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8年，美国学者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其名着《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明确指出“宗族”是地缘组织而不是血缘组织：我们在中国东南地区所看到的这种宗族当然是政治与地方组织。假如我们不能认识到这点，并且认为它是膨胀了的家庭的话，我们肯定会惊讶于它们是如何在一个复杂而又存在差别的社会中得以延续。①[美]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页。作为地方社会的重要政治力量，宗族的组织化历程是较为复杂的，通常利用天然或建构的血缘关系，以文本（世系谱牒）、组织制度（规条乡约、祀会）、物理空间（祖墓、祠堂以及祖先遗迹）等多元形式，塑造出家族和乡村间的地缘组织。其中，族谱的出现时点应该是最接近宗族组织成立的时点，②钟翀：《北江盆地——宗族、聚落的形态与发生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3页。自然是我们讨论宗族形态的最基本文献。

本文以札源村吴氏宗族为研究对象。该村位于安徽与浙江两省交界的白际山区，现隶属浙江省淳安县中洲镇。这是1957年行政区划调整后的结果。在此之前，札源长期归属安徽省徽州府歙县二十五都，与周围的璜尖、清坑、木瓜等村共同构成了一块嵌入休宁县境内的飞地，或可称为“歙县廿五都飞地”，1949年至1956年曾一度划入休宁县。因此，从历史源流来看，该村落应属于徽州文化的边缘地带。

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札源现存有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十八卷）刊本一箱，内略有残缺，谱牒编号为黄字号。后又发现一户村民家中收集了盈字号等谱牒残本数册不等，两者相互印证，可以补全。另有道光《续修札溪吴氏宗谱》（不分卷）两册，其中载有乔亭世系、里居图，又有新增的传、记等。《札溪吴氏宗谱》内容极其丰富，收录了札源吴氏相关的契约、合同、遗嘱、诉讼词卷等文献，不啻为宗族文书的汇编。在周遭村落中，札源吴氏族谱的规模也最为庞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谱是统宗谱，包含了乔亭以及浙江遂安县等十余个村落的世系和人物传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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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而跨越皖浙边界山区的联宗网络，以及内容丰富多样的族谱文献，为我们讨论作为地缘组织的宗族形态提供良好的个案素材、空间背景以及扎实的史料文献基础。本文希望从历史社会地理的角度出发，梳理一个原本处于政区边缘的村落宗族，将自身塑造为边界山区地带的吴姓统合中心之过程，进而讨论该宗族形态的地缘结构。

再次，建立健全存货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确保采购、验收、入库、保管、出库等各个环节都有严格审批手续和监督控制措施，明确规定各岗位的职责。

一、族谱的修纂与作用

族谱是宗族的“宪章”，也是我们讨论宗族形态的基本文献依据。因而，将其作为史料进行利用之前，需要对族谱的修纂过程及其在当时地域社会中的作用作一梳理，方可明确族谱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角色。

1.编修过程

祖先墓地也是维系宗族力量的重要场所。建造、修整和祭拜坟茔，可以显示对周遭土地、林木的所有权，也可以通过儒家祭祀礼仪联络各个宗支。明代中期以前，受到佛、道的影响，除了墓祭以外，还有墓祠、坟庵等形式，之后逐渐演化为位于村落中的祠堂。② 相关论述可见常建华：《元代墓祠祭祖问题初探》，刘永华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4-280页、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台北：稻乡出版社，2009年。即便祠堂成为祭祀的主要空间，远离村落的墓地，在一定的条件下又会被宗族组织所强调，成为乡村社会控制措施的一部分。③ 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第162-170页。郑振满认为，宋代以后福建的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首先表现为各种祭祖仪式的普及与变革，然后才是祠堂、族谱等祭祖设施的创设。在祭祖方式上，墓祭则是宗族内部最为系统的一种方式。④郑振满：《宋以后福建的祭祖习俗与宗族组织》，载于氏著《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06页。从宗族组织化的角度来看，对始祖或某一特定祖先坟茔的重视，也属于建构宗支结构的行为。

表兄讳起晨，字耀光，札溪之族长也，笃恩爱于家庭，崇信义于乡党，立心制行，遐迩周知，排难解纷，亲戚胥悦。至夫恢弘宅舍，广扩田园，犹属生平寻常事。娶程孺人，育二子，长士闻，次士舞，俱婚配。孙绕膝亦伦常之至乐也。己丑春，族中修谱，举为收贮总首，予适踵其门，欣然谓予曰：“会刊家乘，诚分内事，吾年虽迈，能勿黾勉赞勷哉？惟愿目睹告成，以尽尊尊亲亲之谊，方慊予怀云。”不意今正天不假年，遂杳然而弃尘世，夫人之素履足录，犹将旷百世而相感，矧在亲戚之间，里居之近，能不为之流连志美欤？因述而书之。时皇清乾隆三十五年岁在庚寅菊月朔吉，眷弟府庠生凤山余鸣飞拜撰。③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8《小传·起晨公传》。

在基于小波变换的微流控芯片信号去噪中,小波基函数的选取直接影响信号的去噪效果,因此小波基的选择是首要问题。不同的小波基具有不同的时频特性,对同一信号用不同的小波基进行去噪,去噪的效果也会不同。理论上来说,理想的小波基应该具有线性相位特性、紧支撑性、对称性和消失矩特性,但这些性质中有些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如为了较容易的实现算法,充分利用小波的局部特性,则需要减少支撑集长度,但同时光滑性不能保证。本文选取了几种信号处理性能很好的小波函数,并且研究了4种小波基的特点,对比分析见表1。

吴本仁“编辑族谱，采载里之古绩诗文，请叔应酉公序之，以诏后之子孙。诚儒雅之文士也。”④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7《大传·本仁公传》。在族谱卷首的首事题名中，⑤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1《首事题名》。还有“参校司书”吴启璋，“敛资办事”吴士洤、吴辛元、吴士标等十七人，“总理收支”吴士钿应为接替去世的“贮钱族长”吴起晨，管理经费收支。

同日神、酒神在对立统一中产生悲剧相似，鬼怪的悲剧也是在对生命与爱情的执著，渴望结束永生之痛苦的超脱中产生的。他一方面留恋于鬼怪新娘带来的爱情的、美好的生之喜悦，一方面又因永生陷入无法摆脱的回忆、孤独之痛苦。而生之痛苦便是执著于个体、个人的喜怒哀乐所产生的，鬼怪渴望结束永生，即是酒神式的摆脱个体，与自然归一，得到回归本质的狂喜。拔剑后的鬼怪因此回到了渺无人烟的混沌鸿蒙之界，却因曾与恩卓的一份合同”乙方被甲方召唤时无条件的出现在甲方面前“又回到了人世间。然而，日神、酒神的矛盾并未因为男女主人公的重逢结束，恩卓必死的命运与鬼怪不老不死的诅咒依然存在，因此鬼怪依然陷在命运悲剧之中。

