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古称庐陵，濒临赣江，为江西省下辖市，秦始置县，属九江郡。明代设吉安府，首县为庐陵县，清沿袭不变，下辖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永宁9县。民国元年废府，其辖县直属江西。民国三年，庐陵县改为吉安县。因此，从县级政区看，吉安在民国三年前一直指庐陵县。该县位于江西省赣江中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控临川，西引长沙，据三江之上游，达五岭之总汇，实为江省要区，更擅章贡交汇之胜。”① 道光《庐陵县志序》。赣江是明清时期北方商旅与岭南交通的重要通道，因庐陵处于赣江中部，粤商在南来北往中遂在此驻足，并以此作为中转站。“吉安地居冲要，夙称繁剧，居本省至赣南水路居中之要道，商务俗称繁盛”。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内务部呈江西庐陵道道尹治所拟移驻吉安县据咨绘图请示文并批令》，《政府公报》（1915年12月22日第1302号），第76册，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88年，第69页。学界专门讨论粤商在江西的活动尚不多见，本文以碑刻和地方志为资料，讨论晚清以来粤商在庐陵的商业活动以及由此发生的地权诉讼案，以此管窥清末民初外地商帮在庐陵经济社会变迁中的势力变化。

一、咸同至民初在吉安的粤商

粤商在庐陵的经营活动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人周必大曾说：“距庐陵八十里有市曰富田，吉赣闽粤之商日夜走集，置戍兵焉”。③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28《邹公桥记》，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第383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76页。可见，富田作为一个商业交易场所，因粤商等汇集，引起官府设戍兵进行管理。明清时期，地处赣江的庐陵已成为沟通内地与广州之间的重要商贸内河航线。④ 参考王振忠：《清代徽州与广东的商路及商业路线》，《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5页。粤商贩运南北货物经赣江往返均经过庐陵县，而吉安府丰富的物产也成为粤商贩运的重要商品，“货之属有棉布、葛布、苎布、竹纸、茶”等。⑤ 同治《庐陵县志》卷2《物产》。与此同时，江西不产食盐，作为产盐区的广东盐商则将食盐运往江西赣州、吉安等府销售，“广盐自黄田江、九渡水来者，未经折梅亭纳米，在赣发卖，每十引抽一引，装至袁、临、吉者，每十引又抽一引。”⑥ 天启《赣州府志》卷13《盐税》。这一记载出现在明末，可见至少自明末开始，粤商在吉安地区已经相当活跃。

清前期，朝廷规定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广州成为世界性商贸交易的中心地，赣江也成为内陆商品南下和海外货物北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赣江沿线的庐陵等成为这一商业路线的中转站。清季《商务官报》记载说：

“道光二十五年，五口通商，洋货输入，彼时江轮未兴，江西之贩卖洋货者，故仰给广东，若河南襄阳、湖北汉口荆州，凡江汉之间，需用洋货海味，均无不仰给广东，其输出输入之道，多取径江西，故内销之货以樟树为中心，外销之货以吴城为极点。……盖自广东入江之货，经赣州、吉安，已销其半，至樟树而盛销。”① （清）傅春官：《江西商务情形·江西之商业历史》，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廿五日《商务官报》第1期，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10页。

可见，晚清以来，庐陵已成为洋货销售的重要区域。时粤商通过大庾岭把广东的盐、糖、铁器，南洋的香料、药材，欧洲各国的洋货转销全国各地；同时把江西的粮食、茶、瓷器、夏布、苎麻、纸张、药材等运至广州，然后转输日本、南洋、印度、欧洲等地。② 参考胡水凤：《繁华的大庾岭古商道》，《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清末，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交通运输工具日渐被新式轮船所替代。尤其是九江开埠后，长江轮船通行，江西的贸易格局发生转变。樟树、吴城的转运贸易衰落，南昌成为内销货之中心，九江则是进出口货物的总汇。随着江西传统区域物流中心的衰落，庐陵则逐渐取代了樟树的商贸地位。③ 赵树贵、陈晓鸣：《江西通史》（晚清卷），第10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吉安府属各县的粮食、油料、毛边纸、夏布、木材、竹子等外销之货大部分汇聚于庐陵，然后通过水路输往南昌、九江，再流向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市场，内销货物由庐陵转输于地方小市场。④ 万振凡、吴小卫：《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56页。新的贸易格局使吉安府的进出口贸易增强，商会、银行等近代机构建立，庐陵逐渐成为晚清以来江西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频繁往来庐陵以及在庐陵早已安营扎寨的粤商，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商机。咸丰十年庚申（1860）广东丰顺县人丁日昌到庐陵担任知县，在他的倡导下，在庐陵的粤商遂积极捐资建立了广东会馆——南华宫。会馆是明清时期同籍乡人在外地建立的联谊性组织，一般而言，在通都大邑所建立的会馆都属于商业会馆，是商人堆放货物和联谊乡情的重要场所。⑤ 刘正刚：《广东会馆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页。现存吉安市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同治十一年四月吉旦立《南华宫落成碑记》，详细记载了南华宫建立的缘由以及商人和仕宦捐助的情况：

南华宫者，吾粤之乡祠也。谋其所由设，与其所由成，虽曰天时，岂非人事。庐陵为古今名胜之区。南通庾岭，北枕匡庐，章贡合流于其左，天华耸峙于其右。环城以南，街衢洞达，车马云屯，阛阓森罗，人民稠杂。诚哉，其一大都会也！而吾粤之来游斯土者，接迹联翩。或则听鼓应官，绾铜章而荣紫绶；或则牵车服贾，挟东箭而载南金。然而径别途分，星罗棋布，每当春花秋月美景之良辰，不获共处一堂，相连梓谊，于心殊为缺然。然则，乡祠之设岂容缓乎？

庚申秋，雨生中丞以邑令来宰是邦。邀同人而告之曰：“凡事难于虑而易于图成。今者愿与诸君倡创乡祠，诸君岂有意乎？”于是杨君树堤、叶君湘澜、朱君浚湘等喜告同列，询谋佥同。近者商略，远者驿闻，权衡百货，经费是营。爰于南关之侧，西河之滨，依山临水，测景揆星，相协厥居，卜云其吉。岁次丁卯，是版是筑，五行相佐。规模既具，然以云美观则犹未也。由是董理诸君极虑覃思，醵金增费，聘良工，饬巧匠，刻其桷，丹其楹，绣阁雕甍，朱栏画栋，前台后寝，金碧荧煌，备哉灿烂，人巧极而天工错矣。厥工程盈万。若此者，岂其以奢靡相尚哉？凡以妥神灵而敦燕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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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辛酉科举人拣选知县程乡淩澐敬撰

