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产能过剩作为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大风险，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政府经济工作仍然以化解产能过剩为重点，但产能过剩的治理工作已经从单纯的通过投资消耗过剩产能向调整结构促进创新的方式发展。企业只有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满足不同消费者不同层级的需求，才能彻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因此，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从做“减法”向着加大技术创新投入，鼓励企业创新的“加法”迈进，已经成为了必然的选择。我国的产能过剩存在着一定的周期性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结构性问题。针对结构性问题，不能用解决周期性波动的宏观政策去应对，而要采取结构性改革的方式去化解。产能过剩的行业多以工业、为工业提供原材料的行业或与城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行业为主，特别是传统产业和为工业提供原材料的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探寻新的产能过剩治理机制对于我国下一阶段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针对我国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国内学者尚未有统一的解释，现有的解释主要基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层面看，学者们普遍认为，产能过剩主要是受社会总需求的影响，资源利用不充分而产生的生产能力限制，经济活动未达到正常产出水平。马克思认为，“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在马克思看来，产能过剩问题的出现是生产和消费矛盾的表现。尽管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供需矛盾同样是产能过剩的重要表现。周劲等认为，产能过剩是产能超过需求达到一定限度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时产生的。[2]曹建海认为，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包括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投资和消费比例不当，以及产业政策不明确等。[3]从微观层面来看，产能过剩是企业预先投入的生产能力超出了均衡产量所需导致生产要素闲置的现象。企业的实际产出小于其最优规模，即平均成本最低的产出水平。衡量的手段多采用产能利用率作为指标。[4]

现有关于产能过剩的原因和治理方面的研究还有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城镇化等视角展开的，也有少数学者从创新方面进行了分析。例如，卡尔多(Kaldor)指出，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为了获得最大收益，企业可能并不会完全使用其资源，从而出现空闲产能，也即产能过剩。[5]林毅夫等认为，产能过剩是由于市场失灵引起的。由于信息不完全，后发投资拉动型发展中国家的产能过剩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下，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出现了“羊群效应”，企业投资和资金涌向成功的少数企业的投资项目，来推动下一轮新产业，造成了“潮涌现象”或“产能过剩”。[6]也有学者认为，产能过剩与政府的联系较为紧密，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扭曲从而导致了产能过剩。[7]江飞涛等认为，“产能过剩”并不是由市场失灵导致的，而是因为转轨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过程中对于微观经济的不当干预导致的。[8]耿强等认为，政策性补贴的变化和外生的随机冲击对产能过剩和宏观波动影响不相上下，在投资增量的波动中，政策性补贴的影响更是成为最主要的因素。[9]此外，余东华等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进行了分析后认为，中央政府干预失效和地方政府干预过度的相互叠加导致了个别战略性新兴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10]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产能过剩的涵义和产生原因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在产能过剩的原因解释上缺少对中国国情特殊性的考虑。尽管从产能过剩发生的时间上，“潮涌现象”和“羊群效应”可以从某种角度解释产能过剩问题，但是并不能说明我国产能过剩与发达国家产能过剩的不同，也不能解释我国产能过剩的全部原因。其次，在微观层面上，虽然已有文章对企业微观领域存在的劳动力技术水平问题、过度投资等问题导致的产能过剩进行了研究，但是在工业企业创新与产能过剩之间联系方面的分析尚有不足。最后，创新需要人力资本的提升也必然导致原有工人因技术性原因产生摩擦性失业，而城镇化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转移就业安置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虽然学者们已经对城镇化在产能过剩中的作用有了一定的研究，但是从综合创新与城镇化两个角度共同研究产能过剩治理方式的成果仍然较少。

2006年9月，我国公布了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中国第一份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份被公布的绿色GDP核算报告。到2008年，绿色GDP课题组初步核算出了对于森林、水资源的结果。2009年底，《中国资源环境核算体系框架》进入多部门会签阶段。但是近两年来绿色GDP核算的实践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2013年的雾霾天气引发了人们对片面追求GDP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绿色GDP的核算有望被重新提上日程。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马克思经济学对产能过剩问题有着详细的分析，产能过剩不仅仅是消费不足引起的，经济制度的内部缺陷是生产过剩危机的重要原因。从社会再生产的规模来看，可以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起点，扩大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的发展和结果。扩大再生产有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分别为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增新工厂，还是从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规模。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可以说，生产资料效率提高的最根本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产能过剩的解决方法不能单纯从外延提高上来解决，而更应该从内涵入手来解决。

