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儒林传》载一代之学术大家，而史有正传、附传，胶东①作为地理概念的胶东指胶莱河以东的半岛地区，即为狭义的山东半岛，从行政区域上看，主要包括烟台、威海、青岛三地；而文化意义上的胶东范围较大，涵盖明清登州、莱州所辖的区域，为今烟台、威海、青岛、潍坊四市。本文所谓“胶东”指后者。学人名垂《清史稿·儒林传》正传者，唯刘原渌、郝懿行、王筠、郑杲四人，潍县宋书升、胶州法伟堂附于《郑传》之下。徐世昌《清儒学案》亦谓“鲁人尚朴学者，自嘉、道间郝兰皋（懿行）、王贯山（筠）后，继起者鲜”，而独许郑杲“实为山左诸儒之后劲” [1] （P7481），故述东甫学案，以郑杲为案主，附以孙葆田、柯劭忞、宋书升。郝懿行、王筠均为名重一时的学术大家，郑杲得以与之并列《儒林》正传，柯劭忞、孙葆田、宋书升、法伟堂则为晚清民国的胶东籍经学大师，然时人以郑杲犹在其上，可见郑杲在晚清山东学界的地位之崇。

郑杲（1852—1900），字东甫（东父），原籍河北迁安。父鸣冈，咸丰年间任即墨知县，遂家即墨。郑杲以即墨籍参加光绪五年（1879）山东乡试，为解元，次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升员外郎。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郑杲忧愤成疾而死，年仅49岁，著述有《郑东父遗书》六卷、《东甫遗稿》四卷、《杜诗钞》五卷，另有《泺源问答》《诸经札记》等多种传世。郑杲为晚清山左名儒，学识品格皆为世所称，是晚清胶东学派的核心人物，对马其昶、姚永朴等清末桐城派亦有引导之功。郑杲治学以经学为主，尤精于《春秋》，其存留著述关涉《春秋》者最夥，然而目前学界对郑杲的研究仅限于《杜诗钞》②相关研究有梅篮予《郑杲〈杜诗钞〉之诗学价值》（载《中国文论的两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5-293页）、张忠纲等《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401-409页）。，而对郑杲生平精力所萃的经学鲜有涉及。本文拟对郑杲的春秋学思想加以考述，以就正于大方。然论其学须知其人，故并叙其生平。

一、郑杲生平

郑杲的基本传记资料主要有马其昶《郑东父传》、姚永朴《郑君东甫传》、何家琪《郑杲传》三种（后文分别简称马传、姚传、何传）③即[清]马其昶：《郑东甫传》,《郑东父遗书》卷前，光绪三十年集虚草堂刻本；[清]姚永朴：《郑君东甫传》，《姚永朴集》卷三，《桐城派名家文集》第1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0-72页；[清]何家琪：《郑杲传》，《天根续钞》，光绪三十二年大梁何氏刻本。。三传各有侧重，然有不合之处。今参合三传，结合档案、文集、笔记、日记、方志等所载，对郑杲之家世生平稍加考述如下。

郑杲原籍河北迁安，其父鸣冈（1811—1852），字翥轩，直隶永平府迁安县（今河北迁安市）人，少有操守 [2]（P431），道光乙未（1835）年中举，任国史院誊录 [2] （P360），后经议叙捐输保举，于咸丰元年（1851）末掣签知即墨县 [3]（P574），次年到任。郑鸣冈廉洁爱民，有惠政，曾计划开垦崂山堑岭，后因资金不足而罢 [4] （P158）；到官数月卒，年仅42，附祀即墨县遗爱祠；家贫无以归葬，妻子流寓。即墨吏民感怀其德，为之置田奉养，郑氏母子遂居即墨。郑杲母李氏（？—1895），深明大义，丈夫卒后，独任生活之艰难，呕心沥血，教育三子，三子皆有才名。郑杲次兄束，同治四年（1865）进士 [6]（P912），官刑部福建司主事[2] （P363），然不久病卒。郑束死后，李氏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幼子郑杲身上，“家无一椽半亩之遗，生事之艰，当时殊不自意，皆母夫人心力所营，不令君知也”（马传）。独处异乡，既无根基，又无宗亲友朋相助，李氏以一人之力，先后培养出两个进士，一时传为佳话。

