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60年代，冯友兰先生认为，朱熹的功夫论（修养论）是以“格物致知”为特征的外向型工夫[1]（P788-791），这种外向型的工夫继而引来牟宗三先生的批判，认为这与孔孟以“逆觉体证”为特征的内省型工夫背道而驰，以“格物致知”向外求知的方式进行道德修养是“岐出”[2] （P42-45）。虽然二人对于中国哲学之研究所持的方法不同，但是对朱熹修养论的定性却殊途同归。此后，综观20世纪之前朱熹修养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多是在这一视角下展开的。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朱熹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开始重新反思这一视角，改变传统研究朱熹哲学只注重外向型的路径，认为朱熹走的是内外兼修、以外为主的路径。

实验试剂：氯化镁(分析纯，某标准科技有限公司)；无水氯化钙(分析纯，某化工工贸有限公司)；硅酸钠(分析纯，某化工工贸有限公司)；95%的乙醇(分析纯，某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正硅酸乙酯(化学纯，某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盐酸(分析纯，浓度范围为36%～38%，某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浓氨水(分析纯，某化工有限公司)；甲基橙(分析纯，某精细化工研究所)；甲基蓝(分析纯，某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实验用水为去离子水。

当前的市场经济在给人们带来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使人们的理想和信念受到严峻的挑战，个人主义、利己主义、道德滑坡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严重阻碍，物质上富裕的人们，精神上却越来越贫穷。个体主体日益感受到肉体生命与道德精神之间的尖锐矛盾，见老不扶、舍人不救、占座不让、排队抢序、人伦错位等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人们对寻求价值支撑和生命境界有着内在的渴求，这就形成了道德修养的现实基础。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曲阜时从道德与国家存亡的高度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严肃而认真地思考：如何激发人心潜在的善性，培育良好的道德情感，提高人们的道德认知，增强人们的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美好道德的生活，形成向善的力量，需要我们深入发掘中华传统优秀的道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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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朝下躺在花坛里，清晨湿润的泥土弄的我有些难受。我不会流血，所以那些冲我喊“凶手！凶手！”的人，看见我这个样子，没准以为我在装死或是进行什么神经病的举动。以昨晚我做的事为界，在这些正常人的眼中，这之前我是他们的同类，这之后我就不是了。所以他们不会将眼前的场景联想到自杀或是以死自证清白之类的。想到这里，我有点难过。

一、朱熹道德修养论的理论构架

学界普遍用柏拉图式的共相论思想来诠释朱熹的道德修养功夫，认为朱熹走的是一种外向形的进路，通过对朱熹文献的认真梳理与阐释，此种定位并不太符合真实的朱熹的思想世界，是对朱熹思想的一种扭曲。[7]这与长期以来所坚持认为的朱熹思想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定位相关，我们要结合朱熹的相关文献作进一步的符合历史实际的文本诠释，改变研究视角，突破学界的固有藩篱。通过对朱熹的道德修养论进行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与理解，批判性地分析其中的菁华与糟粕，可以使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绽放新的历史生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从朱熹所处的时代生活背景入手，在朱熹的道德生活情境中，按照一定的层次和逻辑，从理论基础、目标动力、基本原则、修养过程和实践方法五个方面搭建朱熹道德修养论的体系结构，在此基础上，概括总结朱熹道德修养论的思想特色，最后针对目前我国公民的道德生活状况，从批判继承的角度，探讨朱熹道德修养论的现实意义，以期为我国公民的道德修养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朱熹道德修养论的理论基础。儒学道德修养的终极目标是成圣贤，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儒学各个不同派系形成各自不同的修养方法，有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如心学一系的陆象山以“心即理”为基本出发点，“有是心则必有是理”，认为道德修养只须要发明本心，收拾精神，自能与天地合德而应万物无穷。而对朱熹则不然，以“性即理”为学问根本，理散在万事万物，需以格物穷理的途径，方能致尽心知性之功，进入圣贤之域。其理论基础包括理气论、心性论和格致论三个方面。

