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迦萨殿与药师佛图像概述

托林寺迦萨殿（brgya rtsa lha khang）为古格王益西沃（Ye shes ’od，947—1024）于 996 年初建托林寺时所建佛殿［1]，呈立体曼荼罗型（图 1）。内部绘塑在“文革”期间多被毁坏，斑驳残见者屈指可数。目前可以确定该佛殿的中央原塑有金刚界大日如来，其四方另开有四座小殿，为金刚界四方佛及眷属所居之地，与中央主体佛殿构成立体金刚界曼荼罗之无量宫殿。在环围金刚界主殿的外围另有22座配殿，内部供有不同部派的天众诸神。

图1 托林寺迦萨殿复原图

从残存的壁画痕迹及造像残件看，中央金刚界主殿及四角佛塔为初建寺之遗物。外重配殿中的塑像及壁画留有多次改造重绘痕迹，推测年代跨度从建寺初到16世纪之间。因原存塑像和壁画多被破坏，目前每一配殿的名称都是在原造像痕迹的基础上借助史料和早年遗僧的记忆复原的① 关于托林寺迦萨殿各配殿命名复原，参见RoberboVitali，RecordsofTholing:ALiteraryandVisualReconstructionof theMotherMonasteryinGuGe，Dharamshala，India，1999.。

笔者阅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喜马拉雅艺术史学者黛博拉·克林伯格·塞尔特（Deborah E.Klimburg Salter）教授早年论文《斯比蒂河谷中的唐卡绘画传统》［2]时，竟发现她在引证 13—14世纪西藏西部艺术风格时曾借用了当年盖尔西② 关于图齐与尤金·盖尔西合作事略，可见魏正中、萨尔吉《探寻西藏的心灵——图齐及其西藏行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5—69页。于托林寺迦萨殿拍摄的两张照片（图2、3）③ 图2、 图3出自Art of Tibet：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1—1997，Orientations Magazine Ltd，Hong Kong.。从这两张照片中所反映出的造像风格来看，此为13—14世纪的壁画作品。不过该照片具体出自迦萨殿的哪一配殿，文中并未注明。两张图片中的主尊，克林伯格教授推定为五方佛［2]263。

图2 威音王佛 托林寺迦萨殿

仔细分析这两幅图片中的图像，就会发现其造像风格和图像题材竟然与近年来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发现的桑达石窟（sPang bka［’gram]）、帕尔噶尔布石窟（Bar dkar po）和羌衮巴石窟（Byang dgon pa）壁画中的绘画风格和图像题材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可惜仅凭这两张照片我们不能遍览整个迦萨殿当年之盛况。所幸的是，依据这两张照片所提供的信息，参考同期阿里地区石窟壁画艺术，亦可构建出与此题材有关的图像系统及其在13—14世纪阿里地区的流布现状。

(1) 渗滤沟道护砌材料应综合考虑氮磷吸滤粒料最优化设计、陶粒轻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透水混凝土组合结构设计等方面；生态植生型陶粒混凝土板后设置透水土工布、1 cm厚稻草的组合垫层具有较好的排水、透水、氮磷污染物拦截去除效果；狗牙根、高羊毛是太湖流域范围内农田渗滤沟道的适生植物。

从照片显示的方位看，该组照片应拍摄于迦萨殿外重某一配殿正壁位置。其中图2主佛的右侧被雨水冲刷泛白处为正壁与侧壁的转角处。转角的右侧即进殿门的左壁。靠近正壁右侧壁的一尊虽在照片中仅露出了半边身影，但从尊格头髻和头光特征看，他与正壁主尊保持一致。图3紧接图2，在图3之后另有与此相同构图的壁画，因此暂可推测这组造像出自同一题材。另从主尊的背龛特征来看，图2与图3背屏呈椭圆形，背龛用象、狮、羊、摩羯鱼及金翅鸟等六拏具装饰，为典型的印度波罗装饰样式。两张图片中的主佛均身着袈裟偏袒右肩，结金刚跏趺坐，两脚掌朝上。黑色螺髻，天庭饱满，眼睑弯曲呈俯视状。左右胁侍发髻高耸，两足向外相对而侧立，上身裸露璎珞严饰，下着彩色犊鼻裙裤。两主佛的区别是，除图2主尊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施与愿印，图3主尊两手结说法印之外，另有图2主尊的螺髻顶端镶有珠宝，天庭两侧耳朵偏上方嵌有呈圆形的八瓣花朵纹样。

3.3.1 流域降雨影响分析 椒江为山溪性河流，地表径流的主要补给为降水，其年内分配与降水量基本相应，受梅雨和台风雨影响，径流量的年内分配极其不均匀，主要集中在4～9月，可达年径流总量的四分之三[24].降雨不仅是土壤侵蚀的主要驱动因子，并且作为地表径流的主要补给，携带泥沙入水，为水体悬浮泥沙提供来源的同时也对水体水量提供补充，对水体悬浮泥沙浓度起到稀释的作用.本研究获取椒江流域及周边7个主要气象站点的降雨数据，分析降雨于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及2015年的年际变化，及其对流域土壤侵蚀与悬浮泥沙分布的影响(见图5).

