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为我国第一部白话长篇世情小说，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作者打破了神魔小说、英雄传奇及历史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固定模式，将世俗社会中的女性作为主人公，展示其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自这部奇书问世以来，对于其中女性形象的评论，历来是金学研究的热门话题。涉及到艺术塑造、阶级定位、道德评价、原型追溯、性别视角、社会动因等各个方面。以前人的丰硕成果为基础，笔者拟采取跨文化、跨学科的尝试，引进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对《金瓶梅》中的重要女性人物作出另一种解读。

弗洛伊德指出，人格由三个层面构成，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id）是任何人与生俱来的非组织性结构，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为人的心理活动提供能量。其核心是性欲的内驱力，需要释放或转移能量以求得动态平衡。“本我”不能忍受由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所造成的紧张，要求随时满足这种需要以消除紧张。它是非道德的，按照趋乐避苦的原则行事，不遵循社会法则与秩序，其目标是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亦是无意识的，不被个体所觉察。如此行事势必会造成内在需求和外在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因此，“本我”需要“自我”来同外部世界进行周旋交涉。“自我”（ego）的德文原意指“自己”，执行个体的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是可意识到的部分。“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作为“本我”的代言，既坚持“本我”的目的，又要寻求“本我”冲动得以满足，需缓和“本我”需求与外部社会的矛盾。“超我”（superego），作为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社会道德规范与主流价值标准形成的，其机能主要在于抑制原始冲动，起监督、批判及管束作用。“超我”遵循道德原则，是社会与文化传统的产物，要求“自我”按社会认可的方式满足“本我”。人格的三种构成因素，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1]据此，我们将《金瓶梅》的主要女性分为三个阵营：金、瓶、梅等人的生存状态体现出“本我”的释放；吴月娘身上更多地笼罩了“超我”的光影；而在孟玉楼的命运轨迹中，可以明显看到“自我”的协调作用。

一、金、瓶、梅：“本我”欲求的放纵

潘金莲是本书第一主角，绣像本首回“教君骨髓枯”的“二八佳人”[2]（P9）和词话本所谓引出“风情故事”的“虎中美女”[3]（P2）皆影射之。置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宏观背景下，潘金莲因其极端的美丽、妖艳、淫荡、狠毒，也成为几近符号化的人物。《金瓶梅》中，她的“淫”体现出原始欲望的强大内驱力。如果说，于小说始末，金莲对于武松的致命迷恋尚有一丝真挚高尚的爱情所在，那么在西门府中，被她引诱的男性，无论是看惯风月的丈夫西门庆、轻薄俊秀的女婿陈敬济，乖滑伶俐的奴仆琴童，都只是泄欲的工具，既无感情可言，又无爱恨之分。她追求的只是肉欲与贪念的满足，几乎没有形而上的愿望。放浪邀宠、牺牲色相来迎合西门庆的变态兽欲，或者咬群掐尖儿、排挤打压与丈夫有染的其他女性，从而巩固专宠地位，换取衣食财物、家族身份，是潘金莲在宣泄肉欲之外唯一的生存目的，为这种近似生殖冲动的“淫”附着上一层社会属性，但归根结底也仅仅是对于口腹享乐与虚荣心理的满足。她无视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更没有任何信仰，甚至将众人笃信的鬼神报应、因果宿命之说视同儿戏。面对吴道士及卜龟老妪的命运预言，旁人诚惶诚恐，独她不以为然；尼姑讲经，更是嗤之以鼻：“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2]（P621）。她只把疯狂的享乐作为生命中唯一真实的东西，意识到个体的存在，对于前途却是茫然的，同时不屑一顾。

