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0—23日，由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辦，陝西歷史博物館協辦，陝西師範大學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承辦的“‘考古與藝術，文本與歷史’絲綢之路研究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順利召開。會議共邀請到來自日本早稻田大學、京都佛教大學、韓國弘益大學、香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暨南大學、蘭州大學、西北大學、西北民族大學、西北師範大學、河西學院、陝西師範大學等高校及俄羅斯科學院、法國法蘭西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敦煌研究院、陝西歷史博物館、新疆社會科學院、吐魯番學研究院、龜兹學研究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乾陵博物館、昭陵博物館、西安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等絲路沿綫科研及文博單位的近七十餘位專家學者，就絲路文化交流、物質交流、墓葬與石窟藝術、絲路歷史與文獻等幾個專題做了深入討論。

一、 絲綢之路文化交流

絲綢之路是一條文化交流之路，不同宗教、文化隨著商隊、使臣、遊歷僧侣等人群不斷地互動與融合，形成了豐富多樣的絲路文化。胡人是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人群，以善於經商而聞名於世，其在絲路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是中古時期絲路研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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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葛承雍教授《中古時代胡人的財富觀》利用出土文物圖像回歸歷史現場，站在胡人自者的角度考量其經商活動，指出其渴望暴富的欲望、炫富顯擺的原因、盡情享樂的性格、獨佔商路的心態和不屈從漢儒士大夫的倫理道德。陝西師範大學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沙武田教授《絲綢之路交通貿易圖像——以敦煌畫商人遇盜圖爲中心》從敦煌石窟圖像出發，對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頻繁活動的粟特商人及其來華貿易活動的武裝護衛及財産安全問題做了關注。圖像中胡商所遇强盜多爲官兵形象，是官兵爲盜的真實記録。同時，圖像中商人運輸工具中出現了大量毛驢，爲駱駝是絲路上主要運輸牲畜的傳統觀點提供了不同認識。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張全民研究員《隋唐胡人形象俑及其反映的社會生活——以西安地區隋唐墓出土的陶俑爲中心》從墓葬考古發現的陶俑入手，對絲路上活躍的胡人展開研究。文官俑和武官俑是唐墓中隨葬陶俑的重要題材，文官俑一般是神情謙恭的漢人形象，而武官俑則多爲頭戴鹖冠，神情威武的胡人面相，此爲胡人擔任唐朝武官歷史的真實再現。此外，騎馬鼓吹儀仗胡人俑、騎馬出行胡人俑、侍立胡人俑、黑人俑等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情況。

隨著絲路上來往胡人、漢人等人群的頻繁活動，佛教、祆教、瑣羅亞斯德教等宗教也傳入中國，相關研究也成爲本次絲路會議的亮點之一。日本早稻田大學肥田路美教授《西域瑞像流傳到日本——日本13世紀畫稿中的和闐瑞像》對中古時期來華求法、遊歷僧人歸國攜帶的和闐瑞像白描畫稿，如日本京都醍醐寺于闐海眼寺像、京都天台宗某寺藏紙本墨畫法界人中像做了深入探究，其從遥遠的和闐，沿著絲綢之路流傳日本，是東西方絲路文化交流的見證。西北大學文化遺産學院于春副教授《從長安到原州——絲路東段北綫初唐、盛唐佛教遺跡考察》則對絲路東段北綫的唐代佛教造像遺跡做了詳細的調查與整理。唐代邠州、寧州、涇州、原州因地理優勢具有重要的軍事意義，佛教藝術成爲沿綫各地文化交流發展的重要内容。目前此路沿綫發現數量衆多的佛教造像遺跡，規模較大的有麟遊縣慈善寺、麟溪橋造像、彬縣大佛寺、長武縣直穀村出土石造像群、涇川南石窟寺、王母宫大佛寺、慶陽北石窟寺、固原須彌山石窟等。

暨南大學歷史系張小貴博士《古波斯祆教内婚再考》則關注了古波斯地區的近親婚現象。近親婚與亂倫近親婚源自瑣羅亞斯德教的文化影響，同時也是保持家庭財産完整的一種手段。血親婚爲祆教的獨特婚俗，但並非其全貌。陝西歷史博物館翟戰勝副研究員《安伽墓的火燒痕跡獻疑》對西安北郊安伽墓中的火燒現象做了新解讀，認爲安伽使用了與康業同樣的葬俗，火燒墓誌是故意採取的行爲。安伽墓的修建次序爲先砌築好墓道、甬道和墓室四壁，繪製壁畫，安放墓誌，安裝石門和磚砌兩道封門，之後再進行焚燒。焚燒完成後，再砌築墓室穹窿頂，最後放置圍屏石榻。

另外，韓國弘益大學、清華大學博士研究生成敍永《韓國學界對國外作品所見古代韓國人形象的研究綜述》對韓國學界討論較多的有關朝鮮人形象的唐章懷太子李賢墓壁畫《客使圖》、中亞烏兹别克斯坦撒馬爾罕阿甫拉西亞甫宫殿壁畫《使節圖》、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第335窟《維摩詰經變》研究狀況做了詳細梳理。

