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产社会化的内涵

马克思善于从社会关系中考察和把握社会经济现象，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总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社会关系来实现。生产社会化是生产力社会存在的理论概括，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角度来看，其总体内涵是指生产由自然经济中缺乏社会联系而相对孤立、封闭的状态，向普遍的社会联系发展的过程。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社会联系的内容、表现形式和发展过程是非常丰富而复杂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生产社会化本身并没有清晰完整的定义，其内容蕴含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整体的分析中，在实际考察过程中又侧重于企业分工协作的规模化、集中化发展以及相应的生产资料的集中使用。这就一方面造成生产社会化从整体来看是一个抽象性和概括力很强的概念，其内涵具有宽泛性和模糊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又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时代特征对生产社会化所做的判断，造成现代社会人们对生产社会化理解的片面性。

生产社会化这种整体内涵的抽象性、模糊性和具体分析的片面性让其本身的定义和内容就成为一个需要探讨的学术议题。这方面的论述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和我国的理论界。

1.苏联东欧学者对生产社会化内容的认识

苏联学术界把生产社会化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的过程。在生产关系层面将生产社会化等同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生产力层面则主要是专业化和集中化等。[1]

3.培训需求预测分析的核心在于确认差距。其核心是通过对被培训者现有状况和理想状况的调查与分析，确定二者的差距，为确定是否需要培训及需要培训的内容提供依据。

H·沃兹涅辛斯基(Никoлaй Aлексеевич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较早从生产力层面对生产社会化进行了讨论。20世纪30年代，他将以专业化和协作化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社会化等同于生产社会化，认为要将劳动社会化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提出苏联经济建设中的基本矛盾在于:“苏联经济中的劳动专业化和协作化水平还比较低下，这与(无产阶级国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矛盾的。”[2]而矛盾的解决就在于提高劳动社会化的水平，发展生产的联合化。

生产社会化在劳动过程方面的发展，也就是劳动过程在生产力层面的变化，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经济中泰勒制、福特制的产生和发展无疑印证马克思的判断。

苏联20世纪50年代的教科书中提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在生产力层面的主要内容包括，分工协作的发展，生产单位、部门和地区间生产联系的日益紧密，生产的规模化等。[3]128生产社会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具体表现被称之为以生产集中为核心的生产联合化，“所谓生产联合化是把通过工艺过程彼此联系起来的不同的生产部门，联合在一个大企业里。”[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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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后期，伴随着苏共开始加速推进联合公司的发展，苏联学术界才开始着重探讨生产力层面的生产社会化问题。[4]苏联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前普遍将生产的规模化、集中化看做是生产社会化最突出的特征和内容。捷克经济学家吉里·考斯塔(Jini Kosta)总结道：“生产力的社会化无疑归结为大企业的趋势，苏联关于企业经营的全部文献更是这样论述的。”[5]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Virlyn W.Bruse)指出：生产社会化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生产的不断社会化，既表现在规模越来越大的工厂中的生产集中，也表现为社会分工的发展，建立了复杂的经济关系网(地方的、全国的和国际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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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学术界将生产社会化这一概念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认识也更加全面，这集中地反映在198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该书花费了大量篇幅对生产社会化本身进行阐释，这是以往未曾有过的。书中将组织经济关系作为生产社会化的实现形式和主要内容，认为组织经济关系是组织生产过程形成的不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所改变的一类关系，主要包括“分工、劳动的专业化和协作以及生产的集中和生产的联合化。”[7]32并提出：“组织形式(生产结构、分工和劳动协作、生产专业化和生产的集中)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7]34该书结合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将生产社会化分为企业、企业间和全社会三个层次，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生产社会化在企业这一层次主要是企业内分工与协作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联合化，即密切联系的生产环节都被纳入到一个企业之中，另一方面则是企业内部的运营管理更加严密；企业间这个层次是为企业、工厂之间的生产联系和生产的集中程度不断加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要表现为垄断组织的发展；在全社会这一层次，则是分工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复杂化，跨地区的生产组织和基础设施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还超越了国界，推动着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的发展。这样，苏联学术界就超越了过去只注重集中化的片面观点，在理论上提出了生产社会化发展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矛盾运动的规律，“生产社会化过程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一方面，它使过去分散的生产过程联合为一个统一的社会过程，加强了经济的统一，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体劳动者；另一方面,它又引起国民经济结构的复杂化，产生了某些崭新的、相对独立的经济环节。”[7]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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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学者对于生产社会化内涵的探讨