1.3 评分标准 严重焦虑:HAMA＞29分;明显焦虑:29≥HAMA＞21分;轻中度焦虑:21≥HAMA＞14分;无焦虑:HAMA≤14分。

潘金莲“遗臭千年作话传”[2]（P1467），自《金瓶梅》成书以来，叹其可悲可恨者大有人在，为之翻案者尚为少数。而另外两个主角——李瓶儿和庞春梅在接受批判的同时，却能不同程度地引起读者的怜悯与赞赏之情。与凶狠泼辣的潘金莲相比，李瓶儿的性格温顺柔和；金莲与西门庆苟合，除性欲的满足外只有对财富的贪求，而瓶儿于“淫”中蒙生出对西门庆的真情依恋。在私欲膨胀的过程中，金莲的心灵愈加阴晦：一次次痛打婢女秋菊，斥骂无力付轿钱的母亲，驯服狮猫害死官哥，在西门庆将死之即灌之以胡僧药……其淫荡阴狠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而瓶儿在满足生理欲求后回归了人性的光明：尊重月娘、宽和视下、资助潘姥姥自是贤德之举，养育官哥更显现出母爱之圣洁无私。庞春梅在前半部书中几乎未见其“淫”，被西门庆宠爱，平添自尊与傲气：潘金莲作为主母与琴童偷欢，同为婢女的玉箫与书童私通，迎春与优伶狎昵，而春梅面对李铭的调戏却能够正色斥骂，不惮挑战其姊李娇儿身为“二娘”的权威；被月娘以通同作弊为由逐出家门，坦荡从容，不垂别泪，反衬出潘金莲的外强中干；嫁入守备府，与陈敬济暗续鸾胶，在泄欲之余也可见对旧日之情的怀恋。总之，春梅身上流露出某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

三是应坚持以消除突出瓶颈为先导。按照先易后难、先系统内后系统外、先干线后支线、先省内后区域的原则，将天然气主干管网、支线管网、LNG接收站、储气库和天然气生产设施等全部连接到一起，形成省内、省际、区域和全国性的天然气供气输送和配售系统，打造天然气基础设施“一张网”。

小说塑造了另一些女性形象，作为金、瓶、梅的追随者。无论是贵妇林太太，还是女仆宋蕙莲；是市井妇人王六儿、章四儿，还是烟花娼妓李桂姐、吴银儿，都免不了在肉体欲望与物质享乐中迷失癫狂，张竹坡谓其“总是不得叫做人”[4]（P33）。作者以或详或略的笔墨勾勒出她们的命运轨迹，从这些人身世、经历及性格的形成上，我们可以对其灵魂扭曲与恶欲膨胀作出合理解释。而从人格结构来看，这类女性身上皆突显了生命个体本能的冲动和力量。但是，即使处于作品中那个人欲横流、纲纪紊乱的年代，她们的生存状态也并不为众人所接受。武松作为“豪杰悌弟”[4]（P44），以剖胸挖心的残暴杀死“败坏风俗伤人伦”[2]（P42）的嫂嫂。西门庆、应伯爵本是些地痞无赖、好色之徒，但他们对于身边女性，不论妻妾、内外皆以“淫妇”称之，戏谑中透出鄙夷与谴责。西门庆自身“饿眼见瓜皮， 不管好歹的， 都收揽下”[2]（P1009），而对于难耐寂寞私通僮仆的潘金莲、误嫁蒋竹山的李瓶儿，却愤然施以马鞭；吴月娘是传统礼教的忠实拥护者，在她眼中，金莲、瓶儿，连同并不贪淫的孟玉楼都是些“孝服未满，浪着嫁人”[2]（P254）的“淫妇”。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俗女性在代表“超我”意识的现实社会中饱受折磨，敌视、摒弃“超我”道德并以放纵“本我”欲望的方式与之进行无意识的抗争，成为她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但是，这些女性最终都逃不过被宗法制度与礼教传统直接或间接虐杀的命运。潘金莲因武松之孝悌毙命，李瓶儿死于丧子的人伦巨痛，庞春梅的纵欲而亡亦源于守备府独眠孤枕的禁欲。其自身的人格弱点与伦理纲常、世俗观念等外在压力共同构成了无数的生命陷阱，最终使她们在“本我”原始欲望与“超我”社会法则的强烈冲突中走向灵与肉的毁灭。

