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末代贵族的传奇才女，张爱玲的小说并不是一曲哀悼金玉生活的挽歌，相反，她孜孜不倦的书写更像是为女人而作的自感之诗。在她的小说所构建的传奇天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别样的私人空间，在这里有战火纷飞的“倾国倾城”，有鸦片烟雾缭绕的醉生梦死，有自私冷漠的人性复刻，还有一炉香燃尽留下的斑驳余烬。张爱玲的作品中一直包含着细致的女性主义思想，她的文学创作之路正如她的生命历程一般，有着极强的反叛意识。作为女性文学当之无愧的杰出作家，她的小说富有传奇故事的可读性，又往往在一个个凡俗故事的基础上产生超越的创新，一边塑造着精致繁华的爱情传奇，一边亲手打破这种幸运的爱情美梦。综观张爱玲的小说，她的小说往往具备“灰姑娘情结”这样一个叙述模式，但是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她的小说创作并不局限于这个模式，相反，张爱玲在创作中凸显的女性意识是对“灰姑娘情结”的超越和反思。

一、从女性主义看灰姑娘情结

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说：“也许全部民间故事中最著名的要算《灰姑娘》了。”[1]151该故事最初记载于17世纪法国作家佩鲁(Perrault)的童话集，到了19世纪，德国格林兄弟将灰姑娘的故事编入其著名的童话故事集《格林童话》，享誉全世界。作为原型批评中一个经典的故事原型，这个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讲述的是美丽善良贫穷的女主人公灰姑娘在嫁给了王子之后，一跃成为了社会的上流阶级，通过一次婚姻的考验，她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蜕变，从一文不值的平凡少女变成富有优雅的王后。在中西方的小说创作中，灰姑娘模式被有意无意地运用到大量小说的创作中，留下了许多唯美的爱情故事，但是值得深究的是在灰姑娘情结的背后，往往掩饰着强烈的性别意识。为什么像灰姑娘这样的爱情童话能够被人们耳口相传并且历久不衰？为什么直到今天还会出现无数灰姑娘童话此类故事的翻版？

根据荣格的心理分析学的观点，原型作为人类“本能自身的无意识形象”和“本能行为的模式”必然会自发地出现在个人的心理中，尤其是借梦、幻觉、妄想等消极想象和创造性的积极想象而显现出来。灰姑娘故事中包含的灰姑娘情结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构形式，他们主要是人们忽视的集体心理的一种反映。从超个人的集体心理中去寻求灰姑娘情结的主体根源，可以解释这种创作背后掩藏的非自觉现象。因为在灰姑娘情结中表现出的原型冲突，即女性究竟在男权社会中怎样达到圆满，获得幸福的可能？这种冲突是每个人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的本人的自我形象和群体的自我形象之间冲突的外化表现。灰姑娘情结中爱情归宿的圆满在观众心理中引起某种得偿感，阅读此类故事也就是读者直接参与到灰姑娘情结所传达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的传统中去，获得某种集体的社会化的精神体验。灰姑娘故事的流传是因为它迎合了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在个人意识和集体意识中达到共鸣。“‘灰姑娘’故事传达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共同推崇的社会价值观，也即人类共同的社会价值观。”[2]59

法国女性主义者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这样写道：“历史向我们表明，男人总是掌握所有的具体权利，从父权制开始，男人就认为将女人保持在从属的地位是有用的，她们的法典是为了对付女人而设立的，女人就是这样具体构成他者。”[3]199通过分析灰姑娘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是一个在男权文化中诞生并生生不息的故事。灰姑娘故事首先体现出的就是男权文化中男性和女性的不平等，女人是从属于男权文化的附庸，依靠男性而生活，男性掌握所有的具体权利，只有遵从男性世界的规则，培养自己的女性气质，才能够得到美好的结局。在灰姑娘的故事中，灰姑娘是一个传统女性形象的代表，她善良，美丽，拥有一切世界上最美好的品质。但是她的处境危难：失去母亲的灰姑娘受到了继母和姐妹的排挤，每天都要干粗活，穿着粗布衣裳，睡在煤灰边上，她的生活是灰色而黯淡的。灰姑娘之所以会沦落到这样的处境是因为她失去了男性——父亲的庇护，在故事中灰姑娘的父亲一直处于隐身状态，在母亲过世之后，他迎娶的继母和姐妹给灰姑娘带来了种种灾难，而他的“消失”直接导致灰姑娘失去依靠对象，所以虽然她拥有所有美好的品质，也无法摆脱现状的孤苦。如何摆脱这一被困的局面？男权文化社会中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女性再次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而王子的出现，是整个故事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故事中，王子扮演了一个高大的救赎者形象，他的出现给了灰姑娘重新依靠的可能性，通过婚姻，灰姑娘最终被拯救，获得了一个“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结局。在灰姑娘追求婚姻幸福的过程中，她遭遇了很多挫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千方百计参加王子的婚礼时，灰姑娘必须遵守午夜十二点离开舞会的规则，否则她就会遭遇被揭穿真相的后果。只有服从规则，抹消个性，灰姑娘才能保留女性的尊严。