候补县丞附贡生清远朱鉴池书丹① 劳格文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21册《吉安市的宗族、经济与文化》上册，2005年，第66-67页。另高立人主编：《庐陵古碑录》第29-30页也收录了此碑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但落款“截选知县程淩敬撰”，抄录有误。

碑记中所说的“乡祠”就是指南华宫。粤人之所以要建立乡祠，诚如碑记第一部分所言，是因为庐陵地理位置优越，经济贸易发达，“街衢洞达，车马云屯，阛阓森罗，人民稠杂。诚哉，其一大都会也！”当然，最关键的是广东在庐陵为官和经商的人数众多，碑记中所云：“吾粤之来游斯土者，接迹联翩。或则听鼓应官，绾铜章而荣紫绶；或则牵车服贾，挟东箭而载南金。”即是例证。

在吉安府众多的官员与商人中，咸丰年间，广东丰顺人丁日昌出任庐陵知县，促成了会馆的建立。“庚申秋，雨生中丞以邑令来宰是邦。”即指咸丰十年秋丁日昌任庐陵知县，据光绪《吉安府志》卷12《职官志》记载，丁日昌早在咸丰九年就已出任该府万安知县，十年署庐陵知县。光绪《丰顺县志》卷8《贤品》记载，丁日昌，字持静，别字雨生，蓝田汤坑人。廪贡生，咸丰四年“土匪吴忠恕困潮州”，他“屡出奇计，生擒渠魁，事平，授琼州学训导。转江西万安知县兼摄庐陵篆，善于听断，……李制军瀚章时为赣南道，奇其才，由是声名藉甚，曾文正公国藩督师两江，调赴安庆营襄办军务”。丁日昌在吉安府的政绩及与官场官员的关系，决定了其在地方社会的权威性。他的出面自然引起了粤商的极大兴趣，于是“杨君树堤、叶君湘澜、朱君浚湘等喜告同列，询谋佥同”。广东会馆的建设水到渠成。

图1所示为单相PWM整流的拓扑图,Un和In分别为电路交流侧的电压和电流,Rn为线路电感,Ln为交流侧电流,Udc为直流侧电压,C2为直流侧储能电容,单相PWM整流电路主要通过将交流能量通过IGBT的开关状态转换成直流能量,通过调整不同开关状态的持续时间,可以控制直流侧电压的大小,同时保证交流侧的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为同相位,保证单位功率因数的能量传输。

从丁日昌的倡议到众商的“询谋”，再到“醵金”，最后选址规划，同治六年基本竣工，“岁次丁卯，是版是筑，五行相佐。规模既具，然以云美观则犹未也。”也就是说，会馆虽然建起来了，但尚未进行装修粉饰，于是众人最凑集资金，“董理诸君极虑覃思，醵金增费，聘良工，饬巧匠，刻其桷，丹其楹”，最终成为一座“备哉灿烂”的建筑。

南华宫作为一个商人建立的“燕好”之场所，其所处位置十分重要，碑记云“南关之侧，西河之滨，依山临水”，南关指吉安府的南门，即兴贤门，此处濒临赣江。而赣江一线码头众多，是进出口货物的聚集地。稍后进行论述。同治十一年四月，拣选知县程乡淩澐由北京返回嘉应州时，在庐陵恰好遇到浴佛节，南华宫正在举行升龛之会，说明南华宫是祭拜佛教的场所。从清代四川各地南华宫祭拜六祖惠能来看，吉安的南华宫应该也是祭祀家乡六祖。② 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19-220页。碑记的书写者凌澐为嘉应州程乡县太平司人，据光绪《嘉应州志》卷22《封赠表》记载，其父亲凌庆贤、祖父凌以德，均以“澐举人太常寺博士衔龙门县教谕加一级”，分别敕赠、貤赠儒林郎。丁日昌倡议、程乡凌澐和清远朱鉴池的参与，说明南华宫得到了仕宦的鼎力支持。

二是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建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重点生产基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设立检测室，对农产品质量、产地、用药情况等追踪溯源，实现从产前、产中、上市前全程受控，确保了全县产销农产品质量安全。

根据碑记收录的捐助芳名，亦可得知在江西的其他广东政界与军界官员也对南华宫建设给予了捐助，从中可以看到广东商人与官府的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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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志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些捐赠官员大部分是广东籍人，如会昌县知县龙泉，“号莲航，广东三水人，以进士出宰会昌”。③ 同治《会昌县志》卷21《名宦志》。刘怡卿为广东香山县“山溪角人，江西军功，尽先副将花翎”。④ 光绪《香山县志》卷11《选举表》。黄名扬，“广东清远县人，军功，同治六年任，同治十年复任”。① 同治《龙泉县志》卷7《秩官》。这些在江西政界、军界任职的官员，参加南华宫建设，俨然以庐陵为中心将其周边粤人势力加以整合，故出现碑记云“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相与登堂礼拜”的盛况。

那么，在吉安府的广东商人参与的程度如何？碑记中附录了大量商号和个人的名字，从中可以看出咸同时期在庐陵县的粤商已有相当大的规模，现将“捐题芳名”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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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卢志的说法，明代修建的关帝庙滨江，康熙初重修，似乎是吉安府官府所修；另一位于南门外的关帝庙为商民所共同建设，似为康熙年间晋商所建。但根据乾隆卢志所绘庐陵县城图可知，只有滨江关帝庙旁才建有南岳庙。又同治《庐陵县志》记载，南门外的关帝庙在道光二十三年因河岸倾圮已移建于别地，咸丰十年又移建于城内青原台。④ 同治《庐陵县志》卷9《建置志》。这和站前码头关帝庙的位置不符。因此，只有南门外站前码头的关帝庙才是晋商所建。另据民国《吉安县志》卷六《祀事志》抄录的乾隆三十二年吉安知府李源题关帝庙碑云：

总理：叶湘澜、朱浚湘；副理：王际宾、钟应捷、袁云合、钟永上、钟永和。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间，经本省布政使司王，扎委朱宝常会同庐陵县知事金时宣，传齐人证，调核契据，确讯□详。旋由该委员会县查勘，以证之碑文，积之旧卷，考之志乘，确系山西会馆之业。断令西商向粤商划地赎回，俟后建复庙宇，仍供奉关帝。”④ 民国《吉安县志》卷6《祀事志》。

上述碑记中的名录显示，共有594家商号或商人参与了捐助。这些商号或商人排在碑记的前列，可以理解商人在建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商号或商人在庐陵县从事的商业经营范围如何？民国《吉安县志》对其中的六家粤商商号有所记载，以此可以管窥粤商的经营情况。

