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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淫》《七发》与王吉《谏昌邑王上书》关系初探

更新时间:2016-07-05

2009年,北京大学获赠一批从海外回归的西汉竹书,其中《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肆)》收有《反淫》一篇。经过整理,该篇为赋体文献,共有简59枚,主要内容为魄子患病,魂辅叙诸事启发魄子。诸事内容多达十三项,分别为听乐、逐射、校猎、饮食滋味、宴饮、登临、博戏、垂钓、弋射、修道、交游、要言妙道,最终以魂论述第十三事游仙,魄子病愈结束。在传世文献中,相传为西汉枚乘所作的《七发》与北大汉简《反淫》在结构与内容上最为接近。《七发》的主要内容则是以楚太子有病,吴客以七事起太子之病。不同的是,所叙七事仅有听乐、饮食滋味、逐射、登临、校猎、观涛和要言妙道。

研究者多将《反淫》《七发》进行对比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两篇赋作所蕴含的史料价值均有一定的缺陷。传世文献《七发》相传为西汉枚乘所作,但该赋已知最早的版本则出自南朝梁萧统所编《文选》。西汉至萧梁间隔六百余年,学者们对枚乘《七发》一文撰写的时间和动机,长期聚讼不断。而出土文献《反淫》并非出自考古科学发掘,丧失了大量珍贵的时代信息,整理者只能大体推断此批竹书为西汉中期文物。《反淫》与《七发》的材料信息较为模糊,对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相关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反淫》与《七发》虽然文本内容相似,却是两篇独立的文学作品。《反淫》的发现对于解释以往围绕《七发》的种种疑惑,如赋作的创作时间和思想主旨,难以提供坚实明晰的历史线索。

宫腔镜联合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对患者血清炎性因子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陆海英,等(12):1457

另外,研究者对于《反淫》《七发》的考察,往往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如将两篇赋作置于楚辞至汉赋的文学史脉络之中,将“七”体的形成演变作为讨论重点。西汉时枚乘对“七”体的开创意义固然深远。然而在枚乘死后两百年间,“七”体长期沉寂。直到东汉傅毅才有继踵之作《七激》,后经张衡、崔骃、曹植等人的效仿,渐成风尚。《反淫》与《七发》时代相近,整理者推断《反淫》“较《七发》产生的时间早。”[2](119)因此《反淫》无法为《七发》之后两百年间“七”体演进发展的历史空白提供更多的研究依据。

本文讨论的重点并非《反淫》与《七发》的分析比较,而是希望能够将两篇赋作的历史考察,置于西汉时期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竹书《反淫》的发现,正是此类赋作在西汉中期广泛传播的历史证据。两篇赋文节奏层层递进,又有着共同的讽谏意味,传播过程中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笔者在研究中引入《汉书·王吉传》中的《谏昌邑王上书》一文,将王吉针对昌邑王刘贺的奏疏与《反淫》《七发》进行统一分析,试图寻找不同文体作品中相通的文学表达,思想主旨及时代特征。

毛泽东的一大工作特点是,当着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刚刚提上日程的时候,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去解决它,别的事情(外事除外)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或者以较少的精力去顾及一下[4]1130。他对1961年全党调查研究就是如此。他把这次全党调查研究工作看作是解决当时严重困难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因而自始至终给予诸多指导。

一、王吉奏疏与《反淫》《七发》的异同比较

王吉《谏昌邑王上书》与《七发》《反淫》文体不同,但在语言风格,论述内容和思想主旨方面有着某种相通之处。《谏昌邑王上书》见于《汉书》卷七二《王吉传》,该传记述了西汉著名学者,琅琊王氏先祖王吉及其子孙的生平事迹。史书中录有王吉先后所作的三份奏疏,该篇奏疏的写作时间、地点和目的,史书中有着相对明确的记载。此文是王吉在担任昌邑王中尉时,面对昌邑王刘贺游猎无度的行为,作出的相应劝诫。史书所载“(昌邑)王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吉上疏谏。”[1](3058)根据《汉书·诸侯王表》记载,昌邑王刘贺为汉武帝之孙,于始元元年即昌邑王位,随后“立十三年,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徵王贺典丧。”[1](420)可知王吉这份奏疏的时间,应在刘贺昌邑王任内,即始元元年(前86)至元平元年(前73)的十三年间。

