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库车文书的出土、1890年“鲍尔写本”的发现，是中亚考察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随着鲍尔写本的刊布，在欧洲掀起了西域考察的全新运动。[注]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23页。西方各国纷纷派遣考察队前往中亚，一方面发掘古迹，获取文物；另一方面则收集情报，以便进一步向中亚地区渗透扩张。

1897年，在第11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法国印度学家埃米尔·塞纳(Émile Senart)与俄国印度学家С.Ф.奥登堡(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注]С.Ф.奥登堡(1863-1934)，中文也译作“鄂登堡”、“奥尔登堡”、“奥登伯格”、“谢·菲·奥里登堡”等。俄苏科学院院士、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俄国印度学学派创始人之一。俄国立宪民主党，1904—1929年任科学院常务秘书，1912—1917年任国务委员会会员，1917年任临时政府教育部部长。先后公布了《法句经》同一写本不同残片的研究成果。二者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印度分会随即决定成立一个以搜集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出土印度系统语言文字遗物为主的“印度考察基金会”[注]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第24-25页。。会后，俄国学术界开始将中亚考察的目光转移到新疆吐鲁番地区，并迅速组织进行了1898年Д.А.克列缅茨(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леменц)吐鲁番考察。

紧接着，В.В.拉德洛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Радлов)院士在1899年第12届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报告了克列缅茨在中国新疆的考察发现，报告引起了轰动。许多欧洲国家闻风而动，声称为研究中亚和东亚地区的人文历史而迅速组建了“中亚与东亚历史、考古、语言及民族学考察国际协会”[注]“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I′exploration historique, archéologique,linguistique et ethnog- raphique de I′Asie centrale et del′Extrême Orient，1899年在罗马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会议上俄国东方学家拉得洛夫(W.Radloff)建议成立此会。1902年在汉堡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家会议上正式成立。”——详见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879页。，协会总部设在圣彼得堡,各国设有分会。当时俄国占领中国新疆伊犁地区，进入新疆的西方探险家大都需要得到俄国政府的协助，另外协会由拉德洛夫和奥登堡倡议组建，因此俄国在协会中占主导地位。由拉德洛夫和奥登堡筹组的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是诸国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宣称旨在“协助在相应邦国保存下来的一切物质上的以及精神上的古迹研究”。正是在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的筹划下，奥登堡进行了两次影响深远的考察。

奥登堡1909—1910年进行的新疆考察，是其第一次考察，考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俄国中亚和东亚委员会指派的任务。随后奥登堡进行了第二次考察即1914—1915年的敦煌考察。奥登堡1915年初结束敦煌考察，考察所获搜集品于1915年夏末运抵彼得格勒。但是由于当时俄国国内外动荡的局势，考察队的成果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另外，虽然后来有极少数学者知晓了奥登堡敦煌考察，但是鉴于他到达敦煌时间较晚，相关考察资料发表较少，因此大多不太注意他的考察成果。这样一来，俄藏敦煌文献和艺术品长期以来鲜少为人所知，直至1960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第25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期间，苏联才宣布了其藏有敦煌文书，并陈列了若干件敦煌文书供各国与会者参观。

对于世界敦煌学而言，20世纪60年代是俄藏敦煌文献、艺术品的再发现时代。而在这之前，1957年我国梁希彦、鲍正鹄教授曾先后在列宁格勒讲学期间见到了部分敦煌文献，并在整理敦煌文献方面给予了苏联学者一些帮助。郑振铎先生于1957年应邀讲学东欧时，有幸查阅、抄录了少量敦煌文献。然而，郑振铎于195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其抄录苏联藏敦煌文献一事很长一段时间不为学界知晓。近年来随着郑振铎日记、相关信件、文章的整理公布，他1957年11月在苏联查阅敦煌文献的具体事宜才逐渐为更多人所知晓。

奥登堡1885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后留校任助教，1889年在东方语言系执教。1892年，奥登堡开始着手对俄国驻喀什总领事Н.Ф.彼得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Фёдор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注]Н.Ф.彼得罗夫斯基(1837-1908)，沙俄外交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1882—1903年任沙俄帝国驻喀什总领事，在任期间收集了大量新疆珍贵文物，是英俄两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大博弈”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寄给俄国考古学会东方分部的写本残片进行研究，在此期间，中亚考察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当时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向大学管理委员会申请派遣奥登堡于1893年5月—11月期间前往中国新疆地区考察。由于彼得罗夫斯基认为考察最好推迟，此次考察未能成行。1898年，俄国地理学会委派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研究员克列缅茨组织前往吐鲁番(Турфан)考察。奥登堡以非常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考察计划的制定中，但是由于儿子生病，他未能参加克列缅茨1898年的吐鲁番考察，对此，奥登堡深以为憾。[注][俄]Е.Г.奥登堡《代序》，《俄藏敦煌艺术品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页。而克列缅茨的考察成功地确立了吐鲁番古迹的巨大科学意义，促使奥登堡与考古学会的一些成员开始筹备对新疆地区进行全面系统的的长期考察。