清末民初粤商在庐陵县经营一览表① 民国《吉安县志》卷11《财政志》、卷27《产业》。

商号 和记 源隆 长发 福茂 裕源 隆记行业 绸缎 纸张 水药 竹木 皮革 小吃人数 37 52 52 18 21 65

另外，碑记中的捐助名单也反映出在吉安府其他县如泰和县以及江西境内等的粤商都积极参与其中，说明庐陵县在赣江流域中的中转地位：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当孩子们在舒缓的乐曲声中进入新课的学习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愉悦的，他们的注意力是集中的，他们的学习动力是由内而外的。比如我在教学《草原》这一课的时候，我先借助多媒体，播放《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在学生聆听音乐的过程中，利用课件展示辽阔无边的草原景象，让学生在歌声与图片的熏陶中，感受草原之美。再引导学生走进文本，结合视觉的体验来感悟文字给学生描绘的草原的景色。然后提问：老舍先生是怎样来给我们描绘美丽的大草原的呢？让学生在问题的引领下去感受文字的美，提高阅读的兴趣。这是我们阅读教学的目的之一——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并养成阅读的习惯。

泰和人和兴捐题花边二大圆正；泰和仁和号捐题花边二大圆正；泰和广泰号捐题花边二大圆正；泰和和兴隆捐题花边一大圆正；泰和兴泰号捐题花边一大圆正；泰和生和号捐题花边一大圆正；沿渡协昌号捐题花边一大圆正；罗墟协盛号捐题花边一大圆正；百嘉广和兴捐题花边一大圆正；抚州福盛号捐题花边一大圆正；永丰荣耀堂捐题花边五大圆正；樟树□成号捐题花边□大圆正；樟树义成号捐题花边□大圆正；樟树骏发号捐题花边□大圆正；兴宁扇号许广丰捐题花边六大圆正；陈桢隆捐题花边四大圆正；王成泰捐题花边五大圆正；宏泰号捐题花边五大圆正；吴锦源捐题花边五大圆正；王捷丰捐题花边五大圆正；陈昌隆捐题花边五大圆正；万平昌捐题花边二大圆正；展隆号捐题花边二大圆正；陈大丰捐题花边三大圆正；罗祥兴捐题花边一大圆正；王宏记捐题花边一大圆正；陈兴隆捐题花边一大圆正；陈同兴捐题花边一大圆正；朱世杰捐题花边二圆正；罗冠群捐题花边四圆正；张顺裕捐题花边一圆正；黎仕锜捐题花边一圆正；黄锦盛捐题花边一圆正；罗凤□捐题花边一圆正；梁□□捐题花边二圆正；广昌□捐题花边二圆正；刘广和捐题花边二圆正；新淦荣昌号捐题花边□圆正；樟树广隆号捐题花边□圆正；樟树均昌号捐题花边□圆正；樟树三益号捐题花边□圆正；樟树大圆号捐题花边□圆正。

一是建立横向沟通机制。资金专责小组要在切实履行责任的同时积极加强与其他各专责小组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平台，推动解决脱贫攻坚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形成工作合力。

可见，吉安府泰和县及抚州、永丰、新干、樟树等的粤商也捐助南华宫建设。由此看来，粤商在江西的经营范围不仅在吉安府，还涉及整个赣江流域。这些商号从事何种经营不详，但“兴宁扇号许广丰”则说明是经营扇子的商号。兴宁隶属于梅州，是生产和销售扇子的重要地区，据广东中山图书馆收藏的《兴宁东门罗氏族谱》卷7《职业谱》记载：

“制扇，族内如寨福岭扇、罗屋勖公岭坪上花螺墩蝙蝠形、郭袁岭大圳上高陂子等处多以此为业。扇之种类不一，就吾族各处所有出品，如十四根茶甲扇、宝员扇、七根如意扇、九根大甲扇、十一根栉甲扇、十四根分节加扇、十六根排伽扇、十八罗汉扇、二四赤纸扇、二六棕甲乌纸扇、三六全棕乌纸扇、三六全棕乌纸洒金扇等类。……从前扇行生意旺时，各屋扇工非常忙碌，全家大小均劳动无暇。……族人多在县城开办扇号，收买各商制成之扇，每岁运销长沙、湘潭、常德、汉口等处，颇为大宗。”

可见，兴宁制扇业的兴盛。而兴宁扇子的销售两湖地区，必然要经过赣江的吉安府，于此也就明白兴宁扇号捐助庐陵县南华宫的缘由了。

从碑记中可知，晚清以来，粤商在赣江流域的商业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清末，吉安府仍是粤商的重要活动地之一，“吉安商民三千余户，营业多庐陵、泰和人，安福、吉水次之。外府则临江之药材，南昌之皮货庄。外省则广东人业果食，福建人业土业，然其人皆不多。”① （清）傅春官：《江西商务情形·江西商业之地理及各埠情状》，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五日《商务官报》第2期，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27页。粤商在吉安府的兴起，与其拥有的政治资源密不可分，南华宫即是例证。

今夏四月，余都门返里，道出庐陵。适当浴佛之期，正值升龛之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相与登堂礼拜。退而宴坐左厅，顾盼流连，因探夫祠之所由设，与祠之所由成。虽曰适当其时，亦何非诸君数载经营之力也。……

二、光绪间粤商在庐陵的地产纠纷

咸同时期，粤商在庐陵建立的会馆组织，网罗了广东在当地的各种权势人物，也为粤商在当地的经营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同一时期，庐陵还有晋商和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其中晋商至少在明末清初已经在庐陵有相当的势力，民国《吉安县志》记载：

查尔森合并症指数是一种简单、快捷评价患者基础疾病严重程度的评分系统，由查尔森于1987年提出，包含19种常见基础疾病，每种疾病的危险程度以分数的形式进行量化，使用方便，可在患者入院询问病史后快速得出，也可直接从病历资料中计算得出[11]。目前许多研究已表明，合并症对癌症患者生存率及预后有明显影响，尽管国外已有多篇文献报道应用CCI对前列腺癌手术预后进行预测[14-15]，但国内应用CCI预测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患者预后的研究还较少。

“缘吉安县旧名庐陵县，南门外站前码头地方，旅吉安山西客商，于康熙年间建有会馆一所，平排两庙，东为关帝庙，西为南岳庙，余地建铺七间，分租助祀，其关帝庙宇向租与吉安府抽厘税局办公。有咸丰五年抽厘税局租帖粘前清吉安府署案卷内。”② 民国《吉安县志》卷6《祀事志》。