我国关于生产社会化内涵的探讨主要是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有学者专门提出并论证了生产社会化不仅是规模化、集中化，同时也是小型化和分散化。[8，9]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们对生产社会化内涵的理解形成了两类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生产社会化的二层次、两方面或二重论，将其内涵和表现结合起来表述，认为其内容一方面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是社会分工基础上生产主体之间生产联系的发展。孙冶方认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在企业规模的扩大上，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企业之间的交往关系更为错综复杂。[10]华生等认为，生产社会化有两个层次或现象，首先是生产力的技术性质所决定的集体劳动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使用；其次是分工和交换的发展产生的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生产力的社会占有。[11]

第二类观点认为，生产社会化是以分工协作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联系的发展。陈耀庭将生产社会化定义为：由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分工和协作而联系起来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12]吴敬琏认为，生产中的社会化应是指生产单位之间关系趋于紧密和互相依赖。[13]

随着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的挑战，苏联学界也越来越重视生产社会化的作用，这在苏联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着清晰的反映。20世纪50年代的教科书，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主要强调生产技术和所有制的基础性作用，到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注重生产社会化的影响。在1975年版的教科书中，将其作为叙述和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不可少的一环，贯穿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形成与发展乃至演进到共产主义的各个阶段，不断加强了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模式的客观基础和逻辑前提的论证。在1988年版的教科书中，又以生产社会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矛盾运动的规律为基础，对经典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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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大型化与小型化、集中化与分散化都可以统一到分工协作的发展中去。拱桥认为，社会化生产的对立面是缺乏分工协作、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而不是生产规模的大小，建立在分工协作基础上的中小企业也是社会化生产。[15]集中化是企业分工自身规模的扩张和社会分工转化为企业分工的过程，分散化是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企业分工转化为社会分工的过程。邱海平认为，企业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二元发展是生产力的必然形式，那么在分工二元发展推动下的生产集中与分散的二重趋势也是必然的。[16]

目前来看，以分工协作为内容的生产联系论能较好的解释生产社会化的核心内涵。而劳动社会化的内涵也通常被理解为劳动的分工协作，[17，18]可见，劳动社会化与生产社会化的核心内涵基本一致，二者的区别在于生产社会化的内容更为丰富，包含了生产资料的运动等内容，因此生产社会化内在的包含了劳动社会化。

苏联东欧学术界经过多年的探索，对生产社会化内涵的认识更加全面，还将生产社会化具体化为组织经济关系，将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生产社会化本身的概念结构仍然不清，他们在提到生产社会化时用了很多相关的概念，如分工、协作、专业化、集中化、联合化、生产联系、组织经济关系、统一性与独立性等，但他们从未正面给生产社会化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也没有完全明确这些相关概念范畴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建立起一个有层次的概念体系。

我国的一些学者从生产技术变迁的角度对生产社会化的趋势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论断反映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经济发展的情况，那个时代机器大工业正以摧枯拉朽的力量取代着小生产，生产因此呈现出的规模化、大型化的趋势。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电力的广泛运用和能源的长距离输送让生产也可以在非集中化的情况下进行，动力机的小型分散化的应用逐渐普及，蒸汽机时代集中提供动力的优越性已经减弱，技术的规模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到20世纪50年代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让生产的自动化、信息化水平有很大提高，中小企业也能有较高的生产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与大企业竞争，第三产业的兴起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较大的生存空间，因此生产社会化出现了小型化和分散化的新趋势。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系统考察，不仅对生产社会化整体的规模结构进行了分析，还对分工协作的劳动过程和相应的组织管理形式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以往在阐述生产社会化的内容和趋势时，着重于从整体上来表述企业和市场的发展以及企业取代市场的规模化、集中化趋势，这实际上是生产社会化在宏观层面上生产组织的规模结构问题，而没有将生产力层面的劳动过程及其组织管理的方式纳入其中。