二、吴月娘：“超我”道德的禁锢

如果说金、瓶、梅谱写了西门府淫艳奢靡的历史，那么吴月娘则是往事兴亡的见证者与守灵人。

这也符合中国传统道德为女性准备的行为规范和人生准则，体现了“超我” 的强大作用。在特定时代与社会背景的限制下，无论孟玉楼自身，还是《金瓶梅》的作者，都无法摆脱封建文化传统的烙印。按照笑笑生的安排，孟玉楼毫无眷恋地离开了西门府，在青春将逝之际，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机缘找到了自己的合理归宿，但其追求个人前途的果决与明智，却使我们看到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朦胧曙光，这无疑成为《金瓶梅》昏暗背景中的一抹亮色。

但与书中所写的其他女性相比，月娘终有自己的不平凡之处，这在于其对传统礼教与妇道的严格遵守。她承载着中国古代女性所特有的坚忍品质与牺牲精神，也无可避免地背负着封建时代的阴影，其思想体现出男权话语下的女性“超我”道德认知。

孟玉楼的立足现实、乖觉圆滑使她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同时能够利己而不损人，这在相互倾轧的大家庭中已属难能可贵。如果说宋蕙莲事件中她对潘金莲的间接怂恿有借刀杀人之嫌，那么屡屡调停纷争、缓合矛盾，更多应是出自善意。潘金莲与琴童私通事发，她委婉劝解，利用西门庆对月娘的信任，大事化小，既救助了潘金莲，又否定了自己随嫁僮仆的罪行；面对月娘与西门庆的冷战，娇、娥置若罔闻，潘金莲暗地挑拨，玉楼却主动劝月娘同西门庆一笑言和；当李瓶儿轿至门首，无人理睬，独她请来月娘出面迎接，维护瓶儿的尊严；为春梅护短引起潘、吴二人争吵，又是她出面周旋，稍作调侃，尴尬顿消。

张竹坡认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4]（P33）。潘金莲被塑造成人性恶的化身，李瓶儿、庞春梅的“痴”与“狂”亦是另其毁灭的内在生命元素。但作为性格特点，“痴”“狂”又使二者形象真实可感，富于魅力。相比于金莲来说，瓶儿、春梅较容易被历代读者接受，因为她们更贴近既定的道德规范与审美习惯。与潘金莲的淫、妒、狠、贪不同，李瓶儿的温、仁、爱与痴相生，庞春梅的忠、义、傲与狂并立。但她们本质上都是非理性的。所谓“各人裙带上衣食”[2]（P410），瓶儿的富有和春梅的显贵皆是靠主动或被动出卖自己的青春与肉体获得。她们既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又缺乏高尚的精神追求，只沉溺于虚妄低俗的感官享受，这就注定了瓶、梅二人与潘金莲殊途同归的悲剧结局。在明争暗斗的大家庭中，李瓶儿以柔情美色和巨额财富赢得了西门庆暂时的偏爱，却始终不能改变自己的附庸地位，更没有得到“对手”的谅解，反而在一次次的软弱与妥协中断送了爱子的性命，也抹杀了西门府最后一丝温情，自己的生命之花终在财匮子丧之际枯萎凋谢。春梅的倨傲自尊是扭曲的，折射出内心深处的自卑。重游旧家池馆，对西门妻儿以礼相待，在凭吊旧时风光之余，向往昔的主母炫耀自己今日的权贵，从深层次看却是对世俗尊卑观念的嘲讽：春梅坚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2]（P410），得贵夫而生子的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定位。但她的忠与义是盲目的，从离开西门府后对陈敬济和孙雪娥的善恶态度即可看出，其意识中完全复制了潘金莲的爱恨情仇。和金莲一样，春梅最终也难逃被淫欲吞并的命运。

2.把好词汇关。有的学生听得出来，却理解不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词汇不过关。词汇是一切有效输入和输出的基础，因此扩大词汇量是提高听力的关键。听力场景必备词汇是听力考试之前必须牢牢掌握的，为此，我在听力考试之前对学生进行了听力场景必备词汇的测试，并把测试结果和学生的听力成绩做了对比，结果见下表。