本文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之上，根据中、俄文新材料，全面梳理奥登堡两次考察的具体始末，客观论述奥登堡两次考察的影响与意义，明确以往论述中由于资料不足、语言限制等存在的考察时间、相关地名、行进路线等模糊、错误的地方，如塔城与楚古恰克实为同一个地方，但由于没有标注对应俄语名称，而混淆为两个地方[注]刘进宝《鄂登堡考察团与敦煌遗书的收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第26-27页，“塔城——奇台”、“1914年6月2日，信寄自楚古恰克，其中附有两件维吾尔文抄本的片段”，这里楚古恰克是塔城(Чугучак)俄语的音译，二者是同一个地方。另是1914年6月15(28)日随信附两件回鹘文写本残片，而非6月2日。。此外，对于奥登堡考察队到达敦煌的时间进行新的探讨。

一、1909—1910年新疆考察

中国学界对于奥登堡的新疆、敦煌考察及其所获文物、资料的研究直至70年代才开始。1973年潘重规先生只身前往列宁格勒查阅敦煌文献，著有《列宁格勒十日记》[注]潘重规《列宁格勒十日记》，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书中简要叙述了列宁格勒分所藏有的敦煌文献情况，提及了这些文献主要是由奥登堡考察队所获。此后，张广达[注]张广达《国外近年对敦煌写本的编目工作》，《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2期，第15-18页。、姜伯勤[注]姜伯勤《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第33-44页。、吴其昱[注]吴其昱《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写本概况》，《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第73-82页。、荣新江[注]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4-138页。等学者相继发表了有关苏俄藏敦煌文献的文章，对俄藏敦煌文献有了进一步论述。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俄藏敦煌文献的愈发关注，涉及俄藏敦煌文物、奥登堡考察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不一而足。其中《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注][俄]П.Е.斯卡奇科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中华文史论丛》1992年第50期，第109-118页。、《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鄂登堡》[注]陆庆夫、王冀青《中外敦煌学家评传》，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0-332页。就奥登堡敦煌考察、生平进行了论述，是国内关于奥登堡及其两次考察方面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章。但是限于资料、视角、篇幅等因素，关于奥登堡新疆考察的内容非常少，而关于其敦煌考察多是作为奥登堡获取敦煌文书的背景以数百字进行的简介，较简略。

700 hPa环流形势与500 hPa相对应，呈两槽一脊型。6月4日08：00形成东高西低的形势，西南涡的旋转有利于水汽输送，下游高压形成阻挡形势，有利于水汽辐合；4日08：00，在西南部有明显的切变，加上充足水汽条件，致使西南部地区雨量偏大。5日08：00，贝加尔湖冷涡和南支槽逐渐东移，但由于前期水汽条件充足、整层湿度较大，相对湿度在90%左右，降水仍然持续。5日20：00后，开始移出阿拉善右旗［2］。

1900年，奥登堡与Н.И.维谢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Веселовский)、克列缅茨向俄国考古学会东方分部送呈了《关于组织塔里木盆地考古考察的报告》，再次申请前往新疆考察。在报告中他们提议对新疆地区进行系统的考察。整个东天山以及整个塔里木盆地都是考古兴趣所在，但是鉴于任务的艰巨性，《报告》提议组织两队连续工作的考察队，一队拟考察吐鲁番和库车(Куча)地区，而另一队则在吐鲁番到和田(Хотан)的广袤区域进行考察，这包括罗布泊(Лопнор)附近地区以及且末(Черчен)、克里雅(Керия)绿洲在内。[注]Попова И.Ф. Первая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С.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 (1909—1910)//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д ред. И.Ф. Поповой. СПб.: Славия, 2008. С. 149.然而，由于未能寻求到考察经费，直至1909年该提案由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筹划才得以实施。

而在这期间，英、法、德、日等国纷纷派遣了考察队前往中亚地区寻宝和收集情报，这给俄国的中亚考察造成了压力。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向外交部呈文指出中国新疆考察的迫切性，资金的削减“给委员会在新疆的考察工作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首先，严重拖延了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其次，我方被迫完全中止了的大型考察活动，德国人和法国人却根据我方的踪迹进行了数次考察。如果委员会的工作不能以最有利的方式立即重新恢复，那么俄国学者在新疆的多年勘探研究将面临全面倾覆的危险”[注]Попова И.Ф.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еков//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д ред. И.Ф. Поповой. СПб.: Славия, 2008. С. 31.。虽然呈文中强调了新疆考察的迫切性，但是委员会仍旧未能迅速获得考察经费。直至1908年，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在皇村成功举办“新疆和撒马尔罕古文物展览会”，得益于此次展览，才获取到新疆考察的政府经费。

考察出发之前，奥登堡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不仅收集了大量有关中亚的资料，还专门向格伦威德尔、伯希和这些新疆考察的先行者们进行了咨询。但是，“目前为止，从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已经出版的考察著述中，除格伦威德尔教授的第一次考察外，什么有效信息也没有，因此，在圣彼得堡完全无法决定究竟将要在何处展开系统考察”[注]Ольденбург Ф.И.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909-1910 года / Краткий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й отчет.СПБ.1914.С.5.，因此奥登堡认为其此次考察带有勘探性质。考察队主要成员，除奥登堡外，还有民族学家、摄影师С.М.杜金[注]С.М.杜金(1863-1929)，中文名也译作杜定、杜丁等，俄苏民族学家、摄影师、画家，是奥登堡两次中亚考察的主要参与者。可参见孟列夫、廖霞《被漠视的敦煌劫宝人——塞缪尔·马蒂洛维奇·杜丁》，《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第147-149页。(Самуил Мартынович Дудин)，矿业工程师Д.А.斯米尔诺夫(Дмитрий Арсеньевич Смирнов)，考古学家В.И.卡缅斯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Каменский)，以及刻赤博物馆的研究员С.П.彼得连科(Самсон Петрович Петренко)。但是，由于卡缅斯基和彼得连科在出发途中患病，被迫返回，未能参与此次考察。