2）加强过程质量检查。生产过程中，任务承担单位组织局级专职质量检查人员进行全过程质量检查，对生产关键节点、重要环节监督检查，对发现的具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及时分析纠正，督促作业单位整改落实。在此过程中，国检中心牵头组织各地质检机构专家组成检查小组，对各任务承担单位的质量管理要素、生产过程阶段性成果进行过程监督抽查，对发现的问题形成整改意见下发各省，以纠正偏差。实践证明，过程质量监督抽查对成果最终质量的提升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上文分析了工业企业创新对产能过剩的抑制作用，以及城镇化在产能过剩中的角色。政府对工业企业的财政支出、贷款、土地支持及环境纵容更加重了工业企业在规模上的扩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工业企业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不断在市场上推出新产品，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效地提高产能利用率。

为管理会计发展提供法律与制度保障。所以，加快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迫在眉睫。杜绝一切违法违章行为。同时，我们需要明确，仅有法律规范是不够的，还应该加强内部控制的设计与实施。当前管理会计的前景十分广阔，所以更应该规范职能，提高工作的效率。借助网络媒体平台，强化对大数据的认识，突破固有的模式，更新新技术。加强对专业型人才的培养。促进各个行业的融合发展。促进企业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管理会计将对企业的发展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假设2：政府推进型城镇化并没有提高产能的利用率，但是城镇人口素质的提升有助于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本文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进行分析，GMM(Generalzed method of moments)估计又称广义矩估计，本文构建的模型如下：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1.工业企业产能过剩的测度

第一，new回归显著为正，说明新产品销售收入比例的提高有利于增强产能利用率，能有效降低产能过剩。工业企业的新产品销售状况不仅仅体现了企业的创新能力，还体现了企业创新后产品的市场适应性。新产品销售对产能过剩有显著地抑制作用，说明我国当下的产能过剩并不是绝对的产能过剩，而是相对的过剩。工业产品仍存在创新能力较弱和市场适应性不强的问题，这是导致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有效提升工业企业创新能力和供给更贴近市场的产品，是提高产能利用率的有效手段。

从数量上消灭过剩产能到从结构上的调整，我国的过剩产能治理走过了从需求侧到供给侧的改革之路。创新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之道。无论何种形式的创新，企业创新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在市场上出售并获得利润。因此，新产品的销售状况可以客观地反映企业的创新效果和产品的市场适应性。企业通过要素重新配置形成新的产品，并在市场销售中获得利润，才能最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但是，工业企业在创新的路径选择上存在着现实障碍。政府推进的快速城镇化导致大量未经培训的农民工涌入第二产业，加大了工业企业在技术升级和创新中转移安置职工的困难。同时，过快的城镇化导致了生活成本的快速提升，土地价格和工人生活成本的提升速度超过了城镇化带来的集聚效应。所以，城镇化并没有促进企业创新，反而阻碍了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为进行渐进式创新的关键，“干中学”需要较高的城镇人口素质。在劳动力调整困难的情况下，劳动力的质量和受教育程度将极大地影响工业企业进行创新的能力。在城镇化过程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城镇劳动力可以促进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从而降低产能过剩。出于解决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需要，政府对工业企业的发展也会进行政策扶持。从政府对工业企业扶持的手段看，政府出于对完成政治目标的考量，在进行城镇化的过程中通过多种政策和手段对工业企业进行扶持。但是，政府的干预缺乏导向性，更多的是有助于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不是帮助工业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因此，加重了工业企业在过剩产业和工业部门的扩张。

2.工业企业产能利用模型的构建

假设3：政府扶持工业的手段缺少导向性，不利于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cuit=α×cui t-1+β1×new+β2×urban+β3×hum+δ×controlit+εit

