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区域社会宗族和村落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的课题，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学者利用族谱、方志、文书、文集、年谱、笔记等文献资料进行了广泛研究，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并开展探索。从研究成效看，或提出理论思考，或揭发新史料；从时间范围看，上自宋元，下至近代；从地域范围看，大至江南，小至村落，均已取得一定成果，① 唐力行：《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其中部分学者开展了个案研究，探讨明清以来徽州村落、宗族、商业、社区与区域社会的互动，比如从某个村落或家族商人兴衰来解析徽商，进而解析整个徽州和江南社会，②比如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徽州古村落宅坦》（《中国农史》2002年4期）。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十章第三节《歙县芳坑江氏茶商考略》。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复初集〉所见明代徽商与徽州社会》《一个歙南山村社会的生活世界》《〈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的社会文化解读》（均见王振忠著 《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卞利《徽州社会变迁个案剖析：祁门六都的社会变迁》《明代徽州一个家庭和家族的财富积累与社会变迁——祁门谢村谢琏家庭和家族个案剖析》（均见卞利著《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日本学者铃木博之《清代徽州府の宗族と村落：歙県の江村》（《史学杂志》第101卷第4期，1992年4月出版）。韩国学者朴元熇《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孙长城《明清歙县江村商人研究》（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4年5月）。赵华富《歙县呈坎前后罗氏宗族调查研究》《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的发展和繁荣》《民国时期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调查研究》（均见赵华富著：《徽州宗族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婺源县游山董氏宗族调查研究》（载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第2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祁门县渚口、伊坑、滩下、花城里倪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见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2000年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个案报告》（见赵华富著：《两驿集》，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版）《黟县南屏叶氏宗族调查报告》（见《’95安徽大学学术活动月论文选粹》，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建筑学、旅游学等领域也较为关注民居布局、村落规划和风水等建筑文化及由此折射出的徽州民风民俗等问题，广义上也可纳入社会史研究范畴。但总体上看，聚焦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的微观研究还有待深入，把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有机结合整体推进开展社会史研究也很有必要。为此，本文拟以婺源西冲俞氏宗族及其家族社区为研究对象，利用民间文献资料、结合田野调查和人物访谈，全面深入考察该微观研究单元在数百年间通过与时俱进地获取国家和地方资源，通过力穑服贾、兴创文教与社会事业、参与各级市场体系建构等途径，借助以血缘、地缘、业缘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在自身发展变迁的同时鲜活地参与地方和国家经济文化社会体系发展变迁的全过程。

一、家族社区发展的实态分析

（一）家族和家族社区的聚落形态与初期发展

西冲俞氏聚居的思口镇西冲村，位于婺源西北部，距县城紫阳镇约20公里，青山耸翠，绿水环绕，明清时期属婺源北乡二十一都。现今全村共有房屋约100幢，其中清代建筑40余幢；人口近150户、600余人，均为俞姓。参阅明代刻本《新安名族志》，徽州俞氏排名仅次于程、鲍、方、柯，从侧面说明至迟明代起俞氏在徽州分布之广和人数之众。① （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新安名族志》前卷，朱万曙等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33-145页。徽州俞氏一世祖俞沅，据称为避黄巢之乱南迁歙县篁墩，三世祖俞昌继续南迁至婺源长田；昌生柰和樛；樛子四，第四子曰天禄；天禄子三，廷（延）宠、廷（延）贤、廷（延）俊；廷宠生积，积子五，文远、文韶、文达、文秀和文春；廷贤五子曰文荣、文显、文富、文贵、文全；廷俊子颜、显和顾，颜子五，文采、文会、文明、文勣、文玠；显子二，文嗣、文宝；顾子一，文道。文字辈兄弟十八人分居婺源各地，形成著名的“婺源俞氏十八派”② （清）俞大沄等：《龙溪俞氏家谱》卷首《祖源图》，乾隆壬寅年（1782）木活字本，全4册，上海图书馆谱牒部蔵。。西冲俞氏属积之长子文远一脉，原居婺源城南，因此称“县市派”，后分出西冲和凰村两支派：“禄公生三子，长曰延宠公，次曰延贤公，三曰延俊公。延宠公生一子曰绩公，生有五孙，长孙文远公自长田迁县市，后有西冲、凰村二派又自县市迁。”③ （民国）俞崇瀜、俞崇良、俞仁定等纂修：《西冲俞氏宗谱》卷首《祖源图》，民国丙寅（1926）敦伦堂木活字本，全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共八册，民间私藏。以下正文和注脚均简称《宗谱》。西冲分派之前世系简图为“天禄—延宠—绩—文远—秉正—俊—直—仲福—琨—彦雄—岳—世崇。”④ 《宗谱》卷 1《世系总图》。

南宋末大约端平年间（1270），婺源俞氏“县市派”第16世俞世崇（1235-1312）“独爱西谷有山水之乐，无车马之喧，有田野之饶，无嚣尘之扰，遂于斯家焉”，⑤ 《宗谱》卷2《道光甲申续修原序》。从长田迁徙西冲，是为西冲俞氏始迁祖。⑥ 《宗谱》卷1《世系总图》，第5页。因卜居在六水朝西的山谷平地，故取名西谷：“川流难得是朝西，六道清泉遍町畦。细瀔轻浮山影动，余霞斜映夕阳低。象占庶富夸丰蔀，诱发人文仰焕奎。灵异如斯诚罕见，堪舆应可测端倪。”⑦ （清）施衡：《西冲八景诗·六水朝西》，《宗谱》卷2。经过元明时期数百年发展，西冲村落逐渐形成，由于从今思口镇经中云镇通往景德镇的山路必经此地，而西谷扼守隘口，因此大约在明末改名西冲。

俞世崇五传至21世足祖（1341-1402），生子三：张翁、玖翁、泗翁（泗翁乏传）。张翁和玖翁后裔因分别居住在西冲村内和村外，又分称里房和外房；原先均认总祠叙伦祠，乾隆初期玖翁公支分立敦伦堂，相应分称为张翁公支、玖翁公支。清初时张翁公支已基本衰微，除很小部分裔孙留守西冲，基本外迁至今婺源县中云镇沾港俞村；⑧ “沾港俞：在龙山北1.5公里的沾港源（溪）东岸。清初，邑内思口西冲俞玄五建居，村以溪名。37户，232人。”见江西省婺源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婺源县地名志》，第115页，1985年编印。2005年8月笔者实地考察西冲村落社区，发现今里房张翁公支叙伦堂主要聚居在村口吴王井周围，仅有四五座房屋，人口数量仅有数十人，而外房玖翁公支敦伦堂则遍布全村、人口繁盛。晚清时期叙伦堂依然续修有《河间郡西谷俞氏张翁公支四修宗谱》，（清）李文彬等纂修，全4卷首1卷，光绪23年（1897）叙伦堂木活字本，浙江图书馆藏，书号：普921.512/8022.4。而玖翁公支世系从清初以来则日益繁盛：“我族自世崇公，西谷卜居，越九传而至德宗公，枝茂实遂而炽而昌，八世之后人咸目蕃衍莫京矣。人文凤起，瓜瓞蝉联，前则遥遥可继，后则绳绳可续”。① 《宗谱》卷4《西冲俞氏宗谱世系图·叙》，第1页。以玖翁公支为主体的西冲俞氏家族历经数百年发展，到清嘉道年间达到繁盛顶峰。嘉道时期俞氏族人在西谷村落群山环绕之间兴建稠密房屋，时人称羡：“四面山群绕，人家若隐藏。一来西谷里，如入白云乡。烟火诚稠密，楼台更显昂。此间多瑞霭，继起定难量。”② （清）齐一枝：《西冲八景诗·西谷藏烟》，载《宗谱》卷2。笔者综合各种情况，对西冲俞氏家族发展史做初步分期：1270-1550初创期；1550-1750初步发展期；1750-1850鼎盛期；1850-1950近代变迁期；1950至今当代。

西冲俞氏发展史早期最重要人物是24世俞德宗：“我族自十六世祖世崇公为西冲始迁祖，传至二十四世祖德崇公为西冲发祥祖。”③ 《宗谱》卷之首《序》，第1页。他为后代积累了大量土地房屋等产业。在传统时代，宗族要取得生存发展必须获取相应的生产资源和要素，徽州山区土地和人口就是主要的生产资源和要素。拥有充足土地资源就获得人口增殖、族系蕃衍的基本保障。俞德宗（1445-1477）身份是农人，《像赞》称“先生居贫力穑”，《墓志铭》称“力田孝弟”。④ 《宗谱》卷3《功勋图·理万公像赞并序》；《西冲俞氏宗谱》卷16《志铭图·德宗公暨祖妣许孺人墓铭》。俞德宗短暂一生积累建置了不少地产和房产。俞德宗去世多年后，遗孀许氏（1445-1521）主持分家。德宗生五子：永隆（1462-1506）、永兴（1466-1532）、永信（1469-1535）、永义（1471-1532）、永盛（1474-1509）。 其中，长子永隆未娶、四子永义乏嗣，⑤ 《宗谱》卷 4《世系图》。家产以三股均分。《宗谱》首卷收录了此次分家阄书。⑥ 《宗谱》卷之首《兴信分家关书》。从阄书可断定：一是除俞德宗本人所置产业之外，其子永兴已自行添置至少两桩田产，所以阄书最末尾特意注明“以后各家己置并杂业不在载内”，即不列入家庭共产进行均分；二是由于母亲许氏当时尚健在，因此四子并未将祖传房产进行均分，此事直到嘉靖七年（1528）才解决，因为《宗谱》还收录了永信、永兴、永盛三兄弟分割房产的关书《兴信丈分地基图》。⑦《宗谱》卷之首《丈量图》。丈量并且分割之后的房产地图详见《西冲俞氏宗谱》。永盛于1509年已殁，故以其子齐未、齐亥兄弟为名义参与分割德宗孺人许氏未竟均分的房产。至此，俞德宗有传嗣的三子永兴、永信和永盛完成对父亲财产的最终分割，开始自立门户的全新过程。及至德宗子辈永兴又建立小家庭的多年之后，又经历了分割财产过程，《宗谱》中保留了德宗次子俞永兴（1466-1532）及其四子齐胜（1784-1559），次子齐凤（1493-1553年之后），三子齐洪（1498-？），四子齐亨（1502-1578）⑧ 《宗谱》卷 4《世系图》。的分家关书。嘉靖八年（1529），时年64岁的俞永兴，四子只有俞齐亨未婚，其他三子均已婚娶，因“家务使用浩大，子媳各求分异”，故将承祖和己置所有产业进行均分。⑨ 《宗谱》卷之首《齐亨分家关书》。此次分家，尚存有数处地产为“众存共业”，说明也并非彻底均分，尚留存部分共同财产。由此可断言，在宗族发展过程中，土地、房产、鱼塘等生产生活资料必经累积—分割—再积累—再分割的过程。从静态上看，祖宗财产经过历次分割，整体数量必然减少；但族孙一般会继续凭借自己的努力、勤俭和艰辛创业，不断添置田产和房产等生存资源和生产要素。与俞齐凤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婺源平盈人、进士方邦庆于嘉靖壬子年（1552）撰有《荆山俞先生六旬华诞序》，以荆山号齐凤与凤凰之品性类比：“适志于田里以养晦也，凿彼井，易彼畴，乐山窝而逸志，栽松竹以娱形，与凤之养其彩者侔也；敦叙于家庭，以修情也；和其邻、睦其族，绍基创土，勤俭诒谋，与凤之修其文者侔也；又尝充耳目于朝廷，以有执也；解纷争、处繁剧，劝农兴业，趋事奉公，与凤之成其灵者侔也。”⑩ 《宗谱》卷13《寿文·荆山俞先生六旬华诞序》。平盈，即今婺源县中云镇方村。俞齐凤事例是家族子弟如何世守并恢拓祖业的典型案例。虽然西冲俞氏第24世德宗和25世齐字辈的职业依然是力田服穑，但已积累一定家产并在婺源地方社会崭露头角。俞齐凤是第一位受到地方政府奖励的西冲俞氏族人，曾荣褒冠带；俞齐凤像赞作者是婺源汪口人、明代嘉靖乙丑科进士俞一贯，① 《宗谱》卷3《功勋图·荆山公像赞》。为俞齐凤补撰《传记》的作者是婺源同乡、清代进士董桂敷，这些都说明俞齐凤在裔孙心目中的地位；由于俞齐凤是西冲俞氏最早获得地方政府褒奖的先祖，《宗谱》不惜篇幅保存了他受褒寿官的《执照》：“直隶徽州府为恳恩优给冠带事据本府吏程廉贵等呈前事伏覩诏书内一款，凡军民止家，年高有德者，赐以冠带荣身，钦此钦遵。窃照婺源县二十一都五图耆民俞凤存心仁厚，志行端方，孝友无间于家庭，忠信克孚于乡党，理合呈举请乞冠带以荣身，俯赐帖文为照验，庶伸优老之典以旌大耄之年。据此，已经查明相同，拟合就行，为此今给帖付耆民俞凤前去冠带荣身，有司以礼优待，须至帖者。右帖给付寿官俞凤执照。准此。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帖 押。”② 《宗谱》卷3《功勋图·齐凤公执照》。历来民间人物传记或诰命制词多有浮辞藻饰，学术界对明清地方政府给予民间的褒奖状等文献多视而不见，其实这些资料可作为印证史料加以利用。俞一贯所属汪口俞氏既与西冲俞氏同出婺源长田派，其关系也反映出明清以来婺源民间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资源是同姓同宗的联合互援，说明此时西冲俞氏在婺源地方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已经有了较大拓展。

《宗谱》分家阄书称“田亩不载”，因此无法掌握西冲俞氏早期的具体地产数目。但《宗谱·世系图》刊载俞永兴第三子齐洪的生平简况却透露了重要信息：“正德七年，将在户官民早晚田十四亩七分九厘二毛报入在城七图当差，除豁里长。”③ 《宗谱》卷 4《世系图》。说明当时俞氏田产已为数不少，才能扒出在户官民早晚田报入官府当差以除豁里长之职。除俞齐凤外，《宗谱》还收录了俞永兴之孙、齐胜次子俞金琼曾充当“邑公正”的事迹：“廿七世有讳金琼者（1522-1589），为齐胜公次子。天性孝友，持身和厚，受室考川胡辛公女，举丈夫子二人，次曰希治，即南川公，始就外传，以敏给学为儒。及金琼公以耆望充邑公正，万邑候殷殷委重，南川乃释业任劳，助父清丈，深得万邑候欢心，扁旌‘勤劳持正’。”④ 《宗谱》卷14《传文·南川公传赞》。可见从24世俞德宗开始，经过近百年发展，西冲俞氏积累了较多财产并在婺源地方社会取得一定地位。

虚拟仿真实验于1990年代提出，它指依托虚拟现实、多媒体、网络通信、人机交互、数据库等技术，构建高度仿真的虚拟实验环境和实验对象[4]。虚拟仿真教学则是把该实验技术应用于实际教学中，是一种以计算机生成的虚拟实验环境进行人机交互和仿真的新兴教学手段，国内多所高校进行了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的建设，在该领域进行一系列教育教学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9-10]。

（二）家族制度化与区域社会共同体的初步形成

第三个原因是入绍、出继和出家。通过婚姻关系进入西冲的妇女自不待言，来居西冲家族社区的外来人口主要是异姓或居住在婺邑其他村落的同宗养子。笔者根据《宗谱》各卷世系图，将西冲俞氏收继养子的全部事例勾勒出来之后，得知从27世金字辈起至38世仁字辈，除了文、光字辈之外均有养子现象，其中金字辈1例，希1，宗1，士7，俊5，本7，明1，崇5，仁1，日字辈1例。 徽州民间并不提倡收养异姓子，因为“古人立后，以支子后，大宗从无异姓为后者。今律开载立后之法，先亲后疏，最为详尽。婺邑染江右恶习，颇尚螟蛉。且有一二大姓，许之入谱入祠，恬不为怪者，不知祖宗不歆非族之享也。此条与前所云招养恶俗，皆积重难返，有伤风化不小。惟愿本地读书明理之士，缙绅先生之徒加之意焉。”③ （清）夏炘：《景紫堂文集》卷7《讲约余书》，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34种第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页。康熙三十九年（1700），婺源北乡庆源村的江子瞻所养螟蛉子江万舅，因赌博而荡产败家的事实，令乡村生员詹元相不禁发出喟叹：“寄语世人，螟蛉之子，可以有，可以无也。”④ （清）詹元相：《畏斋日记》，刘和惠标点本，见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4月第1版，第194页。收养异姓子基本并非主观乐意，多数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同俞氏人口发展有关；而且时代越往后，养异姓子的现象在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小。在西冲俞氏人丁较少的早期时代，收养异姓子是解决继嗣承祧的一种方式，但在承祧事例中不占主要位置，其积极意义在于异姓子的到来部分改变了西冲俞氏的血缘纯度。当然，异姓子多在姻亲圈中寻觅，黄良坑等地均在西冲婚姻圈的范围之内。美国学者安·沃特纳对明代《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所记载收养事例的研究指出：“在151个例子中，两个父亲间的关系是清楚的。其中89例为兄弟，16例为堂兄弟。剩下的46例，双方是更远一些的亲戚。由此可见，似乎存在着将兄弟之子作为养子的偏好，尽管这种偏好绝不是压倒性的。”⑤[美]安·沃特纳：《烟火接续——明清的收继与亲族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81页。西冲俞氏收养子除异姓子之外，还是有3人来自婺邑同宗不同支的俞姓子，说明保持宗族血缘的纯洁是被考虑在内的。徽州民间在对待收养异姓子问题并非保持始终一贯的态度，更多视为权宜之计，西冲俞氏从原则上对收养异姓子的态度，从乾隆至民国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我族祠规自乾隆辛亥以前，地隘人稀，准养异姓之子入绍。道光甲申以后，丁繁族大，遂禁螟蛉，已历百载。”⑥ 《宗谱》卷2《民国丙寅新增凡例》。由此可见，祠规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和追求，某些原则实际上根本行不通，因为俞氏子孙从乾隆间的俊、本字辈，直到民国期间的仁、日字辈，均没有严格执行祖宗的家规族法，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收养外姓子。

第一，以世系秩序的确认为重点，对西冲俞氏家族社区早期发展进行纵向考察，从24世俞德宗这个小家庭为起点，历经五个世代，西冲俞氏正式裂变为一个完整宗族，五代世系发展过程是家族制度化的过程。房支以下的直系家庭，逐步蜕变为联合家庭和大家庭。由于土地、房支制度趋于完善，族人之间亲疏秩序得以明确规定。随着房支内部的家庭扩大，各个联合家庭进一步分化为房支下面的亚房支。《宗谱》在不同卷帙中采取了区分房支、亚房支的做法，及至第39世再次更换书写格式，各卷《世系图》版心所刻的目录文字前后并不完全一样。《宗谱》之所以呈现出这一修纂特点，正是要从历史血缘的联系界定宗族与各房支、各亚房之间的关系，层层递进，从而形成一副完整的“总体－个别”的家族关系谱图，让家族成员明确各自在家族社区中的尊卑长幼秩序和权利责任义务等内容。

旅游活动本身是一项整合了诸多资源的活动，因此企业在进行旅游经济管理时，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开发认知，而需要通过整合时代资源、融入信息技术等方法，让整个旅游经济管理活动更加智能、科学。实际上，这一管理机制是一种复合型机制，其对于管理者和消费者都提出了诸多要求。在引导消费者树立生态旅游的消费理念的同时，也要提高其生态环保意识，坚决维护环境。管理者和参与经营者需要树立系统化的旅游经济开发管理意识，在整合资源的前提下，坚持将最佳效益与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通过构建生态保护的系统模式，从而实现旅游经济管理的最佳效果。

第二，以婚姻关系和联宗统谱为重点，对西冲俞氏家族社区早期发展进行横向考察，西冲俞氏发展至第28世希字辈，聚落形态已基本成型，家族社区发展趋于基本稳定，并同周邻几个村落——高奢许氏、考川胡氏、洙坑李氏、查木桥王氏等形成较为稳定的联姻关系，几代人的通婚对象基本不出上述几个村落姓氏。通过婚姻关系确立同附近村落的联系，这是西冲俞氏家族制度化纳入区域社会，又在区域社会大背景下实现家族制度化的重要途径。此外，通过参与俞氏统宗谱的续修从而对家族共同远祖谱系进行确认，也是西冲俞氏家族制度化纳入区域社会的重要途径。明天启辛酉年（1621），汪口俞履原修纂婺源俞氏统谱，西冲俞氏亦襄与其事。此前婺源俞氏从未参修过统宗谱：“派演枝繁，散居胜地，各族其族，各亲其亲，并未有念及万统于一者。各宗间一修谱，不过各叙亲原，各侈隆盛，并未有念及一分为万，弗统弗全者。宗彦间有梓谱，又多赝刻贿附，遍鬻射利，以致鱼目溷珠，愈增厌恶，为统谱蠹者。”面对此种情形，俞履原“慨然发愤，一洗前疚，订义例，撰谱说，上世年邈难稽，则昉存而不论之……至于篁墩以后，确有明征，则昉论世论人之意，以迁祖为别子，自别子下世系有图，生婚殁葬有传，不紊不漏。”① 《宗谱》卷之首《俞氏统谱序》。修纂统宗谱，显然是为了确立各个派系在共同远祖继嗣体系下的准确位置，构成一种精准的社区认同，进而形成真正的区域社会共同体。这种区域社会共同体，援引美国学者杜赞奇的表述，是基于“文化网络”而形成，②[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10页。而“文化网络”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文化网络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等关系；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内容十分广泛。这种解释基本适用于对西冲俞氏家族制度化形成过程的解释。在纵向上，西冲俞氏通过对徽州俞氏共同远祖祖先谱系的确认和远祖世系的勾稽，完成了纵向到底的“经线”梳理；在横向上，西冲俞氏通过在区域社会中与周边其他家族社区、其他村落姓氏的姻亲关系，实现了力所能及的横向到边的“纬线”编织。这种努力在西冲俞氏第28世希字辈基本实现，至此西冲俞氏已初步形成家族发展必不可少的“文化网络”，这正是在区域社会获取权威、发展权利的重要源泉，也是一个家族社区得以存在并持续发展所必须具备的重要因素，奠定了西冲俞氏家族后续数百年绵延发展的基础。