吴月娘对丈夫和家庭的爱中明显流露出盲目与狭隘，这一点颇另后人诟病，但又并非本性使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她对夫权自觉不自觉的遵从与维护。她无意识地将封建道德和纲常礼教内化为自动的行为准则与价值标准，使自己的人格被“超我”意念所异化。

作为青春妙龄的女子，又身处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月娘与金、瓶、梅一样有着“本我”的冲动与欲求，渴望得到丈夫的温情和宠爱，然而她却时刻压抑、管束着自己的“本我”世界。所谓“奴身好似天边月，不许浮云半点侵”[2]（P1303），她将“女儿填房”[2]（P1087）作为在家庭中立足的自信资本，自始至终维持自身的清白，并有效地抵制了外界的种种色情诱惑。对贪淫无度的西门庆却不离不弃，盼其“弃却繁华，齐心家事”，以“早见嗣息”[2] （P297）。对于丈夫的姬妾娈宠，吴月娘在内心深处难免充斥着敌意，但其家世、身份、素养使她必须容忍这些人的存在。她厌恶潘金莲的泼刁狡猾，然而在雪夜宴饮之际坚持令仆人寻来皮袄，维护其衣着体面；母凭子贵、美艳阔绰的李瓶儿构成了对她正室身份最大的威胁，但她仍将官哥视如己出；她反对西门庆留恋烟花，却“欣然”将身为妓女的“情敌”李桂姐收为义女，并殷勤送其衣食首饰，以赢得宽容温厚的美名。潘金莲可以与西门庆肆意淫乐，以“儿”称之，相互戏谑；李瓶儿为挽回爱宠，哭闹哀求，不惜以死相迫；甚至春梅作为婢女尚能在西门庆面前“撒娇撒痴”[2]（P179）。身为正妻的吴月娘永远不能如此行事。在三从四德的引导下，她明白自己的职责不是以媚色取悦丈夫，而要施之诤言。偶尔一次焚香请愿的作秀表演，将护家求子的良苦用心泄露于西门庆，换来一夕欢爱，却被潘金莲讥以“佳期重会”[2]（P311），敦厚如孟玉楼也不免暗地讽刺。

纵观全书，作者借金、瓶、梅等人纵欲早亡的悲剧阐示出身心毁灭是“本我”欲望无限膨胀的必然结局；吴月娘的压抑人生从另一层面昭示了代表社会道德的“超我”对“本我”的排斥；孟玉楼的欢喜姻缘是以“本我”自然欲求与“超我”道德意念的暂时妥协为条件的，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但毕竟宣告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初步胜利。通过对三类女性人格结构、生存状态与最终命运的审视，我们认识到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进步与局限。

与金、瓶、梅之淫佚早亡相比，吴月娘“良善终有寿”[2]（P1467）的结局看似完满，但从小说叙事中，我们不难读出这一人物形象的悲剧意义。吴月娘是夫权主义社会道德正面歌颂的贤妻良母，但她执著于礼教的持重与刻板却使身为丈夫的西门庆从始至终敬而远之；她以一种几乎与巫术等同的“宗教”方式受孕生子，来之不易的儿子却没有完成继承香火、光耀门楣的使命，反而真正地遁入空门；她生活的目的是得到全体家庭成员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肯定，但在家反宅乱、淫欲弥漫的西门府，却时时成为众人敌视孤立的对象；她出生于三五中秋的合欢团圆之日，却要在夫死子散的寂寞孤独中打发下半生的时光；她一生洁身自好，竭力维护家族的名节与荣誉，但在无所依傍之际，却不得不将自己辛苦经营下的家当交付给乖滑无耻的奴才玳安。这些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不仅仅是作者对于月娘个人命运的善意讽刺，更蕴含了对整个时代以及道德传统的悲愤究诘。