(1)

(1)式中，cuit表示第i个地区工业企业第t期的产能利用率，εit是服从独立分布的随机误差项，cuit-1是滞后一期的产能利用率，new是企业推出新产品的创新能力，urban是城镇化水平，hum是城镇人口受教育水平，controlit是模型的控制变量。

3.变量说明

(1)产能利用率cuit：利用前文测算的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表示。

本刊主管单位：四川省教育厅；主办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性期刊，季刊。1990年9月创刊，国内外公开发行。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网络系统(ChinaInfo)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欢迎投稿，欢迎订阅。

(2)产能利用率一阶滞后项cuit-1:在模型中加入产能利用率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之一，主要是考虑过剩产能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前期的产能过剩积累会对当前产能过剩变动有重大影响。因此，当期的产能过剩变化程度与上一期产能过剩变化有着重要联系。

(3)新产品new：采用工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工业销售收入的比例来表示。

(5)控制变量controlit：政府在刺激工业企业在低端工业领域扩张和规模扩大中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以政府扶持工业企业的手段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干预途径通常包括以下四种：①财政支持(gov)。地方政府直接承担一部分企业的生产成本，具体手段包括入股、研发补助、技术改造及直接拨付等。②贷款支持(loan)。政府通过多种形式为工业企业提供贷款优惠，使工业企业在贷款融资上更便利。③土地支持(land)。工业企业在土地使用上需要政府审批，随着地价的快速上涨，政府可以在可控的裁量权下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向工业企业提供用地。④环境纵容(env)。工业企业大多存在着污染问题，而随着我国环境的日益恶化，排污成本正在逐年递增。一些地区通过对环境约束的放宽，甚至对工业污染进行瞒报促进工业企业的发展。因此，环境纵容也是政府扶持工业企业的重要手段。

(4)城镇化率urban和城镇人力资本hum：模型中使用城镇化率和城镇人力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城镇化的重要指标主要包括人口城镇化。本文以城镇人口占该省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城镇化率的指标。城镇人力资本关系到工业企业是否能雇佣到素质更高的工人，是工业企业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城镇平均受教育程度代表城镇人力资本水平。

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王守仁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由此可见，立志的重要性对一个人来说可见一斑。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当要培养奋斗精神，秉持理想坚定、信念执着、勇于开拓、顽强不息的精神。要视奋斗为幸福，因为幸福都是通过奋斗得来的。1939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每个青年都应当珍惜当下伟大的时代，坚持共产党艰苦奋斗的优秀传统，继续发扬下去，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本文控制变量的指标选取主要是采用政府干预行为的四个变量进行衡量。①财政支持用各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来源的比重表示；②贷款支持用各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的比重表示；③土地支持用各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的比重来表示；④环境纵容用各地环保投资与各地区GDP产值的比值来表示。

4.数据来源及处理

各省城镇人口和人口数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收入与新产品销售收入数据来源于历年《科技统计年鉴》，其中，2009年与2010年只提供了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因此，以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替代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各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来源的比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的比重和各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的比重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各地环保投资与各地区GDP产值分别来自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在数据处理上，对new进行了对数处理，对env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本文选取2006～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除西藏)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投入产出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具体投入产出数据指标说明如下：工业总产值(Y)采用不考虑中间产品投入价值的工业总值作为产出指标(《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在2008年以后不再提供工业增加值的行业数据。其中，2012年以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不再提供工业企业总值数据，而改用工业销售额替代)。工业劳动力投入(L)采用工业企业年均从业人数予以度量。其中，2012年从业人数由各分行业工业企业人数加总。工业资本投入(K)采用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入来度量。

五、模型结果分析

本文分别采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模型5)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模型4)对产品创新、城镇化、平均受教育水平以及各个控制变量进行了分析。通过对系统广义矩估计，逐次加入控制变量、逐步回归的方法检验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Sargan检验结果说明工具变量有效；AR(2)检验结果说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是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因此，模型设置是合理的。本文主要就模型4和模型5进行分析。

