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独特的思维方法与他的思想姿态密切相关。作为一个信奉“公民写作”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写作是独立特行的。他试图通过写作和践行，来表达他对公众与社会的看法，并希望通过人文主义的坚守和道德的提升来建构一个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显然，他的思想不是封闭、单一和僵化的，而是开放、活跃、宽阔和富于创造力的，并且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从上世纪80年代“启蒙”与“诗意的中断”，到90年代的“坚守与抵抗”，再到新世纪的“皈依汨罗”，从“思父”的“创伤记忆”，揭露“伤痕”，“反思”历史，激烈的批评质疑，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社会理想，相对主义与理想情怀的矛盾，并逐渐由“冲突”走向“和谐”，他的思想在不断演变着，他的文体也随着不断拓展。

一、《西望茅草地》：历史真实与突破模式化的可能性

韩少功大约在1972年便开始文学创作，他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是短篇小说《路》，不过因各种原因没有发表。1974-1975年，韩少功陆续在《湘江文艺》《湖南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红炉上山》《一条胖鲤鱼》和《稻草问题》。这些作品虽有较浓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细节描写也较为生动有趣，但主题仍未摆脱当时盛行的阶级斗争模式，人物塑造则概念化与简单化，表现手法也较为幼稚单调。韩少功的创作转折点，严格说来应是从《西望茅草地》开始。这篇获得过全国性文学奖的作品，在韩少功的思想演变和创作历程中，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意义。它不仅激发了韩少功对“启蒙主义”“科学”“民主”等现代性理论问题的思考，而且显示出韩少功试图突破模式化创作的努力，因此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西望茅草地》之所以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获得批评家们的普遍赞赏，主要是它敢于面对生活的真实，写出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同时塑造了一个具有“虎气”与“猴气”、勋章与污点并存的人物形象。韩少功在《留给“茅草地”的思索》的创作谈中写道：

由上式可见，滑动聚束SAR模式方位向分辨率与方位波束宽度及作用距离相关，为满足作用距离范围内方位分辨率要求，则滑动聚束方位波束宽度要求如下：

我本来也可以把张种田的缺点都挑出来，把他写成一个蜕化变质的昏君骄臣，写他独断专行、骄横自大、思想僵化、盲目无知，最终被人民唾弃。当然，为了使他更丰富、更可信，可以写一写他偶尔显露的人性闪光，写一写他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丰功伟绩……这样写恐怕也未尝不可，我也这样处理过一些素材。

但我撕掉几页草稿后突然想到：为什么要回避生活的真实面目呢？为什么一定要把生活原型削足适履，以符合某种意念框架呢？难道对笔下的人物非“歌颂”就要“暴露”？伟大和可悲，虎气和猴气，勋章和污点，就不能统一到一个人身上？我对自己原来的观念怀疑了。我想：人物的复杂性是应该受重视的。何况我们是在回顾一段复杂的历史。*韩少功：《留给‘茅草地’的思索》，《熟悉的陌生人》，第24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我笑不出来，双手抵住膝，手掌从额头往下遮住眼睛，在任何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流出一滴泪。*韩少功：《西望茅草地》，《西望茅草地》，第189-19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暗示》是韩少功对语言的宣战。他力图用语言来揭示被语言遮蔽的具象的真实面貌，解读具象的意义成分，进而建构这些具象的读解框架。该书以都市生活为背景，其中的焦虑与紧张显而易见。城市中忙碌的生活、繁多的符码早已使人们直面事物的感知能力逐渐麻木，因此人生中真实的事物、感受和情感慢慢被忽略。人类要反抗“言”的遮蔽，还事物以本真，必须借助“象”的无限丰富性来发现“言说之外”的意蕴。然而，“言”与“象”也并不一定处于相悖的状态，比如《暗示》中的“月光”“乡下”这些篇章，让人回到了在《马桥词典》或《山南水北》中所能感受到的协调和宁静。在韩少功看来，“言”与“象”的和谐共处也许只能更多地存在于乡村，乡村里的人们更多面对的是自然的状态：山川、流水、月色、星光、花草鱼虫……只有在乡村里，“言”才没有过度的畸变，符码也不会漫天密布。