最后一条是族谱修成的编号与颁行。与族谱凡例理念相通的是该谱卷二所载之《祀典十禁》，罗列了不准进入祀典的十种情形，无非包括为官不仁、忤逆长辈、乱伦败节、为奴作婢、弃子改嫁、盗卖祖业、为非作歹等。宗族规约中单独列出祭祀典礼的禁约，可见祭祖仪式的重要性。以宗族集体的名义，将有此类行径之人排除在祭祀之外，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吴兆泰（字紫垣，别号意诚居士）“赋性豪迈，动辄以古人自期，置功名于度外，敬承庭讯，博览经史，染翰操觚，几于倚马可待，且所交游皆当世正士，及与禅家参悟，意志相投，俱得最上乘法”。⑥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7《又传》。他所写的传记，载入《大传》的有以“族太祖”的名义为其浙江遂安县枫川村之侄撰有《士福公传》，“因迹其行状而为之传其大略云”；又以“族叔祖”名义撰有《吴烈妇传》。载入《小传》的有《恮公传》，自言“不肖孙”，“述其大略并生娶、卒葬、岁月附载谱中，俾后人稍知本末云耳”。又自称“不肖”撰《良宦公传》，以“族弟”撰《应选公传》。还以“二十六世裔孙”口述、族侄吴应道撰《文沧公传》。不仅如此，他还在乾隆元年以“札水古稀叟”名义撰写了《湘湖郡处士应礼公元配吴孺人宾对像赞》，收录在嘉庆《璜川程氏瓜藤谱》中。这一信息还表明，吴兆泰在修撰吴氏族谱时，已有九十余岁了。

此外，吴氏还邀请遂安、歙县等地文人撰写族人传记。乾隆庚寅闰五月遂安余秉健在《起星公传》中称：“予与吴子绎思交，屈指几二十年矣，荣佑辛苦，无不共悉，其季弟从学于予，虽未得为隽异才，而亦循谨可掬。兹逢族修宗谱，绎思偕弟谓予曰：愚昆季三人，幼失所怙，赖母氏之抚育以无坠乎根基，而婚假丧葬有备，前人创业之艰、育子之悯，不能一日忘也，请为先人叙之以载夫家谱之久远。……予虽未睹状貌、聆言语，然观公胤子之规为嗣孙之眉宇，知公固能自树立而非俯仰随人，且大异于浇漓倾险辈也，所谓礼教信义者，其犹仿佛遇之与？”①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8《小传·起星公传》。可知余秉健是应吴氏族人要求，据口述内容撰成传记。乾隆三十四年歙县庠生朱天锦撰文曰：“吴子登瀛，予最契友且同年兄也。岁己丑，偕其族弟惟高同来谒余，坐叙契阔之情，高谭古今之事。”借此机会，吴登瀛向朱索文，“今兹适会镌谱，敢乞契友一言，予谊不必辞直，莞尔而笑曰：孺人之节已足多矣，兼命余传不又得名乎？”②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8《小传·吴母方氏孺人节传》。还有因姻亲关系而撰文，乾隆三十四年遂安梅峰人孙引珂以“愚壻”身份写有《吴君恒余家世总纪》，其文曰：“今正贺节，适值吴氏会修谱牒，因曰：‘岳年七旬有八，几于杖朝，精神依然少壮，夫妇尚尔齐眉，而且家道日隆，子孙日炽，忻幸怀殷抒词，愿切特恐以致诮耳’。岳曰：‘以汝之才而犹称陋者，不几满天下乎’？爰不敢辞，直笔以书。”③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8《小传·吴君恒余家世总纪》。较之前述的木瓜坦洪氏以及后文述及的清坑汪氏，札源吴氏寻求书写传记的社会网络显然更为广阔，本族文人的编纂力量也更为强大。

第八至十五条，主要论述族谱传记的书写模式。第八条指出族谱的四个基本功能：“明族属”，除了本宗之外，还在传记中顾及母妻女族的信息；“尊有爵”，强调“光宗耀祖”的内容；“辩昭穆”，明确长幼秩序；“尚同姓”，杜绝冒充贵姓、紊乱宗祧的现象。因此，族谱的书写模式也是按照这四个功能展开。第九条认为，尽管一般看法是“国有史、邑有志、族有谱”，但功能有所不同，“史则善恶俱载，谱则去恶而揭善”，因为“为亲者讳，天理人情之至也”。

吴氏源流，芮公注之详矣。第自芮公之后，东汉汉公佐光武中兴，图像云台。又唐纪少微公为监察御史，子巩公开元间为中书舍人。传至晋公，由石舌山迁邑西石田，故我各派皆以晋公子深之公为一世祖。至四世，八公于后晋纪迁临溪诸吴村，八世祖尧公由临溪迁乔亭（殁为土神，即今请吴三府君也），十世祖永宝公于北宋英宗治平四年丁未再迁札水，卜居溪前。而旧谱初修，仍法临溪，以深之公为一世，永宝公为十世。今按谱图以永宝公居首者，据应酉公初序也，而世系仍宗古式，不敢擅更。④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续源流记后》。

札源吴氏秉承的世系传统有较多节点。既有上古的得姓祖，也有徽州、休宁的始迁祖，还有始居飞地内乔亭和札源的祖先。此次修谱与以往草创的旧谱不同，不再以休宁临溪吴深之作为一世祖，而是另起炉灶，将谱图以札源始迁祖吴永宝为一世祖，但在世系中也保留了历代祖先的记载。

2.统宗网络

札源吴氏发出联合修谱的倡议，得到各支派的积极响应。乔亭的吴元惠“己丑春，札溪会镌宗谱，而翁年几七旬，辄乐与修，于本支之首，仔肩其一，敛资财、勤跋涉，不以衰迈辞，非念切先人情，钟后胤者，能为是哉。”⑤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3《吉仪吴君行实》。遂安县霞峰村和石家井似乎是较早与札源吴氏统宗的支派。撰于雍正十一年的《札溪吴氏迁霞峰支谱序》称，“我圣祖康熙丙戌，札水派有重修谱牒之举”，而霞峰吴氏“数百余年弗获与于续修之列”，吴宏如、吴俊卿等人“抱慎终追远之思，具状乞为同修，既经告明，无容更议，拟合同仁一视矣”。⑥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4《札溪吴氏迁霞峰支谱序》。雍正十二年的《玘公迁石家井衍派叙》曰：该族于明代定居石家井，长期没有很大发展，“积弱至沈总万历之季，又卜获与续修之列，几有南北海之谈矣”。到了康熙十三年，遭到三藩之乱，“其古谱已归乌有，岁丙戌札水有重修谱牒之举，而石家井一派仅存情意本数章，由玘公以下之行第世系几靡从究，拟而胪列之矣。幸札水古乘犹存迁派可稽，故暂阙其疑，仍将存亡世系名讳续为支谱”。⑦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6《玘公迁石家井衍派叙》。由此可见，札源吴氏的统宗谱修撰计划应该在康熙年间就已有初步推行，直至乾隆中叶才获得较大进展。