当小规模突发事件发生时，市场价格不会发生变化，而市场需求会发生改变，市场需求的分布函数F(x)及密度函数f(x)波动为G(x)和g(x)，G(x)和g(x)的性质与F(x)和f(x)相同，且市场需求的期望为μG=E(x)=xg(x)dx.

虽然鲜腐竹、鲜豆皮的口感美味，但易腐烂变坏并招蝇虫，有些商家会用甲醛浸泡以保持新鲜，颜色鲜亮。生蔬菜品要细查，在涮食前，应仔细检查蔬菜的色泽和新鲜程度，并确保已清洗干净再放入锅内。

二、灰姑娘情结的重复

张爱玲努力地书写着不堪一击的爱情，又对她笔下或妖媚或天真的女子投之深厚的情感，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家庭故事传奇的书写，她塑造出一系列经典的“灰姑娘”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琉璃瓦》《花凋》和《连环套》等作品中往往运用了灰姑娘情结的创作模式。

张爱玲笔下有一群特殊的群体，她们栖身于熙熙攘攘的上海中产阶级，耳通六路，眼观八方，但却游离于上海城市生活的迷乱之外，她们是这座城市清醒的旁观者，也是这座城市的记录者。这群人就是张爱玲极为熟悉的阿妈们，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女佣们。张爱玲在创作上海市井生活中的情爱故事时用心颇多，在叙述此类故事的时候，她刻意回避了情爱关系中的男女主角，反而挑选了一个熟悉男主人，但又保持一定距离，可以清醒看透男主角身上的种种心思的阿妈角色来进行故事阐释。这无形中便消解了男性身上的崇高感，将他伟岸外表背后的扭曲心思一展无遗，从反差中解构掉男性的权威。

(一)等待救赎的灰姑娘

灰姑娘情结中往往具备几个要素，而等待救赎的灰姑娘是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此类故事的内核是一个在经济上失去自主能力、生活中陷入困境的女主人公在等待男主人公的拯救。在此种叙述中，女主人公处于弱势地位，她无法自救，只能被动地等待男主人公的出现，带她离开苦难的处境，找到生活的出路。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with the aim of obtaining epidemiological data and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that did not compromise patient’s safety. All data were anonymous. Patients were referred using the first two letters of their name and surname and with a consecutive number.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小说中塑造的女性角色白流苏应当是灰姑娘的典型。作为白公馆的六小姐，在与丈夫离异后回到自己的娘家，婚姻不幸的白流苏并没有在家庭中得到补偿，相反，等待她的是兄嫂的白眼和母亲的冷漠。白流苏回到家中，自己的积蓄被兄嫂拿去投资亏损殆尽，此时的她已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于是在听闻前夫过世的消息之后，白流苏的三哥很快作出了决定想让她回去婆家为前夫守寡。在一番争吵之后，白流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为难处境，面对经济地位的低下，没有自主能力的她只有再次踏入婚姻的屏障，给自己找一个栖身之所，于是一场爱情和面包的角逐开始了，倾城之恋也就诞生了。仔细分析白流苏的身份可以看出，她就是灰姑娘的翻版。首先，她在经济上没有自主权利，只能依附在男权制度下才能够生活，在积蓄被兄嫂挥霍之后白流苏没有了立足之地，说明她没有生活上的自主权；其次，白流苏和灰姑娘的处境一样凄凉，在灰姑娘的角色中父亲一直处于缺失状态，他无法为灰姑娘提供庇护，而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面对的也是父亲的缺席和母亲的冷漠，没有人给她提供依靠；最后，白流苏和灰姑娘一样选择了婚姻作为改变命运的办法，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唯一的出路就是嫁给范柳原，成为范太太，只有这样她才能赢回家人的尊重，也只有这样，她才能衣食无忧地度过下半生。

