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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龟兹石窟及佛教遗址考察报告

更新时间:2016-07-05

佛教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和历史绵延的主要载体,古龟兹地处中亚腹地塔里木盆地之北缘,扼古丝绸之路之要冲,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首站,历史上曾一度成为西域佛教文化的中心和古丝路文明双向交流的重要枢纽,被誉为“中国佛教文化的摇篮”。以龟兹石窟群为代表的龟兹文化遗产,不仅客观展现了佛教文化东渐传播和中国本土化的历史发展轨迹,而且见证了公元3至13世纪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曾对包括敦煌石窟在内的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指出:龟兹石窟是敦煌石窟的来源之一,敦煌石窟是龟兹石窟的延续与发展,一东一西,交互辉映。

龟兹石窟是古龟兹地区(即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拜城、新和等县)大小20余处佛教石窟遗存的总称,主要分布在龟兹故地的库车县、拜城县、新和县,分布面积达960平方公里。遗存大约有700余个洞窟,近10000平方米壁画和部分精美彩绘泥塑。在这20余处石窟遗存中有9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他均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是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克孜尔石窟作为中国最早的佛教石窟被列入“丝绸之路:长安至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18年7月1日至12日,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新疆龟兹研究院院长徐永明研究员担任学术顾问,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的十多位博士、博士生组成“青年学者丝路行”考察团,对新疆进行了为期12天的考察。考察团主要考察了古丝绸之路北道的佛教文化遗产,包括阿克苏地区库车、拜城等县,巴州焉耆县和吐鲁番市的石窟、佛寺、古城、烽燧、关垒等文物遗址共计85个洞窟,5处佛教遗址和4家博物馆,收获颇丰。在收获知识的同时,青年学者们对南疆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利用现状和新疆龟兹研究院在南疆文化遗产事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深入了解,现将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黄志平汇报了厅组建以来的工作进展情况。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盛乐山代表厅作测绘与地理信息工作汇报,从测绘与地理信息为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确权登记颁证提供服务保障,为“五水共治”及剿灭劣Ⅴ类水专项行动提供重要基础,为建设工程项目“竣工测验合一”“联合测绘”改革提供系统支持,为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及时准确地提供数据支撑,为数字浙江建设和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精准的基础平台等五个方面作了具体介绍,并就下一步如何加大建设工程“竣工测验合一”改革力度、深化测绘与地理信息成果在相关领域的应用,以及在自然资源评价体系建设方面给予更多支持提出工作建议。

一、龟兹石窟文化遗产保护历史与发展现状

(一)保护历史

新中国成立之前,龟兹石窟一直处于无人看管的荒芜状态,建筑遗存与石窟壁画保存状况濒危。尤其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探险队肆无忌惮的野蛮探险活动,使包括龟兹石窟在内的大部分文物遗存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大量的壁画被盗割,残存的壁画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二是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国家防总、水利部密切监视汛情、旱情、险情和灾情变化,先后16次召开异地视频会商会,发出80多个通知,有针对性地部署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共启动应急响应22次,其中Ⅱ级响应4次,先后派出170多个督察组、工作组和专家组,商财政部安排特大防汛抗旱经费(含汛前应急度汛资金)55.89亿元,组织各地从中央防汛抗旱物资仓库分24批次向有关地区调运价值1.3亿多元的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地方防汛抗旱工作。

(二)发展现状

近年来,龟兹研究院对龟兹石窟的保护、管理和研究,以及展示利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石窟保护和壁画临摹、石窟数字化,以及向公众展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1.龟兹石窟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与职能