二、 有关生产社会化发展趋势的判断和研究

生产社会化是生产力社会存在动态发展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对其趋势的判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规模结构上重视生产的规模化、集中化发展以及企业取代市场的趋势；二是社会化劳动过程中工人会越来越从属于机器的运动而去技能化，分工协作体系趋向机械化、客观化，组织管理上趋于机械的科层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生产社会化规模结构方面的判断在宏观上主要是基于对资源配置方式的认识。他们认为企业的计划管理比无政府状态的市场更有效率，更符合社会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人类主体性存在的要求。因此，社会生产会集中到少数企业中从而实现计划取代市场。

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理论界围绕计划与市场能否有效配置资源展开了大论战。米塞斯(Luduic Von Mises)、哈耶克(F. A. Hayek)分别从经济核算、知识和信息处理以及激励协调等角度出发，从理论上指出了计划手段的局限性以及市场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性。[19，20]虽然米塞斯、哈耶克否定计划经济有偏颇之处，但他们无疑指出了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否定了国家大工厂模式有效运行的可能性，从宏观上限定了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的界限。

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结合米塞斯的经济核算思想，对企业规模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如果将市场上各个生产环节都集中到企业内部，中间产品不存在外部市场，就无法准确衡量中间产品的价格，也就难以精确评估各个生产环节和阶段的效益，从而在企业内部就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因此，一个工业部门的完全纵向一体化绝不会在自由市场上实现，这一经济规律给自由市场上任一特定企业规模设定了最大界限。[21]

由前述可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后，生产社会化在规模结构和劳动过程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向度的发展，既不是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完全按资本的逻辑发展，也没有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中真正服从于国家的意志。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生产社会化作为生产力的社会存在形式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不论何种生产关系都只能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不能决定其根本走向。而生产社会化作为与生产关系直接作用的生产力层次却是决定基本经济模式走向的前提和基础，它的多样化发展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模式的经典论断。为了准确把握其发展趋势，有必要对推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科斯(Ronald H. Coase)将卡尔多(Nicholas Kaldor)[22]等人提出管理成本纳入到交易成本的范畴，提出企业的规模边界取决于企业内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他还认为，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对企业规模是一种刚性约束，从根本上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张，虽然技术进步会降低组织成本并增加企业收益，但“官僚政治刚性”会让“协调要素活动的成本”随着企业规模扩张而增加，并且“递增的复杂性也许带来了某些技术优势，但管理能力收益递减是根本的局限”。[23]此后许多西方学者又提出了企业内的信息成本、监督成本、代理成本和激励成本等，这些成本都内在的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张。

资本获取垄断利润也是生产会趋向集中的重要依据之一。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通过研究19世纪到20世纪初美国的企业史认为，生产技术和市场是决定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的主要原因，具有比企业家能力、资本可得性和垄断等因素大得多的影响力。如果生产技术和市场不支持规模经济，无论资本家实力和能力再大也难以实现生产集中和垄断，单纯为了控制市场竞争获取垄断利润的企业兼并只能带来短期利益，长期则难以维持。[24]

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时代，生产的规模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和趋势。20世纪中期后，在市场需求多样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等因素的影响下，生产组织方式从大规模标准化的流水线生产逐步转向弹性化、网络化方式。“弹性专业化”“精益生产”“网络组织”和“后福特制”等概念和理论应运而生，在这些生产组织方式中，企业不再倾向于扩大自身的规模边界，而是通过发展与其他企业在生产、研发上的协作关系来拓展自身的实力和市场。