除了白流苏，《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也是灰姑娘的典型，为了求学她孤身投靠自己的姑母，一个柔弱的少女走进犹如坟墓的梁家白屋子，断送了自己的一生。在向姑母寻求帮助的时候葛薇龙是这样坦白的：“现在香港生活程度一天一天的涨，我爸爸的一点积蓄，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可是我若一个人留在香港，不但生活费要成问题，只怕学费也出不起了。”[4]9葛薇龙在经济上处于依附状态，不能维系自己的生活费和学费，而家庭也无法为她提供依靠，家中的积蓄日渐损耗。此外和灰姑娘一样，葛薇龙的父亲没有给葛薇龙提供应有的庇护，作为不修边幅的名士，他对自己女儿孤身留在香港的行为没有异议，甚至连女儿拙劣的“奖学金”谎言也没有看穿。作为一个父亲，他是失职的、不负责任的。而葛薇龙在姑母家的处境也不容乐观，作为姑母悉心培养的交际花，她不得不在姑母和各色男人之间左右周旋，夜里还要抽出时间来念书念到天明，整个人都消瘦了许多。此时的葛薇龙就像故事里的灰姑娘一样，处境艰难，没有经济上的依靠，也失去应有的父亲关爱，身处困境的她唯一的出路就是“趁着交际的机会，放出眼光来拣一个合适的人”[4]21，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成为她唯一的有希望的路。

(二)男权社会的附庸

在灰姑娘的故事中，女性并没有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婚姻，只有实现出卖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之后，他们才拥有幸福的可能。张爱玲的小说是此类故事的重复，她用微带嘲讽的笔调写出一个个女人的悲哀人生——在男权交易的阴谋中牺牲湮没。

《留情》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应该算不得最出彩的一篇，但是其文本写作还是颇具张氏风格，不论是故事的行文脉络还是人情琐碎都和张爱玲的出彩之作一脉相承，新颖取材的背后，故事本身还是遵循着“灰姑娘情结”的故事内核。《留情》描写的是上海市井生活中一段风流倜傥的“黄昏恋”，六十岁的老翁讨小老婆，这本来也算不得出奇，只是这回张爱玲笔下男女主角的年龄差距有些大。米晶尧所迎娶的新太太敦凤三十六岁，他们中间相隔二十余载，这故事虽然有些夸张，但回归到时代语境下的大上海，似乎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中国人总喜欢“老夫少妻”这样的戏码。而《留情》的出彩之处在于张爱玲刻画出的敦凤心态，作为“出身极有根底，上海数一数二有历史的大商家”的敦凤怎么就心甘情愿地嫁给了比自己年长二十余岁的米晶尧呢？又为什么在这样家境殷实的背后她还会对这一段婚姻患得患失，时时吃味？甚至这一段旁人咋舌的婚姻还是她费劲从别的女人那里抢过来的。原来敦凤并不是昏了头，她心中早有自己的一番计量：“我完全是为了生活。要是为了男人我也不会嫁给米先生了。其实我们真是难得的，隔几个月不知可有一次。当然夫妻的感情也不在乎那些，不过米先生这个人，实在是很难跟他发生感情的。我为了自己，也得放心他呀，衣裳穿、脱，吃东西……总想把他喂得好好的，多活两年就好了。”敦凤早就看清楚了婚姻关系的本质，她虽然是数一数二商家的女儿，但是早就“不值钱了”，十六岁早早嫁人，婚后不过六年便早早死了丈夫，直到嫁给米先生她已经守寡了十余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找一个人过日子，做太太，是她最大的夙愿。敦凤在六十岁的米先生身上最大的愿望不是得到爱情的滋润，而是得到经济上的庇护，“完全为了生活”六个字道出了她的心酸。灰姑娘情结中灰姑娘和王子的结合也是通过婚姻得到了男性的庇护，这种自觉向男性寻求救赎的行为，在敦凤身上得到了更为不加掩饰的体现。虽然性生活被压抑，米先生又对前妻处处“留情”，但是至少敦凤收获了一段明媒正娶的婚姻和一张挂在墙上的结婚证，宣告了她的余生衣食无忧，一生富足。