《谏昌邑王上书》内容如下: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反淫》《七发》和王吉奏疏中存在一种共同倾向,即对养生之学的关注。《反淫》《七发》赋文主线是以一方患病,另一方辅叙诸事以起其病。《反淫》虽然部分残缺,仍保留下“愿称王乔□□之道……”的重要内容。王乔是当时传说中无灾无病,长生不老的神仙人物。《七发》辅叙七事之前,详述楚太子发病的各种机理,傅刚指出《七发》重视养生的主旨明显受到了《吕氏春秋·本生》的影响。[1](3063-3064)

在相关系数方面,第一大题和第二大题、第三大题相关系数很低,而且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意义;第二大题和第三大题相关系数很大,而且是显著的.这说明,选择题因为有备选项可以校验和提示,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解题方法可以运用,其与填空题和解答题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填空题和解答题这类主观性试题对于考生的测量质性方面具有很多相同的特征.

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撙衔,驰骋不止,口倦乎叱吒,手苦于棰辔,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匽薄。数以耎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

夫广夏之下,细旃之上,明师居前,劝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诉诉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徒衔橛之间哉!休则俛仰诎信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于以养生,岂不长哉!大王诚留意如此,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美声广誉登而上闻,则福禄其轃而社稷安矣。

1)建立区域课程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5]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同,对领域专业人才的要求也不同。针对不同的经济体系,培养专业人才,有利于节省教育资源,提高教学效率。

皇帝仁圣,至今思慕未怠,于宫馆囿池弋猎之乐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圣意。诸侯骨肉,莫亲大王,大王于属则子也,于位则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责加焉,恩爱行义孅介有不具者,于以上闻,非飨国之福也。臣吉愚戆,愿大王察之。[1](3058-3061)

《谏昌邑王上书》作为一篇奏疏,与《反淫》《七发》一类的词赋作品在文体上存在本质区别。但如果仔细比对分析,不难发现王吉的这篇奏疏与《反淫》《七发》文本思想存在着一定的相通之处,尤其是与竹书《反淫》中部分内容相似。

将北大汉简《反淫》与《汉书》相关奏疏等同时代的材料纳入研究视野,有助于我们跳出前代注家学者的局限。王吉的奏疏是否为借鉴《反淫》《七发》在文本关系上尚缺乏明确的证据,但三篇作品时代相近,内容相通,思想相似,讽谏功能相一致,应得到足够的重视。汉赋的拟作现象非常普遍,以往研究多关注同一文体内部的影响,如《美人赋》模仿《登徒子好色赋》,“七”体内部的模仿以及大小言赋的关系。汉人作品的互相借鉴并不局限于同一文体内部。《反淫》《七发》文本并非单纯是“一种带娱乐游戏性质的文体,人们创作它阅读它主要是为了获得审美愉悦。”[4](101)在某种条件下,词赋的文学表达可以影响到奏疏等其他文体,词赋的思想主题同样可以介入现实政治,为臣下劝诫统治者种种不合礼法的行为创造条件。

《谏昌邑王上书》在《反淫》《七发》的不同选择之外,又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表述。在王吉的奏疏中,一方面将学习先王之道的重要性置于田猎之上,此为典型的儒家思想立场;另一方面,建议刘贺在学习儒家思想之外,“休则俛仰诎信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又有道家重视身体,养生长寿的色彩。奏疏中的最高理想正是“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前者为儒学治国理念,后者为道家养生之术。奏疏中君臣之谊,情理两全,公私并进,不仅是奏疏策略,更是王吉个人一贯的思想主张。王吉的思想主张,可以概括为:以儒学治心,日新厥德;以道家养生,以养天年。奏疏所言并非王吉针对昌邑王刘贺放纵无礼的权宜之作,在《汉书》中仍保留王吉此后向汉宣帝的另一份奏疏。王吉曾向宣帝直言“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实为此前“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的思想延续。《反淫》《七发》的儒道融合尚表现在行文中的名单罗列,百家杂处,而王吉的奏疏则在更高的层面上回答了儒道融合的重要课题,值得研究思想史的学者所留意。