由于主观蛮干、简单粗暴，实行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封建家长制，加之与科学民主拧着干，都注定了张种田的悲剧性命运，注定了这个“茅草地王国”的必然崩溃。小说的结尾，农场因长期亏损被迫解散，知青们也各奔东西，空旷的“茅草地”上只留下了张种田踉跄的脚步、痛楚的表情和苍凉的歌声：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韩少功的思想又发生了演变。90年代，文学已失去其轰动效应，韩少功在这一时期零星发表的小说，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于是，韩少功愈来愈迫切地寻求能够为思想提供足够空间的文体，而对于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费尔南多·佩索阿《惶然录》的翻译，显然进一步开阔了他的视野，也为他寻求思想与艺术的更好结合提供了新的资源。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首先，ATLAS采用先进的内存优化技术，避免了内存碎块的产生而带来的内存使用率降低问题，也避免了频繁的系统调用造成性能的下降。其次，ATLAS运用OpenGL图形引擎的VBO、FBO以及GLSL技术直接对硬件编程，充分利用GPU的能力完成大模型的三维渲染。第三，ATLAS采用了质数哈希数据结构对海量数据进行索引，可以在常数时间定位任意节点与单元，同时ATLAS创新的采用了预排序文件缓存技术。经过大量优化工作，ATLAS软件实现在普通计算机上很迅速地生成、处理上亿自由度的有限元分析模型。

的确，“茅草地的事业不能用笑声来埋葬；理想和追求本身，旗帜和马蹄，也不应该从现实生活中抹掉；像场长这样心明如镜，身带伤痕的老干部，更不能用笑声来嘲弄”。*罗建南：《是该笑的时候了——〈西望茅草地〉读后》，《图书馆》1981年第2期。是的，我们可以担忧“启蒙”是否会成功，现代化的目标是否能达到，但“启蒙”的诉求与现代化，与“茅草地的事业”，与“理想和追求本身”并没有矛盾。这份知青的情怀，这份悲壮而温暖的记忆与牵挂，是一切旁观者与轻薄儿所无法理解的。正是这种面对生活的真实态度，面对丰富复杂的历史而表现出来的矛盾困惑，以及对理想主义的虔诚而执著的追求，使韩少功的作品在批判、在审丑和揭露民族的伤疤时一直有一种高贵、温暖和诗性相伴，并贯穿他整个创作的始终。

……*韩少功：《西望茅草地》，《西望茅草地》，第18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刘炜、周德明（2015）在《从被颠覆到颠覆者：未来十年图书馆技术应用趋势前瞻》一文中提出，图书馆作为人类个体的体外大脑，克服人类个体生命的限制，延续每一代人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实现着其远大的理想：“All information for all people at all time”；它是一定社会职能的制度设计，与其中的知识内容有关，而与这些知识的载体无关［1］。不论是古代的藏书楼、近代的以纸本文献为代表的实体图书馆，还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数字图书馆，都是图书馆这种制度设计在不同阶段的某种表现形式，即一种收集、保藏、运用知识的制度设计。

《西望茅草地》的悲剧性结局促使人们思索：一方面，面对封建家长制、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和传统习惯，乃至各式各样的国民的“愚昧”狭隘的病态，该如何去“启蒙”；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张种田，评价“茅草地的事业”，以及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我们看到，在叙述和想象历史时，韩少功一方面是批判的，一方面流露出内心的矛盾和困惑。这种“启蒙”的矛盾和困惑，是韩少功的相对主义和怀疑气质的萌芽，也是他作为一个批判型作家的开始。正是由于矛盾和困惑，韩少功的思想和创作才能摆脱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模式，偏离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创造出张种田这个复杂丰富的人物形象。最后，如果从“思想的演化轨迹”来看，从《西望茅草地》以后，韩少功才比较自觉地对“启蒙”“民主”“科学”，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展开现代性的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西望茅草地》作为韩少功思想和创作的一个“关节点”来研究。

《西望茅草地》还曲折含蓄地表达了韩少功对理想和崇高的赞赏和肯定。小说中的张种田，是一个带着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悲剧性人物，从对人物性格和生活细节的描写中，不难看出韩少功对这一人物是既批判又欣赏的。正是因此，当农场宣告解散时，张种田和大家的心情都异常沉重，唯独绰号叫“猴子”与“大炮”的知青在笑，而且“笑声特别响”。这时，作者通过“我”的眼睛和心理活动，发出了一番既意味深长，又略带感伤和抒情色彩的议论：

他们在笑什么呢？笑手里的香烟？笑今后各自的前景？笑总算离开了茅草地？笑兄弟们终于摆脱了一个不堪回首的地狱？可能，是该笑笑了，但过去的一切都该笑吗？茅草地只配用几声轻薄的哄笑来埋葬？——你们到底笑什么？

《西望茅草地》最为成功、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塑造了茅草地“王国”“酋长”张种田的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创作在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时，一般只写“优点”不写“缺点”，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规训下塑造出来的正面人物，无一例外都呈现出类型化和概念化的“面貌”。韩少功的可贵处，就在于不跟风，并敢于质疑非“歌颂”就是“暴露”的创作理念，敢于面对生活的真实，面对历史和人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写出人物的“全面性格”和主要精神特质。在《西望茅草地》中，我们看到一个为革命流过血的“老革命”，战争结束后，他有了上校军衔。建国初期经济建设高潮时，他打了报告要求改行，去办农场。他文化不高，也没有家室。他不仅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艰苦朴素，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富于理想和贡献精神，而且粗犷豪爽、平易近人，毫无“王国酋长”的架子：比如亲自赶马车迎接从城里来的知识青年；比如他慷慨大方，经常请知识青年吃饭，用钱从来不计较，还支持知青搞科学实验，等等。这些都是张种田的“优点”，但在这个人物身上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尤其是因个人性格的原因，他常常有一些不近人情的举动。比如农民式的狭隘和固执使他独断专制，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使他在坚持“原则性”背后，又晚上提着枪，采用“演习”的方法来考验知青的“阶级立场”。而他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又使他粗暴地扼杀了小雨和小马的爱情，最终导致了小雨的死亡。