在先秦儒家的理论中,男女之别被视为人伦之始。《礼记·曲礼上》云:“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郊特牲》又云:“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男女有别”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伦关系,是人区别于禽兽、进入人类文明阶段的前提与基础。然而男女有别并非单纯地表示男女之间的差别,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形成“男主外,女主内”,及“男主宰,女服从”的关系格局,进而建构男性中心的道德-社会-政治体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龟兹石窟研究所成立于1985年7月,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直属事业单位,行政级别为正县处级。其主要工作职能是对阿克苏地区境内的龟兹石窟进行科学保护、管理和研究。2009年4月,经自治区编委批准,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龟兹石窟研究所”正式更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龟兹研究院”,并下设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赛姆石窟等3个石窟文物保护研究所。同年成立了“龟兹研究院党委”。根据实际工作发展需要,研究院设立了学术委员会、文物保护研究所、美术研究所、龟兹学研究中心、文物管理部、遗产展示交流中心和行政办公室、接待部、保卫科、乌鲁木齐办事处等10个科研与行政服务内设机构。研究院机构编制为60人,目前职工总人数为112人,在编职工人数为5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35人(正高5人,副高3人,中级10人,初级16人,博士1人,硕士5人,本科26人),聘用人员62人(主要为石窟护理员、讲解员、安保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另外聘请国内相关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客座研究员21人。同时,为了灵活广泛的吸纳优秀青年人才,该院创立了“新疆龟兹研究院博士、硕士流动工作站”,吸引了许多优秀的青年学子投身于龟兹石窟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事业之中。

2.近年来龟兹研究院所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

1985年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龟兹石窟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龟兹石窟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使分散于古龟兹地区多处、由多个文管部门管理的龟兹石窟群统一交由自治区专门的科研机构进行保护管理。从1986年开始,国家不断加大对龟兹石窟文化遗产保护和建设方面的投入,实施了包括石窟岩体加固保护、壁画保护修复、馆藏文物保护修复、环境监测系统建设、安消防系统建设、防洪建设,以及展示系统建设与壁画数字化保护等在内的30余个项目,使龟兹石窟文化遗产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通过一系列项目的实施,不仅使龟兹石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同时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先生在文中大力提倡义译,认为此为译名的正法,是造新词的唯一方法。虽然提及中国文字较英文数量之稀少令人心有不甘,但也不得不承认从英文中吸收的新词大大丰富了汉语,而且随着今日全球化的加深,这种吸收的趋势只会越来越强。先生在此过程中力推义译,认为义译造词有利于思想的传播。对义译大缺陷的驳斥,先生分条陈述,尤其详细解释了名和界说的问题,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名字和定义的区分吧。至于义译的名,先生也并非无条件赞同,还在于标准的选择。结尾部分,先生还讨论了采用日本译名与借用外语以及译名统一问题,这既依靠名字自身的价值,也有人为的力量,包括政府审定、学会审定、学者鼓吹、多数意志的选择。

石窟保护方面。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敦煌研究院等兄弟单位的协助下,除了积极组织、配合和完成好国家投资实施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以及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保护项目外,积极组织石窟保护专业人员对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9处石窟,以及馆藏文物病害进行日常监测和实施抢救性加固保护与修复,使那些长期在病害侵蚀下濒临损毁的壁画和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同时与上海印刷集团合作启动了数字化壁画保护项目,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培养、锻炼和壮大了人才队伍。并在此基础上还先后组建起了“龟兹石窟文物保护实验室”、“壁画保护修复中心”、“龟兹壁画传统材料工作室”和“克孜尔石窟环境监测中心”,使龟兹石窟保护工作由过去的看守式保护快速走向科学保护发展之路。

学术研究方面。先后累计编辑出版学术著作和画册30余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各类学术论文200余篇;承担和完成国家与省部级研究课题11项;开展国际性课题研究合作项目3项;一百多人次参加了国内外各类学术交流活动;成功举办了6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建了“流失海外龟兹文物信息档案室”。

合作与交流方面。与国内外许多博物馆、石窟保护单位,以及科研院所和有关院校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先后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浙江大学、西北大学、四川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塔里木大学等一批相关院校的教学研究基地与研究生培养基地,尤其是与北京大学的合作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在新时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同时,在上海设立了丝绸之路龟兹文化的展示窗口——龟兹研究院上海工作站;2017年11月“上合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在龟兹研究院设立了境内研修中心。

