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慈善公益事业是中国慈善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到目前为止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笔者发现作为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慈善公益的概念并不明晰。学者们多局限于自我概念范围内的自言自语，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自然无法进行系统的讨论，也不利于对此问题的深入探析。

当地今年大部分肥料经销户肥料销售状况不容乐观，一方面是由于今年肥料价格较高，农户不愿投入，在选择肥料时只关注肥料价格，选择价低质次的产品，而价格较高的品牌产品销售困难。另一方面由于玉米价格持续低迷，农户种植玉米几乎没有收益，因此许多农户将小麦、玉米轮作改为单种小麦。

一、研究现状梳理及问题的提出

朱英教授对近代慈善公益事业进行了不少理论探讨，分析了戊戌维新时期，新式组织或机构的公益事业。他论证到，戊戌维新时期，伴随着改良风俗的思潮，社会上开始建立起各类的新式组织，包括“阅报社、阅报会、阅书会等民间公共会社机构的创立”，还有“新学堂”、“不缠足会”等类似的组织。他分析认为，这些组织或机构，一方面“资金系自筹”，另一方面自愿或免费服务与社会，“是绅士商董参与创设和管理的具有地方自治雏形特点”，由此将其归属于“新式公益性机构”，所开展的活动是慈善公益事业。[1]在此，其对近代慈善公益概念的理解，落在民间组织或机构自愿创办的有益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活动。

比如我妈妈，习惯性地会选择那些“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下意识地想要通过讲故事、听故事，让宝宝“懂得一些道理”，例如教他“要听妈妈的话”，要不然就会遇到各种糟糕的状况：中暑、着凉、要去医院打针吃药——小孩子不都害怕这个吗？旧式的教育便时常以恐惧为出发点，试图用“反面教育”的方式，阻止他们去做那些在教育者看来“不好”的事情。

其后，朱英又以张謇和经元善等著名慈善家为案例，阐释中国近代慈善公益事业。他对张謇创办的博物院、图书馆、医院、公园等活动进行了梳理，界定张謇的这些活动属于慈善公益事业，是因为“张謇慈善公益思想中最为显著的一大特点，是不像以往的慈善界人士那样，仅仅单纯地就慈善而论慈善，而是将慈善事业纳入整个改良社会的系统工程中的重要一环，视之为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一项活动”[2]。而经元善的慈善公益事业集中体现在兴办义赈和近代学堂，以及通过创办“劝善看报会”进行善念的扩充，经元善的善举之惠，从一身及至一家，从一时及至永久，消除了善堂等传统慈善机构的缺陷，创立起新的慈善活动内容。由此出发，“这里所说的新内容，实际上就是具有近代社会公益事业性质的活动” [3]。而这种社会公益活动，比如设立工艺院，和兴办义赈进而推展至兴办义学，促进了传统慈善向近代公益的转变。从朱英的论述可以得出，正因为经元善为近代慈善家，他所开展的一系列新的社会公益活动便为慈善公益事业。但在具体论述中，又出现了公益慈善的概念。他在举例经元善的“是救急不如救贫”，尤其“课工教艺”的新式教养内容时，提出这种事业具有近代“公益慈善事业性质”。

以周秋光教授为主体的湖南师范大学的研究团队，认为中国近代慈善公益是“慈善与公益的结合”[4]，他们的研究主要围绕近代慈善家展开。胡娟指出上海的秦荣光、秦锡田父子作为慈善家，在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建造桥梁、维护治安、慈善教育、地方自治等方面做出不少成绩。他们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动机，一方面是“慈惠”之心使然，另一方面其办理慈善公益事业具有面向范围广阔，有区域性、全国性救济的特征，因此属于“慈善公益”。 虞洽卿也被定性为慈善家，因其担任过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运输组主任和募捐委员，其办理的慈善公益事业主要有协助委员会“负责筹集巨款”以疏浚河道，“采办大宗粮食”救济灾民，开展如 1923 年日本地震时期的国外救护等。[5]以上成果论述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各地慈善家所创办的为大众谋利益的实践和思考均为慈善公益事业，这与朱英的观点有相似之处。

2018年全市利用项目资金300万元，新建青贮设施补助的企业达到31家，新建青贮面积达到了8万平方米，新增青贮全株玉米能力20万吨以上。全市青贮90多万吨，种植全株玉米（牧草）约50万亩，打包青贮10万吨。“粮改饲”试点项目实施两年来，保定全市共推广种植全株青贮玉米103万亩，全株玉米青贮257万吨，为推动种植业和畜牧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2] 朱英.论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与活动[J].江汉论坛,2000,（11）.