1909年6月6(19)[注]1918年1月26日，苏联政府宣布停止使用儒略历，采用公历。20世纪儒略历比公历晚13天。日，考察队自圣彼得堡出发，经铁路到达鄂木斯克(Омск)，又乘船到塞米巴拉金斯克(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取上提前运过来的行李，后乘坐马车前往塔城(Чугучак)。6月22(7月5)日，考察队抵达塔城，并在塔城进行了补给，采购了马匹、雇用了翻译。[注]Ольденбург Ф.И.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909-1910 года.С.1.6月29(7月12)日，考察队离开塔城前往乌鲁木齐(Урумчи)，后经乌鲁木齐前往焉耆(Карашар)。8月28(9月10)日考察队在七个星(Шикшин)佛寺遗址展开了考察工作。9月20(10月3)日，考察队离开焉耆前往吐鲁番，9月29(10月12)日到达。吐鲁番是此次考察的重点地区，考察队在吐鲁番地区考察了交河故城(Старинный город на Яре)、高昌故城(Идикут-шари)、木头沟(Муртук)、吐峪沟麻札(Туюк-мазар)等处遗址。11月15(28)日，杜金与斯米尔诺夫离开哈拉和卓(Кара-ходжо)返回俄国。奥登堡在翻译的陪同下于12月19日(1910年1月1日)到达库车(Куча)，在这里奥登堡考察了苏巴什(Субаш)、克孜尔(Кызыл)、库木吐喇(Кумтура)等处遗址。[注]Ольденбург Ф.И.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909-1910 года.С.1, С.4, С.22, С.56.不久后奥登堡结束考察，于1910年3月回到圣彼得堡。如上所述，奥登堡第一次考察的主要路线：圣彼得堡——鄂木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塔城——乌鲁木齐——焉耆地区——吐鲁番地区——库车地区——圣彼得堡。

奥登堡考察队在考察中宣称——“如非当地的文物面临毁灭性的威胁，概不触动”[注]Щербатской Ф.И. С.Ф. Ольденбург как индианист// Записки ИВ АН СССР Вып. 4. М.; Л., 1935. С. 27.。尽管奥登堡在原则上反对割取壁画的做法,对勒柯克等人的行径也颇有微词,然而,他本人并没有空手而归。奥登堡新疆考察共带回30多箱藏品(壁画、木雕及其他艺术品)，近百件写本残片，另外还有1500多张考察照片。[注][俄]波波娃《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С.Ф.奥登堡馆藏中文文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4卷，2014年，第212页。其中所获近百件写本中，将近一半的写本是汉文和回鹘文的,另外还有少量粟特文、梵文写本。写本中的经济律法文书较为引人注意，大多还带有印章，这部分写本主要是在挖掘中发现的，因此多是残片。此次考察所获文物最初存放于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并在这里进行了初步整理，后于1931—1932年移存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奥登堡回到圣彼得堡后，随后分别向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和俄国考古学会东方分会做了关于考察成果的报告。关于这次考察的成果，奥登堡1913年在《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分会会刊》[注]Ольденбург С. Ф. Разведочная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Китай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 в 1909—1910 гг.//ЗВОРАО. 1913 (1911—1912).Т.21.С.XX-XXI.上发表了简报，1914年出版了简要考察报告[注]Ольденбург Ф.И.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909—1910 года / Краткий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й отчет.СПБ.1914.。除此之外，仅С.М.杜金发表了关于新疆建筑遗址的文章[注] Дудин С.М. Архитектур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Из путевых записок )// Архитектурн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еженедельник. 1916, № 6 , 10, 12, 22,31.，主要关于七个星佛寺遗址和交河故城一带的建筑遗址。这之后，直到1995年Н.В.佳科诺娃(Н.В.Дьяконова)出版了奥登堡1909—1910年考察时自新疆地区所获艺术品及考察资料的专著[注]Дьяконова Н.В. Шикшин. Материалы первой Русской 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академика С.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 1909—1910. М., 1995.，该书后由К.В.萨玛秀克(К.В.Самосюк)重新整理、补充，2001年由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三方合作出版[注]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克沁艺术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奥登堡考察队1909—1910年新疆考察的资料，目前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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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14—1915年敦煌考察

在详细了解了奥登堡第一次考察所获文物后，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决定进一步推进俄国在中亚地区的考察。俄国当时所积累的从中亚地区获取到的资料需要找出可靠的依据来确定佛教艺术古迹发展的时代脉络，以及搜集这一艺术风格多样的完整的材料。而对敦煌莫高窟进行深入考察能够对收集到的文物资料的断代提供非常大的依据。另一方面，俄国时刻关注着各竞争对手在中亚地区的考察情况，不甘落后于英、法、日等国。