(1)利用定义3确定各决策成员{e1,e2,e3,e4}所给决策信息的冲突水平依次为0.083,0.167,0.083,0.056。其中，需对e2的冲突水平进行调整。令交互次数g=1，已知决策成员e2所给的各项决策信息中冲突水平最大的决策信息为“s4,1”，确定的冲突水平调整参考值则决策成员e2需提升的值，给出新的的值为“{s4,s5},(0.5,0.5)”。此时各决策成员的冲突水平依次为0.083、0.083、0.056，0.056，均具有合理的冲突水平。

2.朱熹道德修养论的动力机制。西方的苏格拉底曾提出“美德可教”的问题，他在同米诺的对话讨论中，最后得出“美德不可教”的结论。 [3] （P534 - 538）在中国，周廉溪曾在《通书》中提出“圣可学乎？”的类似问题，并明确回答“可”。 [4] （P115）圣是美德的代称，在中国人看来，美德虽不可教，但可学。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观念早在先秦就已成熟，因为人性本善的理念早就扎根于中国人的骨子里。朱熹承传了这一基本信念，并以“学”为重点进行了新的阐发。所以要“学”，因为在现实的生命世界里，本善的天命之性还受气质之性的遮蔽与阻隔，使天命之性不能完全彰显，但强调气质却是可变的。“圣可学”是道德修养的目标动力，人性本善是道德修养的内在动力，而气质可变是道德修养的外在动力，三者互为一体，共同作用。

该害虫属蛀干性害虫，幼虫于蛀道内蛀食危害，隐蔽性较强，防治困难，常规方法难于凑效。建议以清理受害枝梢的方法防控该害虫种群。

3.朱熹道德修养论的基本原则。朱熹虽有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之分，但并非主张人性有两种性，而是为了论证道德修养和变化气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在区分人心、道心和天理、人欲的基础上，确立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在处理人的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的关系时强调理欲相对、此消彼长、以理节欲；在处理道德和利益的关系时，强调分辨义利、重义轻利、以义制利；在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时，强调不公害仁、消除私心、树立公心；在处理道德知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时，强调知行相须、知先行后、知轻行重。这四个方面虽内容不同，但都彼此相互联系和渗透。

4.朱熹道德修养论的过程思想。道德修养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连续不断发展的过程，“究观圣门教学，循循有序，无有合下学先求顿悟之理。”[5]（P2478）这是朱熹在当时禅宗盛行的时代，针对儒家知识分子普遍相信道德修养“反身而诚，即可率道直行”的顿悟之法而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朱熹认为由于人天生具有的资质高低不同，对于资质低的人来说，直指本心的顿悟之法不可能，既使是“上智生知”的圣人孔子也是在历经“盈科而后进，成章而后达”的修养功夫后才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6]（P79）道德修养是由小学至大学、经事而穷理的循循有序的过程，是由知理、明理、循理、行理的层层渐进的过程。

5.朱熹道德修养论的实践方法。朱熹的道德修养功夫的目标是恢复本出自天命之性的圣人之心，达到明见天理，使天地位、万物育的圣人境界，为实现这一目标，朱熹讲究在立敬义和讲学明理的集义上用力，内外参和，总结了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第一，持敬涵养。强调在心体寂然无动的未发状态下，内心应保持谨畏、收敛，以及在接事应物的已发过程中，内心应警醒、肃正。第二，格致明理。指出格物不仅要致知，而且要知至，不仅要穷理，而且要明理。主要分为即物、穷理、类推、豁然贯通四个阶段。第三，读书穷理。此是针当时的儒生只注重心悟、束书不读的不良学风而提出的，强调读书对人做事明理都是十分重要的。第四，反躬践实。朱熹强调在知理的前提下，道德实践之关键在于踏踏实实地做，从动处下功夫，将长期积累的正确的经验和认识转化为道德观念和道德价值，形成自觉的道德意识，达到不思而中、不思而得的境界。

毫无疑问，维护宗教和谐，加强教牧人员法治、教务的学习、培训，以及实施严格有序的管理是重中之重。北辰教堂在过去的12年中和谐稳定的发展就足以说明这点。

6.朱熹道德修养论的思想特色。朱熹的道德修养论在传承孔孟思想的基础上，辟出了自己的理路，从而影响了中国学术思想长达数百年之久，其特色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内外结合、援智助德、积学渐进、重视教化、化道为德。

（见内容结构图）：

以上这些内容我们可以通过上图作以概括

内容结构图

二、研究进路的选择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4.