（三）徽商兴起与家族分化

明代中期，徽商开始在江南经济市场体系中崭露头角，最终发展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地域商帮。外出经商的原初动力是解决人口滋繁带来的土地等生产资源短缺。即使到现在的2018年，西冲也仅有农田700余亩、茶地200余亩、山林7000余亩，据此推测明代中后期西冲俞氏所掌控的山林资源也相对匮乏。人口不断繁衍导致西冲俞氏外出经商以维持生计。西冲俞氏家族外出经商与徽商崛起的过程相同步，这也反证了西冲俞氏家族制度化与区域社会发展密切的耦合。明代中晚期，西冲俞氏即卷入徽商发展洪流，目前可确认西冲俞氏最早的商人是第28世俞希治（1558-1609）。在他生活的年代，江南商品经济获得很大发展，徽商正在驰骋转战江南各大经济战场，他“贩木游吴越，转彀所至，乐与诸豪长游雅，以然诺取重，居息日赢，田连阡陌，事父母孝，赍用无所俭，于亲居丧，毁瘠竭力以襄大事，卜兆本里张铳之麓。”③ 《宗谱》卷14《传文·南川公传赞》。以经营木材所得资本，购置田产，为父母办理丧葬。俞希治之父金琼的职业是“力农”，从农人向商人的转化过程必须付出巨大艰辛，他本人曾对此发表议论：“南川自言：‘故以田人子起贾竖，中不得比一逢掖，幸而曰丧、曰葬，婚子鞠孙，近而一家次第就近，何必榾榾然远为殿陛彝鼎物哉？’”④ 《宗谱》卷14《传文·南川公传赞》。

《宗谱》收录活动于明代的西冲俞氏商人仅止俞希治一人。此时西冲俞氏总人口基数不大，山林资源虽有限但尚能支撑家族发展，因此外出经商的人员并不多。俞希治之后，要直到清乾隆初中期西冲俞氏外出经商才蔚然成风。西冲俞氏第31世文誌、32世士嵩、士巍、士端、士荣，第33世俊字辈多人，开始大量外出经商且取得较大成功，其中尤以经营木业的俞士荣（1723-1784）为最。俞士荣之祖名宗鹍（1646-1739），职业是农人；父文誴（1685-1735），一生依然“服田力穑”，“以方寸良田，培植苗裔滋长发荣，虽千万顷不为易。”⑤ 《宗谱》卷 2《耕心堂记》。由农而商，对于一个依靠微薄田产而锱铢累积的家族来说殊为不易，因此，俞宗鹍裔孙追忆往事不忘宗功祖德，宗鹍祠的冬至祭文描述了由农趋贾的发展变化历程：“根之茂者，实必遂；源之远者，流必长。是故唐魏以俭啬善俗，姬宗以穑事陈常，凡家国无二理，只勤俭之两行。恭惟我祖起家寒素，善士推乡，循敦宠之质，伍耕凿之氓，以仁厚为家法，以纯朴为义方，爰及后裔赖有余庆。世居西冲之里，重开五桂之堂，由农而趋于贾，非敢自诩为更张，以读而佐夫耕，亦思丕振乎书香，总之有基勿弃，创业难忘先畴，食其德古，处流其芳，兹届冬至之辰，律回半子，节肇一阳，洁尔笾豆，肃我冠裳，伏祈神保来格，共祝苗裔其昌。尚飨。”① 《宗谱》卷2《五桂堂冬至祭文》。《婺源县志》记载如下：“俞士荣，字奇三，西冲人。幼失怙，事孀母，母殁始出经商，归以其赀修敦伦祠，又造黄余坳路，砌冲头石岭，费共约五六百金。经邑侯彭礼之宾筵，给额曰‘芳徽堪式’。”② 民国《婺源县志》卷44《人物12质行4·俞示荣》，“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2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87页。按此，父亲殁后俞士荣本该外出经商，因为正好是徽州人普遍外出做生意的年龄：“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③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页。不过，此前俞士荣刚满八岁时兄俞士昌（1710-1730）就不幸早逝，此时又痛失怙，上有高堂，家庭重任在身，未能远游。直到乾隆戊辰年，俞士荣之母胡氏（1690-1748）又殁，俞士荣已经二十五岁，不得不外出远游经商。《奇三公传》如此写道：“先生眉宇不凡，昂然有丈夫气，不幸年少失怙，同怀有兄，又不幸早世，堂上哀痛不绝，先生跪而前慰之曰：‘弟有子，兄岂孤耶？’哀痛稍释，然当是时，左右无手足之援，朝夕鲜饔飨之给，盖茕茕无依矣，先生不以隳其志，慷慨奋发，奔江湖、餐风雨、务检饬，善交游吴头楚尾之间，阅寒暑者数十载，卒能如其意以归，迨至汔可小康于焉，奉身而退，日与父老话桑麻、端风化。”④ 《宗谱》卷14《奇三公传》。

2.2 各组治疗前后的椎体后凸Cobb角、椎体前缘高度压缩率比较 C组、B组治疗后椎体后凸Cobb角、椎体前缘高度压缩率明显低于A组（P＜0.05），C组、B组治疗后椎体后凸Cobb角、椎体前缘高度压缩率比较（P＞0.05），见表 3。

与俞士荣同时期外出经商的包括：堂叔俞文誌（1712-1797）：“年稍长便经营于外，所向无不如意，卒能知足不辱，引身而退。”⑤ 《宗谱》卷14《思莽公传》。堂兄俞士嵩（1704-1780）：“厥后父没，乃束装客外，天鉴其衷，经营惬意，积有赢余，即归为二弟完娶，建房屋以居之。”⑥ 《宗谱》卷14《复初公传》。查阅《宗谱·世系图》，可知俞士嵩父文训（1682-1750），即士荣之五伯，殁于乾隆庚午年，则知俞士嵩“束装客外”大体就在这一年。文训次子俞士巍（1712-1774）更是子承父业，外出经商：“兄弟三人，行二，所是家政，公以身任之，故内而孝弟，外而力田，日夜辛勤，未尝稍为辞劳，而亦毫无私积，观公之行，推公之志，终身同居，固所愿也。乃生育日繁，支用浩大，各子其子，势合情离不得不为析箸计，乃将祖遗匀派三股，均分兄及弟，囊橐虽丰，公不以形诸口，人有为公鸣不平者，公谨谢曰：‘吾非不知之，顾皆一体，何彼赢此绌之有。’厥兄士嵩公闻而义之，贴以百余金，公受之而跃然曰：‘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今乃得此区区，安知不可以为高深藉。’爰挟微赀，率长子俊褆往江右生理，刻志经营，舒展如意，不数年而置产润屋，非天鉴其衷，何以致此且也。”⑦ 《宗谱》卷14《传文·俊祯公传》。

综上所述，到乾隆初中期，子继父业、挟策经营已成为西冲俞氏最重要的生计选择，生计重担和家庭变故是徽商外出经营最为直接的诱导因素，也是内因。乾隆年间西冲俞氏子弟得以奋志经营展露商业才能，同当时全国范围商品经济大发展、江南地区城市化逐步推进的整体氛围密不可分，这是徽商外出经营最为直接的吸引因素，这是外因。内因与外因正如推力和吸力，共同促成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与繁荣。道咸年间，婺源人对嘉道时期以来江南商业繁荣及其对徽州区域社会变迁所发挥作用都津津乐道。婺源东乡晓起的木商江鲸（1736-？）之子、商籍增贡生江南春（1788-1856）追忆父亲生平时说：“斯时也，木业正隆，浙闽交游，咸为制锦，堂构一新，四壁辉煌。”⑧ （清）江南春：《静寄轩杂录·祭庶妣程太安人百岁实寿文》（钞稿本），成书于咸丰年间，王振忠教授藏。西冲俞氏家族所经历的发展过程恰是徽州区域社会的一个缩影：“乾嘉以来，士奋于学，农勤于野，商贾牵车遍都会，盛哉称富庶焉。”⑨ 民国《婺源县志》卷12《兵戎二·战守·论曰》，第260页。

西冲俞氏族人选择外出经营商业和商人群体的兴起，直接加速了家族分化，具体表现为房派之间在职业选择、人口财富、参与家族社区和区域社会公共事业等方面不均衡，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综合考察：

第一，西冲俞氏家族裔孙职业身份有差异。《宗谱》卷十三《寿文》收录31篇寿文，涉及男女寿主31人次（第一位寿主俞齐凤是明代人，其余均为清代人），其中商人26人次、幕友1人次、身份未知者4人次。《宗谱》卷十四《传文》收录91篇人物传记，涉及传主91人次，其中商人67人次，商籍庠生2人次，下级官僚1人次、身份未知者11人次，塾师4人次，力农者4人次。《宗谱》卷十五《遗像图》、卷十六《志铭图》与寿文、传文涉及人物高度重复，故也是以商人为多数。由此可见，商业是西冲俞氏家族成员的主要职业选择，商业成为家族社区发展变迁的主要诱导因素。相比其他职业，经商更容易积累财富，进而有利于提升自身在家族社区中的身份和地位，这是《宗谱》传记、寿文、像赞、墓志铭部分所收录家族成员绝大多数是商人的根本原因。

第二，不同房派在《宗谱》中的显示度有差异。笔者将《宗谱》卷十三《寿序》、卷十四《传文》、卷十五《遗像图》、卷十六《志铭图》所收录俞氏子弟成员名单全部辑出，对寿主、传主、像主、墓主所属房派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基本都是希滃公房的成员。为印证这一论断的准确性，笔者又认真研读明清历代所修《婺源县志》，将散布在历修县志各卷的西冲俞氏人物（扣除重复收录因素，最终共得西冲俞氏人物77名）全部辑出，同《宗谱·世系图》人名进行准确比对，结果表明大多数还是希滃公房的成员。这77人里面，可确认为商人的有31人，其中希滃公房多达23人、希洸公房1人、希□公房1人、希治公房4人次，西冲俞氏里房叙伦堂3人。在希滃公房23名商人中又有18人都是该房文誴公支派第32世俞士荣的裔孙，说明乾隆年间徽州木商俞士荣是西冲俞氏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由此可见，西冲俞氏从24世俞德宗以下裂变发展为制度化家族之后，七大房派在人丁、财力等方面发展并不均衡，不同房派家族成员在家族社区中的显示度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平衡。

第三，不同职业家族成员参与家族社区和区域社会公共事业有差异。上述已论及《宗谱》各卷所收录传主、寿主、像主、墓主均以商人为主体。事实上，历代续修《宗谱》、建设祠堂、令行禁止民间风俗，也都以商人为主导，商人是家族社区和区域社会公共事业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维护者。自乾隆初中叶起，大部分俞氏子弟在读书不成的情况下，绳绳相续投身商业，西冲俞氏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徽商世家；①何建木：《徽州木商世家——婺源西冲俞氏》，《寻根》2005年第6期。有很大一部分人获得商业上成功，又为反哺乡村参与家族社区社会事业提供了坚实资金基础。在西冲俞氏第31世俞文誌（字思莽）和32世俞士德（1724-1794，字进三）生活的乾隆时期，西冲家族社区的社会风气是“俗尚敦宠，风崇古处”，② 《宗谱》卷14《传文·思莽公传》。“翁之乡素称仁厚，自孝弟力田而外，无纷华之染，故其人率皆敦宠朴茂、笃恩义而正伦理，父兄守驯谨之行，子弟鲜佻达之习，所以数十年来，户庆仓箱，门无鼠雀，其风化使然也。”③ 《宗谱》卷13《寿文·进三宗台先生七十寿序》。敦宠茂朴风气得益于俞氏商人的努力维持，其中俞本仁（1762-1843）等俞氏家族商人功不可没：“且夫乡俗之厚也，必自一二人倡之，公生当乾隆中叶，国富民殷，缙绅家竞以华靡相焜耀，而吾乡布衣粗食、日用之淡泊如故也，服田力穑，手足之胼胝如故也，博弈饮酒胝习，除子弟群相磨砺也，鼠牙雀角胝风熄，胥隶不到门前也，第以为乡风之质朴使然，不知公以身示教，潜移默化于不自知也。”④ 《宗谱》卷14《传文·定轩公传》。与抽象内在的乡风质朴相对应的是，西冲俞氏家族社区的直观外在面貌由于商业因素导入和商人兴起，在乾隆中后期尤其是嘉道年间发生了快速变化，长期蛰居乡间执教的婺源西乡桂岩举人戴骆亲眼目睹了这个短暂过程：“余尝馆于绣溪（即毗邻西冲的读屋泉），道经西谷，入其境，质朴而醇古。越今才十数年耳，簪缨照人耳目，墙屋焕然一新，烟火连甍，犬声如豹。”⑤ 《宗谱》卷2《道光甲申续修原序》。戴骆写作这篇序文的时间是道光四年（1824），可见西冲俞氏村落面貌大为改变的时间亦在嘉道时期。

（四）经营行业、空间分布与经营特点

“徽州区域社会”这一名词之下，其实包含着微观局部的地区差异、村落差异和家族差异。以宗族经营商业为例，不同宗族之间、同一宗族不同时期，都存在经营行当的差异。婺源木商是徽州商人极其重要的一支，西冲俞氏家族就是婺源木商的佼佼者。乾嘉时期，西冲俞氏多经营木业，而且外出经商、人口迁徙和商业移民的主要地点除少数选择临近的德兴县之外，主要经营地点还是在远方。《宗谱》常用“吴头楚尾”这个词来概括，意思就是长江沿线的西南地区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道咸之后，随着沿海开埠通商，茶业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重点行当，西冲俞氏商人的经营逐渐呈现出先木后茶的趋势，有些人转而业茶粤东或在屯溪设立洋庄茶业，而且时间越后经营茶业者越众；另一种经商趋势是专门开设药肆，或在经营茶木之外“兼习岐黄”。直到晚清、民国迄至当代，西冲俞氏子弟研习医术，依然是重要的职业选择。① 综合《宗谱》各卷，当代俞日霁（1937-，37世）等续修《西冲俞氏本仪公支谱》，当代俞昌泰（1933-，37世）续修《西冲俞氏正和堂支谱》，以及笔者采访西冲俞氏后裔的访谈记录。以《宗谱》卷十四《传文》收录人物为例，该部分内容共收录91篇人物传记，扣除重复因素，实有传主82人，包括多达69名的商人（其中可明确或推断经营行当的传主有50名木商，9名茶商，5名医生兼药商，1名布商）。具体分析如下：

俊养迁德兴县茅桥。

第24-28世共收录传记2篇，涉及2名传主，其中第28世俞希治为木商，已见上文。

第29-33世②西冲俞氏家族从第32世士字辈起，将世系排行确定为“士俊本光明，崇仁日允升，忠贞昭令德，大振起家声”，见《宗谱》卷4《世系图》。共收录传记33篇，涉及29名传主，其中可确认商人身份多达20人，包括明确指明为木商10名，茶商1名；其他9名未知何种经营行当者，但因其传文中全都有“吴头楚尾”之类概述性描述，亦可判断为经营木业，因此笔者将这一辈木商数量确定为1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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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世本字辈收录传记15篇，涉及14名传主，其中明确为木商者虽仅1名，但因其父辈多为木商，这些人全都包含“侍父服贾金陵”、“从伯叔昆季服贾金陵”等概述性描述，亦可基本指认为木商，所以笔者将13名传主均定为木商；另有1人在金陵开设药肆。本字辈之所以继续以商业为主要行当，乃是因为32、33世两代人已经打下经商基础，他们只须加以继承发展，俞士荣之孙、俊礼之子俞本仁“尝语子孙曰：‘吾祖父艰辛创业，积累数世，使吾与汝得有今日，虽复兢业自持，犹恐隳前人业，而顾枕安乐、纵奢侈，日征逐于酒食声色之场，无论玩时溺志，无以自立，又奚以仰对吾祖吾父耶？且不见富家之子，履厚席丰，不数岁而中落，非其人尽不才也，亦好逸好奢之一念，有以取之，是岂不足为吾与汝鉴哉？’”③ 《宗谱》卷14《定轩公传》。不坠祖先产业、发扬祖先经商传统，是西冲俞氏34世子孙的主要职业选择。

第35世光字辈共收录20篇传记，涉及传主19名，其中明确为木商的有6名，加上全部都“服贾经营吴头楚尾”、“服贾金陵”、“生理金陵”者，笔者将这一辈经营木业人员数量定为15名。其中本仲第五子光沅“字楚江，号湘溪”，从此人选取的名号来看，可能由于出生在苗楚一带，才使用沅、楚、湘等与楚地地理有关的汉字，可作为俞本仲本人曾在苗楚一带经营木业的旁证。35世明确指明经营茶业者共有4名。这一辈开始，还呈现出新的变化，即先经营木业，然后改行做茶业，比如先在金陵“谙练生计”，未几“去金陵而改图粤东茶业”；“奉父木业，后由木业转而业茶粤东”；“设屯浦茶庄”；或者祖父、父相继以木业起家，其本人则因为当时“上海初通商埠，诸兄以业茶往来期间”，从而也投身茶业。

TCAD模拟中的晶体管是基于部分耗尽的绝缘体上硅(PdSOI)0.18μm CMOS技术[9-11]。这些器件具有0.18μm的栅长和1.8μm的沟道宽度。等效栅氧化层厚度为3 nm。多晶硅层形成栅电极。埋藏氧化层厚度为400 nm。顶部硅膜厚度为200 nm，约为结深的2倍。在本次实验中，我们利用阱接触来控制晶体管的体偏压。

“观自在”——儒道佛思想对人之存在的美学规定 ……………………………………………… 韩书堂（3．67）

第37世崇字辈收录传记共计5篇，涉及传主4名，明确指明为布商1人，药商兼医生1人，塾师2人。

职业倦怠最容易发生在工作环境为与人打交道的职业中，教师、医护人员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近几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目标放在高校教辅人员、辅导员、图书馆员等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上。作为高校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职业倦怠产生的原因、影响因素以及治理对策等有诸多的文献介绍。本文拟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缓解我国高校基层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倦怠的状况。

本福居德兴茅桥。

从乾隆初、中期第32世俞士荣开始，直到民国和当代的38世俞仁耀，长达200年间，西冲俞氏家族成员从经营木业开始积累原始资金，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前赴后继，不断把握时代商机并适时合理调整经营行当。而地域性、宗族性、熟人社会等特性为徽州木商取得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由卷十四《传文》所述的经营实迹看，西冲俞氏木商主要经营者多为“父子”“昆季”“族众”“同乡”。这种举族经商、举乡经商的经营特色由徽州宗族社会特质所决定。徽州民间传统虽讲求契约，但说到底还是宗法“软控制”优于契约关系，“徽商往往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上伙计、投靠封建政权、建立徽商会馆。”② 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对木商而言，木材从发伐、运输、仓储、销售到回笼资金投入再生产、再经营，整个周期特别长，风险尤其大，所需资金、人力、精力等成本投入更巨，而在徽州宗族之内，人们彼此互相熟悉，易于在人员任用、资金措置、账务催讨等方面建立信任关系。徽州宗法社会特别注重亲属兄弟间的友爱亲敬，以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维系共同的管理经营，经营者基本都有责任心，比如俞锐“昆季四，同营木业，所获一介不私，门内怡怡，共博亲欢。”① 民国《婺源县志》卷48《人物12·质行9·俞锐》，第187页。同乡同业是徽州木商极其普遍的经营现象，西冲俞氏亦不例外：“俞辅唐……营木业于孟河，亲朋多赖荐引，失业无依者，赠资助归。”② 民国《婺源县志》卷48《人物12·质行9·俞辅唐》，第176页。徽州木商之间互相援助是经常的事，比如俞星焕“营木业于金陵，善会计，饶于财，族戚后进登其门者，无不代为荐引。”③ 民国《婺源县志》卷42《人物11·义行8·俞星焕》，第30页。俞星焕房弟俞星灿“少业儒，父早故，随兄业木，曾助常德书院膏火，又助金陵赈饥及修大王庙三元宫、新安会馆并乐输助。”④ 民国《婺源县志》卷47《人物12·质行8·俞星灿》，第 165页。举族经商、举乡经商有利于运用宗法血缘和地缘关系强化经营者的责任心和利益分配的兼顾，进而有利于经营。

（五）商业移民、继嗣收养与西冲俞氏人口变动

西冲俞氏家族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口的蕃衍和商业经营的拓展，陆续有部分人口向外迁徙，直接引发西冲俞氏人口变动。除了自然的新陈代谢，西冲俞氏人口变动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原因是随着商业经营而引发的人口向外迁徙成为商业移民。笔者根据《宗谱》各卷世系图，勾勒汇总西冲俞氏历史上所发生的所有迁徙和侨寓人口情况，如下：