许多支派已撰有各自族谱，成为统宗谱的重要资料来源。遂安县童家坞吴氏已有支谱一部，藏于吴昆良家中。①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0《古歙札溪会修青山吴氏德生公支派谱序》。他“以统修宗谱，乃举其迁居本末，书为一帖”，②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0《吴氏迁居遂邑三迁序》。叙述童家坞吴氏一派的三次迁徙之经过。据称，此人“勤俭持家，蓄积日饶，修整祖墓，构造田园，尚近古稀之期，会修宗谱”，撰出三迁记之后，“令其长子启铨由札溪宗远堂对其通族统谱，德生公徙居童家村，凡居四世，统谱图中载列其名，两两相符，一毫不紊而实支派，非鱼目混珠。董修者十有余人竟坚邀同会修，世叙昭穆”。③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0《吴氏德生公徙居支派序》。休宁县言池村吴氏族谱的修撰似乎早在宋元时期。“先时，与札溪所遗谱稿，一修于应酉公，永乐间再修以和公，阅数十载再修于克纲公，距今数百余年，历世十有余，尚未有踵芳蹰而续之者。虽纪载纷然，可考而名实间有疏略，终无以示信于将来”。直至乾隆三十五年，由吴明丝、吴明月、吴明绪、吴明绩、吴明纅等人“相与稽遗文、考旧谱，勘积舛，黜误从正，反异合同，依世而叙次”④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2《言池吴氏续谱序》。，纳入札源吴氏的统宗谱之中。遂安县霞源村吴氏族谱也经历了多次修纂。据《霞源乌石宗谱序》所载吴凤吉言曰：“旧谱修于六世祖仕瑄公，续修于银公、祥公、正龙公，距今且百有余年。修明之任，先大父鼎琏公有志未逮，兹己丑之秋，会宗叔祖起晨暨宗人联元谋刻宗谱，举宗无异议。凤吉爰遵旧谱重续之事，增其新例，如其旧记、传、铭、志与夫阐扬祖德，以示方来者。悉为编次，古文间有讹传，不敢意为增改。至于世系，则各从其派以为图焉。”⑤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5《霞源吴氏宗谱序》。谱中还收录了此前修谱的旧序。有景泰三年吴士瑄的序言曰：“顾札溪旧谱详矣，自霞源始迁祖以至瑄，凡六世者，若不从而续修之，何以上承先志而下启后昆乎？”⑥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5《霞源吴氏续谱旧序》。说明谱牒记叙重点是霞源吴氏的情况。天启五年吴正龙的旧序称：“自曾四公迁居札坑，再迁霞源，遗有旧谱，年历久远，不无朽蠹，用是从而重辑之，例如其旧，事纪其新”。⑦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5《霞源吴氏续谱旧序》。遂安县新田村的吴氏在统宗谱之前便有修谱。吴兴“虽终隐于农，而时以门闾为念。祠藏墨宝，尝出以示藻（作者詹采藻），曰：‘吾先代本札溪之望族，由天继公始迁居新田，至今已有数百年矣。聚族于斯，家声莫振，其能无愧先贤乎？’”⑧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18《新田居仁堂世系图·耆宾吴善长公传》。十六都黄土岭吴氏与新田吴氏共奉“天继公”为支派祖先，他们于乾隆十二年已经修成支谱，于札源吴氏谱系建立联系。据当地举人周景柱的序言称：“吴子文进、启志等持其家乘，属[嘱]余为序”。⑨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19《黄土岭吴氏支谱序》。遂安青麓村的族谱留存情况相对较差，据说“固遭回禄之灾，幸故老传言得有笔录”。⑩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1《青麓光裕堂世系图·青麓吴氏叙》。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族谱正式修成并刊行，共印出三十二部，按照千字文顺序编号并散发各个支派。天字号为宗远堂众祠首领，札源的敦睦堂各房派领十部、积善堂一部、承恩堂四部、中和堂四部、友庆堂一部。乔亭等地支派共领十一部。吴联元特意提出：除去三十二部谱牒之外，“并无片笺只字暗地遗人，且本派支丁或往外，或随母，或绝嗣者，举属明应府公、清兆泰公，通今会刊，缕注最详，毫无渗漏。所难料者，非嗣非族，私贯通神，此授彼受，纸几张，墨几张，流为后计，以俟世异人非，好来掺入也。故又预示后贤，倘续编时，遇有按嗣非嗣，论族非族者，实系窃珠之辈，乌有之徒，必须摈斥，再毋滥收”。⑪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1《散谱编号》。通过此次族谱的修纂，已将吴氏绝嗣等情况归属何派弄清，唯恐族内将谱牒盗卖，让他人冒入世系。

道光十九年（1839年），札源吴氏又续修出一部族谱。据旌德汤之铭的跋文所述：

族之有谱，废而不修，诚与无谱同。而章程莫备则难修，人心不一则难修，干理无人则难修。合此三者，染后可以言修谱。札溪吴氏，自唐少微公以来，代有闻人，其谱前纂辑于乾隆辛卯，列世系，登艺传，栽制明密，卓有成规，则为章程之备。阅兹六世余载，正当复修之日，群议佥同，众心踊跃，无或扰而或阻，有必举而必行。开局于客岁，告竣于今冬，则为人心之一。举其董事，各司其事。共事者，俱载隶列名，皆敏达而公正，则为干理之有人。

续修族谱的关键在于体例完善、人心统一和理事能力。此次修谱首事人员的规模不亚于前次。由族长吴启隚牵头，“主修总裁”有吴衍纯、吴衍堦、吴衍康三人，吴衍峦和吴广鸣担任“参阅校正”，吴衍荣为“总理局务”，吴广兴“总管出入”，还有吴启秦、吴衍琅“督理诸司”，吴大兴等十七人“抖敛值日”。① 道光《札溪吴氏续修宗谱》卷3《札溪吴氏续修宗谱首事题名》。其中，吴衍纯作为主修之一，“凡遇一切公举，公秉笔无私。及祀祠登记、契书字迹，皆珍而藏之，俱无所失。”② 道光《札溪吴氏续修宗谱》卷4《惟一公传》。他还积极参与宗祠重建，“惟其葺谱之念者甚矣”。曾说“吾宗会修以来，历有年所，若延既久，难以稽考。欲集宗人而续葺之”。他得到众人支持之后，“即于世系查明，开载誊清，一一精详，俱各成帙”，可知他基于不少原始文献续修族谱世系。但吴衍纯不幸于道光十八年九月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另外，吴氏修谱还聘请了其他姓氏参与。前述撰写跋文的汤之铭便是主持谱局的重要人物。他声称“自弱冠主梓以来，经著族者三十余局”，是一个专业的修谱能手，因而被吴氏“委予以主其镌梓”。总管局务的吴衍荣还请他为自己撰写寿序。③ 道光《札溪吴氏续修宗谱》卷4《吴君茂华翁偕孺人方氏六旬寿序》。

道光谱也承袭乾隆谱的分卷结构，共分为八册，编为“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八个字号。第一册续修卷三，有“新序”、“新跋”、“首事题名”、“目录”和“乔亭世系图”等五个项目。其中的序言，竟然是闽浙总督、歙县人程祖洛应邀所撰。第二至四册续修前谱的卷四“世系图”以及“序”、“传”。第五册续修卷四的“像赞”和“坟图”。第六册续修乾隆谱的卷五、六的“世系图”。第七、八册为外迁支派的续修“世系图”以及“像赞”、“坟图”等内容。连族谱的编号也按照前例，“令其易查便考”。不过，童家村、石坂和石家井三派未能参与此次续修，因而族谱总数为二十九部。