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大背景下，高校向社会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大。针对党组织无法解决的服务群众的问题，可通过推进构建多元、开放、协同的社会参与机制，积极吸收各方社会力量和优质资源参与解决。通过组建各类平台与载体组织，促进学校广泛与企业、科研院所开展合作交流，推进党组织与地方政府部门、企业、科研院所等的党组织开展联盟共建，将相关专家学者、专业人员、优秀企业家吸引补充到服务队伍中发挥作用，以此增强党组织服务能力，使之更为长效可行，促进双方资源共享，实现协同发展。

以下通过对西藏药师如来曼荼罗的传承和图像文本的梳理，来进一步展开分析该图像与13—14世纪阿里地区所传药师曼荼罗的图像配置和信仰关系。

图3 无垢佛 托林寺迦萨殿

图4 威音王佛与无垢佛 桑达石窟 13—14世纪

图5 威音王佛 帕尔噶尔布石窟 13—14世纪

图6 无垢佛 帕尔噶尔布石窟 13—14世纪

二 西藏药师如来传承谱系及与经典

药师佛，藏文名“Sangs rgyas sman bla”，系药师琉璃光佛与药师琉璃光如来之略称，为佛教东方净琉璃世界（Vairyanibhāsā）之教主。

有关西藏早期药师佛的传承与发展，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在 《药师七佛供养法汇》（sMan bla bdun gyi mchod pa’i cho sgrig）中指出印度寂护（āntarakita，Zhi ba’tsho，725—788）是西藏药师佛修习法门的开创者［3]。对此，陈智音先生已做过梳理与研究［4]。文中指出，《药师七佛供养法汇》中记载了两个起源于寂护的药师佛传承谱系：一支为吐蕃王室传承，由寂护经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u btsan，755—797）—萨 纳 列（Sad na legs，又名赤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rtsan，798—815在位）—赤德祖丹（又名热巴巾Ral pa can，815—838在位）—拉隆帕多吉（lHa lung dpal rdo rje，刺杀朗达玛者）—沃松（’Od srung，朗达玛之子，838—842 在位）—帕阔赞（dPal’khor btsan，沃松之子）—吉德尼玛贡（sKyid lde nyi ma mgon，帕阔赞长子）—扎西德 （bKra shi lde，帕阔赞次子）—阔热（Kho re，即天喇嘛益西沃，德祖贡 sDe tsug mgong之子）—拉德（lHa lde，天喇嘛益西沃弟松额Srong nge之子）—沃德（’Od lde，拉德之子）—孜德（rTse lde，沃德之子）。另一支起源于寂护的故乡萨霍尔，其传承谱系为：首先由寂护师传至小菩提萨埵（Bodhisattva mchung ba），其后传给萨霍尔王格威帕（dGe ba’i dpal），再次传给阿底峡尊者（Atia）和拉尊绛曲沃（lHa btsun byang chub’od）［4]5-6［5]。

［1]Gu ge mkhan chen ngan dbang grags pa，mNga’ris rgya rabs，in RobertoVitali，The Kingdoms of Gu.ge Pu.hrang［M].New Delhi：Indraprastha Press，1996：53；Gu ge grags pa rgyal mtshan，lHa bla ma ye shes’od kyi rnam thar rgyas pa，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2013：20.

大藏经共收录有四部归属于寂护的药师七佛仪，其中《七如来往昔誓愿广分别经教授》②De bzhin gshegs pa bdun gyi sngon gyi smon lam gyi khyad par rgyas pa zhes bya ba'i mdo sde man ngag， D.3132；P.3953，该经后面跋文为“为自在圣主吉祥赞普天子赤松德赞寿命增长、王位巩固、得大权势、清净业障及增广［福德智慧]二种资粮之故，七如来往昔誓愿广分别经教授，阿阇黎菩提萨埵撰”，这里的阿阇梨菩提萨埵（Bodhisattva），应该是寂护（āntiraks ita）的同名异写，一些藏文史料典籍中，寂护常被尊称为菩提萨埵，在藏文史籍《巴协》（dBa bzhed）、《布顿教法史》（Bu ston chos’byung）以及《青史》（Deb ther sngon po）中的确有称呼寂护为“阿阇黎菩提萨埵”的场合。与《八如来赞》③Debzhingshegspabrgyadlabstodpa，D.1166；P.2055，作者寂护（ntiraksita）明确署有作者的姓名。紧随《七如来往昔誓愿广分别经教授》之后的两部《七如来往昔誓愿广分别修诵仪轨、经文摄略》［6]和《七如来往昔誓愿殊胜广大经读诵七如来供养誓愿仪轨经集次第读诵》［6]3955，虽在原仪的末尾没有署明作者与译者姓名，但根据它与前两部仪的内容关系，推测这两部经也应属于寂护所撰④ 关于寂护药师七佛四部经的讨论，参见陈智音《寂护与药师佛信仰在西藏的开端》，李国庆、邵东方主编《天禄论丛：北美东亚图书馆员中国学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9页。。另藏文大藏经中署有译者姓名并与汉译本对应的经典有两部，其经题分别是“’Phags pa bcom ldan’das sman gyi bla baidurya’i’od kyi sngon gyi smonlam gyi khyad par rgyas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① 德格版No.504，北京版No.136，系印度译师施戒、世友与西藏译师智军合译。和“’Phags pa de bzhin gshegs pa bdun gyi sngon gyi smon lam gyi khyad par rgyas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② 德格版No.503，北京版No.135，系印度译师施戒、世友、戒自在菩提和西藏译师智军合译。，均系9世纪吐蕃译师智军（Ye shes sde）和印度译师施戒（Dānaīla）等人的合译本，分别与唐玄奘汉译本《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大正藏》，No.450）和唐义净法师汉译本《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大正藏》，No.451）相对应，系出自同一部梵文本。

此外，在藏译本 《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之后，另有一部译本《圣如来生三昧力琉璃光之陀罗尼》［7]。据译文后方跋文可知，该译本系印度译师世友（Jinamitra）、施戒（Dānaīla）、戒自在菩提（īlendrabodhi）和西藏译师智军（Ye shes sde）翻译，属于前弘期译本。后阿底峡（Dīpam karam rījñāna） 和西藏译师楚陈杰瓦 （Tshul khrims rgyalba，1011—1064）在托林寺色康殿（gserkhang）用新译语重新做了翻译与厘定［7]140，2.3-5。

那个妇人没答她，丢下烟袋就去呕吐。她说吃饭吃了苍蝇。可是全屋通常的板炕，那一些城市的女人她们笑得使金枝生厌，她们是前仆后折的笑。她们为着笑这个乡下女人彼此兴奋得拍响着肩膀，笑得过甚的竟流起眼泪来。金枝却静静坐在一边。等夜晚睡觉时，她向初识那个老太太说：

