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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贸易与新新贸易理论:文献述评

更新时间:2016-07-05

入世以来,中国的传统农产品如水产品、蔬菜水果、畜产品等已经逐步在日益开放的全球农产品市场找到了出路,然而予以农产品出口杠杆加速从而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和农民收入增长效应对我国而言却是一个挑战。全球农业改革日益加深,然而这并未给与中国农业部门带来显著的出口导向增长和多样化效应。实践证明,各种单边多边的FTA带来的市场准入机会作为单一因素并不足以支撑我国农业的外向发展目标。近10年逐渐发展繁荣起来的新新贸易理论为研究贸易动态增长提供了新的视角,Melitz(2003)指出企业异质性是比较优势的额外源泉,贸易自由化效应不仅促进了产业间资源再分配,而且引发了产业内部企业间资源分配效应,为从微观层面观察贸易企业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相对于农业经济增长模式研究的系统性和成熟性而言,对于农产品出口增长动态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实践上,农业自由化往往被认为具有长期改革收益但短期会引致结构调整和对农户和农场利益的损害(Aksoy and Beghin,2005)。因此,在微观层面加深对农产品贸易增长动态的理解,充分认识其农业内部资源优化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果,无论短期还是长期而言对于我国应对农业自由化和理解农业改革的积极效应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新贸易理论是否适用于农产品贸易分析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农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大量的同质生产者 (从技术角度而言),消费者也很多,单个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价格的接受者。农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产品接近于无差异,尽管生产者千方百计说明产地差异、营销差异。由此产生第一个疑问:同质的生产者和同质产品的条件下,基于企业异质性模型的新新贸易理论能否适用于农产品贸易分析?

部分学者首先从产品异质性角度关注了此问题 (Rakhal Sarker,Yves Surry,2006)。 从理论上而言,小麦、大米、牛肉、羊毛、奶酪、葡萄酒等农产品被当做同质化产品是合理的,但实践上而言,生产处理流程、育种、产地特征、卫生检疫标准和食品安全要求使得这些产品实际上差异广泛。特别是国际贸易中占很大比重的加工产品由于其要素内容、质量属性和营销特征、品牌等方面使得其异质性更加显著。这足以证明国际贸易中这些产品及生产者特征是差异明显的,而且日益为消费者所认知。

另一部分学者则直接从农业企业、农户、农场的特征分析寻求答案。

《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冠军雷海为,7岁读诗,长大后不炒股,不打牌,不玩快手抖音,不看直播,送外卖之余只是读诗。最初打动他的是李白的《侠客行》,他说:“每当吟诵起古人那些优美的诗句,我心里总是无比舒畅。”在这里没有考试分数,没有背诵任务,有的是对诗词的简单的热爱。明知道读诗词可能毫无回报照样一往无前,把诗歌读出最美的样子。

在进行核设施的生物辐射影响评价时,需要考虑放射源释放出放射性核素的过程、核素在环境中的扩散过程、核素从环境向生物体及其在生物体中的传输过程、生物体中的核素产生辐照剂量的过程以及最终辐射剂量产生生物效应的过程,如图1所示。在这些过程中,放射源、环境和生物体中的放射性核素浓度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直接测量得到,某些情况下则要根据上一环节的数值来进行计算。将生物辐射影响评价的计算过程制成计算机软件,可以方便使用,推广应用。

一类是从农业企业角度进行分析。Tybout's(2000)的文献对食品加工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以及产业内生产率分布问题进行了关注。Bernard et al.(2006)指出,食品加工企业与工业加工企业一样在生产率、工厂规模、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方面展示出异质性特征,美国的食品出口加工企业就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而言甚至要超过制造业的平均水平。M.Gopinath和Ian Sheldon(2007)则认为基于制造业环境的异质性出口行为分析可以直接套用到食品加工企业和产业。然而,他们也提示初级农产品的生产者—农户和农场可能并不直接参与到农业出口决策,而是参与出口导向的生产决策,这是与加工农产品企业的本质区别。Kandilov and X.Zheng(2011)的研究证明了,对于所有的主要农产品,出口市场参与的固定成本是客观存在的,毫无例外。