传教士的近代慈善公益事业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贺永田等人将传教士们举办的诸如“医疗卫生、育婴慈幼、赈灾等”认定为“慈善公益事业”。但在分析论证过程中，却多冠以慈善事业之名。他指出，晚清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教会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教会医院实行全免费或部分免费治病制度。而幼婴事业如孤儿院、育婴堂、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实施“教养并重”，是“晚晴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义赈的兴起成为中国近代慈善公益事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在这些义赈中，运用了西方组织中严密的募捐和散赈等办赈模式。[6]在其研究视域中，慈善事业中增添了西式或新式的内容，便具有了慈善公益的性质。也有研究者把西方传教士开设医院、兴办慈善机构、参与赈灾救荒等，称为“慈善救济事业”[7]。近代以来，在麻疯救助事业中传教士也担当了主要角色，他们的活动又被定性为“救济事业”[8]。

还有学者认为绅商团体也是实施慈善公益事业的主体。有研究者指出，民国时期几乎所有乡村公共事业的开展都离不开乡绅的参与和支持①参见姜朝晖： 《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社会角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页。。彭南生的研究则揭示出，商会、同业公会、同乡会等商人团体，在重大灾荒发生之际的捐款捐物，属于慈善活动，而中小商人团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小善”则属于“公益行为”。他以民国时期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以下简称“商联会”）为例，对其所举办的“办学、防疫施诊、防盗，为商铺学徒提供补习教育，弥补公共卫生之不足”等所谓的慈善公益事业进行研究。商联会所举办的义务夜校，是有益于大众的公共教育，由会员自愿捐助开设的施医局、施诊所等均免费施茶给药，而维护街区内的公共安全，进行防盗安排等活动，则谋求街区公共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公益性质。[9]

分析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中国近代慈善公益概念的理解大致有三个层面，有学者认为慈善家或慈善团体所进行的惠及普通大众的事业属于慈善公益的范畴，又或者把社会团体所举办的志愿性的公益活动定性为慈善公益，还有的提出传统慈善增添了新式内容逐渐向公益转变是慈善公益，这些观点都与历史事实不符。跌宕起伏的近代，出现了慈善公益事业，其与社会变革同步，又与慈善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清晰的展现这种变化的历史过程，廓清近代慈善公益的概念，对于慈善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种分析首先要从慈善的核心理念开始。

二、以仁爱为核心理念的“慈善”

慈善这个概念，在古书《说文》中，“慈”和“善”被分别注释为“爱”与“吉”，都强调人的情感和品行。而商汤时期所颁布实施的体恤饥寒贫病之流的举措，被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滥觞”[10]。周秦孔子构建“仁爱”的道德体系，荀子进一步推动善行走向伦理化。唐宋之际的韩愈与朱熹都把慈善中“仁”之理念，提升到“心之德，爱之柄”[11]（P52）的高度，倡导从人的心性出发，从善事中求得个体的道德修养。明清之际，各类善会善堂林立，仍以矜孤恤寡，拯厄济穷，寒者衣之，饿者给之，病者医之，废者养之，以孤寡穷弱者为救济对象，实施其所谓的“劝善教化”。因此传统上，慈善事业的产生和存在，就是因为社会上有饥寒冻馁，贫疾苦死，强调个人的感情因素，即个人因爱护他人所采取关怀的行为，因此以孤寡穷弱为救济对象，以扶危济困为主要目标。