3.凡例与禁约

常建华认为：“明后期由祖先界定出来具有父系继嗣关系的血缘群体的宗族，被功能化为社会团体，功能化是通过组织化实现的，组织化的标志是以推行乡约为契机制定规约、设立宗族首领、进行宣讲教化活动，并以建祠修谱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因此，宗族的组织化、制度化的实质是宗族的乡约化，宗族组织的政治功能强化”。④ 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4页。由此带来的宗族组织化主要表现在制定宗族规范，伴随祠堂建设加入祭祖、仪礼等规定、设立宗族管理人员并赋予权力等。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首列有《凡例二十一条》（参看本书附录二）。纂修者认为族谱凡例即为乡约规条：“例也者，酌理之中而条约之，以永一定而不可移也。故法曰‘法例’，乡曰‘乡例’。”这段文字，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三田李氏宗谱中就已出现，并被沿用到晚清时期。⑤ 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由此可见，这一说法在徽州诸多地区颇为流行，被写入不同的族谱之中。札源吴氏结合自身的特点，通过贯彻凡例的理念和原则，编纂族谱，期望达到治理宗族和地方社会的目的。

第一至三条，明确族谱作为宗族“宪章”的地位，提出“家之有谱，犹人之有身也”的比喻。因此，谱系的建构能够“定远近、明世代、别尊卑”，确立宗族内部的等级差序，需要有所依据。该族谱谱系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远代世系，称为“吴氏统系图”；一是以札源始迁祖及其分支三房的“札溪吴氏族谱图”，融合宋人的苏氏（苏洵）谱法和欧氏（欧阳修）谱法（“仿苏文公、欧阳文忠公用史记年表法”），既能够五世一提，又兼顾嫡庶世系。族谱对于姓名的罗列，还可以有效避免与祖先、同宗名字重合的现象，通过避讳实现宗族仪礼。

第四至七条，是族谱编修的规例。尤其是对于祖先功绩、出赘、收继、出家等情况，有明确的区分和表述。有选择性的书写谱牒内容，也是宗族管理、约束族人的一种方式。

全新欧陆GT敞篷版所搭载的仍然是一台排量为6.0升的W12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635马力，峰值扭矩900牛·米，由一台8速双离合变速箱配合主动四轮驱动系统传递动力，可在3.8秒内由静止加速至100公里/小时，最高车速可达333公里/小时。除了澎湃的动力性能之外，全新欧陆GT敞篷版的W12发动机还配备了一套“可变排量系统”（Variable Displacement System）。该系统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可以主动关闭一半的气缸，指定气缸的进气门、排气门、燃油喷射以及点火装置均会关闭，借此达到提高燃油经济性的目的，其官方公布的油耗成绩仅为12.4升/100公里。

吴兆泰还对世系整理提出见解，撰有《续源流记后》：

许多研究都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族谱编纂经验的日益丰富，徽州各宗族的族谱凡例在大的原则上逐渐趋于一致，都强调在坚持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大原则下，做到血缘世系清晰，并对族人能否上谱、哪些人上谱等作出规定，即徽州宗族通过族谱凡例的制定，对族人的行为规范提出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① 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3页；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第140页。

由此，第十条便规定根据祖先德行大小，分列“大传”和“小传”，以示“尊有爵”。不仅如此，诗文、像赞、传记、歌赋、行状、墓志、碑铭等文献有“可观者”，也一并收入。妇女有孝行、贤德、贞烈等行为的，“必揭其名而纪其实”，其他仅写姓氏。但这样能够“明族属”。将父叔以上辈分尊高者，称为“公”；同辈以下称“名某”，“已故曰讳某”，是因为“其昭穆与己等，不得以尊称加也”，体现了“辩昭穆”。通过详细记录坟图墓志作为补充功能，“不能尽书图志石者，则附录葬处于各名下”，达到谱书传世系，而墓茔荫儿孙的目的。至于“尚同姓”，必须“清源流”，不可轻易收录来历不明的世系，“纵属贫贱亦毋遗弃，纵富贵不得妄攀故”。

歙南乔亭前此固未知为何许人之安土也。迨宋英宗二年，有讳尧字盛德者，由临溪而来射猎，爰是寄寓。胤子江公绕膝五桂。长永高，行往高山；次永通，传无嗣；四永宝，因祖居札；五永宣，言去湖州；惟三永兴，卒于乔亭，愿建廼家，固即今至德堂之鼻祖也。是永兴于尧则兰孙，于永宝则棣鄂，非兄弟婚姻而莫远具尔者，即要惟札溪。继起书香，续修家乘，以为世珍。而乔亭或因乎俗薄，或阻于时艰，故未有与事宗盟耳，不然既亲于桓庄而不似晋，为吾宗之有间矣，何致尔远而胥然也？是岁王春，札溪宗人有协耦联系之举，凡在宗支族派，不出百里之外者，胥为考订谱牒。故乔亭得以之而与近为本，一也；且得以之而与亲为支，同也。故即向为参为商而异位于东西，今则维箕维斗，而相向于南北，以谱为补而得联疏为亲，萃涣使聚也。然则自今以往乔亭之子姓，非与为昭之在左，即与为穆之在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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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缬沙坦、氨氯地平联合治疗社区老年原发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效果较好，对患者舒张压、收缩压及血糖水平的降低效果明显，因此，值得推广。

二、坟茔与祠堂：宗族力量的凝聚

1.坟茔的维护

根据族谱的记载，明代中叶的吴魁（生于明英宗正统元年，死于弘治十八年）曾“编修家谱仅数卷，未成而卒，后被目不识丁之喜德所焚”，①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7《大传·宪公传》。并没有留存。直至清代中叶才开始修谱。此时，札源吴氏有不少人士参与其中。吴起晨“当族繁代远之后，虑世次难稽，己丑春慨然会族众而图新，里人为总首，虽未及待谱局之竣，因老疾而赍志以逝，要其敦宗缉族之意，有不可没者”。②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7《大传·明俊公传》。其传曰：

札源吴氏在康熙年间多次与浙江邻县发生坟冢纠葛。康熙二十二年的《保冢词卷》（参见本书附录二）以吴承恩、吴敦睦、吴中和的名义，恳请遂安县“示赏禁以保祖塚”。承恩、敦睦、中和都是吴氏祠堂名称，说明是以宗族名义提出诉讼。该族在遂安境内有多处祖坟，并设立寄庄户纳税。“节被无籍棍徒、鼠目寸光、妬吉侵害。或依仗权豪势熖而蚕食侵凌，或贪谋左右吉穴而影端罩占，假捏诡名伪契，指为授受名色，冒称来龙有分，声水口相连。计出百端，咎难枚举。”因而请求知县予以保护。

