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连于吉狄马加的诗歌世界，会遇见许多鲜活质感的事物，拂面而来的大山、河流、岩石、土地、森林、苦荞、太阳、猎人、雪豹等地域文化符号，组构成了一个相对自足的抒情空间。而其中不断复现的“鹰”意象，更是格外引人注目。若按西方新批评理论的阐释，“一个语象在同一个作品中再三重复，或在一个诗人先后的作品中再三重复就渐渐积累其象征意义的分量”，成为必有所指的“主题语象”；*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第10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这个大剂量、高频率闪回的人文取像“鹰”，完全可视为吉狄马加诗歌的固定词根，它肯定凝结了诗人深度的情绪细节和隐秘经验，在本质上影响着诗人的风格个性与精神走向。

事实上，吉狄马加与诗歌结缘近四十载，虽然历经过诸多思潮、流派的更迭与喧嚣，但从未被流行的趣味所裹挟，凭借群体或圈子的力量张威；而一直守望着时而红火时而寂寞的缪斯，以文本说话的方式前行，并且逐渐成长为诗坛上空一只矫健的雄“鹰”，自有其飞翔的方向与高度：诗人的学徒期短，几乎开始即是高峰，《黑色的河流》一出手就有着成熟诗人才具备的明确方向感；而后又不断进行自我超越与创新，高潮迭起，持续攀援诗艺的峰顶，在时尚之外别开新花，以不衰的再生力带给读者无限的惊颤和启悟。他的诗看上去没有高深莫测的晦涩，也与追新逐奇无缘，朴素单纯，本色易懂；实则沉潜浑厚，大气开阔，从山地出发，内里联通着中国，最终走向了世界，标志着新诗真正实现了多民族、多国度间的“对话”。一个并不十分先锋的彝族诗人，作品却在世界范围内以多国文字的方式被广泛传诵，俘获了无数关注的目光和心灵，反响连连，让全国新诗奖、骏马奖、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等众多奖项实至名归，这种值得回味和深思的奇迹般的现象本身，理应成为进入吉狄马加诗歌世界的逻辑起点。

“被埋葬的词”：寻找与超越

黑格尔曾经断言，“艺术和它的一定的创造方式是与某一民族的民族性密切相关的。”*〔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362页，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吉狄马加的诗歌存在堪称这一规律的形象化诠释，它最初的成功即是靠民族和地域性因素起家已成不争的事实。当他在那首《自画像》中深情地喊出“我—是—彝—人”时，绝非仅仅意味着很多论者一再标举的身份话语的自觉建构，更隐含着诗人和诗人所属的彝族之间密不可分的结构内蕴，昭示、凸显着诗人特有的文化立场和担当精神，“我要寻找/被埋葬的词/它是一个山地民族/通过母语，传授给子孙的/那些最隐秘的符号”(《被埋葬的词》)，诗人欲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寻找、观照、承续彝族的传统历史、文化与情感，这是他对自己艰难使命的恰适定位，也为自己的歌唱提供了连绵不绝的书写资源。

回望1980年代中期的文学语境，能够清晰地体会到吉狄马加选择的明确方向感。彼时的中国诗坛，正是从朦胧诗向第三代诗转换的“新”“旧”交替之际，热闹喧腾，鼎沸异常，充满着“美丽的混乱”。大量诗人觉得“非”诗的社会、现实因素无助于美，朦胧诗“那种人间烟火的稀薄，那种类型化规范下的情思萎缩，那种超凡脱俗的名士气息，都使人感到隔膜与疏远”，*罗振亚：《后朦胧诗整体观》，《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以反文化、反英雄、反崇高的极端反叛姿态，敞开平民个体生命的状态，走向了凡俗化的艺术之路。同为朦胧诗后崛起的诗人吉狄马加自然十分清楚，写诗是关乎精神和灵魂之事，必须“走心”，过于贴近时代、国家、革命等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宏大抒情，是很容易蹈入工具论窠臼的危险行为；但他也不完全认可第三代诗纯粹的“个我”生命本体表现，而是在辩证吸收朦胧诗的“及物”倾向和“寻根”意识的基础上，自觉规避抽象、绝对的“在”，将观照对象定位于故乡凉山、诺苏彝族及其自己对之的情感方面，在“此岸”世界的抚摸中，建构他人难以企及的形象诗学世界。

在吉狄马加的诗中，不仅闪回着与凉山彝人相伴生的风景、风情与风俗画面，更有绘形之上的彝人命运和情思旋律的质的切入，地域色调浓郁的意象语汇组合里，常跃动着抒情主体和彝人的心灵吁求与渴望。像“我看见人的河流，正从山谷间悄悄穿过。/我看见人的河流，正漾起那悲哀的微波。/沉沉地穿越这冷暖的人间，/沉沉地穿越这神奇的世界。//我看见的河流，汇聚成海洋，/在死亡的身边喧响，祖先的图腾被幻想在天上。/我看见送葬的人，灵魂像梦一样，/在那火枪的召唤声里，幻化出原始美的衣裳。/我看见死去的人，像大山那样安详，/在一千双手的爱抚下，听友情歌唱忧伤。//我了解葬礼，我了解大山里彝人古老的葬礼”(《黑色的河流》)。群山间缓缓流动的“送葬”河流，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深沉的彝族文化画轴，忧伤的人群、肃穆的气氛和部落直面死亡时神秘的节奏、旋律遇合，生成了一种特殊的民俗学价值；尤其是诗以现代意识观照死亡、命运和灵魂，对彝人精神深处万物有灵论等集体无意识的发掘，释放出了人性之美的光辉。彝族人认为死去的人灵魂仍然活着，他们将在天上获得超度图腾，活着的人对之忧伤的缅怀与祈祷，则为人性和爱的动人闪烁，形象地揭示已扣合了彝人相对坦然、豁达而悲壮的死亡观念的深层脉动，深邃而神秘。《反差》更有别于为彝族人和土地简单画像的浮光掠影，触及到了彝人深隐乃至忧郁的心理褶皱和精神内核，“我看见一堵墙在阳光下古老/所有的谚语被埋进了酒中/我看见当音乐的节奏爬满羊皮/一个歌手用他飘忽着火焰的舌尖/寻找超现实的土壤//我不在这里，因为还有另一个我/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我”与“另一个我”两个异质、矛盾意象构成的内在张力，外化出了诗人也是整个民族处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对立、转换背景中的“灵魂阵痛”，一面是生态自然、可供精神栖居的诗意空间，一面是科技、商品、物欲挤压的后工业困境，而自我、民族与人类若要“浴火重生”，又只能无奈地忍受后者对前者的侵蚀和介入，现代文明负价值滋生的迷惘困惑、爱痛参半的体验，和复杂而沉重的挽歌情调，当然也就无法根除了。好在吉狄马加正是在这种二难的文化语境中，找准了自己立足诗坛的鸣唱视域和抒情基调。并且，诗歌“是来自诗人灵魂最本质的声音”、*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组诗小序)》，《民族文学》1987年第3期。“忠实于你的内心世界，从某种角度而言，比忠实于这个喧嚣的外部世界更为重要”*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诗歌集》，第356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的观念选择，决定吉狄马加是从内视点出发和整个世界进行对话的，其诗的发生多肇始于诗人的切身感受和原初经验，常常情真意切，元气淋漓，这种“心灵总态度”的融入，既密切了词语和彝人生活、情感之间的亲和关系，又蛰伏着与读者心灵沟通的可能机制。

