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学术界探究其理论基础的研究也日渐深入。有学者基于西方供给学派理论，沿袭“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政府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观点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认为“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供给影响经济周期，将供给结构所决定的供给创造需求能力的变化当作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1]“新供给经济学”强调经济持续增长的“元动力”不在于需求侧，而在于供给侧产出及相关的制度供给；[2]也有人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3]等等。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能照搬凯恩斯主义，也不能照搬以供给学派为理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4-5]有的论者从马克思主义供求关系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为供给与需求都存在总量、结构、长短期的问题，不能混淆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改革的区别，因此必须全面协调配套深化改革、供给与需求两端发力、长短期结合兼顾。[6]也有论者基于马克思的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理论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为在经济结构性调整中应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7]等等。

综观已有研究，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解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误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上错误的轨道，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局限和主张失策便是佐证；有的论者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分析，虽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但阐述还较为笼统，且失之深入精确。我们以为，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不仅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硬核：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分析的逻辑起点，而且要以马克思价值理论体系为基础，从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深入探讨价值创造到价值实现的理论逻辑，才能认清市场现象上的供求均衡或者供求失衡背后的深层因素。因此，本文通过马克思价值理论与西方供给学派理论的比较分析，来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二、供给学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渊源及其背景比较

在西方众多经济学家中，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是将古典经济学引向庸俗轨道的代表者。所谓“萨伊定律”的供给自动决定需求，从而决定经济增长和市场均衡的思想继承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即基于“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假设，诚如斯密所宣扬的“追逐个人私利有助于实现公共福祉”的论调。对基于经济人自利假设在形式上关于供求的肤浅分析，马克思斥之为萨伊的咿呀学语和李嘉图的无稽之谈。[8]可以说，“萨伊定律”将供给决定需求这一古典政治经济学命题推崇到了极致，以至于完全忽略了需求侧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更不用说社会经济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这种既庸俗又流于肤浅的观点为后来的供给学派所继承。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面对“滞胀”这一新的经济危机现象时束手无策，在反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之中，供给学派应运而生。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原则不能对付“滞胀”，政府强化干预是使经济陷入经济增长停滞与严重通货膨胀两难境地的主要原因。“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措置不当，造成了总产出的不稳定和通货膨胀的迅速上升。”[9]特别是在里根总统上台后，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及经济政策主张构成了“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3．1 OAE和ABR联合运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OAE具有客观、快捷、重复性好、稳定性强、无创伤及良好定位能力等特点，ABR是客观听力测定更敏感的方法，可作为诊断的主要手段。因此联合运用，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点，达到最佳效果。近6年本县共筛查27 662例，初筛通过率90．12%，复筛通过率为85．95%，总通过率为95．22%。复筛真阳性率（44．59%）远远高于初筛真阳性率（3．77%）。说明利用OAE进行初筛和针对性的复筛，有效地提高了真阳性率，进一步缩小了使用ABR检测的对象范围，提高了效率。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供给问题，“里根经济学”要解决的供给问题是有其背景规定的。面对当时美国经济中出现的“滞胀”问题，美国联邦政府依然奉行凯恩斯主义，导致了巨额持久的财政赤字，尤其是以钢铁和汽车行业为代表的制造业的衰落尤使得本已困难的美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一方面，以财政赤字为基础的美国联邦政府支出构成了社会需要的重要部分，但经济滞胀使得赤字财政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以债务扩张为基础的个人消费根植于美国当时的福利政策，加之为应对经济衰退而实施的较低的存款利率和较高的通货膨胀，使社会个人储蓄乏力。在此背景下，“里根经济学”转而借助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企图刺激供给端来摆脱“滞胀”，事实证明这是扬汤止沸，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滞胀”问题，说到底是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在经济运行层面的表现，当然“里根经济学”是不承认这一点的。

虽然可以说，市场经济的一般经济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适用并依然发挥作用，经济新常态是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必然阶段，经济新常态下要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10]但必须看到，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也是有其特殊背景的，概括讲，就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这一现实国情，结合经济发展新常态所面临的新问题所提出来的。即是随人们的收入提高，消费需求也日益多样化、个性化、高级化，这对社会主义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生产关系方面还存在一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以往的体制机制主要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过去高速增长所积累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经济发展动力，创新驱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关键，结构调整是重点，其本质在于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其形式是从供给端入手，解决经济运行中所面临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价值形成与创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点的理论解释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从现象形态看是产能过剩和高端消费外溢，从本质上看是生产结构性的失衡。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着力点应是围绕物质资料生产为核心的结构性调整，以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和结构均衡。对此深入的探究还得基于马克思价值理论体系，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价值形成与创造的理论解释为基础。