灰姑娘通过婚姻完成了自己的救赎，将自己从无依的家庭生活中解救出来，张爱玲笔下的女子也遵照了这种模式，一方面，将自己的命运和一个或多个男子牵连在一起，从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恋爱中杀出重围，得到一个妻子的头衔，得到下半生的保障依靠。另一方面，身处父权家庭的女人们没有自己命运的主导权，她们只能听从男性的摆布，而婚姻也成为她们仅剩的价值所在。张爱玲冷静地看透了在男权家庭中女人婚姻的本质：“女儿是家累，是赔钱货，但是美丽的女儿向来不在此例”[7]202。婚姻对于张爱玲笔下的灰姑娘们来说，是一场交易，她们只需要悉心装扮自己，静好地坐在家中，做一个美丽的物品，等待着父亲的交换。婚姻对她们来说既是救赎，也是一场交易。

霓喜的遭遇太“灰姑娘”了，虽然小说才刊载了6期，但是从仅有的文本中可以看出霓喜的人生和男人脱不开关系，她的生命核心围绕着出卖自己形成了一个循环。在金钱和生存的双重压迫下，霓喜成为了一件“人肉商品”，在凡俗人生的琐碎中，女人命运的不由己控被展示无遗。在丧失了传统道德准则的资本运转中，霓喜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悲剧，她在法律意义上从未得到合法的夫妻身份，而在现实生活中她已经结婚离婚三次并且带着越来越多的孩子，沦为了男人泄欲的工具，她的人生变成了男性社会的牺牲品。因为缺乏经济来源和自主生活的能力，所以霓喜只能选择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婚姻”关系，以自己的美貌和肉体来交换生活的富足。霓喜第一次的“婚姻”便来自一场贩卖，14岁时她养母将她以120块大洋的价钱卖给丝绸店老板雅赫雅，而可惜的是雅赫雅对霓喜的好感很快就被霓喜的性格和风流行为消耗干净，他本性中爱玩乐的心性使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最后和霓喜的缘分也在霓喜地大闹中走到了尽头。除了第一任丈夫，霓喜还先后和药店老板窦尧芳、英国人汤姆生缔结了姻缘，霓喜和男人的每一次结合都是身不由己，并不是出于爱情，而仅仅是为了寻求一处栖身之地。《第二性》中直接指出：“人们继续认为，对女人来说，结婚是最体面的生涯。”[3]195霓喜的一生就是在不停向男性寻求庇护的一生。张爱玲刻画出的灰姑娘依旧手无缚鸡之力，处境尴尬之下只能通过出卖自己，向传统男性寻求经济和精神的依靠。

“女人正式通过献身给男人，完成了她在人间的命运”[3]307。婚姻关系是张爱玲用心最多的，在繁杂的婚姻关系中她描摹出所生活年代的世态人情，在冷眼旁观的打量中注入自己的悲喜，传达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悲悯。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是落难无依的灰姑娘，而只有通过婚姻才能改写她们的命运，正因如此，她们都在奋力地投入男性的怀抱，完成一次次献祭，试图达到某种幸福的可能。对婚姻的追逐和对男性的投怀送抱成为她们生命的核心主题，但不幸的是，在逃离现状的困境，投入婚姻的避风港之后，女人也并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再一次被狠狠地甩入另一个困境。女人在婚姻中没有主导地位，她们只能听从男性的安排，用美丽装裹自己，试图换一个好价钱以满足男性的欲望。女人作为商品在男权社会中流通交易，他们貌合神离的婚姻关系之下掩饰着赤裸冰冷的金钱关系。“人们继续认为，对女人来说，结婚是最体面的生涯，能使女人完全不用参与集体生活”，灰姑娘的传说鼓舞着女人们投向“王子”的怀抱，以获得王子的财富和地位，得到凡俗意义上的幸福。