在思想主旨方面,王吉劝诫刘贺田猎活动可能导致的身体劳苦,缩减寿命,主张代之以道家养生之法,实现“乔松之寿”。《汉书》颜师古注为“伯乔之寿”不易理解。实际上,王吉所言“乔松之寿”正是《反淫》开篇阐述的“愿称王乔□□之道。”《反淫》开篇之处已明确指出养生长寿为赋文主旨。而《七发》开篇也明确说明“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在未论述诸多事项之前,《七发》已点明主旨在于妙言教化。王吉奏疏中巧妙地将学习先王之道与养生之法并举,希望以此替代昌邑王的游猎兴趣,分别与《反淫》《七发》的主旨暗合。

王吉奏疏与赋体文献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较为突出的一点,正是对待田猎的态度。《反淫》《七发》中对田猎活动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傅刚指出“不可否认,《七发》中描写最精彩动人的事类,是田猎和观涛。”[2](166)而王吉奏疏则是对田猎无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此种区别应考虑到奏疏文体与词赋作品的本质区别。汉代赋家有所讽谏,采用的方法往往是“劝百讽一”。《反淫》《七发》旨在提倡更高的精神境界,无需对校猎等事项进行贬低批判。王吉所作并非赋体,奏疏的立场表述必须鲜明,对昌邑王种种不合礼法的行为进行直接否定。王吉的劝谏,是先论述田猎之情形不利于刘贺,后论述诵习仁义与养生长寿的重要。王吉以为田猎之乐无法与学习先王之道相比,将诵习仁义的行为等级置于田猎之上。这类似于《七发》将要言妙道的重要性,置于包括校猎在内其他事项之上的做法。王吉的论述与《反淫》《七发》的文章逻辑相一致。对待田猎态度的区别,是文体不同的必然结果,却恰恰反映出同一思想主旨在不同场合,不同文体中的反复出现。

综上所述,王吉《谏昌邑王上书》在语言风格、论述内容和思想主旨方面,与两篇赋体文献《反淫》《七发》有着某种相通之处。王吉生活的时代在枚乘之后。以目前的研究和所见资料,我们无法确定《谏昌邑王上书》的创作是否与《反淫》或《七发》有着直接联系。可以肯定的是,王吉的奏疏创作明显受到了赋体文学的影响。《谏昌邑王上书》与《七发》《反淫》文体不同,时代相近,主旨相通,应存在着共同的思想来源。

二、王吉奏疏与《反淫》《七发》的背景分析

根据上文的论述,王吉创作的《谏昌邑王上书》与《反淫》《七发》赋体文献反映了共同的社会思想,内容多有相通之处。如何看待此种跨越文体性质的思想表述,我们应分别从王吉个人与时代背景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在完成6点部位的连弧焊操作后,到达5点和7点位置,为了减少熔池过渡坠瘤,改为断弧焊工艺。由于镍基材料熔池流动性差、冷却速度快等特点,因此断弧打底时的频率要快,再起弧的位置要准,通常在上一熔池冷却到二分之一时,进行下一弧的引燃,并在熔池温度最高的地方再起弧(即熔池最亮的地方)。打底时熔池易往焊缝中间聚集、两侧易夹沟,因此焊条要做左右摆动,使熔池能够到达焊缝坡口的两侧,分散熔池中间的温度,确保背面焊缝两侧熔合良好。

