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度大陸地區出版與敦煌學相關的學術專著60餘部，公開發表研究論文400多篇。兹分概説、歷史地理、社會文化、宗教、語言文字、文學、藝術、考古與文物保護、少數民族歷史語言、古籍、科技、書評與學術動態等十二個專題擇要介紹如下。

一、 概 説

本年度有關莫高窟史話、敦煌文化概説、絲綢之路與敦煌學、敦煌歷史人物考述、敦煌文獻釋録與刊佈等研究成果較爲突出。樊錦詩《莫高窟史話》(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講述了絲綢之路是中古時期一條曾經對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起過重大作用的國際通道。從中國中心部的都市長安向西，經過無數的山川與城市，穿越沙漠、戈壁與緑洲，一直通向地中海的東岸，絲綢之路沿綫各地區各民族的文化，就因絲綢之路的發達而得到促進。此外，回顧敦煌文化、敦煌遺書的概述性著作十分豐富，如有胡同慶《敦煌文化》(甘肅文化出版社)、雒青之《百年敦煌》(敦煌文藝出版社)、郝春文《敦煌遺書》(灕江出版社)、姜德治《敦煌史話(修訂本)》(甘肅文化出版社)等。齊陳駿《回望絲綢之路與敦煌學的研究》(《社會科學戰綫》3期)對其敦煌學研究學術歷程的梳理，爲學界提供了敦煌學學術史上的歷史細節。王晶波《中西文化交流視野下的敦煌學》(《敦煌學輯刊》3期)從中外交流與文化心態的角度，將敦煌學百餘年來的發展歷史歸納爲文化失守、文化保守、文化自信三個階段，聯繫現代學術的發展，分析論述了各個階段的不同文化内涵、表現特點及意義。

釋法寶著、王平先譯《敦煌莫高窟——見證佛教的榮光與世界文化遺産》(《敦煌研究》6期)，從佛陀認可的審美創意著手，闡述了佛教藝術形式的發展與演變情況，進而揭示了作爲佛教藝術寶庫和世界文化遺産的敦煌莫高窟的重要價值。柴劍虹《“時”“地”“人”——莫高窟開窟因緣述略》(《敦煌研究》6期)從“時”(時代背景)、“地”(地理環境)、“人”(求法開窟僧)三個方面，綜合論述了一千六百多年前敦煌莫高窟的開窟因緣，推測樂僔等人最初營造的佛窟形式與内容，一定是既有濃郁的中亞、西域風貌，又融合了中原漢地風格，展現出多民族文化藝術風情，爲一個多元文明、昌盛繁榮的莫高窟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榮新江《敦煌城與莫高窟的歷史概觀》(《敦煌研究》5期)通過考察敦煌莫高窟有關佛教傳入中國的壁畫以及最早記載敦煌佛教痕跡的一枚東漢漢簡，探討了敦煌佛教的發展過程，闡釋了莫高窟佛教藝術風格的流變及其在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意義。張涌泉《走近敦煌》(《社會科學戰綫》3期)指出，從敦煌變文的校理到敦煌文獻的系統整理，從敦煌俗字的辨識到《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的編纂，從敦煌變文寫本特點的探索到敦煌寫本文獻學學術體系的建構以及敦煌殘卷的綴合，作者已在敦煌學的道路上耕耘了30多個春秋，他的學術生命已和敦煌融爲一體。

李瑞哲《古代絲綢之路商隊運營面臨的危險以及應對措施》(《敦煌學輯刊》3期)指出，古代絲綢之路商隊除了在沿途緑洲城市的驛館居住外，有時也會在野外露宿。爲了應對危險，沿途還要雇用當地的嚮導，並且擁有武裝來保護他們的商隊。胡同慶《敦煌文獻“水是人血脈”出處溯源》(《敦煌學輯刊》4期)指出，“水是人血脈”並非出自普遍認爲的敦煌文獻S.5894，而是S.5874，强調這句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敦煌莫高窟開啓百餘年後的今天，敦煌學術史日益受到敦煌學界的重視，對於敦煌歷史人物的考述是其中的重要一環。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期間在敦煌獲取漢文寫經之過程研究》(《敦煌研究》6期)根據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日記、帳簿等檔案資料，探討了斯坦因1914年再訪敦煌期間購買漢文寫經的全過程；《斯坦因探訪鎖陽城遺址時間考》(《敦煌學輯刊》1期)主要依據英藏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日記等材料，對斯坦因在鎖陽城遺址考古的前後過程進行了初步的研究，揭示了斯坦因在鎖陽城遺址考古的時間順序和工作經過。方廣錩《王道士名稱考》(《敦煌研究》4期)考察了關於王道士名稱的六種原始資料後指出： 王道士俗名王福琳，出家爲道士後稱王園禄，逝世後按照道教習俗被稱爲王園籙。至於目前最爲流行的王圓籙，至今並未發現確鑿的文獻依據。按照“名從主人”的原則，應將王道士稱作王園禄。林世田、楊學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學著述考〉略釋》(《敦煌學輯刊》1期)指出，中國國家圖書館新發現的陸翔《敦煌學著述考》把宣統元年(1909)至民國三十三年(1944)之間的相關敦煌學成果分“紀述”“敍録”“録文”“傳真”“考證”五類分别作了考釋，體現出了三方面的學術價值。宋雪春、董大學《百年來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編目成果述評》(《敦煌研究》5期)指出，自蔣孝琬的最初編目至《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之“條記目録”，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相關編目成果已達十餘種之多，不斷推進了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研究的進步。考察各種目録的成就與特色、相互間的異同，有益於甄别諸種編目成果的得與失；而比較諸種目録所著録條目之多寡，則有助於明晰編目工作動態的進步之道。周國林、邱亞《張舜徽先生的西北文獻與敦煌學研究》(《敦煌學輯刊》1期)介紹了張舜徽的敦煌學研究成就： 1946年至1948年，張舜徽於教學、讀書之餘，憑藉地理之便，積極搜求西北文獻和敦煌學文獻，最終利用敦煌古寫本《説苑·反質》殘卷，撰成《敦煌古寫本〈説苑〉殘卷校勘記》一文，不僅對研究《説苑·反質》有所補益，對後世研究敦煌學文獻、開展文獻學理論探討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劉進寶《向達敦煌考察的身份問題研究平議》(《中華文史論叢》2期)指出，向達是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之聘參加考察的，由於當時史語所和中央博物院形同一家，而史語所已有勞幹、石璋如參加，向達就代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在北京大學只是“請假一年”。後來北大的態度從開始的無所謂到積極的參與，向達也從開始以個人的身份“請假一年”到强調代表北大，並爲下次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奠定了基礎。伏俊璉、張志傑《蘇瑩輝先生敦煌學研究述要——紀念先生誕辰100周年》(《敦煌研究》1期)評價道： 蘇瑩輝先生在敦煌史地、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寫本文獻、敦煌文學、石窟考古等領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同時，蘇先生還十分注重對國際敦煌學研究史的總結和介紹，並且積極撰寫有關敦煌學的普及讀物，對我國敦煌學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鄭阿財《黄永武先生與敦煌學及其敦煌唐詩研究之成就》(《敦煌研究》3期)介紹了黄永武先生的學術簡歷，藉以彰顯其學術背景，論述其總體學術成果與特色；説明其對敦煌文獻編纂工作的貢獻，析論其在敦煌唐詩研究的重要成就以及其他有關敦煌文獻叢考的具體呈現；並附録黄永武先生敦煌學研究論著集目，以供學界完整之參考。柴劍虹《俄羅斯漢學家孟列夫對國際敦煌學的貢獻》(《敦煌學輯刊》3期)論述了俄羅斯漢學家孟列夫(俄文名緬希科夫，Л.Н.Меньшиков)對國際敦煌學作出的傑出貢獻，指出他從1957年至2005年近五十年間，積極從事中俄文化交流和俄藏敦煌文獻的編目與寫本研究。

敦煌文獻的整理、釋録與刊佈在本年度取得新的重要成果。郝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十四卷於2016年10月出版，釋録了《英藏敦煌文獻》第四卷所收寫本S.2771—2999號，並對每一件文書的定名、定性和寫本形態、研究狀況等給予介紹和説明。方廣錩、李際寧、黄霞《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録·館藏目録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以條記目録的方式，從文物、文獻、文字三個方面，全面採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各種研究信息，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作了詳盡的著録，並在前言中對國圖敦煌遺書入藏、現狀、編目做了較爲詳細的介紹。金雅聲、趙德安、沙木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八册出版，著録編號至42號。另由金雅聲、郭恩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於本年度出版第十九和二十兩册，著録編號至P.T.1425。方廣錩編著《濱田德海蒐藏敦煌遺書》(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共收録濱田藏品36件，分析了這批藏品的寫本時代、寫本長度、文獻内容、文獻特點等。郝春文主編《2016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上海古籍出版社)爲敦煌吐魯番學會2016年刊，刊發的學術研究綜述涉及2015年度的敦煌學、吐魯番學、敦煌祆教研究、敦煌講經文研究、大陸回鶻文經濟文書研究，並有近期的學術會議介紹，同時刊發了與學術綜述相關的書目、2012年至2013年日本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録、2009年以來中國大陸敦煌學博碩士學位論文、近六十年河西魏晉十六國壁畫墓研究著述等。

二、 歷 史地理

敦煌史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歸義軍政治史、經濟史、民族交往史等方面，另外涉及敦煌圖經和法律文書。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爲敦煌吐魯番文書與中古社會經濟研究方面的專題論文集，共由27篇論文組成，涉及敦煌吐魯番文書中藴含的經濟制度研究、與經濟相關的唐五代敦煌吐魯番文書的考釋和閲讀劄記、紀念唐長孺與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的散文等幾個方面的内容。劉進寶《敦煌文書與中古社會經濟》(浙江大學出版社)分四章，以敦煌文書爲研究的切入點，論述了唐宋之際的社會變化、敦煌寺院與社會生活、階層與階級、經濟與社會四個專題。官齋勞動是歸義軍時期敦煌百姓承擔的雜役，官員、衙前子弟、色役人等出現於官齋勞動中表明其本身雖免雜役，但不能影庇户内其他丁男。趙大旺《歸義軍政權對徭役影庇的限制——以P.3231〈平康鄉官齋籍〉爲主》(《敦煌研究》2期)認爲，這種對徭役影庇的限制與中原地區的政策是一致的，歸義軍時期官員等政府服務人員出現於官齋及其他雜役中，顯示其限制政策得到了較爲充分的落實。楊寶玉《大中五年張議潭入奏相關問題辨析——以杏雨書屋藏羽032—1〈驛程記〉爲中心》(《敦煌研究》6期)首先對前賢提出的杏雨書屋藏敦煌文書羽032—1《驛程記》是大中五年張議潭使團前往京城長安的行程記録的觀點補充了幾點論據；隨後主要據《驛程記》探討了有關該次入奏活動的幾個有爭議的問題，認爲該使團到朝時間和歸義軍正式設立時間可分别確定爲大中五年十月、十一月；同時對近年有學者提出的P.3750書狀中的入奏押衙王敬翼屬張議潭使團的説法提出了異議。同作者《〈張淮深碑〉抄件卷背詩文作者考辨》(《敦煌學輯刊》2期)通過對《張淮深碑》抄件卷背所存詩文的認真研讀，首先分析歸納了詩文中透露出的作者信息,發現詩文作者原本來自江南，至寫這些詩時已在敦煌生活了約三十年，與當時當地人事的交集頗多，結合其他敦煌文書和敦煌史事，集中論證了詩文作者即當爲張球的觀點。王使臻《張議潮付張淮深“委曲書信考”》(《敦煌學輯刊》4期)通過對法藏P.3750書信中相關人物的考證及書信本身書法特徵的比較研究，認爲它是晚唐大中十二年七月二十日，由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寫給其侄子張淮深的書信，這一類書信被當時人稱爲“委曲”體書信。

茅台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酱香酒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明灿把力使在了“建网络、抓陈列、搞品鉴”三大工程上，形成以市场基础建设为核心的纲领性思路。同时提出“5+5”目标，即打造贵州、河南、山东、北京、广东5个核心市场，培育上海、浙江、江苏、四川、津冀5个潜力市场。此外还力行渠道扁平化，全方位拓展三、四线城市市场，拓展地、市、县、乡市场，拓展新兴渠道，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借助“茅台云商”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融合。

周尚兵《P.3723魯地禮物清單所示唐代山東社會生産》(《敦煌研究》4期)指出，敦煌文書P.3723中的魯地禮物清單與唐代山東貢品清單互爲補充，較全面地展示了唐代山東特色物産，可復原出唐代山東地域18類社會生産的基本脈絡。郁曉剛《敦煌寺院會計憑證考釋》(《敦煌研究》5期)對判、施捨疏、取抄署、契據等幾種會計憑證的形制特點及其在會計核算活動中的使用狀況進行了具體辨析，指出敦煌寺院十分重視會計憑證的製作、整理、審核與保管。楊誼時、石乃玉、史志林《考古發現所見河西走廊史前的農業雙向傳播》(《敦煌學輯刊》1期)通過梳理和對比河西走廊及其鄰近地區考古遺址出土的植物大化石、骨骼碳氮同位素結果和種子碳十四測年結果，探討距今5000—3000年粟黍西漸和麥類東傳的時間和路綫，認爲在距今5000年前後，隨著馬家窑文化西進至河西走廊，粟黍農業在距今5000—4400年傳播至河西走廊並得以發展，在距今4400—4200年傳播至歐亞草原中部哈薩克斯坦地區。

圖經方面。李并成《敦煌本唐代圖經再考》(《中國地方志》12期)指出，敦煌遺書中保存了8件唐代圖經，是今天所能見到的僅有的唐代圖經原件。唐代圖經内容翔實、體例嚴整、地方特色突出、注重實用價值，是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的成型方志。