在一国农业经济处于增长进程的时候,一个可以观测到的广泛存在的事实就是随着时间推移,新品种不断在市场出现与部分老品种消失相伴相随。品种的不断进化与贸易量的增长共同推动着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大量研究对于这种增长动态进行了关注。

其他的研究则将关注焦点放在FTA和PTA对贸易边际的影响上,部分研究认为PTA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种单一化。Maria Cipollina and Luca Salvatici(2010)使用基于161个发展中国家出口到欧盟的细分数据,研究了特惠贸易协定对欧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使用样本选择框架,研究显示欧盟特惠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在集约边际和扩张边际都具有积极影响,但细分部门差别较大。Elisa Gamberoni(2007)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欧盟单边贸易自由化对集约边际和扩张边际的影响。发现单边自由化对农产品部门的集约边际和扩张边际都产生了积极的效应。Pedro E.Moncarz(2010)则研究了阿根廷和巴西关税政策变化对于进口的影响,发现关税偏好的改变对来自其他拉美一体化成员的进口影响较小,效应主要在于关税率的变化。J.C.Bureau,S.Jean(2013)则从区域一体化协定角度运用1998~2009年数据从产品层面数据考察了78个协议的伙伴国自己关税偏好效应。 倍差法 (difference-indifference)面板估计显示,在协定实施1年后,对出口参与可能性的积极影响是温和的。积极效应对南方国家出口影响比北方国家更强。M.Scoppola,etc (2013)运用 1990~2006 年发展中国家样本研究了欧盟特惠贸易协定的贸易创造效应,研究发现欧盟PTA积极影响农产品扩展边际,特别是通过与PTA相关联的关税条款,而食品贸易的结果则对估计方法具有敏感性,而集约边际主要被关税作用驱动 (见表1)。

二、新新贸易理论在农产品贸易的应用

(一)农业主体的出口参与决定

要进入外国市场,出口商除了要面临一个典型的单位可变成本之外也要面临一个市场进入沉没成本,例如识别海外销售渠道、为满足外国消费需求升级生产设施、获取国外进口管理程序及法律环境信息。对于国际农产品市场而言,进入成本也包含为克服一定的市场准入限制带来的产品标准化成本。Ivan T.Kandilov和Xiaoyong Zheng(2011)运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估计了一个带滞后变量的动态Probit模型研究发现沉没成本的影响无论在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意义而言对于主要6种农产品都是显著的。由于更容易识别分配渠道、了解进口程序及更好的法律制度、较低的腐败率,进入发达国家农产品市场的沉没成本要低于进入发展中国家。由于良好金融制度、出口促进计划、贸易信贷及海外贸易网络,发达国家农业企业出口参与能力要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Niringiye Aggrey(2010)运用Probit估计研究了影响东部非洲农业制造企业出口参与的因素,揭示了资本、平均教育水平、外国所有权、地理区位、公司规模及非熟练劳动力比重起到积极作用。与上述研究不同,D.Severine(2014)则主要运用了案例研究法讨论了高交易成本对于坦桑尼亚小规模农户参与出口价值链的阻碍作用。指出小农户分割化的小块土地导致的高交易频度及协作监督成本、地理位置及距离和地貌导致的高运输成本及高价值链基础设施成本、市场制度无效率带来的参与者高机会主义成本、低产出价格及高市场价格波动引发的市场交易成本共同形成了对小规模农户出口价值链参与的障碍因素。Damir Esenaliev(2014)运用711个吉尔吉斯斯坦农户调查数据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并进一步分析其福利效应,揭示了产品属性、劳动力、灌溉、地理位置、移民等因素的影响。而Rodrigo Echeverría 及 Munisamy Gopinath,etc(2009) 主 要考察了智利农户的出口生产选择行为。利用智利国家资源信息中心的调查数据,他们运用logit回归的结果发现,农业出口生产决定更多由生产商特定属性及农场特定的地理属性而不是区域地理属性决定,其中教育作为生产率衡量指标是生产商属性中的关键因素,而灌溉和排水系统是农场地理属性中的关键因素,距离大都市的距离通过劳动成本对出口生产决定产生影响。