文法迁广信，生殁葬均未详。

文脸迁广信府贵溪县上北乡枫树底五十五都五图五甲俞俊法户。

文三与兄文脸同迁贵溪枫底。

第36世明字辈收录传记共计16篇，涉及传主14名，其中明确指明为木商2人，茶商3人，药商兼医生3人。

此处悬崖位于断崖绝壁中部较突出的长方形青灰色花岗岩石之上，坐北朝南，其下临江，距江面高约10米。摩崖通高135厘米，宽70厘米。虽历经近六百年风雨剥蚀，摩崖石刻字迹依然清晰可辨，上有三行阴刻楷书，其中间一行字体较大也较清晰，每一个字大约为12厘米×12厘米。

士初迁德兴县黄柏塘。

士进迁刘家庄。

士岳迁龙山西岸。

俊才迁德兴县黄柏塘，殁于外，生子本永、本平。

根据以上全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企业会计核算进行规范化管理能够使得高级管理人员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有效监督，为企业的良好经营提供可靠的基础。不管是从运行机制、会计核算从业人员素质、岗位设置还是内部管理方法等方面，企业都应及时地找出不足与隐患，并及时进行纠正，使得自身的缺点得以改善。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效控制，及时采取措施，不断地为企业推进会计核算管理规范化，为企业自身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本永居德兴县黄柏塘，本千居德兴县黄柏塘。

本檊侨居江苏如皋。

本千迁丹阳县太平港王思安桥，娶太平港徐氏。

此外，虽然《宗谱》未收录第38世仁字辈人物传记，但以笔者访谈对象俞昌泰先生的父亲俞仁耀（1896-1989）为例，可知晚清民国时期西冲俞氏第38世依然有众多人投身商业。① 何建木整理、俞昌泰口述：《一个徽商后代的回忆》，《史林》2006年第2期。俞昌泰：《西冲俞氏正和堂家谱》，不分卷，2005年6月编印。俞仁耀属希滃公房文誴公支，33世俊礼子承父业，接管金陵木业，传给34世本仁和本仲以及35世光治和光灏；光灏生子第36世明迢，在经商之外还精通文墨；明迢生37世崇法（1862-1904），崇法本人在西冲村口的“八只坎”开设杂货铺，生子38世仁耀，仁耀先跟随父亲在西冲村里学习掌店，后随兄俞仁法到上海学习木业。俞仁耀次子俞昌泰（1933-）叙述道：“子良我的父亲，八岁在乡下私塾三年，十一岁（1907）进杂货店（八只坎）学徒六年，十七岁务农四年，二十一岁（1917）到上海，在陈家渡（北新泾）达亨昌木行学徒三年，二十四岁于曹家渡裕丰木行和源昌盛木行（婺源人俞子标为老板）就职，七年后该行亏损歇业，三十一岁（1927）同金绍香（恭治、恭安、俞品佳花瀛为代表）一股、刘瑞昌与张玉清合一股，各出资一千银元，合股开设协泰祥木行。经股东们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业务得到了空前发展，扩大了的协泰祥，已不满足于本地市场，派张玉清去常州与当地李姓经理开设协大祥棉布号，刘瑞昌赴康脑脱路（现康定路）主持协和木行，父亲则仍在本行坐镇，以后又抽资金和别人开设协义木行。十二年后（1939），完美与和谐的局面终于出现裂纹，日本侵略和百业萧条，加深了裂痕，最后只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就在这时，父母用拆股的钱，回乡置了11亩田，原意是为了养老，却不料此举为下代埋下了祸根。三年后抗战胜利，父亲又返回上海，独资在原地（梵航渡路，抗战前称极司非尔路，1466-1468号，电话22367）开了协泰祥良记木行（1946），时年五十一岁。1956年公私合营，1962年退休时已六十七岁。父亲为人诚信，工作踏实，理财清晰，处世严谨，受人尊重，投其门下学徒者，先后有孙开济（海）、王茂林、金镇中、吴烈华、钱云清、孙开趣、戴昌龙、王鉴湖、俞开创等不下十人之多。生活上洁身自好，不嗜烟酒。”

光运迁居镇江鲤鱼套。

明逨侨居饶州，殁葬失考，娶鄱阳县朱旦初公长女，葬失考。

明忠迁居丹阳东乡段家桥王家村。

明孝侨居丹阳东乡段家桥夹圩。

正途和异途出身在地位上有所区别，张仲礼研究19世纪中国士绅时对此详加区别：“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方属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学品和学衔都是通过政府的科举考试后取得的，这种考试是证明受教育资格的正式方法，因此人们常将经科举考试而成为绅士的那些人称为正途。然而功名可以由捐纳而获得，虽然捐功名的人一般也是有文化或受过若干教育的，但他们并不需要提供任何足证其受教育资格的证明。这些绅士人们常称之为异途。在这两个绅士集团中，正途是指那些通过政府考试的绅士。”④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1-3页。西冲俞氏各世代出产大量“国学生”，是常见的由异途获得功名，其目的不外有二：一是跻身绅士行列，二为获取更高功名节省时间：“成为绅士成员的另一途径是捐功名。这种功名就是监生（即国子监的学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量的监生实际上并不进京就读于国子监。对他们来说，这一功名之重要乃在于他们的绅士地位和特权得以承认，并且为进一步的加官进衔提供了一个开端。”⑤ 张仲礼：《中国绅士》，第4页。比对《宗谱》的传记、像赞和世系图等各部分所提供人物事迹，可以判断西冲俞氏子弟拥有“国学生”功名者多为商人，仅有少部分从事授徒讲学等文教事业，因此可断言“国学生”均为捐纳所得而非通过考试；《名望干支图》中表明的郡庠生、郡增生、邑庠生等名色，均系通过自身努力学习、参加各级考试而获得，惟其在西冲俞氏子弟中人数尚少。在人文昌盛的徽州区域社会，西冲俞氏绝非科举之家，而是地道的商业世家。功名和官职的获得，有清一代大部分时期都可经由捐纳获得，这正是西冲俞氏拥有功名者甚众的真实原因。西冲俞氏自32世起，经营商业的子弟甚夥，有足够资金捐纳功名，从33世起至修谱时的37世止，正是西冲俞氏商业最繁盛、西冲家族社区发展最快的时期，产生众多功名拥有者，有些甚至出任下级官僚，这正是徽州区域社会商业与科举互为表里的最好证明。西冲俞氏子弟获得仅为虚衔和封典等荣誉而非实官，同清代捐纳制度直接相关：“捐纳之称事例，始见于明景泰，至清沿袭而不改。捐纳例定，有实官、有虚衔、有封典、有贡监、有分发指省、加级、纪录。”①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载氏著《明清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70-80页。除多捐贡监之外，西冲俞氏亦多有捐封典者，其原因：一是捐出身（监生、贡生、生员举人）和封典，所需捐银为数不算太多，中小商人尚可应付；二是“缘清代重视礼教，人民为显扬其亲计，固乐于出资也。”②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第76页。

2012年—2016年，我院医务志愿者服务参与人次逐年递增，分别为236人次、241人次、257人次、292人次、360人次，志愿服务时间逐渐增加，分别为147.5 h、609.0 h、614.0 h、619.0 h、3 793.0 h。进一步对我院志愿者志愿活动参与行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志愿者中79.6%为主动参与，20.4%为被动参与；志愿活动参与动机中，54.4%为锻炼自己，92.3%为帮助别人、服务社会、传递爱心，71.1%为个人义务、社会责任；参与志愿活动后，66.9%的志愿者认为自己言语表达能力提升，83.7%认为自己人际交往能力提升，90.5%认为自己实际操作能力提升。

明恬避洪杨乱，转徙居无锡县八士桥镇，殁葬无锡惠山新安分所背后冢地东向。

LM3S811具有4个10位的ADC端口，通过采用分时复用的方式来扩展接入ADC的端口。74HC4052D是具有公共使能控制位的双路四选一模拟开关芯片。每一个四选一模拟开关都包括一个公共端口N和4个可选端口N0～N3。

明有浙江杭州。

崇铨居镇江丹徒县大港镇顺江州。

崇録迁浙江于潜县叫口。

日华侨居江苏省如皋县城。

日璋居丹阳东乡段家桥夹圩。

日禄殁葬大埠寄居处。

3.处理后各组食管鳞癌荷瘤裸鼠肿瘤组织FasL mRNA和蛋白表达情况：经过25 d处理后，HBO组、DDP组和HBO+DDP组食管鳞癌荷瘤裸鼠肿瘤组织FasL mRNA和蛋白水平明显高于Cont组，其中HBO+DDP组FasL mRNA和蛋白水平最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3。

初步统计结果为：文字辈3例、士3例、俊2例、本4例、光1例、明6例、崇2例、仁0例、日字辈3例。基本判断包括：一是西冲俞氏家族向外迁徙现象主要发生在第33世俊、34世本、35世光等字辈，这也正是西冲俞氏商业最鼎盛的时期，上述向外迁徙的地址，主要集中在江苏丹阳、镇江、丹徒、如皋和江西德兴、鄱阳、贵溪，这恰恰也正是西冲俞氏家族经营木业的主要地点，可以初步断定他们已成为商业移民。二是向外迁徙态势持续不断，一直到民国年间仍然还在继续，比如上述俞氏末代木商仁耀一家1921年之后就定居上海（本文不拟考察1949年之后经由升学或任职等方式发生的人口外徙）。三是人口外徙之后，与家乡的家族社区在短期内并没有彻底失去联系，这个过程可以持续到后代裔孙完全融入新居地为止，可能需要数代之久。迁徙者大部分顺利融入侨寓地，比如侨居江苏如皋的俞本檊（1782-1851）一支不久即成为当地的新移民群体。从《宗谱》资料看，俞本檊之父俞俊润未写明是否有经商事迹，可能从本檊及其伯兄本栋才开始外出经商，俊润及妻汪孺人“虽处境不丰，而朝夕黾勉，固无非以勤俭为处家计也。夫本大者末茂积厚者流光，孺人以安贞之德笃，生四子，皆魁梧奇杰人也。长嗣君国佐（即本栋，字国佐，号云浦），牵车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吴头楚尾，不惮艰辛，湖畔江干，常劳利涉，《语》云：‘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越数年，金昆玉友，年益壮，力日强，日征月迈，锐志经营，弧矢四方，无不如意，若巨鱼之纵壑，若鹏翮之凌霄，若烛照而数计，若轻车就坦途，伯埙仲篪，相得益彰，以故家道隆隆日起，时皆母教之勤劳，有以日进于丰亨豫大，而固非寻常，顾复徒以姑息为爱者比也。”① 《宗谱》卷14《传文·泽敷公德配汪孺人七十寿序》。与长兄俞本栋相类似，俞本檊不仅外出经商，而且侨居江苏如皋，由此而下的子孙已全部定居如皋，成为融入侨寓地的商业移民家族。俞本檊“行列惟三，即吾舅父，系江南人，为江北贾，少小离乡，终老异土。持己端严，济人周普，圭璧宛如，鳏寡不侮，孝友传家，诗书作圃，捧览鱼书，文人肺腑，名耀成均，传载族谱，想像维新，令人怀古。”② 《宗谱》卷16《像赞·济人公像赞》。俞本檊殁葬泰州姜堰新安庄后河北岸甲向，③ 《宗谱》卷6《希治公房文云公支世系·（第34世）本檊》。葬地已不在婺源。在经商地也是侨寓地，俞本檊通过积极开展义行善举，顺利完成融入侨寓地的过程，他还结交当地文人，以利于自己的交际圈。④ 《宗谱》卷14《传文·济人公传》。俞本檊之孙不仅已经完成定居过程，还已经取得入籍资格，本檊长子光熯、光熯长子明勋，即已应试如皋：“公讳培庆，字竹书，号寄云，同胞兄弟四人，公居长。生而岐嶷，稍长即知力学，为清太史鸾坡先生所赏识，先生所撰曾大父《传》中谓为“彬彬有礼法，能文章者”也。咸丰四年，以捻匪乱，不克回婺应试，乃入江苏如皋县籍，以第一名补县学生员。”⑤ 《宗谱》卷14《传文·寄云公传》。到俞崇业“次子仁育，江苏泰州中学毕业，后就事奉天。”⑥ 《宗谱》卷14《传文·崇业公德配事略》。崇礼次子仁昌“美汉中学毕业”⑦ 《宗谱》卷6《希治公房文云公支世系·（第38世）仁昌》。。

入籍应试是侨居地商业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标志，此外婚娶、殁葬等也是极其重要的标志。本檊以下光、明、崇、仁、日行五代，共有男丁58人，除了早殇及未娶者之外，绝大部分的婚娶均在泰州、如皋、南通、镇江、江都、武进诸州县范围内完成（除了有1位俞氏女孙嫁给安徽无为人、1位嫁给陕西人，另有1位裔孙娶婺源孔村女、1位娶婺源考川女、1位娶婺源龙潭女），其殁葬则全部在泰州、如皋两地，可见本檊以下行次裔孙已经全部融入侨寓地。

不过，在商业移民同家乡之间，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除了本檊曾孙崇礼、高孙仁成积极倡导修谱之外，他们还不忘远祖，不时回乡拜扫、增置祀田，“捐资倡修支谱，设立祀田，宗族戚党之贫乏者，皆又所佽助。先王父称其孝友。”⑧ 《宗谱》卷14《传文·寄云公传》。俞明勋在光绪23年所作《廷仕公祀田记》中，流露出对桑梓乡邦的眷恋，同时也认真实践着一个徽商后裔不忘祖宗本源的信条：“吾本徽之婺人也，婺源北乡有西谷俞氏敦伦祠，祖居聚族于斯，由来久矣。曾祖以上坟墓皆葬于此，其二十九世祖廷仕公发祥之墓，在住基来龙山之麓卯山酉向，自吾大父本檊公商于泰州姜堰，后遂家于江北，远不能归，故吾父辈兄弟子侄行每不能至婺，其得至婺省墓者，不过余等二三人，常以别祖离宗，春秋祀典旷缺为恨，时向婺来亲属言及之。光绪乙未年，得接从叔灿贻首倡函示，知云廷仕公欲举祀典，必先立祀产、筹款为要，喜成其志，于丙申夏，办英洋二百圆，并函封寄归，交灿贻叔收办祀产，不料贻叔旋故，幸赖家间兄弟侄等同心协力，置有土名上洋晚田四亩，经缮书立廷仕公户管业，廷仕公下两房一年一房轮司理收租纳粮，清明冬至祭扫坟墓，毋得废忽，毋得偏私，惟愿世世子孙保守勿失，是则余之所厚望也。余虽不能亲诣，心常向往之。”① 《宗谱》卷之末《廷仕公祀田记》。近年笔者还曾到江苏如皋实地走访调研，得知该支派目前已成为当地人口数量庞大的“土著”居民，但许多年轻裔孙已然不清楚其祖先来源为婺源西冲俞氏。

第二个主要原因是经商过程中遭遇事故。这与木业生产经营的上游环节密切相关。西冲俞氏家族成员多选择经营木业，而木材贩运的上游环节，即“采木山中”这个过程本身充满凶险，人命安全易受严重威胁。《宗谱》记载了该家族至少两次木商遭遇的较大死亡事故。第一次发生在乾隆戊戌年（1778）七月二十六日，死亡人数为6人。笔者根据宗谱世系图，勾勒出同一日在洞庭湖溺毙者名单：俞俊财（1750-1778）、俊戈（1745-1778）、俊祓（1750-1778）、本肇（1732-1778）、本其（1741-1778）、本树（1757-1778）。其中34世希滃公房俞本树殁于洞庭湖之时年仅22岁，只能摘胞弟本梓次子光洪入绍，② 《宗谱》卷7《希滃公房文诚公支世系·（34世）本树》。而光洪本人继娶常德府叶氏，生子明亮、明目。明亮住丹徒县，殁葬失考。明目迁丹徒大港，娶大港张氏，殁葬大港车碾口，生女一人，适大港高姓；生子崇杖、崇林、崇植。崇杖娶丹徒王氏，殁葬丹徒谏璧镇东乡梁山。崇林“光绪丁丑年九月二十九子生，在外，行踪失考。”从本树之子若孙的婚娶和殁葬情况看，他们并未因先祖殁于洞庭而退缩，而是继续选择在长江贩木漂泊生涯。可见到天灾人祸并未阻绕西冲俞氏木商孜孜营利的人生追求和无奈选择。当然，家族成员都为族人遭遇的不幸嗟叹命运之舛：“公讳俊祓，字朝章，乃士巍公次子，事亲最孝，极得欢心，天性聪明而又浑厚，凡亲邻事务有所付托，固无二三，即未付托，亦必周密。年虽少，往来出入，从无间言。不幸父殁，恨抱终天，既而饮泣吞声，前跪而谓母曰：‘事已无可如何，母在，儿犹得所依归，慎勿过自毁灭以重为膝下累。’母亦含泪俯慰曰：‘吾与汝相依为命，汝能强自树立，吾岂有他志？’因是益加承顺，率妻竭力奉侍，亦始终不衰，庭帷辑睦，内顾无忧，乃图外游。方期江湖得意归慰母，孰料洞庭湖中波涛怒起，忍遭覆舟之危，遂蹈抱石之厄，令人叹惜，恨于天道之无知耶。”

年轻木商大多数年龄都在二三十岁，有些已娶妻生子，因此其死亡为家庭带来了痛苦。俞俊祓与其兄俊褆本来共同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至此支离破碎：“（俊褆）与弟俊祓公友爱至笃，相倚如左右手，常与之市货于湘汉之间，戊戌岁，岳父以家事先归，而俊祓公舟过洞庭，猝殁于水，凶闻至，岳父痛不欲生，几以身殉，旋因族人劝谕，始强颜破涕，复理生计，抚育二侄婚教成立，训之加严，而爱之弥笃。其于天伦之际，盖能率其天性而不为利欲所夺焉。”③ 《宗谱》卷14《岳父雨滋公及岳母程孺人合传》。俞俊祓死后，留下年仅23岁的孀妻程氏，其后守节竟然长达51年：“（俊祓）自失怙后，随兄服贾四方，吴头楚尾，备历风涛，年才弱冠，竟遂客殁于外，时寿母仅二十三龄，耳闻讣之余，吁天怆地，几不欲生，既念老姑在堂，二子在抱，尔竟以身殉，夫是上莫能侍奉高堂，下莫能扶持幼稚，虽可以从夫于九泉，究无以报身后，于是忍泣含悲，勤尽妇职，其事太岳母也，汤药必亲尝而后进，寒暖必体察以适宜，事无巨细，务先意承志，协于太岳母隐情，而后即安。如是者五十余年。”④ 《宗谱》卷14《朝章公德配程太孺人七十寿序》。程氏“事事姑能孝，教子有方，守志于青年，亦全节于白首，族邻钦其德，闻诸当路，请旌为之表。”⑤ 《宗谱》卷14《传文·朝章公传》。俞俊祓溺死洞庭给家庭带来的灾难，并非个别现象，同日死亡的俞本其“娶罗溪罗氏，乾隆己巳年四月二十六卯生，嘉庆己巳年十月初八巳殁。”罗氏年仅三十即寡，守节长达31年：“名兴闺，罗溪罗廷清公之女，年三十，夫溺洞庭，继甥为嗣，恩勤抚养，孝德幽贞，通族交重，事载邑志。终年六十有一，历节三十一年。”⑥ 《宗谱》卷3《节孝图·本其公德配》。

西冲俞氏家族第二次集体木商事故发生在35世大木商俞光治（1784-1838）去世之后没多久，这次家族成员死亡竟多达30余人：“金陵木业，房弟承接不数年，排过洞庭湖，风浪大作，讶云：‘缆变蛇。’然耶？否耶？而排散矣，本家死于是役三十余人，亦一大数也。众家生意歇，兄弟各自持家计，有兴土木者，有入捐纳者，或盐、或茶、或木，分道扬镳。”① 《宗谱》卷14《传文·光治公暨德配胡恭人合传》。对于婺源木商而言，贩木长江充满了凶险，这不仅是西冲俞氏家族的偶然事故，而是带有普遍性。清代婺源籍大学者江永的两个儿子也都是溺死洞庭湖：“婺源江秀才号慎修，名永，能制奇器……忽一日，自投于水，乡人惊救之，半溺而起，大恨曰：‘吾今而知数之难逃也。吾二子外游于楚，今日未时三刻，理应同溺洞庭。吾欲以老身代之。今诸公救我，必无人救二子矣。’不半月，凶问果至。此其弟子戴震为余言。”② （清）袁枚：《子不语》卷13《江秀才寄话》，载《袁枚全集》第4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257页。江永作为蛰居婺源乡间的大学者，其二子也只能外游于楚，做木材生意或佣工木业，其溺于洞庭湖的悲剧则一如西冲俞氏事故。

俞德宗之后，从第28世希字辈开始，由于人口繁衍（也包括失传、乏嗣、外徙等），西冲俞氏家族始，分立七大房派——希灏公房、希学公房、希治公房、希滃公房、希溶公房、希洸公房、希瀚公房。分立房派是家族人口进一步增长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家族制度化的初步结果，也是家族社区已经相对稳固地融入区域社会共同体的重要表现。