法律方面。顧凌雲《從敦煌吐魯番出土契約看唐代民間土地買賣禁令的實效》(《敦煌研究》3期)通過對敦煌吐魯番出土契約的考察，發現唐前期民間存在變相買賣和地下買賣兩種隱秘的土地買賣方式，表明官府嚴格執行土地買賣禁令，禁令存在一定的實際效力；中唐以後，民間土地買賣頻繁發生，表明禁令的實效逐漸消失，不過民間仍對禁令心存顧慮，往往在土地買賣契約中設置反恩赦條款加以預防。劉可維《敦煌本〈十王圖〉所見刑具刑罰考——以唐宋〈獄官令〉爲基礎史料》(《文史》3期)詳細分析唐宋《獄官令》中有關刑具、刑罰制度的令文，並據此考證敦煌本《十王圖》中的若干司法審判場面，通過文獻與圖像史料的對比研究，希望揭示唐宋間刑具、刑罰制度的變遷過程。趙晶《唐代“保辜”再蠡測——〈唐寶應元年六月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再考》(《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主要圍繞吐魯番文書中的“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對唐代保辜制度進行再探究。黄樓《吐魯番文書所見北涼解文的復原及相關問題研究》(《敦煌研究》3期)通過對相關文書殘片的拼合整理,初步復原了北涼解文的基本格式。與啓、牒、關等文書不同，北涼解文以“言”爲標誌。簡牘東漢解文中已見“言”字，北涼解文這一特點表明其與東漢解文具有明顯的歷史傳承關係。吐魯番文書中所謂的“上言”文書多爲當時解文的殘片。

三、 社 會文化

本年度有關社會文化的成果涉及發病書、習書、家具、占卜、節俗、體育娱樂、生育風俗等多個方面。《發病書》是中古稀見典籍,十多件敦煌寫本《發病書》殘卷的發現，彌補了中古傳世文獻之不足，爲解決《發病書》在歷史上的存在與流行提供了有力證據，有助於保存並豐富唐宋時代的文獻典籍，並爲中古醫療社會史研究提供了新素材。陳于柱《敦煌吐魯番出土發病書整理研究》2016年11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其《整理篇》對流散於中外各收藏機構的敦煌寫本《發病書》逐一進行録文、校注，尤其注重對不同收藏單位敦煌術數書殘卷之間的拼接與綴合，並正確釋録敦煌文獻原件上朱書文字和朱筆校改。《研究篇》重點對敦煌寫本《發病書》進行文獻分類、定名與年代學考察，釐清文本之間的文化流傳問題，將敦煌《發病書》納入歷史學的研究視野之中，對唐宋時代及敦煌區域的醫療社會史進行深入研究。朱瑶《敦煌漢文文獻題記整理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對題記的結構類型、内容特點及形制特徵進行分析，並將題記按所依附文獻分爲佛教文獻、道教及三夷教文獻、四部文獻三類進行研究，通過對題記中所包含的寫造者身份、所寫經典、祈願對象等信息的分析，探討敦煌民間各種宗教信仰的發展和融合，以及敦煌官私學校教育的發展狀況。田衛衛《敦煌寫本北宋〈重修開元寺行廊功德碑并序〉習書考》(《文史》1期)重點分析了敦煌寫本北宋《重修開元寺行廊功德碑并序》等各殘片的綴合關係，並以盛行於中原地區的碑拓作品在敦煌被用作習書摹本這一事實，提示了北宋初年中原與敦煌在文化上的密切交流，同時也爲研究同一寫本爲何會寫有佛釋道等教、俗不同性質内容的敦煌文獻提供了一點素材。P.3257《後晉開運二年寡婦阿龍牒》由三件文書組成。其中第一件是寡婦阿龍的狀稿和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的指示，第二件是寡婦阿龍和其兄索懷義關於土地耕種的契約，第三件是歸義軍左馬步都押衙王文通詢問土地佔有者索佛奴、陳狀人阿龍、種地人索懷義的筆録和曹元忠的批示。劉進寶《敦煌文書〈後晉開運二年寡婦阿龍牒〉考釋》(《敦煌研究》3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文書進行了校釋，並對内容進行了考辨。楊森《敦煌五代交椅家具考》(《敦煌研究》4期)指出，敦煌壁畫五代交椅家具的圖像可上溯至古埃及交椅家具，由此可探討與胡牀相關的交椅家具在中國從五代發展到清代的歷程及其演變，從而得出華夏區域出現的交椅家具與古埃及御用交椅的異同。

我国塑料管道行业生产能力扩张很快，近年一些企业积极开展市场推广工作，扩大了行业和产品的影响，但行业和产品宣传、科普等方面工作还不到位，塑料管道行业和产品的市场推广工作还有待提高，用户和有关设计部门对塑料管道的优越性和应用技术的了解还不够普及和广泛，因此塑料管的应用领域还比较狭窄。

黄正建《大谷占卜文書研究(之一)——兼與敦煌占卜文書比較》(《敦煌研究》6期)以敦煌占卜文書爲參照，爲《大谷文書集成》的6件占卜文書予以定名，認爲大谷占卜文書反映出來的占卜類型和方法與敦煌占卜文書大體相同，不同的只是遣詞方式與程序之繁簡。叢振《敦煌歲時節日中的遊藝文化——以上巳、端午、七夕爲中心》(《敦煌學輯刊》1期)以上巳日、端午節、七夕節等相關節日爲中心，對記載在其中的娱樂活動進行論述，以期對敦煌地區的遊藝文化研究有所貢獻。林春《元曲中女子蹴鞠的研究》(《敦煌學輯刊》2期)對元曲展現的貴妍多姿的女子蹴鞠風採進行巡禮闡釋，並從中擷取一些經典的蹴鞠場景，揭示它們深刻的内在淵源，有助於瞭解古代女子蹴鞠的發展脈絡和藴含的文化，亦可爲體育史的研究提供相關資料和有益的參考。叢振《先秦至唐五代角抵與相撲名實考辨——兼論敦煌壁畫、文獻中的相撲文化》(《敦煌學輯刊》4期)採用文獻資料法等對先秦至唐五代時期史料中的有關角力、角抵、相撲、弁、卞、手搏等稱謂進行遍檢，並以列表形式輯録整理。鄭志剛、李重申《絲綢之路古代遊戲、娱樂與競技場地空間分佈考研》(《敦煌學輯刊》4期)利用考古發現的長安、敦煌、吐魯番等地的遺址以及文獻資料，從歷史遺址學研究視野，採用考察遺址分析和考古資料對絲綢之路古代遊戲、娱樂和競技場地空間分佈的遺址現狀有較爲完整的認識。王澤湘、林春《漢唐樂府中的民俗體育研究》(《敦煌學輯刊》4期)解析了漢唐樂府中的體育民俗。蔣勤儉《從〈太子成道經〉求子情景探究敦煌求子風俗》(《西北民族大學學報》5期)從敦煌文學文本解讀角度深度挖掘其中所流露出來的敦煌地區的求子風俗，在求子時間、地點、所祭拜神靈、祭物、預測胎兒性别、重男嗣觀念等方面，敦煌和中原地區存在異同，這既與傳統文化對敦煌地區的影響有關，亦彰顯出敦煌地區本身濃郁的地域文化和佛教色彩。

四、 宗 教

本年度宗教研究的相關成果主要涉及佛教、道教和景教。

敦煌殘卷的綴合不僅綴接了散失的寫本，更拼接出了撕裂的絲路文明。張涌泉、羅慕君《敦煌佛經殘卷綴合釋例》(《浙江大學學報》3期)指出，殘卷綴合有12個關鍵因素，包括内容相連、碴口相合、字體相同、書風近似、抄手同一、持誦者同一、藏家同一、行款近同、校注相涉、污損類同、版本相同、形制相同等。在具體的綴合實踐中，既要緊緊把握制約殘卷綴合的關鍵點，又要綜合分析各方面的綫索，使殘卷的綴合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之上。張涌泉、朱若溪《敦煌本〈金光明經〉殘卷綴合研究》(《敦煌研究》1期)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英國國家圖書館藏及甘肅省各家館藏爲中心，通過内容、裂痕、行款、書風等方面的比較分析，把其中的31號殘卷綴合成9組。張小艷《敦煌疑僞經四種殘卷綴合研究》(《敦煌研究》1期)通過内容接續、殘字拼合、行款相同、字跡書風相近等角度的比較分析，將《無量大慈教經》《要行捨身經》《贊僧功德經》《佛母經》等4種疑僞經中的26號殘卷(片)綴合爲12組(4+4+2+2)。借助於綴接後的寫本顯示的較爲完整的信息，可對其形制、内容與性質作出更客觀、可靠的判斷。同氏《敦煌疑僞經三種殘卷綴合研究》(《浙江大學學報》3期)將《齋法清淨經》《法王經》《十王經》這三經中的32號殘卷(片)綴合爲10組。張磊、左麗萍《敦煌佛教文獻〈大乘無量壽經〉綴合研究》(《敦煌研究》1期)通過對英藏、俄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本《大乘無量壽經》殘片的内容、斷痕、行款、書風等方面的分析，將其中的19號殘片綴合成9組。張磊、周小旭《敦煌本〈大方等大集經〉殘卷綴合研究》(《浙江大學學報》3期)將敦煌本《大方等大集經》中的38號殘卷或殘片綴合爲13組。通過綴合除使原本身首異處的殘卷或殘片重聚之外，還糾正了《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或《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條記目録對北敦9793號、北敦11119號、斯627號等殘卷著録信息的錯誤，更爲進一步定名、斷代及校理創造了條件。羅慕君、張涌泉《敦煌遺書〈金剛經〉留支譯本考》(《社會科學戰綫》12期)通過普查現已刊佈的所有敦煌文獻圖版、目録及相關研究文獻，共搜集到可以基本確定的《金剛經》留支譯本寫卷145號,將其中28號綴合爲12組；《英藏未定名敦煌〈金剛經〉殘片考》(《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把34號《金剛經》殘片綴合爲16組。張磊、劉溪《敦煌本〈佛説佛名經〉(十二卷本)綴合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把21號十二卷本《佛名經》敦煌殘卷或殘片綴合爲8組，對進一步的整理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馬振穎、鄭炳林《英藏黑水城文獻〈天地八陽神咒經〉拼接及研究》(《敦煌學輯刊》2期)首先拼接了英藏黑水城文獻中不少漢文佛經殘片；此外，通過比較西夏本八陽經與敦煌本、中原本的内容，可以大致瞭解西夏境内八陽經的來源，這對進一步研究西夏的佛教或許有所幫助。王曉燕《敦煌寫本〈維摩詰經〉注疏殘卷的綴合》(《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綴合了3組敦煌寫本《維摩詰經》注疏，這3組文書均未爲歷代大藏經所收，亦未爲歷代經録所著録。

方廣錩《談〈劉師禮文〉的後代變種》(《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期)通過收集敦煌遺書乃至現代流傳本《劉師禮文》及其後代變種16種，梳理其異本，探討其演化，可以看出由《劉師禮文》體現的與時俱進並演變爲種種形態的特徵、將自己裝飾爲民衆喜聞樂見形式的特徵，以及它所具有的多種文化混雜的特徵，進而成爲我們研究儀軌佛教演化的觀察點。敦研256號殘卷是一種佛教譬喻故事的“略要本”，乃供佛教司講唱的僧侣講説譬喻故事時所用。陳明《佛教譬喻故事“略要本”在西域和敦煌的流傳——以敦研256號寫卷爲例》(《文史》4期)研究認爲，敦研256號的形成既與印度和西域的胡語佛教譬喻故事的傳寫有關，也與敦煌所傳漢語佛教故事綱要本的形式相關，應該是印度佛教文學與中土文化混融的産物，對該類型文本的分析有助於進一步認識印度佛教文學的流傳及其對中土的影響。趙和平《敦煌本武則天御制經序再研究》(《石河子大學學報》6期)指出，敦煌寫卷武則天御制《金剛般若經序》《妙法蓮華經序》《一切道經序》産生的背景與其爲亡故的父母追福有關，雖以佛、道爲外表，實則體現了儒家的子孝、母慈的底藴。今年是歐洲學者開始翻譯中國古代西行求法高僧遊記的200周年紀念，也是《佛國記》第一個西譯本問世180周年紀念。王冀青《近代歐洲法顯研究之起源——中國古代西行求法高僧遊記西譯開筆200周年紀念》(《敦煌學輯刊》3期)簡述了《佛國記》法譯本的翻譯背景及過程，以示紀念。王招國(定源)《敦煌遺書所見道氤〈設齋讚願文〉及其研究價值》(《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期)以3號敦煌遺書道氤述《大唐開元十六年七月三十日敕爲大惠禪師建碑於塔所設齋贊願文》爲例，首先對其内容進行復原，以補正前賢録文的遺漏；其次對該文獻的屬性進行討論，確定其爲一篇佛教法會儀式中宣讀並表述設齋目的(齋意)的齋文；此外，研究還可揭示該文獻在研究唐僧一行生前事蹟及其與玄宗之關係、道氤生平與著作，以及唐代齋會等方面的價值。何劍平《佛教論義的記録本及其東傳——以敦煌遺書及日本的維摩會爲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指出，敦煌遺書中保存了一批數量可觀、有即時性和當下性的論義文獻，對於我們重構唐代佛教論義的歷史面貌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張小艷《漢文〈善惡因果經〉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從經文内容的分析比對入手，通過考察其中語段及特殊詞句在同時期翻譯佛經及中土文獻中使用的情況，推求經本成立的大致時代，並藉此探討《因果經》的真僞問題。景盛軒《敦煌大紙寫〈大般涅槃經〉敍録》(《敦煌學輯刊》4期)敍録了14件敦煌本《大般涅槃經》，展示了這批寫經在紙型、紙色、紙長、裝潢、書法以及收藏諸方面的特色。趙陽《西夏佛教靈驗記探微——以黑水城出土〈高王觀世音經〉爲例》(《敦煌學輯刊》3期)指出，黑水城出土的《高王觀世音經》三種，其序文作爲典型的佛教靈應故事，雖與前代類似傳説有所不同，但也有著傳承自隋唐五代的痕跡，同時也對僞經的傳播起到很大推動作用。