光绪五年（1879），郑杲以即墨籍举山东乡试第一名。京中程文评选家傅钟麟评点诸省解元卷，而谓“山东元甲天下”，郑杲遂扬名京城（何传）。次年会试，中进士三甲第一百三十二名，与王懿荣、李慈铭等为同年 [9] （P1135），授刑部主事（正六品）。郑杲为官一如其父，廉洁自守，生活清贫，而京城居大不易，以郑杲之薄禄，无力购置居所。宗室盛昱为国子祭酒，有好士之风，而“杲雅奇于祭酒”，为盛昱延课其从弟，从而寄寓十余年。虽寄居他人，然郑杲依旧将母亲迎养至京，尽心侍奉。在京为官期间，郑杲以文章学术为人所重，但是他不擅交际，不谒朝贵，甚至连公务都不甚感兴趣；所交之人多学术同道，日与王宝田、柯劭忞、震钧等人谈艺一室，人罕见其面。

尽管专心学问，郑杲并非书斋学究，其最擅长的《春秋》为经世致用之学，故而对动荡的时局十分忧心。为官之初，郑杲便“言天下事数万言”，求上司潘祖荫代奏。甲午（1894）中日战争之后，内忧外患彻底震动了全国上下，而战前慈禧和光绪皇帝之间的矛盾在对日战和上凸显出来。御史安维峻等上书，讥责慈禧名义上归政光绪、实则遇事牵制，得到了不少朝臣的同情和舆论的支持。唯独郑杲从人伦大义出发，发人所不敢发，“言天子当竭诚以尽孝道”，以周襄王不能事母、被迫逃离京城的典故来告诫光绪帝。此番惊骇之论，皆朝臣“莫敢为言者”（《清史·郑杲传》）。而戊戌事变的发生，恰恰证明了郑杲的先见之明。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末，郑杲母病重，约在八九月间病卒。九月下旬，郑杲以丧返山东，丁忧三年。时山东巡抚李秉衡函邀孙葆田主讲泺源书院，孙葆田荐郑杲代充书院山长二年。泺源书院始建于雍正十一年（1733），是清代山东最大的书院，最后演化为今天的山东大学；徐松、匡源、何绍基、缪荃孙等名流，先后主讲于此。作为山东解元，郑杲是誉满全国的程文大家，经学造诣高深，自然能胜任书院山长。泺源书院一般采用个别钻研、师生问答、集中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教师着重用自己的治学经验，指导学生读书学习。郑杲为主讲时，亦用此法。如其讲经，必主张从传始，“有传以为向导，不使人多走一步枉路”，但传有真伪，故“别古书之真伪为先务”；并开列书目，标明经书之真传，以为入学之门径 [7]（卷六《示泺源诸生》）。郑杲又发扬师生问难之法，现存《泺源问答》五卷，即为主讲泺源书院时与门弟子问答之语。郑杲尤精《春秋》，故书中言《春秋》者居多 [11]。此外，郑杲更注重学生的日常练习，每月进行一次针对经文的分析考核，即“月课”之法：出具经义考题，让学生根据自身水平和兴趣选择其中一条或数条作答，书目之多少、篇幅之长短、文采之好坏不限，惟以求是为鹄的；每月一缴，而答中经义一条以上者，给予奖金以购置图书。通过月课之法，一则督促学生思考学习，一则考察学生之学勤奋与否，收到了不俗的效果。

唐中叶，啖助、赵匡、陆淳则开“舍传求经”之风。啖赵学派一反前儒固守一传而作委屈疏通的做法，对三传解经的确切性和权威性都提出质疑，认为三传已失经旨，又互相弹射，更令后人迷失宗本；进而主张合通三传，通盘考察，择善而从，违经之传则驳弃之，附以己意，直寻经文大义和《春秋》宗旨，重新树立尊经重义的春秋学风尚。在此基础上，宋元明诸儒更进一步，甚至将三传视为《春秋》经旨不明的罪魁祸首，或尊经废传，或自创义理，或以经解经；然大要不出啖赵之法，尊经弃传，打破三传的壁垒，将三传视为解经材料。此为宋元新春秋学阶段。这一阶段里，儒家学者的“舍传求经”，破除了对三传的迷信，冲破了三传的禁锢，为春秋学的发展开拓了新天地，但是己意的滥用，使经解流于臆解，《春秋》经旨在众说纷纭中匿而不彰，春秋学发展遇到了新的困境。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拳民纷纷入京，对外国使馆、教堂展开攻击，而外国联军亦开始进军北京。清廷内部战和意见不一，处置无措，京城局势混乱不堪。郑杲忧愤成疾。农历五月，城东南大火，而传言敌兵已入，慈禧、光绪车驾已经出宫躲避；郑杲“方寝，闻之起，绕床走，唶曰：‘可以死矣！’遂绝”（何传）。从何家琪的描述里，我们不难看出郑杲临终前对家国时局的忧愤。