表1 产品创新、城镇化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结果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L.cu0.281***0.299***0.308***0.289***0.235***(0.0242)(0.0336)(0.0384)(0.0268)(0.0219)new0.0286***0.0160***0.0244***0.0232*0.0629***(0.00678)(0.00439)(0.00807)(0.0125)(0.0152)urban-0.810***-0.574***-0.554***-0.501***-0.706***(0.120)(0.125)(0.110)(0.0987)(0.181)hum0.005960.0276***0.0244***0.0248***0.0272**(0.00561)(0.00814)(0.00802)(0.00731)(0.0136)gov0.633***0.865***(0.222)(0.0916)loan-0.156*-0.334***-0.581***(0.0815)(0.103)(0.155)land-0.599***-0.625***-0.802***-0.866***(0.140)(0.139)(0.174)(0.0922)env-0.157***-0.133***-0.128***-0.118***-0.198***(0.0221)(0.0280)(0.0272)(0.0271)(0.0264)Constant0.964***0.994***1.074***1.155***1.455***(0.0343)(0.0530)(0.0780)(0.110)(0.0885)Sargan0.97870.99000.99150.99810.8620AR(1)0.02700.02830.02820.02840.0350AR(2)0.20680.20860.23820.22000.2215

注：括号内系数为z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水平

研究产能过剩常选择的指标是“产能利用率”，产能利用率就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其中，潜在产出是基于之前的产出-资本比的峰值和累计净投资计算的。但是其只考虑资本投入，对其他要素特别是劳动投入考虑不足。因此，需要对多要素投入的产能利用率进行研究，将劳动力投入加入其中。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计算的结果作为产能过剩的衡量指标，该方法通过假定一个固定的生产前沿(潜在产出能力)，然后利用线性规划的办法计算每个产出相对于该生产前沿的生产效率。

第二，urban显著为负，说明城镇化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拖累是显而易见的。城镇化过程作为消耗过剩产能的关键手段，并没有起到抑制产能过剩的作用，而是阻碍了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城镇化过程扩大的消费是数量上的增加，而不是结构上的改进。需求在规模上的扩大反而给企业一个扩大产能的预期，使企业在原有规模上继续投资加速了产能过剩。同时，城镇化过程也是产业集聚和生产要素重组的过程，城镇化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特别是涌入第二产业，加重了工业企业职工安置上的负担。同时，更多的低技能工人进入工业企业，使企业在收入和工资的压力下进一步扩张产能，加快了产能利用率的下降。

此外，在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专家的帮助下，宜章的茶园面积由2013年的0.8万亩增加到2017年的3.9万亩，良种茶园面积占茶园总面积的80%左右，其中莽山茶园占据了全县茶园面积的一半以上，种植了福云六号、福鼎大白茶、槠叶齐、萍云11号、黄金茶1号、英红九号、金观音、碧春早等优良品种。

第三，hum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说明了人力资本对工业企业降低产能过剩和提高产能利用率的重要作用。尽管工业企业从政府稳定角度扩张了用工人数，但是当地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对当地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就越高。因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进入城镇的人口如果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工业企业新进工人就会保持着较好的技术水平和较高的素质，更容易接受新的技术和使用新的机器，从而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因此，人力资源优势促进了部分省份的工业转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促使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过度。从现实情况看，产能过剩较严重的行业多集中于急需技术进步促进转型发展的行业，而诸如纺织行业等对劳动力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行业则并没有发生产能过剩问题。同样，工业企业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发生的产能过剩也集中在产业链条的低技术领域，而缺少向高技术领域发展的能力。