石小英《淺析8至10世紀敦煌尼僧居家生活》(《宗教學研究》2期)指出，在8至10世紀的敦煌，尼僧作爲出家人卻存在著與之相反的情況，她們常住在世俗家中，與家人共同生活，過著一種居家的生活。作者依據敦煌文獻記載，對這一現象及其原因作了説明。陳大爲、陳卿《唐宋時期敦煌金光明寺考》(《敦煌學輯刊》2期)從寺名來源、存廢時限、寺院地址、佛寺建築、經濟狀況、僧人規模以及人事升遷七個方面探討了敦煌金光明寺的建置沿革和僧人情況。通過對敦煌文獻和傳統史料的梳理，進而認爲該寺院名稱來源於佛教經典《金光明經》，起訖年代在公元769年至1019年左右，寺址位於莫高窟，寺院建築包括寺門、鐘樓、大殿、禪院、禪窟、堂、倉和僧人臨時性住房等，從吐蕃佔領敦煌到曹氏歸義軍時期該寺經濟狀況明顯改善，僧人數量顯著增長，由徒衆推選寺院三綱並經緇流領袖批准，在敦煌地區的影響力也大爲增强。陳雙印、趙世金《歸義軍時期敦煌地區的佛教與軍事關係研究》(《西北民族大學學報》3期)主要從敦煌地區軍事階層(將領、士卒)與佛教信仰的關係作爲出發點，討論了他們信仰佛教的目的、方式以及信仰的對象。在文章的末尾討論了敦煌地區的佛教文學與邊塞文學中的軍事文學之間的一些關係。沙武田、梁紅《敦煌石窟歸義軍首任都僧統洪辯供養像考——兼論中古佛教僧人生活中的隨侍現象》(《敦煌學輯刊》2期)經仔細梳理第156窟供養像的圖像和歷史信息，發現在第156窟洪辯像後跟隨著同爲敦煌名僧的弟子悟真供養像，他們師徒二人一起出現在節度使張議潮的功德窟中。洪辯和其弟子悟真供養像在第156窟的發現，從供養像的角度，爲敦煌佛教及歸義軍歷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寺院經濟文書羽677和羽703爲同一件文書而可以綴合。王祥偉《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寺院經濟文書羽677+羽703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期)指出，羽677+羽703是公元914—918年間靈圖寺或金光明寺對本寺常住斛斗進行算會的底稿，它的存世不但豐富了敦煌寺院經濟文書的内容，爲瞭解敦煌寺院經濟增添了新的資料，而且還由於其記載了張承奉、曹議金等歷史人物的活動而在認識歸義軍歷史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同氏《敦煌文書BD15246(2)、P.3364與S.5008綴合研究》(《敦煌學輯刊》1期)指出，敦煌文書BD15246(2)、P.3364與S.5008是三件寺院會計文書殘卷，三者本爲同一件文書而可以綴合，綴合後的文書内容是公元947年或948年報恩寺對本寺諸色斛斗入破情況進行算會後的上報牒文的一部分。

張元林《融通與移植： 敦煌〈法華經〉圖像的靈活性選擇》(《敦煌學輯刊》3期)對這種靈活性處理方式的意圖做了初步探討，認爲這也是《法華經》及其信仰在敦煌本地傳播過程中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薛艷麗《〈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中四臂觀音像作者試考》(《敦煌學輯刊》3期)指出，《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重修皇慶寺記》兩塊碑中都記載有元代沙州路河渠司下的李世榮，而李世榮的身份是畫工，《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中央的四臂觀音像就是由其所繪，奢藍令栴所刻；又《重修皇慶寺記》碑所載重修皇慶寺時所繪的壁畫及該碑碑陽首上的二龍戲珠圖也應是李世榮等人所繪。楊波《克孜爾石窟第38、100窟“誓願”“授記”題材探討》(《敦煌學輯刊》3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並參考庫木吐喇窟群區第34窟龜兹文榜題解讀的成果等，指出其中包含許多表現釋迦往昔供養諸佛的故事，這些故事與彌勒接受“摩頂授記”等場面一起，强調了“誓願”“授記”的主題。

三階教方面。楊學勇《三階教〈七階禮〉與佛名禮懺》(《敦煌研究》1期)指出，大住聖窟所刻《略禮七階禮佛懺悔等文》與三階教《七階禮》有諸多相似之處，從《七階禮》的演變軌跡及大住聖窟對三階教的影響等方面可以確定《略禮七階禮佛懺悔等文》影響了《七階禮》，從中可窺《七階禮》的起始形態，並爲研究信行的廣、略《七階佛名》提供了綫索。同氏《也談〈佛説要行捨身經〉與三階教的關聯》(《敦煌學輯刊》3期)研究認爲，三階教典籍目録乃至相關資料未曾提及類似《捨身經》的典籍，而且三階教教義中没有對捨身的相關論述，没有任何證據能證明《捨身經》是一部宣傳三階教教義的經典，就目前資料看來其與三階教没有什麽關聯。

道教研究方面，主要包括道經考辨和道教儀式的考論。孫齊《敦煌本〈老子變化經〉新探》(《中國史研究》2期)不認同將《老子變化經》斷代爲南北朝成書的意見，而認爲此經成書於漢魏時期。《老子變化經》中的“老子曰”部分在漢末就已經以讖書“王方平記”的形式存在。《老子變化經》的撰作目的並不是爲了神化老子，而是爲了神化漢末東海郡方士王方平。郜同麟《敦煌吐魯番道經殘卷拾遺》(《敦煌學輯刊》1期)收集了前人未發現或未正確定名、綴合的三十餘件敦煌吐魯番道經殘卷，並分别做了定名、綴合和簡要描述，並著重對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的一件吐魯番佚名道經殘片的宗教思想做了考證。劉永明《敦煌本道教〈十戒經〉考論》(《歷史研究》1期)指出，《十戒經》傳授針對的是在家初級信仰者清信弟子，於是成爲道教通往社會的一座重要橋樑，從而有利於道教的傳播，並對社會基層的宗教信仰乃至道德教化産生一定的影響。王承文《敦煌本〈靈寶經目〉與古靈寶經出世論考(上下篇)——兼對古靈寶經出世時間下限的考定》(《敦煌學輯刊》2、3期)通過對敦煌本《靈寶經目》形成過程及其内在結構的考察，認爲這部經目與古靈寶經最核心的教義思想具有高度的連貫性。現存《靈寶經目序》和敦煌本《靈寶經目》則屬於兩種具有内在關聯而且相互高度依存的文本。因此，陸修靜《靈寶經目序》所説的《靈寶經目》，其實就是指現存敦煌本《靈寶經目》。而敦煌本《靈寶經目》亦證明,在公元437年陸修靜整理古靈寶經之前，所有古靈寶經均已出世。至於陸修靜本人及其“身邊的道士們”則均屬於古靈寶經的尊奉者，並未參與過古靈寶經的創作。張魯君、韓吉紹《四件敦煌道經殘片考辨》(《敦煌研究》5期)對英藏敦煌寫本S.9936、S.11363、S.11363V、S.6030和俄藏敦煌寫本Дх.06057進行了考辨，認爲前三件内容連貫，述石鎮宅法，但非《押衙鄧存慶鎮宅文》的一部分，亦非醫學文獻；Дх.06057的内容源自《太清金液神氣經》和《神仙金汋經》兩部道藏道經；S.6030爲《策使鬼神通靈訣》，既非醫學文獻，亦非陵陽子之著作。王興伊、于業禮《敦煌〈黄帝明堂經〉殘卷校釋》(《敦煌研究》4期)對《黄帝明堂經》殘卷全文進行逐行校釋，並就王杏林《跋敦煌本〈黄帝明堂經〉》文中涉及未深的地方做了一些簡單的探討。

劉永明《古代敦煌地區的東嶽泰山信仰及其與道教和佛教之間的關係》(《敦煌學輯刊》3期)考察了晚唐五代至宋初敦煌地區流行的東嶽泰山信仰，首先通過《發病書》中泰山信仰及其與道教之間關係的分析，揭示了普通民衆層面的泰山信仰；其次通過對佛教發願文、寫經題記中泰山府君信仰的分析，反映了廣大佛教信仰者層面的泰山信仰，並揭示了其中的佛道融合情狀。張鵬《〈敦煌秘笈〉羽673R的綴合及金籙齋儀的再探討》(《敦煌學輯刊》2期)認爲，敦煌本金籙齋儀是實用齋儀文本，與經典《無上秘要》的記載不同，這種不同反映了金籙齋儀的創制過程，即爲綜合《金籙簡文》《明真科》《三元品戒》等靈寶經而形成。劉屹《度人與度亡： 一卷本〈度人經〉的形成及其經教基礎》(《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從一卷本《度人經》文本結構的探析入手，探討了《度人經》的産生時代和“度人”觀念在當時的確切含義。吴羽《敦煌所出〈十戒經〉盟文中朱筆的宗教意義——兼論晉唐道經的保存與流傳》(《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以杏雨書屋所藏《十戒經》的書法和筆跡爲綫索，認爲敦煌藏經洞所出《十戒經》等盟文，不僅昭示著敦煌道教的傳承，還證明了低階和文化素養不高的道教信徒的信仰方式未必在於道教義理的習學，更重要的是燒香供養道經。謝明《國圖藏敦煌道經校正三則及相關問題考釋》(《宗教學研究》1期)以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道經爲切入點，結合《道藏》中的相關文獻，梳理了這幾個神仙鬼怪及相關内容的傳承、變化，分析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糾正敦煌寫卷、《道藏》等文獻的訛誤。

单纯数词儿化(如“零儿”)，或单纯量词儿化(如“分儿”)的现象非常少见，而数量短语儿化却较为多见。数量短语儿化常常表示程度轻、数量少的意思。如：

景教研究方面。林悟殊《霞浦抄本夷偈〈明使讚〉〈送佛讚〉考釋——兼説霞浦抄本與敦煌吐魯番研究之關係》(《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對霞浦文書摩本《明使讚》和合本《送佛讚》進行考察，認爲兩首夷偈題名有差，但對音文字多同，應屬同偈異名。王蘭平《唐代敦煌漢文景教寫經研究》(民族出版社)主要對六部敦煌唐代漢文景教寫經進行了綜合研究，爲學界提供了一個盡可能完整的録文本和詳細注釋。對於富岡、高楠文書的真僞判斷，已有林悟殊、榮新江等學者作出重要推斷。王蘭平《日本杏雨書屋藏富岡文書高楠文書真僞再研究》(《敦煌學輯刊》1期)從字形角度作了進一步分析，認爲《序聽迷詩所經》《一神論》未顯示出作僞痕跡。

五、 語 言文字

本年度出版了多部有關敦煌語言文獻研究的論文集和專著。黄征《敦煌語言文獻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爲作者在敦煌文獻語詞研究方面的專題論文集，共收集專題論文30篇，涉及敦煌文獻整理通論、敦煌語詞考辨、浙江敦煌學研究概況等方面的内容。另外，敦煌歌辭文獻和法制文獻語言研究取得新成果。劉傳啓《敦煌歌辭文獻語言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内容包括： 初創階段歌辭體式特點和語言風格；敦煌佛曲語言的民間話語形態；敦煌歌辭的分類及内容；敦煌歌辭重點寫卷介紹；敦煌歌辭俗語詞考釋；敦煌歌辭所見特殊句式分析。王啓濤《敦煌西域法制文書語言研究》(人民出版社)對敦煌吐魯番法制文書語言展開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是該領域的一部開拓性著作。趙少咸著、趙吕甫整理《敦煌掇瑣本切韻校記》(中華書局)對敦煌掇瑣本《切韻》進行了校勘。

劉瑞明《〈伍子胥變文〉的藥名散文新校釋》(《敦煌研究》4期)認爲，《伍子胥變文》的藥名散文的校釋難度很大，有大量的各類失誤，或缺失謎底，或謎面與謎底説反了，或句意不暢，或違事理。作者對這些失誤作了畢其功於一役的糾誤。姬慧《敦煌文學〈兒郎偉〉校勘釋例》(《敦煌學輯刊》2期)以《敦煌願文集》爲底本，從原卷核對、字形辨認、詞語訓釋、平仄押韻等方法出發，對所有《兒郎偉》的闕録識讀、俗字辨認、卷號定名等方面進行校補，以期得到更爲準確的《兒郎偉》詩歌供學界研究利用。趙曜曜、周欣《敦煌寫卷疑難俗字考釋五則》(《現代語文》5期)對所覽法藏敦煌寫卷上的5個難俗、特殊字形，採用傳統文字訓詁的方法進行分析和考辨，旨在正訛補遺。周晟《俄藏敦煌文獻Дх.10787〈解夢書〉字詞校釋八則》(《敦煌研究》4期)認爲前賢對Дх.10787《解夢書》的録釋之中存在一些訛誤，個别字詞的校釋尚有進一步辨析的必要，故試對此卷中若干文意扞格之處稍作考證。趙家棟《敦煌文獻“軟五”考辨》(《敦煌研究》3期)認爲，“軟五”當讀爲“栭梧”：“軟”是“輭”的俗字,“輭”(音ruǎn)又换讀爲“輭”(音ěr)，而“輭”又是“栭”之音借。“五”爲“梧”音借。“栭”“梧”分别指斗拱上的方木和支撐斜柱。徐朝東、仝正濤《敦煌世俗文書中舌頭、舌上音問題之討論》(《合肥師範學院學報》1期)通過調查唐五代敦煌世俗文書中的音切與異文别字材料，發現7世紀初以後不管北方方言還是南方方言的語音材料中，端組和知組的分化都已經基本完成了，而泥娘合併則是普遍的語音特徵。敦煌寫本《文選音》《俗務要名林》中存在舌頭音與舌上音混切，是屬於抄寫的緣故，不是古音的殘留。

由文献[14]易知,当α1-C1=a≤λ1,0是方程(5)的唯一非负解;当a>λ1,方程(5)有唯一正解,记为θa。同理，对于椭圆方程

六、 文 學

“观自在”——儒道佛思想对人之存在的美学规定 ……………………………………………… 韩书堂（3．67）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更多人认识到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校企合作已成为近几年高校的热门词汇。校企结合模式打破常规教学，更多地增加了实践教学，与企业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校企合作模式是学校和企业在共同目的基础上构建相互合作，用自己的长处来弥补对方的不足，由双方指导，达到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实现校企双方共享，促进校企结合成果的实际化。校企结合通过共同培养企业所需的高级管理人才，促进方双的合作共赢，并且在合作的过程中实现对专业人才的培养。

