄的猪较多发，但以3月龄仔猪最为易感。本病的发生多呈最急性型或急性型，急性暴发猪群，发病率和死亡率一般为50%左右，最急性型的死亡率高达80%～100%，该病的发生常因饲养环境突然改变、猪群的转移或混群、拥挤或长途运输、通风不良、湿度过高、气温骤变等应激因素，引起本病发生或加速疾病传播，使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