1914年3月29(4月11)日，奥登堡在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前往敦煌(Дуньхуан)考察的提案报告，该提案获得了考古委员会的支持。考察工作原本预定为期一年，拟在全面彻底考察莫高窟后，再前往吐鲁番绿洲考察直到来年春天。总预算3.45万卢布，实际配给的考察经费是23982卢布[注]Попова И.Ф. Вторая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С.Ф.Ольденбурга (1914—1915) //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д ред. И.Ф. Поповой. СПб.: Славия, 2008. С. 164-165.。参与1914—1915年考察的主要人员，除奥登堡和杜金外，还有画家和摄影师Б.Ф.龙贝格(Борис Фёдорович Ромберг)、地形测绘师Н.А.斯米尔诺夫(Николай Арсеньевич Смирнов)，以及考古学家В.С.比尔肯别尔格(Виктор Сергеевич Биркенберг)。

这些珍贵的考察资料目前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等处。

6月13(26)日晚，考察队抵达塔城。6月14(27)日，奥登堡拜会了塔城领事В.В.多尔别热夫(Владими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Долбежев)。考察队在塔城进行了充分的补给，雇用了7名哥萨克护卫、1位翻译和1位面包师。[注]Попова И.Ф. Вторая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С.Ф.Ольденбурга (1914—1915), С. 165-167.6月15(28)日，奥登堡拜会了清朝地方官员，还自塔城给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寄信汇报了考察队旅途情况，随信还附有两件回鹘文写本。6月17(30)日,考察队从塔城出发，决定从近路先到库尔特(Курте)，6月26(7月9)日到达奎屯(Куйтун)，并在此过夜。6月27(7月10)日，“12个人中有5个由于炎热而生病，这使我改变了原本要在吐鲁番工作一个月的计划”[注]С.Ф.奥登堡《彼得堡到乌鲁木齐旅途日记》，《俄藏敦煌艺术品Ⅵ》，第412页。。考察队7月2(15)日到达昌吉(Чaнцзи)，7月3(16)日抵达乌鲁木齐，并在乌鲁木齐进行休整，随后经过阜康(Фукань)、奇台(Гучэн)。7月20(8月2)日С.Ф.奥登堡在写给兄长Ф.Ф.奥登堡(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的信中简要谈论了旅途近况。8月5(18)日考察队从哈密(Хами)出发前往安西(Аньси)，8月14(27)日到达红柳园(Хунлююань)，8月16(29)日到达安西，并在此住宿。8月18(31)日进入敦煌地界，8月20(9月2)日抵达莫高窟(Пещеры Могао)。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切口感染率为3.57%,对照组为21.43%,观察组切口感染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94.64%,对照组为78.57%,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说明在骨科切口感染中融入手术室护理干预,有助于降低患者切口感染发生率,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4]。

关于奥登堡考察队到达莫高窟的时间，有的文章认为是8月18(31)日，现在我们根据奥登堡考察笔记可以确定为是8月20(9月2)日，8月18(31)日是到达敦煌境内而非莫高窟的时间。这里有一点需要着重说明，奥登堡敦煌考察俄语原文笔记中用的是儒略历的时间[注]奥登堡敦煌考察笔记中用的是儒略历，并未使用公历，这一点笔者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所长И.П.波波娃女士进行过确认。。儒略历在20世纪要比我们现在通用的公历时间晚13天，而以往著述中提到的奥登堡敦煌考察的日期实际上是儒略历的时间，但是并没有标注出来，这是不准确的。因此奥登堡到达敦煌的时间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1914年9月2日。

总体上来讲，随着大数据的到来，使得我国绝大部分的理工实验室教学管理，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制度上都得到了极大的革新，从而也就不断地推动了实验室教学管理水平的提升。因此在了解大数据对于实验室教学管理的价值之前，我们应当切实的分析以往的实验室教学管理，以往的开放性创新实验室教学管理，从本质上其实并不能算得上“开放”，这是因为传统的开放性实验室教学管理常常采用的教学模式仅仅只是“学生申请+教师管理”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大数据时代下是不合理的，因为它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大数据对于开放性创新实验室教学管理的价值主要展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面向协作活动研究型教学平台功能模块。第一，分组合作支持模块。讨论主题、成员分组、制定讨论进度、文档设置、资源共享、小组互动、资源组合、成果上传及评价。第二，负责人教学支持模块。资源分类、资源上传、资源共享、问题情境设计、探讨文档设置、文档发布、评价指标体系设置、教学应用、小组管理。第三，管理员支持模块。统一认证和登录，统一数据互联，开放接口集成教育信息系统，系统扩展维护。

以往论著中很少涉及奥登堡敦煌考察的具体路线，而在涉及的文章中存在模糊、错误的地方，例如在斯卡奇科夫的文章中颠倒了哈密——安西的行程[注][俄]П.Е.斯卡奇科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第111页。。现在我们根据奥登堡俄语原文笔记，可以确定考察队自圣彼得堡到莫高窟的主要路线：圣彼得堡——鄂木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塔城——库尔特——奎屯——昌吉——乌鲁木齐——阜康——奇台——吐鲁番——哈密——红柳园——安西——敦煌——莫高窟。