作为张爱玲为数不多的没有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连环套》的笔力的确大大逊色。这篇小说发表于《万象》第三年第7期至第12期，因受到了迅雨(傅雷)的批判而停笔，迅雨批判《连环套》的原因很简单：“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在傅雷看来，张爱玲一直在重复书写同样的内容——婚姻，文本过于贫乏，内容单薄，逻辑欠缺。但是张爱玲对此进行了自己的申述，她坚持写自己的文章，坚持打造一个和悲壮毫不相关的苍凉世界。其实从《连环套》中不难看出张爱玲对于男女关系有着属于自己的认定，通晓人性的她在落笔之时将自己的思想注入其中，习惯了直接揭开人性面纱的她没有选择粉饰男女情爱的真相，而用一种悲悯和讥讽同在的声音完成了自己对婚姻的书写。而《连环套》中从婚姻在同一个女人身上的重复可以看出，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婚恋关系的确是绕不开的中心。

张爱玲爱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大部分都是此类孤立无援的灰姑娘代表：(1)离异孤身回到勾心斗角娘家的白流苏，在兄嫂的白眼中汲汲营营，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对自己的苦楚无动于衷。(2)麻油店的姑娘曹七巧，出身贫苦，是上不得台面的麻油西施，而他的兄嫂也在策划着将她卖进富足人家当姨太太。(3)《连环套》中的霓喜出生于广东的穷苦人家，家中孩子众多，被养母贩卖给开丝绸店的印度人，而之后貌美的霓喜依旧没有获得自己人生的主导权，一生辗转在多个男人手中，漂泊半生，没有经济能力的她永远像一件物品，等待着下一个男人的收留和宠幸，又在一次次的辗转中被遗弃。(4)《第一炉香》里因为上海战事吃紧而流落到香港的葛薇龙，因为家庭日渐拮据的积蓄和日日上涨的开销孤身离开父母，独自在香港求学，却面临着巨额的生活费和学费，一筹莫展。(5)《花凋》中美丽的女孩川嫦，家中有七个子女，她是最不受重视的中间“老四”，父母之爱从来没有在她身上停留，姐妹之间亦没有丝毫温情；夹在中间的她处境格外的可怜，随着家境的日渐凋敝，川嫦要时时忍受姐姐的破衣服和开涮，而父亲的漠不关心使她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又碍于门第的观念命她苦苦端着“郑家女儿”的架子无处求职。在这样的家庭处境中她经济上无比困窘，精神上也无处栖身。张爱玲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着难言之苦，经济上面临巨大的问题，而在环境中又受着家庭的胁迫，她们身处的处境各有不同，然而本质上是一样的，虽然自身美好，却沦落在弱势地位，没有自主能力，等待着别人的救赎。

一些企业对我国针对科技创新的财税激励政策认识不足，不愿意投入时间、精力认真了解我国财税激励政策的具体内容，导致他们对政策“知而不懂”、“知而不会操作”.认识上的不足导致一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申报的不积极。还有些企业误读误解财税激励政策内容，对财税政策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的执行条件认识不充分，错过申报机会，没能享受到政策优惠。

竞争性选拔干部是指根据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需要，采用公开选拔、公推提名、竞争上岗、公推竞岗、公推直选、差额选拔、公开选调等方式集中择优选拔和选调干部，是新时期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党对新时期干部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深入分析竞争性选拔干部的现状特点，结合国有企业的实际特点，统筹谋划竞争性选拔干部的工作思路和发展途径，对于推进这项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科学化，提高企业选人用人公信度和组织工作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灰姑娘情结”首先体现出的是男权社会中女性与男性之间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下的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为女性对男性的依赖(经济上的、情感上的)，而男女矛盾最终在爱情的名义下得以象征性地调和。作为原型模式中的经典母题，灰姑娘情结被创作者不断地书写和颠覆，原型模式特有的继承性、传播性和转换性赋予小说以源源不断的灵感动力，张爱玲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也对灰姑娘情结进行了“张氏”解读，在重复和颠覆的游走中，完成了一次特立独行的女性书写。