博物館是徵集、典藏、陳列和研究人類文化遺産、遺物的場所，從博物館藏品角度探析絲路文化交流也是本次會議的一個特色。陝西歷史博物館副館長程旭研究員《從文明交往論審視唐墓壁畫的價值與意義》大致將唐墓壁畫内容分爲神靈世界、皇家儀式、世俗生活等七個方面。唐代文明與域外文明長期進行著碰撞、滲透與融合，二者之間的文明交往、文明互鑒是推動中華民族發展的動力，衍生出文明的區域性、協同性與多樣性等特徵。昭陵博物館張志攀先生、張婉麗女士《絲路古道與一帶一路新視野中的博物館古文明——以唐昭陵文物爲例》以昭陵博物館所藏文物爲材料，對博物館機構在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新時代背景下扮演的獨特歷史使命與貢獻做了論述。乾陵博物館侯曉斌、樊英峰先生《乾陵及其所呈現出的中外文化》通過乾陵豐富的文化遺存，神道碑石刻造像、蕃臣像、胡人俑、三彩駱駝、《客使圖》、《胡人備馬圖》等唐墓壁畫，闡述在絲綢之路文化大背景下，乾陵反映出的文化交流、融合以及推廣與應用。

二、 絲綢之路物質交流

物質資料是宗教文化、信仰、審美取向等精神文化的載體，有關絲路物質，如銅器、金銀器、絲織品等物質資料的研究同樣是絲路研究的重點。蘭州財經大學高啓安教授《胡瓶傳入和唐人注酒方式的改變》關注了西域傳入中原内地的胡瓶。高文首先梳理了傳入中原後胡瓶的稱謂，另結合墓葬壁畫、綫刻畫、藝術品等考古資料，對胡瓶的用途及對中國傳統注酒方式的影響做了探析。胡瓶是西方遊牧民族的流行器皿，主要用於分配乳品，也用於燒水、燒奶。考古發現大量駱駝馱胡瓶等藝術品，反映了胡人在旅途中用胡瓶汲水、燒水、燒奶的生活方式。胡瓶在東漢魏晉傳入中原後，逐漸取代了原有注酒的尊勺，仿胡瓶形制製作的各類酒壺大行其道，最終取代尊勺成爲最主要的注酒器。陝西師範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韓香研究員《從波斯到中國——絲綢之路上來通角杯的傳播與變遷》主要利用中西方考古及圖像材料，探討了來通角杯在東西方的傳播與發展過程。來通起源於兩河流域一帶，後傳入希臘半島等地，經波斯隨著來華貿易的胡人傳入中原地區。隨著傳播範圍的擴大，其功能逐漸由祭祀用具變成日常酒器，成爲唐代王室及貴族生活中的奢侈品。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生陳文彬《絲綢之路上的火壇》對中亞及新疆地區出土納骨甕、金銀幣、虞弘墓、安伽墓等入華粟特人墓葬等圖像上出現的火壇圖像及演變過程做了系統討論。中亞粟特地區發現的火壇形制大致相同，主要出現在壁畫和納骨甕上。按其形制可以分爲波斯類、片治肯特類、燈檯類、豆型火盆類等幾種類型。

另有學者關注新疆龜兹石窟、陝北宋金石窟藝術。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研究生、新疆龜兹研究院苗利輝研究員《漢傳淨土信仰在龜兹地區的流傳——以龜兹石窟爲中心》關注了新疆龜兹石窟藝術。北朝至隋唐時期彌勒信仰在中原地區非常流行，武則天改唐爲周時曾對彌勒下生思想進行大肆宣揚、改造與利用。此後由於阿彌陀淨土信仰的興起，以及由於彌勒信仰被認爲是社會反叛的依據受到統治者的抑制漸趨衰微。高昌回鶻地區一直流行彌勒淨土信仰，在高昌回鶻時期的龜兹石窟中有《彌勒會見記》以及相關題記，拜錫哈爾第3窟主室正壁龕上方也繪有彌勒下生經變，反映出回鶻佛教與敦煌佛教信仰存在聯繫。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石建剛《延安宋金石窟工匠班底及其開窟造像活動考察——以題記所見工匠題名爲核心》通過延安宋金時期造像題記對工匠組織做了討論。北宋前期延安地區多開鑿中小型石窟，造像題材豐富，但留下工匠題名的窟龕極少，僅富縣石泓寺、大佛寺石窟留下米延福工匠班底題名，南溝門佛爺洞第2窟“甘泉縣柳家務石匠□□”題記、黄龍花石崖第1龕石匠介守信題記，標誌著延安地區重要的介氏工匠家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北宋晚期是延安石窟蓬勃發展的階段，開鑿了不少規模龐大、造像精美的洞窟。此時重要的工匠班底有以鄜州介端、介用爲代表的介氏家族，以延川王志、黄龍月坪石窟趙後、何家坬石窟弋達、榆林河摩崖造像趙陵等工匠，另有王信等外地工匠。北宋滅亡以後，延安地區的開窟造像活動迅速萎縮，有明確紀年的洞窟僅有齊阜昌五年介用開鑿的富縣羅漢堂第2窟和金代早期開鑿的富縣石泓寺第7窟，但没有留下有關開窟工匠的信息。