奥登堡在8月20(9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2点45分与C.M.杜金到达千佛洞,顺便看了看石窟。4点，两轮车来。全都参观了,印象颇深”[注][俄]П.Е.斯卡奇科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第111页。。为了更合理高效地安排接下来的工作,考察队最初几天对石窟进行了粗略查看。考虑到工作量及今后研究的便利，考察队决定不再对石窟进行重新编号，而是采用伯希和的编号，并补充伯希和漏登的石窟。随后，奥登堡考察队立即着手实施了之前在圣彼得堡制定的工作计划。

Heinrich多米诺模型是典型的事故致因模型，该模型通过对大量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本质原因进行分析，提炼出了事故预测模型，在理论上为事故的预防和安全生产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4]，该模型强调事件的逐一线性发展会导致事故的发生. 如图1所示，将危险源(风险源)、隐患、事故3者存在着的连锁反应关系类比于此模型，从整个事故发展控制时机的选择上进行安全管理模式的划分，可以分为事后型安全管理、缺陷型安全管理、风险型安全管理[5]. 泰州大桥高速公路风险管理模式即基于此理论建立，并据此确定了危险源评估监控与隐患排查治理的串联型风险管理流程，如图2所示.

奥登堡考察队的工作计划是非常宏大的：绘制每一个石窟的平面图、每一层的剖面图；详尽描述石窟形制和内容物；清理、挖掘石窟内部；石窟整体素描；石窟内、外部拍摄；极为重要物件的临摹。剖面图和平面图由斯米尔诺夫与比尔肯别尔格两人共同完成，南、北区石窟内外部照片由杜金与龙贝格完成。奥登堡对材料进行了科学整理，编写了敦煌石窟注记目录，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分析，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多次野外考察。

山塘水资源承载力多目标模型综合考虑到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态、利用特点和决策者的意见等各方面的影响因素。计算模型采用粮食产量最大化为反映社会的安定方面的指标，农业生产总值最大作物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目标，承载人口最多反应社会方面的目标，农业生态用水量反映出生态环境方面的目标。

由于天气寒冷，按照之前的计划杜金、斯米尔诺夫与比尔肯别尔格于11月1(11月14)日先一步离开了敦煌返回俄国，而奥登堡和龙贝格则留下来对考察工作进行收尾。12月27、29(1915年1月9、11)日，在清理D.464窟时，奥登堡与哥萨克护卫意外发现了古代回鹘文木活字，前后共发现130[注][俄]H·H·纳季洛娃、续建宜《谢·菲·奥里登堡对东土耳克斯坦和中国西部的考察(档案材料概述)》(《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第135页)一文认为是“10万个维吾尔文印刷活字和许多小方木块”，显然，“10万个”是错误的。块，非常珍贵[注][俄]С.Ф.奥登堡《清理回鹘窟》，《俄藏敦煌艺术品Ⅵ》，第326页。。

很快传来了一战爆发的消息，奥登堡等人决定尽快结束敦煌的考察工作。1914年12月31(1915年1月13)日，奥登堡等人停下考察工作，开始着手将所寻获的写本和艺术品整理装箱，整理打包一直持续到1915年1月末(2月初)，1月28(2月10)日由11个人、8匹马、9峰骆驼、11头驴子组成的驮运队自敦煌出发踏上了归途[注]Попова И.Ф. Вторая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С.Ф.Ольденбурга (1914—1915), С. 168.。在回返途中，奥登堡再次考察了他第一次考察中考察过的几处吐鲁番古迹遗址。

奥登堡和龙贝格于1915年4月23(5月6)日回到彼得格勒。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对于考察结果是满意的，经奥登堡提议，决定以委员会的名义给外交部去信感谢在考察中乌鲁木齐领事А.А.季亚科夫(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Дьяков)、塔城领事秘书И.М.格拉西莫夫(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ерасимов)所给予考察队的援助。奥登堡还对龙贝格在考察中的出色表现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提出给他发放额外报酬作为奖励的申请。

在考察中，奥登堡在一定程度上秉持了文物保护、文化价值输出的理念，减少了文物在考察过程中的人为破坏。尽管奥登堡反对移走艺术品，但他还是十分谨慎地带回了一些文物。有资料表明，奥登堡考察队切割了位于莫高窟北区B77窟窟内的彩色佛座背屏，该背屏目前藏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注]彭金章《敦煌考古大揭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6-48页。另在奥登堡1914年12月27(1915年1月9)日的日记中记录有“为了割下此窟(D.464窟)的一部分有回鹘文文字的水彩壁画，按照我们通常的惯例，首先要拍照……水彩壁画我们决定不割了，只割了些小画像和拍了照”。[注][俄]С.Ф.奥登堡《清理回鹘窟》，第325-326页。

Arash Nemati acknowledges AGA for the scholarship support. The work i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A*STAR and IMRE under grant No. 1527000014.