對敦煌俗文學的探討方面。張鴻勛《敦煌俗文學研究之路》(《社會科學戰綫》3期)指出，敦煌藏經洞中出土的説唱故事作品，既非文人雅士案頭創作，也不是供人閲讀賞析的奇文異書，而是曾經活躍於宫廷府衙、城鎮鬧市、寺院齋會、宅第歌場等一定語境下，由俗講法師或轉變藝人依照伎藝傳承程式，移時創作，進行演唱的轉述本或口傳記録本。柴劍虹《雅俗之間——簡論敦煌俗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認爲，藏經洞所出“俗文學”作品和一些著名或佚名文人創作，乃至許多學士郎抄寫的詩歌，都向我們清晰地展示了雅、俗之間的内在聯繫。敦煌文學對於我們，無論是從宏觀上釐清中國文學發展史的脈絡，還是從微觀上把握某些作家作品的創作環境及動因，内容和形式的借鑒，社會傳播與影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鄧文寬《王梵志詩中的活俚語》(《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剖析了《王梵志詩》中活俚語的意義和用法。曹凌《關於南朝的唱導》(《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主要討論了狹義唱導的定義，並嘗試釐清其與講經的關係問題。任偉《P.2569背面兩首儺歌的校補定名及相關問題》(《敦煌研究》4期)結合圖版再次釋讀，確認該作品是兩首與驅儺有關的詩歌，並從幾個方面釐定爲可能反映敦煌西漢金山國時期宫廷驅儺活動的兒郎偉作品。張新朋《敦煌詩苑之奇葩——敦煌文獻中的〈送遠還通達〉初探》(《敦煌研究》5期)將敦煌文獻中的《送遠還通達》由各類文獻中輯出，並就這些詩作對於聯邊詩歌的研究、對於敦煌文獻的整理等的意義略加探討。侯成成《敦煌本〈證道歌〉再探討》(《敦煌學輯刊》4期)探討了敦煌本《證道歌》的作者、題署、抄寫時間等問題，並結合傳世文獻梳理《證道歌》在唐宋時期的流傳情況，同時對敦煌本《證道歌》進行了校補。

七、 藝 術

本年度敦煌藝術研究成果豐碩，涉及佛教圖像、彩塑藝術、繪畫品等。首先出版了多達十部有關敦煌藝術的重要論著。敦煌研究院主編《解讀敦煌》平裝版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於2016年5月出版。該系列包括發現藏經洞、敦煌裝飾圖案、佛國尊像、禪宗經典故事、法華經故事、報恩父母經典故事、中世紀建築畫、飛翔的精靈、彌勒佛與藥師佛、中世紀服飾、敦煌彩塑等十一個專題。顧淑彦《敦煌十六國至隋石窟藝術》(甘肅教育出版社)盡可能全面地介紹了敦煌十六國北朝至隋時期的石窟藝術，同時進一步展示了敦煌隋代石窟藝術在受到中原和西域兩種風格的影響，不斷吸收這兩種文化營養的情況下，是如何進行探索和創新的。揚之水《曾有西風半點香： 敦煌藝術名物叢考》(人民美術出版社)是對佛教藝術名物的考證。作者從探索佛經和佛教文獻中那些孤立枯燥的名稱開始，搜索了大批非常難得的敦煌洞窟以及發掘的古代墓葬的壁畫材料，在排比這些材料的年代和地域時，結合文獻資料作出縝密而有説服力的結論，對佛教史和藝術史均具重大意義。鄭炳林、張景峰合撰《敦煌石窟彩塑藝術概論》(甘肅教育出版社)分七章，就敦煌石窟尤其是莫高窟的洞窟形制與彩塑類型、敦煌石窟彩塑的藝術形象及其所表達的主題思想等諸多問題作了深入研究。袁婷《敦煌藏經洞出土繪畫品研究史》(甘肅教育出版社)不僅對20世紀敦煌學進行了系統整理，還重點研究了此階段中外學者的相關成果。同時，對英、法、日、俄及中國等國家散存的敦煌畫進行目録整理，共編得1700餘號畫品目録，爲整體呈現敦煌畫的研究史提供了翔實的參照；並具體細緻地比較歸納不同成果的學術相互關係、研究思路，做出客觀評述。楊琪《敦煌藝術入門十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分門别類地向讀者介紹了有關敦煌的歷史概況和欣賞塑像、壁畫時會遇到的一些基本知識，例如如何辨識佛國世界的諸佛、弟子、力士、菩薩的形象，如何理解本生、佛傳、經變故事畫的内容，以及關於佛教石窟藝術的理論性認識。葉朗《提昇人生境界》(《敦煌研究》6期)從人之需求的三個層面入手，揭示出中國傳統哲學和美學關於人生的最高境界爲審美層面，即人的精神生活。審美活動可以引導人們有高遠的精神追求，進而提昇人的人生境界。

将装好盘的草莓放入冻干仓内进行冻结，温度为-35 ℃，使草莓的中心温度达到共晶点温度以下，草莓的共晶点温度为-22 ℃。

對特定洞窟的調查研究成果顯著。第25窟是吐蕃統治時期的代表窟，其壁畫反映了濃厚的漢藏藝術融合的特點，是獨特歷史背景下佛教石窟營建過程中漢藏民族藝術互動、文化融合的體現。沙武田《榆林窟第25窟： 敦煌圖像中的唐蕃關係》(商務印書館)通過對第25窟的研究，可以看到吐蕃人與瓜州本地的唐人在處理唐蕃關係、藏漢關係時的成功事例，可爲今天處理漢藏關係提供有益的思考與借鑒。何志國《天門·天宫·兜率天宫——敦煌第275窟彌勒天宫圖像的來源》(《敦煌研究》1期)認爲，中土早期彌勒天宫圖像的形成是犍陀羅佛像與漢地西王母神靈信仰傳統的契合，也是佛教藝術中國本土化的早期例證。范鵬《曹氏歸義軍初期敦煌洞窟營建中折射出的價值觀——以莫高窟第98窟爲例》(《敦煌研究》1期)從發願、示願和現願三個層次看，曹氏歸義軍初期洞窟的營建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向政權内外充分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負、執政理念、外交方略、治理路徑和安邦之策，發願直白，示願形象，現願篤行。張景峰《敦煌莫高窟第217窟主室供養人畫像調查新發現》(《敦煌研究》2期)發現第217窟西壁龕下的供養人畫像行列下方還存有底層壁畫，内容依然是供養人，研究認爲第217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盛唐洞窟，而是開鑿於武則天時期的洞窟，由初唐時期的敦煌大族陰稠家族開鑿。同氏《敦煌莫高窟第321窟營建年代初探》(《敦煌學輯刊》4期)對西壁龕外兩側的白狼塑像、南壁的十輪經變繪入的時間、東壁門北十一面觀音變的造像樣式及敦煌文書P.2625《敦煌名族志》中的相關信息進行了分析，認爲莫高窟第321窟是盛唐時期的陰家窟，由敦煌大族陰守忠、陰修己父子開窟，時間當在開元九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間。陳菊霞《榆林窟第35窟營建年代與功德主辨析》(《敦煌研究》3期)依據榆林窟第35窟後甬道南壁曹延禄、曹延瑞的供養人題記和後甬道北壁于闐公主和陰氏夫人的排列次序，可將第35窟的重修年代推定在端拱元年(988)至咸平五年(1002)之間。石松日奈子著，筱原典生、于春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北壁供養人像和供養人題記》(《敦煌研究》1期)通過對北壁壁畫的圖像、樣式、畫技、材料、色彩、供養人像的構成和服裝、供養人題記等進行詳細分析，認爲第285窟可能是原本作爲僧人修行場所的莫高窟對在家信徒開放供奉的初例。趙曉星《敦煌文獻P.2991〈報恩吉祥之窟記〉寫作年代再考》(《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通過對P.2991《報恩吉祥之窟記》内容的分析，認爲該窟記寫於晚唐五代時期，報恩吉祥窟爲晚唐五代僧人、國師氾福高營建的功德窟，莫高窟第233窟有可能是文獻記載的報恩吉祥窟。寧晴《大乘佛教思想下的菩薩戒壇窟研究——以莫高窟第196窟爲例考察》(《敦煌學輯刊》4期)認爲，莫高窟第196窟前室壁畫中高僧傳授戒律畫，主室窟頂赴會佛及千佛圖像、南北壁下部的菩薩屏風畫與東壁門兩側獨特的文殊變與普賢變等圖像内容是對敦煌大乘佛教菩薩戒自誓得戒、懺悔等思想的生動反映，而第196窟即敦煌莫高窟菩薩戒壇窟的一個代表性洞窟。

敦煌壁畫中的佛教故事畫北朝時已逐漸形成了長卷式畫面的表現方法，隋朝時表現更加細膩和豐富。趙聲良《敦煌隋代故事畫藝術》(《敦煌研究》3期)通過對隋代莫高窟故事畫藝術的分析，來探討佛教繪畫樣式的變化。顧淑彦《敦煌石窟中牢度叉鬥聖變消失與再現原因再探》(《敦煌研究》3期)運用文獻資料、史實和莫高窟現存的圖像資料進行考證，認爲從盛唐到中唐時期，牢度叉鬥聖變的再現是因爲晚唐五代宋時期説話、變文等俗文學的流行,充滿離奇故事的《賢愚經》再次被關注和流行起來，也包括從《賢愚經》發展而來的牢度叉鬥聖變。河西石窟中多鋪以大梵天、帝釋天爲脅侍的造像，長期以來都著録爲菩薩和天王。張寶璽《河西石窟以大梵天帝釋天爲脇侍的造像》(《敦煌研究》4期)指出，以大梵天和帝釋天爲脅侍的造像源於犍陀羅藝術。隨著時代的不同、地域的變化，在流傳過程中，其形象摻入了多元文化因素。河西北魏石窟中大梵天均著菩薩裝，帝釋天則爲武士裝，或稱天王裝。任平山《抒海本生及其在吐峪溝壁畫中的呈現》(《敦煌研究》4期)整理和分析了佛教本生故事大施抒海，並對吐峪溝第44窟相關壁畫進行了釋讀，結論認爲吐峪溝壁畫蓮華夫人緣應該更名爲抒海本生。

佛教造像方面。張善慶《馬蹄寺石窟群北朝内修型洞窟儀式空間與寺院儀軌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以馬蹄寺石窟群北朝洞窟爲中心，將佛教三學“戒定慧”融入石窟造像的研究中，進而考察十六國北朝石窟寺内部洞窟功能組合。張銘、魏文斌《甘肅秦安“諸邑子石銘”考析——甘肅館藏佛教造像研究之三》(《敦煌研究》5期)通過與秦州地區有紀年造像碑的比較，判定其應開鑿於北周保定至建德三年間(561—574)。該碑爲社邑造像碑，反映了這一地區的社邑組織情況，權、吕、仵等姓氏反映出北周時期該地區多民族雜居的特點，“邑頭” 一詞爲佛社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吴浚《昆明筇竹寺五百羅漢造像藝術的圖像研究》(《敦煌研究》5期)指出，筇竹寺五百羅漢人物造像，形神兼備、氣韻生動、飛靈神動的藝術性並非偶然，與杭州靈隱寺、四川寶光寺造像在姿勢、形態、服飾、體量等都有明顯的承襲關係，傳承過程中又不斷創新，最終集誇張寫意性、裝飾民俗性、生動敍事性於一體。天水市麥積區石佛鎮石佛寺保存有一尊北魏權氏石造像，後背刻有建造題記。汪明《石佛鎮權氏石造像題記簡考》(《敦煌研究》5期)根據文獻資料與題記文字考證，此應是西魏恭帝三年(556)天水秦安權氏建造。黄文智《河北中南部北魏晚期至東魏石刻佛像造型分析》(《敦煌學輯刊》1期)指出，河北中南部北魏晚期至東魏石刻佛像皆著雙領下垂式袈裟，按表現樣式可分爲階梯狀衣褶雙領下垂式袈裟、棱角狀衣褶雙領下垂式袈裟和雙勾陰綫衣褶雙領下垂式袈裟三種類型，三者依次出現，後兩者存在直接的承續關係。同氏《山西中南部北魏晚期至東魏石刻佛像造型分析》(《敦煌研究》4期)指出，佔主導地位的雙領下垂式袈裟佛像，根據袈裟微觀表現形式的差異可分爲四組，均不同程度受到龍門窟龕佛像造型樣式影響。其他袈裟形式的佛像在主要吸收洛陽造型因素的同時，還部分沿用了大同雲岡石窟的佛像因素。佛像身高延續洛陽實例的比例關係，人體造型均較爲清瘦。白文《陝西富縣博物館藏北魏隋代造像碑研讀》(《敦煌學輯刊》2期)通過對富縣博物館藏北魏隋代造像碑研讀，初步分析了圖像及發願文與圖像的關係，並探討、比較了其中雷氏家族造像碑圖像的時代風格、特徵，認爲只有將表現形式賦予的主體聯繫起來，結合不同的時代背景和信仰關係纔能合理地重構歷史情境。王懷宥《甘肅華亭縣出土北朝佛教石刻造像供養人族屬考》(《敦煌學輯刊》2期)根據題記内容和窖藏地理位置分析，認爲甘肅華亭縣出土北朝佛教石刻造像供養人就是文獻記載的北朝時期活動於小隴山的南山屠各與隴東屠各。