近代社会上和慈善界，对慈善的定义也强调 “恻隐之心”的内心活动，“何谓慈善，有恻隐之心者是也；何谓慈善事业，本恻隐之心见于事实者是也”[12]。佛家也说，“发我佛慈悲之愿，抱孔老周急之怀，此为慈善家是也”[13]。对于近代基督教的慈善活动，时人也发出“西教以兼爱为宗教，士罔弗习医，且喜施治，有恻隐之心”[14]（P212）的论说。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慈善深受西方慈善文化的影响，而宗教理念是西方慈善文化的精髓。从词源看， philanthropy一词源自希腊语philanthropos，字根词源为 phil 和 anthrop ，其中 philos表示“爱”的意思，anthropos意指“人类”。直至18世纪，英美的慈善也是基于慈爱的形式——对他人的慈爱态度和感情，由此萌生的仁慈行为。托马斯·杰斐逊坚持认为慈善是出于仁爱的动机，是对于人类的热爱。 [15] （P6）这种感情或态度与基督宗教所宣扬的善恶理念有着密切关系，也强调慈善的动机是仁爱、同情。西方慈善文化在引入中国后，其与传统慈善核心理念相融合，突出了近代慈善的爱人之观。

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是由澳大利亚教育心理学家John Sweller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9-11]认为人的认知资源(工作记忆)容量是有限的，主张在学习过程中内在认知负荷、外在认知负荷和相关认知负荷的总量应该限制在工作记忆容量的范围之内，否则学习就会受到阻碍，甚至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众人哈哈一笑，秦明月说：“志武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但是切记一条，这也是你给自己画的框框，而真相往往在框外。”

在慈善史研究中，学者们也都一致赞同慈善概念中的“仁爱”之念。周秋光、曾桂林认为中国历史的慈善概念蕴含仁爱理念，他们指出慈善是一种“关爱、怜悯他人的道德规范或观念”[16]（P3）。包括梁其姿在内的学者，研讨明清以来的慈善组织，作者指出慈善活动古已有之，以行善为主要方式，在“求积福”的宗教因素背后实质仍是人的善念，求行善，尤其是清之后践行的主要是“儒家价值”。[17]（P5）。王卫平细致论述了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思想基础——儒家仁义学，他把爱人作为仁的基本出发点，正所谓“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也”，明清时期善会善堂的建立，更离不开“仁者，爱人而已矣”[18]。就是宗教理念浓厚的伊斯兰慈善事业也是“指内心仁慈者，认为有仁慈方会有善良和仁义的行为表现”[19]。

三、“慈善”与“公益”

清末民初，“公益”一词伴随着欧风美雨登陆我国，其概念简单来说就是“公众的利益”，举办公益事业，一宣扬“热心的人来办”，二强调“铲除自私自利的心”。[20]可见，公益与道德关系密切，主张的是个人为社会的益处，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从该词的使用之日起，便与慈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公益在中国兴起之时，慈善与公益的关系便引起了理论家的注意，对其认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清末时，舆论认为慈善事业可以分为两类，即直接有益于社会和间接有益于社会，只有前者属于公益的范围。因为那些灾荒时仅仅给予穷人衣食以救济穷人的人，只能称之为善人，即其作为只能属于慈善，“拿钱去救济穷人，只是有爱众的心，不明白公益就是了”，“只能算是小事不能算是公益”。慈善中属于真正的公益是什么呢？“他雇佣了好些个穷汉，把那些左近的二百多里的坑坑洼洼的大道，全给修理的平平坦坦，又修理了好几十里地的河堤。那些穷人，也叫他养活的，不至饿死了，那块地方的人连走道的人，没有不念他的好处的”，这才是为“大家的公益呢”。[21]可见，当遇到灾荒，穷人需要救济时，慈善家仅仅给予救济，那是不属于公益的，因为这种行为只是有益于穷困者本身，没有直接惠及大众。

