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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石窟寺考古研究的新典范——雷玉华等著《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介评

更新时间:2016-07-05

2016年10月,雷玉华、罗春晓、王剑平著《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郑炳林先生主编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中的一种。作者雷玉华等三人长期从事四川石窟[注]所谓“四川石窟”实际上有洞窟和摩崖造像两种形式,且摩崖造像占了绝大多数,但由于习惯上称之为“石窟”,所以本文沿用旧称,统称为石窟。另,本文中的“四川”在地域上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研究,这是继2011年出版的《巴中石窟研究》之后有关川北石窟研究的又一重要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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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共六章,作者以系统的考古调查为基础,将川北石窟和摩崖造像分为广元和巴中两个小片区,通过选取代表性窟龛,分别对其进行类型和分期研究,从而建立起川北石窟的年代发展序列。同时,该书还对地处广元与巴中之间、广元与成都之间等相关区域的中小型石窟和摩崖造像也做了分期研究,阐明其与川北石窟的关联。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及相关实物资料,将石窟寺置于中国古代史及佛教史的视野中,充分考虑川北在文化交流路线上的特殊地位,对川北石窟的社会历史背景、来源及其与四川其他地区石窟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该书还对部分流行的造像题材做了专题研究,厘清了他们的来源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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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考古学的观察和记录。石窟寺考古的首要工作是对其进行考古学的观察和记录。雷玉华等人的新著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他们联合北京大学及相关文物管理部门,自2000—2002年“对广元、巴中当时已知的全部石窟和摩崖龛像逐龛编号、记录、测量、照相”[注]雷玉华、罗春晓、王剑平《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7页。。在调查、测绘过程中,作者特别注意石窟寺整体及单体窟龛自身的变化,并努力从留存的层位现象上寻找其变化的先后关系。在这方面,书中第二章第二节有关大云洞的考古学观察与千佛崖开凿顺序的研究,最富代表性。作者在进行这一研究前,还借2013年保护工程之机,对大云洞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观察和记录,包括该窟和崖面其他窟龛的关系、窟内小龛题记和现存遗迹现象、与邻近的韦抗窟的关系,以及该窟内部的结构、左壁、右壁、中心柱上的遗迹现象等。通过上述规范、细致的考古学观察和记录,作者厘清了大云洞的开凿历程,包括发起开窟、最初设计、计划的改变、窟内小龛的开凿等。

一、为全面揭示川北石窟的内涵做出了新贡献

川西片区一般指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盆地及其周边区域,主要包括成都周围、绵阳、乐山、眉山、内江等区域。该区域的石窟地点分散、数量众多,其造像,尤其是晚唐至五代的摩崖造像极富四川特色。但较之川北石窟,这一区域的调查工作起步较晚,直至建国后才有曹恒钧、吴觉非等先生刊布了一些零星的资料[注]曹恒钧《四川夹江千佛岩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第29-31页;吴觉非《四川仁寿望峨台的摩崖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第37-40页。。到上世纪80—90年代时,以第二次文物普查为基础,成都附近的蒲江[注]莫洪贵《蒲江飞仙阁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85年第3期,第68-69页;龙腾《蒲江县长秋乡鸡公树山隋唐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93年第4期,第41-44页;刘新生《蒲江县长秋山摩崖造像调查》,《四川文物》1995年第2期,第49-54页。、邛崃[注]丁祖春、王熙祥《邛崃石笋山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84年第2期,第36-39页。、绵阳地区的梓潼[注]仇世增《梓潼西岩寺摩岩造像》,《四川文物》1998年第1期,第53页;仇昌仲《梓潼卧龙山千佛崖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98年第2期,第42-43页。、乐山地区的夹江[注]王熙祥、曾德仁《四川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文物》1992年第2期,第58-66页。、眉山地区的仁寿[注]邓仲元、高俊英《仁寿县牛角寨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90年第5期,第71-77页;高俊英、邹毅《仁寿龙桥乡唐代石窟造像》,《四川文物》1994年第1期,第25-33页;叶晓莉《仁寿能仁寺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99年第5期,第32-33页。、内江地区的资中[注]王熙祥、曾德仁《四川资中重龙山摩崖造像》,《文物》1988年第8期,第19-33页;王熙祥、曾德仁《资中重龙山摩崖造像内容总录》,《四川文物》1989年第3期,第34-40页。等地的部分石窟寺陆续刊布了初步调查的简报,但都较为简略。这一时期较系统的资料当属四川省社科院胡文和先生的《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注]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21世纪以来,才出现了针对这一区域的规范的考古学调查。200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早稻田大学对蒲江、邛崃的摩崖造像进行了全面调查,本书作者雷玉华主持了这一调查工作[注]卢丁、雷玉华、[日]肥田路美《中国四川唐代摩崖造像:蒲江、邛崃地区调查研究报告》,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2007年以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大学及绵阳、乐山等地的文物管理部门陆续调查、刊布了一批摩崖造像[注]于春、王婷《绵阳龛窟:四川绵阳古代造像调查研究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于春、王婷《夹江千佛岩——四川夹江千佛岩古代摩崖造像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其他地区如中江、茂县、丹棱也有资料公布[注]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中江仓山镇大旺寺摩崖造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5)》,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03-522页;于春、蔡青《四川茂县点将台唐代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文物》2006年第2期,第40-53页;王学军《四川丹棱鸡公山石窟造像》,《敦煌研究》2008年第3期,第41-43页。。但相对于这一区域丰富的石窟遗存来说,现有的调查工作还远远不足。同时,由于资料的缺乏,川西石窟的基础研究才刚刚起步,更遑论系统研究了。