围绕学科用户对文献资源建设的共性与个性化需求分析，笔者认为在“双一流”背景下的学科化资源体系（见表1）建设，不仅要涵盖基础性文献资源和系统化的学科专业资源［9］，还要结合不同层次学科的特点与发展定位，提供评估及应用型资源保障，从而满足用户多层次的信息需求。在资源载体选择上，一方面可以遵循e-first的订购原则，同时也要适当结合学科特点与资源属性综合考虑。

4.1.3 以病种为评价对象 病种质量评价是一个群体质量评价层次，主要病种的护理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专科和医院的护理质量水平，目前国内院间护理质量评价采用的指标信息较混杂，以整体病例为评价单位，则实施过程又失之过细。病种质量评价体现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且为非随机性抽样检查，有较好的可靠性和代表性，因此正日益受到重视，但至今尚未引进国内护理管理领域。

二、诗意的中断：从“鸟的传人”到“词典”和“象典”

《西望茅草地》大获成功之后，韩少功又创作了《风吹唢呐声》《飞过蓝天》《谷雨茶》等小说。但自1982年开始，韩少功的思想和创作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悲观怀疑时期。经历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热潮后，韩少功已经不满于文学创作过于粘连政治的现状，也不满于前期小说过于清醒明朗，过于抒情的风格。于是，在发表了《文学中的“二律背反”》《人，丰富与复杂》《从创作论到思想方法》等文章的同时，他也调整了观察生活的视角：从对社会的批判转入对人性的批判，从政治和道德层面的反思转入对人性黑暗的洞察，从审美转入审丑，从人性的恶及变异来寻找人的存在和民族文化的“根”。1987年，韩少功接受施叔青访谈时谈道：

后来我对政治的兴趣有些新的反省，挞伐官僚主义、特权，揭露伤痕，这些政治表达固然重要，但政治、革命不能解决人性问题。进一步思索到人的本质、人的存在，考虑到文化的背景，需要我们对人性阴暗的一面有更为足够的认识。加上西方翻译作品的刺激，眼光视觉大为开放，我对新的小说形态希望有所实验，写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则始料不及。*韩少功、施叔青：《鸟的传人》，《韩少功研究资料》，第6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评论家南帆将韩少功的这种思想和修辞策略的转变，称为“诗意的中断”，* 南帆：《诗意之源——以韩少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散文为中心》，《韩少功研究资料》，第364、330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认为韩少功1985年前后的小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口吻”：俏皮、嘲讽或者挖苦“有效地阻止滥情的倾向，阻止读者对这些人物产生过分的亲密感和崇拜感”。*南帆：《敞开与囚禁》，第238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不仅如此，韩少功这时期的小说还出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想象力：阴险、可疑、警觉、含糊、陌生化、疏离感、怪诞乃至黑色幽默。“这种想象力显然与某种根深蒂固的怀疑精神有关。理性总是及时地导致警觉。于是，慷慨悲歌、气宇轩昂的英雄形象销声匿迹。冷峻的洞察逐一拆穿了有意无意的矫饰。这一切无疑败坏了韩少功曾经拥有的不无浅薄的浪漫诗意”。* 南帆：《诗意之源——以韩少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散文为中心》，《韩少功研究资料》，第364、330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发表于1985年初的短篇小说《归去来》是韩少功创作路上的一个新的文学起点，而稍后发表的中篇小说《爸爸爸》则是另一个“关节点”，也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这一时期，韩少功还创作了《蓝盖子》《女女女》等一批作品。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韩少功“某种令人不安的想象力”和“一种特殊的口吻”。它们一反韩少功以前作品的常态，以梦呓的叙述、神秘的气息和审丑的意象给读者们带来了极强烈的陌生感。《归去来》中的“黄治先”“马眼镜”和“我”分别代表了“归”“去”和“来”，记忆的幻觉和错位导致这一代知青的下乡经历似梦又非梦，表达了作者对自我身份的质疑和重构，对现实生活的迷失以及对乡土的朦胧依恋。而在文章的末尾，作者发出的“我累了，妈妈！”这一呼唤，*韩少功：《归去来》，《爸爸爸》，第1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则喊出了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失根”的焦虑以及在文学道路中寻找文化依托的迷茫。而更加为人瞩目的《爸爸爸》的结尾，则预示着民族文化中顽固潜在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不是那么轻易能够摆脱的，它会长时间地继续留存在民族的记忆中，并且有可能引发新的历史悲剧。

