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之后的全球经济恢复缓慢，原来那些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也遭遇到了发展困境，急需寻找一个重要的复苏动力。在此背景下，互联互通，尤其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备受各方青睐，近年来已成为许多国家强化外部经济联系以及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东盟于2010年推出互联互通。中国除了加强与之深度互联互通外，还积极倡导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合作，并于2013年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加强 “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015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发布《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 “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加强合作。至此，“五通”建设正式出现在我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

由于高职教育的经费投入量与高职院校规模的扩张不相适应，许多高职院校的教学硬件资源较为短缺，缺少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必要设施和设备，大部分实习场所和环境也不够理想。部分学校实训仪器设备相当紧缺，严重影响学生操作技能的提高。同时，院校间硬件资源差距较大，加之各高职院校分布分散，独立运作，还存在着硬件资源重复建设问题，没有实现校际间教学资源的共享，没能充分发挥资源使用的最佳效率。

目前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提速明显，并取得较大进展。对此，李晨阳 （2012）和李红、许露元 （2015）以及李锋、 徐兆梨 （2017）等 [1-3]研究均作了较好的适时分析。然而，大部分文章采用的是东盟互联互通的概念，即物理连接、机制的对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从地理方位上看，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建设是建设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东盟互联互通，更多地是加入到中国 “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去，以 “五通”作为建设的主要内容。贸易畅通又是 “五通”的核心内容，重中之重。华晓红等 （2013）和张宇馨 （2014）以及王勤、黄光峰 （2015）等 [4-6]从东亚生产网络、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总的来说，中国与东盟之间以中间品贸易为主，中国主要负责进口、加工装配和部分零件部件生产，然后再以最终产品的形式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大部分是美国和欧盟。

基于以上情况，我们有必要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深化，使“五通”建设顺利推进并取得最大效益。

二、中国与东盟国家既有产品内贸易模式的不足

由于冷战原因，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是从1991年才开始发展。双边贸易额从1991年的79.6亿美元，到2015年的4 721.6亿美元，增长了60倍，年均增长18.5%。然而，在全球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双边贸易额在过去两年罕见地连续负增长，2015年同比下降1.7%，2016年同比下降1.9%。中国尽管仍保持对东盟的贸易顺差，但是这两年的进出口总额也出现了下滑，2015年与2016年分别同比下降了7%与0.9%。究其原因在于，中国与东盟国家既有产品内贸易模式存在不足，还只能被动地承受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需求下降所引发的国际市场的波动。

CYP2C9基因多态性对非甾体抗炎药代谢及其消化道出血的影响……………………… 韩俊萍，李嘉琪，吴跃章，等（1·35）

在表1中，中国自东盟国家进口零部件的占比达到36.35%，远大于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零部件的占比 （16.9%）。可见，在与中国的产品内贸易中，东盟国家扮演着零部件提供者的角色。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深化，在中间产品环节需要提高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零部件的比重。那么，从中间产品贸易环节来看，中国-东盟国家 “五通”的状况是否有效影响了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深化？

中国与东盟组成的自由贸易区，只有当供给等于需求时，才会在内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而中国与东盟之间产品内贸易的结构表明，中国与东盟同属于供给方，自由贸易区内缺乏强有力的需求方，需要依赖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实现平衡。

在回归模型Y=g(X)+ε中，当g(X)=E(Y|X)时，有GMC(Y|X)=R2。但R2主要用于回归分析，GMC则可以用来测度随机变量间的解释方差。

表1 2016年中国与东盟产品内贸易的构成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comtrade贸易数据库计算。

中国自东盟进口初级产品 5.35 0.73 10.76中间产品 60.18 53.60 61.66其中：半制成品 33.47 36.70 25.31零配件 26.71 16.90 36.35最终产品 34.47 41.92 20.69其中：资本品 18.19 21.50 11.72消费品 16.28 20.42 8.97类别 中国对东盟进出口中国向东盟出口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历史纠葛和现实利益争端，在短期是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的。因此，加强沟通与理解，进一步增强合作共识是最为重要的。尽管中国在这方面展示了极大的诚意，但是东盟是一群由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极大的国家之间展开的地区合作。加之，东盟国家对域外经济体的经济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对成员国的依赖。他们也在积极靠拢域外大国以寻求力量的平衡。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政策沟通方面，还需要更加细致，应就事论事地倾听对方诉求，考虑对方的关切和利益，减少对方疑虑，争取让双方的互联互通有更好地对接。