三、灰姑娘情结的超越

(一)王子的消失——男性权威的解构

身处十里洋场，从小又从末路贵族的家庭中成长起来，张爱玲在描写封建没落家庭的遗老阔少时可谓是入木三分。虽然她的笔下多得是“灰姑娘”式的爱情传奇，但是很显然她对20世纪中国诞生的男子没有信任感，她的笔下并没有完美的救苦救难的“王子”，在她爱情传奇中的主角更多的是身体残缺，精神萎靡的男子。张爱玲用自己的解读超越了传统的“灰姑娘情结”。

1.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构建企业大党建工作格局。非公企业党组织是党在企业中的战斗堡垒，在企业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明确“两个作用”，引导社会各界认同和重视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探索建立在党委和组织部门领导下的各部门分工协作工作机制，构建企业大党建工作格局。

《桂花蒸 阿小悲秋》是张爱玲创作中不引人注目的一篇，相比起饱受嘉奖的《金锁记》和流传颇广的《倾城之恋》，这一篇小说另类而平凡，女主人公是个任劳任怨的阿妈，而男主人公也没有什么出彩之处。可正是在这样一篇小说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一种真实，这种真实来源于张爱玲创作过程中的得心应手，也来源于她对此类生活和人物的熟悉。张爱玲曾经这样说过：“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张爱玲出身显贵，从小便有阿妈陪伴，对她们的生活烂熟于心，要她来写一个关于阿妈的故事，她是不会怯场的，所以《桂花蒸 阿小悲秋》便显得格外真实，而张爱玲通过丁阿小所写下的所见所闻也更增添了几分真实感。

小说的主人公哥儿达是个体态风流的美男子，可是他的生活和他的外表似乎并不相符，虽然他身材高大体态风流，但是内里早已污秽不堪，哥儿达糜烂的性生活导致他的身体沾染上不知名的病，阿小在抱怨的时候透露出几分：“看他现在愈来愈污烂，像今天这个女人——怎么能不生病？前两个月就弄得满头满脸疖子似的东西，现在算好了，也不知抹的什么药，被单上稀脏。”身体上哥儿达外强中干，作者透过佣人的眼睛暗示他可能因为滥交得了性病，而在精神上，哥儿达也失去了正常男性的伟岸担当。一方面，哥儿达是个斤斤计较的男子，处处透着吝啬，面对自己能干的阿妈，他处处留意生怕被占了便宜，连一块小小的面包都要起疑，阿小是这样描叙他的：“他一个男人，比十个女人还要小奸小坏。隔壁东家娘多下一张面包票，我领了一只面包来，他还当是他的。”如果说单纯的吝啬还可以解释为哥儿达只是性格不够大方，但是消解了他身上崇高感的原因还因为这是个没有自主能力，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女性的男子。从李小姐这样的女子身上榨取经济利益是他擅长的把戏，将情爱视为游戏，甚至视为利益的交换方式，哥儿达身上完全丧失了旧式男子的伟岸高大，不能支撑起一个家庭的重担，也丧失了尊严，而作为新式人物，他又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能力，成为了一个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

类似于哥儿达这样的人物不止一个，在张爱玲的笔下苟延残喘着一批没落氏族的遗老阔少，他们在身体上是虚无软弱的，在精神上也是猥琐堕落的，在他们身上完全消解了传统男子“王子”形象的伟岸高大，取而代之的是衰败和颓靡。无论是《金锁记》中患了软骨病的姜二爷，试图算计女人家私的姜季泽，还是《小艾》中靠哄骗妻子嫁妆过活的席五爷；不论是《倾城之恋》里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惹出一身毛病来的白三爷、白四爷，还是《创世纪》中闲事不管不能为家庭提供庇护的匡氏父子……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解构了男权神话的不可亵渎，对传统道德伦理中塑造出的夫为妻纲的男性形象进行了不假辞色地嘲讽。这些男性形象身上保留了传统社会中的封建专制，又没有受到新时代民主风潮地洗礼，他们成为改革换代夹缝中扭曲变形的一代“残疾人”。张爱玲小说中消解了男性的权威，她的爱情故事不再是传统的花好月圆，也不是王子灰姑娘的简单重复，她的创作加入了反思，加入了解构，也加入了拷问和探究。