有叫好的声音，必定就有反对的意见。韩少功为了加深故事的寓言意味，描写了许多耸人听闻的情节，如与鸡尾寨械斗失败后鸡头寨人集体吃敌人的肉；狗不但吃尸体还把残尸叼得到处都是，甚至把睡着的活人当尸体咬；丙崽吃死人的乳房等等。除此之外，《爸爸爸》中比比皆是的污秽、龌龊的意象更让许多读者接受不了，比如蛇、蝙蝠、蚯蚓、拳头大的蜘蛛、畸形儿、鼻涕、胞衣等等令诗意荡然无存的东西。《关于〈爸爸爸〉的对话》一文的作者更直接将这些意象形容为“仿佛闻到一股尸臭，咽下了一只苍蝇”一般的恶心。而他同一时期的另一代表作《女女女》则写了一辈子善良勤劳、勤俭节约的女人“幺姑”，在中风偏瘫后，从一个驯良克己、令人同情的农村妇女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尖酸、刻薄、毒辣的恶妇，或者说是身体的变化导致了精神的转变，仇恨和愤怒又带给她身体上的变化，她开始变得像猴，甚至像鱼，就是不像个人。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描写使读者印象深刻。正如南帆指出的：“读者并不迴避伦理意义上的恶，读者所拒绝的是引起生理性反感的丑。”*南帆：《文学：审美与审丑》，《文艺评论》1988年第5期。然而，在读者震惊的同时，韩少功所营造的这种“丑”也逼迫善于趋美避丑的人们正视“丑”带给他们情绪和精神上的痛苦，开拓了另一片带有邪气的新鲜视野，发人深省。

韩少功之所以抛开《飞过蓝天》中理想主义的诗意，将“丑”写进了这个时期的作品中，正符合了寻根作家们所表达的“寻根”的精神——“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韩少功：《文学的根》，《熟悉的陌生人》，第27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虽然有许多寻根作家仍然在作品中回忆恬淡的风情民俗，希望给读者以“美”的感受，并从中寻找传统文化的“根”，例如汪曾祺。但更多的寻根作家在从传统文化深层追溯文化之“根”时是带着现代人的感受和困惑去发掘的，而古老的文化遗风和蛮荒的民族历史所表现出的健康的原始生命力在现代人看来也许非常陌生，另外“审丑”还有利于对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深入探究。因此，这些选择了“审丑”的作家其实是以此作为一种直面人类生命本体与人类生存发展前景的方式，希望以这种写作深入探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缺陷。

通过以上对医疗领域人工智能的行业现状和创新特点进行归纳可知，该领域创新方案的实现离不开计算机程序的控制，因而，这些创新方案在寻求专利保护时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聚焦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的保护问题。⑧ 杨延超：《APP专利保护研究》，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6期。具体而言，相关专利申请的审查主要涉及专利保护客体、新颖性及创造性、说明书充分公开等难点问题。⑨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指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259-271页。

《爸爸爸》之后，韩少功又写出了《马桥词典》和《暗示》。这两部备受争议的长篇小说虽然创作于90年代，但与“文化寻根”时期的作品仍有内在的一致性。换言之，它们都是韩少功思想转化为文学形式的产物，都是思想对于艺术形式的一种拓展，而且都富于理性的怀疑气质和文体创新精神。

《马桥词典》是文学形式如何最大限度地接纳思想的一次成功实验。在作品中，韩少功更是全方位地使用方言来创作他的第一部“词典”体小说。他并不是单纯地使用方言叙述一个长篇大论的故事，而是用词条的形式，列出马桥方言中的一个词，先引用普通话词典中的释义，再以马桥人的思维观念和生活经验来做详细的注解。这本词典中的每个词都与马桥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个词背后都有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这样就在马桥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建立了一个精神桥梁，也使马桥得以走向外界，乃至全世界。更重要的是，韩少功打破传统的叙事模式：故事不再按照时间顺序发展，不再是简单的平面叙事。因此，他可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各种文体杂糅在一起，借写“马桥”而表达出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小说中的“马桥乡”以汨罗乡为原型，韩少功站在外来人——一个插队下乡的知青的角度，借助词条的形式，为个人记忆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上溯至明末清初，下延至改革开放以后，将马桥世界的历史传统、民情风俗、轶闻趣事和人间百态如一幅画卷般徐徐展现在读者面前。与“寻根时期”如时间凝固一般亘古不变的方言不同，在马桥世界里，方言是鲜活的、流动的，甚至是在缓慢消逝的。由于韩少功敢于为方言，为一些被埋没的野生词立传，于是，他的语言不仅能达到他人难以抵达的乡野情趣，“马桥”的民族文化也得以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中，实现了他“更想写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样就把文学对世界的干预强化了”的愿望。