两组发酵液中剩余葡萄糖含量的变化趋势一致，相比之下，添加咖啡碱的发酵液中葡萄糖的含量下降的更为明显，说明有咖啡碱的存在可能对刺激菌体的生长繁殖存在积极作用，从而加速冠突散囊菌对发酵液中葡萄糖的消耗；二组发酵液总蛋白质含量都随着发酵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升高，而又分别在发酵第8、9 d相继开始下降，一方面冠突散囊菌在发酵培养过程中胞外酶的分泌和积累，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菌体自溶导致胞内蛋白等大分子物质快速降解。

此后，吴名福的传记记录了跨省跨县保护坟冢的艰难经历：

有远祖茔在土名小举高山，蓄养古杉荫木已经百八十年，但路通开界，大陇土豪郑得孙等时取山货，目睹艳心，于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欺公家远且兼腊后人足罕临，胆来盗去顶杉五根。公乃查访真确，往地投鸣，豪初亦肯承认赔偿，讵豪之亲人有在邑当房者，是日忽到背地唆说：“吴姓赃证两无，任彼去告，不过一状便休，採他做甚？”将门紧关，公乃不得不往彼邑控矣。奈豪靠戚设谋，又兼暗通线索，临审县主庇护其民，不究盗砍真情，反责公板二十五，几成铁案，从何得翻？故即前官在任，后官新来，公虽叠告，总无所用，事至此极，谁弗厌心乎？公仍念切保冢，不惜变产，竟赴衢州府董太尊台下，将始末苦冤号叩，蒙披，开化县复讯，适会正印乔公下车，豪戚虽云操权，手足亦无所措，随即唤讯豪絻，尽吐实情，断追木价六两与公以销案。①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8《小传·名福公传》。

这是浙江开化县境内的一起祖坟纠纷。吴名福经历多次反复诉讼，甚至变卖家产，才得以保全。不仅如此，“公祖宪公夫人朱氏葬在浙遂，土名张村，原系方子乔屋前。康熙五十三年，子乔建造毂架，敢将柱脚竖在坟穴半中，向理不耳，叩禀彼遂正堂，幸蒙委员勘验，即时押其折毁。”对此，传记撰写人吴联元不得不感概：“公总欲绝人侵犯以俾祖魄安宁，虽屡耗多金，亦有所弗顾，谓非志之始终不渝者乎？”从表面上看，这两次纠纷都是吴名福以个人之力获得胜诉。但从合同订立来看，其背后仍有宗族网络的存在。最终他的事迹也获得吴氏族谱传记的大力弘扬。

2.札源吴氏的祠堂建设

祠堂无疑是祭祀祖先的基本场所，厘清祠堂的始建时间和规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该区域宗族的塑造过程。札源吴氏宗祠“宗远堂”的创始人是“太平公”，生于洪武三十一年，死于成化四年，享年七十一岁，“质性刚敏，智识过人，广增家产，鼎新屋宇，造桥立祠，凡民情不得上达者輙为伸之。”②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7《大传·太平公传》。从他的生卒年可以推知，该祠堂建造于明代中叶。据正德三年的祠堂记称：“（太平公）思阅人已十余世，而枝叶繁盛，不无视为途人。爰于居东石山之下，鸠工度材，丕建支祠，而规模宏远。东曰溪，西曰亭，南曰桥，北曰庙，躬率子侄诣祠，设俎豆之礼，分尊卑之序，敬祖爱亲可不谓至乎。”可见，此时的祠堂是以临溪吴氏支祠的身份建立。到了弘治三年（1490），吴勇“因原址而恢廓之，东设祖先之灵，西奉香火之席。每岁元旦，长幼诣堂，呼班告祭，以尽报本追远之诚，萃涣联疏之义。”③ （明）莫立之：《札溪吴氏宗祠记》，乾隆《札源吴氏宗谱》卷15《记》。此人“比成人而客游两浙，家产益裕，屋宇增新。”④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8《小传·勇公传》。而札源吴氏往往赴浙江贸易木材，如吴望“居家日中为市，又常以木商为业，奔走苏杭，用是蓄积日饶，盈宁之休垂于后嗣矣”。⑤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0《大川环善堂世系图·吴望公传》。可见明代札源木商在兴造宗祠，投资公共建设，加强宗族组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此时的吴氏祠堂有了宗远堂的名称，不再称为支祠。札源吴氏也不再依附于临溪吴氏，而开始独立发展。

到了嘉靖、万历年间，祠堂一度荒废。雍正十一年吴兆泰撰记称：“至嘉靖壬寅（1542），被洪水飘荡。继即又因祖茔，讼于三衢，动经数岁，致变祀产以应。延及神宗，粗立基址，仅完寝庙。虽送神主，以受荐享，然年历百余，栋梁已坏，纵时为修葺，亦旋觉倾圮。”⑥ （清）吴兆泰：《札溪吴氏宗祠记》，乾隆《札溪吴氏宗祠》卷15《记》。乾隆十六年，张孔成则提及，祠堂荒废还有三藩之乱的缘故，“顾岁月且多，荒圯弗治，一坏于明嘉靖间之洪水，再毁于清之甲寅闽变。札溪子姓虽春秋正至，不敢废礼。然泄泄相延，听其毁废而不显者，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① （清）张孔成：《重建宗远堂首事题名记》，乾隆《札溪吴氏宗祠》卷15《记》。札源吴氏祖茔分布在皖浙交界多个县份，讼案不断。甚至有变卖祠堂祀产而应付官司之情况，导致祠堂重建一直推迟。

康熙二十七年（1688），吴兆泰“起而忧之，谓是根本之地，非先预谋，终无望其复振也。爰倡谋于同事，凡十五辈相与捐贮，祠谷壹拾石，自后每岁轮转积蓄”。② （清）张孔成：《重建宗远堂首事题名记》，乾隆《札溪吴氏宗祠》卷15《记》。一直到了雍正十年（1732），“值山家大利，遂鼎建而一新之，非复旧观矣”。③ （清）吴兆泰：《札溪吴氏宗祠记》，乾隆《札溪吴氏宗祠》卷15《记》。尽管如此，四十余年积累的经费也不够充裕，重建祠堂时还有两次摊捐。“其支费所需，二均摊于族人。有不足，则纠各首子弟复捐砖瓦费数十金济之。是以工不惮劳，族无苦役，阅数月而讫事。”④ （清）张孔成：《重建宗远堂首事题名记》，乾隆《札溪吴氏宗祠》卷15《记》。另外还有“祠首诸公所助”，共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吴恮良“福助祠地七步五分”。第二，康熙癸酉年（三十二年，1693年）合族送神主归祠谷一千二百五十斗。四十七年，为逆奴叛主使费助谷一千五百斗。四十九年，为逆奴叛主使费又助谷一千四百七十斗。五十七年重建宗祠助谷一千四百四十斗。第三，雍正壬子年重造新祠，助砖瓦二窑。九公会助田一丘，祠前做路。又，庙左狮山在山古木尽伐，助造新祠。这些捐助都是以实物形式捐出。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康熙年间，木瓜坦洪氏“跳梁”引发两姓冲突和诉讼，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吴氏宗族力量的凝聚。因九相公崇拜而设立的会社，也在祠堂建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吴氏宗祠又有一些变动。道光四年吴衍纯撰写《重修宗祠记》提到该宗祠在乾隆年间又有增修，但在“戊申洪水”中被毁：