规范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川北石窟进行有计划、成系统的调查是从21世纪才开始的。200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市文物管理所、巴中市文物管理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展开长期科研合作,开始有计划地全面调查四川石窟。调查工作从川北石窟开始,首先对广元、巴中当时已知的全部石窟逐龛做了测绘、记录,本书作者雷玉华从一开始就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到了这项工作中。作为调查的初步成果,2002—2003年,《广元石窟》、《巴中石窟》出版[注]广元皇泽寺博物馆等编《广元石窟》,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雷玉华、程崇勋编著《巴中石窟》,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纠正了部分过去对川北石窟认识的错误。后经进一步整理,《巴中石窟内容总录》、《广元石窟内容总录·皇泽寺卷》、《广元石窟内容总录·千佛崖卷》[注]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等《巴中石窟内容总录》,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等《广元石窟内容总录·皇泽寺卷》,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等《广元石窟内容总录·千佛崖卷》,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陆续出版。期间,剑阁、旺苍、苍溪等相关区域的一批中小型石窟也刊发了调查简报[注]广元皇泽寺博物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剑阁横梁子摩崖石刻造像调查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1)》,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84-493页;广元皇泽寺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苍溪县阳岳寺摩崖石刻造像调查简报》《旺苍县佛子崖摩崖石刻造像调查简报》《旺苍县木门寺摩崖石刻造像调查简报》《旺苍县普济镇佛爷洞摩崖石刻造像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04年第1期,第44-49页、第57-63页、第68-71页、第72-74页。,使学界得以较全面地了解川北石窟的面貌。本书作者雷玉华主持或参与了上述绝大部分工作,这为她系统研究川北石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基于对川北石窟的全面调查,参与调查工作的雷玉华、姚崇新先后出版了针对巴中、广元两个川北石窟小片区的初步研究成果,分别对两地石窟做了分期排年、造像题材、历史背景等问题的研究[注]雷玉华《巴中石窟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姚崇新《巴蜀佛教石窟造像的初步研究:以川北地区为中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王剑平、雷玉华《四川唐代摩崖造像中部分瑞像的辨识》,《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1期,第81-93页。。这些都为科学系统地研究川北石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众所周知,四川保存有大量的石窟和摩崖造像,《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注]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中列出的地点就有一千余处,还有众多小的地点未被列入。因此,就数量而言,四川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南方石窟重点区域。这些石窟的开凿始自南北朝,盛于唐宋,延续至明清,数量大、分布广、内容丰富。根据窟龛及造像的区域特征,一般将其分为川北、川西、川东三个片区。但较之川北,另外两个片区的石窟及摩崖造像研究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虽然自宋代至清代的各类金石、方志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四川石窟的记载,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四川石窟调查和研究始于20世纪初,且最早是从川北石窟开始的。1914—1917年法国人色伽兰、法占和拉狄格曾调查广元、巴中的摩崖造像,简要介绍了部分窟龛造像并论及造像的年代和风格[注][法]色伽兰著,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42-67页。。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等人也关注到了广元石窟,并根据碑刻考察了千佛崖的始凿时间,探讨了千佛崖的造像样式、组合以及皇泽寺的兴建背景[注][日]常盘大定、关野贞《支那文化史迹·解说篇》卷10,东京:法藏馆,1925年,第1-4页。。中国学者最早对川北石窟进行调查的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等人,他们于1938年曾考察过广元千佛崖并拍摄了一批照片。