供给学派在继承萨伊“生产创造效用”这一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还更进一步，把供给等同于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指实际完成的卖的次数等于买的次数，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但这种教条式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11]135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揭露依据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萨伊理论，是缺乏科学的价值论基础。它否定了劳动对价值的创造，不清楚价值的真实来源，则不能从价值生产为主体出发去说明价值的流通、实现和分配，也就无法找到市场上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买卖脱节形式的矛盾演化为危机的可能性已经潜伏在商品内在矛盾之中，而商品内在矛盾则又根源于简单商品经济中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马克思讲，“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11]145

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实行来看，它是伴随体制转型、经济格局由“短缺”转向“过剩”这一长期过程中的阶段性战略举措。就目前产能过剩而言，无论是无效低端供给，还是库存积压，生产过剩矛盾的症结都埋藏于我国生产性结构的矛盾之中；也就是社会使用价值供给的有限性和社会价值构成要素不能满足新的消费需求变化(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最终消费)。根据上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体系，供求关系在这里不是对个别商品而言的，而是针对整个产业部门的商品和整个社会的需求。因此，量的问题就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量是由需求来规定的。马克思说，“使用价值本身不具有价值本身所具有的无限度性。一定的物品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被消费，才是需要的对象。……因此，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在自身中含有某种限制，即对该产品的需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现在不是由生产者的需要来计量，而是由交换者的总需要来计量。当不再需要某种特定的使用价值时，产品就不再是使用价值。产品作为使用价值是由对它的需要来计量的。”于是“由使用价值来估量产品，在这里被断然规定为由交换者对该产品的总需要，即由总消费量来估量产品。”[12]这就是说，现有的社会需求水平规定了社会使用价值总量不是一个无限增长的量，而是一个既定的量。并且社会使用价值总量的有限性决定了社会价值总量的有限性，在总需求水平和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社会使用价值总量所需要的社会必要时间总量，也总是一定的。[13]当然，在总需求变化、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情况就复杂的多了。如果社会生产出来的产品超过需求，这些多余的产品就无使用价值，产品交换不出去，没人使用，生产它的社会劳动得不到承认，其价值也就实现不了。这说明，商品不仅要按照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而且还要在商品的使用价值满足社会需求的前提下，取决于社会需要该种商品使用价值量应使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求，那么，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量是否符合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量上一定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量上一定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14]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含义。如果分配在该种商品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超过了社会对该种商品的社会需要量，那么这些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要么贬值，要么无法出清，是资源的一种浪费。同时，从无效低端供给产品的价值构成来看，简单的活劳动要素和知识技术含量低的物化劳动形成的价值比重大，而复杂的活劳动要素和知识技术含量高的物化劳动形成的价值比重小，这样反映在市场上是质次价高的产品难以满足新的需求变化。所以，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是供给与需求的对立统一，是根植于生产性结构的矛盾之中，不是供求关系支配商品价值，恰恰相反，而是商品价值说明供求的变化。

初中学生英语成绩主要受自身智力因素以及外在因素的影响，外在因素则包括英语老师教学方法、英语学习环境等等，是学生英语成绩以及英语表达能力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许多初中英语老师已经认识到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性以及因材施教的重要性，采用并推广了一些符合个性化教学基本要求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比如分层教学法。

可以说，拉弗曲线是供给学派的思想精髓所在，是供给学派主张减税的理论依据。供给学派认为，因通货膨胀而提高的高额累进税率不但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还阻碍了投资，降低了资本存量，同时还引起了资本外流。供给学派还将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归结于税收和税制，从供给角度认为通货膨胀就是需求和供给的分离。[16]36通货膨胀与供给不足是一个恶性的相互循环，在需求过度、供给不足时引起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进一步又抑制供给，最终形成了“滞胀”。于是供给学派开出治理通胀和滞胀的“药方”自然就是削减政府开支和减税，这里的“减税”指的是边际税率的削减，以及削减额外的或新的收入税率。因此，税收负担不仅包括政府总支出，还包括由于征税而导致的刺激不足所带来的全部生产损失。[18]实际上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特别强调对边际税率的削减，在实际操作中削弱了税收的累进性，造成了主要给富人减税的政策效应；削减政府开支的政策主要是削减了社会福利开支，导致了“劫富济贫”的后果。[19]