民国建立后，对公益的理解与社会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直接或间接有益于他人利益的行为均归入公益。其时，公益的范围很广泛，只要共同享受之利益，不仅包括公共卫生及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同时还有“建桥辅路及义仓义塾之属”，而建立的学校，不论是针对特殊人群的孤贫学校，或涉及大众的普通学堂，也都划入公益的范畴。[22]在此概念之下，慈善事业中不论是直接或间接有益于他人的活动均为公益事业，因为慈善事业虽然没有直接有益于大众的利益，但间接上稳定了社会，其实质就是维护了他人利益。有文章论述道，义仓的举办，可以安顿饥民，其他人也能得到保障，普济院、养老所、育婴堂、安节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多有一个安身吃饭的处所，大众自然没事了，可以说是有利于公益的事。而感化院，不但免去顺手牵羊的罪人，也许变了一个好人，施衣施米，也可以消弭盗贼”[23]，也是有益于他人的。可见，民国时期，公益的范围扩展及慈善中间接有益于社会他人的活动，整个慈善事业都囊括在公益概念中。慈善本身已经属于公益，有些学者将慈善公益定性为“慈善与公益的结合”，此说法不够妥当。

民国很多的政府文书也将慈善归入到公益事业中。苏州市政府所统计的公益事业，积极的包括“播种牛痘、注射防疫针，平民工厂，习艺所，贷款所，残疾工厂，感化院，教养院，平民医院”；消极的包括“殡房，公墓，养老院，育婴院，残废院，安节院，施衣施米，施粥，施药，施材，掩埋”等。其他还有日常的公益包括“调查粮食升降之标准，调查室内粮食积蓄之数量，注意交通事业之安全，力行个人住宅公共场所之清洁”。非常公益主要有，“注意水灾之救济，注意火灾之救济，注意兵灾之救济，注意荒歉之救济，注意时疫之救济”。[24] 正是因为慈善在公益事业中占据有绝对重要的比重，在北京、南京、湖北、福建、江西、云南等地的政府部门中往往把慈善与公益相提并论，称为“公益慈善”[25]，实指的是公益或慈善。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加强寺庙等宗教组织开办公益慈善事业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公益慈善事业的范围“一关于民众教育事业；二关于济贫救灾事项；三关于育幼养老事项；四关于公共卫生事项；五其他公益或慈善事项”[26]。汕头市政府也在整理全国公益慈善团体办法中，指出公益慈善团体为“凡永久设立或临时办理之济贫救灾养老恤孤及其他以公益救助为目的均属之”[27]。在此阐释之下，公益慈善分为两类，一是不强调善念，只求惠及社会大众，另一则为慈善的仁爱理念之下有益于他人的活动，即“慈善公益”。

自公安部制定并颁布实施《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这个规范性文件以来，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对这项措施轻易不再适用，有的公安派出所甚至三年多来还从未适用继续盘问，取而代之的是传唤或拘传措施，继续盘问空置化的倾向比较严重；［5］经过有关学者的调研，在某地多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无一起案件的办理对嫌疑人适用过继续盘问措施，进一步证明了当前继续盘问措施被空置化的现状；［6］孙志刚事件以后，公安部制定了《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此后在办理刑事案件时运用继续盘问的情况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有105人选择基本不用，比例高达78.95%。 ［7］

四、慈善公益

前已述及，中国传统社会时期并无公益的说法，这一概念是在对西方慈善事业的关注过程中，清末民初的各大报刊中陆续出现的[28]。公益观念，究其本质而言，有着社会性、公众性等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得公益观念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慈善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传统社会的慈善缘起于仁爱理念，同情之心，以直接扶贫济困为主要目标。明清之际，在宋明理学影响之下，慈善成为“纯化风俗”的道德教化工具，目的是要“厘清社会身份和社会价值”[17] （P77）。晚清以来，仁爱理念持续传衍。慈善公益更强调公益事业的慈善性，即其所蕴含的同情他人、顾恤他人之心。1935年内政部在核定寺庙举办慈善事业法规时，法规名为“为案查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29]。中国佛教会披露，《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是由中国佛教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有代表提出，“寺庙应酌量情形兴办慈善事业”，并拟定《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备文呈送内政部。[30]分析这两个文件的标题，好似两个文件，其实主体内容并无二致，但政府用的是“公益慈善”，佛教会则为“慈善公益”。正如佛教期刊《海潮音》在评论佛教寺庙之所以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的缘由时，重在“佛教以慈悲为怀”[31]，可见，这种仁者之心仍是慈善公益概念的本质内涵，近代不同团体免费或自愿兴办的惠及大众利益的行为，如果没有这种理念，只能说是公益事业，不能称之为慈善公益。