乾隆甲辰复立槽门，乙巳仗释修诸功德，迎龙镇奠，其殆再可以永传百世乎。讵料天降灾殃，非人谋所及。戊申蒲月七日辰时，洪水勃发，汜滥无涯。溪东观音阁、溪南王公祠、丰堘紫荆花、金泉大株树、树下坦、平圆石两边堤岸、碓家房屋、人丁门前、七井田园尽扫成河，而我宗祠亦付万顷洪波，呜呼恸哉！虽神楼尚在，外无闲阑，逢时祭奠，莫不伤心。奈酷遭奇祸，每食无余，意欲复兴，囊空瓶罄。延至嘉庆庚午，合族议扦首事，重新构造。越己卯，募捐殷实，才得落成。腊月二十一日，新春奉祖，进位悬挂堂额暨诸先达之匾，其堂高赫奕，两庑辉煌，栈桷嵯峨，木石壮丽，神楼绘餙，牌位增新，序昭穆，别尊卑，视昔大有观焉。而且丹崕对峙，狮象迥閞，天香庭植，荆树墙芳，先祖英灵谅必欢忻鼓舞而乐于斯居处。

3.5 保持呼吸道通畅和有效控制感染 要保持呼吸道通畅并且要保持腹部引流管通畅，要防止膈下积液和膈下感染，以免影响呼吸运动和引起肺部感染。

乾隆戊申年（五十三年，1788）洪水是徽州地区的一次重大灾害，除了绩溪和婺源之外，其余四县都有大量人口、农田、房屋的损失记录。⑤ 吴媛媛：《明清徽州灾害与社会应对》，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3页。札源吴氏也未能幸免，除了宗祠之外，其他神庙、房屋建筑以及堤岸、树木等均毁于一旦。一直到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年，1819）才重修完毕。重修的资金筹集，在嘉庆十八年就已经开始，“照丁斗敛催科，以襄其事”，分为捐谷和捐钱两类，“其捐谷名多载入祀簿”，而捐钱名录则被收录在《重修宗祠序》之后，包括士永等助杉树一片，大株树一根，檀书一根，价值四十两；九公会助柴数十余根，众给钱文二两，备礼安山；敦睦堂助钱三十两；启礽助钱文十两；启溱助祠前坦凑方，计田税一分；启裀室汪氏助钱文十两；启暟助钱文十两；衍纯助椿树一根，价值二两；衍承助钱文二十两；广钱助钱文四两。⑥ 道光《札溪吴氏续修宗谱》卷4《重建宗祠序》。该名单较之雍正年间的捐输，出现了以支祠为名义的捐款，以及以个人名义捐助树木的情况。

祠堂落成之后，如何保持持续运作的资金，成为吴氏宗族关注的问题。吴衍纯在《重修宗祠记》中提到：道光元年，“众等因宗庙新成，祠内绝无锱铢之息，春秋节居，其何能祀，缘各输谷粒，多寡不同，量力而输，共计若干，扦立祠首三十二名，分作四阄，轮流经收生息，以为春秋荐享之费。然又恐日久怠荒，致亵先灵，并侮朱公雅训，故缕析书之，永启登斯堂者，思首事之劳心尽力，相与奉行不倦，以致旷远绵邈禴祀蒸尝”。① 道光《札溪吴氏续修宗谱》卷4《重修宗祠记》。其具体运作情况，族谱收录的合同有较为详细的说明：

实践平台是实施高校数据库课程体系改革的基础。目前，很多的高校计算机专业实验室都严重缺乏可供部署海量数据管理平台的分布式集群和相应的软件配置。因此，高等院校应当从实验课程的角度，通过借鉴“去IOE”的思路(由个人电脑或服务器所构成)，配置实验项目和运行相关软件系统的硬件平台，从而满足学生实践操作的学习需求。另外，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应当使用开源软件，通过硬件设备为实验课程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从而不断完善数据库实验教学，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立议墨吴宗远暨合族众等，情因本祠惨遭乾隆戊申蒲月七日辰时洪水冲塌，延至嘉庆庚午始重新鼎建，越己卯落成，腊月二十一日新春佳节奉祖进位，悬挂堂额，暨诸先达之匾，理宜遵我周之祀典。时而春也，设其裳衣；时而秋也，荐其时食，庶不愧为孝子慈孙。奈宗庙新成，公众绝无锱铢之息，因是逢春而徒怀雨露，临秋而空骇冰霜。闻四乡之荐享，聚首空谈，观二八之辛日，抚膺悼叹。虽自古在昔，花岩有积云之威，越至于今，塔岭无横云之势。缘是合祠商议，扦立祠首，捐输谷粒。所得捐谷，其计若干，照邵公旧例，加三生息。每年将所收之息，议规备祭，而谷本若干，每年接首示期，上首遵期，仍尽交出。五日为则，为过五日，每担加二觔；过六日，加四觔；过七日，不但加六觔，祠内绳索严追。输值具领经收之人，以亲及亲，断不宽恕。再议，自后忠孝节义者，五伦不正者革，借事生端者治。祖茔有故，十分难忍，情愿科敛，不许丝毫败残，捐谷定为成规。如此，则我祖届春秋之际，不致有若敖之馁，而我等值春秋之时，可继我周之达孝矣。然又恐世远年湮，人心不一，贫富难齐，是立议墨三纸，各执永远存照。

耑

财政部相继出台的两个关于乡镇财政管理改革的指导性的文件：《关于发挥乡镇财政职能作用加强财政预算管理的意见》和《关于切实加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乡镇财政干什么的问题，即职能问题，在界定乡镇财政职能中明确了资金监管的职责，突出了乡镇财政管理层级，全面具体的明确了乡镇财政的工作职责、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和措施，弥补了乡镇财政在涉农资金监管工作中无位置、无职责的制度缺陷，要求将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工作，作为新形势下乡镇财政的工作方向、工作重点来大力推进。

道光元年八月日立议墨吴宗远族众公具

议扦祠首三十二名，分作四勾，每勾八名，轮流经收，周而复始

一勾：士舞、启洲、启玥、启溱、启隚、启炳、启迁、启仟

二勾：启节、启暟、衍椿、衍纯、衍曙、宜庆、衍埁、昌閈

三勾：启星、启阶、衍思、衍承、衍均、衍块、广鏌、昌仑

四勾：启銧、启作、启咸、衍庆、衍綨、衍芝、广鋕、有兴② 道光《札溪吴氏续修宗谱》卷4《捐谷议墨》。

吴联元作为“文卷总裁”，负责汇编族谱。他也参与撰写多人传记，均载于《小传》部分。如，乾隆三十五年，吴联元以“族侄孙”的身份写有《名福公传》。作为“族侄”写《春生公传》，“其行实有可传，予故乐为之传”。作为“房弟”，试图“用书梗概，以示不朽”，撰有《得人公传》。作为“族弟”，写有《士道公传》。还以“房叔祖”的名义写有《衍顺元配汪氏节传》和《衍硕元配余氏节传》，“爰述其概，以载诸谱”。