三 西藏药师如来曼荼罗的图像传承

从目前西藏所传仪轨与图像看，药师如来曼荼罗共有两支传承。一支是以药师琉璃光佛为主尊配有七佛、四臂般若佛母、十六菩萨、十护方天、十二神将、四大天王的51尊曼荼罗，另一支是以般若八百颂经函为中尊配有药师八佛、十六菩萨、十二护方天、十二神将和四大天王的53尊曼荼罗。其中，前者自13世纪前后已经在藏地出现，尤其盛行于西藏阿里地区的各大石窟中。而后者在藏地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目前所见实物均处在15世纪之后，相比前者并不盛行。

这两组图片无论造像风格还是图像特征，均与桑达石窟（图4）和帕尔噶尔布石窟中的药师如来曼荼罗壁画构图一致（图5、6）。通过图像类比，盖尔西拍摄于托林寺迦萨殿中的这两幅图片（图2和图3）中的主尊分别是药师八佛中位于西南方的威音王佛（sGra dbyangs）和位于西方的无垢佛（gSer bzang），两侧分别为各自的胁侍弥勒（Byams pa）、归依（sKyabs grol）以及辩积（sPobs pa brtsegs pa）、镇伏（rNam par gnon pa）菩萨。 其中图2威音王佛右侧胁侍菩萨因佛殿漏水冲刷而在照片中显示不清。

以上两种曼荼罗传承，在早期汉文佛教典籍中并没有与之相应的图像记载，直到清道光年间，北京净住寺住持阿旺扎什补译的 《修药师仪轨布坛法》方弥补了这一空缺。关于该译本的来龙去脉，在起首部分有明确的记载：

昔我佛在广严城。以梵音声说药师七佛本愿功德经。傅至唐特。西藏王颂藏刚布译为番文。以便彼国诵习。迨至国朝。王辈达赖喇嘛制供养仪轨经。体制尊严。仪文周密。后人如法修持。内具诚恳。外修节目。能令解脱世间众苦。速证无上菩提。益莫大焉。顾西番文字华人多以未谙。后见显亲王傅仪宾公工布查布所译汉本。文字允当与经旨相符。惜其原板无存。其中亦无布坛法仪。与供养佛相方位二事谨录。珍袭不敢自秘。久欲公之大众。因力未逮。以致稽迟。今逢大檀越宗室佑容斋少宰。见刻此经。指示添绘坛仪各方位佛相。与三十五佛之相。及救度佛母二十一相。并以写梵天文字数 ［彳*千]。尤为庄重。复有檀越理藩院正郎定君。闻此刻经。欣然共济。既得二大檀越。偶善捐资。赞成斯举。什遂将译成汉文。诸品经数卷。凡诸佛号。悉书二体字。同付剞劂装成卷帙期传不朽。奉诸兰若。分诸信士。凡我同志共步善因。是役也不轻。予之夙愿克完。而诸善友之财施即法施也。不可不为志之。因为之序云

时

大清道光岁次甲申嘉平月吉日净住寺住持特授

盛京实胜寺掌印喇嘛阿旺查什书

非生长季自然覆盖物主要为凋落物与积雪。凋落物积雪是否存在及其厚度对土壤温度高低及变化程度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在低温的冬季。凋落物或积雪能够改变（增加）所覆盖土壤的温度，从而对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产生影响。例如较厚的覆盖层能够隔离表层土壤与低温空气，降低土壤冻结的强度及冻结的深度，这种环境会有利于反硝化作用[41，34]。据报道冬季放牧会减少土壤调落物覆盖，从而导致冻融期草地N2O排放显著降低[15]。

修药师仪轨布坛法

北京净住寺住持阿旺扎什补译［8]根据序文，阿旺扎什翻译的汉文本《修药师仪轨布坛法》来自藏文本。紧随序文的是以般若八百颂经夹为主尊的药师如来53尊曼荼罗的布坛法，对曼荼罗诸天的方位、特征均有明确记载。另外，该译本也指出该曼荼罗的传承最早源自于无著贤德师［8]65。在此之前，由元初八思巴之徒沙啰巴（1259—1314）翻译的汉译本《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中已出现与药师如来布坛法有关的简略记载③ 具体内容，参见《大正藏》卷19，No.295，第33—41页。。尤其在沙啰巴另一译本《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供养法》中有专门对药师如来曼荼罗中的八佛、十护方天、十二神将、四天王图像的详细描述④ 元沙啰巴译《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供养法》对药师如来部分尊神的图像描述，详见《大正藏》卷19，No.296，第 41—48 页。。但是，由于该译本缺载十六菩萨的尊名和图像特征，亦无指明曼荼罗的结构与布局，故很难构成完整的药师如来51尊（或53尊）曼荼罗。陈智音先生将该译本中的偈颂部分归为萨迦派人士的作品［4]8。译文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该曼荼罗的主尊是谁，但根据文中多次出现“供养”或“赞叹”般若佛母的言辞① 诸如“圣教广大如虚空。胜义无缘超戏论。圆音妙相遍知性。供养般若诸佛母。”，“所有种种天妙水等至回向众生及佛道乐广作者应当赞叹般若佛母救度佛母等受持经律论藏……”，故推测该译本中的曼荼罗图像有可能译自琉璃光药师佛为主尊配有七佛、般若佛母等尊神的药师如来51尊曼荼罗供养仪轨。

遗憾的是，该曼荼罗早期完整的仪脉络传承，尚不明晰。现已发现的仪多以偈颂为主，除赞颂药师七佛名号之外，对其他尊神的名号涉及甚少，布坛法及图像描述更不在其内。目前所见对药师如来名号涉及较为完整，并明确将般若佛母纳入药师如来曼荼罗体系中的仪轨是阿底峡尊者与西藏译师楚陈杰瓦于托林寺色康殿用新译语重新翻译厘定的 《圣如来生三昧力琉璃光之陀罗尼》。据阿底峡尊者在西藏托林寺驻锡时间推断，该译本应该翻译于1042—1045年间。1045年之后尊者受卫藏仲敦巴前来迎请离开阿里前往卫藏弘法，并创立噶当派。另从出自于卫藏地区、年代大约在14世纪前后的两件药师如来51尊曼荼罗唐卡看，该曼荼罗有可能受阿底峡尊者的影响后被噶当派传承并由其支系噶举派红帽系继承。因在这两幅唐卡主尊琉璃光药师佛与其左右胁侍日光与月光菩萨的基座正下方绘有噶举派红帽上师像（图 7）。

