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始终是明朝国家疆域管理的重点，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近年来，随着边疆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在明代西南边疆民族治理、麓川问题的研究上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笔者试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评述，并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未中肯綮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准确的产品定位。各城市应该在充分了解自身所处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历史特色和文化风俗等情况下，找到自己独具特色的优势所在，以此确定节庆活动的主题和内容，也就是营销的“产品”。比如青岛的国际啤酒节是以啤酒为主题，融经贸、旅游、文化于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已经成为彰显青岛城市个性优势与魅力的盛大节日。通过国际啤酒节这个亚洲最大的啤酒盛会，青岛市与啤酒、啤酒节密切联系在一起并植根于人们的脑海中。

一、明代西南边疆民族治理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边疆研究蓬勃发展，在中国边疆史、中国西南边疆史、中国民族史、西南民族史、中国民族政策史等领域出现了大量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涉及：边疆经略史研究、边疆民族政策研究及边疆治理制度研究等方面。其中或多或少涉及到了明代西南边疆的民族治理。明代的西南边疆民族治理集中在西南边疆经略、民族政策、治理制度三个方面。

（一）边疆经略史研究

我国的边疆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在近代中国边疆危机日益加重的背景下出现了西北边疆史地学。第二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该时期提出了边政学，着眼于对边疆沿革的研究，旨在通过历代疆域沿革的演变，对边疆的治理和经略进行分析。这一时期出现了边疆著作，如：葛绥成先生的《中国边疆沿革史》①；顾颉刚、史念海先生的《中国疆域沿革史》②；夏威的《中国疆域扩展史》③；蒋君章的《中国边疆史》④；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史》⑤等，上述著作均从宏观角度探讨边疆和疆域沿革。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边疆研究蓬勃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关于边疆研究的著作，涉及对明代西南边疆的部分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明代西南边疆民族治理奠定了基础。

马大正先生是近几十年来关于边疆政策、边疆治理、边疆经略等研究成果较多的学者之一，其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被认为是“我国边疆研究领域最新水平的通史性专著”⑥和“边疆经略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⑦。该书第七编明朝的边疆经略，从明朝的治边思想及评议、明朝对陆地边疆的治理、明朝的海防与抗倭斗争、明朝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等四方面对明朝的边疆经略进行了分析。其中第一章“明朝的治边思想及评议”，认为“明廷的治边思想主要可以归纳为‘守备为本’、‘刚柔并济’和‘以夷制夷’三个方面。⑧”，“明代的边疆政策，总的说来，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的交往、边疆的巩固是有贡献的。⑨”作者还认为，卫所制度、屯田和羁縻政策是研究明朝边疆民族政策的重点。第二章谈及了明朝对南方边疆的治理，认为明朝对南方边疆治理主要是通过建立卫所、屯田，采用土司制度、土流合治，改土归流等措施实现的。可见，明代对西南边疆民族治理主要是通过确立治边思想和民族政策，推行卫所、屯田、土司、土流合治、改土归流等治理制度来实现的。

云南大学历史系方铁教授在《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⑩第七章“明朝时期”中，从明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明代在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两方面对明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开发进行了阐述，认为明代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有赖于道路的进一步开通，水利的兴修，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明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包括设治和实行土司制度两方面。方著可算是研究西南边疆史的第一部专著。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作为非营利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社会工作职业化的重要载体，主要通过提供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来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社区社会工作者直接面对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是创新城市社区治理的具体践行者。

孙宏年先生《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⑪，按时间顺序阐述了先秦至当代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思想、政策和模式，总结了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经验与教训。第三章“元明时期的西南边疆治理”，从行省与卫所、土官与流官、屯戍与开发等角度，对元明时期的西南边疆治理做了梳理。

陆韧教授《元明时期的西南边疆与边疆军政管控》⑫着眼于元明时期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民族关系及重大边疆事件，涵盖了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特殊军政管控，西南边疆政区的设置、调整及演变历史等内容。书中第五、六、七、八、九、十章分别论述了明代的国家疆域观与西南边疆军政管控，明朝统一云南、巩固西南边疆进程中的军事镇戍，明代云南的卫所镇戍与屯田，明朝中期维护西南边疆稳定的“三征麓川”，明代西南边疆分层的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明代西南边疆管控的“信符”与“金字红牌制”。陆著是近5年研究特定历史时期——元明时期，局部地理区域—西南边疆的集大成者。其对西南边疆的定义——“云南才是传统的西南边疆”，一改前人对西南边疆—云、贵、川、广西的定义，是西南边疆史研究的一大突破，是学术界对明代西南边疆治理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边疆经略史的研究上，学术界多停留在宏观层面，少有对特定历史时期和局部地理区域的微观研究。