如《灵魂的住址》《宁静》均属于自由诗体，但也都是有韵律和节奏的，前者每段均有“一间瓦板屋”，结句分别以“进出”、“告诉”、“孤独”收束，后者每段以“妈妈，我的妈妈”开始，尾行渐次用“想睡”、“疲惫”、“很累”断后，二者在音节上读起来均有一种朗朗上口之感。再如《催眠曲——为彝人母亲而作》：“天上的雄鹰/也有站立的时候/地上的豹子/也有困倦的时候/妈妈的儿子/你就睡吧(有一只多情的手臂/从那温暖的地方伸来/歌手沉重的额头/寂静如月光的幻影)//天上的斑鸠/也有不飞的时候/地上的獐子也有停步的时候/妈妈的儿子/你就睡吧……”诗共五段，每段分别以天上的雄鹰、天上的斑鸠、天上的大雁、天上的太阳、天上的月亮领起，各段行数、句式大体一致，同古代“赋”之精神息息相通的反复、排比呈压倒之势，其词语系统和情绪调式既多得彝族民谣清新、忧郁而又神秘的旨趣与味道，那种回环复沓的内在旋律，又延宕了抒情氛围的时间长度。至于像《等待——一个彝女的呓语》从排列形式、段尾韵律到反复手法，“歌诗”的倾向就更明显，“从火塘旁到石磨旁/白天对于我们来说，很快/就要消失掉。然后/是爬上木梯，然后/是蜷曲身体睡觉。/每天是这样，/每月是这样。/就是半夜醒来，看见/月亮和星星也迷茫……啊，明日就是火把节了，/在温暖的草堆里，影子听见/我疲惫的骨节开始发响”。彝女作为中心意象虽未直接写出却处处存在，它和旁、样、惘、伤、唱、裳、亮、响等“ang”韵律语汇的八次交错，加之文本内部大小回环设置，构成了一种歌的热烈、连绵而又忧郁的情绪氛围，将彝女对身边世界的不满足和对山外世界的向往渴望渲染得满爆到位，让人感觉它似乎不是从笔下写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流出来、唱出来的，已经从意象、语词间的弹跳转换成了生命的内在律动，或者说音韵节奏和情绪节奏达成了契合。

重拳出击，大案查办全国知名。该处严查严办、追根溯源，在大案要案查办上连续取得突破。2013年以来，查办案值在100万元以上的大案达20多起，其中3起案件入选国家总局年度食品药品稽查优秀案例。国家总局稽查局就“阳光一佰”制售有毒有害保健食品案给予表扬。同时，该处积极开展政企合作，与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签订打假战略合作协议，查处了“5·28”特大生产、销售假抗癌药系列案件，案值达数亿元，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1）A.Because it’s a lovely city.B.Because he wants to save money.

其次是说诗人的个人情思抒发越来越能暗合人类的普遍价值和深层经验，在贴近个人同时实现了洞穿人类生存境遇、对人类终极关怀的超越。如怀念文学伟人聂鲁达之诗并不少见，吉狄马加的《祖国——致巴波罗·聂鲁达》则完全在表达高度私人化的情绪和意念，它在思维和想象方式上均独出心裁，不可复制，“我不知道/你在地球上走到了多远的地方/我只知道/你最终是死在了这里/在智利海岬上/你的死亡/就如同睡眠/而你真正的生命/却在死亡之上/让我们感谢上帝/你每天每时都能听见大海的声音！”只是它将诗人生命、大海和祖国意象贯通背后那种跨越死亡的高尚人格的标举态度，那种对伟大灵魂发自内心的钦敬心情，又同读者的内在认知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相通点。再如《唱给母亲的歌》以大雁将子雁送入雁行的行为，比附母亲对儿女的情感，“当我骑着披红的马走向远山/我回过头来看见/夕阳早已剪断了/通往故乡的小路/啊，母亲/这时我看见你/独自站在那高高的山岗上/用你多皱的双手/捧着苍老的脸——哭泣”。诗中母亲坚毅又难舍的复杂感受，乃契合着国人渗入骨髓的普遍乡愁情结，所以虽然走笔个人，却能勾起天下游子的绵绵遐思和深情。在论及吉狄马加诗歌的主体形象时，有人说它“几乎每首诗中的‘我’，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诗人自己……‘我’既是诗人自己，又代表所有彝人”，*罗小凤：《来自灵魂最本质的声音——吉狄马加诗歌中灵魂话语的建构》，《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这种指认道出了吉狄马加诗歌存在的心理结构机制，即由于宽阔视野与“大爱”情怀压着阵脚，诗人发端于心灵视角的抒唱很少沉湎于个体情怀，迷踪为个人琐屑的言说或消费语词的文本游戏，沦为没顶的“水仙花”，而能接通“大我”、“类我”的意向与经验，切入时代内部和自我灵魂，获得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诗意高度。