圖像研究方面。王惠民《敦煌佛教圖像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收録了作者關於敦煌佛教造像、壁畫等圖像的研究論文16篇。書中關於敦煌佛教圖像的附圖、描述，爲讀者提供了敦煌佛教圖像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史志平《莫高窟唐代觀音畫像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以莫高窟唐代壁畫、絹畫、麻布畫及紙畫中的觀音畫像爲樣本，結合宗教、歷史等學科，從五個方面對其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張元林《從敦煌圖像看絲路文化交融中的“變”與“不變”》(《遺産與保護》1期)以敦煌藝術中乘馬日天圖像、乘鵝月天圖像、“執風巾”風神圖像和摩醯首羅天圖像等一些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圖像爲例，在對它們的圖像來源和傳播路徑進行分析和梳理的基礎上，初步探討了絲綢之路沿綫區域不同文化之間在漫長的相互影響和交融中存在的“變”與“不變”現象，認爲這種現象反映了“絲綢之路”上不同文化間相互交融時的複雜性、多向性和多層次性。谷東方《山西高平清代十二辰相菩薩圖像辨析》(《敦煌研究》3期)調查發現山西高平古代壁畫兩處菩薩與十二元辰、生肖結合的圖像，從典籍和圖像兩方面分析了産生該類菩薩樣式的依據，繼而探討其思想内涵。王玲秀《論永靖炳靈寺藏傳佛教藝術“道果法”祖師毗瓦巴圖像——炳靈寺石窟印度成就師圖像研究之一》(《敦煌學輯刊》2期)以“道果法”祖師毗瓦巴爲例，對石窟中6幅毗瓦巴圖像在不同窟龕中的分佈情況、宗師及其“道果法”於元明時期在炳靈寺的傳播背景以及在石窟中的功能特徵做了嘗試性探析。陳明《敦煌莫高窟東壁門上供養像的圖像意義》(《敦煌研究》6期)結合中晚唐敦煌當地流行“邈真像”的社會現狀，並將其與佛窟、佛寺或家廟(家祠)甚至墓葬等相關的禮儀建築聯繫起來考察，發現這類供養像與當時普遍流行的“邈真像”有極大的相似性，同時又是將佛教的“往生極樂”概念與中國傳統的羽化成仙觀念相結合的産物，表明佛窟功能進一步向具有家廟(家祠)功能的家窟轉化。李金娟《莫高窟第12窟“索義辯出行圖”研究》(《敦煌學輯刊》3期)指出，索義辯出行圖表現的是索義辯在家族盂蘭節前往寺院送盆及獻供的場景，其出現原因與晚唐敦煌的政治、宗教環境、僧官地位以及索氏家族與歸義軍政權的緊密聯繫有關，同時也體現出晚唐時期敦煌僧官與世俗家族之間的緊密聯繫。張小剛、郭俊葉《敦煌所見于闐公主畫像及其相關問題》(《石河子大學學報》4期)認爲，于闐公主像的身份大多數爲曹延禄的夫人，極少數可能是于闐國王李聖天與曹皇后所生的女兒。敦煌所見于闐公主像的繪製時間都在北宋初期。這些畫像反映了當時敦煌與于闐之間的密切關係。王瑞雷《嬉金剛文殊密圖像的構成及在西藏的傳存》(《敦煌學輯刊》4期)結合早期藏文史料和佛教儀軌，討論了嬉金剛《文書真實名經》具密注疏在西藏的傳入和翻譯狀況；通過聚焦修持文書具密攝部族曼荼羅觀想這一視覺圖像構成和該圖像在西藏的傳存，辨析該傳規在西藏的教派所屬。

王靜芬著、張善慶譯《以東亞玄奘畫像爲中心審視聖僧神化歷程》(《敦煌研究》2期)認爲，玄奘大師的多重角色反映了中世紀早期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互動和融合，佛教傳播到其他文化領域所發生的嬗變，上層精英文化和民間信仰的區别以及視覺與文學藝術形式的交織。劉玉權《玄奘圖像之濫觴及早期玄奘圖像——玄奘圖像學考察(一)》(《敦煌研究》5期)是作者玄奘圖像考察的開篇，主要討論玄奘圖像之誕生和中國早期玄奘圖像及相關人文歷史背景等問題。于向東《行道僧圖像衰微考》(《敦煌學輯刊》2期)依據文獻記載及傳世祖師圖像，可以推論行道僧圖像在晚唐、五代期間日益衰微，約南宋時消失蹤跡。唐宋之際，伴隨著佛教祖堂的逐漸盛行及祀祖儀式規範化，坐姿樣式的祖師圖像日益興盛，最終取代行道僧圖像的主流地位，這很可能是導致行道僧圖像衰微的主要原因。叢振《敦煌狩獵圖像考》(《石河子大學學報》2期)通過對史前岩畫、先秦青銅器、漢畫像磚中類似圖像的考察，可知敦煌狩獵圖像表現出鮮明的世俗特徵，並與佛教思想有密切聯繫。

本年度有關敦煌文學的研究成果相對少出。由蘇履吉著、姜德治選注的《蘇履吉敦煌詩鈔選注》(甘肅文化出版社)選録了蘇履吉在甘肅敦煌爲官期間寫的詩作，並作了簡要注釋。詩作多爲近體律詩和絶句，也有一些古體詩，主要記述了作者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言政事民生。

李靜傑《巴林左旗出土遼代青銅佛板圖像分析》(《敦煌研究》6期)指出，佛板内容關聯北朝以來數百年造像史，還與印度造像藝術多有牽涉，反映了基層民衆的西方淨土信仰情況，不同於尋常所見具有官方性質的遼代佛教造像，有助於深化認識遼代佛教物質文化和社會生活狀況。王芳《敦煌唐五代曠野鬼夜叉圖像小議》(《敦煌研究》6期)認爲，敦煌地區的曠野鬼夜叉圖像表明，在當地夜叉已轉變成庇護童子的善神。戴春陽《敦煌佛爺廟灣唐代模印塑像磚墓(二)——陰氏家族墓考》(《敦煌研究》3期)分析了墓葬年代、墓葬等級及P.2523《敦煌名族志》的編撰年代，認爲兩者均爲開元年間，因而認爲M123、M124、M125等墓爲外任歸葬的敦煌望族——陰氏家族墓葬，其中陰稠或陰仁協以及陰仁希可能與M123具有對應關係。劉韜《唐與回鶻時期庫木吐喇石窟壁畫年代探索——以窟群區第12、15至17窟爲中心》(《敦煌研究》6期)嘗試以樣式論與風格學等方法，綜合石窟形制、圖像内容與題記等因素，試對庫木吐喇唐風洞窟第15至17窟、回鶻風洞窟第12窟壁畫的絶對年代進行探索，並以此爲標型窟探索唐與回鶻時期庫木吐喇部分洞窟壁畫的相對年代。邵軍《宏佛塔出土絹畫題材内容再探》(《敦煌研究》4期)對西夏古塔宏佛塔天宫出土的數件絹畫的題材内容重新進行了探討，辨認了兩件熾盛光十一曜圖中諸曜的身份，確認了護法力士爲月孛圖，對玄武大帝、千手觀音、大日如來等形象有新認識，並對千佛、護法神的圖像性質與發展情況進行了研究。勒柯克在高昌故城摩尼教寺院遺址發掘出的一份摩尼教絹畫中繪有十字架，與新疆、敦煌等地發現的景教十字架極爲相似。

何卯平、寧强《敦煌與瓜州西夏時期石窟藝術的比較研究》(《敦煌研究》6期)對敦煌和瓜州兩地西夏時期石窟藝術的壁畫題材、造型風格、供養人構成、藝術功能等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爲敦煌與瓜州在西夏時期因政治狀況、經濟發展、軍事形勢等方面的明顯差異而顯示出不同的特點。張小剛、郭俊葉《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觀音圖〉與〈摩利支天圖〉考釋》(《敦煌研究》2期)指出，文殊山石窟群後山古佛洞中發現的西夏時期繪製的兩幅《水月觀音圖》和一幅《摩利支天圖》，爲研究西夏佛教藝術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料。梁燕、張同標《印度阿旃陀生死輪圖與尼泊爾馬頭觀音之間的聯繫》(《敦煌研究》1期)指出，印度仍然以觀音救度爲主，不斷演進的最終形式表現爲尼泊爾百八觀音之一的馬頭觀音。這種馬頭觀音類似於生死輪圖，以觀音統攝六佛，不同於中印各地的馬首人身或冠部飾有馬像的馬頭觀音，表明觀音超越十方諸佛，上昇爲宇宙至尊神的神格地位，與中國曾經流行的盧舍那佛遥相呼應。張明皓《東亞文化圈鴟尾的類型研究初探》(《敦煌研究》1期)以東亞文化圈内現存的鴟尾形象爲研究對象，根據鴟尾的整體造型與細部裝飾特徵，結合這些鴟尾所處的時代與地域，將東亞文化圈内的鴟尾分爲整體型鴟尾與截斷型鴟尾。張惠明《公元八至九世紀敦煌壁畫“文殊及侍從圖”中佛教節日主體元素》(《中華文史論叢》3期)通過文本文獻與相關壁畫中圖像間的對照研究，對公元八至九世紀敦煌的《文殊及侍從》圖中的佛教節日主題元素加以解讀並闡釋其象徵性含義。吕德廷《鹿頭梵志的早期形象及宗教内涵》(《敦煌研究》1期)認爲，犍陀羅藝術中的鹿頭梵志基本位於佛陀右側。鹿頭梵志的頭頂有一縷頭髮，這與涅槃圖中的須跋陀羅類似。庫木吐喇石窟中的鹿頭梵志是沙門形象。北朝流行鹿頭梵志可能與當時佛教宣傳五戒十善的思想有關。高秀軍、李向東《新發現資中月仙洞兩龕僧伽變相初考》(《敦煌研究》2期)主要結合其他已刊佈的僧伽變相龕及相關資料，對新發現的資中月仙洞摩崖兩龕僧伽變相時代及内容做了初步探討。

政治史方面。孟憲實《略論折衝府的“承直馬”——以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爲中心》(《西域研究》3期)從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中發現，前庭府的常備馬匹恰好是八十匹，與文獻記載相吻合。因爲西州屬於邊州，在承直馬的使用上有許多特色，與文獻記載多有不同。該氏《論唐代府兵制下的馱馬之制》(《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認爲，“十馱馬”與“六馱馬”一樣都屬於唐朝府兵制下的馱馬之制，但“十馱馬”並非與“六馱馬”同時施行，雙方是一種交互使用的關係，而唐朝府兵制時代的馱馬之制其實是一種富有彈性的制度。沈如泉《敦煌伯3813唐判與宋代花判》(《敦煌研究》1期)指出，就文體淵源而言，敦煌伯3813唐判中部分判詞雖無“花判”之名，卻基本具備了後世花判的主要特點，實爲宋代花判之濫觴。李軍《敦煌的張淮深時代——以歸義軍與唐中央之關係爲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從微觀的角度觀察歸義軍與唐中央政府關係演變及其對河隴政局的影響。劉子凡《唐代使職借印考——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爲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結合出土文書與傳世史料，討論唐代使職差遣臨時借用官印的現象，藉此管窺唐代文書用印制度在實際運行中的狀況。趙貞《歸義軍曹氏時期的鳥形押補遺》(《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進一步對敦煌文獻中的鳥形簽署和畫押進行補遺，力求對曹氏歸義軍鳥形押的梳理趨於完整。鄭紅翔《唐蕃青海之戰與隴右軍事力量的初創》(《敦煌學輯刊》4期)考證了青海之戰的時間和戰役細節，並分析了唐政府新置的三軍。梁松濤、田曉霈《西夏“權官”問題初探》(《敦煌學輯刊》4期)討論了西夏時期權官的類别，主要有“權正”“權正統”“權小監”“權檢校”“權都案”“權案頭”“權正首領”“權首領”八種，指出西夏時期的權官有兩個顯著特點： 西夏“權官”涉及文武，但以武官體系爲多；西夏“權官”的選派須遵守嚴格的秩序。陳光文《西夏時期敦煌的行政建制與職官設置》(《敦煌研究》5期)指出，西夏佔據敦煌後，在瓜州、沙州建立了完備的行政體系，並委派豪酋大族實行統治。瓜州和沙州位於西夏邊陲，軍事作用突出，因此西夏在二州分别設立監軍司，負責當地的軍事與行政事務。同時在二州分别設立刺史、轉運司。沙州單獨設立經制司。都統軍、副統軍、監軍使、通判、習判、承旨、都案、案頭等自上而下構成了瓜、沙二州的職官體系。鄭煒《略論宋初以貿易手段遏制夷狄入侵的思想》(《敦煌學輯刊》4期)認爲，北宋統治階層産生了以貿易手段遏制夷狄入侵的思想，該思想的具體實踐對宋遼之間維繫長久的和平産生了積極影響；由此産生的對夏貿易政策卻成爲西夏屢屢進犯的重要原因。

經變畫方面。盧少珊《河西地區唐宋時期洞窟維摩詰經變與其他圖像組合分析》(《敦煌學輯刊》1期)利用美術史圖像學方法，探討了維摩詰經變與其他圖像的組合關係，指出初唐維摩詰經變與千佛環繞式説法圖組合，並演化爲與西方淨土經變、彌勒下生圖像組合形式，强調了淨土信仰内涵。張景峰《圖像角色的轉换與形成——以敦煌石窟觀音經變爲中心》(《石河子大學學報》5期)研究認爲，第217窟觀音經變的出現，完成了觀音菩薩圖像從法華經變附屬向獨立經變角色的轉變，使敦煌觀音信仰從輔助向獨立信仰功能轉换，具有特殊意義，也對敦煌以後觀音經變的發展産生了重要影響。陳愛峰《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佛説大乘莊嚴寶王經變考釋》(《敦煌研究》6期)結合柏孜克里克第17窟兩側壁壁畫分析，認識到該窟是一個以觀音爲主尊、内涵豐富的洞窟；結合窟内供養人族屬的認定，初步將該窟壁畫的繪製年代界定在北宋初(10世紀末)至回鶻歸順蒙古之前(13世紀初)。

②支撑板：由（A和B）两部分对接而成。下部位与底座配合连接，起到定位和限位作用，其设计巧妙（如图2所示）， A和B的对接缝隙留在出水桩后面，既不影响外观，又防止支撑板内部填充物溢出；支撑板内部可以填充保温材料，以防寒冷低温；支撑板A凹陷部位作用是支撑和连接水池，防止水池使用过程中翻落。

质构反映了食品的物理特性和组织结构，是消费者在购买时品质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12，13]。从表4中可以看出，里脊的硬度为261.238比前腿和后腿的292.619、277.004较小，成年牛肉的硬度309.488最大(p<0.05)。