三、孟玉楼：“自我”意识的追寻

张竹坡给予孟玉楼“乖人”[4]（P33）的评价，《金瓶梅》的历代读者对此人物性情与心理的概括亦离不开乖巧、乖觉之意。然而，抛开这些约定俗成的解释，“乖”的本义是“违备”。孟玉楼的存在，的确是对《金瓶梅》女性群像的一种违备，甚至是对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女性普遍生存状态的违备。

孟玉楼可以看作为一位把握住自身命运并得到相对圆满结局的女性，这在小说《金瓶梅》中是唯一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大背景下亦是不多见的。如果说，金、瓶、梅一类放纵人欲而被传统道德所不容的淫娃劣女是小说作者集中批判的对象，以吴月娘为代表、严守封建礼教的节妇贤妻是古代中国广泛真实的存在，那么孟玉楼则是特定文化背景与社会理想下的产物。

明代中叶，“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商人凭借手中的财富雄踞于社会生活的上层，这不能不使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追求受到极大的冲击……商人的人生态度、生活追求、抑或是价值观点、价值取向，都与传统发生背离。”[6] （P72）《金瓶梅》被定义为中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商贾小说，因其在描绘家庭琐事之余也生动展现了晚明社会的商业活动。孟玉楼作为布商杨宗锡的未亡人在作品中首次登场，后嫁亦官亦商的西门庆为妾；其弟孟锐亦是“荆州买纸、川广贩香蜡”[2]（P936）的专业商人。孟玉楼辗转于几个富裕的商贾家庭，对各类贸易活动的耳濡目染培养了她的勇气与智谋，“求利”商业理念的引导使其人生选择与婚恋追求具有相当明显的现实功利色彩，封建礼教的影响相对淡化，不同于奉儒小吏之家出身的吴月娘；而丰厚的个人财富与较高的社会地位亦使她的思想格局、人生境界与潘金莲、宋蕙莲等市井贫妇差别极大。

孟玉楼的身份可以定义为“商妇”。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商妇”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商人重利轻别离，行商的漫长旅程无可避免地造成商人夫妇的两地分离，对于男女双方，尤其独守空房的女性而言，无疑是一种身心的折磨，她们比一般女性更渴望得到情爱慰藉与家庭温暖。“商妇怨”是历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唐宋诗词已从不同角度描绘出商人妇的情感追求；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通俗文学的发展和异端思想的渗透，元明以来商人、商妇为主人公的叙事作品层出不穷，大多淡化了贞节礼教观念，表现出对人性的承认与理解。

孟玉楼形象的塑造，很大意义上承续以往作品中的“商妇”文化而来。出于对真挚爱情与正常夫妇伦理的渴望，她并不强制自己从一而终。小说九十一回有卜者为其批命词曰“娇姿不失江梅态，三揭红罗两画眉”[2]（P1336），“三揭红罗”就其三次出嫁而言，这种婚恋选择明显有异于道学礼教所标榜的节义理念。但与此同时，孟玉楼并没有放弃尊严，“娇姿不失江梅态”表现出她在柔美中的独立气质。玉楼追求灵与肉的和谐，将“本我”欲望升华，与更高境界的精神之恋相结合，因此不会如金、瓶、梅那样沉沦于肉欲的宣泄，不屑于向西门庆等酒色之徒邀宠献媚，更不能为陈敬济一类市井无赖动心。同时，她的婚姻选择也没有颠覆正常的伦理道德。“明代中叶以后，夫丧改嫁已一般为民间妇女所认同，社会舆论也持认可的态度……妇女的婚姻自主权、离婚改嫁权以及经济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法律的保障， 其法律地位较之前代有很大提高。”[7]与娇、娥、金、瓶、梅等人以非法手段实现目的不同，孟玉楼善于利用有利的时代氛围与相对宽松的礼教环境，在外界伦理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追求幸福。如张竹坡评曰：“玉楼来西门家，合婚过礼，次视偷娶迎奸赴会，何啻天壤。其吉凶气象已自不同。其嫁衙内，则依然合婚，行茶过礼，月娘送亲，以视老鸨争论，夜随来旺，王婆领出，不垂别泪，其明晦气象，又自不同。”[4]（P32）玉楼身上，体现出内在“本我”欲求与外在社会规范、人伦传统的相对调和。