隨著域外文化的傳入，極富外來文化特色的器物也流入中國。陝西歷史博物館科研處處長楊瑾研究員《森木鹿： 一種有翼獸頭神禽傳播、流變與融合軌跡與文化藴意再探討》對絲路沿綫發現衆多的藝術題材森木鹿(Saena-merey-Simurg)形象做了深入分析。森木鹿最早出現在祆教語境之中，作爲仁慈形象廣泛出現在錢幣、金屬品、石窟、紡織品、岩石雕刻等多種題材之中。其造型與風格來源非常複雜，涵義多樣，在長期的東西文化交流過程中造型與涵義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發現的森木鹿造型已經脱離波斯傳統，改成駱駝頭與中國“飛廉紋”的結合體，在北朝及隋唐時期，成爲人們寄托美好情懷的有翼瑞禽神獸。倫敦大學毛銘(Mao Ming)博士《北朝隋唐時期的粟特貢獅》(Lions from Sogdiana to Chang’an, 550—755AD)利用傳世文獻及懸泉漢簡、陶器、金屬器等考古材料，對北朝隋唐時期西域粟特地區進貢中原獅子的史事做了系統梳理。獅子圖像的出現與祆教等宗教文化密切有關，其爲粟特地區娜娜女神的坐騎，傳入中原後逐漸受到本土文化的影響，成爲獅子舞等民俗活動。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孫武軍博士《入華粟特人墓葬所見人首鳥身造型考辨》對學界有關入華粟特人墓葬中人首鳥身形象紛繁複雜的研究做了辨析，認爲人首鳥身形象爲斯魯什神的觀點最爲可靠。

从能源消费变化趋势看，上海能源消费总量与经济发展总体保持均衡，1978年-2017年，全市能源消费平均弹性系数为0.5。分阶段看，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经历了“逐渐增强、回落、反弹、稳步降低”4个阶段，（见图1）。

三、 絲綢之路歷史與文獻

絲綢之路歷史與文獻的研究是中古時期歷史研究的重要領域。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楊富學研究員《河西考古學文化與月氏烏孫之關係》梳理了河西地區考古遺跡與月氏烏孫的關係。河西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以齊家文化爲界，大致可分爲兩個階段，前期以農爲主兼事牧業，以四壩文化、騸馬文化爲代表；後期以牧爲主，兼事農業，以沙井文化爲代表。騸馬文化爲烏孫的遺存，沙井文化則爲月氏的遺存。騸馬文化和沙井文化同爲外來文化，都屬於定居的畜牧業經濟，中原史官因對牧業文化缺乏足夠瞭解纔將“畜牧”誤記爲“遊牧”。

规制合法性是指满足制度的规制性约束，规制性过程包括规则设定、监督和奖惩活动。规则设定和政府认可的社会组织身份可以使社会组织具有在社区治理中采取行动、享有权利和获得收益等能力。在获取了组织的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之后，取得社会组织身份以增强规制合法性成为LL的主要合法化任务。

新疆、甘肅河西走廊、寧夏等絲綢之路沿綫是考古新材料的發現重鎮，相關研究成果如新疆社會科學院彭傑研究員《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新發現的漢文寫本〈大藏經〉殘卷探析》對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大般若經》殘卷做了解讀。該寫經題頭帶有千字文帙號，表明其爲某部寫本《大藏經》一部分，其在宋初由北宋政府頒賜給高昌回鶻可汗，存放在石窟内供養。上海交通大學張朝陽研究員《從甘肅臨澤出土〈田産爭訟爰書〉看漢晉民事司法變遷》以張掖臨澤出土簡牘材料爲證據，對漢晉時期司法變遷做了討論。2010年甘肅臨澤出土西晉建興元年(313)《田産爭訟爰書》文書，内容涉及堂兄弟間的田産繼承糾紛。從法律史的視角看，原本較純粹的早期民法，逐漸走向刑事化軌道。漢代的先令券書、分家析産，縣廷裁斷等民法制度繼續存在，但是由於基層宗族力量的興起，宗長取代了負責聽訟的鄉嗇夫，攫取了初審的權威。對於兄弟爭田的糾紛，不再根據券書判定曲直，而是以宗法倫理輔以懲罰手段打壓雙方。原本不適用刑罰的民事訴訟，開始有了刑事化傾向。