服飾圖案研究方面。謝靜《敦煌石窟中的少數民族服飾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共分爲五編，分别論述了敦煌石窟中的鮮卑、吐蕃、回鶻、党項、蒙古五個少數民族的服飾。每一編中運用大量敦煌石窟中的形象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對該民族帝王、王妃、官吏、貴族婦女、侍從與侍女、平民、兒童等社會各階層人物的服裝、髮型、化妝進行全面、深入的論述。胡同慶《試探敦煌北朝時期裝飾圖案的美學特徵》(《敦煌研究》4期)對敦煌北朝壁畫中各種裝飾圖案所藴涵的對稱形式、節奏感、多元組合、運動感、立體感等美學特徵進行了比較全面的介紹和分析。謝濤、謝靜《敦煌圖像服飾上的聯珠紋初探》(《敦煌學輯刊》2期)指出，敦煌圖像中服用聯珠紋的樣式基本可以在織物圖案上找到對照，但樣式有所簡化。陳悦新《大足石窟佛像著衣類型》(《敦煌學輯刊》1期)選擇北山、寶頂山、石篆山、石門山、妙高山等五處紀年較多、保存較好的石窟寺，運用考古類型學方法，將佛衣與菩薩衣分爲兩期，第一期約晚唐五代時期(892—965)，第二期約兩宋時期(1078—1252)。晚唐五代流行中衣搭肘式和通肩式佛衣，承襲中原文化；兩宋時期流行的露胸通肩式佛衣，反映了地方文化盛行的獨特面貌。

壁畫樂舞方面。鄺藍嵐《敦煌壁畫樂舞：“中國景觀”在國際語境中的建構、傳播與意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從傳統美學、表演理論及知覺認知科學的角度，解釋了敦煌壁畫樂舞作爲一種依附於時空與詩性的表演藝術形態，是如何在流動、演繹的表演過程中，以舞者與觀舞者之間的認知、互動展現的兩種元素來體現、建構“中國景觀”，從而達到中國傳統美學中所推崇的“象外之象”“詩與境偕”的境界。鄭炳林、朱曉峰《壁畫音樂圖像與社會文化變遷——榆林窟和東千佛洞壁畫上的拉弦樂器再研究》(《東北師大學報》1期)以拉弦樂器作爲研究視角，來探究其所在壁畫的時代和風格，不僅能夠梳理樂器本身的歷史，而且對西夏時期敦煌石窟的營建史以及壁畫所藴含的歷史意義有一個全新的思考。

启，是指启发诱导，目的在于引导学生自觉学习，明确学习任务及学法，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调动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备课时，可从课题入手，设计启的内容，引起学生的注意，通过文章的“眼睛”认明方向。

繪畫與書法方面。魏迎春《敦煌莫高窟第103窟維摩詰像與吴道子畫風》(《藝術百家》2期)通過對該窟年代問題的探討、維摩詰像與吴道子畫風的比較，認爲第103窟藝術風格可能早於吴道子時代，該窟藝術成就是當時寺觀藝術處在高峰時期的産物。王啓濤《敦煌文獻“素書”新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4期)將敦煌文獻與吐魯番文獻相對照，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對照，運用語言文字學、文獻學和美術學等相關知識，考證“素書”即“塑像和繪畫”。陶小軍《敦煌寫經書法風格略論》(《書法》3期)以書法的視角審視敦煌寫經，認爲其存在和繁榮的原因至少關涉兩個層面： 第一，抄經是保持虔誠心態、積累功德的途徑；第二，寫經書法是某種神秘性的體現。宗教性和藝術性是寫經書法最重要的兩個特徵，敦煌寫本書法在宗教性與藝術性的張力中呈現出特殊的形態。

八、 考古與文物保護

本年度，關於石窟考古、石窟内容調查、石窟建築、數字化建設、莫高窟壁畫的病害與防治等的研究成果較爲突出。

马铃薯提取物，上海一研生物科技；葡萄糖（食品级），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琼脂粉，北京振泰生物；咖啡碱（纯度≥99%）、可可碱（纯度≥95%）、茶碱（纯度≥99%）。葡萄糖试剂盒、蛋白质含量检测试剂盒，南京建程生物工程研究所。

石窟考古方面。張景峰《敦煌石窟考古與藝術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内容涉及對敦煌吐蕃石窟藝術樣式的研究、社會政治背景探討、造像思想研究、吐蕃密教文獻研究、石窟經變畫與圖像專題研究、密教尊像研究、西藏考古與藝術研究、毗沙門天王像研究、莫高窟第465窟研究等多個領域。郭俊葉《敦煌莫高窟第454窟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從結構、重修、供養人、壁畫等方面著手，在詳細地抄録榜題、考證畫面的基礎上，對全窟進行佛教義理、洞窟功能、政治、社會背景等方面的探討。米德昉《敦煌莫高窟第100窟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在梳理前賢研究成果及相關材料的基礎上，認爲第100窟始建於曹議金執政晚期的931—935年間，完成時間在曹元德任職期(935—939)，窟主爲曹議金夫婦。鄒清泉《文殊堂： 曹元忠時代佛教文化與視覺形象個案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以莫高窟第61窟爲研究個案，通過對第61窟圖像程式、視覺意象與宗教意涵的探索，尤其是第61窟經典圖像《五臺山圖》與《維摩變》空間邏輯與視覺意味的研究，就曹元忠統治敦煌時期的佛教文化與視覺形象作了探索。孫曉峰《天水麥積山第127窟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指出，麥積山127窟在麥積山西魏窟龕中保存基本完整，對於全面認識和瞭解西魏時期佛教藝術的傳承發展情況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和意義。夏生平、盧秀文《敦煌石窟供養人研究述評》(浙江大學出版社)是一部較爲全面系統地對敦煌石窟供養人的内容、價值、意義及供養人題記、供養人與石窟、供養人造像、供養人營建活動、供養人族屬、供養人婚姻、敦煌居民結構、供養人家族、供養人身份、供養人與佛教，以及佛教造像的供養依據與信仰觀念等研究成果的呈現。劉振剛、王玉芳《富縣石泓寺石窟歷代題記識讀與分析》(《敦煌學輯刊》3期)指出，富縣石泓寺石窟現存十個洞窟，殘存歷代題記四十餘條。石泓寺石窟歷代題記爲研究陝北石窟寺的建造和佛教造像等提供了可靠的文獻資料，尤其是第2窟造像可作爲研究金代佛教造像的標本。孫曉峰《麥積山石窟雙窟研究》(《敦煌學輯刊》2期)指出，麥積山石窟北魏和平至太和年間(460—499)開鑿的幾組具有明顯雙窟特徵的窟龕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産物，其造像題材、圖像内容不僅體現出濃郁的時代特點，而且對於研究麥積山石窟營建與開鑿史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

石窟内容調查取得新的進展。2013年7月，爲配合敦煌西千佛洞崖體搶險加固工程，敦煌研究院考古所對西千佛洞未編號的洞窟進行徹底清理發掘，共清理未編號的洞窟42個。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執筆： 王建軍、張小剛、劉永增)《敦煌西千佛洞未編號洞窟清理簡報》(《敦煌研究》6期)通過清理，清楚了石窟數量，弄清了石窟的形制和性質，爲石窟研究提供了新資料。趙曉星、朱生雲《寧夏、内蒙古境内的西夏石窟調查——西夏石窟考古與藝術研究之一》(《敦煌研究》5期)指出，山嘴溝石窟是西夏中心區最爲重要的石窟遺存，最能代表西夏中心區的石窟藝術；固原作爲長期處於西夏和宋金爭奪的地區，雖然保存了規模巨大的須彌山石窟群，但僅能找到西夏的遊人題記，證明西夏人曾在這一地區活動，找不到西夏時期的作品；鄂托克旗作爲西夏河南區轄地，在歷史上非常重要，但阿爾寨石窟現存洞窟主要爲蒙元時期的作品，也無法確認有西夏的遺跡。張弛《山西省和順縣沙峪摩崖造像調查》(《敦煌研究》4期)調查了沙峪摩崖造像，指出從現存造像銘文看，此處摩崖造像開始營建的時間上限是北魏永安二年(529)，下限是隋開皇十年(590)。丁得天、焦成《甘肅省民樂縣童子寺石窟内容總録》(《敦煌研究》3期)調查指出，童子寺石窟分南、北二區，現存石窟九座，大致呈南北走向，坐東朝西，主要洞窟爲三座中心柱窟。童子寺石窟始建於十六國時期，北朝、清代曾有營修，現存有壁畫、題記及部分道教題材造像。員小中、王雁翔《久别重逢的石雕——雲岡石窟窟前出土的幾件石雕找到了位置》(《敦煌研究》2期)經調查核對，找到了一些石塊在石窟中原來的位置。這些石雕對於瞭解雲岡石窟造像，進行雕像恢復以及開展學術研究具有一定的價值。菩薩灣摩崖造像位於四川省安嶽縣岳陽鎮新村，現存造像19龕，題材豐富，有千佛、西方淨土變、千手觀音、五十三佛、十方佛等，而第5龕發現一則説明造龕緣由的題記。四川大學考古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嶽縣文物局(執筆： 王麗君、張亮、張媛媛等)《四川安嶽岳陽鎮菩薩灣摩崖造像調查簡報》(《敦煌研究》3期)依據造像題材、風格及題記等指出，造像分屬唐宋、清至現代兩個大的時段，唐宋時期造像數量較多。朱生雲《西夏時期重修莫高窟第61窟原因分析》(《敦煌學輯刊》3期)認爲，對以文殊五臺山信仰爲主題的第61窟進行重修，反映出西夏人重視五臺山信仰的特點，而熾盛光佛也是西夏時期流行的造像題材，説明西夏在重修時也引入了自身信仰的新的美術題材，西夏重修第61窟體現了西夏在洞窟重修方面新舊兼顧的特色。

文化建设方面，习总书记视察过的红色路线，已完成相关标识；围绕全国健康镇创建，健身广场等公共设施正在设计。

本年度有關古籍的整理與研究，涵蓋《尚書》《文心雕龍》《文選》《鄭氏論語注》《瑞應圖》等多部典籍。許建平《敦煌經學文獻論稿》(浙江大學出版社)爲作者在敦煌經學研究方面的專題論文集，共由14篇論文組成，涉及敦煌經部文獻學術價值的探討、整理方法的總結，以及部分敦煌卷子的校議等内容，在敦煌經部文獻整理研究中極有借鑒意義與參考價值。許建平《吐魯番出土〈尚書〉寫本輯考》(《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以吐魯番所出七件《尚書》寫本爲底卷，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之北京大學所藏宋刻本《尚書》爲對校本，參校日本古寫本岩崎本、九條本、内野本、足利本、影天正本，八行本等進行釋録。方廣錩《現存最早的粘葉裝書籍——敦煌遺書斯05478號〈文心雕龍〉裝幀研究》(《文獻》3期)，通過考察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斯05478號《文心雕龍》，指出該遺書的裝幀形式爲現知最早的粘葉裝，抄於684—690年間，形態成熟。作者提出中國書籍中的粘葉裝,最遲在公元7世紀末已經出現。法國國家圖書館藏P.5544册頁殘片，存文4頁計660字，輯録8人小傳，分别出自《良吏傳》《後漢書》及《春秋後語》等。蔡副全、宋濤《法藏敦煌P.554册頁釋考——兼論P.5544與P.4022+P.3636殘卷之關係》(《敦煌研究》4期)通過P.5544與P.4022+P.3636形式、内容、避諱、書法的比較研究，發現三件作品内容相關，並且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筆，其書寫年代大約在晚唐敦煌歸義軍時期。

數字化建設方面。陳振旺、樊錦詩《文化科技融合在文化遺産保護中的運用——以敦煌莫高窟數字化爲例》(《敦煌研究》2期)從跨學科的視角出發，結合文化科技融合的時代背景，闡述文化科技融合在遺産保護中的重要價值；以敦煌莫高窟數字化保護和展示爲例，探討文化科技融合的具體運用，並從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提出文化科技融合在文化遺産保護中的實踐路徑。吴健《多元異構的數字文化——敦煌石窟數字文化呈現與展示》(《敦煌研究》1期)通過現有大量的敦煌石窟數字化資源轉化爲多元的可視的數字化成果，使不可移動文物突破物理空間和地域局限，走出文物本體環境，面向國内外，以新的展示環境、新的視覺表達、新的文化旅遊模式呈現在公衆的面前。趙蓉《敦煌石窟考古繪圖中的佛龕展開圖畫法芻議——利用三維激光掃描數據的實踐嘗試》(《敦煌研究》1期)嘗試利用三維激光掃描數據——點雲，實現在電腦輔助製圖下完成佛龕展開示意圖的方法。此方法借鑒並融合手工測繪時對佛龕曲面的展開結構、畫法幾何曲面展開法以及座標控制法等，是考古繪圖在龕壁曲面展開實踐方法上的一個新嘗試。吕文旭、段奇三《利用三維激光掃描測量數據與電腦繪圖軟件繪製敦煌彩塑》(《敦煌研究》2期)以莫高窟第275窟主尊(交腳菩薩)爲例闡述了利用三維激光掃描測量手段，非接觸式測量與三維複製敦煌彩塑，並利用三維點雲數據精確繪製彩塑的圖紙。吴曉慧《手工測繪龕内展開圖的基本方法》(《敦煌研究》2期)指出，考古繪圖工作必須採用龕内展開這種特殊的測繪方法，將佛龕中的壁畫内容客觀、真實、全面地一一展開在畫面上。梁金星、萬曉霞、劉强等《敦煌彩繪文物數字化保護色卡製作方法研究》(《敦煌研究》2期)通過對模拟樣本進行色彩控制測試挑選和完善，爲敦煌彩繪藝術品的色彩控制提供了一個參考色卡。測試結果表明，使用自製色卡對敦煌彩繪藝術品的色彩控制能力優於標準色卡。

石窟保護方面。郭青林、王旭東、楊善龍、李最雄《敦煌莫高窟壁畫病害水鹽來源研究》(科學出版社)從壁畫結構和病害調查入手，開展了莫高窟區域地質與洞窟地層工程地質特徵方面的調查與研究，研究了莫高窟地層含水、含鹽及滲透特性，分析了莫高窟水環境特徵和導致窟内壁畫産生病害的水鹽來源關係。尚瑞華、閆增峰、王旭東等《莫高窟窟區微氣候環境研究》(《敦煌研究》3期)通過實測對比莫高窟六種不同下墊面對窟區微氣候環境的影響，驗證了莫高窟緑化對窟區微氣候環境的緩衝作用，並提出了窟區景觀緑化的合理建議。陳港泉、李艷飛、劉瑞等《莫高窟壁畫疱疹病害調查研究》(《敦煌研究》3期)通過調查研究，掌握了莫高窟壁畫疱疹病害的分佈面積、分佈特點，認爲進行莫高窟壁畫鹽害機理及鹽分活動規律研究，以及採取對鹽害壁畫的保護措施具有重要意義。徐永明、葉梅、王力丹《庫木吐喇石窟第56窟空鼓及起甲壁畫的搶救性保護修復》(《敦煌研究》5期)通過起甲壁畫加固、空鼓地仗層灌漿加固、風化砂岩支撐體加固等方法對庫木吐喇石窟第56窟壁畫進行了搶救性的保護修復，解除了目前威脅壁畫保存的病害，保證目前條件下的安全和穩定，使之能夠長期保存下去。姚雪、孫滿利《基於灰色關聯度分析法的土遺址病害程度量化評價——以陝北明長城單體建築爲例》(《敦煌研究》1期)通過對陝北榆陽區牛家梁至芹河段長城29座單體建築的病害現狀進行現場調查，得出不同病害類型對遺址保存狀況的破壞程度，採用多種病害加權法計算各單體的病害程度並嘗試對其進行量化分級，最終確定各單體建築的危險程度。