《马桥词典》和《暗示》是韩少功对语言探索最集中的两个作品，而《暗示》更是他对“言”与“象”研究的一个集合。《暗示》是一部“象典”，是“一本关于具象的书”。韩少功有意借此书探讨语言和具象的关系，深入语言未曾抵达的幽暗之处。

该虫发现于福建省三明市沙县七仙洞风景区，人为携带的可能性大。该虫以幼虫蛀食和成虫补充营养危害香樟的枝条，幼虫期与蛹期均在蛀道内，隐蔽性好，抗逆性强，适生范围相对较广，随着寄主植物调运传播扩散的可能性大，而且运输过程中存活率较高。室内观察发现，其成虫不善于飞行，自身扩散能力弱。但该虫属K对策昆虫，繁殖能力较弱。

改造建筑设施，延续旧建筑设计风格，可以保留原有的建筑设施，减少资源的投入，降低工程施工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新旧建筑的设施项目协调发展，从而提升城市的环境质量。

在《暗示》中，韩少功从“具象”入手，进行他的文学思考和叙述，用语言来挑战语言，用语言来揭开被语言所遮蔽的更多生活真相。这表明了他的反常规文体实验是一种有目的的自觉选择，也是一种冲破政治的“意识形态驯化”的努力。在《暗示》的“前言”中，韩少功指出自己写《暗示》的用意，就是对文体进行破坏：“我们有时需要来一点文体置换：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就像一群胡作非为的学生，在下课铃响起时上课，在上课铃响起时下课”。他不再满足于把生活“小说化”：情节的连贯发展、跌宕起伏，人物主角配角的设置，以各种生活俗事构成的主题，这样墨守成规、启程转合的写作守则让他感觉十分乏味。所以读者会惊奇地发现，在《暗示》中，并没有完整的主线情节，故事常常会戛然而止，忽而在某个地方又开始继续；也没有中心人物，许多人物会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并且在诸多丑陋的负面具象中，居然还夹杂着某些清新、平和的正面具象。一切显得那么随意，仿佛作者随手记下的哲思随笔一般。韩少功借鉴古代的笔记体，使叙事变得散乱，文本内部充满裂缝和紧张，并让情节不按既定的轨道发展。他期望从情节的中止或解体中接近语言所遮蔽的生活真相，这是他向语言发起的一个挑战。在《暗示》中，韩少功塑造了一系列人物来呈现“象”的真正意义，比如大头、老木、小雁、大川，还有鲁少爷、加加、多多等人物，他们大都经历过“文革”、下乡，他们的故事有喜有悲，有哭有笑，有俗有雅，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身旁和我们经历过的生活中。不同的是，作者通过这些有意思的故事讲出抽象的道理，力图使理论显得更加有趣。当然，在《暗示》中，也有抽象说理的章节，但是韩少功尽量选择平实朴素、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进行论述，从而使读者更加容易接受。

三、坚守与抵抗：思想对于文体的拓展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上世纪90年代初，韩少功的思想探索扇形地展开。一方面，他仍然不放弃小说写作，并写出了富于文体探索意味的《马桥词典》《暗示》，以及后来的《日夜书》；一方面，他又将创作的中心转向了散文随笔，并在《读书》等刊物上发表了《夜行者梦语》《性而上的迷失》《佛魔一念间》《心想》《世界》《灵魂的声音》《个狗主义》等影响深广的作品。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韩少功与史铁生、张承志、王小波和张炜一样，是以散文随笔的写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小说家之一。韩少功的创作为什么发生了转向，即由小说文体转向散文文体？韩少功这样解释：“大体上来说，散文是我的思考，是理性的认识活动；而小说是我的感受，是感性的审美活动。它们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也有不同的价值观。在散文看来是很重要的东西，比如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比如思想的深度，常常在小说那里变得不怎么重要。”又说：“我是一个笨人，没法用小说来实施抵抗，只好逃到散文里去。”* 韩少功：《精神的白天与夜晚》，《在小说的后台》，第149、150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也就是说，90年代以后韩少功将写作的中心从小说转向散文随笔，主要是为了更敏感地介入现实，为了更好地表达思想，同时也是为了“抵抗，为了加强批判的力量”。大体来说，整个90年代包括新世纪，韩少功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思想性的散文随笔和小说创作两个方面，散文随笔与小说在他那里，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精神活动和不同的功能，但他们都有一个殊途同归的精神指向：坚守与抵抗。