“不对，对这两个人，我们是要尽可能跟他们搞好关系，但决不能拿钱去砸，甚至还要尽可能与他们保持距离，明白吗？”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利润率下降规律又强化了大资本和大企业的规模优势，加速了中小资本和企业破产和被兼并的过程，进一步加剧了生产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孟捷提出，产品创新和分工体系拓展不仅会不断地创造超额利润，提高平均利润率，而且还会吸收过剩资本和劳动力，创造新需求，为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利润的增加开辟了新的源泉。[25]由于产品创新的作用，不但利润率下降规律和经济危机对于生产集中的促进作用被削弱，而且这种“创造性毁灭”也为中小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削弱了大企业原有的规模优势。

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k)较早提出对于生产社会化传统认识的质疑。他在1972出版的专著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片面地强调了生产和资本集中，对分散化的过程估计不足。生产组织的规模首要取决于技术—经济效应的必要性。生产和资本在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下不仅会有集中，也会产生分散、独立的倾向。[26]285

最后，循环以上步骤直至不再出现新的定位点，通过循环更新替换过程，定位点从曲面的外沿往内延伸，最终由原始定位点及更新后的定位点采样得到完整的待修复曲面模型数据。

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曾在加强生产社会化方面做过许多实践探索。苏联将联合公司看做是生产社会化在社会主义中具体的实现形式，20世纪70年代在全苏范围内加速推进。苏共原计划将全国的企业全部合并为几千家联合公司，但在实践中发现许多集中起来的联合公司经营效益并不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再加上管理体制和各种利益矛盾的阻碍，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组建联合公司的步伐逐渐放缓，原定目标只完成了一半左右。匈牙利在1980年的匈共十二大上认为，托拉斯这类大型组织存在过分集中和垄断的弊病，妨碍了生产效率的提升，之后又解散了大部分托拉斯。[27]

关于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方面，中西方学者做出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国内关于企业规模的文献综述也有不少，本文就不再此赘述。总之，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认识到企业受到技术、管理和市场竞争等多种因素的约束，规模经济是有限度的，企业规模过度扩张还会带来规模不经济，中小企业也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和生存空间。无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集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技术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客观上要求大企业与小企业互补共存、协同发展。因此，社会生产只是相对集中，企业分工难以取代社会分工，生产社会化是企业分工与社会分工、规模化与小型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相结合的多样化发展。

随着电子政务的深入推进、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政府门户网站已逐渐成为社会大众了解政府政策信息、咨询有关政策法规、在线办理相关服务、反馈群众信息的重要平台，也逐渐成为政府政务公开、了解民意、在线受理办公的重要窗口以及电子政务发展的形象窗口。随着政府政务的全方位公开、透明，各级政府网站数量不断膨胀，问题随之也接踵而来：它们各自封闭独立，标准和规范不统一，信息共享差，信息涵盖量小，内容有较多重复等，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为解决这些矛盾，网站群建设技术得到飞速发展，目前已成为电子政务新的发展趋势。

20世纪中期后，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转型和生产方式的演变，劳动过程也出现了弹性化和自主性增强以及劳动者技能提升的新趋势。以法国的调节学派和美国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们围绕着后福特制，对这一趋势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和讨论。[28]虽然后福特制中劳动过程存在着核心与边缘的分化，但总体上相比福特制还是有很大改变，因此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夸大了劳动过程去技能化的趋势，关于美国职业结构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传统蓝领行业的去技能化趋势很大程度上被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抵消了。[29]

除此之外，进行城市景观建设能够对城市环境工程建设实现优化，减少空气污染以及噪声污染，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园林建设仅仅存在于一些高档的住宅区，并不对绿化工作本身予以重视。另外，废气不经处理随意排放，对空气造成严重的污染，汽车尾气的增加也使得温室效应的增加，这一切都是需要借助景观建设进行优化的。