首先,王吉的个人因素。王吉字子阳,琅玡郡皋虞人。整理者认为通过字体比较,北大汉简的抄写时间“正是汉武帝至汉宣帝的时期。”[2](160)王吉历经西汉武昭宣元四朝,活跃于枚乘之后,基本与北大汉简《反淫》的抄写时代相一致。对于王吉的教育背景,史称“(王)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1](3066)王吉是西汉时期少有的博通学者,极有可能受到当时广泛流行的赋体文学影响,并在劝诫侯王的奏疏有所体现。《谏昌邑王上书》有引用诗经的现象,以往研究者更多强调王吉的儒学色彩。[6](2-3)这与史传中王吉为韩婴后学,曾经研习《诗经》的记载相符。《汉书·儒林传》记载“赵子,河内人也。事燕韩生,授同郡蔡谊。谊至丞相,自有传。谊授同郡食子公与王吉。(王)吉为昌邑中尉,自有传。”[1](3614)实际上奏疏内容并非经学一源,文章开始引用《诗经·桧风》及召公甘棠之义,显示出作者的儒学背景。而后论述先王之道胜于游猎之乐,养生长寿优于驰骋之险,其内容应该受到了《反淫》《七发》一类词赋作品的影响。

水旱灾害是古人的天敌,但翻遍《诗三百》竟无一首关于洪水的记述。芒沙村由于地势相对较低,降水量又大,所以,会出现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村民的损失,村里面也有原来居住在南马河边,由于房子发洪水被淹,而举家搬离水边的人家。

不仅文风相近,王吉的个人经历与《七发》作者枚乘也有相似之处。两人都有长期任职于西汉诸侯王国的经历,亲见王侯贵族的种种骄奢不法。枚乘游走于吴王刘濞,梁王刘孝之间,也接受过景帝委任的官职。王吉在年轻时“以郡吏举孝廉为郎”,但随后职位调动“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1](3058)两人日后对于各自在诸侯王国的回忆,感情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枚乘因“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1](2365)并不乐于在朝廷任官。反观王吉因卷入废帝刘贺与大将军霍光的政治斗争,对那段任职王国的经历深感不快,所以王吉“坐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毋为王国吏。”[1](3066)两人的态度差异,正好反映了在汉武帝前后,地方诸侯王国的政治地位的巨变。甚至连个人生命的谢幕,两人的经历都惊人地相似,枚乘因武帝的征辟死于道,王吉则是受到元帝的征召后“道病卒。”[1](3066)

学习者在没有全面掌握目的语的规则的情况下通常会依赖母语,把母语的思维方式和使用方法套用到对目的语的学习中去,从而引起学习者母语的负迁移,这种母语知识的干扰常常见于目的语的初学者中,是引起第二语言初期学习过程中产生偏误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在英语中可以用“not much”、“not many”即“不多”来表示“少”,汉语中则不可以。

但是,“看客文化”始终没有消亡,反而有发展壮大的趋势。互联网大发展之后,看客围观开始从菜市口、大街转到了虚拟的网络。上至外国王子谈恋爱,下到平民百姓鸡毛蒜皮,借助网络的强大功能,都可以围观。坐在家里围观,既少了看人打架溅一身血的忧虑,又可以口诛笔伐大言不惭地指指点点——以前哪有说话的资格!指指点点的网络看客不但继承了路人的麻木冷漠,还开始“按键伤人”了。

在传世文献《七发》中“要言妙道”的内容则是:

其次,西汉的政治问题。《七发》一文收于《文选》,关于其创作主旨的讨论自古以来学者聚讼纷争。传统注家认为枚乘正值汉景帝时期,针对梁王刘勇或吴王刘濞意图造反的劝谏之作。实际上《七发》所谏前六事多为声色犬马之乐,最终为天下要言妙道,全篇未涉及政治立场,故千年以来学者们虽将《七发》与梁吴反逆之谋联系,却始终无法将其坐实。傅刚指出“如果《七发》是为了讽谏吴王或者梁王,就完全没有必要引用《吕氏春秋》对五官嗜欲伤生的批评作为全文的开头。”[2](162)隐喻而非明谏,正是词赋家们的高明之处。许多几乎被公认为是为讽政而作的诗、赋也不曾明言政治立场,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大人赋》。赋文不直言政治,并不代表没有具体的政治主张与思想立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十九大报告指出,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反淫》的发现促使大家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反淫》与《七发》的关系,是“一个作品对另一个作品的改写”,同样无法视为劝谏吴王、梁王或者某个具体人物所作。但两篇作品均有强烈的讽谏色彩,所述诸多事项,并非普通官民之权势财力,所能轻易实践。因此两篇词赋的游说对象仍为王侯无误。王吉对于昌邑王刘贺的讽谏,对象同样是当时的王侯贵族,王吉可能是将《反淫》《七发》一类赋文的劝诫思想,进行发挥改写,融入自己的奏疏,达到内容连贯,不着痕迹的效果。

汉世诸王生活骄奢,多为不法。武帝以后地方王国已全面纳入汉朝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但面对诸侯王不合礼制汉法的种种行径,王国属官仍陷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王国属官需要遵守中央朝廷的法律政令,并符合儒家思想的教化指导;另一方面与诸侯王的君臣之谊,又必须有所匡正直谏。《反淫》《七发》一类词赋此时为王国属官们提供了某种劝谏的范式。从这个方面,也许可以反映出《反淫》《七发》一类赋体文献的重要功能。

整理者认为《反淫》创作时间早于《七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淫》所列并未局限于七事,而是辅叙十三事。排除其中的要言妙道、游仙修道之外,享乐之举也多达十项。几乎为我们展现了当时贵族垂钓弋射,校猎逐射,听乐饮食各种奢靡生活的全景。实际上,任何一位侯王贵族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不可能沉湎于每一项活动。《反淫》《七发》对于当时侯王群体的种种享乐,一一进行描述,并非有意针对具体某位侯王。两篇赋作所辅叙的事情虽多,但一事一章,各章之间内容独立,并最终从低级的物质追求提升至精神享受(不同在于《反淫》以游仙为结尾,《七发》则以要言妙道结尾),可谓殊途同归。王国属官可以根据诸侯王的实际行径,在词赋的诸多事项中,选取不同事项进行劝阻。由此《反淫》《七发》一类汉代词赋能够通过具体的劝谏活动,将影响力推广至现实政治之中。

在语言风格方面,《上书》为了引出先王之道,这一更高境界的“乐”,先要对学习环境进行文学描写,即“广夏之下,细旃之上,明师居前,劝诵在后”。这与《反淫》《七发》对环境刻画的文学手法,语言风格十分相似,如《反淫》中第七事“今有广夏(厦)宫加(架),连垝接粱(梁)”;第九事“前有昭(沼)沱(池),后有莞蒲”;第十一事“高堂遂(邃)宇,连徐(除)相注”;第十二事“于是处闲静之宫,冠弁以听朝。”[2](127、129、133、134)奏疏这类实用性文体中运用渲染环境的手法,可能受到了同时代赋体文献的影响。

三、《反淫》《七发》与王吉奏疏所见儒道关系

《反淫》《七发》和《谏昌邑王上书》的创作时间均为西汉中期,此时正是统治思想由黄老转向儒学,中国思想文化转变的重要时期。《反淫》与《七发》均为赋体文献,实质为一篇作品对另一篇作品的模仿,因此表达文章思想立场的方式也极为相似。

其一、在要言妙道之事中,根据所列各家人物的名单,可以窥见作者的思想立场。“要言妙道”一事在两篇赋作中均有体现,此事项在出土文献《反淫》的内容为:

·魂曰:“于是处闲静之宫,冠弁以听朝,族天下博彻闲夏(雅)之士,若张义(仪)、藓(苏)秦、孟柯(轲)、敦(淳)于髡、阳(杨)朱、墨翟、子赣(贡)、孔穿、屈原、唐革(勒)、宋玉、景琐(差)之偷〈伦〉,观五帝之遗道,明三王之法籍,以下巧(考)诸衰世之成败,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是非,别同异,离坚白,孔老监(览)听,弟子伦属而争,天下至神眇,夫子弗欲□耶?”曰:“愿一闻之。”[2](134-135)