外资企业推动中国参与产品内贸易模式，说到底是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润。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成本套利空间随之下降。据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与德勤联合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显示，自2005年以来的10年期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倍，比1995年涨了15倍。相比较而言，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越南等东盟国家具备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等相对优势。外资企业将某些加工制造环节迁移至这些国家完成。这样，相似性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出口上存在竞争关系。

以纺织品服装为例，目前，印尼、泰国和越南已成为世界纺织品出口大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纺织业具有较好基础，纺织服装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竞争力，柬埔寨、老挝、文莱等则成为新兴成衣出口基地 （吴崇伯，2013）[7]。2016年，中国与东盟纺织品服装出口在欧盟、美国及日本三大市场的表现已明显此消彼长。据中国纺织报的报道，2016年1月～11月，欧盟自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1 153.3亿美元，与上年同期持平。其中，自中国进口金额同比下降6.2%，自东盟进口金额同比增长6.6%。中国在欧盟市场份额为34.7%，比上年同期下降2.3个百分点；2016年，美国自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1 159.8亿美元，同比下降5%，其中自中国进口金额下降7.8%，自东盟进口金额下降3.8%。中国在美市场份额为36.9%，比2015年下降1.1个百分点。东盟在美市场份额为19.94%，比2015年同期扩大0.3个百分点；2016年，日本累计进口362.7亿美元，同比下降1.6%。其中自中国进口金额同比下降5.7%，自东盟进口金额同比增长7.6%。中国在日本市场份额继续缩减至61.8%，比2015年再降近3个百分点。东盟在日本市场份额升至23.2%，比2015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 [8]。

三、中国-东盟 “五通”建设有助于深化产品内贸易模式

1.“五通”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加快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深化

东盟国家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面临的普遍任务是发展工业和城镇化，扩大出口。然而，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等因素的制约，短期内并不是所有的东盟国家都适合发展整个产业。中国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如果能将东盟国家吸引进来，深化产品内贸易模式，也就是进行产业链分工、配套，并对接市场，就能克服上述既有产品内贸易模式的不足，实现互利共赢。一方面，东盟国家可快速工业化，成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国，使一批具备就业能力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另一方面，产业国际转移的基本规律和趋势虽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也不必然是整个产业或整个产品的转移。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与协同，中国可避免不必要的过度竞争。

2.3.2 治疗前后NIH-CPSI评分变化量 11个RCTs报告了CP治疗前后NIH-CPSI评分变化量，涉及患者931例。Meta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针刺治疗疗效显著优于西药、微波和假针刺的疗效。

中国是阿朗新科业务发展的重要战略市场之一。在公司旗下最尖端、最先进的生产基地之一的常州三元乙丙橡胶（EPDM）工厂，阿朗新科不断升级改进这一全球最大的EPDM生产线，以满足日益提升的客户需求。工厂专注绿色生产，采用Keltan ACETM催化技术，具有低能耗、无催化剂废弃物、低成本、高质量和多样化开发潜力等多方位的优点。阿朗新科位于常州的尖端橡胶技术中心（RTC）是其全球最先进的橡胶测试中心之一，具有强大的研发实力。