陝西師範大學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楊冰華《論元代西夏文佛經版畫對明清水陸畫的影響——以〈梁皇寶懺圖〉爲中心》通過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寧夏靈武出土元代西夏文佛經《慈悲道場懺(罪)法》版畫《梁皇寶懺圖》、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梁皇寶懺圖》的考索，發現此批佛經屬於元初廣福大師管主八在杭州主持印施給西夏故地的《河西字大藏經》，佛經版畫《梁皇寶懺圖》以西藏薩迦派版畫爲依據，但製版時經杭州當地漢族工匠修改而藏風驟減。此外，作爲北水陸法會修齋儀軌的《天地冥陽水陸儀文》也在此時流佈。甘肅省民樂縣博物館、北京首都博物館藏《水陸緣起圖》作爲北水陸法會圖像代表作，其繪製也明顯參考了西夏文佛經版畫《梁皇寶懺圖》。

河西學院河西史地與文化研究中心賈小軍教授《河西走廊出土文獻中的絲綢之路意象》利用居延漢簡和懸泉漢簡、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長城烽燧發掘粟特文信劄、嘉峪關新城魏晉五號墓“驛傳圖”畫像磚、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北壁“張騫出使西域圖”等圖像，對絲綢之路的文學意象做了分析。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陳瑋博士《安西榆林窟題記所見大理國與西夏關係研究》對瓜州榆林窟第19窟供養人題記做了深入討論。該題記爲大理國僧俗四人於西夏晚期巡禮榆林窟時所題。題記中的大禮國號既是同音異寫，又是大理國人正統觀的書面表達；落款時間爲四月八日，表明大理國人崇尚佛誕節禮俗；題記中僧俗四人分别爲粟特裔與漢人，表明大理國内民族成分衆多。他們由大理北上南宋西蜀，出蜀後從秦州向西，經過臨洮、蘭州等地，抵達河西走廊的瓜州。

西安美術學院張寶洲教授《何正璜、王子雲莫高窟考察成果校勘與評述——莫高窟考察歷史文獻解讀(八)》對民國時期何正璜、王子雲二先生的莫高窟考察成果做了解讀。何正璜與王子雲先生率領“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對莫高窟開展調查，成果《敦煌莫高窟現存佛窟概況之調查》被學界稱爲我國第一份“莫高窟内容總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調查採用科學儀器，對石窟做了全面測量，成果較爲真實可信，“C”字編號奠定了莫高窟編號的框架，是後來石窟科學記録的濫觴。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王子今教授《河西“之蜀”草原通道： 絲路别支考》關注了河西入蜀的草原絲路概況。從石棺葬等考古學資料可知，甘青至川西北草原道路早已開通。不同地方“鮮水”地名的出現，應是早期移民運動的文化遺存。河西漢簡所見“蜀校士”身份以及“驅驢士”“之蜀”等内容，以及蜀地出土漢代畫像磚上出現的胡人與駱駝形象，可以看作此草原絲路的文物證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瑞研究員《絲綢之路的起始點與最初的走向》依據文獻材料和考古發掘及調查材料，對西安渭河古橋遺址做了較爲系統的調查整理，並以此作爲判斷漢代絲綢之路最初走向的證據。西漢時期絲綢之路在廚城門出長安城，過廚城門橋後西行到茂陵邑東門，此爲絲綢之路(長安—茂陵段)的最主要路綫。陝西省銅川市考古研究所陳曉捷研究員《唐京兆府屬縣鄉里考》利用關中地區各市縣出土的碑刻文獻資料，對除京兆府萬年縣、長安縣之外的21個鄉里名稱做了稽考。

敦煌是絲路重鎮，莫高窟、榆林窟等佛教石窟圖像及藏經洞出土文書是中古時期絲路研究必不可少的材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楊寶玉研究員《金山國時期肅州地區的歸屬——以法藏敦煌文書P.3633爲中心的考察》集中探討了金山國時期肅州的歸屬問題。據P.3633《龍泉神劍歌》知，金山國立國約一年時抗擊甘州回鶻的首戰之地爲肅州境内的金河東岸，因而，金山國最初轄境包括肅州金河東岸以西的地區。不過由於與甘州回鶻交戰的失利，金山國喪失了大片東部國土，公元910年初秋之後喪失了對肅州的管轄權。日本京都佛教大學佛教學部大西磨希子副教授《唐代官方寫經及其傳播——以〈寶雨經〉爲綫索》關注了日本奈良東大寺尊勝院所藏光明皇后發願抄寫的《寶雨經》，認爲其抄寫底本完成於武周時期證聖元年正月之前。另通過與敦煌吐魯番地區發現的《寶雨經》文本比較，認爲其通過諸州官寺制度纔流散於各地。法國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PHE)牟和諦(Costantino Moretti)博士《從敦煌到日本的佛教疑經傳統》(Buddhist apocryphal traditions from Dunhuang to Japan)對中國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北朝時期《提謂波利經》和《淨度三昧經》等疑僞經及在日本流傳的情況做了簡述。疑僞經通過佛教特定的如齋會等宗教活動，達到規勸信衆行爲及起到道德規範的目的。