图7 药师如来曼荼罗 卫藏 14世纪Zimmerman Family Collection

此外，从《续部总集》（rGyud sde kun btus）中所收录的《七如来曼荼罗灌顶仪轨——饶益之源》（De bzhin gshegs pa bdun gyi dkyil’khor du dbang bskur ba'i cho ga phan ba de’i'byung gnas zhes bya ba）来看，药师如来51尊曼荼罗在萨迦派（俄系）教法中亦有传承。由萨迦派高僧蒋扬洛特旺波 （Jam dbyangs blo gter dbang po）主持编纂的藏文文献总集《续部总集》② ’Jam dbyangs blo gter dbang po，De bzhin gshegs pa bdun gyi dkyil ’khor du dbang bskur ba'i cho ga phan bde’i’byung gnas，rGyud sde kun btus，Vol.1，pp.93-159.TBRC Resource ID：W21295.虽成书于19世纪，但内容多源自萨迦派早期的曼荼罗传承。笔者发现，该集成中收录的药师如来51尊曼荼罗图像描述与噶当派高僧阿旺洛桑丹贝坚赞（Ngag dbang blo bzang bstan pa’i rgyal mthan，1660—1728）所造《七如来曼荼罗灌顶仪轨——饶益之源如实简明注释》（De bzhin gshegs pa bdun gyi dkyil'khor du dbang skur ba'i cho ga phan bde'i'byung gnas ji lta ba bzhin nag'gros su bkod pa）［9]不仅标题类同，而且尊神除十二神将在《续部集成》中有方位规定之外，其余图像特征竟如出一辙。

以下以阿旺洛桑丹贝坚赞所造仪为底本③ 其注疏中药师如来曼荼罗的建坛及图像内容见Volume 2，pp.25.1—29.4。，并以《续部总集》中所收录的《七如来曼荼罗灌顶仪轨——饶益之源》为副本④ 《续》中有关药师如来曼荼罗图像内容，见98.4—100.6。，在解析该曼荼罗具体图像的基础上，对比两文本的图像差异。其中两文本之间在图像上的具体细节差异以脚注的形式标注说明，脚注中的《续》为《续部总集》之略称。

0.曼荼罗内外结构装饰及诸尊座具规制

复次，直入［本尊]的修习和诵念，o

s vabhāvasuddha sarvadharmā svabhāva

suddho’ha ，诸法为自性清净之空性，

外院十六莲瓣之东方四莲瓣上，安黄色的文殊，右手执剑，左手青莲之上置经函；白色的观音持莲花；青绿的金刚手持金刚；赤黄色的日光遍照莲花上具太阳。南方四莲瓣之上，白色的月光遍照手持莲花具月亮；黄色的大慧手持莲花中央以眼为装饰；黄色弥勒持龙华树和瓶；白色① 《续》：赤黄色（dmar ser）99.5。的归依右手持法藏，［左手]于左大腿上执金刚拳② 《续》：仅记做手持宝穗（rin po che’i snye ma） 99.5。。西方四莲瓣之上为白色的辩积持香炉；青绿色的镇伏持剑；白色的妙看莲花上具经函；淡黄的破冥坏手持宝杖。北方四莲瓣之上为白色的善思维持甘露瓶；白色的须弥积莲花上有半月；青色的微妙［皎洁]音青莲上有金刚；白色的妙高峰王持盛满甘露的瓶子，［他们]均用幡和宝装饰。

外面用赤色的供养女台阶环围，门和月墙的间隙处以及四面用半月和金刚宝装饰。四门前方各立四柱，有牌坊台阶十一层，在其顶端法轮的左右方置雌雄对鹿。［门]内设有八柱，上方用金刚屋梁华丽装饰，顶端用美丽的金刚宝顶严饰。在其外周用宝石方砖砌墙面，无量宫内诸属地的东方为青色、南方为黄色、西方为赤色、北方为绿色，中央为白色。在此，由pha 圆满化成三重莲花瓣，正中央安八叶莲花，中间安十六莲花瓣，外重安二十二瓣花莲。

在中央，八莲花瓣中心［部位]的各狮子大座上安月轮。中间十六莲花瓣各安月轮，外层二十二莲瓣之十护方为岩石座、十二神将为锦缎座、四门皆安莲花月轮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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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 主尊药王佛

中央月［轮]上方，伴随着Hum 向虚空发念称之为tadyathā/obhai ajye bhaiajyemahābhai ajye rāja samudgate svāhā的真言鬘，由此将诸［真言]转变为自身，即身色为青色的药王佛［药师琉璃光佛]，右手与愿印并持呵梨勒（a ru ra），左手禅定印上方托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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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内八瓣之东南方安黄色的释迦牟尼，右手触地印，左手禅定印；南方为黄色的妙名，右手无畏印，左手禅定印；西南方为黄色的威音王，右手与愿印，左手禅定印；西方为黄色的金色无垢，两手结说法印；西北为浅红色的无忧最胜，两手结三昧耶禅定印；北方为红白相兼具光者法海雷音，两手结说法印；东北为赤色的［法海]胜慧［游戏神通]，右手与愿印，左手禅定印。以上诸［尊]具相好庄严，身着裙衣与赤褐色袈裟，呈变化身相。东方为黄色的般若佛母，一面四臂，前两臂手持金刚与经函，后两臂手结禅定印，用幡与宝装饰。