二、郑杲的春秋学思想

郑杲治学好深思，落笔欲尽其义，反复再三，多易其稿，是以草稿多而成书少。郑杲卒后，柯劭忞得其《杜诗钞》五卷，徐世昌印行之；马其昶取其已定之书，编成《郑东父遗书》六卷，合肥李国松刊入《集虚草堂丛书》；徐世昌又搜集郑杲遗文，加以整理缮写，编成《东甫遗稿》四卷并刊行。而其《泺源问答》五卷、《诸经札记》一卷、《东甫经说》一卷、《郑东甫文稿》一卷等抄稿本，庋藏于中科院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不易翻阅。据何家琪、姚永朴等人记载，郑杲的著述还有《春秋三传异同》①1962年，马宗霍曾见郑杲遗稿数册，无序无例，亦无书名，每页横列三排，以《春秋》“公”“穀”“左”三传为次，分年照抄，而又朱笔绿笔批文，大抵杂引前儒之说，偶参己见，似欲考三传异同以求其通，然无一条首尾完具者，且除第一册外，余册按语绝少，乃草撰未完之稿。此稿殆《春秋三传异同》，然今不知何处。详见马宗霍《霋岳楼书札》，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春秋三传通义》各一卷；《主考》一卷、《日记》十余卷等；据窦秀艳等考证，另有《春秋三传表》 《公羊通义评》 《穀梁补注评》等多种 [12] （P29-30）。不知天壤间尚存否？

《左传》义例尤精，足以正二传之得失。[7] （卷五）

（一）“三传皆《春秋》真传”

郑杲的春秋学散见各处，而以《郑东甫遗书》所收《春秋说》二卷最为集中。《春秋说》开篇便开宗明义：“夫三传皆《春秋》之真传，故始未尝分争。” [7]（卷一）其后又谓“三传并出孔子，皆是我师”[7] （卷五），标明其对三传同源的认识。郑杲此论并非首创，朱熹认为：“《公》《穀》《左氏》得一个源流。”[13]（P2152）元儒郝经则将三传源头归于曾子：“三传之传，皆本诸曾子，故其传正。”[14] （ P195）郑杲重申并鼓唱三传同源并重，并非旧调重弹，而是针对当时春秋学研究反对宋学之空疏、重新复兴汉学的现状而发。

汉武帝独尊儒术，将经学与政治紧密关联；在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改造下，公羊学成为西汉显学，以公羊学为主流的《春秋》成了为政、议礼、决狱的理论根基。当时通行隶书写定的《公羊传》及性质相近的《穀梁传》被立为官学，精通者便可授官。二传自此师徒传授，门户森然。西汉末年，刘歆在王莽的支持下欲将出土的古文经《左传》立为官学，攻讦《公》《穀》，正式拉开今古文之争的序幕。东汉时期，今古文势力彼消此长，春秋三传各派的彼此攻斗则愈演愈烈。公羊派殿军何休作《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 《穀梁废疾》，意在申《公羊》而抑《左》《穀》；郑玄则宗《左传》，针锋相对地撰《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指摘《公羊》讹误，维护《左》《穀》经说。在保持攻势的同时，三派也在坚守门户壁垒上下足了功夫。《公羊传》有何休《解诂》，《左传》则有贾逵注、服虔注，彼此之间，不相联属。在今古文的固守与攻讦之间，郑玄异军突起，杂糅今古文经，贯通三传。郑玄认为三传各有所长，尽管其宗主《左传》，然其著《左传注》，对《公》《穀》二传有所兼取。可惜郑玄学风并未被很好地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影响最大的两部春秋注疏——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和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都明确表示了对前人杂引三传以解经的不满，主张坚守本传壁垒。唐初修撰《春秋正义》，独用杜预《集解》，定杜注于一尊。直至中唐，三传各守其学，各行其是的专门之学仍是主流。此为汉唐古注疏阶段。这一阶段里，尽管三传互有攻讦，但在体系内部，三传仍然是理解和阐释《春秋》的必由之路，对经文的理解落脚于对传文的解读；学者对传文的重视远超对经文的关注，杜预注《左传》甚至有“强经以就传”的倾向，本末既已倒置，“经学”沦为“传学”。