坚守与抵抗，源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实生活、精神现状和文学状况。对此，韩少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全球正在实现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挂帅，东、西方的理想主义都受到形式不同的重大挫折，精神危机正在威胁着人类生活，人类文明的命运正面临着新的现实难题。”*韩少功、王尧：《韩少功王尧对话录》，第237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力量取得了对世道人心的支配地位，同时因过度市场化而导致贫困两级不断加剧。总之，“现在的生活中‘精神’的含量越来越稀少了，文学创作打不起精神”。*韩少功、鲁枢元：《关于“精神”的对话》，《东方艺术》1995年第3期。“精神危机”的现状的确广泛而深重，但“精神危机的时代倒是为文学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创造空间，越是精神出了问题，才越是需要并且越有可能出现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在此意义上，“精神危机”的出现又正好“可能成为人类又一个精神高峰的前提”。* 韩少功：《精神的白天与夜晚》，《在小说的后台》，第149、150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正是出于如此的认知，作为重视思想探索和文学践行的韩少功自然会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以其生命的投入和心血的燃烧，“一次次奔赴精神的地平线”。*韩少功：《我为什么还要写作》，《韩少功研究资料》，第51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践行文学的精神，创造出文学的思想空间，首先必须坚守。韩少功要坚守的是人文主义的立场，让灵魂发出真诚和真实的声音；坚守人类的理想和道德秩序，保护精神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坚守乡野民间的情怀和有益于理想道德重建的传统文化；坚守人的尊严、高贵和价值。

坚守之后是抵抗和批判。韩少功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随笔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皆因他的作品既有深邃广博的思想维度，又有独特的修辞表达和美学风采。它们一反传统散文的写景抒情、托物言志的套路，也不似“文化大散文”那样的高大全，更没有学者散文的谈古论今、谈天说地，以及优雅淡泊的闲心。韩少功这一时期的散文随笔，基本上都是面对现实的发言，都是与“重大问题”的激烈搏杀。韩少功曾这样解释他90年代初的散文随笔为什么都是对重大现实问题作发言：“我有时候放下小说，用散文随笔的方式谈一些自己对某些现实问题的看法，甚至偶尔打一下理论上的‘遭遇战’，是履行一个人的文化责任，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正在进入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有些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消失，比如几千年官僚政治和极权主义的问题；有些问题正在产生，比如消费主义和技术意识形态的问题；有些问题是中国式的，比如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换和运用问题；有些问题则是全球性的，比如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性的问题，等等”。* 韩少功：《超主义的追问与修养》，《在小说的后台》，第175、178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用韩少功自己的话说，这些散文是被“问题追逼的文学”。* 韩少功：《超主义的追问与修养》，《在小说的后台》，第175、178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

韩少功这一时期的“抵抗”批判型散文随笔，基本上都是采用散点透视的方式，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对当下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尤其是精神现象进行观察、分析和整合，并以一种融会贯通、非线性的思维方式表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的散文随笔的理论含量和思想价值。

基于此，当看见《中国画画刊》杂志讨论“学生和老师的艺术风格是否应该相似”的讨论话题时，我并不为那些和老师风格相似的学生感到惊慌。在我看来，似与不似，并不是问题的要害，要害的是能否“翻新”—翻出新的好。

四、从“紧张冲突”走向“温暖和谐”

当代文学史专家洪子诚在《丙崽成长记——韩少功〈爸爸爸〉的阅读和修改》一文中，细致比较了1985年版《爸爸爸》和2008年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作家系列”的《爸爸爸》。通过这种“实证分析”，我们不难从中看出韩少功的思想演变轨迹在创作中的体现。

韩少功在2006年对《爸爸爸》所做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恢复性”的，即恢复当年因审查制度被删改的“原貌”；二是“解释性”的，即针对产生于特定时期，现在理解起来有障碍的俗称及政治用语进行解释；三是“修补性”的，即“针对某些刺眼的缺失做一些适当的修补”。*韩少功：《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系列·自序》，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所谓“刺眼的缺失”，包括某些词语涵义及色彩的把握，叙述语调的调节，以及对鸡头寨风格的描写等。比如，写仁宝欺负丙崽，逼着给自己磕头。

他哭起来，哭没有用。等那婆娘来了，他半个哑巴，说不清是谁打的。仁宝就这样报复了一次又一次，婆娘欠下的债让小崽又一笔笔领回去，从无其他后果。

护理后,两组共8例患者对护理工作不满意,其中观察组占1例,对照组占7例,这表示循证护理满意度更高,与常规护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1985年版：

丙崽娘从果园子里回来，见丙崽哭，以为他被什么咬伤或刺伤了，没发现什么伤痕，便咬牙切齿：“哭，哭死！走不稳，要出来野，摔痛了，怪哪个？”

碰到这种情况，丙崽会特别恼怒，眼睛翻成全白，额上青筋一根根暴，咬自己的手，揪自己的头发，疯了一样。旁人都说：“唉，真是死了好。”* 洪子诚：《丙崽成长记——韩少功〈爸爸爸〉的阅读和修改》，《对一个人的阅读》，第1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2008年版：

