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期，东亚的中朝日三国间发生了一场地区性国际战争。朝鲜朝在遭到日本倭寇入侵时，向上国明朝求救；明朝及时出兵援朝抗倭，中朝军队联合作战，最终将日本侵略势力驱逐出朝鲜半岛。这场发生在1592至1598年历时七年的战争，史称“壬辰、丁酉战争”。本文在参阅中韩两国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外交史的角度，考察宋应昌抗倭援朝的积极倡议及亲历实践、明日和谈的策略性外交活动等问题，并由此对宋应昌乃至明军对朝鲜的援助作用做出评价。

一、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及朝鲜朝向明朝的求救

在东亚地区，中国大陆的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政权、日本列岛政权，长期并立存在；三国间既有友好往来，也曾出现过冲突与战争。由于地缘相近的客观因素，加之经济利益的诉求，16世纪中叶以来，朝鲜半岛沿海一带不断遭到日本人的侵扰。1555年(朝鲜明宗十年)5月，70余艘倭船在明朝沿海大肆抢掠之后，在返回日本的途中经过朝鲜朝时，“先劫闾阎，又攻郡县”，致使朝鲜“主将见杀，一道人心沮丧，无策可措矣”。[2](卷18，十年五月辛亥)朝鲜朝为此专门设立了备边司，用于负责国家的沿海防御事务。而朝鲜朝内部，由于多年的党派纷争，加剧了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政治黑暗，经济残破不堪，军队战斗力下降，给予了邻国日本觊觎的机会。

在长期备战之后，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4月13日，丰臣秀吉派出二十万侵略军，以玄苏、平行长、平清正、平义智等为将，大举入侵朝鲜。四月十四日，日军占领釜山后，乘胜长驱，兵分三路，向朝鲜王京推进。日军“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八道几尽没”，[2](卷320，朝鲜传)朝鲜朝“浃旬之间，三都失守，八方瓦解”，[3](263)忠清、咸镜、全罗、京畿等许多地区尽被倭寇攻陷。

在日本的强大攻势面前，朝鲜朝宣祖李昖令次子李珲摄政国事，自己先逃往开城，继之逃往平壤。5月3日，王京(汉城)被攻陷。27日，日军突破津江防线，进入开城。6月14日，侵略军渡大同江，15日占领平壤，宣祖被迫逃到中朝边境鸭绿江边的义州。至此，汉城、开城、平壤三都全部失陷。日军另一路人马于25日进入咸镜道，俘获了朝鲜朝二王子，王子的随臣向日军投降。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朝鲜朝大部分国土沦丧。在此紧急关头，朝鲜朝君臣只得向中国求援，“遣使络绎告急(于明朝)”。[2](卷320，朝鲜传)

明朝与朝鲜朝是保持了两个世纪传统友好关系的国家。长期以来，朝鲜朝对明奉行“事大”政策，政治上虔诚进贡，经济上保持贸易关系，文化上相互学习影响；明朝则对朝鲜朝施以“字小”之策，将朝鲜朝看做附属国，维护朝鲜朝在政治、经济、边防等方面的利益，二者构成了稳定的封贡关系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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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朝与明朝在保持稳定封贡关系的情况下，双方依然存在着怀疑与不信任的成分，这“揭示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关系’中存在‘不典型’的一面，‘事大字小’行为中隐含着别有意味的内涵”；[4]而正是由于此因素的存在，朝鲜王廷对于明朝接下来派出的宋应昌等援军并不完全信任，甚至猜疑宋应昌的发兵动机及谈判意图等，这影响到了后世对明朝军队抗倭援朝作用的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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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应昌积极主张出兵，并亲自率军援朝

作为明朝抗倭援朝的两位主要将领，时任援朝经略的宋应昌与提督军务李如松之间因个人恩怨、政见不同、党派纷争等原因关系不睦，而对于二人的争斗，朝鲜朝方面明显倾向李如松，替李如松抱打不平。宣祖对李如松给予高度评价，所谓：“总兵李誓师慷慨，义气动人，军行所过，秋毫无犯，临阵督战，身先列校”；[11](卷35，二十六年二月乙未)他认为过错在宋应昌一方，即：“宋侍郎所为，甚不好也。足不践朝鲜地方，而欲参平壤之功”。[11](卷36，二十六年三月庚申)朝鲜朝大臣李明汉也认为宋应昌欲将李如松平壤之功据为己有，即：“李提督既破贼，朝廷将奏捷，时宋应昌亦方柄兵，各欲归功于己”。 [12](249)

兵部尚书石星对朝鲜朝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极力主张派兵援朝，甚至提出亲自带兵赴朝作战。时任兵部右侍郎的宋应昌观点与石星一致，他从维护明朝利益的立场出发，积极建议出兵朝鲜，曰：“盖朝鲜与中国，势同唇齿，非若琉球诸国泛泛之可比也。唇亡齿寒，自古言之。休戚与共，是朝鲜为我中国必不可失之藩篱也”。[6](卷250，万历二十年七月己未)宋应昌认为，朝鲜朝与明朝是“唇亡齿寒”“休戚与共”的关系，朝鲜朝受到侵犯，则必然影响到明朝的国土安全，故明朝理应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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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昌，字思文，号桐冈，其祖先为浙江会稽郡人，后迁至杭州右卫仁和县。宋应昌生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中进士，后逐步升迁，官至大理寺卿。“应昌为人，方面紫髯，目光炯炯如闪电，沉毅慷慨，有英雄气略”，[7](47)由于宋应昌曾在镇压宁夏叛乱中立有军功，因此受到奖赏，担任明朝兵部右侍郎。