郑杲服阙返京之后，适值康有为用事，推行变法，倡议会试举人联名上书请议迁都。而郑杲、柯劭忞、王宝田等人明确反对，他们一同出面，劝说山东考生勿与此事。稍后，慈禧发动戊戌政变，追拿康有为，囚禁光绪帝，而欲诛杀京官之党附变法派者。而郑杲又以“国朝二百数十年，未尝轻杀士大夫，今奈何启其端”（姚传）为由，为变法派奔走呼号。在恶劣的政治局势下为政敌仗义执言，展示了郑杲无党无私的政治品性。

[4]程虹，刘三江，罗连发.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状况与路径选择——基于570家企业4794名员工入企调查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6（2）

清代的春秋学风气又一变。清初学者不满宋明理学空谈心性，提倡实学，复古思潮兴起，加之文网绵密，学者兴趣重回经典，“汉学”再次勃兴。然汉学包括古文学和今文学。乾嘉学派多治《左传》，校勘文字、发明训诂、考证名物制度、辑佚古注旧疏，与东汉古文经学一脉相承；而由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等人兴起的公羊学派，则与汉代公羊学派遥相呼应。“汉学”的复兴，使清代春秋学呈现出与汉代春秋学一致的面貌，重新出现了专门之学和三传互相攻讦的现象。如乾嘉学者多主《左传》，不喜《公》《穀》，钱大昕便认为《公羊》不及《左传》；而公羊学派的刘逢禄则从根本上加以反驳，并全面考证《左传》并非《春秋》之传，以为其为三传之一是刘歆改造的结果。其后，皮锡瑞、康有为等皆存门户之见，尊《公羊》而黜《左传》。

通过对春秋学史的回顾，我们不难体会郑杲高揭“三传皆《春秋》真传”的用心。清代春秋学研究是汉代春秋学的投影，三传之争较汉代更为激烈。公羊学派甚至将《左传》视为《吕氏春秋》《晏子春秋》之类的著作，而非《春秋》之传，从而从根本上瓦解了《左传》的经学地位，将其价值规定在“史学”范围之内。而龚自珍、康有为等公羊后学，着力开发《公羊传》的经世功能，使之成为进行政治改革的理论武器。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尚有郑玄奋起，打破经学家法的界限，有所宗主，有所兼综，独成一派。清代的今古文之争，却缺乏郑玄式的学者。郑杲则显然要以此自任，再三申明郑玄的解经思路，主张兼治三传，求其通而不可说此害彼：

古学博通之儒，实有兼治三传一派，特其业未毕，莫由大显耳。郑君能显之者也。其《发墨守》，意在三传并申，非欲绌《公羊》也。其说《穀梁》之义，必据《左传》之事，遇不能通，则置之不说，未有说此而害彼者。且郑君先通《公羊》，而因以推之《穀梁》，兼信三传而求其合焉者。[7] （卷一）

郑杲兼治三传而求其合的主张，自然与汉清诸儒门户森严的专门之学迥然有异，与啖赵学派的“合通三传”亦貌似而神异。郑杲“重传”，认为三传是解经最基础最重要的材料，“《春秋》之义，三传尽之”[7]（卷六《与姚仲实书二首·其二》）；针对前儒《左传》“事详而义例疏”、《公》《穀》“记事说义多不足据”的批评，强调《左传》“义例尤精，足以正二传之得失”，《公》《穀》二传记事说义“往往可通，且多精义” [7] （卷 五）；三传的文字都是对经典的阐释，“三传并可信，无一字不可信”[7]（卷六《与姚仲实书二首·其二》），不可妄加删削，肯定三传解经的权威性和神圣性；甚至主张学者应“专务明传，传明而经自明” [7] （卷 五），反对绕过三传直寻经义。啖赵学派则“舍传求经”，将三传视为解经的普通材料，不具备权威性和神圣性，可以己意任加删削。因此，郑杲对啖赵开启的“弃传”之风极为不满，以为“举古说而悉排之，惟断以己意，若是者，皆非善治经者也”；对啖助“自造义例，改革经文数百”所造成 “《春秋》三传尽为后人自作之传所掩”的局面，更是痛心疾首。[7]（卷二）

（二）三传“同而异者也”