另一方面，清末民初，西方平等观念在中国逐渐兴起，国家和民族意识迅速蔓延，近代慈善公益的目标与传统慈善相比大相径庭。传统社会时期，慈善多为直接救济贫病等社会弱势群体，有益大众利益的活动譬如修桥、铺路等举措虽也存在，但不是慈善的主要指向。近代以来，慈善事业中增添了新式内容，这种新内容不是西方慈善新模式在中国的运用，而是慈善概念外延的扩大。具体来说，近代慈善表现在一方面延续传统扶贫济困的作为，另一方面衍生出新的实践，即延续慈善的仁爱之念，但着手点从传统的鳏寡孤独贫病之人为重，转向于社会大众为主；着眼点从满足救济者衣食所需，向建设学堂、设立慈善医院、服务社会公共生活等领域转变，关注于社会发展，是所谓的“慈善公益”，其强调的是社会整体的发展和进步。而有学者将设立工艺院，和兴办义赈进而推展至兴办义学，划归为慈善公益事业，其实是忽略了慈善公益在目标上与传统慈善的巨大差别。毕竟工艺院中救济的人群与传统相似，创办的主旨也是解决贫民的生存需要，与慈善公益专注于大众服务有着明显差异。

中国近代慈善公益事业就是为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进行的思考。晚清以来，尤其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不直接救济老弱病残等人，而以仁爱之心兴办学堂、医院或其它公共服务来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新型事务，并且规模不断扩增，对社会的影响逐步加大。慈善家或怀有仁爱理念的民间团体创办有诸多近代学堂，这些学堂与传统义学迥然不同。义学多是为孤幼或贫稚孩童免其学费，扶助其成长。慈善公益视野下的学堂建设，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覆盖的民众范围更广。在经元善的女子学堂中，很多学生家境富裕，他创办学堂的目的就是“我中国欲图自强”，必须“创兴女学”[32]（P182）。平民学堂的创办也是为解决社会上平民不识字而造成民众愚昧的问题，要想社会发达，必须要培养有“智识的国民”。[33]近代慈善公益事业中近代医疗机构的出现，就是本着“仁人爱物的心”，对无力诊治者，免费医治，更重要的是其目标是要考虑民众的健康，推动中国医学发达，“以谋普及科学方法促进公共卫生”[34]。更进一步谋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医学昌明，不仅关系个人生命，实为康群健种之初基，故医药事业之发展与否对于国运前途良有影响”。[35]就连麻风病的治疗也是“造福社会、国家”。[36]在社会公共领域，慈善公益事业表现抢眼。近代大型的慈善组织，如中国红十字会和华洋义赈会，都兼有专门从事社会服务的职能，或办有图书馆、或出资修桥补路、建路灯，为地方谋公益。这些慈善事业从公益的角度进行思考，与近代社会变革交织在一起，试图寻求深层次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毕竟在慈善公益事业中，“托儿所不是贫儿院，游民习艺工厂不是化莠所，小本借贷处不是因利局”[37]。

[24] 佚名.公益事业表解（十八年二月）[J].苏州市政月刊,1929,（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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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对患者未保持高度的重视和风险意识,常常忽略患者机体的细微变化[2],在患者出现突发状况时未及时给予有效的护理干预,导致患者的病情加重,延长住院时间,由于不能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帮助,常常会产生护理人员和患者之间的矛盾,同时在日常工作中护理人员未全面了解患者的文化水平等,导致护理人员与患者产生分歧和医嘱传达理解错误等情况发生,误认为护理工作者的技术素质与业务水平不过关[3],产生分歧,影响护患之间的关系,降低对护理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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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林庆彰主编.民国文集丛刊（第一编）（13）[M].台中:台中文听阁出版,2009.