遗产展示和利用方面。近五年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二十余万人次。从2010年开始龟兹研究院先后在乌鲁木齐、厦门、大同、杭州、北京、上海、广州、珠海、佛山、顺德、番禹、重庆、成都、济南、敦煌、昌吉、阿克苏等地的高校、博物馆和美术馆举办龟兹壁画艺术展30余场次。2015年该院推出的“丝路文化进校园——龟兹石窟壁画艺术全国公益巡展活动”和以“龟兹——灿烂辉煌的历史,延绵多彩的文化”为主题的流动博物馆两大展示工程已成为新疆具有影响力的展览品牌。

二、南疆历史文化遗产基本概况

南疆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中枢,既是世界四大文明交汇之地,又是佛教文化沿丝绸之路东传进入中国的门户,更是古丝路文明双向交流的重要枢纽,历史悠久,佛教文物资源极其丰富,素有“丝绸之路佛教艺术的摇篮”之美誉。南疆五地州现存佛教遗址共有111处,其中和田地区32处、喀什地区10处、阿克苏地区38处,较著名的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阿艾石窟、苏巴什佛寺等,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3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8处,这些佛教文物遗址不仅客观的展现了从公元3世纪至公元13世纪佛教艺术的杰出创造和高度成就,以及佛教文化东渐传播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本土化过程,而且对包括敦煌石窟在内的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客观的反映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居共生,多种宗教并存,融合发展,共同创造灿烂多彩的西域文化历史,充分展示了西域大地与泱泱中华始终历史相沿、人文相关、根脉相连的紧密联系,有力的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着无可替代的国家安全战略价值。

在硅质岩的主量元素中,Al2O3和TiO2反映是极好的陆源物质注入的指示[11,24],富集于剥蚀大陆或岛弧附近沉积物中,而Fe2O3在含金属的沉积物中相对富集,指示在扩张中心有热水注入[25]。研究区硅质岩中,相比典型热液型硅质岩(Al2O3平均为1.31%,TiO2为0.09%,Fe2O3为2.63)[26],Al2O3和TiO2平均含量均很高,且具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而Fe2O3平均含量较低,表明研究区硅质岩并不是典型的热液成因,具有陆源物质注入。

三、新形势下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56例患者均来源于山东省中医院针灸科及耳鼻咽喉科,患者来诊时,确诊后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透刺组、放血组。每组28例。其中两组男女人数随机分配;年龄8~45岁;病程2~48小时。临床表现为以咽痛、吞咽不利、双侧扁桃体红肿为主,甚者吞咽困难等。透刺组、放血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见表1。

一是由于南疆文化遗存点多面广线长,除龟兹石窟之外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大部分由当地政府负责保护和管理,受各方面条件和人才等因素的限制,保护利用工作很难达到预期,至今仍停留在看守式保护状态,展示利用工作严重不足,文物的价值难以真正的得到发挥。

二是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和装备严重滞后,资源利用程度和向公众开放程度普遍较低,极不适应当前新形势下文物事业的发展需求。由于南疆地区的文物分布范围广,而且较为分散,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大部分文物遗址至今仍无水无电,甚至没有通行的道路,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给保护管理和利用,尤其是向公众开放工作带来较大的困难。

五是南疆基层文物保护单位日常维护经费严重不足,抢救性、甚至抢险保护经费难以及时申请到位的问题非常突出,从而造成南疆文物保护工作方面的许多被动,致使很多珍贵的文物不断加速损毁的进程。

他闭上眼睛,不再理睬她们。这时,他心里的橘红仿佛向他走来。一张苍白的脸,脸上的皱纹就像干涸了的稻田,到处布满沟沟叉叉;一身肮脏的衣服,皱皱巴巴,散满了星星点点的痕迹,弓腰驼背。