奥登堡考察队虽然是在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劫夺敦煌藏经洞之后，清政府将藏经洞中的剩余藏品转运到了北京之后考察的敦煌，但是考察队仍然收获丰厚，共运回29包资料，在数量和价值上曾令伯希和、郑振铎等大学者叹羡不已。[注][俄]孟列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资料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92年第50期，第122页。除1万多件写本残片外，奥登堡考察队还获有大量非常珍贵的考察资料:

5.考察队的照片(底片和相片)。

1.奥登堡和其他考察队成员的旅行日记——2本笔记簿。

2.千佛洞石窟的完整记录，附有奥登堡关于某一时代特有风格的简要分析(最终未完成)——7本笔记簿。

3.千佛洞彩画的写生和略图。

4.杜金对敦煌壁画作的笔记。

城镇水厂因属多年老厂，基础资料不全，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埋深不同，为此设计了甲、乙两种排管方案，方案甲为直埋式，其优点是施工简单、运行维护费用低、造价成本低，缺点是开挖深度大、穿越重要管线均需要保护；方案乙为提升式，在中间位置建造监测井和提升井，通过两次提升方式快速将生活污水输送至主管道，其优点是开挖深度小、穿越重要管线保护成本低，其缺点为增加了运维费用、增加了造价投资。通过综合比较确定了采用方案甲。

我是《农家致富顾问》老读者，通过订阅《农家致富顾问》，我从中获得了不少农业科技知识，很多文章我都会看许多遍。我爱读书，也爱剪贴，一把剪刀，一瓶胶水，一叠报纸，这就是读书看报的习惯。这次我还寄来了一张“读书照片”，证明我对《农家致富顾问》的热爱。

6.考察队所作的平面图和略图。

7.雕刻、绘画和实用艺术品等文物，超过250件。[注][俄]Е.Г.奥登堡《代序》，第10页。

1914年5月20(6月2)日，杜金与比尔肯别尔格从圣彼得堡乘坐晚上8点35分的火车前往鄂木斯克，第二次中亚考察正式开始。奥登堡、龙贝格、斯米尔诺夫三人则于5月30(6月12)日从圣彼得堡乘坐同次列车出发，于6月2(15)日抵达鄂木斯克，在此与杜金等人会合。6月3(16)日，考察队众人乘坐汽轮前往塞米巴拉金斯克，于6月9(22)日上午抵达，并于当晚出发前往塔城。[注]Попова И.Ф. Вторая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С.Ф.Ольденбурга (1914—1915), С. 165.

考察队所获物品曾一度滞留于鄂木斯克，经过俄国中亚和东亚委员会与奥登堡的多次努力，这批搜集品才于1915年夏末运抵彼得格勒。之后，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决定将其中的写本和回鹘文木活字交由亚洲博物馆保存，壁画残片以及其他的一些艺术品由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保存。1915年9月，奥登堡敦煌考察所获写本转存到了亚洲博物馆。敦煌艺术品曾在珍品陈列馆进行过初步整理，于1931—1932年连同奥登堡第一次中亚考察所获艺术品一同转存到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现存奥登堡考察所获386件完整的卷轴、1万多件写本残片，写本中虽然以碎片和佛经居多，但是其中亦不乏珍品，如《曹宗寿造帙疏》、《建中三年三月廿七日授百姓部田春苗历》等。写本中最早的纪年是“北凉缘禾三年”(434)，最晚的是“大宋咸平五年”(1002)[注][俄]孟列夫主编，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袁席箴、陈华平翻译《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页。。现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敦煌艺术品，品类较多，有雕塑、影塑、壁画、绢画、纸画、麻布画、丝织品残片等。其中佛旗幡与麻布画幡66件；绢画佛像残卷137件；纸画佛像残卷43件；壁画14幅；大塑像4尊；小塑像24尊；织物样品(上述佛旗幡、麻布画幡与佛像除外)58件[注][俄]孟列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资料研究》，第122页。。

奥登堡回到彼得格勒后，于5月2(15)日、20(6月2)日分别向俄国中亚和东亚委员会和俄国科学院历史—语文部作了报告，在报告中，奥登堡介绍了考察经过、考察所获，还展示了一部分石窟照片[注]Попова И.Ф. Вторая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С.Ф. Ольденбура(1914—1915), С. 168.。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对于考察结果是满意的，为了使考察的成果为更多人所知，委员会委员和一些对此感兴趣的人士决定于1915年秋举办展会[注]Протоколы заседаний РКСА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м и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отношении. 1915 год. Протокол № 3. Заседание2 мая. § 52. С. 27.。考察归来后，奥登堡曾拟写了出版第二次考察所获资料的大型计划，还向俄国科学院历史—地理分所呈交了《敦煌千佛洞石窟写本和雕塑特点》一书的大纲，拟按时间顺序论述自公元5、6世纪—20世纪中国佛教绘画和雕塑的风格特点[注]Извлечения из протоколов заседаний Академии.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еотделение. / /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ер. 6. Т. 9. Пг., 1915.С. 1438-1439.。除此之外，奥登堡还打算进行1914—1915年敦煌考察所获资料学术清单的整理工作。然而，由于奥登堡是梵语方面专家，又身兼多种行政要职，他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组织和领导工作上，这使得他无暇进行考察资料的整理和出版。1922年，奥登堡发表了关于敦煌艺术的文章，文章内附数张壁画照片[注]Ольденбург С.Ф. Пещеры тысячи будд//Восток.'№ I. 1922.С. 57-66.。这之后，由于国际局势、苏联国内斗争，人们的注意力被转移，考察成果几被忽略。直到90年代，较为详细的考察资料才由Л.H.孟列夫(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注] Меньшиков Л.H. К изучению материалов Русской 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1914—1915 гг.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93. Вып. 4. С. 321-331.、Н.В.佳科诺娃等相继发表出来。