吴氏以米谷租息作为祠堂运作的基本经济基础，这一做法实际上在清初吴兆泰就已经开始实施。只不过此前是重建宗祠的十余人间的小团体行为，而道光元年的积谷生息推广到全族，仅管理谷租的人员便达到三十二名。此外，与璜尖程氏类似，札源吴氏在重建祠堂之后，也开始确立相应的宗族规约，规定惩罚对象、保护祖坟的固定资费等内容，进一步强化宗族组织。

3.外迁支派的祠堂建造

札源吴氏外迁支派有十个，记载祠堂建造及运行情况只有五个。康熙四十三年毛际可撰遂安黄土岭《光裕堂记》曰：“光裕堂者，安公之所倡造也，相沿迄今百有余年矣”。③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19《黄土岭光裕堂世系图·光裕堂记》。遂安霞峰厚德堂据说是由始迁祖创建，“每岁春秋必归祖家祭扫，特以道里阻长，四时八节不能悉致，其如在之诚为歉，于是庀瓦木，鸠工匠，创立祀堂”。④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4《霞峰厚德堂世系图·厚德堂记》。遂安新田居仁堂是吴光中（字焕午）于乾隆壬申年“竭力纠首，新其祠宇”。⑤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18《新田居仁堂世系图·居仁堂记》。他“每以家庙未修，恐无以为先灵妥，旧有废祠祖基，舅氏（即吴光中）既狭小其规模而思有以光大之。乃创置于新田。度地审址，凡土石置供，匠作置费，区划昼夜，不敢告劳。其派及族人者无偏私亦无瞻。徇落成，率子姓以奉蒸尝”。⑥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18《新田居仁堂世系图·光中公传》。耆老吴兴坚持在祠堂中讲述乡约，“吴山之右有居仁堂焉，公族之家庙也。犹传方垂老时，每遇岁时伏腊，辄扶杖危坐，谆谆以敦诗礼、务农桑，复继簪缨之言，与子弟相规劝”。⑦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18《新田居仁堂世系图·耆宾吴善长公传》。遂安霞源和休宁言池的祠堂情况就不容乐观。霞源祠堂善庆堂，传说始建于迁入霞源不久，“汝明公之后札川沿流选胜，居遂之霞源，室庐既成，延建厥堂”。但“堂之经始于何年，落成于何日，今皆不可考”。此后，“焚于兵燹”，荒芜不堪。直至乾隆三十四年时，“故址裒然，半渝于莽苍之区，半架数椽于其上”。当时的吴氏宗族无力重修，“鼎新之任将以俟诸后之能者”。①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5《霞源善庆堂世系图·善庆堂记》。休宁言池吴氏之祠堂余庆堂，据说是明代始迁祖“缘公”特意留下“方广空地以为祀堂基址”，直至嘉靖年间才“始建堂构而栖神灵”，后遭火灾，于乾隆三十二年（1772）由续修族谱的吴明丝、吴明绪“首其事”，开展修复工程，但“朝堂”未完工。②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2《言池余庆堂世系图·余庆堂记》。

上述的各村落祠堂中，有建造和运作情况较好的，如新田居仁堂，发挥了教化功能，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宗族组织的乡约化。而有的祠堂却处于长期荒废或未完工的状态。这些都是乾隆朝修谱时的实录，仅为一个历史断面。而札源吴氏宗祠的整体连续情况较为清晰。即便该祠堂是明代中叶兴造，但从明嘉靖至清雍正之间，大约有190年的时间是陷于半荒废的状态，清乾隆、嘉庆间也有40多年未修复，直至道光元年才有较为完备的经济支持机制。可见，宗祠作为宗族组织的重要象征，实际运行状况并不理想。在整个明清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札源吴氏祭祀祖先的活动是在残破的祠堂内进行，甚至难以举行。

三、世系叙述与祖先遗迹的塑造

经由当地士绅文人的纂修和整理，乾隆《札溪吴氏宗谱》规模庞大，对于世系的记述已呈现出颇为“完备”的面貌，相关话语较为一致。关于吴氏的迁居时间与过程，族谱各部分均有记载。卷二收录吴兆泰的《续源流记后》称：

又唐纪，少微公为监察御史，子巩公开元间为中书舍人。传至晋公，由石舌山迁邑西石田，故我各派皆以晋公子深之公为一世祖。至四世，八公于后晋纪迁临溪诸吴村，八世祖尧公由临溪迁乔亭（殁为土神，即今请吴三府君也），十世祖永宝公于北宋英宗治平四年丁未，再迁札水，卜居溪前。

卷三有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札溪同派乔亭吴氏谱图序》：

第十六至二十条主要针对妇女的婚姻生活。娶妇嫁女必须名门巨族，至少也应该是故家旧族，不可贪财下嫁给贱民暴发户以及作为作婢女，败坏本族名声。妾若生育儿子，可以“袝于祖姑之庙”，亦可书写入谱。对于妇女改嫁，则规定“无子则削”，“有子则先书于某系某氏出”。当时，札源吴氏正与邻近木瓜坦发生激烈的主仆纠纷（详见本书第四章），第十八条格外指出“与世仆詹、洪等姓盟婚者，立即革之堂庙且逐之境外可也”。

卷四《世系小引》曰：

少微公徙新安石舌山，即凤凰山。再八世，晋公卜居休邑石田，及团公迁临溪，至尧公又自临溪游乔亭，畋札溪，因览山川秀丽，心焉爱之。北宋英宗治平四年丁未带孙永宝公遂筑室而家焉。

通过这些描述，可以大体知晓：札源吴氏和乔亭吴氏均迁自休宁临溪。临溪吴氏为徽州名族，载入明嘉靖年间编成的《新安名族志》，③ （明）戴廷明等：《新安名族志》，朱万曙等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401页。札源、乔亭均与之建立了宗支关系。迁徙时间是北宋中叶。治平二年（1065），吴尧首次发现该地。“畋于歙南壶山之下，遍览川原，风气盘结。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公乃斩杉括土，以验菀枯。越明年，复往视之，其杉油然，剩有生意。”治平四年迁至乔亭，后又继续迁至札源。札源的记述偏重于该村始祖，故在《尧公传》中称：“带孙永宝公，遂迁于壶山之下居之。世传季札公历聘时曾经此，故以札为名，而颜曰札溪。此殆所谓言不必信者也。”①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7《大传·尧公传》。而乔亭一方，则说明吴尧其实还有儿子吴江一并迁入，共有孙子五位，吴永兴为第三子，是乔亭吴氏的主要始祖。吴永宝为第五子，成为札源吴氏的开基祖。

两地在谱系建构上，将吴尧视为共同的始迁祖，但又将永兴、永宝列为各自的开基祖，或可认为廿五都飞地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地域认同观念，将吴尧同更为久远的得姓祖、始迁徽州、始迁临溪等祖先区分开来。同时，各村又认定各自的始祖，说明村落社区与宗族组织密切结合的形态与观念也已得到塑造。