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史书中两人的主要事迹均为对诸侯王的劝谏。《汉书》中枚乘的相关内容主要是其劝谏吴王刘濞的两份奏疏,而对于王吉的记载同样有两道针对昌邑王的奏疏,以及一份劝谏宣帝的上疏。枚乘以词赋名世,王吉为《诗经》大家,两人劝谏侯王的历史活动相似。我们将枚乘与王吉进行讨论,将《反淫》《七发》与《谏昌邑王上书》的内容统一分析,有助于揭示汉代词赋与《诗经》学相互影响的文化关系。汉赋与诗经共通的讽谏主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思考。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抽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3](484)

在《反淫》与《七发》中,“要言妙道”均置于各种声色犬马,享乐事项之后,各自列举先秦时期不同的著名学者,可视为两篇赋文都有意提倡高级精神追求,是作者思想立场的重要反映。在要言妙道的表述上《反淫》和《七发》中均有一定思想的杂糅性,但具体表现不同。《反淫》所列的先秦人物,如张仪、苏秦、孟轲、淳于髡、杨朱、墨翟、子贡、孔穿、屈原、宋玉、景差,并有“孔老监(览)听,弟子伦属而争。”[2](134-138)《七发》则有所不同,列举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并有“孔老览观,孟子抽筹而算之。”从《反淫》到《七发》,是张仪、苏秦、杨朱、墨子的淡出与孟子地位的提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所处时代的演变。两者对比,《反淫》所列学者更为多元,《七发》所列主要是儒家与道家。傅刚已指出“从《反淫》到《七发》,还发生了由重道家黄老思想向转向儒道综合中益重儒家思想的转变。”[2](166)

最后,建议自由行的游客把地图、酒店预订信息、门票预订信息、护照等重要证件要保存好,避免丢失,或者准备几份复印件携带。因为如果这些证件丢失的话,是非常棘手的。

反观《谏昌邑王上书》则未能详列著名人物,这是由奏疏文体性质所决定的。王吉奏疏为基于现实的讽谏,无需词赋文笔的浪漫铺陈。实际上,奏疏中同样涉及学习“要言妙道”的对象,根据王吉所言“明师居前,劝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的表述。王吉希望昌邑王刘贺所接触的“要言妙道”均为蕴含儒家思想的典籍文献。王吉奏疏的前文“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也与之呼应。奏疏实为王吉的劝学之作,反映出武帝以来儒学统治地位确立,在上层社会中儒风盛行。昌邑王刘贺身边龚遂、王式等人同样试图以儒学劝谏,王吉的历史表现并非个例。

其二、《反淫》与《七发》所列各事项中,最终以哪种事项使谈话对象病愈,即将何种事项置于最后,是作品思想立场最重要的体现。上文所言“要言妙道”只是《反淫》《七发》所辅叙的诸事之一,事项涉及的学者再多,也可视为词赋家的艺术手段。赋文有支流,有主干,铺陈各事后,最终以所言那种事项能“言出病除”,则反映了赋文的核心思想。《反淫》所列举众多著名人物的“要言妙道”,魄子只是回答“愿一闻之”;其后只有游仙的超凡体验,成功使魄子“衍然汗出,涣然病俞(愈)[2](135)《七发》文本则没有修道游仙的内容,最后以“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的要言妙道,就使楚太子“据几而起”,并“涊然汗出,霍然病已。”对于主旨思想,《反淫》《七发》赋文均在辅叙诸事之前,就已先行点明,以此达到前后相应的文学效果。《反淫》辅叙诸事前的内容残断,但简1内容已经直言“愿称王乔□□之道……”[2] (121)所谓的“王乔□□之道”正是最后点出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135)《七发》则是开头明确“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炙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3](479)两篇赋文前后相应的艺术手法相同,值得注意。总之,《反淫》明确推崇的“王乔□□之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家色彩极为浓厚;《七发》的“要言妙道”则是偏重妙言教化,因此更接近儒家立场。