其他一些学者关注了FDI的作用及农业主体出口产品和市场转换的交易成本。Shauna Phillips及 Fredoun Z.Ahmadi-Esfahani(2010)主要分析了FDI对于澳大利亚食品制造业企业出口参与行为的影响。运用理论分析及Probit实证,发现FDI并未有效刺激澳大利亚食品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参与。其原因在于一方面FDI多以并购方式控制相关产业,其对特有资产的保护及并购后竞争效应的不明显使得FDI并未对本土企业产生预期的溢出效应 (如国际市场经验、技术等)。此外,很多FDI属于关税跨越性而不是出口平台型的。Liesbeth Dires and Johan F.M.Swinnen (2004)也曾分析FDI对于波兰奶业出口生产参与的影响。不过得出了积极结论,由于FDI属于出口平台型,通过与上游本土农户农场的积极垂直联系,例如采购支付保障、最低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高品质产品溢价、农业贷款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支持等方式,不仅强化了产业组织,也无形中增加了本地农户和农场的出口进入能力。Lota D.Tamini and Jean-Philippe Gervais,etc(2010)的研究显示,由于世界各国之间高度差别的农业贸易壁垒、国内农业出口补贴和支持政策以及加工食品工厂层面的异质性引发的交易成本不对称,很大程度导致了世界农产品贸易零值的存在及农业企业出口参与行为的跨国差异,与制造业比,农业出口商进行跨市场产品转换的能力也大大受到限制。

从现有研究看,农业主体出口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非常广泛,既有主体特定属性、产品属性因素影响,又与市场竞争环境、地理属性、上下游一体化程度有关;既有生产率因素起作用,又有非生产率因素例如政策、交易成本的影响。现有研究多数是定量研究,基于统计数据经验分析中得出如高生产率主体出口参与可能性更强的结论,更多的是一种推断。直接面向农户、农场、农业企业的定性研究目前比较缺乏,少有研究通过问卷、实地访谈等各种形式直接从农业主体角度了解其出口参与行为的动机和原因。取得第一手的数据有可能将目前此方面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启示。

由以上可见,目前对农产品出口增长动态的分析的文献还比较有限,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集约边际、扩张边际、复杂度或者质量边际、可持续边际 (贸易关系的维持和深化)。现有研究更多是基于产品层面,基于出口商层面的贸易增长动态研究较少。对于集约边际和扩张边际的研究,既可以基于贸易总量用Tobit或者修正引力模型、也可以用Freenstra方法分解,或者HK相对指标分解,或者直接将贸易流分解为品种数量和每品种平均出口额,其本质都是农产品贸易流进化的一种体现形式,目前而言并没有哪种方法体现出特别优越的解释能力,也没有原因可以解释为何不同的方法要相互排除地运用。未来的研究可以将这些方法加以综合并互补地运用,以检验其一致性和理论及实践价值。此外,现有研究多数还是关注农产品贸易流的总量进化的特征,考虑到不同农产品大类生产属性、产业结构属性、市场属性的差异,未来需要加强对于不同种类农产品进化特征差异的研究。类似的,就国别层面而言,不同的目的市场在市场增长、经济与政治稳定、市场竞争性和市场化程度、金融发展水平、消费偏好及贸易壁垒、质量标准方面差异巨大,从跨国角度进一步分析可能揭示更多的细节、特征和规律。

贸易自由化如近期众多包括农业的区域FTA或PTA、协商中的关税削减有助于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并克服诸如小国市场约束,对于替代弹性较低、关税水平较高的农产品新品种以及价格相对较高的高附加值品种更可谓是打开了市场空间,并使得更多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户和农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目前的经验研究大多肯定了上述理论观点。