陳繼宏《蕃佔時期敦煌“上”“下”部落考論》(《求索》2期)指出，吐蕃佔領敦煌後，來自本土的擘三部落曾入駐瓜沙一帶，並將一部分敦煌居民納入麾下，以居住地的左、右區域爲據分上、下二部以造籍納税，其行政級别爲擘三部落下轄的二級部落，規模小於同期的行人、絲綿等部落。在蕃族管轄之下，此二部落百姓仍以農耕爲業，並可與當地其他部落自由通婚。楊銘、貢保扎西《Or.8210/S.2228系列古藏文文書及相關問題研究》(《敦煌研究》5期)討論了該系列文書的出處、編成時間以及相關人物事件，認定該系列文書與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永壽寺有關，涉及與該寺相關的林地歸屬、民間借貸、租佃等事件，爲研究吐蕃統治下敦煌寺院與民間的關係提供了第一手資料。陳國燦《對敦煌吐蕃文契約文書斷代的思考》(《西域研究》4期)以P.T.1297敦煌永壽寺文書爲基礎，論證了在公元832年吐蕃統治當局有過立契須用吐蕃文書寫的命令，此後的契約都是吐蕃文契，以此爲標尺，對已有的定年推斷須作出重新的審訂。陸離《敦煌藏文P.T.1185號〈軍需調撥文書〉及相關問題研究》(《西藏研究》2期)指出，吐蕃統治下河隴、吐谷渾王國地區軍用物資的徵集和作戰陣亡者的撫恤費用發放都由東道節度使衙署官員和安撫論德論等共同負責。吐蕃統治下吐谷渾王國的軍政事務除了由吐谷渾小王管理外，同樣受到吐蕃東道節度使、安撫論等的直接管理，吐蕃統治下河隴等地的党項部族則多被編入吐蕃、孫波、通頰部落。王東《敦煌古藏文文獻P.T.113號〈大論致沙州安撫論告牒〉小議》(《文獻》3期)指出，敦煌古藏文文獻P.T.113號《大論致沙州安撫論告牒》與吐蕃王朝對宗教人士授予告身的規定密切相關，有助於學界深化對吐蕃告身制度特别是授予對象的理解，也可以瞭解整個王朝時期對僧侣所授告身的階段性變化，並最終取消對宗教人士授予告身的歷史發展過程。張旭《吐蕃的王族葬禮——兼論松贊干布卒年》(《敦煌學輯刊》4期)以《吐蕃大事紀年》爲基本材料，分析了吐蕃王室成員的葬禮過程，討論了王室成員逝世、停厝、剖殮、發喪、入土等儀軌。

九、 少數民族歷史語言

藏文文獻的研究成果在本年度少數民族歷史語言研究中依然佔較大的比重，涵蓋佛教文獻、契約文書、軍事文書、文學文獻等，涉及蕃佔敦煌時期的政治和經濟、社會信仰、文學、文字等多個專題。才讓《菩提遺珠： 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的整理與解讀》(上海古籍出版社)對於海内外所見藏文文獻中佛教文獻的部分擇要進行分類整理和漢譯、釋文，並對相關的藏文、藏傳佛教、藏族歷史和人物等領域的内容進行深度解讀。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民族出版社)對吐蕃佔領敦煌期間的抄經做了較細緻的梳理和研究。楊銘《英藏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獻的刊佈與研究》(《西域研究》3期)系統梳理了英國國家圖書館斯坦因藏品中的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獻的刊佈與研究情況，討論了這些寫本的編號、數量和主要内容，以及國内外學術界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陳鵬飛、張景科、諶文武《FLAC3D在潮濕環境史前考古土遺址直立探方穩定預判中的應用》(《敦煌研究》4期)基於杭州潮濕地區的岩土參數採用FLAC3D數值模擬軟件進行探方開挖前穩定性預判模擬計算。計算結果可以爲現場考古模擬發掘試驗提供參考，爲直立式考古探方穩定性預加固提供依據。張博、王旭東、郭青林等《西夏陵夯補支頂加固工藝質量控制研究》(《敦煌研究》5期)針對西夏陵遺址本體根部夯築砌補，採用與原遺址相近的當地土，以固定質量夯錘爲夯築工具，並以傳統人工夯實方法進行夯築，分析研究夯土密度隨鋪土厚度和夯築次數的變化規律，探索最佳鋪土厚度和夯築次數。張明泉、郭青林、楊善龍等《潮濕環境黏性土地區考古現場地下水控制試驗研究》(《敦煌研究》2期)現場模擬試驗證明，構築人工填砂導水排水溝方法不僅能夠排除黏性土中的地下水，而且能夠隔斷毛細水運動，從而有效控制地下水位，防治考古探方滲水，保障考古工作順利進行。阿不都艾尼·阿不都拉《高昌故城城墻保護加固研究》(《敦煌研究》5期)利用ANSYS有限元模擬計算軟件模擬計算加固前後的應力及位移狀態，結合前此保護加固措施，在對其進行效果評估基礎上，對保護措施和施工工藝進行優化，以期對新疆地區的土遺址加固提供參考。趙林毅、李黎、樊再軒等《古代墓室壁畫地仗加固材料的室内研究》(《敦煌研究》2期)通過對燒料礓石、燒阿嘎土和歐洲水硬石灰NHL5礦物成分及這三種膠凝材料分别與石英砂、粉煤灰做填料的漿液結石體物理力學特性的分析對比，發現燒料礓石、燒阿嘎土、水硬石灰NHL5三種膠凝材料結石體孔隙率大,既有好的透氣、透水性，又有好的與岩土文物本體結合的相容性，適宜做古代墓室壁畫地仗的修復加固材料。韓向娜、張秉堅、羅宏傑等《薄荷醇在墓葬壁畫搶救性揭取上的應用研究》(《敦煌研究》5期)提出將薄荷醇作爲新型的墓葬壁畫揭取材料用於考古發掘現場出土的墓葬壁畫搶救性保護。結果表明： 薄荷醇能夠滿足壁畫揭取的需求，在高於其熔點20—40℃的温度下施工具有最好的揭取效果，多次塗刷能夠達到最佳的加固效果。

任小波《“權現馬王”儀軌故事與西藏早期觀音信仰——敦煌P.T.239.2號藏文寫本探例》(《復旦學報》6期)對於煌P.T.239.2號藏文寫本中的“馬匹回向”一節文字給予重新轉録和譯釋，探究了其中“權現馬王”故事的意涵和淵源，揭示出其作爲喪葬儀軌先例神話的宗教功能及其作爲觀音信仰早期例證的文本價值。仁欠卓瑪《敦煌古藏文〈羅摩衍那〉翻譯時間與故事文本探析》(《西藏大學學報》1期)搜集、整理和評析了國内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通過對文獻特徵以及同期吐蕃文獻中相關命題記載的考證，進一步論析文獻翻譯的時代特徵和故事文本。黄維忠《英藏敦煌藏文文獻IOL TIB J 1375譯釋》(《西藏民族大學學報》2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該文獻進行解題、藏文轉寫録文，並首次進行漢譯和注釋。高定國《敦煌文獻中藏文字形及書寫特點的研究》(《西藏大學學報》3期)以《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影印版中的藏文字形爲研究對象，仔細研究了敦煌藏文字形的書寫特點、筆畫特點、結構特點等；再把敦煌藏文字與現代藏文字的書寫、文法進行比較，指出了敦煌藏文文獻中字符的書寫、文法等與現代藏文字符的書寫、文法等的高度一致性，説明了一千年前在書寫敦煌藏文字符時，藏文已經很成熟、很發達；敦煌藏文字符和文法與現代藏文也存在細微差别，從中能找到藏文在發展、使用過程中不斷統一、規範的痕跡。

此外，有關回鶻、于闐的研究成果包括： 王丹、楊富學《回鶻醫學與東西方醫學關係考》(《敦煌研究》4期)指出，西域地區有悠久的中醫、印度醫學傳統，對回鶻醫學形成與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同時，回鶻醫學又與波斯、敍利亞、阿拉伯等地醫學有著密切聯繫。各種因素的交合作用，促進了回鶻醫學在宋元時代的形成與高度發展。朱麗雙《從印度到于闐——漢、藏文獻記載的阿那婆答多龍王》(《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根據漢藏文獻，探討有關阿那婆答多龍王的傳説，特别是于闐故國對其事蹟的創造和加工。

十、 古 籍

石窟建築方面。李江、楊菁《敦煌莫高窟九層樓屋頂結構探析》(《敦煌研究》3期)通過對九層樓屋頂建造特徵的深入分析，從支撐方式、椽望做法和屋面形式等突出展現了莫高窟九層樓屋頂結構的建造成就。邵强軍《從宫殿到石窟： 莫高窟早期平棋藝術的構成形式及其功能變遷》(《敦煌學輯刊》1期)以莫高窟早期(十六國北朝)的代表性平棋爲研究對象，從平棋物質材料和所處環境切入，探討了莫高窟平棋具有區域性特徵的兩種構成形式；同時也指出莫高窟平棋在選用題材上的固定性特徵，以及方井骨架數量和材質上的特徵；進一步探討了敦煌平棋藝術完成了從“厭火”象徵到“發光、照明”功能意義的轉變，弱化和消解了空間縱向延伸的功能，以及這些變化所表現出中國早期佛教文化與中原傳統文化間的博弈關係。

金少華《日本永青文庫藏敦煌本〈文選注〉箋證一則》(《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擇取永青本佚名《文選》的一條詳加考證，可據以釐清李善、五臣二本的傳承演變。何亦凡《敦煌吐魯番出土〈鄭玄論語注〉“束脩”條綴補復原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在對《鄭注》殘卷進行綴接復原的基礎上，認爲應把孔子所云的“束脩”放在當時的文例使用中去理解，應當訓爲乾肉。而對於史傳中將“束脩”指代“開始學習儒家經典”的用法，還是當取顔師古注比較恰當。游自勇《敦煌寫本P.2683〈瑞應圖〉新探》(《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通過對P.2683《瑞應圖》進行重新釋録和比對，從三個方面對該文書作了新的探討。屈直敏《敦煌寫本〈兔園策府〉敍録及研究回顧》(《敦煌學輯刊》3期)在諸家著録敦煌寫本《兔園策府》寫卷的基礎上，通過比對原卷，對敦煌寫本《兔園策府》的5個寫卷進行了較爲詳盡的敍録，並對有關《兔園策府》近百年來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性的梳理和回顧，以期推動本課題研究的深入。

賈小軍《河西出土魏晉十六國文獻紀年信息申論》(《敦煌研究》5期)考察了河西地區出土的魏晉十六國鎮墓文、墓券、發願文、寫經題記等文獻中的紀年信息，對瞭解魏晉十六國時期河西政局變化和民衆對這種變化的適應過程以及普通民衆對所在王朝的認同意識，具有重要意義。高秀軍《大足石篆山〈嚴遜記〉碑補正及相關問題考略》(《敦煌學輯刊》1期)通過對大足石篆山和2003年新發現的摩崖刻《嚴遜記》的實地調研與文獻甄别，對各類錯訛予以商榷、補正，並對《嚴遜記》碑所涉及的相關問題加以考述。

十一、 科 技

科技類論文主要包括對敦煌醫藥文獻的釋録與考證，對敦煌曆日、印刷技術的考察與研究。

敦煌醫藥文獻的整理取得新的成果。潘文、袁仁智《敦煌醫學文獻研究集成》(中醫古籍出版社)收録了自敦煌藏經洞發現後近百年來的研究敦煌醫學的論著和部分論文，以目録概覽和文章輯録的形式，從文獻研究、臨牀應用、實驗觀察、其他相關研究四個方面多層次地展示敦煌醫學博大精深的内容。僧海霞《唐宋時期“藥中王”訶梨勒醫方探析——基於敦煌醫藥文獻考察》(《敦煌研究》2期)指出，敦煌醫藥文獻中的相關醫方爲現存訶梨勒醫方的合理性和科學性提供了有力佐證，也爲新醫方的研發提供一定的借鑒。敦煌本《新集備急灸經》有殘片三個，王杏林《敦煌本〈新集備急灸經〉研究》(《敦煌研究》6期)對殘片進行了整理研究，考證了寫卷中的俞穴，並探討了寫卷作爲目前所發現較早的針灸圖譜著作，所保留的俞穴和人神禁忌等内容具有極其珍貴的價值。 任曜新《新疆庫車出土鮑威爾寫本中的印度阿輸吠陀藥物理論》(《敦煌學輯刊》4期)指出，新疆出土的年代爲4—6世紀的鮑威爾寫本醫學文書，作爲印度阿輸吠陀醫學體系形成早期的重要梵語醫方選集，其藥方在藥物的性能分析、選取採集、分類使用等方面均反映出獨特的印度阿輸吠陀藥物理論，是研究印度阿輸吠陀醫學體系的珍貴原典資料。李廷保《敦煌遺書〈輔行訣〉用藥規律數據挖掘研究》(《中古中醫藥信息雜誌》5期)利用電腦録入敦煌遺書《輔行訣》治療内科疾病的中醫方劑，採用Excel 2003軟件建立相應數據庫，運用數據挖掘方法分析《輔行訣》的用藥規律，可爲臨牀用藥及研發新藥提供參考。