根据修正的贸易引力模型，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规模 (GDP)、空间距离、贸易制度安排等都是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产品内贸易规模的显著因素。经济规模决定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需求的大小，而贸易伙伴国间的空间距离和贸易制度安排等则决定了贸易成本的大小。中国与东盟国家的 “五通”建设，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减少上述不利因素的影响，加快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深化。从供给的角度看，中国-东盟的 “五通”建设带来的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使产业链的国内外分工、配套不会有太大的空间距离障碍和额外成本。同时，中国具有较强的产业集成能力，善于通过规模经济快速提高东道国的生产能力。从需求的角度看，中国-东盟的 “五通”建设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贸易创造效应，也就是创造出之前没有产生新的贸易。以昆曼公路为例，主干线连接中国、老挝和泰国3个国家，辐射整个东南亚。该条国际大通道建成通车后，花卉、海鲜等鲜活产品增强了可贸易性，扩展了贸易规模。此外，沿线资源的开发，带动了投资和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采用SPSS 20.0软件统计和分析所得数据，用（%）表示计数资料，检验用x2进行，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用P＜0.05表示。

2.基于方差的分析

首先，中国与东盟同属于供给方，双边贸易中消费品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按照联合国BEC分类标准，进出口产品分为四大类：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和其他产品。其中，中间产品分为半制成品和零配件，最终产品分为消费品和资本品。严格来说，资本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终产品，因为它是作为投入品用于进一步生产，应属于中间产品范畴。表1是依照BEC分类方法，测算了2016年中国与东盟产品进出口中各类的占比情况，借此来衡量中国与东盟之间产品内贸易的程度。数据显示，有半数以上为中间产品贸易，消费品的进出口占比、出口占比与进口占比均相对较少，分别为16.28%、20.42%和8.97%。

据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专家联合编制并发布 “五通”指数的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 “五通”的状况可分为 “顺畅型” （40分及以上）、 “良好型” （30～40分）和 “潜力型” （20～30分）三个等级。从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零部件占比来看，中国与顺畅型东盟国家间的比重最高，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为18.25%和18.06%。然后依次是与良好型和潜力型东盟国家，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与东盟国家“五通”状况及零部件出口额占比 单位：%

注：括号内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五通”指数的总得分，是5个一级指标值（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合计值。

等级 国家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零部件占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总额的比重(%)2015年 2016年顺畅型 18.25 18.06马来西亚（43.49）、新加坡（43.07）、泰国（42.48）、印度尼西亚（41.22）良好型越南 （33.05）、 柬埔寨（31.89）、 老挝 （30.93）12.58 13.32潜力型缅甸 （29.34）、 文莱（26.89）、 菲律宾 （26.81）7.96 8.42

1.就事论事地加强沟通与理解，增强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合作共识

四、 “五通”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产品内贸易模式深化面临的主要障碍

1.产业链的国外布局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

随着企业离退休人员增多，管理服务内容的细化，为解决专职工作人员不足的矛盾，由老同志组成的“自管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支部、“自管会”的组织带领下，老党员、老同志到活动站从事义务服务工作。如打扫活动中心卫生、整理资料、收发报纸、社区巡逻、发送信件包裹等。出现了60岁人服务70岁、70岁帮助80岁老同志的动人场面，老同志在自我服务、相互帮助中，充分体现自身社会价值。

相对于东盟国家，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门类齐全、配套完备的产业链体系。再加之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中国完全有条件通过强化配套优势、导入创新，将东盟各国的资源禀赋和成本优势整合到中国相关的供应链体系中。通过产业链的国外布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相互关联与依存度都会大幅提高，然而风险与挑战也会随之大幅增加。

原因有以下几点：①在政策对接上，还受制于东盟成员国政治外交平衡发展的需要。目前，东盟作为一个拥有6.3亿人口、经济总量高达2.4万亿美元的经济体，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都竞相拉拢。为了避免卷入大国的争斗，同时为了获得对地区的影响力，东盟国家不断巧妙地利用“东盟+”、轮流主办系列峰会等对话机制设置，以及权力之间的关系，成功地将各大国 “网入”以其为中心的地区机制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东盟国家对于联姻中国实现增长的诉求并不是特别强烈。这一倾向在越南表现得较为明显。越方与中国在经贸上保持热络关系的同时，联合美日继续在军事和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因此，在越南布局纺织、物流等供应链体系，将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②在资金融通上，他国金融机构无力或不愿提供金融支持。目前，通过马中关丹产业园、中民印尼产业园等产业园模式布局产业链，中方的巨额投资很可能面临难回收、进退两难的风险。③在民心相通上，人文交流还不如经济合作那么受重视。因此，制度、法律和文化隔阂无疑也是一个考验。