（二） 边疆民族治理政策

总之，目前的麓川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展现，且研究多集中于“三征麓川”这一历史事件上，对“三征麓川”的评价也多以贬抑为主，认为“三征麓川”对明朝边防格局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酿成了“土木之变”的恶果。学术界对麓川政权全面的概述，即系统探讨麓川兴起、发展、衰亡的全过程及明对麓川的分阶段的治理措施，研究稍显不足。

此外，徐杰舜、韦日科的《中国民族政策史鉴》⑮，张显清、林金树的《明代政治史》⑯，龚荫先生的《中国民族政策史》⑰等都在宏观上对明朝的民族政策进行了论述，在此不再详述。

⑫陆韧：《元明时期的西南边疆与边疆军政管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陈梧桐《论明王朝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⑱、《论朱元璋的民族政策》⑲、《论朱元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⑳等文章对明王朝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及朱元璋时期的民族政策进行了阐述。

㉕许立坤：《浅论明代对少数民族的军事政策—明代民族政策研究之五》，《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01期。

总之，在民族政策方面前人有诸多成果，为我们继续探讨明朝西南边疆民族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三） 治理制度

学术界尚未出现专门研究明代西南边疆治理制度的专著，但对其中的土司制度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主要著作有：江应樑先生的《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司与土官》㉖，认为明代在云南境内设置的土职，可以分为土官与土司两大类，二者不仅在名称及隶属关系上有不同，而且二者在政治意义上有显著的区别。龚荫先生的《中国土司制度》㉗是我国土司制度研究集大成者，书中阐述了土司制度起源、开始、完备、衰落的过程，对土司制度的历史作用做了一定的总结，是当时研究土司制度最权威的著作。史仲文、胡晓林主编，毛佩琦、张自成著的《中国全史·中国明代政治史》㉘摆脱了传统“土司制度西南论”的观点，把“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作为一个条目单独列出说明，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代表性论文有：龚荫先生《明朝土司三题》㉙一文认为明王朝对土司的“受职与承袭”、“升迁与办法”及“惩罚与宽待”保证了明王朝的正常运行，而且使土司制度发展到最盛行的时期。李世愉《明代土司制度述略》一文指出：“明朝土司制度是发展成熟的一个阶段，改土归流虽是权宜制度，但代表着土司制度走向衰亡。”㉚

《虞美人草》的藤尾是这样的女性。藤尾是受到西洋文化熏陶的新女性。在生活中，母亲迷女待人处事的方式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藤尾。但是，在西方文化化不断向日本输出的过程中，极端的利己主义和本位主义也影响了藤尾。漱石以“文学是一种劝善惩恶”、“一种人生观”的观点，创造了称为“道义主义”的美文体的《虞美人草》。借用《虞美人草》，表达了“自我本位”的文学。藤尾是众多西洋化女性的典型人物，像她那样的女性也有很大可能和她有相似的命运。

二、麓川问题研究

元末明初，云南麓川思氏政权兴起，如何化解边疆民族矛盾、治理西南边疆，是明代平定云南后面临的首要问题。麓川平缅宣慰使司是明代在西南边境设置的一个傣族土司辖区，是我国西南边疆的一部分。明对麓川的民族政策及施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措施。笔者认为，明对麓川的施治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从明朝对其的统治措施中能反映明朝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方法与政策。目前学术界对麓川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三征麓川”这一历史事件上，少有对麓川全局的考量。具体而言：

（一） 著作

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出现专门研究麓川问题的专著，但在研究西南边疆史、云南民族史、民族政治制度史的著作中对麓川问题有所涉及。

江应樑先生的《傣族史》㉛和《中国民族史》㉜中均有对麓川与明代封建朝廷的关系和“三征麓川”的叙述。尤中教授的《云南民族史》㉝第八章明朝统治时期的云南各民族中论述了对边疆傣族为主的各民族地区的招降。谢本书先生的《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㉞也用了一定的篇章叙述了“三征麓川”，并认为“三征麓川”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在征讨过程中，却激化了民族矛盾。“三征麓川”这一历史事件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总结。