然而,在本书出版之前,将川北石窟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研究还未出现。雷玉华等人的新著《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正是以此为研究目标,在系统调查的基础上,规范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建立起了川北石窟的演变序列,并厘清了其历史背景,全面揭示出了川北石窟的内涵,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前人的研究,是目前关于川北石窟最为全面、深入、可靠的研究成果。

二、为四川石窟寺考古研究树立了新标杆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文物普查的推进,川北石窟的很多地点逐渐为人所知。上世纪50—60年代,史岩、王家祐、温廷宽、陶鸣宽等先生陆续发表文章,对广元千佛崖、皇泽寺、巴中南龛等川北石窟做了简要的介绍,并讨论了川北石窟的始凿年代及其与北朝石窟的关系等问题[注]史岩《关于广元千佛崖造象的创始时代问题》,《文物》1961年第2期,第24-26页;王家祐《广元皇泽寺及其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5期,第57-60页;温廷宽《广元千佛崖简介》,《文物》1961年第12期,第31-37页;陶鸣宽《四川巴中南龛的摩岩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5期,第51-56页。;同时,陶鸣宽、曹恒钧等先生还注意到了与巴中同属一个区域的通江造像及关联川北与川西两大片区的绵阳造像等一批中小型石窟[注]陶鸣宽《通江县的摩岩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第70-71页;曹恒钧《四川荣县与绵阳的石刻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第17-22页。。1962年,阎文儒先生也曾率领佛教协会石窟调查组对广元石窟进行过考察。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丁明夷先生带领学生对川北石窟进行了第一次较系统的考古学调查,并在《文物》杂志上集中发表了此次调查的成果[注]丁明夷《川北石窟札记——从广元到巴中》,《文物》1990年第6期,第41-53页;马彦、丁明夷《广元千佛崖石窟调查记》,《文物》1990年第6期,第1-23页;罗世平《千佛崖利州毕公及造像年代考》,《文物》1990年第6期,第34-36页;邢军《广元千佛崖初唐密教造像析》,《文物》1990年第6期,第37-40页。。此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胡文和先生、巴中石窟文物管理所程崇勋先生也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川北石窟调查。绵阳碧水寺[注]何志国、李其堂《绵阳碧水寺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第36-38页。等中小型石窟的资料也陆续刊出。进入90年代后,程崇勋先生公布了一批新资料,基本弄清了巴中地区摩崖造像的分布情况[注]程崇勋《巴中石窟艺术调查简报》,《四川文物》1998年第3、4期,第57-61页、第49-58页。。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调查和研究基本摸清了川北石窟的分布,积累了一批资料,并在开凿年代、造像渊源、部分题材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囿于条件所限,刊布的资料详略不一,研究方法也各不相同。

川北是四川的门户,这一区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联系四川与中原及北方地区的重要地位。因而,川北石窟是四川石窟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川北石窟也就成为四川石窟研究的重要突破口。有关川北石窟的研究情况,前人做过一些梳理[注]雷玉华《巴中石窟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7页;张媛媛《四川地区佛教摩崖造像发现与研究》,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5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96-218页。。为便于更好地考察雷玉华等人新著的学术贡献,兹做简要叙述:

川东片区指以大足、安岳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和重庆地区。这个区域既有与川西相似的唐五代造像,也有该区域特有的宋代造像。这些宋代造像表现出极其独特的面貌,最具有四川特色,它们把中国大规模营建石窟寺的历史向后拉长了五百年。这一区域的调查工作始自1945年,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与马衡、顾颉刚、傅振伦等学者组成大足石刻考察团,对北山佛湾和宝顶山窟龛进行了编号、测绘。参加调查的杨家骆、王恩洋、陈习删等人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大足石刻的研究。这次调查使得大足石刻的调查和研究一开始就具有较高的起点,并使其成为四川石窟延续至今的研究重点。同属川东片区的安岳石窟,虽然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被学者注意到,但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此后,有关大足石刻的年代、艺术价值、部分重要历史人物等方面的研究随之展开。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大足石刻内容总录》、《大足石刻铭文录》、《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中国西南石窟艺术》、《四川石窟雕塑艺术》等重要基础资料出版[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编《大足石刻内容总录》,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5年;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等编《大足石刻铭文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长久《中国西南石窟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巳生《四川石窟雕塑艺术》,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篇》12《四川石窟雕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安岳地区的卧佛院、圆觉洞、华严洞、毗卢洞等造像地点也陆续有资料刊布[注]彭家胜《四川安岳卧佛院调查》,《文物》1988年第8期,第1-13页;李良、邓之金《安岳卧佛院窟群总目》,《四川文物》1997年第4期,第38-46页;胡文和、陈昌其《浅谈安岳圆觉洞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第22-25页;李官智《安岳华严洞石窟》,《四川文物》1994年第3期,第40-43页;曹丹、赵昤《安岳毗卢洞石窟调查研究》,《四川文物》1994年第3期,第34-39页;傅成金、唐承义《四川安岳石刻普查简报》,《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第37-52页。。这一阶段的研究课题,除开凿年代、重要历史人物外,有学者开始关注分期问题[注]黎方银、王熙祥《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的分期》,《文物》1988年第8期,第31-45页;宋朗秋《大足石刻分期述论》,《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第64-75页。。此外,有关法身经目塔、牧牛图、六耗图、柳本尊十炼图、圆觉道场、高僧、八大明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等川东宋代流行题材的专门研究成果层出不群[注]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祖师法身经目塔勘查报告》,《文物》1994年第2期,第4-29页;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室、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研究所《大足宝顶大佛湾“牧牛图”调查报告》,《四川文物》1994年第4期,第31-39页;龙晦《大足佛教石刻〈牧牛图颂〉跋》,《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4期,第44-48页;邓之金《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六耗图”龛调查》,《四川文物》1996年第1期,第23-32页;陈明光、胡良学《四川摩崖造像“唐瑜伽部主总持王”柳本尊化道“十炼图”调查报告及探疑》,《佛学研究》1995年,第250-264页;顾森《大足石篆山“志公和尚”龛辨正及其它》,《美术史论》1987年第1期;罗世平《四川石窟现存的两尊万回像》,《文物》1998年第6期,第57-60页;宋朗秋《大足宝顶山与剑川石钟山十大、八大明王的比较研究》,《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第51-59页;黎方银《大足北山多宝塔内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石刻图像》,《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第51-63页。,大大推动了这一区域石窟和摩崖造像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大足石刻的调查进一步深入,完整的考古报告将于近期出版,各类题材的研究也继续深入。这一阶段,在本书作者的主持或参与下,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考古系及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安岳石刻逐渐受到重视,灵游院、卧佛院、庵堂寺、石锣沟、侯家湾等造像地点规范、完整的考古调查简报或报告陆续出版[注]安岳县文物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岳县灵游院摩崖石刻造像调查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2)》,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2-441页;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安岳县文物局《安岳卧佛院调查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6)》,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52-408页;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岳县文物局《四川安岳县庵堂寺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7)》,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08-617页;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岳县文物局《四川安岳长河源石锣沟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文物》2017年第9期,第74-96页;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岳县文物局《四川安岳林凤侯家湾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文物》2017年第5期,第72-84页。。较之川西,这一区域的调查和研究已有较好的基础,但安岳石刻的调查还远远不足,且该区域石窟和摩崖造像的发展演变序列也还很不完善。

总的来看,从20世纪中叶至今,川西、川东石窟的调查和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较之川北地区,迄今为止,针对这两个区域深入、系统的研究依然还很少见。雷玉华等人的新著《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为川西、川东石窟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并展示了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其一,新著为四川石窟寺考古研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范例,包括田野调查、分期与年代、历史背景、题材研究等诸多方面。其二,新著的第四、五章,尤其是第五章第三节等多处论及了川北与川西、川东两大片区的关联,为后两大片区的研究提供了可资比对的可靠依据。新著所展露出的作者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对四川石窟的整体关照,与前已论及的作者在川西、川东两个区域所开展的大量田野调查工作相辅相成。