从这一记载可知，康熙年间，晋商已经在庐陵城南门外的站前码头建立了山西会馆，像后来的粤商会馆用南华宫命名一样，晋商的会馆也以祭祀家乡先贤人物命名，这就是关帝庙。关帝庙和南华宫均位于庐陵县城的南门外站前码头，说明这里是庐陵县最重要的商品交易地。山西会馆建立后利用空地建立了七间铺面，其租金用于祭祀。而关帝庙本身也租给了吉安府抽厘税局办公，可见庙宇实际上是办公或储存货物的地方。至少在咸丰六年之前，晋商在庐陵的经营规模与粤商旗鼓相当。咸丰六年因太平天国起义军由庐陵北上，晋商受到了致命打击，开始相继撤离庐陵，并将其会馆、庙宇、店铺等产业卖给粤商。之后在光绪年间发生的庐陵人与粤商因地权纠纷问题就是粤商购置的晋商产业。史料记载如下：

“咸丰六年遭兵燹，所有会馆、庙宇、店铺尽被焚毁。各店房旋经陆续借款建复，其庙地一片未能兴造。后因山西客商无人在吉安贸易，在省山西客商蔚长厚等共议将地基店房全盘出售与人，得回地价拨归省城会馆公用。于光绪八年正月间，派人往吉安将该地基界至，用木牌钉明召买，有前吉安府税书萧国珍等指该地基为府关帝庙旧址，执志书为证，出头阻卖，由是西商蔚长厚等与府书萧国珍等互诉于府县及布政使司各署。”③ 民国《吉安县志》卷6《祀事志》。

范荣高败诉后不服，到南昌向地方审判厅申诉，又于“民国三年九月十七日判决驳回控诉”。1907年，清政府公布地方司法改革，“各省应就地方情形，分期设立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分别受理各项诉讼及上控事件。其细则另以法院编制发定之。”③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10页。民国初年，依然沿袭旧制。吉安初级审判厅设在庐陵，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均设在南昌。粤商对地方审判厅的判决自然不能接受，于是继续上告至高等审判厅。高等审判厅经过调查后，于民国三年十二月七日“判决撤销原判，断令系争之关庙基地，应属山西会馆所有，但仍为建造关帝庙宇之用。”既然属山西会馆所有，也就意味着粤商有希望获得关帝庙的产业，因为粤商手中有契约。但是据民国《吉安县志》卷6《祀事志》记载，该判决书还有一句关键的话：“执行方法以关帝庙基地于西商未领回建筑以前，由县署暂与保管。”这就使粤商要获取关帝庙地基产权及拓展码头的计划再次落空。

晋商在庐陵的关帝庙建立以后，一直租给吉安府抽厘税局使用。但从咸丰六年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后，可能一直搁置，任其荒芜。直到光绪八年南昌晋商票号总部才正式决定出售。然而就在晋商打出出售招牌时，吉安府抽厘税局税书萧国珍等却说关帝庙旧址为吉安府所有，并以志书为证，试图阻挠晋商出售。那么，萧国珍所说的“志书”有无关帝庙的权属明确记载？萧国珍所执方志可能是光绪元年所修的《吉安府志》。该志记载：

“关帝庙在府治南五里站前，负市面江，初名汉寿亭侯庙，明万历间知府余之桢建。国朝康熙初年，知府郭景昌修庙门，易今额。三十二年，知府罗京拓庙右基地，后改祀于南门庙中。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知府卢崧重修。……卢志按云：通志载府城关帝庙有二，一滨江，一在南门外，旧府志皆失载。今考滨江关帝庙建自前明，修于国初。南门外关庙商民公建，以滨江之庙稍远，多就近行礼。”① 光绪《吉安府志》卷8《建置志》。

府志记述了府治南站前码头的关帝庙修建过程。该庙原名汉寿亭侯祠，为明万历年间知府余之桢建。清康熙初年知府重修庙门，改名关帝庙，后不断有知府进行重修。所谓的卢志，应为乾隆年间卢崧所修《吉安府志》。而卢志所抄录的《江西通志》应是康熙、雍正年间所纂，前者称“汉寿亭侯庙在府城南江滨”，② 康熙《江西通志》卷24《祠祀》。后者则说：“庐陵（关帝庙）在南门外。”③ 雍正《江西通志》卷108《祠庙》。

倡首：杨树堤。

“吉郡城南站前关圣大帝庙，背市临江，为远近士民商贾拜谒祈祷之所集，由来旧矣。自康熙乙亥（三十四年）重建，迄今七十余年，栋宇垣墙，颓剥支拄，无以妥神明而将拜享。于是士商会诹醵金乐助，厘清基址，鸠工庀材重筑，更作前殿后阁，门垣回廊，靡不饬新，增造歌台，以便报赛。起工丙戌（三十一年）冬月，凡四阅月而竣。……庙既落成，又以所捐余赀置田七亩四分，即付住持僧管业收租为永奉香火之资，首事等合词恳请碑以垂后，因为书以勒之。”⑤ 民国《吉安县志》卷6《祀事志》。

这里再次强调的是城南站前（码头）关帝庙“背市临江”，重建于康熙三十四年，到乾隆三十一年又重修，从“厘清基址”看，似乎已经相当破败。无论是府志还是碑文，都无法证明关帝庙是吉安人的产业。由此可以判定，萧国珍利用志书记载两个关帝庙的混乱，又加上咸丰年间关帝庙遭兵火之灾，故意试图混淆两者关系，以夺得荒芜的关帝庙产权。

晋商之关帝庙到咸丰六年都是租给吉安府厘税局办公之用。厘税局又叫厘金局，是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筹措军费而设置的税务机构。⑥ 戴一峰：《论晚清的子口税与厘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据资料记载，光绪年间发生的关帝庙产权之争，这个关帝庙是“与广东、山西两省会馆左右毗连”。⑦ 李士梅：《吉安县纪事》，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12页。查看光绪《吉安府志》府城图，站前大码头还建有万寿宫、天后宫等。该码头帆船云集，各商帮纷纷在此修建会馆，说明站前码头是庐陵重要的客商活动聚集地。⑧ 吉安境内尚有中山码头、盐码头、柴码头、米行码头、大码头、小码头、尿码头、萧家码头、李家码头、福建码头、广东码头、洪都码头等21座。劳格文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21册《吉安市的宗族、经济与文化上》，第48页。此外，吉安府还专门在此处设立了营兵——站前汛，既有防汛作用，又可加强管理。清末以来，直通站前码头的街巷——站前巷，商铺林立。① 肖德庆编：《江西省吉安市地名志》，吉安：吉安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第35-36页。以发展的眼光看，站前码头的晋商关帝庙更具升值的巨大潜力。显然，吉安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指鹿为马，由此引发长时间的地产纠纷。