(二)农产品贸易增长动态与决定因素

另一类是从农户和农场角度的分析。Griliches(1957)基于杂交玉米及Roger(1962)基于农业创新发散的研究关注了看上去类似的美国中西部农场存在的异质性特征。他们发现一些农户明显比其他农户更善于耕作,更快地采纳新技术和新品种,而这种异质性特征明显导致了农业内部异质性操作主体间的资源再分配及进入和退出行为。Hoch (1962)的明尼苏达州农场面板数据及Mundlak (1961)对以色列农场的面板数据研究也发现了大量农场、农户个体差异,他将之归结为主体的管理能力及特定的技术效率差异。类似的,SÖren Prehn,Bernhard Brümmer (2012)也指出生产初级产品的农户或者农场对于不同生产、管理技术的选择或对于新技术应用的时点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从而导致了其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的,农户和农场并不直接参与出口选择,而是通过贸易中介进行或进行出口导向的生产决策。 Ján POKRIVÁK1,Pavel CIAIAN (2011)等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了农户和农场异质性的来源——转型国家的二元农场、农户结构。他们指出,由于市场不完全,导致了农场 (农户)再组织的交易成本及农场 (农户)再专业化的交易成本较高,从而导致同一产业内部农场 (农户)的二元结构,由此不同类别农场 (农户)在生产率、生产规模、要素投入密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由此也影响到其出口参与选择的差异以及出口要素内容的差异。

丁小强走进家门的时候,布雅兰正在浴室洗澡。响声惊动了布雅兰,浴室的玻璃门现出一条缝,布雅兰露出半张脸张望,见是男人丁小强,才放下提起的心说,回来也不说一声,鬼鬼崇崇地,这不是你的家?做贼似的。

一类主要是通过不同的时间框架、不同产品分解指标和分解程度、不同的产品品种定义探索新产品和新贸易伙伴在农产品贸易增长中的作用。

Liapis,P.(2009)研究了69个国家在1996~2006年农业食品贸易流的进化,横截面分析结果显示53%的额外出口发生在集约边际,而发达国家的56%额外出口发生在扩展边际并获得了18%的出口溢价,他把原因归结于加工贸易份额的增长。而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农产品出口整体增长主要发生在集约边际,老产品老市场占绝大多数比重。最后,引力模型结果显示,贸易摩擦比需求因素对两个边际的影响更大。随后,P.Liapis(2010)检验了是否一国生产和出口的农产品类型会影响收入增长。发现不是所有的农产品出口会产生收入增长,出口与食品饮料及烟草部门相关的加工产品确实带来了收入增长。此后,Liapis P.(2011)用三种替代性方法研究了1995~2008年加工农产品出口增长动态,发现高收入国家出口更多品种到更多目的地,高生产性劳动力产品也趋于溢价;对于拥有大规模劳动力的新兴国家,出口增长则伴随着价格折扣;在同等收入水平条件下,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出口更多的体现在扩展边际。

Shuwen Duan (2014)运用 1986~2010 年数据检验了世界和美国贸易的二元边际,发现世界农产品贸易增长78%在集约边际而22%在扩展边际但扩展边际重要性随时间而增长。对于传统贸易伙伴,集约边际解释了美国大部分出口增长而扩展边际主要在新兴市场起到重要作用。

Trade Research Niche Area研究组 (2013)的研究表明,由于南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贸易集约边际增长及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产品扩展边际的增长,高收入国家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的份额趋于下降。而低、中、高收入国家农业投入品扩展边际的增长显示了全球农业技术加强的趋势。

Dongwen Tian,etc(2014)通过非参数KM方法及半参数Cox比例风险函数,发现中国农产品新确立的贸易关系更容易失败,仅仅当新贸易关系超过4年的门槛条件才会转化为稳定而持续的出口增长。贸易关系持续时间也取决于进口国发展状态、出口经验、加工程度、地理空间等因素.

Carole Maurel(2010)以法国葡萄酒产业为例,采用蒙彼利埃数据中心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业中小企业出口业绩的决定因素。他综合考虑了企业属性、管理属性、技术资源、决策者属性、出口战略和出口环境及产业状况等因素,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出口承诺和出口导向、企业规模、出口战略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第二类研究主要是讨论农产品贸易动态研究中的经验方法问题。

Zahoor Ul Haq,Karl Meilke,etc(2011)考察了农业食品贸易流中显著存在的大量零贸易流的处理问题,指出忽视零贸易流会导致农产品贸易引力模型估计产生显著的偏误,他们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对零贸易流处理结果表明,距离、共同边界和语言、有偏贸易协定、出口国基尼系数、出口国收入、是否内陆、殖民地因素对农产品双边贸易流发展有显著影响。Maxim Belenkiy(2009)研究了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在应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区别,他认为由于竞争性产业性质及企业间差异相对较小,扩展边际修正对于农产品贸易引力模型意义不大,扩展边际不会成为农产品贸易流的主要影响因素,但考虑到巨大的贸易零值,出口选择修正对农业意义较大。