札源吴氏还有不少关于宋代祖先的遗迹。洪武十六年休宁云溪范准平的《听泉楼记》载曰：

南宋之季，有通判婺州府君讳应酉公者，其父舜申公创义塾，曰“札溪书院”，内翰相洛水程公讳泌为记。而舜申公之伯父尧臣公游太学，授县簿，得神仙术，辞归不仕，结庐于居后高冈，常有仙伯异人造焉，因扁（匾）曰“翠微亭”（又名“迎仙亭”）。及卒，有双鹤来止歬溪巨杉之上。柩出，则飞鸣入云，而柩轻并如空，是皆山川晋秀之钟乎人者也。②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15《记》。

明代该村还一直保留据说是吴尧所植的杉树。族谱收录了多篇弘治十七年（1504）太平县李瓒所撰的记。其中的《巨杉记》是据庠生吴景华的讲述加以发挥而成，其言曰：“生所居溪东之上有木曰巨杉，乔然而耸合，抱约二十围，治平间乃生八世祖尧公之所植也。迨孙永宝公见兹山川盘结风气，攸钟越一步而筑寿□于此，迄今四百余年”。③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15《记》。乾隆年间，吴兆泰作《巨杉遗记》，交待了该杉树的命运：

我札溪巨杉乃始祖尧公所植，迄今数百余岁，蔽日千霄，有鹤栖其上，因名为栖鹤巨杉。至明世宗嘉靖二年癸未种，族人原善失火延烧，遂至枯槁。丙戌冬，合族通议，砍伐其木。是夜，即托梦于吴敏。敏见一长大人骑青狮而来，吟诗一首，语毕而梦醒。敏即夜起，援笔以书其诗，曰：“驻割金泉数百年，身强力键镇山川。受寒受暖时时茂，经云经霜日日鲜。只因天丧英雄客，聊以惶诗仅汝传。哭倒一声惊一境，辞却凡尘上九天”。后砍木时内纹，如八仙人物并青筋等色，而枝梢尤奇，与雕书者无异，锯卸货卖，得值二百六十余金。众面交族人斐收贮。后被斐侵用大半，族众欲行逐辈，而斐收田量抵入祀公用，其事遂寝。今志其略，俾后人知本末云。

“你怎么能打工啊？做什么呢？”叶晓晓脑海里浮现了残疾人在路边卖报纸的情形，一千多块，要卖多少份报纸啊？

李瓒还记叙了明代札源翠微亭的传说与情形，大体与范准平一致。他在《仙亭记》中告诫道：“吴氏子孙当护此亭，世守其迹而不失，尧臣公虽生乎千百载之上，生乎千百载之下者，莫不于斯乎感焉”。④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15《记》。无论如何，吴氏的定居时间可能是廿五都飞地中最长的，还可以从其数量众多的支派定居史进行验证。吴氏支派基本都分布在浙江遂安县新田、黄土岭、童家坞、青麓、枫川、苏坂等村。“札溪与遂邑本连界之地，当时产业多有在遂邑者，因徙居遂邑十三都童家村，是为一迁”。不过，“计居童家村者凡四世而气运靡常，荣枯不一”，有支派无考，还有支派开始“移居利南三保大川溪西，则遂邑十三都地方也，所建宝善堂遗迹尚在，是为二迁”。这二百年左右时间内，吴氏利用“利南为江浙通衢，贸易最便”，经济上有较大发展，“人丁蕃衍，阡陌宏开，休歙遂三邑立户完粮，何其盛也”。但到了嘉靖末年，开始走下坡路，“万历间而竟凋零矣”，进而迁居十三都青山（童家坞）。⑤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0《吴氏迁居遂邑三迁序》。还有支派因为“经营生理，抵苏坂（属遂安县），睹山川之秀丽，田野之肥饶，峰回水曲，土爱心藏，遂卜居于斯”。⑥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3《苏坂世系图引》。同县霞峰吴氏的定居也是因为“十五世万一公以货殖为务，行商至遂，览九都霞峰，山明水秀，地阔径幽，于元大德间遂卜居焉”。⑦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4《札溪吴氏迁霞峰支谱序》。也有支派从明代开始，“卜宅休宁言池，遂为休宁人”。⑧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2《应发公偕孺人余氏传》。还有吴氏支派自嘉靖甲辰年始迁入遂安县十二都石坂，①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6《吴琸公传》。直至乾隆中叶“人烟未甚繁盛”。②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26《石坂吴氏家谱序》。这些支派的迁徙时间和发展状况也说明了札源吴氏定居时间的久远和人口规模的庞大。

1．梁·沈约《游沈道士金庭馆》：“……锐意三山上，托慕九霄中……山嶂远重叠，竹树近蒙笼。开襟濯寒水，解带临清风……朋来握石髓，宾至驾轻鸿。都令人径绝，唯使云路通。一举凌倒景，无事适华嵩……”[2]2132

四、结 语

如果以修谱活动作为宗族组织塑造的重要时点进行推断，那么，札源吴氏宗族组织的形成最早是在明代中叶。结合始迁时间进一步考量，札源吴氏不仅如其所声称的那样，是周遭村落最早的定居者，其在谱牒编修、规条制定上也较为完善。清代前期，札源吴氏开始统合皖浙交界各支派，形成更高层次的宗族。

札源吴氏及其支派的祭祖空间是较为多元的。除了祠堂和坟墓之外，书院、亭阁、桥梁，乃至树木等与吴氏祖先相关的物体，也带有较为浓厚的纪念意义，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宗族村落景观体系。从分布来看，祠堂、书院、桥梁等建筑往往位于村落之内，一些祖茔也在村落周围。还有一部分坟墓则距离较远，难以顾及，往往为他人所侵占。宗族组织在争夺这些坟墓的过程中，甚至有出卖祠堂祭田来应对官司需要。由此表明，吴氏的宗族观念是较为原始却又务实的。这是因为，墓祭是宗族组织形成之前的悠久传统，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和家族也可以进行。而发展到地缘关系的宗族组织阶段，仍旧重视墓地，甚至放弃祠堂祭祀活动，也要予以维护，是对此前传统的保持。另一方面，墓地还牵涉到周遭的山林资源，具有明显的经济利益。吴氏的许多产业绝不止于当地，而分散在皖浙数县，自然不可轻易放弃。相形之下，许多祠堂长期处于荒芜的状态，只有在经济形势较好并有地方士绅文人积极推动之下，才得以维修。

本文论述的吴氏宗族群体，在社会属性上并不特殊，并非少数民族和特定地域社会集团。但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在行政区划上较为特殊，属于两省三县的交界地带，还属于插花错壤的飞地，因而社会组织、关系网络都具有行政区划关照下的意义。札源吴氏虽然在户籍上隶属于歙县，但在日常生活方面，无论是移民来源、宗族建构，还是交游联络、捐资贸易，甚至诉讼投状，绝大多数都往来于休宁和遂安两县。他们在皖浙交界一带大规模统宗，形成了较为庞大的宗族网络。因此，站在人群的角度，札源却是皖浙边界区域的吴姓社会关系网络中心之一，并无政区划分意义上的边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