3.第二重 十六菩萨

念空性，由pha 生成的仰俯莲花中央其洁白的bhrum 被圆满地化现为四方四门的宝殿，从外［向内]依次有青、黄、红、绿、白五面墙壁，在其上部有黄色的琉璃砖。再上部用悬垂于摩羯口中的宝石璎珞、半璎珞花纹、铃铛和拂子等装饰。外面飞檐处悬垂流苏，上方有呈半莲花瓣状的檐墙，用华丽的旗幡和胜幢等装饰。

4.第三重 十护方天与十二神

4.1 十护方天

外院二十二莲瓣从东方之右列［依次]是黄色的梵天，手持轮，鹅［雁]座；白色帝释天，手持金刚，象座；赤色火天手持水瓶，山羊座；青色阎摩③ 《续》：尊名前加方位南（lho）100.2。持杖，水牛座；紫黑色的罗刹④ 《续》：尊名前加方位西南（lho nub）100.2。持剑，起尸座；白色水天⑤ 《续》：尊名前加方位西（nub）100.2。持蛇索，巨鳖座；深赭色的风天⑥ 《续》：尊名前加方位西北（nub byang）100.3。持飞幡，鹿座；黄色药叉⑦ 《续》：尊名前加方位北（byang）100.3。持吐宝鼠，马座；白色伊舍那天⑧ 《续》：尊名前加方位东北（byang shar）100.3。持三叉戟，牛王座；黄色的地神⑨ 《续》：尊名前加方位西（nub）100.3。手持瓶，骑猪。

4.2 十二神将

［十二神将]自东左列，宫毗罗黄色持金刚；跛折罗赤色持剑；迷企罗黄色持棒；安底罗① 《续》：尊名前加方位北方（byang phyogs）100.4；沙：身绿色执宝锤。浅青持棒；安韵你罗赤色持三叉戟;珊底罗深赭色持剑；因陀罗② 《续》：尊名前加方位西方（nub phyogs）100.4。赤色持棒;波夷罗黄色持棒；摩虎罗粉色持斧；真达罗③ 《续》：尊名前加方位南方（lho phyogs）100.4。黄色持索；招住罗青色持棒;毗羯罗赤色持轮。［以上]诸尊左手把持吐宝鼠，手足短小，体态肥胖，各个被眷属药叉七十万环绕。

2.第一重 七佛与般若佛母

5.四门 四天王

东门为白色的持国天王，持琵琶；南门为青色的增长天王，持剑；西门为赤色的广目天王，持蛇索和大菩提塔；北门为黄色的毗沙门天，持胜幢和吐宝鼠。

四 13—14世纪阿里地区药师如来曼荼罗遗存与图像配置

从时代上看，帕尔噶尔布与桑达石窟相比其他三处年代略早④ 霍巍 《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嘎尔布石窟遗址》，《文物》2003年第9期，第42—59页;国外简要介绍，见David Pritzker，The Treasures of Par and Kha-tse，Orientations，September 2000，pp.131—133.有关桑达石窟的初步介绍见霍巍《桑达石窟遗留在悬崖上的色彩》，《西藏人文地理》2005年第3期，第21—25页；关于该石窟的发现经历史、壁画风格、部分图像辨识与配置等见 Neumann F.Helmut&Heidi A.Neumann，The Wall Paintings of Pang gra phug:Augusto Gansser’s Cave，Orientations，Vol.42，No.5，June 2011，pp1—9。。因该石窟对于构建13—14世纪西藏阿里地区的教派关系及图像传承至关重要，故近年来已有学者就此窟发掘的重要性［10]、壁画题记及图像做了初步的研究⑤ 对帕尔噶尔布石窟壁画题记释读分析，参见张长虹《西藏阿里帕尔嘎尔布石窟（K1）壁画题记释读与相关问题》，《文物》2016年第7期，第63—84页。对桑达石窟佛传壁画题记转写释读，参见Kurt Tropper:Inscriptions and Captions of the Buddha-vita in Pang gra cave.http://www.Asianart.com/articles/tropper，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龙贝析亦对该石窟佛传题记做了释读与研究，参见龙贝析《桑达1号石窟的题记与佛传故事画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笔者就帕尔噶尔布石窟九佛顶曼荼罗图像与文本源流等问题亦做过初步研究，参见王瑞雷《敦煌、西藏西部早期恶趣清净曼荼罗图像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5期。。但就药师如来曼荼罗的图像配置问题目前还未有学者涉足。对此，笔者欲通过对该窟药师如来曼荼罗图像的分析，并结合羌衮巴石窟、乌江村千佛洞中的壁画遗存，来重新构建尤金·盖尔西于1933年拍摄于托林寺迦萨殿中的药师如来佛的图像系统。

目前发现的药师如来曼荼罗实物遗存主要集中在西藏阿里地区，以札达县境内的帕尔噶尔布石窟、桑达石窟、羌衮巴石窟（Byang dgon pa），日土县境内的乌江村千佛洞（dbu byang yul tsho’i stong sku lha khang phug pa）以及普兰县境内的科迦寺（’khor chags）卓玛拉康殿（sgrol ma lha khang）壁画为主。其年代均在13—14世纪前后，壁画风格相对统一，为波罗造像样式与尼泊尔纽瓦尔绘画风格的融合体。

相比曼荼罗严密的构成与配置，帕尔噶尔布石窟中的药师如来曼荼罗在构图上相对分散，主要尊神集中在窟室东西两壁，与九佛顶曼荼罗和金刚界曼荼罗一并呈平行对称排列。其中，十六菩萨作为药师八佛的胁侍绘在八佛的左右两侧。

西壁（图8）：在金刚界曼荼罗的右侧，绘原药师如来曼荼罗八佛中的善名称吉祥王如来、宝月智严光音自在王如来、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四尊，以及各自左右的胁侍菩萨。另将原曼荼罗中位于东方的四臂般若佛母绘于善名称吉祥王如来的右侧（其下方为龙尊王佛）。