再次它表明诗人作品中逐渐凸显的理意或“思”之品质，愈发引人注目。吉狄马加的诗歌向来以抒情见长；但是随着他人生阅历的丰富、对事物感受认识的深入，尤其是原本即优卓于常人的直觉感悟力，同滋补诗人思想骨骼的外国诗歌营养遇合，文本内涵悄然发生了变化。因为西方诗学重“思”，赫尔博斯以为诗与哲学无本质区别，海德格尔更倡言“唱与思是诗之邻枝。它们源于存在而达到真理”。*〔德〕M·海德格尔：《诗人哲学家》，《诗·语言·思》，第20页，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几种因素的合力作用，催生了吉狄马加诗“将永远与人类的思想和情感联系在一起”*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诗歌集》，第36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的理念，并对生命、人性、自然、死亡等抽象问题发生浓厚的兴趣，使文本在经历心灵的回味和滤淀过程中，透过表现对象的芜杂表象，接近事物的本质，不自觉地加大理意内涵的比重，充满智慧的节奏。如《时间》展开的就是对时间和生命的理解，“时间！/最为公平的法官/它审判谎言/同时它也伸张正义/是它在最终的时刻/改变了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存在形式/它永远在死亡中诞生/又永远在诞生中死亡/它包含了一切/它又在一切之外/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真正的不朽/我敢肯定地说：那就是时间！”它从历史、文化、宇宙、哲学多元视角，透视、把握时间的本质，辩证的思维向度会给人某种理意的点醒，并以有限生命与无限时间的冲突对比，赋予了诗歌一种苍凉感伤的人生况味。禅趣盎然的《自由》更能启人心智，“我曾问过真正的智者/什么是自由？/智者的回答总是来自典籍/我以为那就是自由的全部//有一天在那拉提草原/傍晚时分/我看见一匹马/悠闲地走着，没有目的/一个喝醉了酒的/哈萨克骑手/在马背上酣睡//是的，智者解释的是自由的含义/但谁能告诉我，在那拉提草原/这匹马和它的骑手/谁更自由呢？”它采用问答式结构叩问自由的本质，问而不答，留下许多不确定性的阐释空间令人感悟，让读者在彼时、彼情、彼景的关系建构中领受想象和理解的自由的快乐，实则答案已不宣自明。吉狄马加诗歌理性因素突起玉成的情理浑然的诗歌本体，有时已近于一种情感哲学、一种人类智性看法的结晶，它既增加了诗意内涵的钙质和深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诗仅仅是生活或者情感的传统观念。

传统之“山”上的艺术攀援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新诗草创期和1980年代的生存文化语境可谓判若云泥。当初只要能够暗合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基本即告成功的新诗，在拥有了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积累之后，如果文本不是出类拔萃，已经根本引不起读者的注意。随着现代汉诗这种写作难度的相应加大，自生自灭成为许多诗人无法回避的命运，而地处边缘的少数民族诗人若想获得认可，就更面临着被双重遮蔽的风险。如此说来，吉狄马加1980年代在诗坛的成功显影，恐怕绝非运气成分在起作用，也不是彝人身份与山地题材的独特所能左右，而是缘于准确的创作方向的选择，和自觉方向感统摄下文本艺术质地本身的优卓与纯正。

材料力学主要解决三类问题：强度问题、刚度问题和稳定性问题[1-2]。强度是指杆件在外载荷作用下抵抗断裂和过量塑性变形的能力。刚度是指杆件在外载荷作用下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稳定性在材料力学中范围比弹性力学中的窄了很多，特指杆件在轴向压力作用下保持其原有平衡状态的能力。这三类问题反映了固体构件在外载荷作用下力学性能的三个不同的侧面。这三类问题的计算公式大部分情况下可以统一表示为：横截面内力/包含横截面几何性质的参数≤许可量。

吉狄马加的诗不仅通过上述众多意象分子和象征的联系建立，在写实与象征之间飞动诗思，生成了饱含多重内蕴和言外之旨的结构；并且努力使这些象征性意象以复现或文本贯穿方式，累积、上升为高度私化的“主题语象”，它们堪称诗人的专利语码与戛然创造，也是读者进入其精神世界的理想通道。因篇幅所限，这里只对“鹰”与“火”做抽象分析。如作为彝族精神图腾的“鹰”，似乎格外受吉狄马加青睐，被反复观照，已然成了祖先和民族的化身、神性与人性高度合一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的象征。*参见罗庆春：《雄鹰与太阳的歌者——吉狄马加诗歌的精神世界》，《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11年第1期。空中翱翔的自然之鹰，在他那里又是彝族文化精神的隐喻，诗人坦言：“我曾一千次/守望过天空/那是因为我在等待/雄鹰的出现/我曾一千次/守望过群山/那是因为我知道/我是鹰的后代”(《彝人之歌》)，“我完全相信/鹰是我们的父亲”(《看不见的波动》)，与群山厮守的鹰同自我、生命之源密不可分，诗人将其置于祖先、父亲、神的地位上与其对话，无形中加重了鹰的分量和价值。因为长期的精神仰望和崇拜，鹰的血性、风骨与气韵对诗人主体人格和胸怀悄然完成了渗透式塑造，“这时我看见远古洪荒的地平线上/飞来一只鹰/这时我看见未来文明的黄金树下/站着一个人”(《史诗和人》)，“我渴望在一个没有月琴的街头/在一个没有口弦的异乡/也能看见有一只雄鹰/自由的在天上飞翔”(《我渴望》)。鹰搏击长空的傲岸与高远、从容与自由、强悍与坚韧，不也是一个人、一个族群祈望的心灵抽象和理想境界吗？吉狄马加的鹰之书写，以对自然风物绘形的出离，楔入了自我和族群灵魂的本质深处，触摸到了一般的诗人难以企及的审美高度，难怪他被人称为彝族诗坛之鹰了。作为“火焰之子”的吉狄马加，对彝族另一图腾意象、神话传说中的重要原型“火”不厌其烦地施予笔墨，也不无原型意义，而且意味多端。火时而是生命的象征符号，“假如有一天猎人再没有回来/它的篝火就要熄了//只要冒着青烟/那猎人的儿子/定会把篝火点燃”(《猎人岩》)，火联系着生死两个世界和不尽的启示，它的式微、复明与燃烧，外化着彝人生命的神秘和坚韧，诗人捕捉到了二者间微妙的联系。火时而又是神秘的喻指，“在他死去的地方/有一个死去的女人/在那里火葬”(《最后的召唤》)，“自由在火光中舞蹈。信仰在火光中跳跃……火是猎手的衣裳/抛弃寒冷的那个素雅的女性，每一句/咒语，都像光那样自豪”(《火神》)。因为信仰中天国和人间之间供灵魂安息、悠然休憩的“石姻哈姆”的存在，火葬的死亡在彝人看来非但不可怕，反倒似返乡的美丽之所在，火神瑰丽奇幻，扑朔迷离，极具传说色彩。火时而还是涅槃的同义语，“我把词语掷入火焰/那是因为只有火焰/能让我的词语获得自由……只有在这个时刻/我舌尖上的词语与火焰/才能最终抵达我们伟大种族母语的根部!”(《火焰与词语》)在火焰中词语获得了升华，它完成了语言意识的自觉，更在与黑暗的对抗中实现了赤诚灵魂的高度攀升。吉狄马加诗中“鹰”、“火”等主题语象或词根语象的不断弥漫，防止了浪漫诗的滥情，它是诗人原创力的显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延宕了读者阅读的心理时间，能够诱发他们展开审美想象或联想，增加诗歌“文思看山不喜平”的“不平”的妙趣。