就在晋商与庐陵士绅就关帝庙地基所有权产生纠纷之际，光绪十一年，晋商将手中的山西会馆及其周边所有产业，包括关帝庙地基，一并出售给了粤商。史料记载：

赐进士出身会昌县知县龙泉捐题花边三拾圆正；记名提督统带江军前营蔡康业捐题花边二十圆正；赏带花翎留江即补副将刘怡卿捐题花边五大圆正；总镇街龙泉营都司黄名扬捐题花遗二十圆正；抚标左营即补副将邹达捐题花边一十圆正；抚标右营即补参将梁弼矩捐题花边银三两正；抚标左营即补游击胡月明捐题花边银三两正；即补参将吴江捐题花边五大圆正；即补游击陈镳捐题花边六大圆正；即补游击蔡有捐题花边六大圆正；即补游击李锦捐题花边六大圆正；即补游击陈志烈捐题花边六大圆正；即补游击李广民捐题花边六大圆正；即补游击张观保捐题花边六大圆正。

“案尚未结，西商蔚长厚等于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即将该会馆地基开明丈尺，并旁有店屋七间，一并立契出卖与吉安广东会馆。由该会馆内广善堂、锡福堂合买，承受管业。除将粘尾正契投税，亦盖有前清庐陵县印信，唯无契尾。粤商与西商虽已成立买卖，而西商与府书涉讼仍未了结。”② 民国《吉安县志》卷6《祀事志》。

这说明粤商和晋商之间的买卖，完全属于自愿行为，而且也得到了庐陵县官府的同意，盖有县衙的大印。但这份契约又存在有明显的瑕疵，即“无契尾。”据学者研究，契尾是粘连于田地房屋买卖契约即正契之侧，由官府征收契税后发给业户的收据凭证，其作用是避免业户逃税和官府舞弊。契尾分为前后两半幅，前半幅写明业户姓名，买卖田房数目、价银、税银，后半幅于空白处预钤司印，以备投税时照契价税银数目大字填写。前幅给业户收执，后幅送布政司查核。③ 卞利：《清代江西的契尾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现契尾缺失，严格来说，这份契约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由于盖有官府印信，这就使情况变得非常复杂，以致于为民国时粤商讨要关帝庙地基埋下了伏笔。

在企业采取建设中，缺乏对环境的重视，缺乏内部控制的整体合力，十分容易产生财务风险。还有很多企业，缺乏对财务管理工作者的教育，并且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缺乏完善的财务风险管理系统，使得财务风险控制比较低效。尤其是在当前，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财务风险更加呈现出系统性的特点，更加开放，但是在多数企业中，财务风险防范措施并没有与时俱进，并且各方面的建设都十分薄弱，无法适应当前的电子商务发展和网络经济发展。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晋商和庐陵人关于关帝庙的诉讼案件官司打到了江西布政使处，布政使要求有关官员会同庐陵县重新审理此案，经过再次开庭审讯，并结合各种证据，得出关帝庙属于山西会馆的产业，但要求晋商向粤商赎回，仍用于修建关帝庙，史载如下：