四、 絲綢之路石窟考古與藝術

絲綢之路是一條文化之路、藝術之路，佛教在傳播過程中，沿途進行了一系列造像開窟活動，如西域龜兹石窟、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張掖馬蹄寺、武威天梯山、永靖炳靈寺、天水麥積山等，成爲今天反映當時佛教活動的直接材料。

译文：这对异族男女（丈夫是白人，妻子是黑人）八年前结的婚。对此，双方的家庭都曾十分震惊，而且都不赞成这桩婚事。不相识的人总以惊异的眼光打量他俩，还说些难听的话。所有这一切他俩都挺过来了。（何刚强：36）

本次會議學者的相關成果主要集中在莫高窟和麥積山石窟。陝西師範大學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沙武田教授、敦煌研究院李國研究員《莫高窟第156窟營建史再探》對莫高窟第156窟的開鑿時間做了新探析。張議潮在大中二年推翻吐蕃之後，一直在努力擴大歸義軍的勢力範圍，不斷加强個人的統治力量。同時張議潮和洪辯、悟真、法榮、法成等高僧大德交往密切，特别是敦煌在吐蕃統治60餘年後回歸大唐，張議潮審時度勢，在莫高窟營建自己的功德窟。因此，第156窟的營建，應該不會距離張議潮大中二年起義和大中五年得授歸義軍節度使之職不遠，具體推定在大中五年至大中十年之間。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張小剛研究員《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南壁寶冠佛像淺析》對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壁畫的定名問題做了深入討論。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南壁寶冠佛像的蓮花寶冠、禪定手印，與此時流行的降魔成道圖像基本相符。該寶冠佛像作爲主尊應是釋迦牟尼成道説法圖，只不過没有表現魔衆侵擾佛陀的降魔内容與榆林窟西夏第10窟甬道南壁佛傳故事畫中央和東千佛洞第5窟北壁八塔變相的成道塔一樣，採用一佛二菩薩形式，没有表現魔軍、魔女侵擾的降魔内容。敦煌研究院張景峰研究員《窟主與敦煌石窟的開鑿與重修——以陰氏家族爲中心》對敦煌大族陰氏在莫高窟的開窟活動做了個案研究。陰氏在莫高窟的營建活動非常活躍，幾乎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其營建洞窟的痕跡。在武周第217窟中，首次出現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觀音經變、金剛經變等圖像，而北壁的觀經變則增加了淨土莊嚴相；盛唐第321窟中引進了十輪經變、祥瑞白狼等新圖像；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第231窟中，引進了表現法相宗唯識學思想的圖像；張氏歸義軍時期的第138窟中繪製了禪宗圖像。總之，陰氏家族善於逢迎，易於接受佛教新信仰、新思想、新圖像。

高中数学在高考考场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在高中三年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培养起学生灵活的数学解题思维尤为重要，高一高二时打下的基础，是高三最终复习的奠基.作为教师应在一轮又一轮的复习过程中，培养起学生的数学解题思维，到了高考考场，遇到类似的题目，便会有迎刃而解的轻松感.

敦煌研究院科研處顧淑彦副研究員《敦煌莫高窟五百强盜成佛故事畫再研究》對莫高窟流行的《五百强盜成佛圖》做了再解讀。莫高窟第285窟《五百强盜成佛圖》符合《涅槃經》，部分圖像同時也符合《報恩經》，主要是依據《涅槃經》繪製而成。第296窟圖像符合《報恩經》，部分圖像同時也符合《涅槃經》，其繪製主要依據爲《報恩經》。第296窟《五百强盜成佛圖》的繪製借鑒吸收了第285窟的技法，與第296窟北壁須闍提本生故事遥相呼應。陝西師範大學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生馬麗《莫高窟維摩經變之各國王子問疾圖中的前端人物考》對莫高窟維摩經變圖像做了細讀。莫高窟維摩經變中各國王子問疾圖最早出現於初唐時期的方便品右下側，其人物形象與印度的雕像以及阿旃陀石窟人物壁畫極爲相似，與《維摩經》中記載毘耶離城的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人物相符，可知其爲印度人。從初唐到五代的維摩經變，人物從最初單個人物演變爲大量身披彩帶且戴臂釧、腳釧的神化形象，這與當時印度來華名僧從事傳教譯經及中國高僧巡禮佛國的活動有關，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産物。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生王雨《敦煌建築畫卷中的大唐長安影像——以慈恩寺大雁塔爲例》從敦煌壁畫入手對唐長安慈恩寺大雁塔原貌做了復原。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佛塔粉本當是來自中原地區，抑或是長安，極有可能就是初創時期的唐長安慈恩寺大雁塔，平臺塔頂，中間爲覆鉢塔，四角各設小型覆鉢塔。武則天時期將大雁塔改建成十層漢式樓閣建築，唐僖宗至昭宗時期(873—904)毁於戰火，“止存七層”。