(二)冷清的现实——幸福美梦的幻灭

如果说灰姑娘情结最后的结局实现了一个幸福的美梦，灰姑娘得到了王子的拯救，成功地获得了爱情和经济的双重保障，那么张爱玲笔下的故事结局可能不尽如人意，她丝毫不加美化地将现实中的一地鸡毛展示在人们面前，叙述冷静而凉薄，无声无息地把命运搅拨中尤如薄柳的女子的生命历程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她的故事里少的是皆大欢喜的花好月圆，多的是云深不知处的渺茫前路，张氏灰姑娘即使汲汲营营数十载，也难逃被清冷现实浪头拍倒在地的尴尬命运。张爱玲关于婚恋关系的描写，是要在传统父权关于夫唱妇和、红袖添香的想象中，进行反叛的讽刺和解构，这是她特有的批判男权中心意识的写作手法。在小说中这种叙事手法的运用俯拾皆是。

小说《倾城之恋》中白流苏苦苦追求一段安稳婚姻，最终在战乱的背景下成功了，可是她的未来便会一帆风顺了吗？张爱玲对此表示极大怀疑，于是她在故事结尾埋下了一个伏笔。按照解构主义的理论，每一部小说的结尾都不是故事的终结，结尾意味着打结，也意味着解结，并不存在真正的结尾。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这样写道：“范柳原说‘其实我用不着什么借口呀！我爱玩。我有这个钱，有这个时间，还得去找别的理由？’”[4]66。可以看出，白流苏的人生未来并不可期，她所仰仗的稳定的婚姻也不是牢不可破，她面临着新的困境，新的挑战。而她丧失反抗意识交换得到的新生活并不能够满足一个女人的需求，这场逃离男性掌控的抗争宣告失败，灰姑娘的美满结局成为泡影，一戳就破。正如学者戴锦华所说：“这部爱情传奇是一次没有爱情的爱情。它是无数古老的谎言、虚构与话语之下的女人的辛酸命运”。[5]260而正是在这样一个谎言中挣扎的白流苏，正是牺牲了追求独立自我意识的代价，交换了一场没有爱情，也并不稳定的婚姻。张爱玲在这样一个貌似圆满的悲剧故事中向人们展示了夫妻两性关系中女性地位的低下和女性意识的被压迫状态。

2018年3—6月，以我校2016级临床医学专业专科生为研究对象。将所有学生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n=110）与对照组（n=122）。两组学生入组前内科学成绩分别为（76.2±1.8）分、（75.8±2.0）分，两组学生的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张爱玲曾经说过：“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就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6]72她冷静而克制地看穿了婚恋的本质，也看到了女子在一段情爱关系中的身不由己和无能为力，身为女子因为经济上不能自主，精神上不够独立，便只能在一段又一段婚姻中蹉跎。为了寻求安稳而出卖自己，心安理得成为男性的附庸，她们愿意成为妻子、情人，甚至是男人的弄钱工具。张爱玲透过花好月圆的表象看透了婚恋的本质，揭示出这种谋生与谋爱的冲突之处——二者不可兼得。贩卖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只能得到暂时的安稳，而永远不能从男性压迫的地位走出来。

四、结语

张爱玲作为20世纪文坛独树一帜的女性作家，一直在试图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创作，冲撞自古以来稳如磐石的男性权威神话，并对男权主导的权利话语和秩序规章发出挑衅，努力揭示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神话的虚伪和不堪一击。从她对“灰姑娘模式”的重复和超越中可以看出她鲜明的女性意识。张爱玲创作的时代离五四风潮不过二十载，而她冷静地看出了在中国现行社会，男女关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女性在没有经济权和自主权之前，永远只会是男性社会的附庸，张爱玲在世俗化的创作中消解了童话般美好的爱情幻梦，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女性呼声。

参 考 文 献

[1] 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郑海，郑凡，刘薇琳，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2] 何肖.“灰姑娘”故事中人类共同的社会价值观[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10(6):58-61.

[3]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 张爱玲.倾城之恋[M]//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6] 张爱玲.谈女人[M]//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