在《金瓶梅》的芸芸众生中，孟玉楼是最具理性意识的生命个体，没有因趋利陷入偏执与迷狂。张竹坡曾赞其为“高人”“真正美人”，认为“作者写玉楼，是具立身处世之学问……教人处世入世之法”[4]（P68），甚至断言“玉楼一人，作者之自喻也”[4] （P9）。这种说法缺乏可靠依据，但却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孟玉楼于立身处世方面的清醒与理智。在浓郁的商业气息中成长，见识过市场的风波、物资的流转以及人事的运筹，玉楼比其他女性多了一分沉着与机敏。更重要的，她身上体现出一种成熟商人特有的坚忍与进取精神。身处逆境，她从未灰心堕落，偶尔一露的“抱恙含酸”[2]（P1060）并不影响审时度势的冷静。被骗嫁西门府，屈身为妾又倍受冷淡，心中的怨怒不平可想而知，但玉楼于待人接物上处处表现出敦厚平和的态度，对于西门庆及众位妻妾，她都以礼相待、不卑不亢。潘金莲初来的“小意儿贴恋”[2]（P134）掩饰不住内心的浅陋虚伪，李瓶儿一味的退让懦弱使她最终难逃毁灭的命运，吴月娘的隐忍大度也未能在丈夫与诸妾之中树立正妻的威信，而孟玉楼却以乖巧柔顺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空间。西门庆是“打老婆的班头”[2]（P245），对金、瓶怒施马鞭，骂月娘“不贤良”，然始终未曾羞辱玉楼；吴月娘最终将众妾一一逐出，却不舍主动改嫁的玉楼；潘金莲对其他妻妾充满敌视，独将玉楼视为盟友；李娇儿、孙雪娥亦不曾挑衅于她。同时，她还利用自己的经济头脑和充足财物在仆人中间赢得了合理用钱的良好口碑。

（1）在雷雨、雾、台风来临的季节，需特别注意船况，包括车、舵、锚、缆等的状况，了解船舶操纵要素对航行安全的影响，做到心中有数，应急起来从容不迫。

早期成长环境对于个体人格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引导作用。在西门庆的众妻妾中，唯有吴月娘出身于官宦家庭，受封建礼教影响犹为深刻；正妻的身份，更决定了她具有与婢妾不同的立身原则和使命意识。西门庆尽管妻妾成群、嬖宠无数，但真心为其体量得失者仅瓶儿、月娘二人而已。瓶儿之爱是感性情欲的升华；月娘之爱则更多出于一种妻子的责任感，一种对于婚姻契约和家族利益的维护。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月娘看出应伯爵之流并非善类，劝其交友慎重、兼顾家庭，仅招来丈夫的不耐烦；欲娶瓶儿，月娘认为不妥，晓之以理，一句“依不依随你”[2]（P229）仍把决定权留给丈夫，却引起西门庆的不快，斥之以“不贤良”[2] （P297）。面对潘金莲的挑拨和孟玉楼的调停，吴月娘有了第一次抱怨。作为封建思想熏陶下的正统女性，她不能接受如此有违礼教纲常之事：李瓶儿是西门庆结义兄弟花子虚之妻，在西门府寄存过财物，况孝期未满，娶之过门，既不合事理人伦，又于家族声名不利，并非如西门庆认为的那样完全出于妒意。吴月娘助西门庆侵吞花家财产，谓其助纣为虐或者贪婪都不过分，她处处在为自己的家庭着想，以至于许多时候忽略了其他人甚至家庭内部少数人的利益。她逐出潘金莲，在认为其伤风败俗之余也因为积怨已久；但拒不收领淫奔未成的孙雪娥，执意将西门大姐送还夫家，却不是出于私心好恶。雪娥、大姐最终无路可走、自缢而死，原非月娘所愿。