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片面地强调供给的扩张，不仅忽略了需求，而且忽略了流通环节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源于供给的真实扩张和生产率的持续上升；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能够持续稳定地供给，经济才能实现长期增长；生产率持续上升，形成高效率的生产机制，才能为消费者提高日益增多的产品。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供给扩张不等于有效供给的增加，供给扩张也不意味经济一定增长。经济增长中的供给和需求从来都是相互作用的，不存在只有供给没有需求的经济增长，也不存在只有需求没有供给的经济增长，供给的增加并不意味需求的增加。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同时还包含介于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价值实现环节。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要阐述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的质与量的规定性，明确规定了价值的实体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而“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11]48并且使用价值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虽然，市场经济生产的目的不是商品或物的使用价值，而是价值。但是，社会对使用价值总量需求的限度规定了商品价值总量的实现程度。与价值创造不同，价值形成就不仅有活劳动的作用，也有物化劳动的作用。因为，按照价值形成来看，无论全社会生产的年总产品，还是任何单个商品，其价值构成都由三部分组成：C+V+M，C部分为通过工人具体劳动转移的生产资料旧价值，是过去劳动创造的价值，即“计算对象化在这个产品中的劳动”。[11]218因而，从价值形成来看，发生作用的不仅有劳动，而且还有技术、管理、知识、资本、土地等要素参与其中。当然，创造新价值V+M的只是活劳动。所以，价值形成是各种生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价值流通与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运行解释

在马克思价值实现理论中，价值实现的途径是等价交换，这不仅要求价值总量在数量上要等于社会必要的劳动数量，而且要求社会再生产按照一定比例关系协调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是从社会总价值运动及平衡来考察价值实现的，包含的总量间平衡关系及其结构和比例间的平衡关系，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按照客观比例实现再生产。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过程或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这两种补偿不仅要求总量的平衡，还要求结构的平衡。首先，社会总资本是由个别资本构成的，个别资本的再生产与循环并不是相互孤立、彼此隔绝的，而是通过流通过程而相互联系；其次，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第Ⅰ部类所提供的生产资料必须满足两大部类再生产的需要，第Ⅱ部类所提供的消费资料必须满足两大部类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需要；最后，从价值构成来看，社会总资本分为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以及剩余价值(M)，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耗费与补偿的过程，这不仅在总量要求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平衡，同时也要求结构上的平衡，即价值和实物的双重补偿。联系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产能过剩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再生产结构性失衡问题引发的，表现为总供给的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不匹配。一方面，在前期刺激政策的鼓励下，各地盲目投资，一味追求增长速度而忽略了发展的质量和结构的协调，导致了大面积、多行业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高端消费产品需求旺盛而供给相对落后，需求得不到满足，催生海外购物的热潮。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要通过优化供给结构以提高供给质量，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实现社会总资本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同时，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关系，以达到社会总价值的实现。这样，也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淘汰陈旧落后产能，将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当然，供给学派也认为经济增长决定于供给的真实扩张和生产率在经济中的作用，这点是值得肯定的，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提倡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促进全要生产率的提升有共同点，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只是单纯的提高生产力，还要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也并非单纯将供给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是通过深化改革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鉴于ELSD方法浓度与峰面积不成线性关系，而是取其对数再进行线性回归，并且硫酸根在C18柱上保留较弱，进一步探索采用离子色谱法电导检测法（HPIC-CD）测定硫酸核糖霉素中硫酸盐含量的方法。本文在文献[7]基础上，优化了淋洗液浓度和流速，在新建立的色谱条件下，硫酸根离子可以与常见阴离子均良好分离。

由图2分析，徐州市大型商业综合体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据其核密度空间分布状况，研究发现徐州城市大型商业综合体具体分布于老城片区、坝山片区、铜山片区、新城片区。徐州市大型商业综合体的核密度分析表明商业综合体的空间分布整体呈中心集聚与分散并存的态势，且表现出以中心城区的老城片区向外围扩散的特征，与老城片区相比，外围商业综合体的集聚规模偏小。