同合号、广隆号、广应兴、赖日隆、福祥号、张云昌、仁兴号、华兴号、粤隆号、永聚号、广华号，本街徐普孚、杨聚益、朱安昌，同兴号、客帮永裕号、祥和号、全和号、桢记号、公长号、春生号、祥南号、盛记号、源隆号、德隆号、德诚号、怡泰祥、泰合号、裕合号、润合号、展泰号、吉昌号，王同丰、徐同孚，裕兴号、锦成号、同裕号、李隆兴、曾广兴、聚隆号、祥隆号、同盛号、德兴隆、广隆成、赖吉兴、朱万盛、朱联昌、朱联成，荣合号、张裕成、张裕兴、王恒升、王协益、朱联聚、曾大有、蔡锦隆、曾悦来，李谷记、王景记、魏譲记、曾六记、林伦记、张炳记、黄锦记、邹壬记、钟连记、李隆殖、协泰号、同升号、王億益、王同益、王捷昌、客邦福临堂、李元记、曾满记、广和泰、广昌隆、邓宝隆、和兴隆、黄全兴、祥兴隆、安昌和、福兴安、李英记、韩龙盛、永兴隆、合盛号，钟应昌、叶泰昌、邱聚发，振昌和、客邦陈东记、福应隆、钟贵记、松茂当、林凤昌、潘泰隆、隆兴贵、朱馨记、胜昌兴、凌日利、广照记、安和长、世和安、骏茂当、协和号、聚盛号、徐益昌、安昌号、王启贤、客邦李耀记、天成和、永奕昌、隆合兴、广福隆、罗华记、罗同裕、贵兴隆、陈珠记、罗水记、吉合昌、赖兴记、公昌兴、福泰记、盛隆号、安隆号、同福仓、邱洪聚、协和号、客邦金兴隆、钟广昌、钟恒隆、裕隆安、永吉祥、义园中、益和成、叶兴记、杨胜记、叶锦记、朱协隆、广运成、黄李茂、叶吉记、义祥号、王义丰、王协隆、王信益、广福安、香园记、魏定记、叶裕合、广嘉兴、李光记、黄怡顺、陈嘉兴、朱子超、钟东长、钟日长、朱浚灏、朱芹芳、钟壬旭、刘贵兴、同顺号、益昌号、允升号、万合号、钟荣发、客邦钟水长、李国宾、朱子良、朱映云、李钦兰、钟步銮、罗惟中、朱恒泰、朱浚渊、朱耿光、朱浚淇、李贵龙、陈日魁、袁辉恒、义合号、杨益泰、邱恒丰、韩联昌、肖元利、客帮陈培清、朱应光、李长秀、朱浚渶、朱子谟、朱浚瀛、朱浚澜、游南秀、钟连科、肖晋筹、温广利、卢荣贵、李凤梧、罗新娣、安隆号、刘金昌、荣昌号、张聚顺、游顺兴，客邦刘壬生、郭雨椒、韩井秀、曾耿光、罗西斗、袁腾汉、黄南祥、郭官生、李庚魁、罗宏勋、朱福生、朱浚濂、朱子翔、曾凤鸣，安盛号、广福昌、刘尚岐、钟聚和、和兴合、钟锡斌、颜炳章、钟水秀、颜秉钧、罗智华、钟南秀、罗有文、罗镜人、罗信浩、罗礼浩、邱子成、钟廷谦、梁献彰、罗衡浩，进合号、和昌号、王谦益、悦盛号，廖福元、凌文□、钟火生、张金凤、潘肇階、刘奕祥、廖龙贵、张火姐、钟日科、陈木秀、何杨庆、卢俊源、郭志端、陈联清、黄干初，晋（缙）丰号、卢济昌、鼎升号、华昌号、永益号，客邦王琼章、王会滨、李钦莲、王观炽、王源澜、张树堂、罗戊华、叶文澜、陈渊、徐锡蕃、陈培基、王□宝、谢南□、□银龙、协隆、广兴、公昌、开兴、永吉、美昌、长发、兴发、廷合、富昌、合兴、立成、昌盛、泰丰、协盛、祥发、大源、同兴、永兴、信孚、利合、同德、合和、三才、年昌、俊源、兴昌、华协、同昌、同义、合顺、富合、广兴、湘源、齐安、五合、运兴、寿昌、麟昌、宏泰、连盛、万裕、松兴、云腾、同华、祥兴、天益、杏源、乾昌、铭昌、华隆、怡兴、洪昌、美成、美合、铭兴、俊益、隆兴、三盛、同丰、悦泰、福泰、洪泰、永全、长兴、益隆、和发、永兴、天长、德昌、康合、长兴、永昌、兴祥、均昌、广茂、裕源、盛利、晋隆、聚兴、万利、宏利、文盛、福和、东成、广丰、兴隆、裕盛、庆生、香利、宏源、龙兴、泗利、日利、茂盛、永盛、同发、吉利、福丰、荣发、安和、正丰、源孚、锦和、恒裕、兴利、源盛、顺昌、和兴、同安、泰利、南和、美利、芳兴、吉合、广昌、元添、凤合、永兴、仪臣、三利、泰和、秀利、壬兴、成和、宝和、六合、镜堂、兴和、建隆、福兴、源昌、同成、泰璋、重光、齐美、双桂、继生、祥华、怡隆、同益、均利、和盛、吉和、奕昌、松兴、怡盛、福信、顺和、安祥、益泉、麓源、永全、连昌、谦益、信合、裕祥、泰利、水麟、麦奋、尹松、董福、董兴、陈义、源兴、合利、福茂、正隆、季茂、亮合、熙记、华记、乾和、恒和、同协、元隆、运成、益美、美合、吉兴、顺兴、宏源、东美、锦顺、永合、锦聚、发记、美记、茂记、泰记、寿记、邓记、同记、昌记、丁记、中记、卢记、德记、吉记、广记、祥记、霖记、仁记、康记、荣记、建记、龙记、汇记、兴记、源记、亮记、信记、谦记、伯记、协记、瑞记、金记、全记、辅记、成记、良记、鉴记、永记、禧记、水记、兆记、濑记、杏记、章记、琅记、开记、轩记、松记、蕴记、聪记、江记、禄记、联记、星记、岐记、诚记、宁记、福记、云记、芳记、锦记、庆记、祝记、裕记、朗记、凤记、允记、义记、缵记、慎记、生记、洪记、英记、恩记、利记、隆记、路记、益记、仕记、捷记、达记、安记、静记、香记、万记、晋记、田记、贵记、珍记、顺记、丰记、□记、西记、南记、奕记、衡记、宏记、明记、双记、照记、绍记、□记、林记、长记、梅记、贵记、焕记、□记、火记、树记、嵩记、科记、壬记、六记、萃记、龟记、谨记、□记、□记、□记、炳记、炽记、和记、□记、□记、乾记、合记、增记、戊记、赵记、进记、齐兴、和利。

江西布政使的判决很有意思，既然断定产业系晋商所有，但是又不允许晋商出售给粤商，也就是说晋商拥有限制性的产权。从光绪八年萧国珍出头阻止晋商售卖，双方经历了从府县到省里的多次诉讼，“西商蔚长厚等与府书萧国珍等互诉于府县及布政便司各署”，至光绪十一年十二月，最终断定关帝庙是晋商产业。虽然江西省布政司将关帝庙产业判给了晋商，但晋商因与粤商属于自由买卖，因而在晋商向粤商赎回的过程中，手续相当麻烦，直接牵涉到晋商和粤商重新签订合同的问题，因而实际操作起来很慢：

“据（晋商）阎炳杰供，愿向粤商赎回，世守其业，仍建关庙，供奉香火，具结在案。其右首毗连之山陕会馆地基，造建铺房业经出卖广东会馆，价交契立，应由粤商划界管业，本应另立新契，因据粤商、西商同称，新契须寄省城公同书立，原卷及原契内书字作划字，辗转需时，姑准先于旧契纸内批明着速另立新契，呈税缴换，毋得违延，此批云云。列摺录报。”⑤ 民国《吉安县志》卷6《祀事志》。

阎炳杰强调晋商因与粤商对关帝庙的买卖，已经是“价交契立”，即已经完成了交割手续。估计双方经过协商，也同意撤销买卖合约。但吉安府的晋商属于南昌总部管辖，故必须向南昌总部申请后，才能修改原先契约。粤商也表示理解支持，因而“原卷及原契内书字作划字，辗转需时”，所以“另立新契”也就只能等待时日。也就是说，晋商和粤商并未对官府的判决予以积极的执行，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理睬，而是以原来的交易为准。这就为日后关帝庙地产纠纷留下隐患。

江西布政使的判决下达后，意味着关帝庙地产纠纷暂时告一段落。庐陵县令金时宣“遵饬查丈，以该基负市面江，左至广东会馆右巷墙根为界，右至广东新造店房左墙为界，后至盐栈后墙为界，前至河滣为界。直长二十四弓，前面横宽八弓，后面横宽六弓半，四至弓尺相符。当即钉立界石，并于前面起筑围墙，嵌立庙额，系关帝庙三字。”又在两旁刻写“光绪丙戌仲夏谷旦署庐陵县知县金时宣敬立”。① 民国《吉安县志》卷6《祀事志》。

然而，一年后的光绪十三年，关帝庙地基问题又生波澜。因晋商收回关帝庙地基后，一直未能按要求重建关帝庙，原来的荒芜土地被人盖了草房，“十三年间，经吉安府许，因武生徐鹏飞等以关庙地基被人建有草房具控一案，札县查复案内，查得山陕商人卖与广东会馆之馆基产业原立契据。”这样，前案再次被翻了出来，“前据藩委朱宝常、县令金时宣禀复案内，另禀曾称应候粤商换契缴销，须由省城各号公同书立，尚须时日，先将旧契批明俟换到新契，再将旧契缴销，等情在案。”吉安府遂派人到庐陵县查明关帝庙地基纠纷缘由：