除了收养继子之外，西冲俞氏尚有少数人口出绍异姓为子。比如，第33世俞俊奇出绍江村张姓为嗣，之所以可以出嗣，因为他有兄弟三人（俊华、俊回、俊奇）。再比如，俞士进生子四人，即俊秀、俊美、俊叙、俊喜，其中二、三、四子均出绍，而且承绍姓氏虽不一致，却也有同宗的龙腾俞和思溪俞。从这个过程及其反映的俞氏对收养异姓子的宽容态度，更多的说明了徽州宗法关系从宋元以来所经历的一个从严格到逐步松动的过程。⑦关于徽州宗族异姓承继问题及其反映的宗法关系逐步瓦解的过程，详见栾成显：《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除了出绍异姓为子、自身乏嗣或早殁等原因造成的人口变动之外，出家释老也是人口变动的一个原因。比如，生于康熙戊戌年的希洸公房第33世孙俞俊金是个独子，却选择“从释”；① 《宗谱》卷4《希洸公房世系·（33世）俊金》。希滃公房文诚公支第37世崇枢“光绪己卯年生，从释”，② 《宗谱》卷7《希滃公房文诚公支·（37世）崇枢》。显然也就无传了。徽州民间可能并不提倡出家释老，当地族谱的处理是：“凡出家释老者，比无后同，不立图，但书本生父下。”③ （清）项茂桷、项茂棋等：《汝南项氏续修宗谱·汝南项氏宗谱凡例》不分卷，康熙庚寅年（1710年）刻本，全4册，上海图书馆谱牒部藏。

总之，要全面考察西冲俞氏在整个历史中的人口变动，必须考虑到所有导致人口变动的各种因素，考虑到西冲俞氏人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是动态的发展过程。

二、国家、地方与家族社区的互动

作为徽州区域社会中的微观单元，在历史与地理这两个维度上，西冲俞氏家族社区始终都被卷入国家—地方发展变迁的洪流之中，反过来又以其自身发展变化呼应参与着国家—地方的发展变迁。“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徽州地域已形成的宗族组织、文化科学和商业经营间的良性互动，三者之间宗族居于核心地位，这便是该地域社会整体的特征。”④ 唐力行：《唐力行徽学研究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84页。宗族组织、文化科学、商业经营是理解徽州区域社会变迁如何跟随着国家和时代发展脉搏而律动的关键词。西冲俞氏家族成员通过积极参与国家文化科学活动、开展商业经营、积极参与宗族组织建构等一系列活动，不断在家族社区和区域社会中寻找自身的位置，实现自身的价值，推动家族社区和区域社会的发展。

（一）科举功名与捐纳：获取国家资源的身份及其象征意义

西冲俞氏家族成员尤其是商人在掌握了众多以货币为具体体现的财富之后，力图在更多方面拥有有利于自身进一步发展的话语策略。除造房、筑路、建祠、修谱等物质和精神需求满足之外，他们还把货币功能扩大到对于身份等精神层面满足，这种现象是徽州普遍现象。明清时期，政府官员的录用和科名的授予都具有特定的获得方式和边界，除了那些真实具备学术水平和知识潜质的才子俊杰可以通过读书考试的方式取得科名外，大部分普通人只能在边界之外徘徊，而货币所具有的抽象性、普遍性的效力却可以突破这一边界，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地与任何物品、服务、价值进行交换，所以货币常被理解为某种更加强大的权力，可以在符号的意义上拥有权力或者获得权力的潜在资格。明清时期民间流行的“权力=一切”的价值观，逐步衍生为“财富＝一切”的逻辑思维，这种思维习惯在清代科举制度和捐纳制度之下更为凸现，成为民间人士追求权力、走向士绅阶级的重要思想基础。在此背景下，西冲俞氏商人在拥有财富之后，极尽一切去追逐权力和权力的象征，这一行为具体表现为热衷于参加科举考试、参加科举考试之外的捐纳。

《宗谱》卷三《褒善图》收录的《诰命》目录如下：“文誴公诰命 士昌公诰命 士荣公诰命 国桢公诰命 兆灵公诰命俊襜公诰命本仁公诰命本仪公诰命 本仲公诰命 本佳公诰命 本伟公诰命 承章公诰命 光沛公诰命 承亮公诰命 光延公诰命 本檊公诰命 光熯烵公诰命 咸丰辛酉汇录请遭故敕命诰命 本儒公诰命 光坤公承照诰命明迳公星桥诰命。”诰命是朝廷封赠官员的专用文书。《诰命》目录所列相关人物，结合上文对西冲俞氏家族成员的统计分析，可知绝大部分是来自希滃公房的成功商人，可见商人捐纳已成风气。

《宗谱》卷三《名望干支图》更是毫无遗漏地收录西冲俞氏家族历史上所获得的所有科名及捐纳、议叙所得虚衔功名。明代及30世之前所得功名者，除远祖外仅有寥寥数人，且仅为地方官员褒奖而已。入清以后，31世、32世仍少有获得科举功名者。而自33世起，西冲俞氏家族通过科举考试等方式获得功名职衔和封赠者与日俱增，这正好与商人兴起的时间和节拍相一致。第一位获得朝廷封赠功名的是31世俞文誴，他是木商俞士荣之父。经过数代人努力，西冲俞氏在职业选择上已有“由贾而儒”的倾向，正好印证了普遍认为徽商“贾而好儒”的说法。《名望干支图》收录32世共计12人，其中仅有国学生2人，封赠、例授2人。33世共计13人，其中贡生2人，封赠例授7人。34世共计25人，其中贡生4人，国学生18人，封赠例授11人（国学生和封赠有重叠，即同一人既是国学生又有封赠功名，这种情况从34世以下相当普遍，下同）。35世共计45人，其中附贡生1人，郡增生1人，郡庠生2人，邑庠生1人，国学生29人，封赠、例授29人。36世共计76人，其中副榜1人、贡生3人，郡庠生2人，邑庠生5人，国学生52人，封赠、例授25人。37世共计39人，其中郡庠生1人，邑庠生5人，国学生22人，封赠、例授12人，中学毕业1人。38世共计9人，其中国学生4人，例授1人，中学毕业者2人，小学毕业者2人。① 晚清之后的中小学毕业生因性质不同，另当别论；民国以来，西冲俞氏产生了众多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

西冲俞氏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获得举人以上的功名，其中最高功名亦仅为副榜（副贡生）而已。据商衍鎏考证，“副贡乃乡试之副榜，可以直接解送入国子监读书，不由学政考选，明万历五年以乡试备中之卷，填入副榜，不定额数。顺治二年定取中副榜之制，令直省乡试卷，有文理优长、限于额数者，取做副榜贡于成均。并令原由增、附中试副榜者准做贡监，入成均读书满一年，送吏部历事，考用如廪生例。原由廪生中式副榜者，准贡监后并免限肄业之期与廷试，至吏部谒选，其最者以推官用，次知县，次州佐。但究等于具文，以副贡之自愿入国子监者甚少耳。”②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40页。俞明逵（1805-1844）虽系“道光壬辰（1832）科副举人”，但终非真正的举人，还必须再次参加乡试方有可能成为举人：“乡试中额……正榜外溢额者曰副榜，与正榜同发。其名始于明嘉靖五年，顺治二年定为制。康熙……嗣后定例，各省每正榜五名取中一名，谓之副贡。顺天乡试副榜曰挑取誊录，下科欲得举者仍须乡试，实际固远逊于正榜。”③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104页。俞明逵之外的其余贡生、附贡生，全部都是捐赀所得，实为“例贡生”。《名望干支图》没有写明，但历修《婺源县志》对此却区分甚详。民国《婺源县志》沿用光绪旧志体例，在卷十六《选举》中专辟《贡职》一篇，其正文以正贡、副贡、优贡、拔贡恩贡为叙，而将例贡（包括增贡、廪贡和附贡）作为附录叙述，由此体例安排亦可知例贡在当时人心目中的份量，明显低于正途出身的“五贡”。如33世俞俊祠、俊裪，34世本仁、本仲，《名望干支图》言为“贡生”，考之《县志》，实为“例贡”，亦即非正途出身的贡生。

明目迁丹徒大港。

不过，异途出身的绅士成员虽可通过捐纳而得，终究在时人心目中低人一等，西冲俞氏家族成员自然不满足于“异途”，转而热心于支持正规文教事业，对宗族子弟、桑梓乡邦和侨居地的文教事业都予以热心支持，目的在于培养“正途”人士。西冲俞氏商人曾创办有文会：俞友仁（本侯）“字锡蕃，西谷人，附贡生。质直好义，尤喜栽培后进，倡输五百金，兴炳蔚文社，酌赀奖励，悉有规条。”③ 民国《婺源县志》卷41《人物11义行7·俞友仁》，第17页。俞光延“尤喜培植人材，倡建文社，置稔田给课赀，文风日起。”④ 民国《婺源县志》卷41《人物11义行7·俞延》，第18页。俞任“字望葱，西冲人。族有炳蔚文社，输赀三百置租，又捐数百金造黄余坳等处大路，义举恒多。”⑤ 民国《婺源县志》卷47《人物12质行8·俞任》，第164页。炳蔚文会为俞本侯所创兴，结合《宗谱》卷十四《传文》事迹可知俞本侯是大木商俊祠之子，本人亦是成功木商。西冲俞氏商人热心文化教育事业，更多的表现形式是输赀生殖以裕子弟课读之膏火，提供这些文会得以顺利经营的后续保障。据《婺源县志》记载，俞本杰、俞本伟、俞光洽等人多次输赀入会。炳蔚、志成两文会同多数徽州文会的经营方式一样，采取轮值制度，其中商人角色不可忽视。比如，俞星采“生平重义轻财，村内志成、炳蔚诸文会灯油租应归己者，悉让本家入庠者均分。”⑥ 民国《婺源县志》卷42《人物11义行8·俞星采》，第30页。

除志成、炳蔚两文会之外，西冲俞氏还兴办有开文书院：俞本仁“吴河开文书院捐赀襄造，基狭，仁输己田廓之……诸如京师会馆、本邑文庙考棚，以及军饷、城垣，均输金佽助。又本村炳蔚、志成二文社，购田数十亩资给程费。享年八十二，孙曾多列胶庠。”⑦ 民国《婺源县志》卷40《人物11义行6·俞仁》，第734页。开文书院是以商人为主导创建的书院，但不是西冲俞氏的宗族产业，而是附近各村各族共同集资创办，集中了周边家族和村落的合力。据县志记载：“开文书院在北乡思溪吴河。道光丁未年延村、西冲、读屋泉、思溪、汪村合建，院址西冲、延村输。”⑧ 民国《婺源县志》卷6《建置3学校·开文书院》，第134页。比如，与西冲隔壁的汪村人胡国桢对开文书院也有襄办之功：“胡维翰字国桢，汪村人，庠生，性仁厚，悃愊无华，尤乐善举。襄建开文书院，劳瘁不辞，并输金数百两及田亩木料等资助。”⑨ 民国《婺源县志》卷40《人物11义行6·胡维翰》，第749页。实际上，晚清时期西冲俞氏家族的教学场所还有村中的乙照斋书屋、养余书屋等，这些书屋建筑目前尚存。

文会、书院、书屋都是西冲俞氏子弟接受教育的基本场所，其中讲学论文者以俞氏子弟为主，比如俞奎焱：“字燮昭，庠生，西谷人。沉潜力学，为士林推重，棘闱屡试不售，遂淡于进取，以课徒为事，游其门者多蜚声庠序。开文、炳蔚、志成诸文会督课尤殷，与堂兄星采维持风化，禁赌博、培森林，一族德之。寿八十一岁。”⑩ 民国《婺源县志》卷48《人物12质行9·俞奎焱》，第176页。俞氏子弟在接受、参与教育事业上的不同表现及其参加地方社会事务的不同活跃程度，在“宗族平等”的外衣下形成了社区内部权力上存在的真实差异。开文书院的创办者、经营炳蔚志成等文会的参与者，都是手握重赀的商人，他们活跃的身影塑造了宗族社区中受尊重的形象，连同通过捐纳等方式获得政府所承认的功名，加强了这一形象的合法性，从而在宗族内部、宗族社区中也塑造了包括名望地位等各种“社会资本”① 徽商研究最为注重的一点是徽商网络构建，这种构建主要来自于区域社会的人际关系资源，进而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个人利用社会网络争取社会资源、获得社会地位，西方社会学者科尔曼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选择而建立社会关系，人是关系网络的中心。（详见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18页。）社会关系网络学派的一个重要成就是“社会资本”概念的发明。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历史学界尚缺乏同社会学、经济学的对话，社会学界、经济学界已利用“社会资本”这个学术工具解决了很多当代中国企业组织、企业结构等问题，比如家族企业等。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这些资本也许会通过运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家族的、班级的、部落的，等等）而在社会中得以体制化并得到保障。”详见[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202页。的不平等，这种倾向既影响到西冲家族社区和村落的发展（比如上述俞本仁对本村风俗的维持），也影响到这些俞氏商人在异地经营的活动（比如俞氏木商在经营地不断攀援权贵）。

明清时期，源于大传统的追求士绅文化的思想观念已经渗透到徽州区域社会。所谓大传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芮斐德 （Robert Redfield）1956年在研究民间宗教时提出的，他发表了《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一书，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对观念。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reflective）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 culture）；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peasant）或俗民（folk）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虽各有不同，但却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相为互动的。Redfield认为不论是大传统或小传统都对了解该文化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两个传统互动互补，大传统引导文化方向，小传统却提供真实文化素材，两者都是构成整个文明的重要部分。在中国，大、小传统文化所根源的理念原则是相同的，深层的文化概念也是一致的。② 李亦园：《中国文化中小传统的再认识》，《现代与传统》（第八辑），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对于功名身份的追求，是中国传统社会共有的人生理想。依笔者的理解，联系大小传统之间这一人生理想的中介正是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西冲俞氏商人作为区域社会的重要群体成员，他们孜孜营营追求科举功名，即便所费不赀也要努力获得，即是受到来自大传统的影响和压力，促使他们也努力跻身上层士绅阶级，从而实现在地方社会中的自身价值。也正因如此，民国续修《宗谱》时，虽然科举制度早已停止，但俞氏裔孙对其祖宗所拥有功名的记载，纤微无遗、毫不含糊，其目的无非是提高西冲俞氏家族在徽州区域社会中的地位和名望，彰显俞氏社区家族曾经与来自国家文化大传统的和谐认同。只不过，获得与大传统国家文化接轨的代价却是在异地经营商业所取得的大量商业利润。有些学者认为明清以来大量徽商资本用于捐纳报效官府、输赀入官的去向造成了徽商走向衰落，笔者不认同这个说法。大量商业资本转向非生产领域固然造成了徽商利润的消耗，这确实是消极的一面，但也应该看到，这部分资金对于维系大小传统之间和谐共处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兴办社会事业：明确家族社区在国家和区域社会中的位置

1、修谱：商人作用、修谱仪式与社会关系网络建构

《西冲俞氏宗谱》首修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续修于道光四年甲申（1824），三修于同治四年乙丑（1865），四修于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从首修到三修，基本遵循中国传统社会“三十年一修”的民间惯例，期间甚或更加频繁，这同西冲俞氏商人经营在乾嘉道之际最为兴盛不无关系。同治之后，由于兵燹和商业衰落，推迟至民国时期才又开局继修。乾隆首修《宗谱》原因是：“迨二十四世德宗公枝愈繁而叶益茂，生齿倍于前时，廛园拓于畴曩，族云聚矣，谱其急矣”。③ 《宗谱》卷2《道光甲申续修原序》。道光续修则是考虑：“我族自乾隆辛亥分修支谱，经今越三十四年，生丁日繁，嫁娶日广，行瓞日衍，世系日增，先贤有云：‘十年不修谱，则小人’，不异况其数已三过乎？今议于本年择吉月吉日开局修谱。”④ 《宗谱》卷之末《甲申岁修谱合同》。同治续修新谱缘于：“西冲俞氏自十六世祖世崇公由县市迁来，始获创支谱，至二十四世德宗公子孙尤繁，嗣后迭次修葺，最为详密。但道光甲申阅今又四十余年，前之人早有志兴修，适遭兵燹之惨，流离琐尾，户口凋残，其幸而存者，或散之四方，或困于衣食，此时虽欲遵前人之训，而势有未遑，力亦弗给，兹幸贼氛净扫，人皆复业，而丁口之众寡，同族之合散，人物之显晦，以及承继者偏执一说，贞节者未核其真，如理乱丝如淆泾渭，我宗台诸君子惧焉，爰邀集族众，衷商专力肩其任。”① 《宗谱》卷2《同治乙丑续修原序》。足见修谱之不易。

关于族谱体例等方面，前人研究甚多，兹不赘述，笔者想阐述两点：一是商人、商业移民与族谱的关系；二是修谱在社区认同和家族社区社会关系网络构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关于商人、商业移民与谱牒之关系。检阅西冲俞氏历修宗谱主要参加者的身份，可断言商人发挥了主导作用。以乾隆修谱为例，其参与人员包括文誌、士爵、士高、士大、俊祠、俊润、俊泮、俊护、本兴、光璜，②《宗谱》卷之末《乾隆辛亥岁孟春月辑修宗谱名籍并引》。其中文誌、俊祠、俊泮均可确定为商人，可见商人是参与修谱的重要角色。道光续修宗谱人员包括：俊滋、俊恒、俊赫、本仁、本芊、本栋、本柏、本杰、本梓、本藻、本炉、本修、本何、光元等人集议；本仪为总理；本伟、光潭为编校；本儒、光坤、光汝、光玉为同校；本柳、本忠、光琼、光沇、光洪、光述为司务，③《宗谱》卷之末《道光甲申岁春二月续修宗谱事宜名籍》。以上名单以希滃公房为主且多为商人，其中俞本仪是金陵木商；本伟是金陵药商；本仁是金陵大贾，光潭是本仁的长子；本儒为金陵大贾俊祊之子；光坤公为本杰次子，金陵商贾；光汝为本仲四子，金陵商贾。光玉为本佩长子。从总理、编校到同校诸人，基本都是商人，为《宗谱》写序、写传文的作者，也不乏商人，于此可见商人与修谱之密切关系。商人不仅直接参与修谱，修谱资金的筹集更是起到重要作用，道光续谱和同治续谱均收录了参与宗谱修纂的捐输人员名录，基本也是以商人为主导，商人捐输甚巨，兹不复赘述。④ 《宗谱》卷之末《甲申岁续修支谱捐输芳名》，《同治乙丑岁孟秋月续修宗谱名籍》，《乙丑岁续修宗谱捐输芳名》，《民国丙寅修谱名籍》。

时间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时跑得飞快，眨眨眼，一天过去了，再眨眨，一辈子就过去了。有时又走得很慢，如同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往前爬，你急也没用，它不会乱了脚步。

商人能够在修纂族谱中发挥核心骨干作用，一方面是由于掌握财力，另一方面也由于长年在外经商，对作为大后方的家族社区和故乡村落保持有深刻认同感，需要在家族网络中找到位置。民国丙寅续修《宗谱》倡议者，除了原居西冲的俞氏子孙，还有迁居异地已久的裔孙：“我族之谱已违续修之期，对于祠规难征信矣。幸聚族众裔明铎、崇道等倡议于前，侨居如皋众裔崇礼、仁成等倡议于后，会同父老，推举瀜等总理事务，始获询谋佥同。”⑤ 《宗谱》卷之末《丙寅记事引》。发起倡议续修《宗谱》的人员中，俞明铎、崇道是居住西冲的俞氏族人，而俞崇礼（1865-？）、俞仁成（1882-1925）是侨居如皋的裔孙：“我族肇迁西谷，垂二百余年，曾三修宗谱，始自乾隆辛亥，而道光甲申，而同治乙丑，至今民国丙寅，相隔垂六十年，族丁不必繁多，支系已虞残缺，值侨居如皋之崇礼、仁成叔侄偕归祭扫祖墓，爰集族众诣祠倡修谱牒，询谋佥同，遂择吉设局。”⑥ 《宗谱》卷之末《俞崇瀜跋》。此次续修宗谱之举，同侨居异地的西冲俞氏裔孙倡议密不可分。俞崇礼是希治公房本檊（1782-1851）曾孙、光熯（1811-1890）之孙、明勋（1830-1905）长子，而仁成则为本檊高孙、光炘（1822-1840）曾孙、明城（1838-1898）孙、崇业（1858-1888）长子。 除俞本檊一支，希 學公房迁徙德兴黄柏塘的33世俞俊才一支，对西冲故里的宗族修谱也保持有高度热忱。俞俊才（1704-？）始迁德兴县黄柏塘，生女一人适黄柏塘徐氏，生子本永（1736-1804）和本平（1740-1798），均已居黄柏塘，本永殁葬德兴杨家山、本平殁葬德兴柏溪古溪塝。俞本永子光瑜（1768-1802）殁葬德兴桥头凡，光瑜绍子明顺（1802-？），明顺生子崇贞（1838-？）；本平生子光珊（1773-1826）殁葬柏溪马家坞、娶德兴界田桥徐氏，光珊生子明和（1798-1841），殁葬柏溪马家坞。虽则人丁不算繁盛，但道光甲申年西冲俞氏议修宗谱，俞光珊贤妻徐孺人不仅参与续修，还发生了一件感人至深的事迹。“道光甲申（1824），族人议修支谱，专足至德邀集，孺人款接甚殷，偕其二子蹀躞来婺，敬宗睦族，温柔敦厚，饶有崔柳风，待谱告成，始领谱回德，敬谨藏弆，不胜珍重之至。越数年，孺人载谱来婺，举族骇然，急询原委，乃曰：‘家之有谱，犹水之有源，木之有本，重莫于此矣。氏居异地，眷口零丁，万一疏虞，事出意外，且无以对祖，趁此完璧归赵，氏之心安，族之心安，即祖之心亦无不与之俱安。’斯时举族之骇然而询者又肃然起敬。盘桓未久，即随回德，嗣此鱼雁鲜通，音耗亦杳，迩年探知孺人已于咸丰乙卯年即世，又知次子业先孺人而殁矣。今岁复议修谱，又专至孺人家邀集，和幸无恙，并又生子，因思孺人领谱回德，诚重谱也，迨至孺人送谱归藏，更重谱也，以视俨然丈夫而昧于本源，弁髦弃之者，不大相径庭哉？予虽无文，素知轶事不表扬，焉非但无以申孺人之深意而并无以振后人之心。于是乎书以誌之。”① 《宗谱》卷14《传文·光珊公淑配徐孺人事略》。可见，敬宗收族之理已深入多数西冲俞氏裔孙心中，他们对徐孺人敬藏敬缴宗谱之事，裔孙怀有崇高敬意。