在中国家电领域，“微波炉就是格兰仕”早已经成为大众普遍的认知。而实际上，格兰仕从最初的微波炉到电烤箱、电蒸炉，20多年间已推出了多个“世界首创”的厨房电器，不断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东壁（图8）：在九佛顶曼荼罗的左侧，绘药师如来曼荼罗八佛中的另四尊，即法海雷音如来、法海胜慧游戏神通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释迦牟尼佛以及各自左右的胁侍菩萨。它们的再左侧，紧邻南壁的上下两尊分别是四臂观音和度母。

实地调研中，尽管村民对专合社的总体态度是认可并支持的，但是满意度却并不高。专合社刚成立时，各方发展信心都很足，理事会也很卖力，不仅引进了许多新业态，通过对村民开展相关的旅游服务技能和服务规范培训，提高了村民的服务意识。2017年，由于镇政府的大力宣传，游客很多，几乎家家户户都被分配了客源，部分家庭还多次接待游客。尤其是诗歌节期间，更是全村爆满。但是今年，政府扶持重心有所转移，游客量较去年减少，专合社的业务也少了许多，社员热情退却，开会次数也明显减少。

以上为药师如来曼荼罗中的主尊及该曼荼罗第一、第二重眷属。

该曼荼罗第三重眷属即十护方神绘于南壁西侧（窟门左侧）金刚橛与马头明王的下方，以及西壁南侧四佛与般若佛母的正下方。其中南壁西侧的两尊分别是梵天和帝释天，紧接西壁南侧下方的八尊，从南到北分别是火天、阎摩天、罗刹、水天、风天、药叉、伊舍那天、地神。该曼荼罗第三重眷属十二神将则绘于东壁南侧药师四佛、四臂观音与绿度母的正下方，从北到南依次是宫毗罗、跛折罗、迷企罗、安底罗、安韵你罗、珊底罗、因陀罗、波夷罗、摩虎罗、真达罗、招住罗、毗羯罗。曼荼罗四门的四大天王绘于北壁（主壁）西侧上师像的正下方，从西到东依此是东门的持国天王、南门的增长天王、西门的广目天王与北门的毗沙门天。

图8 帕尔噶尔布石窟壁画配置图

位于札达县达巴乡东波村境内的桑达石窟，壁画保存完整的第1窟，其窟形与帕尔噶尔布石窟基本一致。石窟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窟顶为平顶。主壁分四排，其中药师如来曼荼罗主尊及第一、第二重眷属绘于第二排，与帕尔噶尔布石窟配置方式类同，原曼荼罗第二重中的十六菩萨作为药师八佛的胁侍绘于各自的左右侧。在此之下的九尊分别是五方佛、真实名文殊、顶髻尊胜佛母、四臂观音和金刚手，与上层药师八佛和般若佛母九尊的背龛大小均等。底层从西到东依次是十二宏化故事。最上层接近窟顶帷帐处绘三十五忏悔佛（图9）。东西两壁中央为绿度母和阿弥陀佛，四周被贤劫千佛环围。药师如来曼荼罗第三重中的眷属十护方、十二神将以及四大天王则绘于北壁窟门左右之不动明王和马头明王的下方① 关于该石窟的图像介绍，可参见Neumann F.Helmut&Heidi A.Neumann，The Wall Paintings of Pang gra phug：Augusto Gansser’s Cave，Orientations，Vol.42，No.5，June 2011，pp.1—9.。

类似这种图像配置的石窟不仅限于以上两座石窟，在阿里地区近年来新发现的羌衮巴石窟和乌江村千佛洞中亦有同类题材的壁画。关于这两座石窟直到目前还未发表过任何考古报告和研究文章。其中羌衮巴石窟位于札达县的波林村境内，石窟坐北朝南。窟形与帕尔噶尔布、桑达石窟基本一致。窟内平面呈长方形，平顶无彩绘，四壁皆彩绘壁画，保存相对完整。壁画内容在帕尔噶尔布及桑达石窟中均有涉及，但相比这两座石窟其图像题材相对简约。北壁壁画分上中下三排（图10），上排从西到东为三十五忏悔佛中的22尊。中排与下排为药师曼荼罗中的诸天众，中间一排从西到东依次为药师八佛中的善名称吉祥王如来、宝月智严光音自在王如来、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无忧最胜吉祥如来、法海雷音如来、法海胜慧游戏神通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释迦牟尼以及各自的左右胁侍十六菩萨。下排主要是药师如来曼荼罗第三重即最外重眷属及四门四大天王。作为药师如来曼荼罗第二重眷属之一的四臂般若佛母绘于东壁（图11）的第二排，与无量光佛、文殊、四臂观音、金刚萨埵、度母并坐，在此之上排小尊像从北到南，前13尊属三十五忏悔佛中的后13尊，紧随其后的6尊为上师像。南壁进门正上方三尊为当地护法神，左右两侧即南壁东侧两尊为绿度母和马头明王，南壁西侧一尊为不动明王。整个图像题材与绘画风格紧承帕尔噶尔布、桑达石窟，尤其是药师如来曼荼罗在以上三座石窟图像系统中均占据着主导地位，包括四臂观音、绿度母、阿弥陀佛以及窟门内两侧护法马头明王与不动明王的固定搭配。

此外，位于日土县乌江千佛洞中亦保存着14世纪前后的药师如来曼荼罗壁画（图12）。该窟主壁中央降魔触地印释迦牟尼佛的两侧各绘四尊呈平行对称排列的药师八佛及胁侍十六菩萨，再两侧各有一组对坐的上师像。药师如来曼荼罗第三重的眷属十护方神和十二神将以及四门四天王绘于降魔触地印释迦牟尼佛所坐金刚座正下方，两排排列。画面最底层一排为十二宏化故事，在此上方，药师八佛的上下及周围均为贤劫千佛。该石窟两侧壁破坏十分严重，从残存的痕迹看，多数为无上瑜伽系的曼荼罗，另有四臂观音和度母等尊像。