此外，《方国瑜文集：第三辑·＜麓川思氏谱牒＞笺证》㉟对傣文麓川思氏的官谱进行了翻译，明晰、考证了思氏的谱系。

（二） 论文

刘扬武《麓川历史上的麓川王都城城址考辨》㊱和刀永明、刘亚朝《读＜傣族历史上麓川王都城城址考辨＞质疑》㊲是对麓川王都城城址的探讨。前者认为王都城城址应在陇川县城南，而后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都城应在勐卯广贺罕。刘亚朝《试评麓川的兴衰》㊳分三个阶段考察了麓川政权从兴起到衰亡的全过程，它兴起于思可法时期，鼎盛于思伦法时期，肢解于思任法时期。麓川的兴起源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三征麓川”带来了不良的后果。曹成章《关于傣族麓川社会的性质问题》㊴考察了麓川社会的性质，认为麓川应属封建性质。日本学者喜田斡生《勃兴时期的麓川和卯掸》㊵则以麓川为中心，就兴亡于南卯河流域的掸·摆夷族的若干动态进行了考察，谈及思家与罕家、多家的关系，但未深入，留下了遗憾。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与思氏家族关系研究》㊶着眼于沐氏与思氏家族二者关系的探讨，认为沐氏家族在镇守云南期间，与思氏家族时战时和，以战为主。毕奥南《洪武年间明朝与麓川王国关系考察》㊷首先对洪武十五年麓川“归附”提出质疑，其次对明麓双方各阶段的关系加以分析，最终认为正统年间“三征麓川”是洪武末年明麓矛盾的继续。李正亭《“析麓川地”与明代西南边疆变迁关系析评》㊸对明初“析麓川地”的背景及过程作了全面的介绍，认为“析麓川地”并未使思氏势力削弱，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陆韧《元代西南边疆与麓川势力兴起的地缘政治》㊹认为麓川势力的兴起与元朝边疆开拓、征缅战争和元末边疆控制的减弱有密切的关系。高金和《麓川思氏王国的历史兴衰》㊺对“勐卯弄”和“麓川”两个概念加以分析，认为麓川政权对现在中、缅、印三国傣族、掸族、阿洪姆族等跨国民族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勇《麓川崛起与明初滇西边疆经营》㊻认为麓川的崛起是元朝析麓川失败导致的，因此明初对滇西采取了军事行动及相关措施。

以上11篇论文，3篇涉及了麓川与其他家族、政权的关系，2篇涉及了麓川的王都城城址，2篇涉及了麓川的兴衰，其余几篇涉及了其他问题，可见，未形成持续的关注热点。

郑镇锋《明正统年间三征麓川之役》㊼认为明朝连年对麓川用兵，加重了东南和西南各族人民的负担，但客观上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德宏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万揆一《明代麓川之役和＜陈言征麓川略＞》㊽摘引了原始资料，反映了明军治军无方、贪残虐民等情况。百川《明代麓川之役述评》㊾一方面认为麓川的平定加强了西南边疆的统一，一方面却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给边疆和内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尤中《明朝“三征麓川”叙论》㊿认为“三征麓川”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处理好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结果导致麓川思氏后裔据孟养攻灭缅甸土司，缅甸洞吾王朝的兴起，侵占明朝西南边疆各土司的领地，造成明朝西南边疆大片国土的分裂。赵毅《论“麓川之役”》[51]认为“三征麓川”在决策、战术、战略上均存在错误。刘祥学《试论明英宗时期的三征麓川之役》[52]认为要正确评价麓川之役，首先要弄清明英宗即位之初的主要民族问题。在北边，瓦剌成为了威胁明边的一大劲敌；在南方，南方少数民族时有叛乱，但始终没有形成大患。其次明朝“三征麓川”的目的并非出于巩固统治，而是出于个人目的。“三征麓川”消耗了明朝的国力，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明朝国防政策的一次重要失误，造成了明朝北部边防的空虚，最终酿成了土木之变的恶果。