2.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在降成本上还有待于更进一步

中国向东盟国家转移优势产能，可能只是产业链上某些生产环节的转移，另一些适应环节则会留在国内。这样，中间产品需要多次跨境交易。大幅降低中间产品的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高效的贸易便利化，能够使整条产业链运作得更为平稳，减少企业对库存的依赖以及使其能够快速响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

东盟在取消内部关税壁垒方面的工作进展顺利，至2015年东盟贸易商品总目录中97.3%的商品取消了进口关税。2015年11月22日，中国与东盟十国部长在吉隆坡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该《议定书》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其中，在货物贸易方面，现有的中国-东盟自贸区零关税已经覆盖了双方90%～95%税目的产品，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很高。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的焦点转向了贸易便利化和非关税壁垒情况。

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报告中有跨境贸易指标，注重通关单据合规性审核、海关边境管制合规性审核对于跨境贸易所造成的时间和成本的增加。表3的数据显示，在通关环境上，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进出口通关时间和成本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东盟国家采取了更多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尤其是通过技术法规、技术标准、认证制度等，增加进出口通关时间和成本。据《全球贸易警报》2014年的数据，从2009～2013年，东盟国家的非关税性保护措施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增长趋势。经济实力更强的国家反而实施更多的保护措施。[9]东盟成员国为了在2015年底成立东盟经济共同体，已经界定了69项非关税壁垒，并且解决了其中45项。[10]

表3 中国与东盟国家通关效率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营商报告2017。

出口世界排名合规性 单据合规性 边境管制合规性文莱 142 163 117 90 340 140 48 50 395柬埔寨 102 132 48 100 375 132 8 120 240印度尼西亚 108 61.3 53.3 138.8 253.7 132.9 99.4 164.4 382.6老挝 120 216 12 235 73 216 14 115 153马来西亚 60 10 48 45 321 10 72 60 321缅甸 159 144 144 140 432 48 232 210 457菲律宾 95 72 42 53 456 96 72 50 580新加坡 41 2 12 37 335 3 35 40 220泰国 56 11 51 97 223 4 50 43 233越南 93 50 58 139 309 76 62 183 392中国内地 96 21.2 25.9 84.6 522.4 65.7 92.3 170.9 776.6进口通关时间（小时）通关费用 （美元）通关时间（小时）通关费用 （美元）单据合规性 边境管制合规性 单据合规性 边境管制合规性 单据合规性 边境管制

3.国内流通渠道和商业网络并不完全由中资所掌控

中国与东盟国家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深化，离不开区域内最终消费市场的支撑。比较而言，东盟国家收入水平低、储蓄率高，缺乏最终消费市场（王勤、黄光锋，2015）。中国市场需求的潜力最大。2015年，中国的消费额占世界的15%。[11]尽管如此，但国内流通渠道和商业网络并不完全由中资所掌控。沃尔玛、麦德龙、家乐福等外资企业占据了大量的流通渠道和商业网络。

1)集热系统：根据系统所处地域纬度φ不同、每天的太阳赤纬角δ不同以及不同时刻的太阳时角不同，可通过下列公式计算出每时每刻的太阳方位角(方向)β和高度角α。然后控制太阳能板仰角转动(伺服)电机和太阳能板方向转动(步进)电机分别转动相应的角度，以最大程度利用太阳能。

在经贸问题上，当前可就事论事的有：①中国对东盟贸易不平衡，引发东盟国家的担忧和些许不满。东盟国家之所以向中国出口少进口多，从根本上说是由各自在全球贸易链中的不同位置引发的，此外还在于中国的产品有更高的性价，这为东盟国家节省更多的钱。②东盟一些国家抱有较高的期望，如希望中方能投资高科技领域，带来管理经验，解决就业，增加出口等，对中方投资矿产和资源抱有抵触的情绪。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方对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投资行为是不能实际管控的。对此，中国需要加强沟通，寻求东盟国家采取更多的包容态度。③边境贸易中的走私、逃税、贸易欺诈和假冒商品问题。这需要双方建立多元的合作机制，共同打击，避免因此影响双方的关系。