需要注意电气施工的成本效益、经济效益和进度管理是密切相关的，在进行电气施工准备的过程中，一定要对预留管线进行管理，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关的操作，防止出现超时的情况，其次在，工程机械主体完工之后需要将工程机械电气进行妥善安排，尽量保证相关的衔接程序，避免耽误时间的情况的出现，对电气施工的进度产生重大影响，其三，在进行工程机械装修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装修工作与电气施工进行结合，确保电气是否能够顺利的进行，第四，在电气进度管理的过程中，一定要编制相应的计划书，合理的对相关的步骤进行分解，根据周、月的时间计划对施工工程进行落实。

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中劳动过程和规模结构又有着内在的联系。马克思基于对劳动过程去技能化、机械化的判断，工厂生产的管理被等同于对机器运动的管理，因而没有重视管理组织成本对企业规模扩张的内在约束，高估了生产规模化、集中化的发展程度。而生产社会化在规模结构上的集中化发展促进了垄断资本的形成，加强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生产社会化在规模结构方面的趋势判断在微观上主要来源于资本主义条件下规模经济的认识。他们认为，以机器生产为技术基础的规模经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信用和利润率下降等经济规律的强化下，会推动极少数企业和资本扩张到控制全部市场和整个社会生产的程度。

三、生产社会化与基本经济模式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矛盾是产生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社会化在劳动过程方面的机械化、去技能化和规模结构方面的集中化，从微观到宏观都强化了资本的权力，推动了基本矛盾的发展，促使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产生。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要求社会占有和管理。生产的规模化、集中化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推动基本矛盾发展的重要环节，为国家占有和计划经济提供了客观条件。

博物馆里存在着和《规范》不一样的英译文。拿“票当天有效”来说。镇博的公示语翻译成The ticket is one-day-valid。这个英文公示语可回译为“票的有效期为一天”。单看英文公示语，哪一天有效我们就不知道了，或许随便一天都有效？这会让人产生误解。“当日有效”的规范译文应为valid only on day of issue,所以“票当天有效”可译成This ticket is valid only on day of issue。

苏联就将生的产规模化、集中化程度与公有化和计划性的水平联系起来，将高度集中和一体化的联合公司看做是实现全民所有制和更高水平计划经济的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奥塔·锡克根据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对全面国有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征并不单纯是集中和垄断，直至全面的国家垄断，它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它虽然并不否定生产社会化，但同时却表明生产普遍国有化的观点是纯属推测性的”[26]306

比较上述两类观点，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分工协作以及社会生产联系，似乎两点论更全面一些。但生产的规模化、大型化与生产的社会化是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是指生产单位规模的扩张，而后者是指生产间关系的发展。[13]生产的集中化或大型化并不是生产社会化的涵义或本质特征，只是生产社会化的表现方式。[14]拱桥认为，分工协作是贯穿生产社会化上述两个层次共有的特征，规模化是生产单位内部分工协作的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化，全社会范围的社会化是企业之间社会分工协作的发展，是分工协作的内容和范围区分了两个层次的社会化。[15]

该书在一开始论述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时就紧紧以生产社会化为逻辑前提展开，“生产的社会化过程是决定全民所有制结构及其形式和主体多样化的客观基础。”[7]394生产社会化发展的统一性所产生的共同利益和总体劳动是公有制产生的基础，“当以前那种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为统一的社会生产过程时，实际的、高水平的生产社会化就构成了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客观基础。”[7]388生产社会化发展的独立性运动会产生具有独立、特殊经济利益的主体，要解决生产过程中共同利益与个体、局部利益的矛盾，克服直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异化的状况，发挥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要承认并实现这些特殊、独立的经济利益，因此生产资料就不能完全由国家占有和直接管理，而是要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和管理上赋予这些独立主体相应的地位。生产社会化运动的独立性趋势产生了客观条件多样的经济主体，造成了全民、集体和劳动者之间千差万别的利益关系，客观上要求多样化的所有制形式与之相适应，“所有制形式的这种多样性，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社会化水平的差别引起的。从长远的观点看，更重要的是社会化过程的差异性和矛盾性……因此，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征，是组织经济生活的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日益发展。所有制关系结构将不会出现单一化，而趋向复杂化。”[7]401,402