在论述内容方面,对于学习先王之道,王吉所言“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可以与《反淫》要言妙道事“观五帝之遗道,明三王之法籍,以下巧(考)诸衰世之成败,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是非”的内容对照。[2](135)《反淫》《七发》中称引了诸多著名人物共同论道,具有一定的浪漫想象色彩。而这些人物均生活在汉代之前,王吉的奏疏只能针对现实,自然不会在文中涉及。关于养生的内容,王吉奏疏中有“休则俛仰诎信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这与《反淫》第十事修道“缓刑(形)扰中……吸纳灵气,食精自充。劲筋强末,志气高崇……颌沆瀣而充虚,精气洞于九野”[2](131)内容可以对应,均为养生之术。《七发》无此事项记载,《反淫》中对养生修道事项的描述有着神秘化的色彩,而王吉对养生之术的阐述较为平实。

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诗》云:“匪风发兮,匪车揭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

王吉的奏疏同样是以养生为主旨,向统治者提出的具体建议。王吉关注的养生之道,不仅在于对统治者的种种谏言“体有乔松之寿”,“寿何以不若高宗?”对于民间百姓的疾病夭寿,也有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1](3064)王吉出自齐地,战国秦汉以来齐鲁是儒家学术的核心,也是养生神仙之术的盛行区域。因此王吉为西汉著名的经学大师,同时也是儒道融合的代表性人物,其身上的道家色彩已为史家所关注。

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录王吉《上宣帝疏言得失》与“能作黄金”二事,指出“夫琅琊王氏为五斗米世家,读史者所习知。玆特上溯其先世,至于西汉之王吉,拈除地域环境与学术思想之公案以供学者参决。”[5](19-20)陈寅恪依据《汉书》的记载,认为琅琊王氏家族内部信奉道教的根源,可以直接上溯至西汉时期祖先王吉的道家色彩。可以补充的是,陈氏认为《汉书》中涉及王吉的道家色彩思想,并非首次出现在《上宣帝奏疏》。王吉早在任昌邑中尉时期,作《谏昌邑王上书》就已蕴含此类养生思想。王吉的经学传承史书有明确记载,而其身上的道家思想来源并不明晰。《反淫》《七发》一类的赋体文献所蕴含的道家思想应与王吉奏疏所反映的养生观念有着密切关系,似乎存在共同的思想来源。

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有座慕俄格古城,“慕俄格”取名彝语“天脚下的王城”。“天脚下”是说她的神秘,“王城”说的是她的美好。由云南建投集团开发的慕俄格酒店就是镶嵌在古城中心那颗明珠。两年来,慕俄格酒店在方城深耕属地文化,传递民族风情,让游客深切感受到了古城的历史风韵。

西汉王吉《谏昌邑王上书》中儒道融合的思想倾向,以及奏疏的讽谏主题与《反淫》《七发》词赋作品的思想主旨一致。武帝以后,西汉社会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由争论转而日渐融合,有着复杂的现实背景与思想内涵,已超出本文讨论范围,值得进一步研究。毋庸置疑的是,从《反淫》《七发》至王吉《谏昌邑王上书》为我们考察西汉中期,思想演进的过程提供了重要材料。三篇作品的具体表述各有不同,反映了不同文本之间彼此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复杂情况。

参考文献:

湟水河西宁段河流表层沉积物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 巢世刚 薛浩天 巢世军 拜得珍 王成宁 张 倩 (1-15)

[1] 班固.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62.

[2]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3] 萧统.文选[M].北京: 中华书局,1977.

[4] 束莉.枚乘《七发》主题再探[J].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3).

[5]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A].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6] 赵东栓.西汉儒家学者王吉及其经学活动考述[J].龙岩学院学报,2007,(5).

宋超
《东方论坛》 2018年第02期
《东方论坛》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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