三传的差异，是造成《春秋》经说莫衷一是的主要原因。对同一经文的解释，三传往往差异极大，而前儒多上下考证，从龃龉中寻求最切合史实的解释。这种求真求是的思路更加符合史学精神而非经学思维。试图重新树立三传解经权威，必须解决三传乖异的问题。郑杲坦言，初学《春秋》时，曾被三传之异所困扰，“始读三传之不同也而惑之”[7]（卷一），“以《左传》考其事与所论之义，盖已不能无所疑，及读《公羊》，与《左氏》多所抵牾，而可疑处多矣，更读《穀梁》，而可疑处愈多”[7]（卷五）。但其后，郑杲并未将目光局限于三传文本的差异，而是深入领悟各传的学理和解经逻辑，从经学角度提出，三传之异，恰是阐释《春秋》的三个不同维度：

《左氏》明鲁史旧章，二传明孔子新意。

③靳静：《反垄断法价格协同行为的认定研究——以艾司唑仑药品垄断案为例》，载《反垄断法》2016年第9期。

随着流域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长江水利发展面临的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近年来中央对水利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长江水利迎来了大发展的良好机遇。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提出了新要求，长江水利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突出表现在：长江巨大洪水来量与中下游河道泄洪能力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部分地区工程性、资源性缺水依然严重，长江整体防洪抗旱减灾能力仍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长江上游水电开发、中下游水域岸线与洲滩资源利用等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长江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

《左氏》明其事也，《公羊》明其文者也，《穀梁》明其义者也。

《公羊》明鲁道者也，《穀梁》明王道者也，《左氏》则明当时行用之道者也，当时行用者，霸道

另如对隐公二年“夫人子氏薨”条中的“子氏”，《公羊》以为是隐公之母，《穀梁》以为是隐公之妻，《左传》以为是惠公夫人、桓公之母仲子，三传对“夫人子氏”的解释可谓天壤之别。郑杲认为，此段经文“尤隐约也，隐约则多疑”。经过通读《左传》全文，并结合《史记》，郑杲最终确定《左传》所谓“桓公之母仲子”的说法为事实。但是三传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郑杲引据《史记·鲁世家》释曰：

《左氏》为案情，明鲁史旧章，明《春秋》之事，明霸道；《公羊》为条例，为孔子新意，明鲁道，明《春秋》之文；《穀梁》为王道，明《春秋》之义。三传乃《春秋》的一体三面，不同的阐释自有各传的解经逻辑，或求真求是，或求善求义，不能以固定单一逻辑是此非彼。

郑杲论《春秋》，首重人伦纲常，于父子、母子之义多有阐发，而“三传相乖异，首在仲子，一而再，再而三，乖异屡出，又莫若仲子”[7]（卷一）。其中，对桓公之母仲子的反复论说，尤其可见郑杲对于三传异说的处理。

对《春秋·隐公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条中的“仲子”，《左传》《公羊》以为是桓公之母、惠公之妾，《穀梁》则认为是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三传的解释差别极大，历来学者多以《左》《公》为是。郑杲从史实角度承认《左》《公》的正确性，但认为《穀梁》之说也并非讹误，而是有其内在理论依据：

是故《公羊》者，诸侯之言也；《穀梁》则天子之言也。……此夫仲子也，以鲁人封内之言，固桓之母也。而以周天子之言，方且不得有桓，安有桓之母？非人之母，则人之妾也。礼，賵人之母则可，賵人之妾则不可。求其可辞，必也人母，曰“惠公之母”，凡以为可辞也。……观《公羊》之谓“天王”为“诸侯”，而知賵桓之母之所以为不可也。晋侯召王，《春秋》书“狩”，《传》曰“全天王之行也”。平王賵桓之母，《春秋》正名曰“賵惠公之母”，所以全其为天王也。[7]（卷一）

郑杲认为，《公羊》代表鲁国国君立场，仲子作为桓公之母，其身份自然得到鲁国的认可；但是桓公弑君即位，并未得到周天子的受命，就周礼而言，其国君之位不合礼法，以《春秋》之严峻，桓公自然不得为鲁君，桓公之母便不得为国君之母，那她的身份就只能是惠公之妾。按周制，天子给诸侯之母赠送车马财物助丧是合于礼法，赠予诸侯之妾则不可；但周平王“賵桓之母”的行为切实存在，周天子的举措竟然违背了自己所代表的周礼周制，这无疑是《春秋》所不能忍的。“尊王”为《春秋》要义。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重耳召周天子于河阳，孔子认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所以修《春秋》时改为“天王狩于河阳”，以保全周礼。同样，周平王违背周礼、賵桓公之母，被《穀梁》解释为“賵惠之母”，亦是对周礼的维护。从史实来说，《穀梁》以仲子为惠公之母的解释固然非是，但作为“经”而非“史”的《春秋》，自有其内在的逻辑；《穀梁》以“尊王”之义而曲解史实，恰恰是《春秋》内在逻辑的体现。