一是未将“课程思政”建设纳入教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各行业特色型大学多是在学科和专业建设层面将“课程思政”建设纳入考核指标和教学任务，并作为正向奖励对教师进行引导，尚未将其纳入教师个人考核评价范畴。二是未将行业精神纳入教师考核评价范畴。目前，各行业特色型大学对行业精神的传播更多地停留在宣传部门的宣传报道、先进人物的事迹报告以及部分教师的案例教学活动中，尚未强制性地融入教师教学、科研活动中，更未纳入教师考核评价范畴，使得学生对行业精神的理解和认知浮于表面，难以将行业精神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等有机结合起来。

对于吉狄马加传统味十足的诗歌认识不一，有人肯定其现实主义精神，有人称道其浪漫主义激情，有人标举其新浪漫主义风范，有人看好其现代主义表达。谈起主义，若干年来许多人以为，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再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水准是层层递进、逐渐上升的，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写作，在艺术探索方面势必比后起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写作孱弱，疏于技巧的经营。其实，这种进化论思维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偏见，因为文学创作本身异常复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可能最为先锋，后现代主义照样会流于平面化，所以优秀的批评者从来不问什么主义，而只看其写得好坏。吉狄马加诗歌中贯通始终饱具震撼力的赤子激情、接合彝地气息调式鲜明的地域色彩、置身反文化语境中对生命意义和理想的坚守等因素，经常被人圈点，无须赘言。诗人更令人刮目的追求，是在几个点上为新诗输送了个性化新质。

式(2)中第一项为顺时针光束的一次环行，Sagnac相移是φR/2，φ是Y波导上/下分支尾纤输出的平行线偏振光的初始相位，偏置相位是-π/4；第二项为二次环行，Sagnac相移是φR，偏置相位也是-π/4；第三项为三次环行，Sagnac相移是3φR/2，偏置相位是零，所以三次环行对解调输出无影响.同理，由式(3)(4)(5)可知，一次环行影响5、7时隙的解调输出，三次环行影响6、8时隙.

一是以“我”为主体的记忆诗学建构。在接受诗人潇潇访谈时，吉狄马加坦承“我的很多作品都有一种怀旧的东西，对于我的一些民族历史，伟大文化传统的一种怀念”。*潇潇：《诗人有两个故乡——著名诗人吉狄马加访谈录》，《延河》2013年第7期。这里至少有“我”与“怀念”两个关键词，指向着诗人这一审美特点。一些年轻论者已经发现，吉狄马加善于使用第一人称“我”，展开文本的内在逻辑。*如刘启涛、李骞：《吉狄马加的诗学理念》，《文艺争鸣》2016年第2期；颜炼军：《“母语正背离我的嘴唇”——吉狄马加诗歌论》，《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事实上，吉狄马加虽然不绝对排斥同时期第三代诗人青睐的以细节、过程与事态结构成的叙述策略，但更倾向于中国诗歌中一向坚挺的尚情路线，蒙朦胧诗启悟，诗中抒情主体的自我意识日趋觉醒与强化，内视性维度突出，“我”的出现频率极高，“爸爸/我看见了那只野兔/还看见了那只母鹿/可是/我没有开枪”(《一个猎人孩子的自白》)；“我梦见过黑色/我梦见过黑色的披毡被人高高地扬起/黑色的祭品独自走向祖先的魂灵/黑色的英雄结上爬满了不落的星/但我不会不知道/这个甜蜜而又悲哀的种族/从什么时候起就自称为诺苏”(《彝人梦见的颜色》)?“把你放在唇边/我嗅到了鹰的血腥/我感到了鹰的呼吸/把你放到耳边/我听到了风的声响/我听到了云的歌唱/把你放在枕边/我梦见了自由的天空/我梦见了飞翔的翅膀”(《鹰爪杯》)……不论是忧患人与自然关系生态伦理的《一个猎人孩子的自白》，还是演绎沉淀着彝人情感与记忆的黑、红、黄三色文化的《彝人梦见的颜色》，抑或是以民族图腾意象折射、象征自由渴望的《鹰爪杯》，无不是“我”字当先，“我”如占居中心的磁石一般，将周遭的世界吸纳浑融为一体，“我看见”、“我梦见”、“我感到”、“我听到”等大量叠加的句式和视角，构成了吉狄马加观察事物、维持诗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方法。吉狄马加这种与“他者”眼光对立的感知方式，因其抒情的自叙成分明显，亲切真实，先在地具有某种不可复制的功能，诗中主体“我”一般很少仅仅停浮于诗人“个我”层面，它背后往往耸立着一个群落或一个民族的形象，所以诗人个人化的诗中常“跳跃着彝人之魂”，*流沙河：《序〈初恋的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而彝族文化历史的厚重沧桑，则又保证了诗人的歌唱不会沦为自我失控的情绪喷涌；同时它也可视为诗人审美心态的外化，说明诗人是在静下来之后对事物进行的平和观照，所以才能捕捉到常人难以感受到的场景、瞬间和诗意，把喧嚣忙乱的动态生活静态化为一种“慢”、“轻”的艺术方式，堪称是对迅疾、嘈杂都市速度感的智慧化解。

其次，虽然当前行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但对优势企业而言并非坏事，大批产能的退出更为市场腾出了空间。倍丰盐湖农业科技的成立整个筹备时间仅有两个月，却准备充分。有两大集团公司的底蕴为支撑，加之前期的合作经验，整体的资源优势、人才储备、渠道网络等各方面准备尤为充分。在大批落后产能退出所提供的发展契机下，山东倍丰看准时机，迅速发力，准确出击，在时机上占到了优势。

对于吉狄马加的“歌诗”化倾向，几乎一些重要的批评家都有所觉察并高度认可。*高缨认为“没有彝族歌谣，便没有吉狄马加”，见《彝族诗魂的双向辐射——评介〈吉狄马加诗选〉》，《文艺报》1993年7月10日；谢冕肯定吉狄马加“对声音的敏感和对节奏的热爱，也体现着他从民歌的情调和韵律中得到的灵感”，见《高山大河所孕育的》，《星星》2006年第12期。我以为这种声音诗学的自觉营造和现代汉语语音形象的探索，突破了众多诗人已有的书写经验高度，是文学原处情境的诗性恢复，它在外化抒情主体灵魂和大千世界喧哗的同时，赋予了文本一种动感，使之既能看，又可听。它虽然不容易在短期内改变新诗多用来阅读而非歌唱、诗与歌分离的窘困状态；但却指向、打开了诗歌艺术生长的一种可能，以诗歌中“歌”的成分的调节和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诗的可唱性即“歌诗”传统，为诗坛提供了耐人寻味的启迪。