马克思的供给需求理论是建立在价值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不仅分析了在供求一致时的价值创造问题，同时还分析了受供求不一致影响的价值实现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往往是以资本主义市场完全竞争为总前提，来分析价值问题的。这样，才可能假定供求均衡(或者不考虑供求因素)的条件下，阐明抽象劳动创造商品价值，一般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劳动力商品化和货币转为资本，剩余价值的创造和一般剩余价值率以及一般利润率，乃至通过部门内部竞争条件形成的市场价值，按照优、中、劣三种生产条件中的一种情况的个别价值来调节市场价值等问题，这些都不是由供求变化引起的，而是市场价值本身的调节，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的进一步规定、具体化和发展。这样，才能在价值创造及其一系列理论构建中，进行研究上的逻辑抽象，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因素。然而，当回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中，部门之间的竞争，资本的自由转移，利润率的平均化，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品的生产价格与其劳动耗费不再直接相关。在这种情况下，说明市场价值实现的现实运动就不能再假定供求是均衡的。马克思基于供给与市场价格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角度，系统分析了供求关系的变化及其对商品市场价格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市场价值的实现。具体讲，供求之间不平衡与市场竞争相关，供不应求是卖方市场，卖方一致团结，买方竞争分化；反之供过于求是买方市场，买方一致团结，卖方竞争分化，其中价格竞争是买卖双方的基本竞争手段。因而供求不平衡中的价格竞争则会使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发生偏离。马克思认为，这种偏离有两种情况：一是如果供给量过小，市场价值总是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二是如果供给量过大，市场价值总是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这里不管市场价值由两个极端的哪一端来调节，都必须通过供求变动调节市场价格波动来实现。可见，供求关系不是决定市场价值的内生变量，而是影响市场价值的外部条件。因为，它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波动，可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反作用于生产，引起不同条件下生产的产品结构的变化，最终影响市场价值的变化。[17]因此，马克思供求不一致影响价值实现的阐述，说明当前产能过剩的行业如钢铁、煤炭、水泥、光伏、房地产等的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往往是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供求偏离大，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偏离也会大；并且这些行业的固定资本占用高、资源消耗大，投资建设周期较长，一旦产能过剩，去库存在短期内难以办到，同时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稳定就业及任期内的政绩考虑，也缺乏压缩本地区过剩产能的动力。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表现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增长在由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的转变过程中，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所表现出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和高库存占用过多资源，在短期内难以消化；即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呈现出中高端供给不足，无效低端供给过剩的结构性矛盾，造成了资源错配，在生产领域表现为产能过剩，流通领域则是库存积压，这个现象背后的成因需要从产业资本循环是否畅通，社会再生产比例是否平衡来进一步认识。

五、价值分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的理论解释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落实“新发展理念”，破解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坚持共享发展，切实保证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和落脚点。经济新常态下的结构性短缺和结构性过剩问题，是一个资源错配的问题，虽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能忽略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领域存在失灵，不能自动有效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西方供给学派继承了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和三要素创造价值理论，并以此作为价值分配的依据。供给学派认为，为了克服贫困，“人们应该丢掉用再分配的方法来克服不平等的想法”[16]103，而主张通过提高投资率来提高穷人的收入。并且认为随着专业分工复杂化和精细化，工人因为掌握专业的技能将会获得更多报酬。在这里，供给学派只是看到了工人收入的绝对量的增加，却没有看到工人在创造更多新价值的同时，与资本利得相比劳动报酬相对量减少；同时，还将贫困存在原因归结于富人投资的减少，认为如果“竭力从富人那里拿走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的投资，而把资金给予穷人，这样就会减少他们的工作刺激，就肯定会降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并限制就业，从而使贫困永远存在下去。”[16]103供给学派这种投资促进供给增加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以减少贫困的观点，只看到价值或财富的增加，但却忽略了价值分配的作用，这一观点在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中得到充分地体现。