该厂二期工程系统于2011年10月投产,采用的主选设备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选前不脱泥无压给料3GHMC1500/1100AI型三产品重介质旋流器,该机规格和处理能力均达到了世界最高值。原料煤靠自重给入后,经由圆筒形第一段旋流器分选出轻产物(精煤),而重产物经过圆柱—圆锥形第二段旋流器,分选出中煤和矸石。生产实践表明,这两种类型重介质旋流器的分选效果差别显著。

(三)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的影响

由图3查出超出曲率挠率设计指标的对应时刻,根据此时刻既能找到图4中对应位置,此处即为甲板上的潜在危险处。

一部分研究肯定了关税削减对贸易参与可能性的积极效果,同时下游的获益要高于上游。Lota D.Tamini,Jean-Philippe Gervais(2010)基于两阶段引力模型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42个国家不同加工阶段农产品的影响。发现比起部分自由化,激进的自由化将引发发展中国家扩展边际6倍以上的调整。源于下游更高和更分散的关税,贸易自由化效应对下游牛肉部门的影响比上游牛部门更大,且发展中国家公司数量趋于增长,发达国家公司数量趋于下降。Pascal L.Ghazalian,Bruno Larue(2009)使用随机参数probit估计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于肉类产品确立新贸易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关税削减效应随距离而下降,而随发展水平而增长。关税削减力度与贸易参与可能性成正比,说明激进贸易自由化的需求。Jason H.Grant和Kathryn A.Boys(2011)使用大面板农产品和非农产品贸易流研究了WTO/GATT成员关系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发现尽管农业具有敏感性及成员国不愿采纳严肃的改革措施,多边贸易制度对成员国农产品贸易产生了显著积极效应,且结果显著性体现在具有样本选择和扩展边际修正的重力模型中。

总体看来,目前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农业企业、农场、农户的异质性,并给出了其异质性来源,证明了农业主体出口参与的固定成本客观存在,并对新新贸易理论如何应用于农产品贸易给出了提示。几个典型事实已经明确:第一,农业内部的确长期存在着农业企业、农户、农场的生产率差异,而且高生产率农业主体和低生产率农业主体倾向于长期保持其生产率特征;第二,退出风险与生产率负向关联,低生产率农业主体更倾向于退出;第三,无论进入还是退出,大部分生产要素倾向于保留在产业内部再分配 (Hoppe et.,2010)。这也证明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农业领域应用的合理性,农业主体的自我选择和生产率引致贸易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而未来的挑战在于,理论上农业主体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是一个动态和长期的过程,而现有研究构造的面板数据更多的是静态的和短期的,而目前尚未有文献将长期的与短期的研究结论进行对比和分析,从而揭示出更加一致的结论。而另外的挑战在于,对于农户、农场的面板数据观测很大程度要受到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的制约,世界各国政府在提供数据的方式和程度方面差异巨大。

兰德公司开发了第一个成功使用信息处理语言(IPL)的人工智能程序。IPL是当代通用语言,如LISP(一种高级计算机程序语言)等的前身。

由以上可知,近年国外文献已在运用新新贸易理论不断探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不同模式(如关税和出口补贴削减、优惠贸易协定及不同自由化手段的组合等)及对于参与各方的可行性、福利效果,不同方法和不同程度的自由化模拟大多给出了比较肯定的结果,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理论共识日趋形成。实际上世界农业自由化进程也在日趋推进,各种包含农业的双边、多边FTA的达成事实上也验证了这一点。其次,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收入增长及世界各国的食品进口需求不断增长,食品价格持续高企,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变动使得大量农业投资涌入新兴市场 (包括中国),农产品贸易呈现增长势头。在此背景下,有三个主题值得关注:第一,基于农产品贸易关税阶梯结构,很显然,高附加值的加工农产品贸易受益更大,目前大量包含农业自由化的区域FTA对于加工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二,自由化过程中新兴市场需求增长更快,但市场化程度、法律和行政环境、金融制度、契约执行、基础设施方面相对滞后,发达国家法律、制度、金融、基础设施更完善,但市场趋于饱和,两类市场各有其利弊,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区域增长结构效应有待研究;第三,近年来国际农产品市场供求缺口日益加大,农业自由化能否通过对进出口贸易边际和价格的调整实现全球供求平衡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表1 代表性研究方法