当然，修谱过程也有不和谐现象。乾隆末年西冲俞氏玖翁公支与张翁公分别修谱，曾引发纠纷以至于闻官：“乾隆辛酉，叙修支谱，与张翁支裔雀角鼠牙，几无暇日。”② 《宗谱》卷2《乾隆辛亥辑修原序》。道光甲申续谱，也有迁居异地的西冲俞氏裔孙不参与的现象，宗族对此开出永不相认的严厉处罚：“是岁续修，正月十五日，本房本炉、本迪，专行邀集；开局时，又往通知，竟如秦越，相视蒲节。后工将告竣，督局本仪自备伕费，诣缴前给领字号谱牒，果甘自外，不思本源，兹仍旧编，始迁文士俊世次，至该分支自本字行以下，招之不来，永不编入，以杜滥冒。垂诸简末，备征信云。”③ 《宗谱》卷4《希学公房世系·批注》。希學孙俞文脸（1649-？）偕其弟文三（1653-？）同迁广信府贵溪县上北乡枫树底，殁均葬贵溪言家溪，至道光甲申续谱，时隔已久，其间贵溪均未参与，以致原居西冲的俞氏裔孙只能保留原谱文、士、俊以前世次，不录以下世系，以示永与之绝。

关于修谱仪式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修谱所起到的家族网络中的认同作用，而这种认同感将在与修谱同时进行的一系列仪式中得以强化。谱前告祖、谱成祭祖，则为传统定例，在这些仪式中，最重要的包括告祖、祭祖、赈孤、领谱演戏和待客酒筵等环节。西冲俞氏在道光甲申年续修宗谱时，就列明必须举办的重要事宜和仪式：“一、修谱必先红格告庙，仿告于文人受命祖庙之意。一、修谱必立合同，仿作事谋始询谋佥同之意。一、修谱必崇倡首，仿率作兴事乐事劝功之意。一、修谱必尚捐输，仿好善乐施、裒多益寡之意。一、谱成必设祭奠，仿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之意。一、谱成必奏乐歌，仿祖考来格先祖是听之意。”④ 《宗谱》卷之末《道光甲申岁春二月续修宗谱事宜》。修谱之前必告祖庙，其告文则遵循活套格式：“欲善厥终，当慎厥始，矧兹谱书重大莫比为家之乘，同国之史，上溯祖宗，下详孙子，倘有疏虞，难逃指摘。伏仗先灵呵护靡己，怨不使生，衅不使起，各奏乃能共襄斯美，滴滴归源，彬彬尚齿，不日观成，珩格祖妣降以遐福锡以繁祉，群推望族，共称仁里，不尽中藏，敬陈灵几。尚飨。”⑤ 《宗谱》卷之末《修谱告文》。

谱成之后的祭奠仪式，则更为复杂和多样，常见的包括祭祖和赈孤。祭祖亦有祭文，活套格式如下：“谱牒之重，上自天子，下逮庶民。西谷之修，始自辛亥，续于甲申，功成告竣，设堂之祭，安祖之神，序劳纪绩，不掩其善，聿彰厥伦，伏祈福荫垂诸奕世，代有令人以似以续，谱常炳炳，修自绳绳，永延祖德于勿替，长振家声于不沦。尚飨。”⑥ 《宗谱》卷之末《谱成祭文》。赈孤原本是一种宗教仪式，旨在犒享孤魂野鬼，修谱完成之后一般也要举行这个仪式，也有专门的活套格式。⑦ 《宗谱》卷之末《赈孤疏稿》。婺源西乡盘山《韩溪程氏梅山支谱》对嘉庆庚午、宣统己酉两次修谱所举行的赈孤仪式有完整记载，其中嘉庆庚午年修谱赈孤一项花费如下：“赈孤僧道工食并火纸料香银纸、纸马、杂款共计钱二十一千零七文，又工银阿十三两四钱四分，五月初一僧人赈孤工食在内。”⑧ （清）程蓉照等：《韩溪程氏梅山支谱》附卷《庚午纂修总录》，宣统己酉（1909）木活字本，全15册，上海图书馆谱牒部藏，馆藏号903437-51。宣统己酉修谱“赈孤道士工资并银纸香烛杂款共计英洋十六元、钱九千八百八十文。”⑨ 《韩溪程氏梅山支谱》附卷《己酉纂修总录》。修谱之后通常要举办颁谱演戏、待客酬宾等庆典活动，盘山程氏两次修谱之后对这两个活动都十分重视且所费不赀，其中在嘉庆庚午年谱成之后“颁谱演戏、待客酒筵，并赏下人杂款共计钱九十九千七百零九文，又工银七十六两五钱。”① 《韩溪程氏梅山支谱》附卷《庚午纂修总录》。宣统己酉年“领谱演戏、待客酒筵、并赏下人杂款，共计英洋二百六十一元一钱四分二厘，钱七十五千四百七十文。”② 《韩溪程氏梅山支谱》附卷《己酉纂修总录》。“告庙—祭祖—赈孤—颁谱演戏”等修谱相关仪式把将家族社区的多重组合特点呈现得淋漓尽致，它们共同表现的是“神鬼—祖先—活人”之间在同一时空的融合、家族社区与仪式象征体系之间的融合，而维系这些融合的纽带和介质则是“宗谱”。

修谱及其相关仪式在区域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中有其独特意义。第一，修谱是宗族集体行为，通过这一集体活动将家族内部不同房支、平常分立的家户和个体的族人联合起来，在同一祖先名义下出钱出力共襄盛举，目的在于强调家族内部团结和血缘认同，从而造成“家族社区”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凸现；这一集体活动在强调个人、个体家庭必须服从于整个家族的同时，在象征上还给予他们在整个家族中安排一定的社会位置和信仰保障，在同一祖先的名义之下，界定清晰个人、个体家庭与整个家族的关系，因此也就赋予了修谱及其仪式对特定生活世界、家族社区的“地方性诠释”。

第二，散谱时必祭祖、赈孤、演戏酬宾并款待亲朋，这些地方庆典活动可以吸引平常与家族社区有各种经济联系、有社会往来、有姻戚关系的各色人等前来参与，大大丰富拓展了家族社区的对外社会联系；参与祭祖和赈孤的僧道人士、前来演戏的地方剧团演员等外部人员到家族社区开展表演，则有利于区域社会文化习俗的传承弘扬，同时让家族成员在观摩演戏过程中得到身心放松和娱乐。虽然赈孤、演戏酬宾、款待亲朋是修谱预算中一笔不小的开支，但这种开支是值得的，因为它换来回报。

《韩溪梅山程氏支谱》记载了嘉庆庚午修谱之后送来贺礼的人名及其礼物，主要来自附近乡村其他家族社区（包括余村黄氏、凤游董氏、龙川储氏、沣溪吕氏等，且以沣溪吕氏贺客为多）。宣统己酉年修谱之后，盘山程氏宗谱又详载前来道贺的人名及其礼物清单，其中近者包括寺前董耀豪、澄源韩丁卯、彰睦吴氏、太白潘宅潘钟均、清源王宾、清源韩氏序伦堂、龙川储恭、朗川叶氏三人，远者包括进贤县李楚宝，礼物包括鲜肉、金花、彩炮、彩烛、贺仪等祭祀用品，修谱的祠堂照例也要给贺客回礼，回礼包括贺果和担钱等。礼物的交换与流动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重要方式。在修谱过程中，婺源盘山程氏接受并回赠周边乡村其他姓氏的礼物，正是程氏家族社区网络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而选择在修谱之后送礼，对于不同乡村之间构建宽广的关系网络更具意义。人类学家阎云翔在对黑龙江双城县下岬村的礼物流动进行深入研究之后认为“义务性的送礼受礼为村民们提供了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其关系网的基本方式”，而这种关系网络对于村民具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功能等三种功能。③[美]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85-93页。上述功能之中最能说明盘山程氏和周邻村落姓氏之间在修谱时期送礼和受礼方面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意义，无疑的是社会支持功能。

关于关系网络所体现的社会支持功能，阎云翔列举了“生命周期仪式的例子”，即“诸如婚礼与葬礼等生命周期仪式，构成了关系网充当社会支持系统的另一领域（前一个领域是“亲属和朋友网络在应付社会危机方面的积极功能”即社会保障功能），某个人在乡村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与位置，生动地显示在客人的出席数以及在仪式期间这些客人所展示的精神支持上。按照当地习俗，来参加的客人越多，呆的时间越长，主人的社会声望和‘面子’就越大。看热闹的人们也受到欢迎，因为他们会让仪式显得更加热闹。客人们向主人赠送完礼物之后，理应尽可能地参与仪式的举行。他们还可能在仪式场合中彼此聊天，或者以某种方式帮主家的忙。最低限度，他们应该停留到足以表明对主家的精神支持时。”④ [美]阎云翔：《礼物的流动》，第90页。盘山程氏周邻村落和家族贺客的到来，是对盘山程氏家族“生命周期”的一种“社会支持”，而这种相互间的社会支持，十分有助于区域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而且这种仪式庆典及其带来的人员往来和礼物往还，强化了家族社区周邻不同姓氏之间的日常交流和社会关系。西冲俞氏、盘山程氏每隔数十年即召集修谱散谱的场合，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是宣示西冲俞氏、盘山程氏这样的世家大姓正在积极实践着中国正统文化理念，从而在区域社会中追求获得更高声望的目标；二是昭示自身家族发展繁衍的“生命周期”。其主要目的不言而喻，均为其在国家正统文化背景下的区域社会中，谋取更多的社会资源，获得更多生存发展的机会。细考盘山程氏两次修谱的送礼者，笔者还发现两条规律：一是两次送礼者均来自余村、凤游、龙川、沣溪、澄源、彰睦、太白、清源、朗川等村落，均为距盘山不远、同属婺源西乡或南乡的村落，也在盘山程氏的婚姻圈范围之内，而且是主要的婚配姓氏，核对历修《婺源县志》，其中的贺客也不乏商人，可见在清代以来婺源的家族社区中，商人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盘山程氏庚午年修谱，沣溪（汾水）吕宅不仅送来大量礼品，而且也送来鼓乐两部，这充分说明了家族社区修纂谱牒的活动，已经超越了单一一个家族，而是在区域社会中家族社区及其与周邻之间的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活动，这或许也是明清以降徽州地区修谱等宗族活动极其普遍频繁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嘉庆庚午修谱，前来致贺的人员仅包括有附近的余村、凤游、龙川和沣溪等四个村落的董、储、方这三个主要姓氏，仅有婺邑县城的游企荣是个例外；而到了宣统己酉修谱，前来致贺的人员，其来源已经大为拓展，不仅包含有前一次修谱前来参加的龙川储氏，还有新的贺客，包括寺前董氏、太白潘氏、朗川叶氏、清源王氏、澄源程氏以及彰睦吴氏等家族，还有一位来自江西进贤。这表明盘山程氏在百年间的家族社会网络，至少是处于不断拓展的过程。而前一次修谱大量来人、来礼致贺的沣溪吕氏，宣统己酉修谱时却没有参加，其背后所反映的家族关系变动，值得进一步深究。

2、建祠：凝聚家族社区合力并明确社区内外的位置

同为宗族的外显形态，谱牒与祠堂的功用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谱牒重在标明世系，祠堂重在报祖荫庇佑之功。谱牒详考宗族的渊源居徙，详载祖功阴德，标明世系延续，每一个宗族成员均可以在谱牒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从而取得“敬宗收族”的效果。祠堂则提供祭祀祖先的场所，使族人在集体祭仪中感受到一种血脉亲情，培养对继嗣群体的忠诚，从而增强宗族的感染力和凝聚力。西冲俞氏总祠有二：一为叙伦堂，专祀始迁祖世崇公；一为敦伦堂，专祀发祥祖德宗公。叙伦堂共有三进，前为仪门、中为享堂，后为寝室，享堂中悬挂“盛世良民”题匾，乃取义于“吾乡聚族而居，食毛践土，咸沐天恩以享乐利之福，虽未尽委质登朝而身在田间者，所藉以伸其忠爱，惟国课早完，庶几涓埃之报答此前令尹胡侯有‘盛世良民’之额也。数十年来，永遵弗怠，犹愿后之人见额感兴，世世得为良民”之意。① 《宗谱》卷 2《叙伦堂记》。而敦伦堂的规模更大、建筑更加精美华丽，兴修于嘉庆至道光年间，《敦伦堂记》详述始末：

堂名敦伦，盖本书之敦典，以有庸敦叙以励翼，务使父子兄弟长幼之情允洽，孝友睦姻，任恤之道常昭其道甚大，而其意甚深矣。然或前人有是志而未遂，则全赖后之人之善继之，前人有是事而未成，则全赖后之人之善述之，此达孝之所以通于古今也。其祠甲申修谱时，尚未建造而已预颜其堂名，诚念祠必不可不建，而后之人必有能继之述之者以善成其志与事，其愿抑何殷欤。惟是经营土木，筹费为先，无米之炊，徒嗟束手，幸自嘉庆十七年至道光元年（1812-1821），吾宗之共祠者在金陵贸易时，闻此举，皆踊跃奋兴，同心协力，于是佥议，山客照原粮，行客照滩马，各乐捐输，专领生殖建堂之费，美哉，始基之矣。迨岁丁亥（1827），阖族妥议兴工，又得输金输料者，源源而来，比及三年，寝成孔安，可以告慰先灵，下可以贻厥孙子，伦之敦也，其流泽不诚远且大哉？今因开局修谱，作记以序其颠末，垂诸永久，乃知有志竟成，后之阅是记者，其亦知所感兴也已。

同治四年岁次乙丑仲秋月

三十五世裔孙承祖谨识② 《宗谱》卷 2《敦伦堂记》。

兴修敦伦堂主要是旅居金陵的西冲俞氏商人裔孙为主导的宗族行为。除宗祠之外，各房各支另有支祠，分别围绕着宗祠而建，而其创建者无一例外都是商人，其中最主要的有宗鹍公祠五桂堂、文誴公祠耕心堂、俊礼公祠职思堂（正和堂）等。除宗祠和支祠之外，还有墓祠，比如俊祠公墓祠，分两进，前为门厅，后为“养余书屋”。目前西冲俞氏各类祠堂大多数至今依然保存完好。①比如，木商俞俊礼所建的职思堂大门前迄今依然立有几尊庄严的旗杆墩，昭示着这些俞氏裔孙曾经有过的功名，虽为捐纳所得。修建一座祠堂，需要多少时间、土地、钱财和人力呢？在《龙溪俞氏家谱》卷末所载的《纵公祠记》一文中，俞氏裔孙、大木商从焕主持修建了婺源第一座宣城俞氏远祖纵公祠，里面列了一份输地、输费、输工的名单，足见费时、费工之巨。有些家族成员没有统计具体工时数量，直接称“输工难以计数”。② 《龙溪俞氏家谱》卷末《纵公祠记》。除了费地费工之外，修建祠堂也很费时，比如磻溪汪氏中和堂始建于1697年，历时三年始成，在1844年发生火灾后于1847年重造，此次重修时间竟长达十年，到1857年才告竣。期间“嘉庆甲戌五月初二，洪水突发，中和祠墙倒坏，祠内物件并祠厨屋漂没无存，溪东亭桥及溪西柔远亭并沿河亭宇，俱被折坏。”祠堂经常处于水火之灾中，因此创建和修缮祠堂是反复的过程。建造和修复祠堂远非宗族子弟个体所能胜任，更多的是宗族集体行为，在全体家族成员参与过程中，宗族凝聚力得到极大调动、家族成员都能量力捐输，而其报本返祖的象征意义更加凸显。笔者在西冲村进行实地考察时了解到目前当地老年人均有上述想法，即便到当今主流意识已不提倡修祠，他们仍有修祠续谱的愿望和热情。

3、构建家族社区秩序的其他行为

除了建祠之外，与宗族有关的家族事业尚有关于护理祖坟、保护祖龙等项目。笔者实地考察西冲村时，在远离村中心的大板店源山坳里（接近茶亭“思源亭”），意外发现一通已经被铺为路面石的禁碑，全文如下：

奉宪示禁

特授婺源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记功二次丁为事干坟荫等事。据北乡西冲监生俞士清、俞占文、职员俞本仪、民人俞本尚、俞俊定、俞俊潢、俞俊赫等具禀，词称：“身祖遗谈字九百四十七号土名汪花坞、坮下坞，共计山税七亩二分四厘，田税一厘八毫，地税二分，身家有成户下德宗支众全税清业鳞册户管赤契粮串，叠据自明葬祖累累，历蓄林木荫坟供课，屡被地匪盗砍挖掘椿木，土泻田涨，惊坟戕祖，种种为害。乾隆四十五年，身族将该山柴篠公拚，长养巨荫，现已成林，诚恐棍徒恃近觊觎，侵害不免。为此，公吁准赏示禁，以杜侵害，存没均沾望光，上禀”等情到县。据此，除批示外，合行示禁。为此示，仰汪花坞、坮下坞等处地方附近居民人等知悉：嗣后该处山场蓄养坟荫，毋许盗砍挖掘侵害，倘有不遵，许投该约保指名赴县，以凭从重究治，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嘉庆十九年二月三十日示右仰知悉

此类禁碑至今在婺源各乡村均有保存，无外乎禁止砍伐林木、保护祖坟风水等大同小异的内容。上述禁碑所列参与上禀的西冲俞氏家族成员中，占文、本仪、本尚等人均为大木商，其中俞占文名本逸，金陵木商；俞本仪事迹更为突出，是大木商俞士荣之孙、俊祠之子，也是道光续修《宗谱》的总理。民国续修《宗谱》收录有俞本仪的寿文、传记及诰命，其中《传文》如下：“按，公讳仪，字慕文，别号瑞堂，以周公冢子。自少崭然见头角，众咸谓不凡。性孝友、重本源，虽随父服贾金陵，而与世之专货殖以丰己者大相径庭，以故一视同仁，凡排难解纷、赈贫周急，于义所当为之事，靡不竭力为之，且不伐善、不施劳，事事以圣贤自期，其大节诚足以信今而传后矣。而其尤不可及者，则修谱一事，初以周公于乾隆辛亥领修支谱，殊费苦心，自是以后，历年久远，事多荒废，未克重修，公于嘉庆癸亥由金陵归里，仰承先志，奋然念水源木本，恐其愈久，坠绪更荒，于是详细检查，预拟谱稿，质之族人，无弗感悦怂恿。至道光甲申，阖族公举总理，公于谱系既洞悉源流，而加之以心精力，果始终如一，谱成，人人输诚帖服其所定条例，至今犹遵行之，以此告慰先灵，真可谓善继善述，岂非大节之尤彰明较著者乎？予故急为传之以垂永久，不敢以藻饰浮辞掩其实行也。享年六十有八。”① 《宗谱》卷14《传文·瑞堂公传》。由此可知，西冲俞氏家族成员如俞本仪常以关乎家族社区和宗族事业为急务，热衷参与其中。俞本尚也是木商，其传记也被收入《宗谱》：“年方总角，志笃姱修，遵庭训以业儒……孰意明珠投暗，难期光耀，自他总难，游刃有余，不利及锋而试及其壮也，必有事焉。敛倚马之雄才，习牵车之旧业，衣缝密密，临行拜别慈亲，路去迢迢，服贾情深孝养，某水某邱，江南江北，取材宏富，交易频仍，殚心握算持筹数十载，经营尽善。素性归真返朴，百千人酬应以诚，地阅金焦，烟霞啸傲；财分管鲍，取与公平。由是多男多福。”② 《宗谱》卷14《传文·遇文公传》。其他几位参与保护祖墓坟荫的俞氏子弟，虽未指明商人身份，但也都是道光续修《宗谱》的集议人员和修建祠堂的捐输人员，可见都是较为热心宗族事业的参与者和家族社区事业的维护者。

（三）徽商社会关系网络与区域社会联系：家族社区边界的拓展

一个特定宗族到底与多少其他家族社区存在联系？个人社会联系可以扩展到何种地理空间？血缘、业缘、地缘、神灵系统对应的神缘等各种广泛的社会联系，究竟对于家族社区的发展起到多大作用？家族、社区、继嗣、婚姻、市场等因素，构造交织了一张庞大的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对于徽商经营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反过来又影响了徽商故里家族社区和村落的社会变迁。笔者通过对《宗谱》卷十四《传记》、卷十三《寿文》、卷十六《像赞》等内容的文字作者进行分析深入，考察西冲俞氏的社会交往圈可以聚焦西冲俞氏人物的人际交往网络，发现传记作者与传主之间多为师生关系、商业伙伴关系、姻亲戚友关系为主，其他关系为次；同时多重关系错综复杂结合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西冲人物的社会关系网络。