朱熹的道德修养论是在佛道发展的严峻挑战、复兴儒学的内在需要和治弊救世的现实需求三个方面综合作用下展开的，朱熹是中国理学道德修养学说的集大成者，从道德修养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动力机制、过程思想到实践方法，无不有精切之论，构成了圆融的道德修养的理论体系，其思想特色和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对朱熹道德修养论的研究可以依此逻辑展开。

关键英撰文指出，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范式中，有“三重三轻”，一是重宏大叙事，轻伦理生活。二是重道德应然，轻道德实然。三是重价值评价轻事实描述。[8]在抽掉了人的社会生活之后，人就变成了一个失去个性化的纯粹抽象物，伦理或道德失去了现实的载体，成了一种空洞、乏味无力的说教。应然的道德规范和现实的道德生活总是在相互作用的，而传统的伦理思想研究提炼和概括道德规范时往往忽略对社会伦理生活的把握。同时，在进行价值评价也往往脱离对道德现实的真实描述。因此，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研究需要一个研究范式的转换，要以“伦理就是生活”的视角展开。就朱熹的道德修养论研究来说，他关于道德修养的种种论述总是与他所处时代的伦理生活密切相关，道德修养就是道德生活。因此，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的基础上，运用道德生活史的研究方法，结合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将朱熹的道德修养放置在朱熹的日常伦理生活之中进行考察，从人们忽视的朱熹的婚丧嫁娶、饮食男女、日常交往、衣食住行、育养子女等生活史料中，描述朱熹的道德修养理论。在对朱熹道德修养理论进行提炼和概括的同时，注重对朱熹的伦理生活的把握；在进行价值评价时，注重对发生在朱熹伦理生活中的道德现象进行描述。

另外，朱熹的道德修养论与孟子、陆九渊、佛道的关系十分密切，将朱熹的道德修养思想与他们的思想作一些比较，一方面展示朱熹道德修养思想的继承性，同时也便于发现朱熹道德修养论的特征和创新性。

三、朱熹道德修养论研究的现实意义

3.对朱熹而言，无论是通过对佛教的批判来实现对道德价值神化的“去魅”，还是通过对物欲的批判来实现对道德价值物化的解蔽，其真实的意义都在于敞开人性中所本有的道德意蕴，终极目标都是实现人性的复归。朱熹认为，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价值世界并不是脱离现实生活世界而独立存在的彼岸世界，他将超验的道德价值还原为现实的道德生活，道德价值不再是通过外在于自身的神化的或物化的方式来实现，而是可以在现实的生活世界获得展现与超越，以人的现实存在来实现对道德价值的自我肯认与觉解。由此可以看出，朱熹的道德修养始终保持着有限与无限、现实与理想、个体与社会的必要张力，超越了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立，在成圣成贤的道德追求和凡夫俗子的世俗生活中寻求动态的平稳，使道德精神根植于、立足于现实世界并超越于现实世界，以实现自我生命的完满。

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在固定资产管理方面都存在理念与方法制度落后等等问题，对于信息化的适应与利用率并不高，这导致高校无论是宏观体制机制建设还是微观管理细节方面都略显步履维艰，针对固定资产的管理优化工作难以顺利展开。为了迎合当前时代发展，高校必须固定资产管理新模式，即要引进“互联网+”全新技术理念，结合当前高校固定资产管理现状实现科学化配置，以“互联网+”理念下的各种技术手段作为关键开展管理工作，解决传统中所存在的校内固定资产管理问题。

朱熹高扬道德理性的价值，突出儒家重德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培养和塑造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抵制信仰的真空。他主张发挥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有利于提升人格境界，重视道德修养的渐进功夫，有利于抵制邪教迷信。强调道德修养需要走出封闭的心性世界，将生命本有的善性融入到现实生活中，才会有真切的体会，这些思想在现阶段我国公民的道德建中，仍然折射着深刻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意义，有利于防止道德滑坡。

渠道策略：应结合产品设计，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开展多种营销。例如，应积极与大中型事业企业联系,鼓励企业组织员工到景区来进行郊游、户外拓展训练、徒步活动等,并给予折扣。