三、为石窟寺考古研究方法的运用提供了新范例

第二,窟龛、造像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的研究。这部分内容属于类型学的研究。一般认为,石窟寺考古类型学的研究主要包括:洞窟形制,造像的题材与组合布局,造像的风格技法和细部纹饰等方面。雷玉华等人的新著将川北石窟和摩崖造像分为广元、巴中等两个小的片区,并结合相关区域,做了充分的类型学分析:首先分地点、分组选取代表性窟龛,尤其是有纪年的窟龛,随后分别对窟龛形制、造像组合、各类造像的特征进行类型学分析,并列表展示分析的结论。

通观全书,笔者以为,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部新著与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相比,在以下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通过前文的梳理可以发现,如同中国其他地区的石窟寺研究发展历程一样,四川石窟的研究最初也是以历史学和美术史的研究为主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考古学的方法才逐渐运用到四川石窟的研究之中,且这一进程是从川北石窟开始的。但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便一直在思考和探索这一学术领域,并创设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石窟寺考古研究理论与方法。目前,这一研究理论与方法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不断运用于不同区域、不同时段、不同主题的石窟寺考古研究之中。新著作者雷玉华等人受过规范的考古学训练,并将宿先生开创的研究方法充分运用到了《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一书中。根据宿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注]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等重要论著,结合徐苹芳先生的研究,可知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内容和方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考古学的清理和记录,洞窟、造像、壁画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的研究,分期分区的研究,关于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注]徐苹芳《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1998年第2期,第56页。。下面我们分别对新著所体现的上述四个方面的研究作一比对:

第三,分期及年代研究。分期就是要对一个石窟群的窟龛进行排年,区分这个石窟群发展过程中各个不同时期的阶段性。这一工作是建立在对每一窟龛及造像的类型学研究之上的。雷玉华等人的新著同样在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窟龛类型和造像特征的演变,分别对广元、巴中及相关区域进行了分期研究,并结合纪年龛像、出土造像及邻近石窟确定各期的年代。

他在云游时曾发现,江浙一带部分僧人宗教生活的全部就是帮人做法事,明码标价,谈拢动身,钵满盈满的他们不喜欢公开,最直接的一条理由无关贪腐,而是数目之咋舌,可能会带来竞争,“都来当和尚怎么办?”

第四,社会历史、佛教史和艺术史的研究。宿先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的研究展示出,石窟寺考古在完成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之后,还须升华到对于社会历史、佛教史和艺术史的研究上,这是中国考古学学科的重要特点和必然要求。雷玉华等人的新著专设第五章,系统讨论北朝晚期至唐代川北石窟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交通路线、佛教史背景、造像样式、窟龛形制的渊源及广元与巴中两个小片区造像差异的原因等问题。这一章的讨论正是基于这一思路而展开的。

通过上述梳理可见,雷玉华等人的新著《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规范、系统地将石窟寺考古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了川北石窟的研究之中。从这一角度来看,该书为石窟寺考古研究方法的运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新范例。

四、结语

总之,新出版的《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全面揭示了川北石窟的内涵,同时为川西、川东石窟的研究树立了新标杆,也为石窟寺考古研究方法的运用提供了新范例。近年来,学界逐渐意识到了四川石窟在整个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相关的调查和研究也在逐步展开,并渐趋兴盛,本书的出版无疑为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新典范。

3.2.5 注射前的消毒行为有待强化 调查过程中发现,患者用乙醇棉球消毒皮肤待干后注射这一操作并不理想,占32.7%。自行注射胰岛素的患者的消毒行为不良,不仅达不到消毒的目的,反而在注射过程中会使细菌入侵体内,造成注射部位红肿、出血、渗出、瘙痒、感染等不良状况[15]。因此,在第1次进行注射教育时,指导患者正确的消毒方法尤为重要,不断地强化他们的消毒与无菌操作观念,尽可能地将注射后的皮肤不良反应。

董华锋,闫月欣
《敦煌学辑刊》 2018年第04期
《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04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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