也。[7]（卷五）

初，惠公適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隐公）。息长，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桓公）。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7]（卷一）

惠公之子息为长子，本当即位为鲁君。鲁宋为世姻之国，故惠公为息取宋女，即仲子。息为嗣君，则仲子将为鲁夫人。鲁宋缔结婚约时，即公告天下，世人皆知仲子为息之妻，《穀梁》“隐公妻”之说来源于此；因此，郑杲谓“《穀梁》据命，据命恰是隐之妻也”。仲子至鲁，惠公自娶之；父夺子妇，为宫闱丑闻，秘而不宣；鲁人知之，他国则不知。惠公宠幸仲子，以为夫人，生子允，立为太子，此皆惠公之意。仲子即为惠公夫人，则为隐公之嫡母，《公羊》“隐公母”之说来源于此；因此，郑杲言“《公羊》据公意，据公意恰是隐之母也”。《左传》以为“惠公夫人、桓公之母”，则是当时人的通行认知，源于鲁国旧有的文献记载。

此古者诸侯之辞也，则恰在《公羊》……此君子修业之辞也，孔子之所独者也，王道至伉者也，使无讼者也，则恰在《穀梁》也。[7]（卷二）

其他如对于天王崩葬的异解，郑杲都以上述思路，透过表面上的差异，复杂而又曲折地分析三传的不同解经视角，展现了春秋学更为细致和丰富的面貌。

（三）“非三不足以传《春秋》也”

郑杲既尊崇三传，又构建了合理的理论框架解决三传乖异的问题，最终目的则是合三传以解《春秋》。他认为，必须将三传拼合起来，方能展示《春秋》的完整图景；任何一传的缺失，都会导致《春秋》经义的残破与不明，正所谓“非三不足以传《春秋》也”。郑杲运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解释三传间的这种关系：

《公羊》《穀梁》于《春秋》，犹刑狱之有条例也；《左传》则案情也。稽《左传》之案情而断以二传之条例，则《春秋》可得而治矣。[7]（卷五）

单有案例，则容易迷失在具体琐碎的细节中；只有条律，则无法得知规则的具体运行方式。只有案例与条律相配合，才是最完整有效的法律解释文本。《左传》详于记事，《公》《穀》善于义例；三传配合，以《左传》之史实按查《公》《穀》二传的义例，方是研治《春秋》的正途。

非但如此，郑杲还认为，一传之精义，也须参合另外二传而得。如其论《左传》助益之功时说：

由表1可以看出,当CO2气体浓度一定时,六次实验得到电压比值的基本一致,因此,由六次重复实验数据得到的电压比值平均值,值得注意的是,电压比值的平均值随着CO2气体浓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大,具有明显的单调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在探测通道,随着CO2气体浓度的增大,更多的红外光能量被气体吸收,从而导致传感器探测通道接收光能量下降,光电转换输出的电压Ve也随之下降,而参考通道因无气体吸收光能输出的电压Vr基本保持不变。

(3) 与Boulanger推荐的用于砂土液化确定性分析的曲线相比，本文Logistic回归得到的表达式更为简单，结果也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在qc1Ncs小于90时，Boulanger推荐的曲线要高于本文得到的液化概率50%的曲线；当qc1Ncs介于90到170之间时，该曲线介于本文得到的液化概率50%和30%曲线之间；本文得到的曲线简洁、可靠，工程应用中可根据工程要求选用合适的概率曲线。

《穀梁》复传最难解，其助义每在《左传》。 [7] （卷一）

图4为热气旁通循环流程。热气旁通回路是指系统中考虑了热气循环的同时也考虑了冷气循环，整个系统以热气循环为主，冷气循环为辅的一种气体循环调节模式。热气旁通流程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冷气和热气循环的优点，克服了热气循环和冷气循环系统的不足。在热气旁通循环系统中，冷气回路的阀门推荐选用调节型，而热气回路的阀门推荐选用快开型，冷气调节阀推荐独立于热气调节阀的计算口径。