俄国学者对奥登堡敦煌考察所获写本的研究开始于1918年。1918年，Ф.А.罗森伯格(Ф.А.Розенберг)就奥登堡所获写本中的两件粟特文佛教文献残片发表了研究文章[注]Rosenberg F. Deux fragments sogdien-bouddhiques du Ts’ein-fo-tong de Touen-houang (Mission S d’Oldenburg, 1914—1915). I. Fragment d’unconte / / ИРАН. Cep. 6. T. 12. 1918. C. 817-842.。30年代，С.Е.马洛夫(С.Е.Малов)发表了关于四件回鹘语律法文书的研究文章[注]Малов С.Е. Уйгурские рукопис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экспедиции С.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 / / Записки ИВ АН. Вып. 1. Л.,1932. С. 129-149.，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研究员А.С.斯特列尔科夫(А.С.Стрелков)就藏品中的艺术品的出版做了很多工作，В.М.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首次对奥登堡敦煌考察所获文物进行了编目，编写有部分写本清册[注]ИВР РАН. Отдел рукописей и документов. Картотека архив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Арх. 71. Список рукописей, привезенных С.Ф. Ольденбургом. I. Л. I-3.。1938年春，根据奥登堡的遗孀Е.Г.奥登堡(Елена Григорьевна Ольденбург)的申请，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对整理奥登堡敦煌考察队的笔记予以了拨款支持。

苏联著名汉学家К.К.弗卢格[注]К.К.弗卢格(1893-1942)，也译作弗鲁格、弗路格、夫鲁格等,苏联时期著名的汉学家。1942年2月于列宁格勒保卫战中饥寒交迫而死。(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Флуг)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从事敦煌汉文写卷整理与研究的杰出代表。弗卢格整理编目有“Ф.”(“弗卢格”俄语“Флуг”首字母)编号的357件与“Дх”(“敦煌”俄语“Дуньхуан”首字母)编号的近3000件汉文写卷，他的研究成果分为佛经和非佛经两部分[注]Флуг К.К. Краткий обзор небудди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рукописногофонда ИВ АН СССР / /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Востока. Вып. 7. 1934. С. 87-92; Флуг К.К. Краткая опись древн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на китайскомязыке из собрания ИВ АН СССР / /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Востока.Вып. 8—9. 1936. С. 96-115.。遗憾的是，弗卢格于二战中不幸身亡。这之后直到1957年孟列夫等人成立了专门研究小组才重新开始对俄藏汉文写卷进行系统研究，专门小组于1963年出版了研究成果第一卷，1967年出版了第二卷，1999年西北师范大学将之译名为《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分上下册翻译出版。

苏联解体后，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更名为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新时期，俄藏敦煌文献逐渐向世界公布。1992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学部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俄藏敦煌文献》，至2001年17册的《俄藏敦煌文献》全部出版完成。这之后6卷本的《俄藏敦煌艺术品》也陆续编辑出版。这极大地加强了国际敦煌学者间的交流与合作，推进了国内外学者对于俄藏敦煌文献、艺术品的研究进程。继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之后，Е.И.克恰诺夫(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Кычанов)、Е.Ф.波波娃(Ирина Фёдоровна Попова)等东方学家继续引领俄罗斯学者对奥登堡、克列缅茨、П.К.科兹洛夫(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等人中亚考察所获文物、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随着俄藏敦煌文献、艺术品的全面公布，中外学者越来越多地将俄藏与其他地区所藏敦煌文献、艺术品进行缀合对比研究，推进了敦煌学的研究进程，填补了中古史研究上的部分空白，为中国西北的国际化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Model Test of Collision-Preventing Intercept System of Bridge……………WANG Jinquan， LU Yong(3·13)

三、两次考察的影响与意义

奥登堡在组织进行第一次考察即1909—1910年新疆考察时，就已经萌生了前往敦煌考察的想法，但限于时间、经费、人员等因素，第一次考察未能前往敦煌。但是，奥登堡第一次中亚考察是俄国在吐鲁番地区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考察，极大地丰富了俄国国内关于中国新疆地区的研究，极大地提升了俄国中亚文物馆藏数量，同时，在队员配置、路线设定、工作进度安排等方面积累了经验，为其敦煌考察奠定了基础。