在资源配置层面，生产社会化发展的统一性将国民经济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产生了计划调节的客观必要性。同时还会不断产生相对独立的经济环节和生产单位，这些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都有自身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这种独立性要求他们的经济往来要以商品交换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各个经济单位在什么程度上具有经济上的独立性，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在什么程度上具有了商品性。”[7]419因此，生产的计划性和商品交换都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计划性反映的是社会经济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而商品货币关系反映的是生产者的相对独立性。”[7]422

苏联学术界对于生产社会化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模式的这些认识在理论上是具有革命性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多种所有制和商品货币的主要原因在于物质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水平的不足，未来只要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足够高，终将实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苏联学术界认为，多种所有制、计划与市场的共存不仅是当下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也是生产社会化自身运动规律的内在要求，生产社会化内在的矛盾运动会在推动经济统一性并为公有制和计划性创造基础的同时，还会不断产生具有多样化的社会化水平和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生产环节和生产单位，从而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多样化的所有制形式和商品货币的交换形式。因此，无论未来生产力如何发达，混合经济将会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始终。这样，就从理论上否定了社会主义中单一公有制和全面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完全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做的经典论断。

1.4.2 血清采集和肺湿重/干重比值(wet-to-dry weight ratios, W/D)测定 大鼠行血气分析后，剪开腹主动脉放血处死，采集腹腔内积血，分离血清冻存待检。放血后迅速打开胸腔，结扎右侧主支气管，取出右肺上叶，用吸水纸吸干其表面液体后，于电子天平秤上称其质量，记录为湿重。将称量好的右肺上叶置于60℃鼓风干燥箱内72 h以上，至其质量不再发生变化后，再次称重，记录为干重。计算前后两次的比，即W/D。

苏联学术界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经济中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计划与商品货币关系有机结合的理论难题，内在地统一于生产社会化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矛盾运动之中，在政治经济学面对严峻外部挑战和内部困境的背景下，能在创新突破经典的同时，又能维持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和科学性，其意义和作用是十分重大的。

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学者基于对生产社会化多样化发展的新认识，也对社会主义中资源配置方式和所有制理论进行了反思。在资源配置方式层面，学者们普遍认为生产社会化中社会分工与生产分散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社会主义也要发展商品经济。孙冶方认为，传统上将生产社会化等同于生产集中化的片面认识，用企业内部分工取代了社会分工，社会主义生产被当做是一个国家大工厂，企业内部的指令计划取代了企业之间等价交换的流通过程，造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低效和浪费。独立核算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协作要求等价交换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10]吴敬琏认为，既然生产社会化还有分散化趋势，社会生产集中到一个“国家工厂”的推论难以实现，用企业内的产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的“商品货币消亡论”也就难以成立,无数企业复杂的微观经济活动只能通过市场来调节，他反对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建立在“生产还不够发达”或“社会化程度这不够高”的基础上，随着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要更多发挥市场的作用，转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3]

关于生产社会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影响，华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生产社会化的多样化发展和全民所有制逻辑前提丧失”的命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逻辑是“全国规模地经营”的必要性导致了国有化的“社会必然性”，而生产社会化分散化的趋向使得全国规模经营失去了必要性，进而让生产资料全面国有化失去了经济意义。[11]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社会化的规模结构和劳动过程都会对矛盾的发展产生影响，生产的规模化只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一个方面，社会分工以及市场的发展也会提高生产社会化的水平，进而对所有制产生影响。将生产的规模和范围与公有化的程度对应起来，显然是将马克思公有制的逻辑简单化了。