“饬县查明此项旧契曾否已据呈缴，迅将旧契调销具复。当由庐陵县令李曾珂查据广东会馆首士王际宾、罗献琛等在庐陵县禀称，原立旧契已经西商携去② 原文内有括号注云：“现在该纸原立旧契，现由从参加人呈验，足见旧案事实丝毫无误。”，无从呈缴等语，并叙及关庙地基丈尺据情禀复，旋奉府批以关庙地基丈尺，核与前金时宣原勘不符，饬县查复。复经李令查明，前任丈量时系由后墙量至前面河岸为止，直长二十九弓，后次量丈系由上至下墙角为止，计直二十四弓欠五寸，墙角以外并未量在其内等情，禀复完案。”③ 民国《吉安县志》卷6《祀事志》。

这一次的纠纷主角变成了庐陵人与粤商之间。吉安知府许道培饬令庐陵县令重新查阅晋商与吉安人纠纷的卷宗，发现江西布政使当年的判决并没有得到执行。庐陵县令李曾珂“查明此项旧契曾否已据呈缴”。但广东会馆首士王际宾、罗献琛的禀报，却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原立旧契已经西商携去，无从呈缴”。也就是说，粤商已经将原来和晋商的契约交给了晋商，大约是因为晋商要到南昌请示总号的缘故，所以粤商手上没有了旧契。李曾珂在复查丈量地基时有发现粤商供述的尺寸与金时宣丈量不一样，再次丈量后发现原来两次结果不同是因第一次“墙角以外并未量在其内”，所以广东人描述的尺寸和金时宣丈量一致。至此，关帝庙地产的纠纷看似结束了，但实际上契约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三、民国时期关帝庙地基纠纷再起

从光绪十三年之后直到进入民国的20余年间，关帝庙所在的地块产权，似乎处于沉寂状态，文献对此没有任何记载。清末关帝庙地基纠纷结束后，庙宇一直没有重建起来，只有上述所云庐陵县金知县“当即钉立界石，并于前面起筑围墙，嵌立庙额，系关帝庙三字”而已。民国初年，粤商开始对位于站前码头的关帝庙地基进行谋划。因当时晋、粤两商以需要到南昌换契后再签立新契为借口搪塞官府，以至于到了民国时期，粤商手中存留的旧契便成了纠纷再起的关键。粤商的举动，再次引起吉安方面的不满，纠纷再起。民国时期，粤商手中仍存留有盖有庐陵县大印的旧契，说明光绪十三年广东会馆首士王际宾、罗献琛禀称旧契已被西商携去是假话。此时粤商仍以旧契为据，追讨关帝庙地基。

“至民国元年二月间，适赣省袁、临、吉、南、赣□宣抚使江宝麟在吉安时，该广东商人范荣高等即以业凭契管，待赎无期，拟于该地建筑通商码头等情禀，由宣抚使行知前庐陵县朱知事核办。迨朱知事去任后，范荣高等又在前代理庐陵鲁知事任内，禀以倡建小学校舍为词，迭次具诉。而庐陵县议事会、参事会、教育分会、城区自治会、商务分会、各公团代表谢宗良等，不知取得该庙基由来，只知该庙基为庐陵公产，具禀力争。旋因法厅成立，此案即由前庐陵初级审判厅受理。”④ 民国《吉安县志》卷6《祀事志》。

民国元年，粤商范荣高以关帝庙地基“业凭契管，待赎无期”为由，向江宝麟申请建立通商码头。江宝麟将此事交由时任庐陵县知事朱念祖核办。但不久朱念祖卸任，此事又被搁置。随后，范荣高又向新任知事鲁应揆申请建小学校舍，欲通过转换方式获得关帝庙的地基权。时庐陵县士绅谢宗良等根据世传该庙基为庐陵公产，认为粤商无权占有。于是双方互诉到刚成立的审判厅。

这次纠纷首先在庐陵初级审判厅进行裁决，“经前庐陵初级审判厅于民国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判决系争关帝庙，为庐陵阖邑公产。”① 民国《吉安县志》卷6《祀事志》。初级审判厅设立于民国二年，“未几裁撤，仍由县知事兼理司法。”② 民国《吉安县志》卷17《司法志》。显然，这时的初级审判厅是一种过渡性的机构。从其对案件的审判结果也能看出，其本身并不是一个健全的法律机构。同时，因为从清朝进入民国，政权的转换，也使得许多案件卷宗散失，“前清府署各案卷宗散失甚多，无从查考。此案旧卷即粤商与庐陵地方各呼公团均不知其旧案最后结果。”粤商抓住了政权交替之际案卷散失的背景，而官府和民间团体在经历了20余年之后，对案件也不甚了解。按理说，粤商手中有契约，对获取关帝庙地基的产权很有把握。但结果却出乎粤商的意料，庐陵初级审判厅无视粤商持有契据，把地基判给了吉安人。

上述记载显示，晋商在江西省会南昌设有总号，因吉安遭受兵燹，晋商开始从吉安撤离，于是由南昌的晋商蔚长厚作出决定，将庐陵的晋商产业全盘出售。这说明庐陵的晋商受南昌晋商控制。也就是说，晋商在南昌设立了总部，吉安只是总部下的分部或商业分号。蔚长厚原先从事布庄，同治三年改为票号，④ 黄鉴晖编：《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8-20页。以平遥为总庄，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⑤ 张桂萍：《山西票号经营管理体制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24页。以此推测，晋商在吉安也以经营票庄为业。清末甚至有“吉安钱业雄厚，出货亦盛于他府”⑥ （清）傅春官：《江西商务情形》，《商务官报》1907年第1期。之说。

然而，到了民国五年，案情似乎出现了新的转机。之前散逸的卷宗档案等被重新发现，这段从清末就开始至民国仍在诉讼的案件很有可能水落石出：

“民国五年十一月七日，因庐陵道尹移驻吉安指定旧府署为道署，县知事检齐新旧案卷搬让出署，发现前清吉安府署讼争关帝庙地基全案卷宗，由吉安教育会请求抄出：光绪十二年署江西布政使司长据山西客商蔚长厚等禀称，商等既遵县断，当即向粤商赎回，愿将此庙基全行捐助庐陵县复建关帝庙宇等情，札府饬县查明办理原文一件，并庐陵县金时宣遵饬勘丈，详府立案原文一件。乃知该庙基早经西商赎回，粤商不得借口再行争执。抄呈原文两件向本厅声请再审，请求废弃确定判决，判令该庙基仍归吉安县修复关庙，以符旧案。旋据在省西商长裕川、合兴成各号经理人李其相、赵□臣亦行抄录，司札县详具状参加，当经本厅函县调取前清府署旧卷，并传各造到庭集□，訉悉本案事实与前无异，应认其声请再审，有理由更为原案之审判。中华民国六年二月二十八日。”④ 民国《吉安县志》卷6《祀事志》。