万泳延《明代麓川治理问题研究》[53]是一篇学位论文，重点介绍了“析麓川地”和“三征麓川”，认为“析麓川地”是对边疆民族地区分而治之的体现，“三征麓川”从从抚到剿、由弱到强的过程。罗勇《明代麓川问题的形成、解决及其影响》[54]认为正统时期麓川问题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是永乐、宣德时期对滇西经略失当的结果，正统时期对麓川问题的处置失当对景泰以后滇西边疆局势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8篇论文均涉及到“三征麓川”及对其的评价，通过对论文成果的大致梳理，可以得知，学术界对“三征麓川”的评价基本客观，对正反两方面均进行了评价，但可看出评价多偏向于负面，认为“三征麓川”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民族矛盾，给明朝后期的政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刘祥学先生在明朝民族政策史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其《论明朝民族政策总方针及其对边防的影响》⑬一文认为明朝民族关系总方针是重点防御北方蒙古等少数民族，这一总方针的确立，标志明朝放弃了消灭北元的想法，意识到蒙古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逐渐丧失了军事上的主动性，只能转向被动防御。另一方面这一总方针还对南方民族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北边威胁较重时对南方采取抚谕政策，而当威胁解除时，又重视用军事手段镇压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该文首次提出了“明朝民族政策总方针”这一全新的观点，看到了南北方民族政策的互动性，是一篇难能可贵的佳作。其《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⑭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历史的专著。全书共分九章，首先介绍了明朝的民族观与民族事务管理机构、明朝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及影响民族政策的几种因素，并按时间顺序分别从六个时期对明朝的民族政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最后对明朝民族政策演变进行了总体的评价。其结论是：明朝民族政策的演变始终围绕着北方和南方民族政策这两个轴心，南北方民族政策存在显著的差异。明朝民族政策的三大局限性决定了明朝统治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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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观以往的学术成果，学术界在明代西南边疆民族治理和麓川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达成了几点认识：

第一，明代对西南边疆的民族治理主要是通过确立民族政策，推行卫所制度、土司制度和实施屯田、土流合治、改土归流等治理制度来实现的。明代对西南边疆民族治理包括设治、确立边疆民族政策和实施治理制度三方面。

第二，明代民族政策总方针是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南、北方民族政策是互动的，当北边威胁较重时对南方采取抚谕政策，而当威胁解除时，又重视用军事手段镇压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⑪孙宏年：《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第四，“三征麓川”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加深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民族矛盾，给明中后期政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三征麓川”在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促进了麓川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上述认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明代西南边疆民族治理和麓川问题的基础，但学术界在这两方面的研究上还存在着若干的薄弱点和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学术界目前对西南边疆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方铁教授认为西南边疆包括云、贵、川和广西，而陆韧教授则认为云南才是传统的西南边疆。二者的观点存在较大的差异，直接影响了我们对明代西南边疆治理的认识。

第二，研究领域过窄，研究深度不足。西南边疆相关的民族史、政区沿革史、治理史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但可扩展的领域还很多，如在民族史方面，可研究民族观念史、族群演变史。在政区沿革史方面，可探讨疆域形成史、地缘政治史等。西南边疆治理史方面，可扩展至治边思想史、边疆治策史、治边制度史等。

第三，资料的综合运用尚有欠缺，外文和傣文资料少有涉及。未能将边疆史、民族史、民族政策史及相关史料做到较好的综合，对缅甸语及傣文资料挖掘不足。

第四，对重大问题、复杂问题、西南边疆整体史的研究不足。此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小区域、短时段及细小问题的探讨，对如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理论与实践、西南边疆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及其嬗变、中央与地方政府治边关系史、西南边疆治边制度史等重大问题的研究稍显欠缺。

第五，多学科综合研究仍待提高。近年来，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学科在西南边疆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成果，相信在多学科的综合下，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将蓬勃发展。

①葛绥成：《中国边疆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

注释：

②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

③夏威：《中国疆域扩展史》，文化供应社，1941年。

④蒋君章：《中国边疆史》，重庆文信书局，1944年。

⑤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史》，开明书店，1946年。

⑥李大龙：《中国边疆研究的汇总创新之作－＜中国边疆边疆经略史＞评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01期。

⑦韩蕾蕾：《明代陆地边疆治边的方略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页。

⑧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

⑨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1页。

作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体表面积、白蛋白水平、肝功能水平和有无合并基础疾病，与异烟肼血药浓度存在相关性（P＜0.05），见表1。

⑩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第三，明代治理麓川的民族政策及措施是明处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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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刘祥学：《论明朝民族政策总方针及其对边防的影响》，《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02期。