五、总结与相关建议

中国与东盟国家既有产品内贸易模式存在不足：双边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主，消费品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外资企业的迁移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存在产品相似性的竞争关系。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产品内贸易模式需要深入发展，也就是要将产业链的某些环节布局到一些东盟国家，同时加强市场对接。 “五通”建设有助于深化既有的产品内贸易模式。在 “五通”框架下，对于所面临的主要障碍，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在表2中，中国向东盟不同等级国家出口零部件的占比差异，来自于两个方面：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前者是由于等级的不同，所引起的出口零部件占比的差异；后者是在同一等级下，由于其他因素所引起的出口零部件占比的差异。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零部件占比的差异，只有是来自于组间差异，而不是来自于组内差异，才可以说 “五通”状况是关键因素，可有效影响中国与东盟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深化。为此，本文采用方差分析判断差异的来源。首先，通过方差同质性检验表明，2015年和2016年各组总体方差均没有显著差异，可以使用方差分析。其次，通过F统计量检验组间差异是否显著，结果显示2015年和2016年F的相伴概率分别为0.076和0.069。在显著性水平为10%的情况下，组间差异显著存在。因此，中国-东盟 “五通”建设有助于深化产品内贸易模式。

其次，在中国参与的产品内贸易模式中，外资企业的迁移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存在产品相似性的竞争关系。产品内贸易的基础和源泉是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在此贸易模式下，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跨国采购的方式，将原先在企业内部纵向链条上的生产过程分解成若干阶段，然后分离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进行生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增加，外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大幅度增加，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迅速增加，2007年达到了最高值。当年，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为57.73%，出口比重为57.1%，进口比重为58.53%。随后，该比重明显下降，2016年已分别降至45.78%、43.7%和48.5%。

当前，电子商务等新商业模式的发展独辟蹊径，拓宽了国内流通渠道和商业网络。根据《2016年中国零售百强榜名单》显示，2016年进入百强的19家外资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4 353.8亿元，占百强销售总额的比重为9.0%，较2015年下滑0.9个百分点。面对激烈的竞争，麦德龙、沃尔玛等外资零售企业已纷纷开展线上业务，进行线上线下全渠道覆盖。因此，中资企业能否通过电子商务，实现产业链国内外的高效整合，还未为可知。

网络新媒体传播具有开放性、即时性、互动性等特点，深受普通民众青睐，越来越多的网民群众在新媒体平台和渠道上发布观点意见，表达利益诉求，产生了大量的舆情民意信息。地方政府部门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收集和分析，能够更好地了解本地公众需求，有针对性地采取政策措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及时发现和化解社会矛盾，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同样，地方政府利用新媒体打造与公众直接对话的交流平台，传递政府决策信息；并借助新媒体技术实现公共决策的多方参与和公开透明，从而促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2.建立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推动贸易畅通

互联网的普及和运用，降低了贸易的门槛，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人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参与到全球买卖中，贸易进入了碎片化时代。在这一背景下，跨国公司大规模套利的空间越来越少。中国制造企业进行OEM、ODM等模式出口，利润率一般只有2%～3%。但是，如果通过自有品牌模式在跨境平台上销售，利润率一般能达到20%～25%。[12]

中国互联网用户目前超过7亿人，网购用户超过4亿人，拥有规模近3万亿美元而且高速增长的电子商务市场。东盟互联网用户超过2.6亿人，是全球互联网用户增速最快的地区。规模巨大的网络购物消费者为中国和东盟各国企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商机，显然，通过跨境电子商务，中国企业可以掌握商品的档次和定价，有利于提升中国作为东盟乃至全球最终消费市场的能力。

现行的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包括通关、质检、税收、结算、物流等，90%以上都是为传统贸易量身定做的。目前的跨境电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易出现交易纠纷、假冒伪劣、不正当竞争等诸多问题。因此，亟需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