四是人才问题,人才问题是严重制约南疆文物事业发展的瓶颈。因为人才严重缺乏,造成最基础的研究工作都无法开展。

三是基础科研条件普遍较为落后,截至目前南疆地区尚没有任何国家或自治区给予扶持的文物保护科研基地,给文化遗产保护和科研建设与发展带来不利。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和国家的关心重视下,龟兹石窟结束了长期被冷落的尴尬境地。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所在地人民政府相继成立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开始对辖区内的石窟进行有效的看护和管理,并做了大量的基础性保护工作,为抢救石窟濒危洞窟和改善窟区环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为后来的保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几点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南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新疆古代文化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世界文化史和艺术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南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展示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在不断加强南疆历史文化遗产本体保护的同时,积极改善南疆重点文物遗址的基础环境和生存环境,有效加强各重点文物遗址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资源利用程度和向公众开放程度。

南疆文物工作尤其是佛教文物在实现其社会事业基本职能的同时,意识形态属性和意识形态斗争特征较内地甚至较北疆更为突出。受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影响,南疆文物事业发展方面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充分发挥南疆历史文化遗产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认同、去除新疆宗教极端化思想的阵地作用,使南疆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积极地面向社会、面向各族群众。从而为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是进一步加速推进南疆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工作进度。在此基础上,结合互联网和虚拟现实技术,将南疆文化遗产更为直观便捷地展示与传播,并通过文化创意产品这样的载体,拉近大众与南疆历史文化遗产的距离,更好地弘扬与传承南疆古丝绸之路千年历史文化遗存所承载的优秀中华文明。

在他的影响下,我对畜牧工作愈加认真。一次他从福建引进一种红心薯(学名标心红)代替胜利百号老品种喂猪,我就养猪实验对比,提供精确数据。还有一次,他从九江的都昌县带回很多蚌壳,准备磨成粉掺在猪饲料里,他找几个人琢磨这事,问谁知道其中的含钙量,有一个兽医说百分之零点几,我回答是30%。王部长肯定我是对的,他事先已经研究过。

四是进一步有效加强南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方面的基础科研建设,努力提升科技水平。

五是充分利用龟兹研究院同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已建立起的教育与科研平台,通过协调、整合、联合共建,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产学研密切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与机制,为国家联合培养丝绸之路文化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和艺术创作型人才。同时,为南疆基层文物单位培养急需的文物保护、基础性研究、展示利用等方面的应用型人才。

六是统筹协调南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展示利用工作,进一步有效发挥历史文化遗产在助力实现“总目标”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中的作用,让南疆历史文化遗产发挥应有的作用。

五、建议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新疆文博系统改革,打破文物资源垄断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壁垒,避免文物资源闲置且得不到科学有效的保护、研究和利用,以及重复保护与科研方面的建设,充分发挥自治区现有文博科研队伍的专业优势和力量,规范全疆文物保护与研究方面的管理,使新疆文博事业能够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现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能够借鉴敦煌研究院的发展模式,以及甘肃省对全省石窟文化遗产归口保护、研究与管理的经验,充分利用新疆龟兹研究院在石窟壁画保护和石窟寺考古研究、展示利用等方面的专业优势,以及长期在南疆工作的地缘优势,由龟兹研究院负责统筹指导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等南疆五地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展示利用等方面的工作。

2.增加龟兹研究院事业编制100名(甘肃省敦煌研究院为正厅级单位,现有正式编制480名,负责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全省6处石窟寺的管理)。新疆龟兹研究院现管理古龟兹地区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赛姆石窟等9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已额外承担着对阿克苏地区基层文博单位在文物保护、基础性研究和展示利用等方面的工作指导,人员力量严重不足,因此亟待增加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建议根据工作实际需要为新疆龟兹研究院核增事业编制数100名。

朱建军
《敦煌学辑刊》 2018年第04期
《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04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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