他哇哇哭起来，但哭没有用，等那婆娘来了，他一张嘴巴说不清谁是凶手，只能眼睛翻成全白，额上青筋一根根暴出来，愤怒地揪自己的头发，咬自己的手指朝着天大喊大叫，疯了一样。丙崽娘在他身上找了找，没发现什么伤痕，“哭，哭死啊？走不稳，要出来野，摔痛了，怪哪个？”

丙崽气绝，把自己的指头咬出血来。

室内设计除了是一个设计方案以外，还需要将居住者的生活方式、态度等结合到设计中去，以人为本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国，现代的室内设计还是缺少个性化和空间设计的理念的。①空间中有很多物理元素无法根据设计的标准来执行，其中包括室内的通风、人工采光等设计都是不科学不合理的；②在建筑的内部对空间的整体布局规划和设计上不连贯，一般情况下，由于硬性的设计方法没有办法展示空间功能，所以无法关注到用户的体验，然而室内的设计是为了能够服务到居住者。所以，为了让居住着感受到高品质、绿色、生态的室内设计，对以人为本的设计是必不可少的。

就这样，仁宝报复了一次又一次，婆娘欠下的债，让小崽子加倍偿还，他自己躲在远处暗笑。不过，丙崽后来也多了心眼，有一次再次惨遭欺凌，待母亲赶过来，他居然止住哭泣，手指地上的一个脚印：“X吗吗。”那是一个皮鞋底印迹，让丙崽娘一看就真相大白。* 洪子诚：《丙崽成长记——韩少功〈爸爸爸〉的阅读和修改》，《对一个人的阅读》，第1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比较前后两个版本，可看出新版更形象具体，感性的色彩更浓，语调也更顺畅了。而在迁徙时唱“简”，新版增加了“在泪水一涌而出之际”，“尤其是外嫁归来的女人们，更加喊得泪流满面”等句子，还增加了“一行白鹭被这种呐喊惊吓，飞出了树林，朝天边掠去。抬头望西方兮万重山，越去越远兮哪是头?”经过这样修改，唱“简”的场面不仅加重了感情的流露，体现出更多人性的温暖，而且赋予了更多的诗性成分。对此，洪子诚这样评价：

从上面的引例，也许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庄重与调侃、悲壮与嘲讽的错杂之间，可以看到向着前者的明显倾斜，加重了温暖的色调，批判更多让位于敬重。最重要的是，写到的人物，丙崽也好，丙崽娘也好，仁宝也好，仲裁缝也好，这些怪异，卑微，固执，甚至冥顽、畸形的人物，他们有了更多“自主性”，作者给予他们更多的发言机会。即使不能发声(如丙崽)，也有了更多的表达愤怒、委屈、亲情的空间。叙述者在降低着自己观察的和道德的高度，限制着干预的权力。我们因此感受着更多的温情和谦卑。*洪子诚：《丙崽成长记——韩少功〈爸爸爸〉的阅读和修改》，《对一个人的阅读》，第1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洪子诚讲到这样一个细节：由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选入了《爸爸爸》。2008年第一版采用了1985年人民文学的版本，后来作者提出应采用他2006年修订的新版本。这样，《作品选》从第二版开始至今，便一直沿用新版本的《爸爸爸》。从这个具体的例子可见，韩少功不仅花了不少心血修订《爸爸爸》，而且新版本在他心中的分量更重。因新版本有的地方几乎是“重新创作”，而且，“新版本《爸爸爸》包含着21世纪的眼光”。(《爸爸爸》日文译者加藤三由纪语)。

日本学者加藤三由纪说新版的《爸爸爸》包含着“21世纪的眼光”，是很有见地的评论。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作品诞生了，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未定点”，他需要通过作家、研究者和读者共同发挥主体意识，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力不断对这部作品进行“再创造”。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作家、研究者与读者认识水准的提高和审美情趣的迁移，这种“再创造”“再认识”不仅不会终止，而且会越来越丰富和多元化。就《爸爸爸》的“阅读史”来说，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将《爸爸爸》作为一个启蒙的故事来阅读和研究，即将《爸爸爸》放在现代性的启蒙语境中，将其视为对“国民劣根性”，对民族文化弊端的展示、批判、嘲弄和反讽。因此，《爸爸爸》实际上是借助一个如美国学者杰姆逊的第三世界国家文本的民族“寓言”，表现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这样的解读，以严文井、刘再复两位资深批评家为代表，其他研究者的一些观点和表述虽略有不同，但总体的研究指向和价值判断是一致的。