1、婚姻关系与同乡关系：徽商经营的利益共同体

西冲俞氏在外经商，基本先从族亲到姻戚，进而拓展到同乡、同县、同府乃至同省、全国等地域范围。以西冲俞氏与隔壁村落的家族社区——绣溪（即读屋泉）孙氏之间的关系为例，可以发现家族通婚关系对社会互助资源扩展的重要性。由于地域毗邻读屋泉，西冲俞氏与读屋泉孙氏长期以来形成既是姻戚又是商业经营合作伙伴的关系。读屋泉的孙有爔同西冲的俞士荣一脉关系最为密切，孙有爔为西冲俞氏写了两篇人物传记，传主分别是西冲俞氏30世俞宗鹏和34世俞本逸。孙有爔是俞士荣之婿，俞士荣有“女二，长七弟适豸下贡生潘启福，次金弟适绣溪朝议大夫孙有爔。”③ 《宗谱》卷 4《世系·（第 32 世）士荣》。俞士荣长子俊祠生子八人，长子本侯“娶绣溪朝议大夫孙有爔公女（1787-1861）……敕封孺人，诰封宜人。”④ 《宗谱》卷8《希滃公房文誴公支世系·本侯》。俞士荣生六子，其中俊襜又生子本伟，本伟有“女二，长转弟殇；次银秀（1815-）适绣溪邑庠生孙洪瑞公长子、国学生本儒。”⑤ 《宗谱》卷8《希滃公房文誴公支世系·本伟》。孙洪瑞是孙有爔的长子。孙洪瑞反过来又把次女嫁给俞士荣之孙、本侯之子光纬：“光纬娶绣溪邑庠生孙洪瑞公次女（1824-1908）。”⑥ 《宗谱》卷8《希滃公房文誴公支世系·光纬》。孙有爔次子孙洪珊也将次女嫁给俞士荣孙、本仪之子光延：“光延娶绣溪朝议大夫孙洪珊公次女（1814-1837）。”⑦ 《宗谱》卷8《希滃公房文誴公支世系·光延》。孙洪珊第三女嫁给俞士荣之孙本侯的第三子光缙：“光缙娶绣溪朝议大夫孙洪珊公三女（1815-1859）。”⑧ 《宗谱》卷8《希滃公房文誴公支世系·光缙》。俞士荣第五子俊祊，生子本儒，“娶绣溪朝议大夫孙洪瑨公长女（1804-1858）。”⑨ 《宗谱》卷8《希滃公房文誴公支世系·本儒》。孙洪瑨亦为孙有爔侄子。俞士荣次子俊礼次子本仲之女嫁给孙有爔侄子：“孙洪玕妻俞氏，西谷奉直大夫俞本仲女，归读屋泉。未育夫故，氏年二十七，矢志养子，以承夫嗣。迨获孙枝，寿六十六。”⑩ 民国《婺源县志》卷59《人物17节孝9·孙洪玕妻俞氏》，第487页。

基于上述盘根错节数代联姻关系，当西冲俞氏裔孙请孙有爔为其先祖俞宗鹏写传记时，孙有爔应允。① 《宗谱》卷14《传文·公友公传》。孙有爔是侨居金陵的木商：“字仲延，读屋泉人，四品衔。幼读书，以父抱疾，弃儒就贾，赀渐饶。建祖祠、立圭田、修祀典、葺宗谱，族之贫乏者周之，溺女者拯之。遇岁荒，赈饥平粜，置租兴社课文，及襄建本都书院、京师文明会，均领袖捐赀。道光乙酉、丙戌修邑志，及建造文庙考棚，倡输千金，工告竣，费缺，复捐五百金。其侨金陵，捐助江南北诸会馆，独造万福庵河桥。时有‘孙善人’之号。子三，洪瑞，邑庠生。”② 民国《婺源县志》卷41《人物11·义行7·孙有爔》，第9页。“孙有爔，字仲延，读屋泉人，布政司理问，以子珊诰封朝议大夫，配俞氏封恭人。孙应淇，字卫瞻，读屋泉人，以孙有爔赐赠朝议大夫，见《义行传》。配吴氏赠恭人。孙大栋，字国材，读屋泉人，以子有爔赠朝议大夫，配氏赠恭人。”③ 民国《婺源县志》卷19《选举12·封赠·孙有爔》，第373页；民国《婺源县志》卷19《选举12·封赠·孙应淇、孙大栋》，第369页。“孙洪珊，字亦泉，读屋泉人，商籍附贡。由布政司理问加四级，诰授朝议大夫。”④ 民国《婺源县志》卷17《选举5·监选·孙洪珊》，第346页。孙有爔三个儿子洪瑞、洪珊、洪琦，《婺源县志》均收录有传记，⑤ 民国《婺源县志》卷32《人物7·孝友6·孙洪瑞》，第590页。笔者在读屋泉实地考察，找到孙有爔所建住宅“朝议第”，至今依然屹立在孙氏宗祠左侧，虽已无人居住，但其昔日气派和豪华依然可见。

孙有爔家族与俞士荣家族不仅是姻戚还是商业伙伴，⑥这种情况与清代以来泉州黄氏郊商在台湾鹿港的经营特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详见陈支平：《清代泉州黄氏郊商与乡族特征》，载《中国经济史》2004年第2期。孙有爔在经商之余还喜欢舞文弄墨，其为俞本逸所作的传记如下：

“先生爔故人也，又以内侄卓吾有廿余年之宾主。是岁其族续修谱牒，卓吾索传于爔，不敢以不文谢，爰传之曰：先生太学生，字占文，号西峰，以儒始以贾终，而以逸自命其名者也，其读书也甚挚，其课徒也甚严，子弟从之多醇谨畏惮，《记》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其先生谓欤。无如品负其尤遇违其愿，爰弃儒而就夫贾，究于贾而不失夫儒，凡所交游有争无不解，有财无不通，有称贷无不来往分明，甘使人负累于己，不肯使己有累于人，湖海中咸目之为长者，兹不具论，第论其待卓吾与待爔者。卓吾素知先生之人品，凡一切出纳重任，悉倾委之，于己则常俸之外无多取，于东则正用之外无多与，且训之曰：‘尔少孤失怙，当知创业艰难，不自节制，何以对尔先人也？’先生其卓吾之心腹欤，实卓吾之师保也。爔用是重其品，益笃其交。爔在扬日多，在省日少，省中事务赖先生兼理，辛苦数年，酬以百金，坚辞不受，曰：‘吾所专理，取不伤廉；吾所兼理，取不害义，愿无以临财苟得累我。’爔窥其意坚，乃将此项修除近路，以表盛德，迄今行道之人，莫不叹曰：‘昔有还金亭，今且有却金路矣。’夫君子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先生知有名，不知有贿，谁谓商贾中不大有君子哉？虽然，先生何以逸自命其名也，意者以儒始，不愿以贾终，因自附于逸民，甘同夷逸之流亚欤？其迹弥敛，其行弥彰，其年弥高，其德弥邵，厥后其十称觞，皇恩新沐，有是德乃有是福，大学士曹额之曰“望崇更老”，岂虚美哉？”⑦ 《宗谱》卷14《传文·占文公传》。

孙有爔所撰《占文公传》中写到的俞卓吾，就是俞士荣之孙俞本伟，同孙有爔是商业伙伴。道光甲申年（1824）西冲俞氏续修支谱时，俞本伟襄事其间，请孙有爔为俞本逸立传，俞本逸本人被孙氏聘为金陵木行掌柜。《县志》“俞本逸（1752-1822），字占文，西冲人。有至性，事亲友弟无间言。处己廉正，为亲朋所信任。尝在金陵代孙某经理木业，辛苦六年，某加酬百五十金，不受，曰：‘吾有本俸，又受，便不义’。固与坚辞，某将此金造其村畔道路，往来者呼为‘还金路’。大学士曹额曰‘望崇更老’。”⑧ 民国《婺源县志》卷39《人物11·义行5·俞本逸》，第729页。《县志》传记所称“孙某”就是孙有爔，正可与上述《宗谱》传记相互印证。

除孙有爔外，为西冲俞氏家族成员写传记的读屋泉孙氏还有孙运中、孙有诰、孙春洋和孙克恭等人。其中，举人孙春洋与西冲俞氏也是姻亲，为西冲人物写作了3篇传记。孙春洋是孙运中之子。⑨ 民国《婺源县志》卷40《人物11·义行6·孙运中》，第736页“孙春洋，读屋泉人，中嘉庆十三年戊辰恩科江南乡试，见《文苑传》。”① 民国《婺源县志》卷15《选举1·科第·孙春洋》，第310页。“孙春洋，字绮澜，读屋前人，庠生运中子，嘉庆戊辰岁恩科举人，拣选知县，福建候补布库大使。事亲抚弟，孝友可风，闽浙制军孙延公秀闽省通志，援据经史，综覈详明，同事者无不推服。著有《易经集义》二卷，《五经分别异同解》三十六卷，《日知考镜》六卷，燬于兵燹，惟从故纸堆中检得《徽州属会稽郡辨》一篇，吉光片羽，弥足珍焉。子士端，岁贡生。”② 民国《婺源县志》卷35《人物8·文苑2·孙春洋》，第626页。西冲俞士巍公长子俊褆：“行俊第七二，字雨滋（1746-1809）……以孙承先诰赠奉直大夫……女一，临女，乾隆戊戌年闰六月初六寅生，适绣溪举人孙春洋。”③ 《宗谱》卷4《世系图·俊褆》。孙春洋为岳父、商人俞俊褆作传，缘由是：“雨滋俞先生，春洋岳父也……时道光四年，其族修谱牒，洋故辑其赞行以为之传，并举岳父未竟之志以勉其后人云。”④《宗谱》卷14《传文·岳父雨滋公及岳母程孺人合传》。孙春洋为俞俊礼作传称：“予结姻公族，公于予为丈人行，故知公与恭人嘉言懿行，最为详悉，虽自惭固陋无文，然据实直书志之，以为惇史，固亦余之所不容辞者也。”⑤《宗谱》卷14《传文·节斋公暨元配王太君合志》。葭莩之亲是西冲俞氏同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不同宗族之间人们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将他们连接在一起婚姻来传送。男人与母方的亲属和姻亲保持联系，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关系显然作为政治和经济活动的重要基础。《金翼》中黄东林和他姐夫之间的商业伙伴关系，就是姻亲关系的潜在重要性的一个戏剧性例子。一系列婚姻交叉的宗族连接了不同宗族的家庭和个人。”⑥[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31页。

与西冲俞氏在地域上最毗连的另一个村落是汪村，汪村胡氏家族文人为西冲俞氏人物写传记也很普遍，其中最突出的是胡廷圭（1861-？），木商世家出身，本人也一度经商，为西冲俞氏写了8篇人物传记，其中商人及商人妇7人、塾师（即胡廷圭的老师俞明通）1人。胡廷圭在西冲跟随俞明通学习，与西冲俞氏族人交往颇多，他在每一篇人物传记的末尾都交代与传主的关系、写传记之目的。比如，胡廷圭为木商俞本仁之孙俞明通（1827-1882）所撰传记中叙述了自己在西冲从俞夫子学习的经历：“岁癸酉（1873），圭徒从之游，年仅十三，夫子年已四十余，是年才入泮，略无喜色，以有定见于中，故得失不介于怀也……圭复从之游，略窥蕴奥。适先君子采木苗疆，遇风涛之险，大受亏折，因不获卒业，远学贾于淮南，数年而归省亲朋、理旧业，而泰山已颓，梁木已坏，哲人已萎，世兄亦相继逝，残经散失，遗稿无存天乎。”⑦ 《宗谱》卷14《传文·藻塘公传》。胡廷圭早年在西冲读书学习，因此结识了许多回乡省亲或短暂停留的俞氏商人，俞星采（1825-1885）就是其中之一：“光绪初年，茶业疲钝，公见机而止，授徒课子，以养其天年，时圭适舌耕西谷，公每日课徒之暇，必至圭学舍，相与讲论经史，奖劝殷拳，其提拔后进类如此。”⑧ 《宗谱》卷14《传文·云圃公传》。胡廷圭将俞星采视为长辈之交。与胡廷圭交往的另一位金陵上新河木商俞星焕（1825-1894）：“以羁旅作贾，无求于失业之人，不过以谊关桑梓，不忍恝视，其处心积虑以视孟常，殆将过之无不及也，何小之有耶？圭住址与公虽仅仅隔咫尺，初未谋面，辛卯乡试后，访同邑孝廉黄公锦棠于常，公闻之，倒屐迎至设席款待，情意殷拳，退辄向人说项，代荐羡卿王君家馆地，圭虽以母老固辞未就，然公爱才如命，体恤寒畯之意，即此已想见一班。族中有桓璋俞君姿磊落，天分过人，特立不合时趋，公延以教诸孙，勉赴云程，资助有加无已。虽以数奇未遇，然公栽培之意，亦良厚矣。”⑨ 《宗谱》卷14《传文·雨庵公传》。在江南经营木业的商人俞明宦（1858-1905）回乡时结识了胡廷圭，俞明宦“常作贾于江南，癸未（1883）秋旋里时，余适笔耨于西谷之桂花树下，相遇于武圣祠中，谈数语大相契，合约至家，出《问心图》相示，余沉吟久之，然后知公之非常人也。”⑩ 《宗谱》卷14《传文·小耕公传》。可见，西冲俞氏商人回归故里，喜欢与当地文人来往，此可以为徽商“贾而好儒”做为注脚。西冲这一株桂花树亦寄托了西冲俞氏族人由商而儒、跻身科名的美好愿望：“槎枒老干几经年，历尽风霜性益坚。瑞种科知来异窟，孤根应自植前贤。地连夏屋垂阴满，时值秋闱卜兆先。翘首琼林夸胜迹，香飘如晤广寒仙。”① （清）戴骆：《西冲后八景诗·古桂飘香》，《宗谱》卷2。这一年，俞明宦26岁，胡廷圭24岁，两人年龄相仿，浸濡在徽州文化传统氛围之中，彼此意气相投，言语相契。胡廷圭的身份是塾师，因此他不仅结交商人，还广泛结交文人，比如俞明宪（1854-1909）就是其中之一。俞明宪生当清末，为捍卫旧时代传统而奋斗终身，胡廷圭就见证了其行事：“公嘉言善行，卓然可观，载邑志、被士林，更仆难终奚容缕述，然圭与公交最久，而心最相知，久不见公，忧思难忘，因传此以备参考云。”② 《宗谱》卷14《传文·小章公传》。胡廷圭还曾一度外出游砚，而其所经之地总有徽商同乡。比如他在通州授徒时就听说过在如东双甸经营木业的西冲商人俞光钧（1845-1907）：“圭尝笔耕于通如间，屡过双甸，虽以不同不相为谋，不敢妄登龙门而希御李，然闻公之名，辄深向往，未尝不以一识韩荆州为愿，而独惜未有其缘也。今其族修谱，父老向圭津津而乐道之属，以作传，因述其所闻，以为有志于乐善好施者法焉。”③ 《宗谱》卷14《传文·石和公传》。

在商业移民之间，同乡籍贯的交际圈依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④即便时代发展到今天，侨寓上海的婺源人仍在2005年1月成立了旅沪同乡会，这些婺源籍上海人之间，也存在较多的交往，详见2005年1月婺源上海旅沪同乡会编印《婺源同乡会通讯》及笔者对婺源籍上海人的访谈。举例说明，婺源北乡诗春（施村）人施彰与西冲俞氏有较多交往。施彰之祖、父及伯兄，均为金陵商贾，其本人则是进士出身。施彰之祖施用悦始服贾金陵，“施用悦，字巽言，诗春人。少贫佣作，事亲甘旨不缺。嗣客金陵，闻父讣，奔归，号踊泣泪尽。”⑤ 民国《婺源县志》卷30《人物7·孝友3·施用悦》，第540页。施彰之父施道合“字扶周，贡生，敕封儒林郎晋赠奉政大夫，诗春人。少孤，年十二佣吴楚，得圭撮资，寄奉母养。母寿九十五，白首就养，依依如孺子慕。兄客死白下，多积逋，毅然引为己任，贷资经营，先赎积券，抚孤教之贸易，始析居。房叔某没江北，孤在襁褓，经纪其家，岁给孤孀衣食无所乏。先是,祖遗振德文会，年远费繁，因扩大之，并输己田益之,为后学计深远。他如墁祠地、除道路、恤灾赈荒，见义勇为，为邑侯唐侍读陈、藩宪陈并嘉以额。子四，长栾，理问；次仁、次干，贡生；季彰，进士中书。”⑥ 民国《婺源县志》卷30《人物7·孝友4·施道合》，第548页。施道合四子中，长子德栾营商，仁和彰均业儒，而德干躬亲家政，这是施道合一家的家庭分工。施彰，字胜卿，诗春人，道合季子，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由商籍中浙江乡试，嘉庆七年（1802）中壬戌榜进士，任内阁中书，坐办稽查房，旋充内廷方略馆分校官，加五级诰授奉政大夫。⑦ 民国《婺源县志》卷23《人物4·学林·施彰》，第428页。施彰长兄施德栾“字兰皋，候选布政司理问，诗春人，赠奉政大夫道合子。幼就塾，有文名。以父老，远趁江干，遂弃举业，随侍左右。父殁，哀毁逾礼。事母尤谨，孺慕终身。服贾三十余年，利均弟侄，培植读书，毫无私蓄。丙辰岁，季弟北上，亲送至维扬，谆谆握手，不忍别。其笃于所亲如此。至遇乡闾戚属有孤孀无依、及旅邸困乏者，必时加存恤，无少吝。客金陵，督理会馆，以朴诚著誉，守江宁者屡举总商务，多有成劳，暇则寄情诗酒，著有《北山诗稿》，为袁太守所赏，采入《同人集》。大司寇熊赠额曰‘北山华棣’。以弟彰覃恩赠征仕郎内阁中书；子应谦，候选府知事。”⑧ 民国《婺源县志》卷30《人物7·孝友4·施德栾》，第550页。施德栾之子施应谦依然在金陵经营木业。⑨ 民国《婺源县志》卷31《人物7·孝友5·施应谦》，第562页。诗春施氏在金陵上新河的经商活动超过三代以上，成为地道的商业移民，因此与同样旅居金陵的西冲俞氏木商有交往。施彰为西冲俞氏做了1篇传文、2篇寿文，传主寿主分别是俞士昌（1710-1730）、俞俊祊（1755-1802）、俞本仁（1762-1843）。 施彰与俞俊礼（1742-1810）一家都侨寓金陵上新河，因而结识：“曩昔予伯兄北山（施德栾）与节斋翁（俞俊礼）相有善，俱侨寓上新河，晨夕必相过从，彰每如金陵，亦尝侍翁杖履，因得悉其家庭雍睦，内助多贤耳熟，闻而心仪之者，盖已有年。迩来与兄子履思获交翁家令嗣令侄并及令孙，交游三世，故知翁昆季刑于之化久而未衰，并闻五令弟振宗公德配程安人之贤，其懿行尤加详焉。彰远宦都门，未遑躬亲晋祝，而安人芳徽素著，溯茹荼于往昔，幸蔗境之亲尝，象服荣身，龙章宠锡，天之报施善人，自有不爽者。谨志数言，为安人寿且质之占文、卓吾两世台，谅亦为无虚美、无溢辞也。”① 《宗谱》卷13《寿文·尧城公配程安人寿序》。可见，到施德栾一代，因业已侨寓金陵多年，在金陵上新河婺源木商聚居区同家乡的其他木商家庭有了广泛的联系。俞俊礼令嗣即俞本仁和本仲（1770-1842），令侄多人，此处指应该是俞俊祊之子俞本儒（1802-1831）。施彰在寿文中所指“占文卓吾两世台”，是指上文已有论述的俞本伟和俞本逸。可见，由于同属婺源北乡，西冲俞氏和施村施氏之间日常交往非常广泛，施村人施衡还曾题《西冲八景诗》，这八景分别为：六水朝西、三峰拱北、南屏绕翠、西谷藏烟、古庙传钟、甘泉献醴、花朝鸟语、月夜溪声，其中《西谷藏烟》云：“谷口寻来树影低，人家丛住小桥西。渠渠夏屋深如隐，缕缕炊烟望若迷。云外何人朝放鹤，林间有客午间鸡。醇风朴俗推珂里，聊借微吟略品题。”② （清）施衡：《西冲八景诗·西谷藏烟》，《西冲俞氏宗谱》卷2。施衡应该曾经多次到访西冲，熟悉西冲地形地貌，故对西冲才能有此等真切的描写。事实上，西冲俞氏与施村施氏也有长期而广泛的联姻关系，兹不复赘。施衡同很多西冲俞氏家族成员一样，曾长期旅寓金陵，是侨居金陵的文人：“施衡，号雪禅，诗春人。为儿时以松炭画地学书，人以奇童目之。壮则耽泉石，不求闻达。侨寄金陵，日与唐雪江、项秋竹、黄秋园、朱岳云诸人品画论文、赋诗言志，自题所居曰‘谷种轩’。董太史荻楂为之记，八十一乃终。”③ 民国《婺源县志》卷49《人物12·隐逸·施衡》，第229页。既然婺源城东人、进士董桂敷亦曾为施衡居室做记，则侨寓地的婺源同乡之间往来之密切与盘根错节，由此可见一斑。