比如：沪教版八年级第一课“公共生活，注重规范”。无论任何人，在使用公共设施的时候，都应该爱护公共设施，注重规范。教师可以让学生课外去了解自己家附近的公共设施，再记录使用、磨损情况，观察人们在使用这些公共设施时的态度和方式，做好相应的观察记录，整理成笔记，作为作业交给教师。教师重点讲解本节课的课程重点，再根据学生了解到的具体信息加以分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19] 马海成; 马菊香.伊斯兰慈善概念探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4）科学施肥。有条件的苹果园尽量多施腐熟有机肥，或种植绿肥，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促进树体健壮生长，提高抗病能力。施用化学肥料时，注意氮、磷、钾的配合，尤其要增施磷、钾肥。

[12] 黄良铭.劝诫文字:劝慈善[J].扬善半月刊,19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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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刚百.杂谈:慈善事业与教育机关[J].清华周刊,1926,（7）.

[20] 仲.自私与公益[J].乡民半月刊,1909,（4）.

投资公司实际经营盈利的能力强弱，最重要的决策建议就来源于财务部门。与之对应的是财务人员针对企业业务管理的实际风险把控，投资公司对投资的风险控制意识没有做到特别重视。企业投出资金的运转效率并且缺乏长效的实际监管，对于被投资企业的资金的流向以及运效率等没有进行时时跟踪和调查，这些被投资企业的业务操作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企业自身的实际股价，尤其当前股市波动剧烈，更是需要财务人员重视对于投资的管控。

[21] 佚名.公益[J].敝帚千金,1906,（20）.

[22] 孑民.尽力于公益[J].旅欧杂志,1917,（25）.

[23] 张一鹏.公益是什么?就是大家的利益[J].公益半年刊,1928,（2）.

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是异乎往古的，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使得如何让国家强盛，民族富强成为近代慈善理论家思考的重要内容，慈善公益应运而生。中国近代慈善公益，在顾恤他人理念之下，关注于大众利益的学堂、医院、公共服务等事业，试图提高人的素质，启迪民众，为近代意义的国家和社会公民做准备，考虑的是社会的整体发展；中国近代慈善公益，从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思考，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作为近代意义上的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氛围，慈善也要有助于社会大众的利益，从而推动了慈善向着救助更多人群，提高社会人群的生存质量等方向的努力，这些都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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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佚名.中央法规:整理全国公益慈善团体办法（三十二年七月廿一日公布）[J].汕头市政府公报,1943,（20）.

（3）依据前期设计要求，在确定爆破孔及预裂孔位置无误后，可进行钻孔设备合理选择。为保证钻孔精度，本次工程选择110B型潜孔钻机作为预钻机，其具有钻孔基面小、精度高、操作便捷等优点；而在缓冲孔、主爆破孔钻孔设备选择时，则主要采用CM353型钻机。结合角度尺的应用，可以保证缓冲孔坡度的有效控制。

[28] 参见佚名.教育:右论国家之公益[J].东方杂志,1904,（5）.

[29] 佚名.礼俗:（一）核定法规事项:一,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奉准由部备案──咨各省、市政府（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十四日）[J].内政公报,1935,（3）.

[30] 佚名.社会事业:一、呈送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请察核备案呈内政部[J].中国佛教会报,1935（64/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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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实践证明，将3D打印技术引入油料教学，技术可行，成本可控，模型与实物一致，可灵活操作，大大提升了教学对象的学习兴趣，确保了教学质量，提高了教学效率，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随着3D打印技术的逐渐推广，3D打印机和耗材的成本还会逐渐降低，3D打印技术在教学行业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33] 渡仙（稿）.读者意见[J].农民,1927,（20）.

[34] 褚民谊;钮永建.来件:民立康群医院缘起[J].医药评论.1933,（106）.

[35] 佚名.附录:江西慈惠医院开院启:江西慈惠医院简章[J].医药学报.1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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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佚名.邓述堃.南昌麻疯院概况[J].麻疯季刊.1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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