第四，在gov、env、loan和land中,只有gov对产能利用率提高起到了正向作用，其他三项则对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存在显著的负效应。政府通过环境纵容、政府贷款和土地扶持等方式对工业企业进行变相的补贴。作为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执行手段，对工业企业吸收过剩劳动力进行补贴并没有减少产能过剩问题，低技术领域扩张使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探究了企业创新和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效果，研究了产品创新对产能利用率的改善作用。产能过剩的核心问题在于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其中，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是再生产的关键。生产部门规模的扩张只有销售产品才能实现价值补偿，再通过购买补充已经消耗的物质资料实现物质补偿。社会扩大再生产是否顺利进行取决于两大部类之间的顺利交换，而交换则是通过现实的市场交易活动来实现的。只有不断通过产品创新实现新的要素组合，才能确保交换活动的顺利进行，从而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工业企业通过新产品的推出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缓解工业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而城镇化的推进阻碍了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进一步提升。城镇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在工业企业劳动力调整受限的情况下，城镇劳动力素质越高对产能利用的积极影响越明显。在当前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产品创新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政府对工业企业的扶持手段并没有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在财政支持、贷款支持、土地支持和环境纵容创新要求等方面，仅有财政支持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起到了正向的作用。

图4和图5所示，与细胞对照组相比，CP组NSC中PKA和PKC荧光强度变化不明显；ACR组NSC数量减少，形态异常，NSC中PKA和PKC荧光强度减少且分布不均匀。与ACR组相比，ACR+CP组NSC数量增多，形态趋于正常，NSC中PKA和PKC荧光强度升高且分布均匀。与CP组相比，ACR+CP组PKA和PKC变化不明显。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了有效缓解企业产能过剩问题，政府各部门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应由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转向政府引导企业积极创新，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1.提高工业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正变得愈发多元化。市场对产品从数量上的需求逐渐转变为对质量和差异化的需求。与此相对的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规模向技术进步转移。技术进步使企业不断对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推出适销的新产品，提高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因此，面临产能过剩的工业企业不仅仅需要从缩减过剩产能的角度治理产能过剩，更需要寻求新手段重新利用过剩产能。以产品差异化为目的的产品创新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策略性决策与行动，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竞争，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必须配合产品创新进行必要的工艺创新，包括创新产品质量控制流程、改善企业管理流程和提高产品生产弹性。产品创新对工业企业的人力资本有了更高的要求。产品创新一方面要符合市场对新技术的需求，而这需要工业企业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进行差异化调整。这将导致生产线上工人的训练时间延长以及供应链协同难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市场对新产品的质量要求提高，需要工业企业员工的生产熟练度提升。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政府难以直接指导工业企业进行创新。因此，通过对劳动力培训和教育上面的投入提升整体人力资本，对工业企业提高产能利用率的效果更好。此外，创新作为高风险的投入活动需要政府在制度上的保护。政府应完善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建立工业企业创新激励机制，为工业企业创新增强动力。

2.推进服务工业企业创新为目的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一直被看作是解决产能过剩的有效手段。而现阶段政府需要改变通过城镇化提高过剩产能消耗的旧思路。城镇的扩大使更多的失地农民和务工者进入到工业企业，这尽管降低了工业企业的用工成本，但是不熟练的工人也同样阻碍了工业的技术进步。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国家，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土地价格的上涨，我国工业企业生产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新型城镇化道路不仅仅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更应是服务企业的城镇化和服务“人”的城镇化。政府应摆脱土地财政束缚，提高城镇化要素集聚带来的正效应。政府应利用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第三产业发展，为淘汰落后产能而转移安置的劳动力提供多元的就业培训解决方案，降低工业企业的转型成本。

第四册AWL覆盖率为5.12%，偏向通用英语。由5可知，第四册各文本AWL覆盖率在范围0.74%-10.84%之间波动，两篇属于通用学术英语文本。由图可知第四册各单元AWL覆盖率相差较大，衔接性较差。

3.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政府扶持手段

政府对工业的扶持政策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却会导致许多不良的政策效果。尽管通过市场手段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政府的直接干涉对解决产能过剩的负面影响依旧不容忽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日趋平稳，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因而，合意的治理政策应该针对这些体制上的根本性弊端。在我国下一阶段的产能过剩治理过程中，政府应逐渐放松政府对工业企业生产的直接干涉。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以及创新激励机制，更多的通过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和竞争机制提高产业升级和转型。改革财税体制和以考核GDP增长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晋升体制，消除地方政府不当干预企业投资的强烈动机。还应该建立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尊重市场规律，积极淘汰僵尸企业。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审批手续，实现快速有效的市场化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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