絲路文化的交流從來不是單向的，西方文化東傳的過程中，中原漢文化也源源不斷地輸入西方，在絲綢之路上也多有發現。西北大學歷史學院裴成國教授《唐西州銀錢的使用與流通》關注了唐代吐魯番地區的錢幣等交换媒介的使用情況。高昌國時期銀錢和糧食作爲交换媒介有明確分工，銀錢因幣值高只在大額交易中使用，小額交易一般使用糧食交换。唐西州時期絹帛介入流通領域，貨幣體系演變爲銀錢、絹帛、銅錢、糧食共存的新局面。此時出現了新的小額虚擬貨幣“分”和“厘”，最早出現在官府的賬簿中，銀錢“一厘”折换小麥一升。陝西歷史博物館梁子研究員，陝西茶業協會郭建軍、豆寧先生《漢陽陵茶葉的啓示》運用漢代王褒《僮約》等傳世文獻，對漢陽陵出土茶葉加工方式做了解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助理館員張世奇《棕地黄色蓮花舞蹈狩獵圖案錦時代考》通過對新疆和闐策勒縣達瑪溝發現的一件棕地黄色蓮花舞蹈狩獵圖案錦上童子髮式、狩獵圖案、蓮花紋和鳳紋的考證，認爲其應爲遼代作品。可能是遼朝回賜給于闐的賞賜物，不過也有可能是西遼帶至于闐的遺物。

關注麥積山石窟藝術的有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董廣强研究員《麥積山石窟第127窟開鑿年代考——麥積山127窟開鑿年代研究系列論文之三》運用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對麥積山石窟第127窟開鑿時代做了新解讀。第127窟開鑿於北魏末年至西魏初年，因而其風格兼有早晚兩種藝術風格。第127窟開鑿於第120窟、158窟之前，西魏修建120窟時打破了第127窟崖面。第121窟修建於北魏晚期，第127窟的開鑿打破第121窟，因而其時代晚於北魏晚期，上限是北魏晚期，下限爲西魏初年，即510—536年之間，與西魏乙弗皇后事件没有關係。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孫曉峰研究員《麥積山石窟西魏時期維摩詰圖像研究》對麥積山石窟中維摩經變的題材做了討論。麥積山石窟西魏時期流行維摩經變題材，圖像内容豐富，時代特徵鮮明。維摩經變圖像是當時秦州地區維摩信仰的真實再現，也是關隴地區十六國後秦以來維摩詰思想傳播和發展的必然結果。它在圖像樣式來源、配置方式、思想内涵等方面較多地反映了長安、洛陽等地藝術風格。同時，又保留了秦隴地區的自身特點，從而形成了具有濃郁民族化、世俗化、人性化的佛教藝術品。

陝西師範大學音樂學院賈嫚教授《麗象開圖 三光不掩——從西安地區出土文物看胡樂在魏晉南北朝的潺入》以出土材料爲基本研究對象，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傳入中原地區的胡樂做了深入討論。胡樂在魏晉時期潺入中原腹地，與當時群雄割據的社會背景息息相關。拓跋鮮卑入主中原後，採取“華戎兼採”的策略，使域外音樂在中原地區得以很好地發展。胡樂進入中原後，經由中原漢民族的文化洗禮，粗獷的風格變得文雅，又沿著絲路回傳到了西域。香港志蓮淨苑文化部劉景雲研究員、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楊建軍副教授《西域“紅藍”花名考》對西域傳入中原的紅藍花名做了深入探析。西域紅藍花又稱黄藍花，俗稱紅花，其與地名“燕支”“焉支”，顔料“煙支”“燕脂”“胭脂”，單于夫人“閼氏”，及“郁金染”“育陽染”都密切相關。“紅藍”之“藍”，不指“青藍”之色，而是“藍靛”之草“三藍”“五藍”的借字，訓詁義爲漢字“染”的諧音借字。

五、 絲綢之路墓葬考古

墓葬是古代物質資料遺存的重要形式，是解讀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源，本次會議中多位學者就新疆、甘肅、青海、山西等墓葬藝術及材料展開詳細討論。新疆博物館考古部魯禮鵬研究員《新疆切木爾切克墓地出土雙聯器初步研究》對新疆切木爾切克墓地出土雙聯杯進行了詳細討論。新疆切木爾切克及其他三處墓地出土多件雙聯器，其可能是源自古代中原婚娶時使用的“合巹杯”或“連理杯”。只是在傳播過程中，各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製造出不同地域風格特徵的雙聯器。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其功能在西域地區逐漸退化，最遲至戰國早期成爲僅具有象徵意義的明器。吐魯番學研究院《吐魯番學研究》編輯部李亞棟先生《阿斯塔那古墓群發掘簡況及墓葬編號——以可移動文物普查與國保檔案爲中心》是對20世紀吐魯番阿斯那塔墓群發掘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吐魯番博物館庫存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等地發掘及出土文物編號有很多特殊情形，部分保留了很重要的信息，部分錯誤是賬本登記時工作人員手誤所致，部分由於原始信息過於簡單造成的混亂。