奥登堡在新疆考察中目睹了文物、古迹遭到的种种人为破坏，深感这些破坏行径对科学研究的巨大损害。1914年2月，他在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会上指出，有些旅行者、考察者的破坏性活动，根本无从谈及对历史古迹与古代文物的研究，而是对其科学价值的破坏。他还提出，今后的考察必须十分慎重地对待这些无与伦比的古迹与文物。根据奥登堡的提议，选举成立了委员会，并起草了告中亚与东亚国际协会各地方委员会书，责令各国今后对古代文物当善尽保存之责[注][俄]П.Е.斯卡奇科夫《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第109-110页。。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古文物在挖掘过程中的人为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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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他的先行者斯坦因、勒柯克、大谷光瑞等人的中亚考察，奥登堡的考察更为科学合理，也更为全面系统。在奥登堡及助手的考察笔记中，在谈及其他考察队时，奥登堡指出，“发掘工作毫无系统性，仅为追求各类卷子与艺术品”、“进行了大量的挖掘工作，但主要目的仅为获取宝物，首先是各类卷子”。奥登堡大为反对这种追逐古文物的行径，不赞成纯粹为搜集博物馆陈列品而进行考察，认为这样往往会破坏古迹的完整性，坚持对古迹进行综合性研究，兼顾整体性和各个局部，而非只按照研究者的喜好挑选。奥登堡反对破坏文物的整体性，诸如撬下建筑物的细部、从墙上剥离壁画等，通常采取的记录方式——拍照、素描、临摹以及最详实的口头描述[注]Воробьева-Десятовская М.И. Российские ученые на троп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открытие забытых письменных культур) //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 1(12), 2010. С.245.。

位于铭座三泰宾馆一层的泰和堂餐厅回廊是艺术臻品的展现，餐厅古色古香，从装饰到内设体现出三泰人的匠心。国泰堂、泰山厅、群贤居，各具泰山风韵。宾馆推出的“以味为核心，以养身为目的”的泰山赐福宴，集泰山特色、孔府品味、封禅文化于一体，打造出三泰宴会扛鼎之作。宾客既能享受尊荣之礼，也可满足口福之美。

奥登堡考察队对敦煌南、北区石窟进行了首次全面系统的测绘记录，绘制了每一个石窟的平面图、每一层的剖面图，拍摄了大量南、北区石窟内外部照片，临摹了大量艺术品、详细描述了石窟形制和内容物，在伯希和石窟编号的基础上编制了更为详尽的目录……奥登堡的考察在方法论上同伯希和最接近，在一定程度上也把自己的考察看作是伯希和工作的延续，但奥登堡的考察更加完善。奥登堡在伯希和石窟编号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补充；在石窟内外部拍摄、测绘、临摹等方面更加详实；详细描绘了450余窟，并附带有时代风格特点的分析，这些是伯希和等考察队绝少涉及的。奥登堡考察队还对北区石窟进行了深入清理，减缓了一些石窟的进一步毁坏。

奥登堡考察队记录有数本石窟笔记，即《敦煌千佛洞石窟叙录》，相较于影响极大的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6卷本《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注]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e，I-VI，Paris，1922—1924.要更加全面详细，相较于流通较广的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注]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要更加详实，相较于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注]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描述要更具体。敦研院的《总录》对于石窟内容的确定和著录，相当准确和完备，但限于体例，描述较少，而奥登堡的叙录相较《总录》在石窟、壁画、雕塑方面的描述要更加具体。奥登堡叙录中收录了许多谢稚柳《叙录》、伯希和《图录》所未收录的重要内容，且奥登堡叙录记录的石窟最为详尽，对石窟形制、面貌进行了描述，还对塑像和壁画的内容、式样，及风格、色彩的层次变化等方面作了鉴定分析，“当然，由于手头缺乏对比材料”[注]杨自福《鄂登堡来华考察日记摘译》，《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1期，第110页。，一些分析是不准确的，但是这是后二者所没有或不充分的。另外，除了详细地描述石窟情况以外，奥登堡叙录还绘制有精确的石窟剖面图和位置示意图。《叙录》所收录的石窟数量要略多一些，其中榆林窟、西千佛洞、水口峡石窟内容是奥登堡叙录未涉及到的，且位置和尺寸记录非常详细。《图录》与奥登堡叙录侧重点不同，且奥登堡叙录中的榜题是聘请中国书手抄写，准确率较高。因此，这四者可以相互补充、佐证。

奥登堡考察队影描、临摹有大量壁画、塑像，抄录有丰富的壁画榜题，对莫高窟南、北区石窟进行了石窟内外全景式拍摄，拍摄有1000多张照片，还逐窟进行了详细的石窟平面图、立面图的测绘记录，并将各个石窟绘图拼合成长达10米、高约1.6米的总平面图和总立面图[注]府宪展《序言》，《俄藏敦煌艺术品Ⅰ》，1997年，第16页。。这些记录了一百多年前敦煌莫高窟真实面貌的资料，是研究敦煌莫高窟非常珍贵的档案史料，对于石窟寺考古、石窟保护、壁画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史料价值。

奥登堡新疆与敦煌考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西北考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与意义不容忽视。奥登堡两次考察夺取了我国西北大量文物，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奥登堡在20世纪初的两次考察中秉持了一定的文物保护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文物保护理念，降低了古文物在挖掘过程中的人为破坏。此外，奥登堡考察队运用了较为科学的考察方法首次全面系统地对莫高窟进行了测绘记录，为20世纪初莫高窟的原貌留存下来了大量珍贵的图文资料，对于敦煌莫高窟的研究意义重大，推进了苏俄乃至世界敦煌学的研究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