西藏阿里地区13—14世纪的石窟中，与药师如来曼荼罗常搭配于同一窟室中的图像题材除四臂观音、绿度母、文殊、无量光佛及其贤劫千佛之外，另有三十五忏悔佛。这一图像组合不仅在桑达石窟与羌衮巴石窟中能见到，同时也见于普兰科迦寺的卓玛拉康殿中① 该殿作为科迦寺杜康大殿的配殿，殿堂小，内部保存了14世纪具有典型尼泊尔纽瓦尔绘画样式的壁画，现存西北两面墙壁，主壁（西壁）为药师如来曼荼罗，赫尔穆特·F·诺伊曼与海蒂·诺伊曼对此已做过辨识讨论。Helmut F.Neumann＆Heidi A.Neumann，“An Early Wall Painting of a Bhai ajyaguru Mandala in Western Tibet.”In E.Lo Bue and C.Luczanits Tibetan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Context.PIATS 2006：Tibetan Studies：Proceedings of the Eleve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Königswinter 2006，Andiast：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2010，pp.121—142.。

图9 桑达石窟主壁尊神配置图

图10 羌衮巴石窟北壁壁画

图11 羌衮巴石窟东壁壁画

图12 日土县乌江村千佛洞正壁壁画

五 托林寺迦萨配殿药师如来图像构成及相关问题

我们再回到尤金·盖尔西当年拍摄于托林寺迦萨殿中的两张图片上，前文就这两幅珍贵图片中的主尊及左右胁侍菩萨的身份和绘画风格做了初步推断，辨认出图2和图3中的主尊分别是药师八佛中位于西南方的威音王佛和西方的无垢佛，两者的左右胁侍分别是弥勒和归依以及辩积和镇伏菩萨。根据以上对药师如来曼荼罗传承仪的解读以及与托林寺迦萨殿有着相同题材和图像风格的帕尔噶尔布、桑达、羌衮巴石窟连同乌江千佛洞中的药师如来曼荼罗图像所做的比对分析，足以证明尤金·盖尔西当年拍摄于迦萨殿中的这两张图片应该出自迦萨殿外重的某一配殿，该配殿中原来应该绘有完整的呈水平构图的药师如来曼荼罗图像。从尤金·盖尔西照片中的画面角度即图2中除正壁雷音王佛和左右胁侍之外，另取景时将右侧壁的部分摄入其内，摄入的这部分尊格应该是药师八佛中排于第二位的善名称吉祥王如来佛。笔者推测在此之前很可能另有一尊排列于药师八佛首位的释迦牟尼佛。根据桑达石窟和羌衮巴石窟中药师如来曼荼罗的排列顺序，一般是将四臂般若佛母绘于药师八佛的中央位置。萨迦配殿中该曼荼罗的布局有可能亦遵循此规则。若按该顺序排列，出于对称，主壁除般若佛母之外应另绘药师八佛中的其他四尊，而另外四尊则绘于两侧壁。

图中威音王佛和无垢佛的正上方另有一排小佛。根据桑达石窟和羌衮巴石窟中药师如来曼荼罗的构图，在药师八佛的上排，接近窟顶帷帐处均绘有一排小型的三十五佛，而尤金·盖尔西图片中所反映出的构图及尊格特征恰好与桑达石窟和羌衮巴石窟中的药师八佛及上方三十五佛排列方式一致，故推测托林寺迦萨配殿中的药师如来曼荼罗仍遵循着该时期流行的配置和构图方式。问题在于，肇建于藏历火猴年（996）的托林寺主体建筑为今天迦萨殿中央部位的大日如来殿 （rNam par snang mdzad），后陆续扩建，直到藏历土龙年（1028）古格王沃德执政期间才完成外围配殿的建设，并赐名“托林红殿无比吉祥任运成就祖拉康”① 关于迦萨殿的始末，可参见mNga’ris rgyal rabs，第53页，第7—10行。藏文原文收录于RobertoVitali，TheKingdims of Gu.ge Pu.hrang， New Delhi:Indraprastha Press，1996。。然而，在“文革”毁坏的基础上，根据文献史料和喇嘛口述，现迦萨殿外围定名为 “药师如来殿”的配殿内部结构和配置与尤金·盖尔西拍摄的壁画截然不同。

首先该佛殿是由佛堂和转经道两部分构成（图13，其中标号11的佛殿为药师如来殿），虽在转经道外有壁画残存，但多数已被雨水冲刷损坏。从图像学的视角分析，这与尤金·盖尔西拍摄的壁画并无关联；其次是从佛殿正壁（北壁）及东西两壁所剩塑像基座及榫卯痕迹（图14）看，东西两壁各四尊合计八尊造像应为药师八佛，中央主壁推测为降魔触地印的释迦牟尼佛，此类配置关系在阿里地区出现并流行于15世纪之后，以古格古城红殿最为典型② 15世纪以后，尤其是15世纪中后期，早期盛行的药师如来曼荼罗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药师八佛。在古格王国第二次佛教复兴期间所建的古格古城红殿、古格古城卓玛拉康殿以及托林寺红殿、托林寺白殿和位于古格古城山脚下高地上的洛当［塘]寺中均出现泥塑或绘制的药师八佛。虽然古格古城红殿和洛当［塘]寺中的药师八佛塑像与壁画在“文革”期间已毁，但根据图齐1933和1935年的考察照片及研究记录可知，以上两座佛殿原塑有药师八佛。参见图齐著，魏正中、萨尔吉主编《梵天佛地》第3卷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3、90页。。因此，尤金·盖尔西当年拍摄于迦萨殿外围配殿中的药师如来壁画出自该佛殿的可能性极小，很可能摄自其他配殿。由于迦萨殿外重各配殿壁画大多已毁坏，当前我们难以究明拍摄的具体地点。可以确定的是，流行于13—14世纪西藏阿里地区各大石窟中的药师如来曼荼罗在古格王家寺院托林寺中亦有壁绘。