方法 研究者 方法内容 适用性静态、动态、随机参数Probit模型、Logit模型、Tobit模型Kandilov (2011)D.Esenaliev(2014)E.Gamberoni (2007)选取相应决定和控制变量,经验研究农业主体出口参与、扩展边际的决定因素前两者主要应用于微观面板数据,后者可用于宏观总量截尾数据Heckman选择二阶段法、两阶段的引力模型Z.U.Haq,K.Meilke,etc(2011) L.D.Tamini,J.P.Gervais(2010)Feenstra指标分解、HK指标分解、按品种和平均出口量分解Shuwen Duan (2014)Liapis,P.(2011)TRADE Research Niche Area研究组核密度估计蒙特卡洛模拟 Marie-Luise Rau and Frank van Tongeren(2008)根据异质性贸易理论,选取变量研究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因素设计绝对和相对指标,分解贸易总量,研究贸易边际进化规律根据蒙特卡洛模拟获取样本参数,并运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获取密度函数研究贸易政策对贸易边际和生产率的影响考虑了农产品贸易流中大量贸易零值的存在,可同时考察对二元边际的影响需要注意时间框架、分解程度、品种定义对结论的影响,但各种方法具有互补性模型参数较多的理论条件约束,估计结果非正态分布,模型具有非线性性质非参数KM方法及半参数Cox比例风险函数Weibull回归当生存时间服从weilbull分布时weibull回归才更可取。Cox回归不依赖与分布形状的假定微观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模型Dongwen Tian,etc(2014) 运用非参数方法估计农产品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和影响因素S.P.Bernhard 和 Brümmer (2012)、Maxim Belenkiy (2009)基于不同市场结构和企业策略变量,分析贸易成本、贸易政策变动对农业企业决策、福利影响有助于澄清关键因素之间的理论关系,发现一般性结论

(四)贸易壁垒与农产品贸易流

目前理论的模拟已经证实了未来农产品市场进一步自由化的可行性,实践上不断深化的双边和多边农业自由化合作也有助于帮助合作方形成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从而为未来进一步的自由化消除障碍和提供基础。在此进程中,启用WTO许可的 “安全阀”的国家将不断增加,从而使得农产品贸易壁垒的发起数量和范围逐步与农产品贸易本身的发展进程保持一致。因此,少量学者也加强了对贸易壁垒对农产品贸易增长动态可能的影响进行了评估。

目前多数此领域文献都将焦点集中在SPS和TBT措施的影响上。部分研究认为SPS和TBT将不仅减低出口可能性,且负面影响集约边际增长。Pramila Crivelliyand Jasmin GrÖschl (2012)使用从WTO网站获取的SPS信息,在控制零贸易流的基础上,通过heckman两阶段法证明SPS措施削弱了农业和食品的贸易可能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一致性评估不仅损害贸易可能性且减少贸易总量,而于产品属性有关的措施不影响贸易可能性但对贸易流影响巨大。QIN Zhen,NI Yan(2013)研究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1995~2011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发现TBT和SPS措施同样的会降低农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但SPS效应更强且SPS还会进一步降低集约边际。

而其他学者对于SPS和TBT对贸易边际影响的结论却不一样,这可能跟选择的具体农产品品种、受影响对象国家的发展水平、考察的具体措施及数据、变量选择有关。Hoda El-Enbaby,Rana Hendy(2014)使用埃及企业层面数据,考察了SPS及TBT对于农产品贸易可能性和贸易流的影响。结果发现影响主要是降低贸易可能性,对贸易流影响不大。Bo Xiong,John Beghin(2011)的研究发现对于农产品的技术性措施经常在OECD国家内部同时增强进口需求和阻碍出口供应。而这些措施的净效应是减少了OECD区内奶产品的贸易可能性,然而却增加了区内谷物储备的贸易量。Oleksandr Shepotylo(2015)对各种主要非关税壁垒对海产品贸易边际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SPS措施主要是增加可变贸易成本,提升贸易扩展边际,降低集约边际;而TBT措施主要增加固定贸易成本,降低扩展边际并提升集约边际;STCs(特别贸易关注)对贸易边际的影响比前两者更大。