敦煌曆日的考察方面，以趙貞的成績最爲突出。其撰《中古曆日社會文化意義探析——以敦煌所出曆日爲中心》(《史林》3期)指出，曆日通過五姓修造、八門占雷、九曜行年、十干推病、十二屬相、周公出行等術數元素的滲透，在民間社會中還發揮著“檢吉定凶”和“陰陽雜占”的作用，並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各種活動(如公務、醫療、農事、喪葬)施加影響；《敦煌具注曆中的“蜜日”探研》(《石家莊學院學報》4期)指出，敦煌具注曆中的“蜜日”旨在表達趨吉避凶的擇吉觀念，因而展示更多的是民衆日常社會生活的適宜事項，難以體現宗教“聖日”或“吉祥日”的意義；具注曆中的 “蜜”字標注，有可能是二十八宿注曆的一種特殊方式。

雕版印刷方面。景永時、王榮飛《寧夏宏佛塔天宫裝藏西夏文木雕版考述》(《敦煌學輯刊》2期)指出，寧夏宏佛塔天宫裝藏西夏文木雕版是世界上現存年代最早的木雕版之一，共計2000多殘塊，内容均爲西夏文佛經，包括《釋摩訶衍論》《别集》《續能□》以及其他三種未知名佛經，是研究古代雕版印刷術最直接、最重要的實物資料。戴璐綺《敦煌捺印佛像研究》(《敦煌研究》2期)通過對敦煌文獻中捺印佛像的分析研究，就如何正確辨别捺印佛像，捺印佛像的用途以及捺印佛像演變爲雕版印刷術的原因作了探討。

十二、 書評與學術動態

書評方面。王素《中國經學史上的新里程碑——略談〈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的價值與意義》(《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認爲《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不僅可以使讀者根據該書瞭解隋唐作爲主流文化的古文經傳之原貌，還可藉此訂正明清以來校刻《十三經注疏》的疏誤，可謂中國經學史上的一個新里程碑。趙和平《書評〈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藏西域文獻遺珍〉》(《敦煌吐魯番研究》十六卷)指出這批235件第一次公之於衆的西域文獻，既有文獻學上的意義，更有推動學術研究的重要價值。鄧文寬《一種不曾存在的歷史紀年法——〈古突厥社會的歷史紀年〉獻疑》(《敦煌研究》2期)首先指出路易·巴讚的錯誤根源，其次根據出土回鶻資料中的曆法要素，對回鶻所用紀年方式進行了復原：“行肖法”(代替天干的五行配生肖)，“干肖法”(天干配生肖)，“干肖納音法”(天干配生肖再配納音)。這三種源自漢族又經改編的六十甲子，在回鶻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段曾經被分别使用過。顔廷亮、巨虹《秋風獨倚書齋立，遥想真暉對暮山——讀汪泛舟〈敦煌詩解讀〉有感》(《敦煌研究》2期)指出，《敦煌詩解讀》是一本既有學術深度又具有普及性的讀物，收詩内容較爲廣泛且自具特點；校注、解讀兼具深度與廣度，多有獨到之處。張善慶《〈敦煌佛教感通畫研究〉介評》(《敦煌學輯刊》4期)指出，張小剛以敦煌佛教感通畫爲研究對象，涵蓋了與古代印度、于闐、漢地三個區域有關的瑞像類、聖跡類、神僧類、傳説類圖像，時間從北朝跨越到宋元，考察視野則以敦煌爲中心，擴展到絲綢之路沿綫各大重要佛教中心。鄭怡楠《〈敦煌莫高窟第100窟研究〉評介》(《敦煌學輯刊》4期)對《敦煌莫高窟第100窟研究》的内容進行介紹，並結合國内外學術史和學術動態對此書做了評價。徐子福《知微見著、窺斑見豹——評〈天水麥積山第127窟研究〉》(《敦煌學輯刊》4期)對《天水麥積山第127窟研究》的内容、意義和不足進行了介紹和評價。楊文博《敦煌石窟藝術研究的新起點——〈敦煌石窟彩塑藝術概論〉讀後》(《敦煌學輯刊》4期)對《敦煌石窟彩塑藝術概論》的内容進行介紹和評議，認爲該書全面系統地講述了敦煌石窟彩塑藝術。

研究綜述方面。曹學文《關於炳靈寺名稱之爭的學術史鈎沉》(《敦煌學輯刊》1期)對一個時期以來學界關於炳靈寺名稱來源的爭論作了闡述。鄭驥、伏俊璉《早期敦煌佛教歌辭研究史》(《西華師範大學學報》4期)指出，敦煌佛教歌辭作品數量約800首，爲敦煌歌辭之最大宗，在唐五代敦煌文學風貌、敦煌佛教世俗化及其發展傳播、古代音樂文學源流嬗遞等研究領域具有重要價值。桑吉東知《敦煌藏文文獻研究綜述——以藏文論文爲中心(1982—2014)》(《中國藏學》3期)以1982年以來30餘年中用藏文發表的有關敦煌藏文文獻研究的論文爲對象，就所涉及的相關領域進行分類梳理，作了簡要的評述，並展望了未來之研究。李國、沙武田《敦煌石窟粟特美術研究學術史》(《敦煌學輯刊》4期)總結和梳理了敦煌石窟粟特美術的研究史，或可爲理解敦煌圖像的意義、當今的絲路研究等問題有所啓示。王清雲《敦煌姓望氏族譜研究綜述》(《敦煌學輯刊》4期)認爲，氏族譜研究應該實現從名到實、從譜到氏族的轉變，從而成爲中古士族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學術會議方面。2016年3月16—22日，由敦煌研究院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史館聯袂主辦，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協會、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福建絲綢之路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福建福壽宫管委會共同承辦的“霞浦摩尼教學術研討會”在福州召開，來自國内外20多個單位的5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

2016年5月19日至21日，敦煌莫高窟專題研討會由美國洛杉磯蓋蒂中心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共同承辦，會議議題分爲“敦煌： 中世紀絲綢之路上的交通樞紐”“敦煌莫高窟： 歷史、藝術及其重要性”“敦煌： 東方與西方”三個部分。研討會期間，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發表《簡述敦煌莫高窟保護管理工作的探索和實踐》(《敦煌研究》5期)，闡述了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莫高窟在保護、管理、弘揚以及國際合作方面取得的進步與成就。蓋蒂保護所的内維爾·阿根紐著、王平先譯《客觀真實性： 莫高窟保護與管理中的文化與合作問題》(《敦煌研究》5期)介紹了與敦煌研究院近30年來在文物保護、遊客承載量研究方面的合作以及成果。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守望敦煌》(《敦煌研究》5期)就敦煌研究院以及莫高窟未來的發展與規劃進行了展望。倪密·蓋茨指出，蓋蒂中心成功舉辦的“敦煌莫高窟”展覽和專題研討會再次證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倪密·蓋茨著、宋羅蘭譯《在“敦煌莫高窟專題研討會”上的發言》(《敦煌研究》5期)指出： 蓋蒂中心的展覽將敦煌的寶藏帶給了美國的廣大觀衆；數字化技術把高品質的敦煌史料帶給全球用户；敦煌基金會將繼續與敦煌研究院合作培養新一代的跨文化、跨學科的敦煌學者作爲考古學者。羅泰著、王平先譯《在“敦煌莫高窟專題研討會”上的總結發言》(《敦煌研究》5期)認爲，現有的考古證據表明，莫高窟在結構、功能上與印度及中國新疆石窟有所不同，但是與中原豪强多墓室的墓葬壁畫更爲相似。關於本次會議的議題介紹和觀點總結，集中體現在賀玉蕾《“敦煌莫高窟專題研討會”綜述》(《敦煌研究》5期)一文中。

2016年6月15日至18日，由敦煌研究院、中國文化院和木魚基金會聯合主辦，察哈爾學會協辦的“2016漢傳佛經傳譯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敦煌莫高窟隆重舉行。120多位國内外漢傳佛學專家齊聚敦煌，針對在佛教國際化過程中，漢傳佛典翻譯成以英語爲主的西方語言的現狀、譯經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以及解決的方案、翻譯後佛典的使用和傳播方式，及未來走向等一系列議題展開研討，旨在弘揚中國傳統佛學文化，讓漢傳佛學文化“走出去”，讓國際頂尖學者“走進來”，促進雙向的學術和文化交流。

2016年8月20日，爲了紀念莫高窟創建1650周年，加强國内外學者有關敦煌學、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的學術交流，廣泛地宣傳介紹敦煌文化藝術遺産價值以及我國敦煌文化藝術遺産保護、研究和弘揚事業的發展成就，促進對敦煌文化藝術遺産的保護研究和傳承創新，由敦煌研究院攜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浙江大學、蘭州大學、西北師範大學聯合主辦的“2016敦煌論壇： 交融與創新——紀念莫高窟創建165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敦煌莫高窟盛大開幕。本次研討會上，150餘位國内外敦煌文化藝術、絲綢之路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圍繞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石窟藝術研究、敦煌文獻研究、敦煌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敦煌藝術及其與當代藝術創作研究五大議題，追溯絲綢之路上不同文化、藝術在莫高窟千餘年來的不斷交融與創新，以及其對現代世界文化、藝術發展的啓示意義和借鑒價值。王旭東《“交融與創新： 莫高窟創建1650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致辭》(《敦煌研究》2期)闡述了敦煌文化的多元性、自發性和進取性，並著重强調了保護、研究、傳承與弘揚敦煌文化的緊迫性、科技性、開放性和國際性。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郝春文指出，紀念莫高窟創建1650周年對於敦煌學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通過對敦煌學研究現狀進行深刻的反思，他認爲目前的研究有平庸化、瑣碎化的趨勢，缺乏較有分量、理論性的成果。在順應國内外學術思潮的大勢下，作者積極宣導敦煌學研究的宏觀化與理論化。敦煌市市長賈泰斌認爲，這次研討會必將爲推動敦煌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繁榮復興而産生積極、深遠的影響。張先堂、李國《“紀念莫高窟創建16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敦煌研究》6期)對此次會議做了總結： 這次會議共收到論文109篇，與會的150多位專家學者圍繞石窟考古、石窟藝術、佛教史、古遺址、古墓葬、文獻整理研究、敦煌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敦煌語言文學研究、敦煌藝術及其與當代藝術創作研究、石窟探險照片檔案、敦煌科技史料以及敦煌學術史等衆多學科領域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次會議大大促進了交融與創新研究的深入發展。

其他學術前沿信息還體現在簡牘研究方面。王使臻、王使璋、王惠月《敦煌所出唐宋書牘整理與研究》(西南交大出版社)於2016年9月由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内容包括： 近三十年來敦煌所出唐宋書牘研究概述、敦煌書牘的文體研究、敦煌書牘的押署和封緘研究、敦煌書牘與唐宋社會歷史研究等。本年度在漢簡的語詞釋讀方面獲得新的成果，如聶丹、聶淼《〈居延新簡〉中的“行幘”》(《敦煌研究》1期)研究得出，《居延新簡》中的“行”也稱爲“幘”，也可以合稱爲“行幘”，就是用來裹頭的長條形布帶。孟艷霞《漢簡所及敦煌地區水利建設與管理》(《敦煌研究》2期)認爲，漢簡中有多枚關於敦煌地區水利的記載，簡文中出現的“主水史”“水長”“東都水官”“東道平水史”等水利職官，爲研究漢代地方水利管理提供了寶貴的史料。馬智全《漢簡反映的漢代敦煌水利芻論》(《敦煌研究》3期)指出，新刊佈肩水金關漢簡記載的漢宣帝時以詔書穿渠敦煌的事件，以及懸泉漢簡記載的漢代敦煌郡的穿渠文書，反映出漢代敦煌水利建設事業的興盛。張麗萍、張顯成《釋“慈其”及相關稱謂》(《敦煌研究》4期)從語義、語音上可證明“慈其”就是古籍中所説的“席萁”，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説的芨芨草；作者進一步歸納總結了“席萁”的異名及其不同書寫形式。黄艷萍《〈肩水金關漢簡〉所見“燧”及其命名探析》(《敦煌研究》1期)根據簡牘出土地點的相對集中性、簡牘内容的提示性和相關性來判斷各燧所屬候官，再依據候官轄燧數量的差别來判斷其規模及戰略地位；同時，在陳夢家燧簡表《第十表》的260個燧名和這批金關簡161個燧名基礎上，歸納烽燧的命名習慣，揭示漢時龐大烽燧系統中“燧”的命名規則。李碩《漢長城西端新發現城址與敦煌漢簡中的大煎都候障》(《敦煌研究》5期)結合附近烽燧出土的漢簡，考證其中一座城址可能是西漢宣帝之後的大煎都候障治所，即敦煌漢簡中的大煎都候障，由此可以對漢長城最西端的防禦體系有更深入的瞭解。林獻忠《〈肩水金關漢簡(貳)〉考釋六則》(《敦煌研究》5期)認爲《肩水金關漢簡(貳)》中有些釋文可進一步討論，對於文字的準確考釋，有助於深入理解簡文内容。《肩水金關漢簡(貳)》的73EJT21： 370號是一片“削衣”，上面共有“□陵丞印”四字，其第一字至今未得釋讀。周艷濤、張顯成《〈肩水金關漢簡(貳)〉“口陵丞印”考》(《敦煌研究》6期)通過字形的分析對比以及同文獻資料的參證可知，其第一字當釋“菀(菀)”。通過對西北屯戍漢簡中人員籍貫的分析認爲，“(菀)陵丞印”中的“菀(菀)陵”應是河南郡下轄之縣。“莫食”是秦漢簡中比較常見的時稱，過去有不少出土文獻將此時稱讀爲“暮食”，作爲下午的時稱看待。李洪財《釋簡牘中的“莫食”》(《敦煌研究》6期)認爲，莫食應確定爲上午時稱，並表示“不食”之意，其含義和時間範圍大致相當於出土文獻中的廷食、食坐。秦漢出土材料顯示，至少在西漢中期仍然是一日兩餐，並無材料能明確證明此時已經開始出現早中晚一日三餐制。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某诉称刘某家的狗曾扑到其身上，刘某表示认可，但否认狗伤人的事实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根据赵某提供的次日就诊病历及医疗费发票，可认定刘某家的狗伤害赵某的事实。刘某作为动物饲养人未尽到管理家犬的义务，从而导致本案事故发生，且赵某不存在过错，故刘某应对赵某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遂依法判处刘某赔偿赵某医疗费等支出1000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