3.设施联通要充分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机制

中国-东盟 “五通”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及其他的设施联通，少不了现代金融服务的支持。政策性金融并不能较好地规避地缘政治风险，需要逐步淡出市场化融资领域。实际上，中方企业也在尝试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机制，进行多元化、多层次的资金融通。在A股市场上，已经有包括洲际油气在内的多家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募集产能合作资金；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中国电力企业，已经从最初的设备供货发展到目前的EP(设计-采购)、 EPC(设计-采购-建设)、 IPP （独立电站）、 BOT(建设-运营-移交)、 BOO （建设-拥有-运营）、PPP(公私合营)、并购、融资租赁等多种形式。这些成功经验做法，值得总结推广到互联互通的其他领域。

由于基础设施开发、国际产能合作等项目往往要延续二三十年，以发债融资等方式启动项目后，面对这么大的资金需求，还需要吸引民间资本与社会资本参与。但是目前，民间资本与社会资本裹足不前，都顾虑风险太大，不愿将真金白银投放在这些项目上。对此，可考虑依托国内多层次的产权市场增加流动性，使这些投资者自由进出，减少其顾虑。其次是创新管理体制，保持稳定的高层管理团队，避免项目的日常运营受到干扰，以实现稳定的分红、税收等效益。

在对铜陵学院大学生经济来源及支出的调查中，得到以下数据：在经济来源方面，依靠父母供给生活费的有224人，占49.34%；依靠平时省吃俭用的有120人，占23.13%；通过兼职来获得收入的占14.25%；凭借奖学金所得收入的占11.86%；依靠其他活动费用占6.55%；其他类收入来源占5.13%。这份数据可以充分说明，大学生的经济水平有限，大部分大学生还是以父母给的生活费以及自己勤工俭学省下来的钱作为自己的经济来源。在大学生经济性消费的推动下，大学生二手物品市场逐渐在校园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又过了许多日子，表演告终了。有一天，那只笼子引起了一位看管人的注意，他问仆人们，为什么把一个好端端的笼子闲置不用，里边的谷草已经发霉变味，对此无人知晓，直到其中一位看见了记数的小牌子，他才猛然想起饥饿艺术家。人们用棍子拨开腐草，在里边找到了他。“你还一直不吃东西？”看管人问道，“你究竟什么时候才算完呢？”“诸位，请多多原谅。”饥饿艺术家有气无力地低声细语，只有看管人才能听清他说的话，因为他把耳朵贴在栅栏上，“当然，当然。”看管人一边点头，一边把手指向额头，以此来暗示其他人，说明饥饿艺术家的身体状况非常危险，“我们当然会原谅你。”“我一直在想着，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饥饿艺术家说。

4.深化民心相通，尽可能减少对方政府的决策阻力

中国在与东盟互联互通问题上，不能操之过急，一味在造价、贷款利率等问题上与之 “纠缠不清”。从总体上看，中国与东盟的民心相通程度，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①与东盟国家媒体加强沟通，呼吁东盟国家的媒体做到理性、客观、公正报道，传播中国与东盟合作之声。此外，可在东盟成员国内有针对性开展一些知识普及活动，使对方的普通民众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②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项目并不都是商业性项目，还有一些惠及民生的项目。对于此类项目，可以考虑通过微电影、视频等渠道反映出来，扩大影响。这不仅会得到当地政府和民意的支持，还可能使中国企业的未来经营在当地得到更多的支持。简而言之，中国与东盟国家深化民心沟通，需要拓宽渠道，注意结合政治、经济、外交等多元渠道，特别是要注意与经贸捆绑。

[参考文献]

[1]李晨阳.中国发展与东盟互联互通面临的挑战与前景[J].思想战线，2012（1）：87-90.

[2]李红，许露元.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发展路向与合作策略[J].广西社会科学，2015（3）：33-38.

[3]李锋，徐兆梨.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程度测量及对策[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50-57.

[4]华晓红，周晋竹，宫毓雯.全球价值链与东亚生产网络[J].国际贸易，2013（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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