商业移民后代的职业选择未必还是经商，也可能由商而仕，如同施彰一样进入仕途，但不管何种职业，同乡籍贯人员之间交际依然较为突出。比如，婺源西乡盘山的举人、内阁中书程绩曾为俞士荣题墓志铭。④《宗谱》卷16《志铭图·奉直大夫士荣公暨妣罗宜人墓铭》。程绩是大木商程世杰之子：“程世杰（1741-1797），字怀邦，盘山人，授奉直大夫。笃于伦常，襟怀豁达。早岁由儒就商，往来吴楚，稍赢余，推以济众。尝置田三百余亩立义仓，丰年积贮，遇凶祲减价平粜。又念远祖本中曾建遗安义塾，置租五百亩久废，杰独力重建，岁以平粜所入，延师使阖族子弟入学并给考费，有余即增置田，二举不下万余金。邑建紫阳书院，捐金千两。京师创建会馆，捐金三百。他若修建祠宇，造桥施槥，勇于为义者指不胜屈。奉旨建坊旌表‘乐善好施’并旌郡城嘉义坊。子绩，候补中书科中书，嘉庆戊辰举人；琳，廪贡生，通州训导。”⑤ 民国《婺源县志》卷39《人物11·义行4·程世杰》，第711页。程绩即“美绩（1786-1842），字希臣，号考溪，贡生，候补中书科中书，嘉庆戊辰恩科举人，敕授文林郎。道光壬寅年正月十七申殁于苏郡木号，归葬浮邑洞口吴四坞辛向。”⑥ 《韩溪程氏梅山支谱》卷9《谱图·盘谷房思聪支·（第59世）美绩》，第108页。程世杰本人以商业起家，二子均以儒入仕，到其孙、曾孙一辈分，又均以仕商并重于婺源乡邦，也是典型的徽商世家。婺源西乡盘山距离北乡西冲相隔甚远，详阅《宗谱》，发现俞程之间基本没有婚姻关系，程绩既为俞士荣作墓铭，可见与西冲俞氏有所来往。程绩本人虽业儒，最终死亡地点却在苏州木行；程绩之子德铨依然业儒，德铨之子业塽、业坦、业垂均营木业，且都殁于苏郡葑门外庆昌丰木号，业辈以下的懋辈依然有很多人经营木业。⑦ 《韩溪程氏梅山支谱》卷9《谱图》。

总之，婺源商业移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对象有一大部分是同乡商人或者同乡同业家庭。甚至这种同乡之间的交往，在女性间亦有所流行，比如：“金氏女，字环秀，延川人，赠通议孝友金芳女，产自维扬，幼从师习内则，黜繁华，性慧能诗，为父师兄妹所爱怜。时与同乡侨居之女伴张蕴之相酬和，见者无不称赏，惜未笄殁。弥留时，检诗文稿焚毁，曰：‘毋贻父师兄妹他日追痛也。’端坐合掌逝，其师俞补之，不忍其没世无闻，节录遗句，序而行之。颜曰‘留香小草’。存十一于千，伯族文学金英为撰事略。”⑧ 民国《婺源县志》卷63《人物17·才媛·金氏女》，第591页。

以读屋泉孙氏、汪村胡氏、施村施氏、盘山程氏等婺源其他家族社区的商人以及商人家庭里的文人同西冲俞氏交往为例，大体可了解婚姻、地域同乡关系、业缘关系对于家族社区社交圈的制约和便利。西冲俞氏社交圈除了宗族血缘之外，还包括婚姻圈、同乡圈，而且具有强烈的商业共维特征，这也正是徽州区域社会以地缘兼业缘关系而建立人际社交网络的普遍特点。笔者从西冲收集到几张借款契据，清楚地表明西冲俞氏人际关系圈最基础的是宗族之间、附近村落和通婚圈，其所涉及人物均为西冲俞氏、黄良坑程氏等姓氏。有两件借款契据的借款人分别为俞汝臣、俞俊茂，出借人均为西冲俞氏“房兄”，有一件的中人是俞贺起，另一件“亲笔无中”；两件契据的借款和出借人分别是程有时-西冲俞某、程启怡-西冲俞某，中人分别是程大川和俞本芝。另有一件借款契据则最具史料价值：

立借约人林汝高今借到

俞名下九五五色本银二百两正，其银每月每两加息一分七厘行息，今因往湖南买木生理，候簰抵滩，生意发卖，一并本利送还不误。立此存照。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初三日立借约人林汝高

中林六生

此件文书是迄今少见的徽州木商融资实物证据。与西冲仅隔数千米远的仁村（桃源）是林氏聚居地，婺源林氏并非大姓、分布地点亦极少，因此笔者初步断定林汝高是仁村人，《宗谱》记载有不少仁村胡氏、林氏与西冲俞氏之间的通婚案例。与读屋泉孙氏、汪村胡氏一样，西冲俞氏与仁村林氏地域毗邻且为姻娅之戚，在商业上亦多有合作。林汝高应为在湖南经营的木商。考虑到二百两之银对木材贩运而言可谓不多，当时木商融资来源应是多方面，且从多人手中筹措而得。该契据规定了还款时间乃是“候簰抵滩，生意发卖，一并本利送还”，这也可能是当时徽州木商借贷较为流行的还款方式。

笔者从西冲收集到几份散件文书，包括钱会会书、私家帐簿、茶木商信底和借款契据等，均可从某一侧面反映西冲俞氏家族社区所拥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对象与范围。其中有一份钱会会书的参加者列明人员包括七人（程贻鹤、俞有德、程士周、程文亮、孙雄宇、孙愈辉、张旭之），其中俞有德是西冲人，两位孙氏均为读屋泉人，三位程氏的籍贯虽未可考证，但因毗邻西冲和读屋泉的黄良坑以程氏聚居为主，因此初步判断他们来自黄良坑。从这种钱会成员以邻近村落居民组织而成可知，在徽州区域社会，地理空间的范围、婚姻关系的范围都影响了当地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进而影响了商业经营利益共同体的维护。明清以来在民间广泛存在的“钱会”（或称“互助会”等），其会员多是亲戚和朋友，而其核心成员总是亲属关系群体。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载氏著：《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200页。钱会多为解决农村实际的经济需要而合成，主要是婚姻、经商等大项的日常开支。比如北乡裔村的汪荷恩，因“勇为义”，即曾“集会劝堂叔完娶”，其结果自然是“今已生孙”，看来确实解决了部分乡民人生大事和人情往来之需，详见民国《婺源县志》卷48《人物12·质行9·汪荷恩》。笔者还收集到一册同治三年所立的私家帐簿，其中所涉及借贷和礼尚往来的对象，最多是同姓俞氏，其次是汪村胡氏，而其收租对象却多为邻近村落的佃户（另有李氏一人，“李正芳先生交屋租钱六百文”。既称先生，估计是设绛在西冲的塾师）。另有两份西冲茶商、木商俞崇烜（1856-1918，字日宣）及其合伙人的信底，在两封致俞日宣的书信中，均详细谈论商业经营状况和合伙经营情况，书信人的落款分别为程三富、程午亭，根据《宗谱》世系图关于俞崇烜生平的记载，其妻、继娶均为婺源城西程氏，所以可能程三富和程午亭就是俞崇煊烜的姻亲。城西程氏与西冲俞氏多有姻亲，比如“程标妻俞氏：程，城西培人，生员；氏，西冲同知俞延女。咸丰辛亥，氏年二十四夫故，坚贞自矢，孝事翁姑，慈抚遗孤，现年五十五，已守节三十二年。学宪殷赠匾‘儒门清节’。”② 民国《婺源县志》卷60《人物17·节孝10·程标妻俞氏》，第494页。这种由姻亲、宗亲和同乡组合而成的经营合作伙伴关系，也是形成徽州商帮的重要基础。婚姻圈在西冲俞氏商人的商业经营中早已超越基础需求（即寻找配偶的需求），进一步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美国学者杜赞奇通过对华北几个村庄的研究指出：“婚姻关系在华北乡村日常生活中，起着多种保障和联系作用，习惯法中中人的作用可以表明，亲戚关系在签约（不论是借贷还是买卖或租佃关系）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说，这种亲戚关系往往将普通人家与更有权威和正式的宗族以及行政组织联系起来，使他们更易接近乡村社会中的资源。比如，通过人际关系这种姻亲联络将不同类型的组织连结起来从而为文化网络中提供了又一种粘合方式。”①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15页。通过姻亲联络等方式构建起来的徽商社会关系网络，是徽商外出经营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本。西冲俞氏家族所拥有的婚姻圈，一方面是现实村落近缘地理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俞氏商人理性选择的结果。通过婚姻加强商业间的合作，又通过商业间的合作而进一步加强婚姻亲戚关系，形成了区域社会中商业经营的共同体，读屋泉孙有爔和西冲俞氏商人之间数代联姻和商业合作，就是充分的明证。

此外，商人与具有科举功名的举人、进士或官宦之家的联姻关系对于商业经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婺源北乡严田举人李鸿瑞同西冲商人俞明滋之间，婺源北乡对坞举人汪正元同西冲俞光渥之间，婺源西乡富春进士吴述庵与西冲俞星采之间，商人俞光祥之女与婺城辛巳副榜望江县教谕石应麟公长子丁酉选扳庚子顺天举人拣选知县台之间，西冲俞明玉之女嫁给婺源南乡高沙丁卯科举人程尧章，西冲商人俞本檊之女同婺源北乡沱川己未科解元余鑑、俞本檊之孙俞明德之女与余鑑之孙世绳之间，婺源北乡延川商人金瑚同西冲商人俞本榴之间的联姻等等，不胜枚举。上述俞崇烜“娶婺邑西培附贡生铜城县教谕清授奉政大夫程钟麟公四女”，“继娶西培钦加二品衔特授泾州直隶州程履丰公次女”，② 《宗谱》卷8《希滃公房文誴公支世系·（37世）·崇烜》，第136页。而婺源城西程氏则是地道的“科举家族”。③张杰：《清代科举世家与地方政务——以婺源县程允中家族为例》，《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程钟麟“字直三，世杰六子，附贡生，铜陵县教谕，国子监典籍衔。”④ 民国《婺源县志》卷16《选举4·贡职·程钟麟》，第337页。程履丰（1834-？）“字宅西，号芑田，城西培人，甲子优贡，朝考一等，以知县用，分发甘肃，授秦安县知县，军功保同知衔加五级，授通奉大夫，升静宁州知州、泾州直隶州知州，见《宦绩传》。”⑤ 民国《婺源县志》卷16《选举4·贡职·程履丰》，第331页。《婺源县志·宦绩传》对程履丰的事迹记载甚详，可知是典型的循吏，而城西程氏作为地道的科举世家，与典型的木商世家西冲俞氏之间众多的通婚关系，则表明了“商—儒”之间融洽关系及其互动在婺源长期存在这一历史事实，进而影响了婺源一邑及其内外的社会交际圈。比如，西冲木商俞本仁“与弟仲建家庙、置祀田祭器以备蒸尝。邑绅水部李、侍御汪并为之记。”⑥ 民国《婺源县志》卷40《人物11·义行6·俞仁》，第734页。

笔者通过详阅县志，发现俞本仁之得以结识李水部和汪侍御，除了婺源北乡甲椿李氏与西冲俞氏长期通婚之外，很可能起源于偶然事情，即婺源京师新会馆的重建。据新会馆倡建人之一的董桂敷所言，当议建京师新会馆之时是“辛未春，公车戾止，复议及之，桂敷乃与李椿田水部、汪芗林侍御，以书遍告同邑诸绅士，水部旋以居忧返里，复偕洪梅坪中翰、王竹屿通守、孙仲延朝议（即上文读屋泉木商孙有爔）、施益堂知事（即上文诗春木商施应谦）诸君，翕力劝输，输者咸踊跃。”⑦ （清）董桂敷：《京师婺源新建会馆记》，载民国《婺源县志》卷67《艺文4·序记4》，第698页。根据《婺源县志·选举》部分的资料，李水部即名臣李承端，婺源北乡甲椿人，乾隆五十二年进士，历官工部都水屯田两司主事升都水司员外郎，制造库郎中，木仓监督宝源局监督并记名御史。汪侍御即汪桂，婺源城南人，嘉庆四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会典馆纂修、户部贵州司员外郎、江西道监察御史。董桂敷，婺源城东人，嘉庆十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教习庶吉士。俞本仁生性慷慨好施，亦在此次捐输之列：“诸如京师会馆、本邑文庙考棚，以及军饷、城垣，均输金佽助。”据此，商人俞本仁能得到同乡官员李承端、董桂敷和汪桂等人墨宝，亦属常理。徽州附属各邑京师会馆普遍被认为是为赴京应试举子提供方便的场所，却也有众多徽商的身影，远在京师新建会馆却离不开远在金陵经营木业的徽州商人资本的支持。从董桂敷序文中可知，与西冲俞氏交往甚密的读屋泉巨商孙有爔亦积极参与，孙有爔本人可能没到过京师，却在千里之外的金陵为乡梓事业而奔走，这反映了徽州区域社会士商之间、同乡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①目前考察徽州村落社区、宗族间各种人际交往的论文甚少，仅有朱良志、唐力行、王振忠、朱万曙等中国学者以及臼井佐知子、涩谷裕子和权仁溶等日韩学者的少数论文。比如朱良志：《石涛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石涛研究》为大部头著作，详考清初著名画家石涛生平及其艺术，全书共分五编，第三编题名为《交游丛考》，其中第16章《石涛与歙县梅庄吴氏交谊考》、第18章《石涛与丰南吴氏交谊考》、第19章《石涛与歙县岑山渡程氏交谊考》、第20章《石涛与徽商交游丛考》等几个章节利用族谱、地方志及各种文集等文献资料，详考石涛在徽州的创造活动及其交游，指出徽商和徽州艺术人群对石涛的创造生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唐力行：《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载《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王振忠：《从祖籍地到新的社会圈》，载《原学》第2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朱万曙《明代徽州的民间诗人》，载《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秋之卷；臼井佐知子《徽商及其网络》，载《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涩谷裕子：《清代徽州农村社会における生员のコミユニてイについて》，载《史学》1995年64卷第3-4期；权仁溶：《清初徽州一个生员的乡村生活》，载《徽学》第2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2、市场体系的参与和介入

西冲俞氏商人经营的地点非常广泛，包括三个层级的市场：婺源县内各乡镇—邻近各县（浮梁、景镇、德兴和九江）—长江沿线（江南、西南地区）和广东等地，这三级市场构成了西冲俞氏商人经营的地域范围。长江沿线的江南和西南地区、广东等地是最为广阔的徽商经营市场，因上文对西冲俞氏商人经营地点和经营行当已经较详尽考察，兹不复赘述。邻县市场也是构成区域社会市场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与婺源相邻的各府县镇，主要有浮梁、德兴、景镇、九江和屯溪等地，可供选择的商人个案甚多，但均为时代较晚的茶商，亦略去不述，下面仅以县内市场作为分析重点，探讨西冲俞氏如何参与区域社会中的市场体系。

西冲由于地处婺源北乡偏西的山谷之中，因此不是市场中心，但是距离思口、清华和婺源县城、中云、甲路等乡镇级市场不远，因此西冲俞氏家族社区与婺源北乡主要市镇之间有着较多联系。比如，在清华镇经商的有布商俞崇道（1876-1924），在隔壁乡镇龙山乡经营药品的有俞明于（1845-1887）和俞崇瀜（1866-1933）、俞崇柏（1882-1909）父子。俞崇道是俞明富之子，西冲俞氏希滃公房文训公支第37世孙。俞明富“字仰高，家极贫，专务农业，克勤克俭，白手起家，自少至老，足迹未尝越境，惟日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纳稼，余闲招二三农人饮酒言欢，洵可乐也……胼手胝足，蔬食布衣，味不求夫适口，服无取乎称身，尤能独力谋娶，得孺人慧而且贤，藉针黹纺绩易钱以补助之，数年间连举二子，长崇道、次崇运幼殇，于是婚教崇道成立。当斯时也，一家四口，生计愈艰，公曰：‘农之子恒为农，其然岂其然乎？独不可为商乎？’乃命子学布业于环溪，东人见公子敏而练达，欲提拔之，公念寄人篱下，终非长策，又备历艰苦，耕九余三，蓄有资本，复命子独设布肆于华川，肆名‘开泰’，果渐次泰来，肆中诸人所食之米，均由公耕田日卓午汗滴禾下土所致，一帆风顺，家称小康，咸羡公之义方是训，有是父故有是子，培成一鹗，胜人鸷鸟，累百以视，逞繁华、贪安乐，坐享富贵，如浮云过眼，与溺爱不明，养而不教，教而不严，任子嬉游，以误终身，其相悬若天壤也。公桑榆好收，享寿七十有二，犹沐清恩，例赐粟帛，顶戴荣身。虽公殁后十五年，而善贾如公子崇道，惜年仅四十有九亦殁，经今三年，然幸再传，兰孙鼎峙，长旭光、次绍光早受室，幼尔康亦成童，皆克守布业，难兄难弟，不让薛家三凤专美于前矣。”② 《宗谱》卷14《传文·仰高公传》。俞明富本人力田起家，命子学布业于婺源环溪（今清华镇黄村、轮溪一带）市肆，后来转向清华镇，可见本县市场对西冲俞氏有一定吸引力。

俞崇道“家世清贫，父明富勤俭持家，从无暇逸，君性孝顺，幼随父习勤劳，聪敏异常，嗜学不厌，因家计，不获卒读。甫成童，习布业于清华镇，精研算数，奋志服贾。弱冠后独树一帜，不屑寄人篱下，勉设市肆于环溪，抱布贸丝，交际之余，兼习文学事，与环溪乡先达黄紫封大令为忘年交，交最久，凡经史子集、诗歌词曲，以及星命之言，李虚中袁、天纲之术，无所不学，学必尽其能，黄公深器重之，目为畏友。君坐贾环溪数载，于兹地方褊小，不足设施，乃移肆于清华。夫清华为古县治，婺北巨镇，江浙通衢，一河两市，水陆交通，舟车商贾往来辐辏，且夙为君习业地，驾轻就熟，能生巧而泉布流行，有日不暇给之势。君待人克己，接物持平，虽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而布业从兹发达，远迩驰名。君处己俭约，依然故我，生平食不二味，衣不重裘，布衣蔬食，怡然自得，有远戚故旧远来造访，必洁酒肴以享馔之，从无倦意。尝训肆子弟以勤谨谦和为先务，崇俭戒奢为要图，市肆尊为楷模，奉为圭臬，至今称道不少衰。”① 《宗谱》卷14《传文·梅先公传》。从西冲到清华镇的距离不过10余里路，路程之近决定了即便身在清华市肆的俞崇道，与西冲俞氏家族社区日常联系非常密切，因为布店中所食之米均由其父明富力耕所得：“肆中诸人所食之米，均由公耕田日卓午汗滴禾下土所致。”② 《宗谱》卷14《传文·仰高公传》。平时也有不少亲友时而到店中叙旧：“有远戚故旧远来造访，必洁酒肴以享馔之，从无倦意。”③ 《宗谱》卷14《传文·梅先公传》。

希滃公房文誴公支本仪下第35世孙俞明于是一位在婺源县内经营的医生。俞明于及子崇瀜事迹如下：“咸丰间，发匪扰婺，（明于）同母避兵山中，未尝旷学，旋游程子惠孝廉门，工文艺，尤长于诗赋，课余编辑《婚丧礼帖式》，条理明晰。同治乙丑，会修宗谱，亦悉心考校。时家道中落，母欲废祀田为议婚，先生力请于母，宁鬻己产，祀事赖以勿替。亲属有因债务陷狱者，先生典质代偿。而文章憎命，屡试不售。又以母老多病，曰：‘为人子不可不知医。’日取《内难经》各方书，昕夕研究，辄有心得，延诊者踵至，先生敬慎处方，恒应手见效，活人无算，近数十里皆徒步往，不稽晷刻、不较诊金，远近悦服。嗣见《普明子医》中百误，及《千金方》有云：‘药不精制，分两不足者，皆可误事。’于是创始药肆，采办必慎，焙制必精，颜曰‘颐寿堂’，意以颐养一方人民，俾共登仁寿之域也。时设肆杨林湾，以母病归省数月后始返肆，药多霉坏，悉付一炬，俾免误人，其存心救世而不鹜私利也。如是，平生温厚乐易，时与朋辈诗文往还，乡里间无睚眦之怨，人有争讼，力为排解，靡金钱不惜。年四十三，赍志殁。子三，次海仙，孙五，长大年、次行言，皆能世其业。”④ 《宗谱》卷14《传文·鹤田公传》。俞明于起初在杨林湾（即今休宁县板桥乡凰腾村一带）开设药肆，其地处婺源北乡通往休宁重镇溪口的必经之路，虽是交通要道上的重要村落，但由于距离西冲距离甚远，不便回家省问，因此他将药肆改设在西冲隔壁乡镇龙山（今中云镇龙山村），距离西冲仅20里，大大便利其经营活动：“前应郡试，往来于浙岭之北，见其地名医鲜少，恻然悯之，有詹君者亦一时之名士也，与公相友善，同抱济人之心，力劝公设肆杨林湾，从之，居数年，活人甚众。圭常过此地，其父老犹称道之。后以离家百余里，山岭崎岖，艰往返近邻多以为不便，遂归。离家三十里有村名龙山，为西南通衢之地，兵戈后，时疫间作，延公治，无虚日，遂移肆于其地，挈眷暂家焉，凡药不甚鲜明而变其色味者，悉弃诸河，虽亏折资本而不惜，惟恐误人故也。龙山西接桃溪，南通中云，文人荟萃，公与其间名士日相往来，医药之暇，评诗论文，为观摩之益。有争讼者，力为排解，出以至诚，故人无老少，莫不称公之德，服公之仁，以为无论晚近，即古昔盛时如公者，亦不可多得。且其地居民丛杂，富士室殷繁，使稍涉计较，素封何难立致，而公辞多受少，贫窭者不取分文，或出药以施之，故自始至终，一贫如洗，亦可知公之大大凡矣。年四十三而殁。”⑤ 《宗谱》卷14《传文·鹤田公行状》。以上两段文字叙述了俞明于从事医药行业的起因和经营概貌。俞明于之子崇瀜，幼年时便接手龙山药肆：“十岁时，随父习医药，以资生计”，⑥（民国）俞仁衡：《先考海仙公行状》，载《西冲敦伦堂俞氏本仪公支谱》。后来又将药肆搬到距离西冲更近的思溪（泗水），思溪与西冲仅隔6里，更加方便行医：“家居西谷，堂构相承，药采南山，箕裘不坠，名高国手……弃儒就医，度壶中之岁月。堂既成为颐寿，里必择夫处仁，初徙龙山，试营兔窟，再迁泗水，颇似长安。”⑦《宗谱》卷13《寿文·清授登仕佐郎海仙宗老先生六秩寿序》。