从笔者寓目的《郑东父遗书》《东甫遗稿》《诸经札记》来看，郑杲对经学用力颇深，其研究涉及《尚书》《诗经》《周易》，而以《春秋》用力最深，亦最为时人所称。郑杲治经，复古倾向明显，笃信周、汉古注疏，曾谓“经者，渊海；传，其航也。说经而毁传，是犹蹈海而无航”[7]（卷首姚永朴序）。就《春秋》而言，郑杲最重三传，以为三传虽各异，然皆孔子真传，乃《春秋》一体之三面，须合观通治，方能领会经旨。郑杲对三传的认识是其春秋学的基础和核心，故分述之。

《左氏》明鲁史旧章，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者，咸在焉。孔子因是以推广新意，故《左氏》虽专明鲁史，兼可以明二传也，孰为口授之传指，孰为推测失真，证以《左传》，皆可得而识也。[7] （卷五）

譬如孟子曰：“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此“科”字之义也，师以为二传亦犹二科也，盈乎《公羊》而后进之《穀梁》。曩尝窃譬二传如一篇而分上下，由今思之，莫如科字之为罕譬而喻矣。[7] （卷二）

木棉花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随着对木棉花功效认识的加深，其食用人群逐渐扩大，应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但木棉花的研究水平严重滞后，目前对于木棉花化学成分的研究不够系统深入，药效物质基础尚未明确，没有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报道，缺乏严格、系统的毒理学作用和安全性评价资料。为保证木棉花的食用安全，对其进行毒理学研究与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刻不容缓。通过毒理学试验，可以更加系统地了解和评价木棉花的食用安全性，完善木棉花的基础研究资料。

早期放疗反应(≤3个月)：81例患者出现1、2级腹痛、恶心、呕吐，无3级及以上早期不良反应发生。晚期放疗反应(>3个月)：1例CT+SBRT+CT组患者发生3级十二指肠炎。

夫《公羊》谓于讥贬绝一科稍详尔，至于三称，引其端而已，其说弗详也。至于日月时一科，尤弗详也。详之者，皆在《穀梁》。故三科九旨之说，必兼治《穀梁》者也。而《穀梁》无师说，有说皆属之《公羊》，师盖有以知二传之相衔接也。[7]（卷二）

“三科九旨”最早由何休归纳出来。但郑杲认为，《公羊传》对三科九旨义例的运用较为粗疏，远不如《穀梁传》详密；所以提出，“三科九旨”之说与《穀梁传》有密切的关系。《穀梁》在汉代属于《公羊传》附庸，不少义例为《公羊》所取，“三科九旨”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要探讨《公羊》“三科九旨”之义，必须从《穀梁传》中寻求门径，这正是《公》《穀》二传的衔接之处。郑杲此说，深为其好友柯劭忞激赏。柯劭忞在其所撰《春秋穀梁传注》，将此观点进一步发挥，并把三科九旨作为统摄全书的纲领。[15]（P2）

值得注意的是，郑杲意识到三传的差异，并从各传的立场去领会其解经取向，构建易于接受、合乎逻辑的三传诠释理论；同时，他也重视三传间的紧密关联，将之视为牵蔓互联的统一体，以为任何一传的缺失，都会导致《春秋》经传研究的支离破碎。所以，宋儒的舍传弃传和汉清诸儒的专守一传，都非治《春秋》的正途。而且，在郑杲的理论体系中，研治三传是有先后顺序的：

他尤其看重《穀梁传》对《公羊传》的重要意义，以为：“凡在《公羊》之云‘则未知’者，其义必在《穀梁》。”另如对《公》《穀》二传的“三科九旨”之义，他这样解释：

郑杲更改了自己将二传比作一篇之上下的譬喻，以为孟子“盈科而后进”更加切合他的理解：流水在前进的过程中，需要填满每一个坑，然后才能继续向前。郑杲还结合自己的经验，给出了这样的研习顺序：

当先取经文读之，令粗能成诵。然后读《左传》，以考其事与所论之义，盖已不能无所疑；及读《公羊》，与《左氏》多抵牾，而可疑处多矣；更读《穀梁》，而可疑处愈多矣。然后综而观之，平心易气以求之，乃知三传虽有同异，其归未尝不一，要在读者善会之耳。 [7] （卷五）

与D组比较，经复方鳖甲软肝方治疗或干预后，B、C组Kupffer细胞及肝脏中 TGF-β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0.05)，见图3。