孟玉楼在收买人心之余也展示了自己的治家才干。来西门府之前，她一直以正妻自居；欲改嫁李衙内，更是详问其有无妻小。第七回所谓“船多不碍路”的一番话，仅仅是面对张四破亲的“佯说”[2]（P113）。我们不能简单认为玉楼是在刻意追求名份，更大程度上，她不甘心做一个以色事人的小妾。纵然处于封建秩序削弱的时代，身为女性依然缺乏展示才干的平台，只能在处理家政的过程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尽管孟玉楼对欺骗自己的西门庆心怀憎恶，对相互倾轧的市侩之家失去信心，但当家立纪的才能与愿望，却仍在不自觉间流露。

“笑笑生是将世俗生活与自然人欲放大了给世人看，丑或美的细微之处在艺术显微镜下暴露它们的本来面目。”[5]（P188）作为《金瓶梅》中少有的“美”人，吴月娘并不似《红楼梦》或才子佳人小说中钟灵毓秀的女子一般，营造诗意的生活，怀抱非凡的理想。她只是世俗家庭中一位平庸的女性，作为血肉丰满的生命个体，没有圣人的光环，也不是张竹坡所谓的“奸险好人”[4]（P33）。她天性朴厚善良，亦不免私心偏狭；缺少洞明世事的智慧，却不乏尘俗的精明。

计算断面以上流域地理特征值由1∶5万地形图量取，流域面积F为430km2，河长L为38.75km，纵坡J为1.199%。

在汉语语言交际过程中，讲述者习惯重复上一句的某些词语，进而起到一种押韵、连贯的效果，但这与英语语言习惯并不相同，英语不喜欢重复。因此，在翻译《孟子》一书时，译者必须要合理使用省略法，避免句子冗余、重复。而且，在翻译《孟子》一书中可以通过使用省略译法，让译文变得更简洁清晰，避免啰唆累赘，使得翻译文本更加明了。例如，在翻译“......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时，可以将“举于......之中”这类重复率较高多的词句进行删减，仅保留一个，能够更有利于外国读者的品读。

《金瓶梅》八十八回有诗句云“守寡看经岁月深，私邪空色久违心”[2]（P1303），似乎将礼佛修行解释为吴月娘养炼心性、洁身灭欲的妙道良方。事实上，听经唱曲、斋僧布施只是一种苦中作乐的无奈手段——每当丈夫与朋党聚众宴乐、与爱妾情妇恣情狂欢之际，“守寡”的月娘需要借此麻痹内心、排遣寂寞。出入于西门府的尼姑皆为贪财俗妇，不会带给她任何超脱的理性与感悟；而月娘通过烧香还愿、听经布施等所谓的宗教活动，祈求的不是明心见性，而是世俗生活的幸福安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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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的经济支撑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拨款，资金层层过滤之后，可利用的款项额度不大，而且地方单位价格低，常常出现难以按照计划进行施工的情况。而且中小工程时间短，工作量少，投资力道不足，价格较低的情况下，经常出现在竞价情况下的竞价情况。即使在一些项目的招标中，临时施工成本下降，不可预见的成本，导致施工单位的施工是非常被动的。

[3] 兰陵笑笑生著,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戏拟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首次提到戏拟:“首创戏拟诗的塔索斯人赫革蒙和《得利阿斯》的作者尼科卡瑞斯写的人物却比一般人坏。”(亚里士多德,1996:38)从17世纪起，戏拟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以约翰·邓普为代表的一些批评家认为戏拟只是以模仿为目的的，他把中世纪后英国文学中具有滑稽模仿特征的作品分为四种类型。

[4] 侯忠义,王汝梅.《金瓶梅》资料汇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②上游盖重区。该区位于上游铺盖区上游，顶宽10 m，上游坡度不陡于1∶2，其作用是保护和稳定上游铺盖区土料。采用各建筑物开挖过程中的开挖弃渣料，利用运输和推平设备自然压实，不做专门碾压。

[5] 俞晓红.古代白话小说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6] 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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