由上述俞崇道在环溪和清华经营布业的经历、俞明于及其子俞崇瀜在杨林湾、龙山、思溪经营药肆的经历来看，西冲俞氏家族成员有一部分人选择县内市镇作为市场经营地点，可能优先考虑同家族社区的距离。换言之，如果不外出经商，而是选择在本县范围内经商，西冲俞氏倾向于选择距离家族社区较近的市镇开展经营活动，而不会舍近求远。笔者之所以要考察俞氏商人在婺源县内市镇的经营情况，乃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到底“徽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多大？现在我们提起“徽商”，往往想到的是活跃在家乡之外的客居徽州籍商人。这种倾向容易忽视了留守本地经营的那些商人，他们到底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徽商？由于徽州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本地并没有形成足够数量和规模的市镇，因此从数量上看，外出远游的商人数量远远超过本地经营者，这些人物的活动容易被忽略。笔者在阅读地方文献时却惊奇的发现，其实在徽州本地广大城乡依然有众多商人的身影，他们既是徽州人，同样具有徽商的气质特点，也应该属于广义的“徽商”。

考察徽州社会中各种群体间的人际关系，对于重现徽州乡村社会生活实态无疑非常重要。对于社区史研究而言，社会群体间的关系网络无疑非常重要。费孝通在谈论到社区研究时说：“微观社会学有它的优点，它可深入到人际关系的深处，甚至深入语言所难以表达的传神之意，但是同时有它的限制。我在上一节里指出了在空间坐标上它难以全面反映和该社区有密切联系的外来辐射……这是因为社区是通过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群体，在这种人文世界里谋取生活的个人已不是空间上的一个点，而是不断在扩大中的一堆堆集体的成员，就是在幅员可伸可缩的一堆堆集体中游离的分子。这很难用普通几何图形予以表述。”①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载《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费孝通主张中国社区史的研究必须注意到社区生活的“多重性”，必须注意到“社区研究与大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空间力量和多种的历史时间观的融会贯通，目前这种多重时空的贯通观点，也正是海内外汉学人类学所正在为之努力的方向。”②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6月第1版，第57页。应该说，在历史研究中汲取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关注人际关系时空坐标的研究取向，应该说是有必要的。通过家族、婚姻、市场体系以及学商关系、儒商关系等因素构建起来的西冲俞氏人际关系网络，既界定了西冲俞氏村落社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沟通了区域人群之间的相互往来，也凸显了西冲俞氏家族社区和村落在整个徽州区域社会的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考察价值。

（四）宏观时势对家族社区的冲击：从近代走向现代

除人口变动迁徙、商人兴起和商业经营对村落有反作用外，外部世界大的历史事件对西冲俞氏家族社区也带来直接的冲击，其中有两次是比较大的事件：一是太平天国运动，二是晚清民主主义革命。太平天国运动对婺源全县城乡均有影响，不同村落影响程度不同。西冲俞氏有部分人口遭到杀害，房庐屋舍亦部分遭到焚毁，《宗谱》卷三《诰命》讲到，有部分敕命“于咸丰辛酉年被乱焚遭，俟后补请，再行恭录。”不止西冲，整个婺源、徽州乃至江南，都深深卷入动乱，婺源因地理位置在三省交界，受到蹂躏程度更为严重。

晚清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国家主义的盛行和影响直接带来了新思维冲击。在新与旧的选择中，当时士大夫表示出忧虑，一方面接受来自西方的新思想观念，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固守传统思想。传统的家族和家族主义在新时代备受责难，是否还具有其意义呢？民国初年，安徽省议员赵文元曾发表评论：“自海禁棣通，欧风东渐，维新之子侈言世界大同，每以家族主义为诟病。噫！不讲亲亲，空语仁民，毋怪犯上作乱之日多，兵争愈无时或息也。忧时之士为避乱计，苦无世外桃源，而外界游历徽境者，啧啧称吾徽四境安谧，得自治之精神。呜呼！亦知吾徽为守礼之邦，人民聚族而居，恪守祠规，素严宗法者乎。其族大丁繁，有游宦他省、经商异地者，必岁时归省祖墓，犹虑历年既久，亲者疏之，亡者遗之，则又有定期续修宗谱之信条，俾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一族无犯上之人，而谓犹有作乱之事乎？”家族主义的重要表现是重视修谱，修谱的目的在于“于斯时也，本一族而化行一邑，由一邑而化行一国，同以家族主义为根本，各得地方自治之精神，而谓犹有犯上作乱者，吾未之信也。慨万方之多难，念四海皆同胞，古训有云：‘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世有保守旧道德而又讲求新学问者，盖一再诵之。”③ 《宗谱》卷2《赵文元序》。民国初年，在新的国家主义兴起和盛行的情况下，修谱就必须注重新体例。民国丙寅年西冲俞氏续修宗谱时，除保留乾隆辛亥谱、道光甲申谱的旧体例外，又增加了两项新体例，已经具有新时代的一些特点④ 《宗谱》卷2《民国丙寅新增凡例》。：“一、改正忌讳：清道光甲申续修支谱，对于忌讳，定有八条，见前人立法之详守为下不倍之义例至重也。自国体改为共和，无所为庙讳，无所为御名，凡向日之应抬头应缺笔者，均一律改正，今拟将所有清忌讳悉行删除，惟各支命名，仍宜遵为亲者讳之礼云，不得与直系亲属重出，叠见致失体制。至圣先师，名垂万古，族内子孙命名，仍当敬避，以示尊崇，宜慎之。一、酌立继承：自《论语》有“四海皆兄弟”一言，继嗣问题因有溢出本宗以外者，明天启辛酉，我族统谱凡例原有异姓入宗及出继异姓条文，清道光甲申更定祠规，又有严继嗣以防渎宗一条，由今思之，一准一驳，皆是也。盖皆时为之也。今之时何时哉？改国体为共和，认人类为同胞，游学欧美之青年男女致有联姻异国者，则夫继承一事，可酌取开放主义也明矣。论者谓‘非我族类，不歆其祭’，愚以为主继者专就情爱言之，虽非族类，犹或以养育教诲之既久，因情爱而歆其祭祀，不然，周人世祀姜嫄，亦非族类，若谓神必不歆，岂周公之圣而为此无益之祭欤？兹议无子或有子而殇者，先择立本宗昭穆相当者为嗣，若无相当之人，准酌继异姓子为嗣，惟必于继父名下直书入绍某处某姓某人第几子，使继者不忘其本，而所继者知其所自出，俾异日娶妇，不娶同姓之女，此不得已之苦衷，伏愿祖宗在天之灵，俯鉴时局之变，抑或恕我权行之机，勿咎可否？”从这两条凡例看来，在谱例中取消避讳、酌立继承是最核心的变化。

既已准许异姓子来继并将其写入本支名下，因此必须酌情更定祠规：“窃以寰球变动，而纲常具在，凡可承先志而能启后贤者，悉当记之，况谱为信史，最益于人伦之道，敢不究心焉？……历朝盛衰之道，家国一理。朱子云：‘守经行权，各有其分’。我族祠规自乾隆辛亥以前，地隘人稀，准养异姓之子入绍，道光甲申以后，丁繁族大，遂禁螟蛉，已历百载，而今民国体制共和，合四海为同胞，吾族人丁盛极难继，则祠规家乘之例，亦当革故鼎新，商量复之古之权，暂开养子之禁，并议兄弟一子双祧外，外甥绍舅等信条以绍宗支，从众议决。况续修谱牒，最贵人和，只得行权而全大局，待异日人文鹊起，瓜瓞蝉联，不妨重商重议，非怪瀜等之滥宗而背祠规也。”① 《宗谱》卷之末《丙寅记事引》。允许收养异姓子，反复强调的理由竟是“继承之不易，特权复旧例，认四海为同胞，果亲属之无多，准依律承祧，冀两支之并茂。”②《宗谱》卷之末《丙寅修谱通公合墨》。晚清以来家族主义遭到批判、四海之内皆同胞的思想渗入徽州农村，印证了家族社区、区域地方社会人群的观念意识与国家观念密不可分，区域社会与国家处于长期互动状态的事实。在修谱过程中，西冲俞氏还使用了新式通讯方式：“侨居远地者，翀函厥达，原因住址不明者，登报为之通告。”③《宗谱》卷之末《丙寅修谱通公合墨》。

报纸是近代以来的信息传递方式，对于俞氏侨居地族人而言，登报作广告这可是头一回。其实，不仅俞氏家族，民国初年很多家族修谱都曾“在报纸登广告，在各地张贴‘招贴稿’，希望族人提供个人和家庭资料。”④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294页。此外，西冲俞氏家族其他社区事业中，民国以来也有新变化，比如旧文会经历了改革，从旧式组织改变为新式学校服务的组织：“支祠有文会租向给士子，民初改革，族人拟收归众有，先君以为谷宜平粜，价须津贴蒙童，随将就校诸生，列名等级，摊派其资，作纸笔费，行十余载，皆乐从之。”⑤（民国）俞仁衡：《先考海仙公行状》，载《西冲敦伦堂俞氏本仪公支谱》，第86页。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新思维的冲击，尤其是从清王朝过来的旧书生基本无法适应或者拒绝适应新时代要求。比如为西冲俞氏撰写多篇传记的婺源城东廪膳生董鼎元，就认为“无惑乎今之学者之难成也，父兄不知所以择师，师遂不择其所往还，高者谈新学自由平等，意气嚣张，鄙旧学为迂拘，而其实经史不知何物，即新学亦并未得其皮毛。至其低者，生计外无深谈，货利外无识见，酒色博弈，目染耳濡，求一语及于文艺者鲜矣。况汉宋经学乎求一语及于经学者鲜矣。”⑥ 《宗谱》卷14《雪斋公传》。晚清医生、邑庠生俞明宪（1854-1909）“初有大志，每欲与俞君争先着鞭，戊戌变法，令下废八股为策论，喟然叹曰：‘八股代圣贤立言，自明至今五百余年，得人为盛，今一旦废之，而专治策论，是其熊掌而争鸡肋也，岂不谬哉？’科举既停，新学并起，议者欲于开文书院立初等学堂，公坚持不可以为体操音乐手工诸科无益于事，反误聪明，蔑古荒经莫甚于此，时公长子铁笙屡应院试，学政提覆几掇芹香，使能改弦易辙，其旧更新，何难骤登仕版，而公不欲如此者，其意实深远有也。”① 《宗谱》卷14《传文·小章公传》。本来，旧人办新政是晚清以来全国各地普遍现象，有些“议者”拟将旧书院改办新式学堂亦算是追随时代潮流，但从俞明宪的事迹可知，提倡新学并非旧士人所愿，不过是时局使然。幸而俞明宪在宣统年间就去世，否则“时局日迫，使公犹在，吾不知慨叹又将何如也？”② 《宗谱》卷14《传文·小章公传》。即便在民国时期，当时人依然以获取旧士人表彰为荣，比如民间文人兼医生俞崇瀜（1866-1933）因其葺桥路、修家族、恤邻里等善举，“迭承列位绅耆公呈县长暨江同乡峰青褒励匾额题字诸品”，③（民国）俞仁衡：《先考海仙公行状》，载俞日霁等纂修：《西冲敦伦堂俞氏本仪公支谱》。依然被认为无尚光荣，可见旧士人在新时代依然是社会活动的主角。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士大夫往往喟叹世风日下、道德不纯，在他们看来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宣统三年，“科试三场超等第一生员廪膳生世愚侄董鼎元作梅”在《清国学生鹤田公德配王太孺人六旬晋九寿序》里发表感慨：“慨自世衰阴盛，臣子背君父，妾乘其夫，弃四德如弁髦，鄙三从为奴隶，自由平等为枭为鸱，夫岂无令子贤夫，只以上制嚣母，下制艳妻，改变而莫能自主，使太孺人稍有自遂之心，则夫欲孝畴克伸，夫欲悌畴克致，而异母兄之子，贫莫完娶，讼或被囚，安在不坐，视若路人而已？”④《宗谱》卷13《像赞·清国学生鹤田公德配王太孺人六旬晋九寿序》。

笔者还发现进入民国时期的旧式文人为西冲俞氏人物作传记时，其落款日期，均不书新式西元纪年，而依然采用干支纪年法。从旧经典中寻找新义，为新体例作解释，不新不旧、亦新亦旧可能是民国初期的时代特征。在俞崇瀜看来，民国时期局势并不安宁，“今者海内沸腾，争地争城，迄无宁岁。吾华二十二行省，遍地干戈，绝无一寸干净土，同是黄农虞夏之子孙，奈何因种相残？同胞相杀，至于此极哉？……西谷山环水绕，地非通衢，吾祖世崇公卜宅于斯，或以为世外桃源，今亦被流兵波及，茫茫尘世，何日息争，俾吾侪小民重服先畴畎亩乎？先儒有言：‘国无国之道，而后国乱；家无家之道，而后家乱。’”⑤ 《宗谱》卷之末《俞崇瀜跋》。家国一理，这是历代共识，而面对新时代的家国动荡，西冲俞氏家族成员希冀从传统家族主义寻找解决办法：“自政体改共和，上无强固政府，省界各分长官，各拥兵自卫，一触即发，枪炮横施，犹幸在下者多聚族而居，各亲其亲，各长其长，一遇兵乱，必扶老携幼，相率偕逃，其不聚而为汇者，家族主义之关系大也，则甚矣宗法谱牒之亟当讲求耳。”⑥ 《宗谱》卷之末《俞崇瀜跋》。从家族主义到国家观念的互相援引这一点，可见当时国家主义已经渗入乡村文化系统，又经由乡村文人结合地方（民间）小传统对国家主义进行改造，从而呈现出国家主义与地方传统互相适应、互相援引、互相模仿的独特社会风貌。

从晚清至今一百年间，西冲俞氏家族发展，经历了两种类型发展道路：一是继续停留在婺源农村，二是是继续迁徙外出。外出又分两种亚型：一种是继续经商，依然为商人世家，从而进入新时期。比如32世士荣－33世俊襜－34世本伟－35世光铨－36世明兆－37世崇烜－38世仁鉴、仁杰一支。俞本伟（1779-1845）曾经在南京设立药肆，此后子孙落籍金陵，直到晚清民国多有在江苏各地经商者。笔者从西冲收集到一些徽商信函，就有几份是关于茶商兼木商俞崇烜。民国之后西冲俞氏继续经商的亦不少，民国至解放初在上海经营木业的俞仁耀就是其中代表；俞本仪公支2003年集合新修《本仪公支谱》，其中多有经营中药和医药业者，比如俞崇瀜之孙、曾孙、玄孙，至近年笔者实地调查为止，依然有多人从事医药行业。第二种是由贾而儒，成为诗礼之家，从而融入当地社会。比如俞本檊一支在如皋当地的情况，除了本檊本人是成功的大商人，其子孙辈已成为诗礼之家，进入民国之后有许多子孙进入新式学堂。留守婺源农村与迁徙外出两种发展道路，在近代以来通过续修宗谱、建立祀田等象征和认同继续产生联结和联系，只不过时代愈往后，随着新的国家主义和文化向全国推进，传统渐次退出，西冲俞氏也走向全新时代。

三、结语：家族社区研究的实践意义

家族社区研究是小地方研究，它关注的是中观区域社会与微观观察单元之间的复杂关系。家族社区研究与较大地域范围的综合研究之差别，在于其运用素材和叙述框架的不同，小地方研究试图通过从社区切入，进而描述在小地方生活的人们的时空定位及其生活历程。但是，小地方研究果真能反映复杂的区域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历史及其社会结构吗？如何使社区研究既具有社区研究自身的特点，同时又使社区研究能反映复杂社会的整体性？目前学界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如何把握整体性、避免碎片化、与政治史的关系等问题，尚未达成一致认识。① 常建华：《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本文不仅是一个村落和家族历史的叙述，而且是通过将村落、家族这些具体的对象放置在广阔的国家和地方社会中加以叙述，使许多层面的动态社会发展变化在一个“小地方”中得以展示。本文所论“家族社区”乃是家族聚居的地域空间，是村落，也是广阔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点；既是地域团体，也是血缘团体，而血缘和地缘的组合，正是传统中国社会中“社区的原始状态”。②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70页。家族社区具有多重的涵义：“宗族乡村乃是乡村的一种。宗族为家族的伸展，同一祖先传衍而来的子孙，称为宗族；村为自然结合的地缘团体，乡乃集村而成的政治团体，今乡村二字连用，乃采取自然地缘团体的意义，即社区的观念。”③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导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6月第1版，第1页。明清以来，以血缘为特征的家族在社区构造中是徽州区域社会最为重要的核心元素，家族社区和宗族势力在徽州区域广泛分布是十分重要的特征。明清以来中国南方广泛发生的“家族制度化”过程，“一是家族公有制的形成，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族田、族产等；二是以祠堂和族庙为中心的家族祭祀形态的产生，三是以家族宗亲为网络的社会交换关系的发达。具体而言是明清以来土地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在家族手中，同时不同家族不仅纷纷创立家庙宗祠，而且还积极开拓在区域中的社会交际资源，创造宗亲关系，通过宗亲关系扩大家族的势力。”④王铭铭：《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26页。

本文是对徽州区域社会中微观家族社区采取实证研究方法的尝试，是在广泛获取民间文献资料并进行实地考察基础上开展的研究，笔者所做的“只是在研究村落的动机支配下对这些调查进行了汇总和重新组织。”⑤[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前言》，许明龙、马胜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10月第1版，第12页。《蒙塔尤》是一部小题材、大篇幅的书，作者在书里没有作过多的议论，而是用史料说话，以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学和社会学等方法再现了六百年前一个村落（蒙塔尤）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的全貌和14世纪法国的特点。作者通过对蒙塔尤贴近生活、具体细致的微观描述，生动活泼地揭示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和思想世界的历史真实。社区研究在中国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在1920-1940年代社区被当作一种方法论的单位加以研究，研究社区的目的是窥视中国整体的社会结构、或至少了解其社会结构的基层；1950-1960年代社区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被提出，促使学者们重视社区以外的社会、国家以及历史；1960年代以后，社会人类学者回归到社区中展开田野工作并且能够较为开放地看待社区，进一步深入认识社区中多种文化模式的交错、社区的“缩影性”、社会权力多元化和文化地方化等现象；而近几十年来社区研究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演进路线，是“社区”作为方法论单位向“社区”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透视单位的结合体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促使学者们在从事社区民族志研究的同时也注视与社区内部权力结构和功能一样重要的大场域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⑥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6月第1版，第57-58页。在现存诸种新型社区研究试验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强调在社区中展示地方性的文化—权力网络和超地方性的行政细胞网络的联结点，它一方面具有浓厚人类学特色的“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能够充分反映大社会的结构与变动，因此是有潜力的研究取向。但是，这种试验没有充分吸收宏观社会理论，在解释和叙述框架方面尚需深化，一个可替代模式是带有强烈“国家—社会”关怀的社区史叙述文本。这种尝试除了以杜赞奇等人为代表的海外学者所取得重要成果外，以“历史人类学”为研究取向的“华南学派”对明清以来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但徽州区域社会研究似乎还存在广阔探索空间，值得进行更多实证个案研究。

当然，本文所关注“家族社区”并非是孤立的空间单元。研究社区内部全面动态而丰富的社会变迁，并不能将其孤立起来，它同外部世界是时刻相连的。在外部区域，通过联姻、社交或者地方市镇等要素发生联系，像西冲俞氏这样的村落家族社区不过是徽州区域社会网络中值得关注的点而已。它本身既具有徽州区域社会的某些共性特点，亦具有家族社区自身鲜明特点，正如西冲俞氏主要经营的行当是木业而非其他产业，但木业却也是整个徽商尤其是婺源徽商群体的重要经营行当；西冲俞氏家族社区自身的特点其实也是整个徽州区域社会其他家族社区的共性特点，西冲俞氏从近代到当代所经历的发展道路，在徽州区域社会中的其他村落和家族社区中可能也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此意义上，考察西冲俞氏家族社区的发展变迁，不失为考察徽州区域社会在明清以来的发展实态提供可资观察的具体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