2.道德价值的物化处境及其批判。道德价值的物化是一种身心的异化，朱熹所生活的南宋时期，身心异化一方面表现为佛、道所建立的脱离现实生活的信仰世界而形成的宗教异化形态，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感觉欲望的现实生活世界所牵引而形成的工具异化形态。在朱熹的视野里，道德本性的彰显不仅要靠对信仰神化的“去魅”来实现，还需要通过对道德物化的解蔽来达到，这就是对物欲的批判。释、道以一种抽象化、外在化的方式来抵制人的欲望的膨胀，表达了人的超越性，最终使人的道德生活走向虚无主义。朱熹所生活的南宋时代，是一个物欲理性极度膨胀的时代，“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9]（P1950），逐渐用形形色色的有限之物作为价值的寄托，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和享受成为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标志，形成了身心的异化，儒学所坚守的道德价值逐渐失去了其神圣性的光辉和激动人心的力量。对物的依赖本是人之存在的必要条件，但真正的吊诡却在于，人欲的彰显往往使天理失去存在空间，正如王艳华、庞立生所指出的那样，对物的依赖、占有和享受可使人们沉湎于物化状态而不能自拔。[10]而朱熹通过批判和消解导致人的存在整体性地陷入异化状况的根源，一方面分析气质之性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但不忽略气质之中杂有的天理，为气质之性的变化提供形上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分析了世风、学风、政风、家风等社会因素对人性的种种遮蔽，力图通过道德修养的种种手段，内外兼修、标本兼治，揭开人性的层层面纱，以恢复人皆本有的善性。在朱熹看来，道德修养不仅仅只是一种精神修养，更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在我们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存在着严重的知行脱节现象，即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相互脱节，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知而不行，就像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中的小品《我忍不了》所表现的那样，对于不文明的行为有明显的道德认知，但落实到自己的道德实践中却出现严重脱节。怎样将道德认知转换为有效的道德实践，朱熹的道德修养论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将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启示，有助于提高道德实践的实际效果。在这方面，作为传统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所展现的道德修养理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意义和可操作性的现实意义。

1.道德修养是对个体有限生命的无限提升。人，首先是一个有限的气化生命，然而在这种有限的气化生命之中，却又蕴含着无限的价值之理，它标示着人的存在意义。它来自于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觉解。道德修养就其根源上来讲，所指向的正是这种意义世界。道德修养可以唤起气化生命中的道德良知，突破现实生命的种种阻隔，由有限通向无限，不断提升生命的层次。在朱熹而言，天理、天道作为一种终极的道德价值目标，并不是在脱离现实世界的彼岸世界中存在，而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它可在人们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确证与觉解，人们可以在生活世界的内在超越中实现自我精神生命的提升。需要指出的是，就个体的生命来讲，道德价值虽然内在于人的认知活动之中，不能脱离人的认知活动而存在，但它又外在地形式化为道德规范，人们可以通过外在的道德规范的不断学习，从而内化为自我的道德意识。因此，道德修养不只是建立在道德自觉、自律的基础上，不只是内在本有之理性的当下呈现，而且还需要道德认知的启发与点触，才能使心之活动有如理的呈现。

总之，我们要通过对朱熹的道德修养论进行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与理解，总结其理论特色，批判性地分析其中的菁华与糟粕，让它在新的时代绽放出新的生命力，为重塑人们的精神家园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朱熹是中国理学道德修养学说的集大成者，从道德修养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动力机制、过程思想到实践方法，无不有所论述，构成了完整的道德修养的理论体系，而当前我们对朱熹的道德修养理论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有所论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认真总结这一思想理论成果，对我们丰富我们对传统道德修养理论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际上，道德修养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处理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是贯穿于朱熹道德修养论研究始终的一个核心内容。在朱熹而言，一方面，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如何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获得充分的展现，另一方面，现实的生活世界的规范性如何内化为人的心性世界之中，并转化为有效的道德实践。

[2]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3] 王晓朝.柏拉图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第十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郭 敏 男，1992年生于浙江东阳，现为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包括可充电传感器网络、无线协助中继网络等.

[5]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第二十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8.

[7] 金春峰.对朱熹哲学思想的重新认识——兼评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扭曲[J].学术月刊,2011,（06）.

[8] 关键英.范式转换与道德生活史的研究[J].伦理学研究,2007,（1）.

[9]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0] 王艳华,庞立生.世俗的信仰何以可能[N].光明日报,2015-0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