从目前现存的实物资料来看，15—16世纪的西藏阿里地区，药师如来信仰主要是以药师八佛为主。药师如来曼荼罗的信仰与文本传承在15世纪以后相对减弱，目前发现的实例除阿米·海勒博士（Amy Heller）已发表过的一幅唐卡之外［11]，另在象泉河流域的卡孜（mKhar rtse）河谷查宗贡巴石窟（Brag rdzong dgon pa）中亦有发现。相比早期的石窟壁画，该窟壁画绘制技艺略逊一筹，且题材多“照搬”早期题材，为16—17世纪③ 霍巍、张长虹与吕红亮将该石窟壁画年代判定在15—16世纪，参见《西藏阿里象泉河流域卡孜河谷佛教遗址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4期，第574页。古格王国后期的壁画遗存。其中药师如来曼荼罗绘于北壁，三排呈水平构图。中排安置药师八佛及左右胁侍十六菩萨，下排为十护方和十二神将，上排29尊小像连通西壁上方6尊共计35尊，为三十五忏悔佛［12]（图 15）。窟內南壁下排前六尊从右到左是五方佛、紧随其后的一尊是顶髻尊胜佛母。这种题材的组合和构图模式与桑达石窟主壁的配置具有相似之处。尤其是该窟东壁绘有萨迦白衣三祖衮噶宁波（Kun dga’snyin po）、索南孜摩（bSod nams rtse mo）和扎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像（图16）。大型上师像的出现为教派所属及传承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查宗贡巴石窟中萨迦白衣三祖画像的出现，证实了15世纪以后格鲁派势力虽扩张至西部阿里的古格，但萨迦派势力在古格王国所属的卡孜河谷流域仍然活跃盛行。

图13 托林寺迦萨殿立面图，其中标号为11的佛殿为药师如来殿

图14 药师佛殿佛堂现存状况

图15 药师如来曼荼罗局部 查宗贡巴石窟 北壁

图16 萨迦派白衣三祖 东壁北侧

六结论

通过尤金·盖尔西1933年拍摄于托林寺迦萨殿的两张照片，基于图像特征和绘画风格，并借助阿里地区近年来发现的帕尔噶尔布石窟、桑达石窟、羌衮巴石窟、乌江千佛洞以及科迦寺卓玛拉康殿等13—14世纪具有同类题材和绘画风格的石窟寺壁画做比对研究后，证实了该照片应源自迦萨殿外重的某一配殿。该配殿中原绘有完整的呈水平构图的药师如来曼荼罗，其年代应与帕尔噶尔布、桑达石窟属于同一时期的绘画作品。此外，1997—1999年由国家文物局与西藏自治区政府等多家单位联合抢救维修并借助文献史料复原后的迦萨殿外重定名为药师如来殿的佛殿，据殿内残存的基座与榫卯痕迹，初步将此判定为药师八佛。该题材在阿里地区的流行出现在15世纪之后说明：尤金·盖尔西拍摄于迦萨殿的药师壁画并非出自当今所定名的药师如来殿，而应源自其他配殿；同时也证实了迦萨殿外重各配殿自13世纪之后随着卫藏地区各教派势力在阿里地区的不断渗透，殿内的绘塑题材也因不同时代教派的存在而发生着改变。

13世纪以后，药师佛的信仰在阿里地区的盛行持续升温，从早期的石窟壁画到晚期的佛殿绘塑均有增无减。13—14世纪主要是以药师如来曼荼罗为主。15世纪以后，随着格鲁派在古格的势力扩张，早期药师如来曼荼罗的信仰传统虽然仍在延续，但该时期在图像上的另一转变是对药师八佛的信仰。从五世达赖喇嘛《药师七佛供养法汇》传承谱系可知，在西藏，由寂护所传两支药师法门最终均汇聚于古格王室。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言，维护社会稳定、增长福寿、清净业障代表了他们供奉和修持药师佛今生与来世的希望，这也许是这一传承在阿里地区得以盛行和绵延的原因所在。

祝国寺的管理工作有很多方面。首先根据相关标准和条件，选配小寺小庙领导班子和管理人员，有了管理团队，还要建立“四公开一监督”的制度，并对这些分散各地的寺庙进行监督、检查。

德国弗劳恩霍夫物流研究院中国首席科学家首席代表/中德智能技术博士研究院中方院长房殿军博士做了“改革开放40 年，中国人才与技术发展的喜与忧”的主旨报告并深刻地指出，“中国制造2025要想实现领域的创新，技术和人才这两大支柱不可缺少。”

参考文献：

纵观以上两支传承，第一支前期主要由吐蕃王室传承，从吉德尼玛贡到孜德之间的5位为吐蕃后裔古格王室成员，最后一位是1076年汇集卫、藏、康（dbus，gtsang，khams）三地执持经藏大德于阿里托林寺举行 “火龙年法会”（me’brug chos’khor）的古格王孜德。而第二支后期主要传承者是后弘期初藏地密法的引入者和噶当派的创建者阿底峡尊者。他曾于1042—1045年间在古格阿里的托林寺与大译师仁钦桑布共事，而其继承者正是迎请尊者入藏的古格拉尊王绛曲沃① 关于拉尊绛曲沃迎请阿底峡尊者进藏一事，可参阅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4页及第309页注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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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是文献主题和内容的直接反映。在CiteSpace 5.0软件中，高频次、高中心性的关键词常被用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7]。在软件主界面中，节点类型设置为Keyword，节点阈值设置为前50，其它参数不变，运行软件显示图谱。

［5]bDergshegs bdun gyi mchod pa’i chog bsgrigs yid bzhin dbang rgyal（药师七如来供养法汇如意王经）［M]//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文集（藏文）：第15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42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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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说教程与其他课程在教学内容和形式上有差异，所以考核形式也不能单一地依赖传统的笔试，否则学生听力和口语上的表现将无法在成绩上有所体现，会挫伤部分学生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教师对学生学习真实情况的把握。因此，考核上应采取平时成绩、口语测试、笔试成绩三者相结合的方式。平时成绩占40%，考查本学期学生的出勤率、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和随堂测试等分项；口语测试占30%，考查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程度及口语表达能力。听力笔试占30%，重点考查学生读写和听力能力；期末成绩将以上三项成绩量化计算得出，这样才能真正使视听说一体化教学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