需要强调的是，生产社会化的多样化发展否定的只是全面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生产社会化在推动经济独立性和分散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加强经济的统一性，形成了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和总体劳动，客观上要求加强公有制和对经济的计划调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社会化在规模结构方面的发展虽然呈现出集中和分散并存的状态，但是规模经济仍然是大多数生产部门中基本的经济规律，有着规模经济优势的大型垄断企业和资本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劳动过程中雇佣劳动的自主性、技能和地位虽然有所提升，但核心技术和过程还是在资本的控制下。因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尖锐，两极分化加剧，经济危机依然周期性的爆发。可见，那种因为生产社会化的多样化发展而否定公有制和对经济计划调节的重要性，要求私有化和市场化为主导的观点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些政策带来了极大的风险。首先，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国家需要动用外汇储备来对冲资本外逃，这会导致外债增加；其次，由于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且外向型经济大多以纺织品等附加值较低产品为主，出口创汇有限，当外部经济环境对本地发展不利时，这些国家和地区债务偿还能力降低，容易导致国际投机资本看空该国和地区货币，如果此时资本流出大于资本流入，同时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对冲资本净流出时，该国和地区货币贬值便不可避免，固定汇率制便会土崩瓦解，进而因恐慌情绪会造成货币进一步贬值。

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与所有制的关系主要集中于生产社会化对于产权社会化或资本社会化的影响。产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其社会化的主要内容是资本所有权的社会化和经营权的社会化。马克思经典作家们不仅从总体上把握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从而得出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历史趋势，同时也在二者具体矛盾的发展中考察私有制向公有制的演化，也就是产权社会化的过程。他们认为推动产权社会化的具体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与私人资本积累的不足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企业所有权的社会化；二是生产规模扩大以及组织管理的专业化与资本家私人能力的不足之间的矛盾，产生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和经营权的社会化。

专门研究生产社会化与产权社会化关系的文献较少，学界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而是普遍认为，生产社会化中劳动过程自主性和弹性的提升带来的劳动者地位和作用的上升，规模结构的多样化发展抑制了资本的垄断，增加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企业间协作网络的发展等因素都推动了产权的社会化。

目前对生产社会化与基本经济模式关系的研究，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和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部分的解释了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模式调整变化的原因。但对生产社会化与基本经济模式关系的解释还较为抽象、笼统，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清晰的分析框架，特别是生产社会化与所有制之间的作用机制还没有解释清楚。如何依据生产社会化发展水平去确定混合经济中的所有制结构和形式，把握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四、结 语

有关生产社会化的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90年代，在突破了一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统认识后就没有太大的发展，其后往往被当作一个描述现象的概念。而通过以上的文献回顾，特别是苏联的理论发展，可以看出生产社会化理论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生产社会化是生产关系直接作用是生产力层次，是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起重要中介作用的理论环节，是所有制和资源配置理论的逻辑前提。

因此，没有生产社会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就难以找到切入点，因为物质生产力难以直接作用于生产关系。脱离生产社会化，所有制和资源配置的分析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忽视生产社会化的作用，削弱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性和科学性，让我们在解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模式的变迁时，往往只能局限在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分析，或是在经验和现象上进行论证，难以真正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在理论上加以透彻的说明。虽然生产社会化理论还很不成熟，但苏联结合自身70年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在权威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不吝笔墨对生产社会化本身及其与基本经济模式的关系所做的阐释、论证和创新，进一步表明了生产社会化理论的重要意义和生命力，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之，生产社会化理论的发展对于健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推动所有制和资源配置理论的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和话语权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生产社会化的内涵和概念结构、推动生产社会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及其与基本经济模式的关系是今后需要重点研究和探索的方向。此外，生产社会化的内涵及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中“生产方式”相近，二者的关系如何，是否可以将生产社会化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整体的哲学方法论层次“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中“生产方式”在政治经济学中具体实现形式的理论表达，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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