西方供给学派以萨伊定律为理论内核，秉持的价值论基础是“效用价值论”，即将人的主观欲望满足及其评价当作效用大小的基础和标准，从而忽略了商品客观的本质属性，认为生产只是财富或满足人们某种效用的生产，且割裂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内在联系。这是由于萨伊把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其“效用价值理论”的理论基础是他的生产理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生产数量不是以产品的长短、大小或轻重估计，而是以产品所提供的效用估计。”[15]59也就是说生产不仅创造了效用，还创造了价值。萨伊进而认为供给(生产)能创造出需求，而供求双方决定商品的价值，生产费用是价格的基础，但供求关系对价格具有调节作用，“价格是测量物品的价值的尺度，而物品的价值又是测量物品的效用的尺度”。[15]60显然，萨伊没有意识到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因此萨伊不可能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性，又遑论供求失衡所表现的经济危机。而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继承了这一理论传统，从供给自动创造出需求出发赞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同样将财富等同于价值，认为价值有取决于各种各样的财货所能给人们带来的“欢乐”或“效用”的满足程度，并且“财富是由那些可以保证将来有源源不断的收入的资产构成的。”[16]71而资产结构又是由各种投资组成，投资来源于储蓄。因此，得出一个国家财富取决于由储蓄转化的投资，储蓄意味着未来生产消费品的能力的观点。于是，解决供给问题，要刺激储蓄，因为这些因素关乎着经济增长。当储蓄无法形成时，自然的选项就是为资本减税了。

事实上减税所涉及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本质上是价值分配。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价值分配是生产关系的背面，一定的分配关系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分配关系在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特定的分配关系反映特定的生产关系。并且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总过程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对分配做了重要的阐述：物质生产总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它们之间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差别性；居于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是生产，“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20]23同时其他环节也反作用于生产，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生产，各个环节是有机联系相互联系的。因此，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生产关系(狭义的)、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构成这一“总体的各个环节”，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而其中作为特定生产关系所规定的 “分配关系的历史性即暂时性”，是指任何分配关系都不可能是永恒的，它只能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就我国实行的按劳分配而言，其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性质决定的，但是不能认为马克思价值理论与按劳分配无关。马克思认为，分配从属于生产，即“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了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了参与分配的形式。”[20]19因此，价值创造是价值分配的基础，生产要素所有权是决定分配的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人民是价值的创造者，生产了可供分配的物质财富，在具有个人劳动力同时，在社会或集体的范围拥有生产资料，因而必然以按劳分配方式参与价值分配。[2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单纯地为了供给而从供给侧进行改革，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规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就在于满足消费需求，即立足于消费结构升级，从需求端入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遏制收入差距扩大。当前以公正合理、人民共享为价值取向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的在于缩小收入差距，均衡居民收入增长，增加有效需求，提高消费水平，策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良好契机，借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破行业壁垒，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破解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难题。因而现在所面临的供求失衡不再是因供给不足而导致的需求过剩，而是中高端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剩的供需结构性失衡。因此，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落实调控收入差距政策，调整居民收入结构，是实现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重要手段。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目标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需要在初次分配中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也需要在再次分配中适当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税费负担，还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免除低收入群体的后顾之忧。持续增长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需求规模扩大、消费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收入群体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一般而言，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中等收入者次之，而高收入者最低，“提低扩中”是从需求侧入手，以需求规模和消费结构为着力点，与供给端的改革措施形成合力，共同提升产品供给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大英博物馆转心瓶解说词链接：http://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aspx?objectId=264989∂Id=1&searchText=Qianlong+vase&page=1

因此，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实现价值分配目的，遏制分配不公恶化趋势，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助力经济转型升级。相比于供给学派的“减税”和新供给经济学按要素贡献和稀缺性分配原理，马克思价值分配理论更加深刻，也更加有理由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很快，老太医端上几碟小菜，一壶老酒。秦铁崖小酌一口，诧异道：“还真是芝麻香，奇怪了，芝麻能酿酒？那东西含油高，怎么造酒？”

六、结 语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如西方供给学派所言，只是单方面强调供给，而是从供给端入手，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实现形式，实际上价值关系也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生产关系。从供求结构的现象变化背后，看到价值形成、实现和分配等深层次变化，才能更深刻理解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以马克思价值理论为基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重视价值形成，即重视价值的生产环节，还要应疏通价值流通与实现环节的障碍，不仅要重视价值总量的生产，还要协调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同时，要注重价值分配的公平正义、公正合理，不能简单地将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质等同于要素价值论。并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性改革，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应着眼于经济的长期发展。西方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都是为了解决短期的经济“滞胀”问题，其政策的短视，难以解决经济中长期的、根本性的问题。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关注短期经济问题，又更加重视经济的长期发展这个价值形成问题；也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中的质量这个价值实现问题。从价值分配的角度来看，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奠定基础，是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以西方供给学派理论主张为指导，而要以马克思理论体系为基础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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