首先它指向着创作主体突破了闭锁的态势，抒情视野和担当范畴在日益扩大的显豁事实。吉狄马加一再申明写诗是因为对人类的理解，这种博大之爱的驱动，使他以顽韧不懈的“去蔽”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逼近了彝族文化的真相，但绝不会因民族性的拘囿而拒绝、规避更广阔的精神空间。所以随着诗人走出西南大山，他感知的触须即相应地漫向彝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国度、故乡情结之上的多元主旨和命题，将诗晋升为世界领域和人类高度的思想漫游。不说具有中华视角的《长城》、追挽过往记忆的《我听说》、隐喻意义突出的《感恩大地》等作品，已在历史、人性和生命的宽阔维度上驰骋诗思；单是《有人问……》中涉足的生态平衡与处境问题，就足以令人警醒，“难怪有诗人问这个世界将被谁毁灭/是水的可能性更大，还是因为火”，诗从非洲原野上动物链推导出的骇人结论，对人的欲望和罪恶构成了严肃的拷问，这种“问题诗”饱蕴的伦理承担的悲悯大爱，和关于工业文明破坏自然的生态反思，已不乏批评生活的直接行动力量。至于借美丽的传说谴责暴力、祈祷和平的《鹿回头》，更充分显示出诗人已有笔写目前自我、心系天下风云的襟怀和抱负，“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但愿这个故事，发生在非洲，发生在波黑，发生在车臣/但愿这个故事发生在以色列，发生在巴勒斯坦，发生在任何一个有着阴谋和屠杀的地方/但愿人类不要在最绝望的时候/才出现生命和爱情的奇迹”，其对爱与生的思考恐怕就不止于一种“启示”了。

二是丰富意象系统中的“主题语象”打造。任何诗歌情感意蕴的抒发，最终都必须依靠物化的语言形态支撑，而语言又是什么？它堪称诗歌栖居的场所，自身即体现存在，即是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诗歌创造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诗歌，优秀的诗人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语码与词汇，并佑护其顺利“出场”。吉狄马加的诗歌主观气场虽强，但为规避抒情的声嘶力竭与赤裸苍白状态，仍与朦胧诗人的追求同声相应，接通了传统诗歌体物写志的赋精神，注意发掘物与词之间的关联，通过具象化的策略实现心灵和外物的全息共振，这种抒情方式赋予了文本一种间接、不确定的蕴藉效果，像《岩石》《等待》《苦荞麦》等诗走的无不是这条物化的路线。但是，如果吉狄马加诗歌只满足于意象的鲜活陌生与意象间的和谐熨帖，其魅力将大为减色，因为黑格尔早就断言“东方人在运用意象比譬方面特别大胆。他们常把彼此各自独立的事物结合成错综复杂的意象”，*〔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第134页，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休说古典诗歌，单在新诗那里它也会令人产生似曾相识之感。吉狄马加的独特之处在于，应和忧郁多思的彝人心性和粗犷幽茫得有些神秘的彝地生态，建构了一个充满自然、地域、族群文化气息的意象系统，斗牛、岩石、猎人、猎狗、土地、大山、森林、河流、苦荞、雪豹、苍鹰、山羊、鹿、毕摩、骑手、猎枪、土豆、黄昏、百褶裙、太阳、火、火塘、火把、口弦、祖先、老人、故乡、石磨、披毡、瓦板房、脐带、传说、飞翔、灵魂……诸多浸渍着彝人生命、情感色彩和文化乡愁的意象符码，通过纵向流动和相互组合，共同组构成了相对独立自足、个性凸显的空间之“场”，古朴而奇崛，对应、暗合着诗人对大凉山的爱恋与思念，对世界、人生与命运感悟，境与心谐，内敛曲折。如“它站在那里/站在夕阳下/一动也不动/低垂着衰老的头/它的整个身躯/像被海浪啃咬过的/礁石/它那双伤痕斑斑的角/像狼的断齿……它站在那里/站在夕阳下/有时会睁开那一只独眼/望着昔日的斗牛场/发出一声悲哀的吼叫/于是那一身/枯黄的皮毛/更像一团火/在那里疯狂燃烧”(《老去的斗牛——大凉山斗牛的故事之一》)。诗中那种彝人斗牛的特有风俗与意象，那种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外化，那种失落而又在积蓄力量的细敏感觉，已不无陌生化的冲击潜能；至于把身躯比“礁石”、视伤角为“狼的断齿”、说锐角挑起“太阳”等虚拟式的联想和想象，就更带有惊人越轨、不可复制的新异品质，将隐喻着彝族精神的斗牛悲凉而苍劲的灵魂隐秘传递得煞是到位。回望百年中国的浪漫主义新诗，会发现其最大的缺憾是自郭沫若后想象力十分贫弱，吉狄马加诗歌繁复缤纷、充沛新奇的想象力和意象创造，虽然不能完全弥补这一惨淡的现实，却也昭示了一定的可能和希望。

中外诗学历史证明了一条规律，“一个诗人要真正成长起来，就必须接受多种文化的影响和养育”，* 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诗歌集》，第356、364、35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吉狄马加诗歌艺术翅膀的强健，则来自于彝族文化、汉文学经典和外国文学三个影响源的综合滋养。对长诗《阿诗玛》《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艾青、闻一多、冯至和普希金、聂鲁达、泰戈尔、帕斯等诗人文本精神资源入而复出的接受和消化，培植了诗人宽阔的思想视域和相对理想的审美心理结构，使他的诗歌品质出色，同时对诗有着独立、成熟的艺术主见。在他看来，诗乃“人类精神世界中最美丽的花朵”，* 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诗歌集》，第356、364、35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圣洁而不可欺，它发端于诗人个体，更关乎民族、国家和人类的生存及命运；诗应以内心和灵魂的表达为第一要义，形式至上或文胜于质均不可取。正因为有清醒深刻的认知作定力，他才从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即便是第三代诗等断然“反叛”、抛弃朦胧诗乃至更早的诗歌传统、打旗称派的1980年代，依然固我，没有盲目地趋从；而能冷静地辨析传统与现代的各自包孕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内涵，在“圈子”之外精神独立地读书、写作、思考，在另一个向度上揣摩如何承继、盘活、光大中外精神遗产，“真正写出人类的命运，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普遍的人类价值？”* 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诗歌集》，第356、364、35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而且在延续诗歌前辈开辟的路径，向传统之“山”的艰难艺术攀援中，触摸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