⑭刘祥学：《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民族出版社，2006年。

⑮徐杰舜、韦日科：《中国民族政策史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Research on Alternatives of Regional Electric Energy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WANG Yanjie,XU Guozhi(44)

⑯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⑰龚荫：《中国民族政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⑱陈梧桐：《论明王朝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明史研究》，第四辑。

⑲陈梧桐：《论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01期。

⑳陈梧桐：《论朱元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06期。

㉑许立坤：《明代土司制度述略—明王朝的民族政策研究之一》，《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8年03期。

求出关联度后，按照最大关联度原则，对关联度进行比较，从而获得最符合要求的解。关联度大者为强，关联度小者为弱。用K*=max(K1,K2,…,Km)表示最大关联度，它所对应的事物就是最符合要求的事物。

㉒许立坤：《浅述明代羁縻卫所制—明王朝民族政策研究之二》，《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8年04期。

㉓许立坤：《明代的贡赏与互市—明代民族政策研究之三》，《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9年01期。

㉔许立坤：《明代对少数民族的教化政策—明代民族政策研究之四》，《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9年02期。

许立坤的系列文章《明代土司制度述略—明王朝的民族政策研究之一》㉑、《浅述明代羁縻卫所制—明王朝民族政策研究之二》㉒、《明代的贡赏与互市—明代民族政策研究之三》㉓、《明代对少数民族的教化政策—明代民族政策研究之四》㉔、《浅论明代对少数民族的军事政策—明代民族政策研究之五》㉕分别就明朝民族观、土司制度、羁縻卫所制度、贡赏制和互市、教化、军事政策进行了论述。但笔者不赞同他将土司制、羁縻卫所制等作为明代的民族政策，在笔者看来这些应属治理制度范畴。

㉖江应樑：《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司与土官》，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

㉗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

㉘毛佩琦、张自成：《中国全史·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㉙龚荫：《明朝土司三题》，《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05期。

㉚李世愉：《明代土司制度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02期。

㉛江应樑：《傣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人的本质是趋利的，对“路灯”的追捧不过是一端罢了。我们很少想及一点：一个人处在什么位置不是永远不变的，有的可能现在风光无限，未来栽一个跟斗就什么也不是；有的可能目前寂寂无名，未来也许灿若星辰。有平常心，不趋奉“路灯”，不冷落“屋灯”，才是正确的为人处事之道。

㉜江应樑：《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

㉝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㉞谢本书：《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㉟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三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32页—558页。

㊱刘扬武：《傣族历史上的麓川王都城城址考辨》，《民族研究》1981年04期。

㊲刀永明、刘亚朝：《读＜傣族历史上麓川王都城城址考辨＞质疑》，《民族研究》1984年02期。

㊳刘亚朝：《试评麓川的兴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01期。

双动脉期增强扫描对原发性肝癌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单动脉期增强扫描，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0.05)，双动脉期增强扫描所用造影剂剂量略高于单动脉期增强扫描，但组间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

㊴曹成章：《关于傣族麓川社会的性质问题》，《思想战线》1985年04期。

㊵（日）喜田斡生：《勃兴时期的麓川和卯掸》，《民族译丛》1987年06期。（马林摘译自日本《东南亚历史与文化》1986年15期。）

㊶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与思氏家族关系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01期。

㊷毕奥男：《洪武年间明朝与麓川王国关系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02期。

㊸李正亭：《“析麓川地”与明代西南边疆变迁关系析评》，《思想战线》2008年01期

㊹陆韧：《元代西南边疆与麓川势力兴起的地缘政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03期。

㊺高金和：《麓川思氏王国的历史兴衰》，《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03期。

㊻罗勇：《麓川崛起与明初滇西边疆经营》，《保山学院学报》2015年04期。

㊼郑镇锋：《明正统年间三征麓川之役》，《历史教学》1963年08期。

㊽万揆一：《明代麓川之役和＜陈言征麓川略＞》，《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02期。

㊾百川：《明代麓川之役述评》，《思想战线》1986年02期。

㊿尤中：《明朝“三征麓川”叙论》，《思想战线》1987年04期。

[51]赵毅：《论“麓川之役”》，《史学集刊》1993年03期。

[52]刘祥学：《试论明英宗时期的三征麓川之役》，《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04期。

[53]万泳延：《明代麓川治理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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