这已不仅是先后顺序，更是进阶等级。《穀梁传》为研治三传的最后一阶，因其义例最密，体道最为高深宏大。因此，郑杲于三传中每每推重《穀梁》：

《左氏》一变进于《公羊》，《公羊》一变而进于《穀梁》也。所以必明鲁道者，为人子孙道，在法其祖也。《穀梁》则损益四代之趣咸在焉，惟圣人崛起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7]（卷五）

当《公》《穀》相较时，他更是着重强调后者的优势：

夫微之与无，其别几矣。微而无之（周天子），《公羊》不如乎道，其一端矣。《穀梁》则虽微矣，而戴之如天志，未须臾忘也。求诸古者，圣人以实之无见也，是以知其为孔子之志也。

此处之异，再次表明了三传解经取向的差异：《左传》“明当时行用之道者也”，所记所载，源于诸国文献，代表了当时人的普遍共识，所谓“霸道”；“《公羊》每言封内”，体现的是鲁君的意志，代表了鲁国观，所谓“鲁道”；“《穀梁》每称踰境”，突破了一家一国的界限，体现的是周天子代表的天下人的意志，代表了天下观，所谓“王道”。不同的立场导致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结论。三传解经的差异甚至冲突，多是源于其不同取向之间的龃龉。

对《穀梁》的推重，即是郑杲领会、比较、通贯三传之后的最大心得。在郑杲所处的时代，春秋学的主流是公羊学，康有的《公羊传》研究更是偏离经学道路，将《公羊传》视作其改制维新的理论工具。郑杲在政治上反对维新，学术上亦对康有为的公羊学颇不认同。因此，他强调《穀梁》对《公羊》的优势，当有更深层的意义。

前几天有咨询机构的人询问生物炭除了做肥料，还能做什么？笔者觉得市场真的需要冷静了。生物炭不管是秸秆炭、木炭、竹炭等不就是有机物质的干馏反应吗？本来它生产的产品就是木炭、活性炭，副产木醋液或者竹醋液和焦油。怎么一些机构认为这个工艺的开发，主要目的成了生产生物炭基肥了？

此外，桐城马其昶曾从学于郑杲，其撰《郑东甫传》中载：

当乾嘉炽盛之时，诸老先生无不崇尚朴学，笃古多闻。君治经亦循其轨辙，而独有意于前哲之微言大义，使儒术凿然可施效。愤当时辨言乱政之徒，纵恣蔑古，祸乃甚于坑焚。[7]（卷首）

此段文字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郑杲之学。清代学术以乾嘉朴学为著，朴学重考据，主张“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而于义理甚少发挥，与汉代古文经学精神切合。清中后期，以《公羊传》为代表的汉今文经学有了长足发展，并在19世纪末成为学界主流。生活在此时的郑杲，一方面延续乾嘉学派的之学风格，在经义的阐发上基于文献，实事求是；但又不满于乾嘉诸老的训诂字句音韵之学，而是远宗郑玄，破除门户之见，提倡古文与今文的结合，试图从古经古传中探求先哲微言大义。兼治三传、于三传中更加关注今文学派的《穀梁》，阐发经传义理、人伦纲常甚多，极力寻求经典与当下的结合点，此为郑杲春秋学的古今结合而又偏重今文之处。另一方面，到康有为等人的春秋学研究，《公羊传》已成为其变法的理论工具，他们极力排斥和否定《左传》，为突出孔子托王改制主旨而大发非常异义可怪之说；他们“纵恣蔑古，祸乃甚于坑焚”之举，引起了郑杲、马其昶、柯劭忞等人的不满。郑杲强调三传的重要性，针对当时公羊学者对《左传》的否定，提出“三传并可信，无一字不可信”，又极力强调《穀梁传》对《公羊传》的优长，以求维持三传之间的平衡，同时援古文派之方法以救今文派之弊。凡此种种，形成了郑杲春秋学复古而有新意、据今而不激进的平实之风。经过师友间切磋交流，郑杲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术同好，如孙葆田、柯劭忞、宋书升、法伟堂等，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晚清胶东学派；其学术影响力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为清末民国学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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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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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最优参数方案，有必要进行范围计算分析和每组仿真结果的每个因子水平的平均值计算．计算结果列于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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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SPSS 22.0统计软件，对术前、术后及末次随访时X线片测量数据采用配对资料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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