關注甘肅地區墓葬藝術的有： 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研究所郭永利教授《甘肅境内的元代墓葬》關注了甘肅天水漳縣元代汪世顯家族墓。汪世顯家族墓融合了蒙古與漢人墓葬兩種形式。M11、M13墓室本身延續了宋金傳統，但墓中出土木屋已經採用了老婦、侍女等元早期的圖像樣式。M11墓主人身著蒙古服坐於交足椅上，顯然是蒙古式形象。木屋圖像和威戎壁畫墓中圖像相似，人物衣紋均採用釘頭鼠尾描，爲元代壁畫墓的特有特點。甘肅省博物館李永平研究員《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出土金飾片的功用及相關問題》對新近從國外回流的金銀器做了解讀。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出土金飾片數量較多，分藏海内外多位收藏機構和藏家之手。有關金飾片的功用，傳統觀點多認爲是作士卒鎧甲、馬胄、葬具裝飾品等功用，但這些觀點都需要考古學資料佐證，似乎目前還不能做出結論。陝西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市來弘志先生《通過畫像磚看魏晉時期酒泉與河西走廊的家畜和畜牧業》以河西走廊地區出土畫像磚爲材料，對魏晉時期河西地區的畜牧業活動展開討論。嘉峪關市新城古墓群的畫像磚真實地描繪了多種家畜和動物，所描繪的場面也是多種多樣，尤其是畜牧圖的牧人多非漢人，反映了魏晉時期河西地區的畜牧業活動。

第一个步骤由小组内部展示与交流，针对本学习小组的共同探讨研究活动，结合所整合积累的各种信息资源进行分析、整理、讨论，在本组中获得知识与经验的共识。

近年来，我国对于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程度越来越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开始实施很多农民工健身的工程建设，从许多街道我们都可以见到各种体育健身的设备。仅从湖南省说，已经将体育健身器材普及到了村镇，如今很多农村和社区都有健身设备和器材。但是对于城市来说，很多公共体育健身的场所农民工进不去，这是由于农民工工作时间比较长，进行体育锻炼很不方便，因此政府要考虑到这些因素，适时增加公众体育健身场所的开放力度。

關注山西、青海地區墓葬藝術的學者有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沈睿文教授《太原金勝村唐墓再研究》，文章對太原金勝村唐墓做了再解讀。太原金勝村唐墓是信仰祆教的粟特胡人墓葬，隋唐嬗代之際，他們追隨李淵起事，建立功勳。他們選擇樹下老人(高士)屏風畫，表示對唐政府的忠誠和功成身退、無意政治(歸隱)的意圖。粟特胡人裸葬的習俗也影響了該地區被胡化的漢族等其他民族，在埋葬、遷葬以及合葬等儀式中採用了相同的裸葬方式。西寧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孫傑、西北師範大學高斐、青海省藏醫藥文化博物館索南吉《青海海西新發現彩繪木棺板畫的初步觀察與研究》對新發現吐蕃時期彩繪棺板畫做了解讀。青海海西州新出彩繪棺板畫包括兩個完整蓋板、四個完整擋板、一個完整側板、四個殘缺側板，上面裝飾前所未有的大象及背上束腰仰蓮座承以寶珠的紋樣，帶有某些佛教文化因素。該批木版畫具有典型吐蕃文化因素，墓主人可能是鮮卑系統的吐谷渾人。