三是歌唱性的复原。“一整部中国的诗史可谓弦歌之声不绝于耳。有时候倒过来，会把诗歌叫做‘歌诗’”。*余光中：《余光中集》第7卷，第56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余光中这段话道出了诗与歌在古代原本不分家的事实，也道出了新诗越来越不景气的一个重要症结所在。新诗萌动以后诗与歌开始分流，而分流的结果是诗与歌两败俱伤，歌词不断被诟病为文学性孱弱，新诗因缺少音乐性和韵律的支撑而难以诵记，日渐边缘化。而吉狄马加诗歌的源泉即来自家乡的“瓦板屋”、“口头文学”和“那里的每一支充满希望和忧郁的歌谣”，*吉狄马加：《我的诗歌，来自于我所熟悉的那个文化》，《四川日报》1987年3月1日。长期在彝族神话传说和民歌谣曲传统中浸淫，使他从小就对节奏、旋律有着天性的敏感，所以能够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地融汇诗与歌的因子，建构一种兼具歌唱性的声音诗学，并因之被一些人誉为“听觉诗人”。

也就是说，吉狄马加在可能的限度内，向读者形质俱佳地敞开了彝族世界以及自己与之的精神关联，从中寻找到了不该被埋葬的“词”之根，这种寻找鲜有前人，意义非凡；但是如果由此就断定他为彝族文化的“代言人”或“守望者”，则无疑小视了他诗歌的价值。因为吉狄马加深谙诗人要和审美对象若即若离的要义，认为诗人既需做匍匐于土地上的“兽”，更该盘翔为天空中的“鹰”，进行贴近又超越的诗意言说，他首先属于民族，但更属于世界和整个人类；所以他一直恪守着让自己的诗“具有彝人的感情和色彩”同时“属于大家”*吉狄马加：《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谈》，《吉狄马加诗选》(代后记)，《青海湖》2012年第2期。的信念，使极其个性化的文本抵达了后来马悦然先生高度认同的“人类性”境地。这种蜕变受益于诗人对地域、民族性写作固有的狭隘因素的内向省思，也与他从大凉山到成都再到北京多次出访海外的人生迁徙所造成的视野、经验与方法特质互为表里，呈现着一条渐趋自觉、强化的轨迹；对这种变化超越中形成的诗情个性品质，可以做多向度的理解和阐释。

吉狄马加的诗中之“我”，更多情况下充当的是个人或族群的记忆者角色，以回忆性的视角外化着主体的情绪或体验。那些有关边地彝族的情绪或体验，蛰伏着身在都市心系故土的精神返归的冲动，它对于走出大凉山乃至四川的诗人来说，与其说是“内宇宙”真相与变化的在线曝光，不如说是长期心理积淀下的情思资源的回味与咀嚼。如“有一个男人把一块头巾/送给了他相爱的女人/这个女人真是幸运/因为她总算和这个/她真心相爱的男人结了婚/朝也爱/暮也爱/岁月悄悄流去/只要一看见那头巾/总有那么多甜蜜的回忆”(《头巾》)。头巾牵系的五位女性的命运遭遇和苦乐悲欢，即是诗人脑海中女性记忆的集中“打捞”与回放，那种细节、事件和情感纹理的细微对比，没有认真的心灵体味、滤动是无法做出的。至于以“我”观“物”的《一支迁徙的部落——梦见我的祖先》《看不见的人》，指向的更是族群的记忆，前者是彝族生命之源的回溯，线性的细节性历史梳理同“被剪断”脐带的忧伤交错，愈见剪不断的爱之坚韧；后者处理的则是诗人同过去、族群、族群祖灵之间的精神联系，“在一个神秘的地点/有人在喊我的名字/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想把他的声音带走/可是听来却十分生疏/我敢肯定/在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曾这样喊叫我”，诗歌背后的“我是谁”等哲学问题尽管深邃，可是更引人注意的是其神秘的召唤、幽暗的氛围。或者说，吉狄马加置身对象之外超功利的观照视角，使他的记忆诗学不只意味着逝去一切的代指，有时也是带有梦幻色彩的历史文化的想象与重构，《看不见的人》中那个神秘之人及其喊叫、写信、跟随，恐怕就非实有而有虚构的痕迹，是一种可能的猜测与虚拟。这种回想式的感知路数，与华兹华斯的“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英〕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1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理论颇为相似，它使诗朦胧含蓄，同时也获得了几许因想象带来的妩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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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另一种形态的“史诗”

优秀的诗人从不在荣誉簿上“原地踏步”，而总会以不断地自我超越养就多副成熟的笔墨。进入世纪之交后，随着视野的日渐全球化，诗观认知中经验因子比重的增大，吉狄马加意识到如果持续书写文化乡愁，过度倾力于地域质素和民族身份认同，最终势必蹈入脆弱又逼仄的窘境；于是自觉强化一直在场的为生命写作意脉，着力聚焦关乎人类存在的重要命题，相继写下《我，雪豹……》《马雅可夫斯基》等“大诗”。称“大诗”是说其相对而言多执著于生存、自由、尊严、生态、命运、死亡等“大词”追问，主旨宏阔严肃，架构气势恢弘，用语沉稳庄重，境界雄浑，情绪充沛，一切都暗合着世界范围内史诗的规范和要求，可谓另一种意义上的“史诗”。只是有博大的胸襟和创造的个性作底，保证吉狄马加在西方史诗和新时期现代史诗间以极强的“免疫力”出入与消化，建构起了一种独立的“史诗”形态，并因之使创作更加大气，更具精神重量和思想力度。

吉狄马加的“大诗”可视为现代危机中的神性凝眸与呼唤。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种种便利有目共睹；但对自然、社会生态的空前破坏，对人类的本质异化，特别是商品经济、大众文化的冲击所带来的严重的信仰迷失和道德滑坡，更令人怵目惊心。置身于如此文化困境中，吉狄马加未辱一个精神勘探者的使命，“关注人类的命运，关注今天人类所遭遇的生存危机”*吉狄马加：《为消除人类所面临的精神困境而共同努力》，《吉狄马加的诗与文》，第3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和精神危机，在长诗中以崇高的英雄悲剧打造，传递重建人性价值尊严和人类精神生活传统的普泛吁求。他代表性“大诗”的抒情主体都充满神性或圣化色彩。《我，雪豹……》启用隶属于兽类的“雪豹”视角，某些走惯常思维路线的人或许会不适应，但只要调整一下“人为万物之灵长”的中心话语观念，即会发现“人最早的神并非抽象的大自然之力，而是高傲的具有贵族气派的兽和鸟：老虎、狮子、豹、鹰、神鹰、眼镜蛇，等等”。*〔美〕阿尔方索·林吉斯：《尼采与动物》，汪民安译，《生产》第三辑第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事实上，诗中“雪豹”的确神性十足，其血统高贵，毛白如雪，身有九命，快过风速，穿行于介乎经验和超验间的“生命意识中的/另一个边缘”，禀赋通灵，知晓神语，“仿佛能听到来自天宇的声音”，其出身、诞生、形体、颜色、动作、思维、体验乃至记忆均让人感到超凡脱俗，以为天物，简直就是非现实的神灵的化身。作为连接宇宙、自然和人类的神的“使者”，雪山的儿子和主人，雪豹驰骋、出没于“至高无上的疆域”里，护卫它“没有雪灾和瘟疫”，宣显着生命存在的信念、价值和意义。然而，人类还是违背了“自然法则”，以现代科技文明的产物“子弹”击中了雪豹；只是面对流血和死亡，它并无恐惧和退却，而是凛然宣告“我不会选择离开/即便雪山已经死亡”，执意继续为土地上的生灵抗争祈福。诗在神性和科技文明对立冲突的推衍中，以悲壮过程和场景的还原，替承受着历史伤痛、具有英雄气质的雪豹传达了“生命的控诉”，鞭笞贪欲杀戮、坚守家园和平的警醒生态危机的主旨也便昭然若揭。