民国五年对关帝庙诉讼案卷的新发现，从中可知，光绪十一年的判决已经生效，即“光绪十二年署江西布政使司长据山西客商蔚长厚等禀称，商等既遵县断，当即向粤商赎回，愿将此庙基全行捐助庐陵县复建关帝庙宇等情”。从中还可以知道，晋商在南昌仍有长裕川、合兴成各号。吉安教育会将卷宗抄出后，向高等审判厅申请再审，请求废弃之前的判决，经高等审判厅传晋商代表和涉案各方代表到庭，给出的判决是：“粤商不得借口再行争执”，“该庙基仍归吉安县修复关庙”。

事实上，江西高等审判厅对粤商所持有的契约也产生了怀疑，在驳回粤商范荣高的上诉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民国《吉安县志》卷6《祀事志》记载如下：

首先，每篇开场白第一段中的话题都跟本场辩论拟解决的问题相关。Yoni Cohen-Idov用五句话(五个话题和一个从属话题)阐述了本场辩论的总话题(禁止录像监控)拟解决的问题，即北京及其它城市都面临着扩大录像监控范围和规模的问题。

“前清旧卷：光绪十二年西商蔚长厚等以情愿将赎回基地全行捐作建复关庙地址等情禀。经藩司批准行府，饬据庐陵县勘丈钉界，并于前面起筑围墙，嵌立庙额，启门封扃，详报立案。光绪十三年广东会馆首士王际宾、罗献琛等在庐陵县禀称，一面即向西商换立新契，其原立旧契已经西商携去等语。又据西商李其相等在原藩呈有原立旧契一纸，是系争关庙基地，早经西商向粤商换立新契，因原契尚有别业，备价赎回捐作吉安建复关庙地址。兹上告人虽以执有副契，主张西商未经赎回，并以西商具有世守不卖切结，主张西商不能捐助。然上告人所呈副契之花押笔迹，核与西商所呈原契显然不符，且该契载有广善堂、锡福堂共买店房地基合同字样，所批各款均系该会馆广善堂与锡福堂之内部关系，其非西商所立之契尤无疑义。”

江西高等审判厅对粤商和晋商各自提供的契约进行比照后，认为粤商的契约显然与晋商的原契不符，指出粤商的契约还有其他不应该出现的内容，明显属于广东会馆内部的交易。此外，高等审判厅还对粤商辩称手中契约属于晋商杨德全亲笔所签字，给予了反驳：

“上告人称，西商杨德全曾向原审当庭承认该契是西商亲笔书立等语。检阅诉讼记录，杨德全并无此项承认。何得更以该契为未经赎回之证凭。又西商于藩委会县断结时，所具世守不卖切结，只于诉讼当事人间有其效力，决非立于第三人地位之上。告人所得主张且即如上告人所主张而论，西商之捐助既经藩司批准，所有前项切结当然失其效力，何得更以该结为不能捐助之理由。至此外上告论旨或谓赠与，须用书据；或谓赠与，由于受赠人表示允受之意思而生效力，吉安并未表示允受之意思，或谓迄今三十余年，吉安并未创建关庙，即成为解约之原因。按系争基地既经西商赎回，上告人即已立于毫无关系之地位，此项论旨自属不成理由。”① 民国《吉安县志》卷6《祀事志》。

粤商范荣高称晋商杨德全曾承认契约是其亲笔书写，但高等审判厅检阅诉讼记录，并未发现这一内容。范荣高又辩称晋商把地基捐给吉安人复建帝庙，但三十余年也没有建好，因此，捐赠行为应该解除。但高等审判厅指出该地产只是晋商和吉安有关，与粤商“毫无关系”。关帝庙地基属晋商产业已是不争事实。高等审判厅的最终裁决为：

“据上论结，应将上告驳回并令其负担上告审讼费。又本案上告系空言攻击，原判不当，终应驳回之件，故依现行事例书面审理。特为判决。如右本案在本厅为终审，经本厅宣告判决即行确定，再不得声明上诉。并记：中华民国六年五月八日。”② 民国《吉安县志》卷6《祀事志》。

以LSTM为模型,通过模型网络层数和参数选择的方法,以农科院温室大棚的西红柿数据为样本得到训练模型,该模型具有较强的预测和泛化能力,在实际应用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实现大棚的智能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基于目前的工作,后续可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将LSTM温室大棚的环境变量预测模型与温室大棚控制系统相结合,实现大棚的整体智能控制。

也就是说，江西高等审判厅是终审，自此以后，粤商不得在申诉。至此，从民国初年开始，持续六年的关帝庙地产纠纷，以粤商败诉而落下帷幕。范荣高经过屡次上告不仅没有得到关帝庙地基，反而落得一个“空言攻击”的名声，同时还要负担所有的上告审讼费。

1.2 仪器和试剂 迈瑞Mindray公司的五分类细胞分析仪；Dympus BX50型显微镜；广州万孚公司的恶性疟原虫抗原检测试剂；染色液为RR8姬姆萨染液。

四、结 语

庐陵位于赣江中部，是南北商旅从事贸易的重要中转站。粤商借此进入庐陵后商业日渐兴盛，咸同时期是粤商在庐陵经营的鼎盛期，随着广东人在吉安府担任官职，出于乡情之谊，粤籍官商联合在庐陵建立了南华宫，也使粤商的活动由分散走向了联合。光绪至民国初，粤商与庐陵官绅就站前码头原晋商关帝庙地基进行了长期诉讼。虽然在清季官府就已经裁决将该地产权判给了晋商，晋商又将地产捐赠给庐陵人重建关帝庙，粤商不甘心败诉，不断上诉，但情况并未向粤商有利的方向发展。随着清朝与民国政权交替的完成，粤商又开始向新政权上诉，但最终随着清季案卷的发现，粤商的计划再次落空。从粤商自晚清以来在庐陵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传统社会商人的发展除了需要抱团之外，还需要有官方的支持作为后盾，咸丰、同治年间粤商之所以能在庐陵南门站前码头兴建会馆，就是得到了众多官员的支持。清末至民初，粤商在庐陵的发展尽管仍有一定的势力，但从诉讼案件来看，几乎没有任何粤籍官员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粤商在诉讼中的应对。而粤商作为客商，在江西本土各级官府和庐陵士绅进行诉讼，可能也是其败诉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