六、 絲綢之路宗教文化

絲綢之路是一條宗教之路，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種宗教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本次會議也有不少學者對此加以關注。新疆龜兹研究院霍旭初研究員《論古代新疆“説一切有部思想文化帶”》論述了古代新疆流行佛教的一切有部。佛教“因果觀”認爲，宇宙間一切法(所有的事物、現象)都受因果法則的支配。善因必有善果，惡因必有惡果，稱爲“因緣果報”；“菩薩觀”與大乘佛教衆多菩薩出世理念不同，説一切有部的菩薩概念主要是指在曠劫“輪回”中，履行“菩薩道”的釋迦牟尼，在新疆地區形成一條“説一切有部思想文化帶”。西北大學文化遺産學院冉萬里教授《古代中韓舍利瘞埋的比較研究——以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爲中心》對中韓兩國的舍利瘞埋制度展開了討論。舍利瘞埋制度是絲綢之路研究的一個重要内容。冉文以舍利瘞埋制度爲出發點，從文獻資料、瘞埋方式、舍利容器組合方式、舍利容器造型等七個方面，對南北朝至隋唐時期中韓舍利瘞埋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爲韓國舍利瘞埋最早源自南朝的蕭梁，存在一些未見於北朝、隋唐時期的特點。隋唐時期中韓兩國之間關係密切，舍利瘞埋問題存在相似的特點或因素。韓國將舍利安置於塔心礎中，而非唐朝的地下宫殿。此瘞埋方式反映了韓國自身的特點，但中韓兩國都流行源自印度的將舍利瘞埋於佛塔天宫中的方式。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崔中慧博士《北涼石塔刻經與寫經生》主要從佛教文獻、敦煌吐魯番出土寫經與石刻之間的關係，探討北涼時期官方與民間寫經的文化現象。北涼佛經書法爲典型的寫經體“北涼體”，在佛教徒供養的北涼石塔上直接反映出來。北涼體不但在北涼宫廷被寫經生競相模仿，也出現在社會上佛教信徒供養的寫經與北涼石塔發願文中。從4世紀末開始北涼宫廷筆受僧人慧嵩與竺佛念合譯佛經，表明在北魏之前中原地區的佛教寫經生與當時西域少數民族存在密切交流。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項一峰研究員《試論長安與涇渭河流域佛教文化藝術》論述了長安與涇渭河流域的佛教藝術交流。長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長期的佛教造像過程中形成了長安模式。涇渭河流域存在大量石窟造像與寺院，可認爲其屬於長安佛教文化圈。

陝西省法門寺博物館姜捷、李發良研究員《七至十三世紀漢藏及印度等地八大菩薩曼荼羅造像綜述》採用文獻資料與考古信息相結合方法，依據唐龍朔三年(663)漢譯佛經《師子莊嚴王請問經》關於八大菩薩曼荼羅的内容，對法門寺地宫出土唐代白石靈帳和四鋪阿育王塔造像系統屬性做了討論。印度現存八大菩薩造像依據不空新譯佛經所據的梵文原典，而敦煌、吐蕃、大理、巴蜀與遼國等地區的造像則依據不空所譯《八大菩薩曼荼羅經》以及《佛頂尊勝陀羅尼念誦儀軌法》塑造，屬於“九位曼荼羅”或佛頂尊勝曼荼羅系統。在那提禪師譯出《師子莊嚴王請問經》約六十年之後，不空等密教大師努力將早期雜密的八大菩薩曼荼羅改造以大日遍照佛爲主尊、以八大佛頂輪王或八大菩薩、八大明王配屬的“九位曼荼羅”或佛頂尊勝曼荼羅。陝西法門寺博物館李發良、趙婧研究員《洪洞水神廟元代壁畫〈敕建興唐寺圖〉與唐代迎佛骨關係探討》依據文獻資料，對山西洪洞水神廟元代壁畫《敕建興唐寺圖》作了新解讀，認爲該壁畫應與唐代諸帝迎奉法門寺佛指舍利的歷史有關。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生白琳《敦煌藏經洞壁畫洪辯二身侍從與佛教戒律關係研究》對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洪辯法師圖像與戒律關係做了分析。莫高窟藏經洞是張氏歸義軍政權首位都僧統洪辯法師的影窟。其身後俗裝女像是法師的隨侍或養女，負責侍奉其起居生活。另一身女尼像應爲地位較低的比丘尼或沙彌尼，圖像表明洪辯生前在俗家與寺院之間往來生活。相似的一主二從式圖像在莫高窟十分常見，是僧俗兩界共同默許的破戒現象。

另外，還有幾位學者因時間關係論文没有及時發送，未能編入論文集中，但都在會場做了口頭發表。如陝西考古研究院劉呆運研究員《唐沙州敦煌縣令宋素墓》簡述了陝西最新考古發現唐敦煌縣令宋素墓的發掘成果。宋素墓發現於2014年3月，位於華陰市桃下管區蓮村。出土有墓誌、銅鏡、銅帶飾、天王俑、鎮墓獸、文官俑、陶駱駝、陶馬、騎馬俑、侍女俑、小陶罐等文物70餘件。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李宗俊教授《瓦汗走廊的戰略地位與唐前期對西域南道西端的經營》從考古與文獻材料爲切入點，系統論述了瓦罕走廊重要的戰略地位，並對唐初期對絲綢之路西域南道西段的經營與管理做了深入論述。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郭海文副教授《大唐公主飲食》從正史文獻材料入手，對唐代公主的器具、飲食生活等諸方面做了詳細論述。西北大學藝術學院李瑞哲副教授也論述了龜兹石窟的情況。

本次會議著眼於絲路研究的新動態、新材料、新問題，在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絲綢之路物質交流、絲綢之路歷史與文獻、絲綢之路石窟考古、絲綢之路墓葬考古、絲綢之路宗教文化等六個領域開展了深入交流和探討，得到與會代表及嘉賓的一致好評。本次會議是西安地區明確以絲路爲主題的首次大型國際性學術會議，對西安地區學術水準的提昇及城市品牌文化的宣傳起了巨大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