通过傅里叶红外光谱、X-射线衍等表征手段表明:废旧手机锂电池回收石墨粉完全可以用于制备石墨烯,并且该种石墨烯表现与文献[8]相近的良好电化学性能,在电流密度0.5A·g-1下,测试得该电极材料首次放电比电容量为113.2F·g-1,经1000次循环后比电容可保持93.2%。这一工作有望在未来为完善废旧手机锂电池回收体系提供新的思路。

还有部分学者关注了关税、产品标准的影响,对贸易边际的影响基本是负面的。Ana M.Fernandesa和Esteban Ferrob(2014)运用2006~2010年60个国家203种农产品讨论了产品标准对农业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指出相对出口国,进口国更严格的产品标准不仅影响企业的出口选择而且增加了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率。其中公司属性和网络效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SÖren Prehn,Bernhard Brümmer(2012)建立理论模型说明,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对农场生产率有着直接的影响,关税导致来自国外竞争的弱化和国内低生产率农场的生存,结果意味着国内平均生产率水平的下降并由此影响了农产品出口。而出口补贴的作用则相反。Marie-Luise Rau and Frank van Tongeren (2008)发展出一个异质性企业的局部均衡贸易模型。基于蒙特卡洛参数样本的核密度估计显示出波兰和欧盟15国之间非对称贸易成本。结果发现,在欧盟准入的环境下的投资支持计划降低了肉类企业适应欧盟标准及出口参与的生产率门槛。他们指出,适度增加产业最低生产率水平将足以补偿因为固定服从成本提升而导致的出口下降。

从目前来看,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贸易壁垒与农产品贸易流关系的文献并不多,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上,缺乏对于贸易壁垒如何影响农产品的质量边际及出口关系生存和深化的探讨。从具体措施上看,多数研究关注的是常规的非关税壁垒,而对于TTB(临时性贸易壁垒)的影响研究不足。随着未来农业自由化的发展,以及由于垂直一体化、合作组织、上下游契约关系的加深,农业主体的贸易保护参与能力和动机将趋于增加,政府也会更多考虑对农业TTB安全阀的启用。因此,虽然存量上看目前农业TTB无论从发起国还是发起的产品范围有限,但基于对未来增量的预期,对于此方面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令人讶异的是,题中所给的四个答案竟没有一个是对的,着实贻笑大方.正确答案为:120-12n, 其中 n=1, 2, 3 …….对教师和教材编写者都有难度的题目,为什么要十来岁的孩子们做呢?

三、总结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过去10年多来,新新贸易理论产生并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截至目前,在农产品贸易领域的应用相对是有限的。传统的贸易理论对于农产品贸易的研究相对不充分,未能充分体现农业内部企业、农场、农户之间的竞争特征和经济后果。新新贸易理论则为农业内部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新的理论启示。理解农户、农场、农业企业全球市场参与有助于有竞争力的农业出口商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带来更多的农业稳定就业及收入增长甚至福及更广泛的经济,也将使得自由化和开放市场的政策政治上可行。

总体来说,目前的文献对于发展农业新新贸易理论分析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但有很明显的理论和实践表明,这是一个需要后续研究不断跟进的领域,同时也产生了对专业的农业企业数据库和农户、农场调查数据建设的需求。与制造业不同,农业特别是初级产品存在着大量的农户和农场,它们不直接出口,但可进行出口生产决策,农户、农场的异质性来源及它们出口生产参与的影响因素及对农业内部资源分配、农业经济增长、农户收入的影响值得未来进一步探究。目前的研究大多使用二手统计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其结论更多的是一种推断,未来从农业企业、农场、农户取得第一手的调查、访谈数据,直接从农业主体角度了解其出口行为的动机和原因有可能将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启示。各种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建设、促进政策在农产品进出口增长动态中扮演的角色也有待于进一步揭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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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晰
《当代经济管理》 2018年第05期
《当代经济管理》2018年第05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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