而诗人有感于精神信仰危机而作的《马雅可夫斯基》，虽然称马雅可夫斯基“从未在上帝和神的面前下跪”，似乎有股反神灵倾向，但信徒、神、十字架、偶像等关乎宗教信仰的语词频繁闪回，却充分证明诗对抒情主人公做了圣化处理。作为“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斯大林语)，马雅可夫斯基天才绝伦，享誉宇内，但其命运却聚讼纷纭，几经沉浮，在本质上和“雪豹”同样属于“死而复生”者。他最初在诗坛异峰突起，风云一时，可“未来主义”的极端反叛姿态难讨列宁等当局者喜欢；超越“未来主义”后向“革命歌手”的转换，因斯大林的褒扬被推上荣誉巅峰；苏联解体的再次重创，使他逐渐被读者遗忘；而21世纪他又突然“重生”……天才英雄却在命运多舛的悖论背后，批判矛头自然指向了无知者的“讥笑”、“诋毁”、“谎言”、“偏见”，“鼠目寸光之徒”的“近视”、“狭隘”和“垃圾和苍蝇”们，是他们共同设置的“陷井”在“埋葬”着诗和诗人。当然，诗人也一直有茨维塔耶娃、艾伦·金斯伯格、帕斯捷尔纳克等一批知己、同道和无数热爱者的拥戴，吉狄马加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秉承着“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在向诗人进行崇高的致敬同时，更以自己对诗人、诗与时代关系的独到理解，构陷者对诗人所造成的蒙尘的去蔽，完成了马雅可夫斯基这位“彻头彻尾的诗人”和他的诗歌“这个世界一干二净的盐”双重形象的“诗性重塑”。一句“你应该回来了”，道出了吉狄马加为何写作此诗的玄机，在如今全球“价值跌落”、病象丛生的时代，“异化的焦虑迷失在物质的逻辑”，众多灵魂痛苦地跋涉在信仰的荒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吉狄马加企望以马雅可夫斯基的“复活”和“魂兮归来”，呼唤一种诗歌精神、诗歌信仰的回返，只有它们才能抵御住时代道德和精神的继续滑坡。

好诗之妙在于有一种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艺术功能。读者如果能够读出《我，雪豹……》中生态保护内涵背后潜在的文化批判，和《马雅可夫斯基》对中俄诗人跨越时空“对话”里隐含的精神呼唤，基本上就算读懂了吉狄马加的两首长诗；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它们均注意打通诗与非诗的界限，一方面以诗内品质象征秩序的营造，使文本的底层视像之上浮动着象征的光影，一方面以诗外手段戏剧、小说、散文等叙事文类技巧的引入，俘获更丰富的此在生活经验和处理复杂事体的能力，所以常能综合人间烟火与形而上学，属于充满多元复调意向的高层召唤结构，这也是吉狄马加长诗的又一个性。《我，雪豹……》的标题蹊径独辟，将“我”与“雪豹”即人与自然叠合，使二者彼此独立又对位同构，互相发现和照亮，题目本身即含象征功能。雪豹诞生的山地、血统的高贵、生存的孤独险恶、向人类的庄重呼告以及灵魂的悲伤和决绝，完全可视为雪豹、诗人之间的互补认同和内在隐喻，雪豹和“我”共同精神成长的大诗。如此说来，象征意识的贯穿和笼罩，使文本所承载的旨归就既不啻于忧思生态环境、重识现代文明的精神救赎，也不啻于神秘而顽韧的生命强力的彰显，又不啻于对自由的生命本质、尊严的叩问和吁求，还不啻于“英雄、诗人、种族的同构性隐喻”和“英雄之死这一种族记忆和悲剧原型的延伸”；*李震：《雪豹：英雄、诗人、种族的同构性隐喻——读吉狄马加长诗〈我，雪豹〉》，《当代文坛》2015年第3期。而是几种意向兼而有之，在其开放性的共享空间里读者尽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想象、习惯和需求，做出自己的解读。颂歌与挽歌情调兼具的《马雅可夫斯基》，因将马雅可夫斯基作为诗歌精神或道德信仰“符号化”的象征意识介入，敦促着它的用意也绝非仅仅是让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复活”、呼唤诗歌精神归来那么简单。它恐怕还是诗人对马雅可夫斯基惺惺相惜的崇高“致敬”和颂词，对其独有的批判激情和未来诗学魅力的敞开和确认；抑或是借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对话”，表明诗人对诗和生活、社会间结构关系的重新认知，彰显一种诗人应介入时代、做人民代言人的诗歌理念和使命，间接批评当下诗坛大量诗歌缺少现实关怀、灵魂风骨的孱弱现实；甚至以马雅可夫斯基死而复生的“翻案”姿态，证明了经典诗人和诗作往往是以事后“追认”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一命题的正确性。面对它复调式的诗意生长，读者尽可做出可A可B、或A或B、亦A亦B等几种阐释，而不必拘囿于其中某一个固定的点上。