For the Figure 1a), the relationship of configuration formula derivation is shown as: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对《爸爸爸》和丙崽的解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程光炜在《如何“现代”？怎样“寻根”？——重读〈爸爸爸〉文本的一种尝试》中，不仅揭示了这部作品隐含着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而且将其与中国现代小说的传统相连接。程光炜指出，《爸爸爸》这个文本和丙崽这个人物形象，“实际所面对的是现代文学史上由鲁迅和沈从文所代表的‘现代’和‘寻根’这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一个是‘入世’的，一个是‘避世’的；一个对传统文化是批判和否定的，一个对传统文化是欣赏和认同的。围绕着丙崽，是作者韩少功试图通过阅读鲁迅和沈从文而搭建的一个充满矛盾的文学叙述框架。《爸爸爸》这篇小说，目的恐怕不是文学创作，而是要建立一种小说理论。它是对鲁迅和沈从文的重读，通过重读来推动这种实验色彩极浓的作品文本，并重建80年代寻根文学写作的新的可能性”。*程光炜：《如何“现代”？怎样“寻根”？——重读〈爸爸爸〉文本的一种尝试》，《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第3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在对现代文学两个传统考察和比较的基础上，程光炜进一步追问：《爸爸爸》究竟是要找回“改造国民性”的主题，还是要回到那个和谐、宁静、神秘的“湘西世界”？不仅如此，他还从《爸爸爸》结束处“友好地送给他几块石头”的“友好”读出另一番意味，认为“友好”是一个关键词。正因为有了“友好”，丙崽与鸡头寨的关系才由“冲突”走向了“和谐”。

通过《爸爸爸》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寻根文学对当代文学经典观念的重新审视和重要调整。它在很大程度回应了中国的一个不可逆转的从“激进社会”回归“传统社会”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一点上，韩少功在《爸爸爸》的结尾处改变了它的叙述走向，回到寻根小说那种“温情”、“牧歌”和“和谐”的文学格调之中。*程光炜：《如何“现代”？怎样“寻根”？——重读〈爸爸爸〉文本的一种尝试》，《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第3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从洪子诚对《爸爸爸》新、旧版修改的比较，以及加藤三由纪、程光炜等对《爸爸爸》的“再阅读”，我们发现，21世纪的韩少功比之上世纪80年代的韩少功，甚至比之90年代的韩少功，思想的立场和方式已经有了较大的调整，他与世界、与现实的关系也在不断地改变之中。

对《爸爸爸》的修改，体现了韩少功与现实世界和知识界的和解。上世纪80年代，由于我国提出走“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一种对中国社会地图的重构，这种重构明显不同于革命年代的理论和主张。正是出于对“现代化”的渴望和对于“根”即民族文化处境的焦灼，韩少功在1985年创作了《爸爸爸》，并将丙崽作为一个民族的特殊符号进行现代性反思。由于一方面要“启蒙”，一方面要批判“国民的精神劣根性”，故此旧版的《爸爸爸》的整体风格十分冷峻、抽象与神秘，行文中嘲弄、反讽、批判多于庄重、悲壮和温情。这体现出韩少功80年代的思想状况。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面对着广泛而深重的精神危机，以及中国文学知识界的分化与裂变，韩少功与当时的现实和知识界的关系虽不似张承志那样剑拔弩张，但也处于一种内在的紧张状态之中。这种紧张的标志是这一时期韩少功成为另一个批判型作家，各种怀疑、嘲讽、抨击、拒绝、攻讦、圣战的字眼出现在他的散文随笔中。而到了2006年修改《爸爸爸》的时候，由于皈依汨罗，潜心修炼，从民间大地，从劳动中丰富并调节了身心，韩少功自然便能够以理解宽容的心态来看待“现代化”进程中的“国民性”的弱点，同时给予小说更多的温情、优美和牧歌，让其从“冲突”走向“和谐”。

地形图中应标示测绘范围内的测量控制点、建（构）筑物、道路、绿地、水系、管线及附属设施等地物、地貌要素以及地理名称、注记等。对建筑物单体原则上不综合取舍，要详细测绘建筑物轮廓及阳台等其他附属设施，如柱廊、檐廊、架空通廊、底层阳台、门廊和室外楼梯等。对及涉及保留和拆除要求的建筑物也要进行测绘。对项目所属的配套工程，如绿地、停车场、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物业管理设施、市政公用设施等，要进行测绘。

韩少功是一个长于思辨的理论性作家，也是一个重视“身心之学”的文学践行者，对《爸爸爸》的修改，正是他实现“知行结合”的具体体现。同时，韩少功一直在寻找一个建构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以及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理想方案，80年代的《爸爸爸》是用“现代化”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民族的文化和文学，而新世纪对《爸爸爸》的重大修改，是韩少功以新的“入世”方式介入乡野社会，是“礼失而求诸野”之后的产物，因此这样的修改的确能够见出韩少功的思想演变轨迹，让人们看到一个更全面、更真实，也更贴近大地、更贴近乡野社会的韩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