吉狄马加拓展长诗的诗意空间，不只依赖隐喻、象征意识等诗内品性的强化，还在于他认清诗歌文体自身不足后，对诗外文体优长的自觉引入。契合文本的情感内质，《我，雪豹……》《马雅可夫斯基》都没一味像西方传统史诗那样崇尚客体之实，也没完全恪守东方抒情诗原则强调主体之真，而是尝试启用以直抒为主带动其他、心物相融的传达方式。前者“雪豹”近乎宣言的神完气足的激情喷发，酣畅淋漓，令读者阅读时会被不自觉地裹挟其中，欲罢不能，诗性盎然；后者诗人澎湃的激情和复沓式咏叹遇合，因“内聚焦”的想象跳跃、思绪流转而建构起的心理时空，浓化了情思氛围，也蕴蓄着强烈的情感冲击力。但是单向度的强烈直抒很容易流于粗疏和滥情，伤及诗之筋骨，所以吉狄马加大量运用意象、隐喻、象征手段，维护主客、情理、隐显之间的平衡；特别是注意撷取小说、散文、戏剧领域的非诗技巧支持、完善诗歌，确切说这两首诗中的戏剧独白或对白(包括与他人说话、相互说话、对上帝说话)手法渗透，就有相当浓厚的叙事性文学味道。《我，雪豹……》主要以心理独白架构，有雪豹和诗人自我表述的功能，自传色彩浓郁。而在心理独白架构下，“雪豹”、“我”和“射击者”之间，又演绎出一个雪山之上人物、地点、环境、时间、事件、情节等叙事文学要素完备的神秘而悲情的故事。其中那段，“昨晚梦见了妈妈/她还在那里等待，目光幽幽/我们注定是——孤独的行者……我的梦境里时常浮现的/是一代代祖先的容貌/我的双唇上飘荡着的/是一个伟大家族的/黄金谱系！”基本以叙述作为维系诗歌和世界关系的手段，梦境内外的人物、画面、细节、情境因子和“雪豹”自我身世的回望、诉说交织，亦真亦幻，赋予了诗一种介乎表现与隐藏、直白与晦涩之间的理想审美状态，宜于读者接受。相比之下，《马雅可夫斯基》更像以诗人和诗歌“兄长”马雅可夫斯基跨时空“对话”方式表现出来的心理话剧。马雅可夫斯基三起三落的命运书写，爱情、艺术、制度与文明、宗教与信仰四个向“对话”的丰富和复杂，已经充满强烈的戏剧性，诗人为完成马雅可夫斯基形象重塑，对其“你是谁”真实形象身份的执著追问，和其各种反对势力之间的观点驳难，以及“并非一个完人”的马雅可夫斯基道德缺陷与心理隐秘的辩护，像伸缩镜头一般时而推远时而拉近，更把对象的人性深度和高度凸显得纤毫毕现。抛却戏剧性叙事的整体覆盖与贯穿，单是开篇的局部呈现就令人击节。“正如你预言的那样，凛冽的风吹着/你的铜像被竖立在街心的广场/人们来来去去，生和死每天都在发生/虽然已经有好长的时间，那些——曾经狂热地爱过你的人，他们的子孙/却在灯红酒绿中渐渐地把你放在了/积满尘土的脑后……从低处看上去，你那青铜岩石的脸部/每一块肌肉的块面都保持着自信/坚定深邃的目光仍然朝着自己的前方”。它如一段清晰鲜活的情景剧，其中广场对比式的场景铺设、浑噩或向上的年轻人形象捕捉、民众对诗人雕像态度的回望、诗人对庸俗世态的微讽，和对马雅可夫斯基从屈辱到“复活”的评价浑融一处，心理、动作细节兼有，氛围、个性场面均出，将马雅可夫斯基在民众中“死而复生”这个连叙事文体都感棘手的话题表现得从容巧妙，显示出作者把握生活特有的细敏与深刻。当然，有诗人情绪渗透的诗性压着阵脚，诗外文体的技巧援助绝不会喧宾夺主，损害诗歌肌理。

十年前，老诗人白桦曾向吉狄马加发出过诚挚的邀约，“你能给我们一部彝人史诗么？那必然也是一部人类共同的史诗。”*白桦：《吉狄马加，你属于所有人》，《诗歌月刊》2007年第5期。如今吉狄马加做到了。他的《我，雪豹……》《马雅可夫斯基》等长诗那种把握世界的神性思维和感知方式，即不无《阿诗玛》《五彩云霞》等彝族诗歌、民歌抒情传统的脉动，诗人对声音、节奏的敏感热爱，也缘于民歌的情调和韵律的启发；只是它们已经以异于半个世纪前彝族诗歌“集体歌唱”的写作模式，超越了地域种族风情风俗的呈现和文化乡愁的抒放，进入到打通民族个体与人类群体、地域文化选择与世界精神走向的清朗创造阶段。尤其是朦胧诗以降，诗坛的抒情短诗渐入佳境，“好诗”频传，而最能证明当代诗歌繁荣的史诗与抒情长诗却因生产要求过高非常稀少，多数诗人心仪技术，雄壮与崇高久不发声，尽管李松涛、梁平、马合省、于坚等人戮力突围，仍难阻挡史诗与抒情长诗下滑之颓势。在这种信仰模糊、诗魂孱弱的背景下，吉狄马加探寻生态、生命、真理和良知究竟的长诗出场，无疑以其饱具风骨重量、风格悲壮崇高的“男性”力量彰显，和诗内诸种矛盾相克因素的协调与平衡，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两方面拉开了同那些滞于历史外物的“文化史诗”或遵循轻软艺术路线的“大诗”之间的距离，其价值也就远不止于对诗坛流弊的矫正与抗衡了。

论及诗人普希金对俄罗斯的贡献时，吉狄马加称普希金精神所代表的“永远是俄罗斯的灵魂和良心”，*吉狄马加：《永远的普希金——献给普希金诞辰二○○周年》，《诗刊》1999年第6期。 其实吉狄马加对中国和中国诗歌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当下全球化文学语境中，吉狄马加是中国诗坛最有资格与世界进行对话的少数民族诗人，他从彝族文化的“根”出发，让全世界听到了彝人的声音，标志着民族诗歌获得了一个新的高度，使人们经验中的边缘成了主流与中心；但他从未以“世界性诗人”的身份自居，因为他清楚在多元化的世界诗歌格局中，中国诗歌的地位举足轻重，民族性和世界性正是其一体两面，只有在“世界性”视野下突出中国诗歌的主体建构作用，才会真正创造出跨越时空、具有永恒价值的世界诗歌。你可以说吉狄马加的诗时而流露出好用“大词”表达略显粗糙、抒情空间过满流于直说的缺憾；却必须承认他的民族诗意记忆的寻找，开放包容的艺术创造，信仰危机荒原上的史诗构筑，均以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姿态，在如今文化趋同的时风中独树一帜，打开了百年新诗再度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为后来者如何完成民族身份和汉语诗歌的理想融通，最终实现民族性、人类性和艺术性三位一体的结合，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他独立的方向感、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宽阔的艺术视野，使他三十余年间在诗坛的每一步都走得大气而沉稳，在不断输送经典文本的同时，更输送着宝贵的经验和启迪的质素。对于他而言，通往伟大诗歌的方向已经找到，也攀升到了相对理想的飞翔高度，这或许正是吉狄马加在诗坛的位置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