明神宗赞同石星与宋应昌的援朝主张主要出于两点考虑：第一，朝鲜朝为明朝的属国，当此属国遇难之时，作为天朝上国，“抚藩字小”，出兵保护属国利益不受侵犯，此为分内之事；第二，明神宗认识到，援救朝鲜朝实际上是维护明朝的国家利益，所谓：“关白之图朝鲜，其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至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矣”[8](968)。于是，明神宗决定“宜速救援，无贻他日边疆之患”。[6](卷250，万历二十年七月癸未)在首批派出的祖承训援军出师不利的情况下，1592年10月，明神宗“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使先发两万兵，旋调大军，定将继遣”。[9](卷 26，二十五年十一月丁巳)

后来，宋应昌之所以主张议和，是因为彼时明朝面临着一些不利的客观条件。首先，由于天气条件不利于明军，“天雨连绵，军马野宿，尽在淋漓中，马毛缩慄，弓角解散，是天时不在我矣”。[12](卷6，497～498)其次，地理因素不利于明军继续进军，随着春天的到来，天气转暖化冻，道路泥泞，不利于骑兵作战，即：“王京山路，田仅一二尺，平地泥淖，车马不得驰骤，是地利不在我矣”。[12](卷6，487～498)其三，人事方面，宋应昌与提督李如松有矛盾，李如松不听从宋应昌的调遣，“平壤首级大功未赏，各军意志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矣”。[12](卷6，497～498)其四，粮草匮乏，正如宋应昌派人通报朝鲜朝国王：“军前粮草缺乏，故经略差俺使之查点粮草有无。民间或经贼变之处，如有储谷，计其口粮而取饷大兵，偿以辽东所输之谷。民如不悦，则亦不强取”，[11](卷35，二十六年二月丁酉)没有足够的粮草保证，则何谈战事的进行？宋应昌只能对明朝廷汇报曰:“彼众我寡，彼逸我劳，山险崎岖，春雨地泞，千里馈粮，师不宿饱，是未可以仓促进也”。[12](卷6，503)对于明军所遭遇的困境，朝鲜朝兵曹判书柳成龙也表示认同：“每念天朝将士，暴露修程，经历寒暑，勤苦万状，为之怛然疚怀”。[14](191)由此可见，在天时地利条件不利于明朝的情况下，宋应昌选择与日本举行和谈，是一种缓兵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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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宋应昌也急于发兵，因为他认为倭兵不耐严寒，如果冬季进兵则有利于明朝与朝鲜朝联军的作战，所谓：“秋末冬初，风劲地乾，宜乘其未定，似可驰骋”，但鉴于彼时明朝“承平日久，军务废弛，人心习于治安，玩惰已极”，[10](附卷1，第67页、72页)不得不暂缓出兵，在山海关、鸭绿江等处关隘海口部署防御措施，同时等待另一位统兵将领李如松的到来。为避免朝鲜朝方面过于担心明朝未及时发兵事宜，宋应昌致函朝鲜朝国王，首先肯定朝鲜朝国王的忠心“奉天朝正朔，朝贡二百年，输忠效顺，若一日矣”，[11]对朝鲜予以安抚；其次，宋应昌声讨倭寇对朝鲜朝的侵略暴行，说明明朝当与朝鲜朝合力驱逐倭寇，“拯困全忠，伸大义于天下，扬鸿名于万世”，[11](卷32，二十五年十一月辛未)以此让朝鲜朝方面放心，安心等候；其三，宋应昌希望朝鲜朝国王积极准备力量，“收集散亡，招募忠义，把守隘口，蓄养兵威”，待明朝大军到达，“彼此夹攻”，[11]联合抗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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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祖对于明朝支援也“日夜企待”，催促明朝尽快派兵，认为此时正是剿灭倭贼的良机。对此，明朝辽东都司张三畏不断向朝鲜朝强调双方利益的相互性以及明朝对朝鲜朝的荫蔽，所谓：“中原恃辽东以为固，辽东恃贵国以为藩蔽，唇亡则齿寒，岂可从倭寇而不讨？见贵国之急而不救乎”；张三畏同时表明，明朝已派宋应昌为经略领兵到辽东，“但所忧者，粮刍而已”，担心朝鲜的粮草供应不足以军队之需。宣祖为促成明朝早日出兵，信誓旦旦地表示保证粮草供应，即：“则虽有天兵十万，事无可及矣”。[11](卷32，二十五年十一月丙寅、癸未)

针对朝鲜朝的接连催促，宋应昌告知朝鲜朝工曹判书韩应寅，他会首先派发五千士兵，一半进驻定州防护沿路粮草，一半留在义州，以使朝鲜国王安心；后续大军定会12月之内发出。果然，12月初八，提督军务李如松率大军到达，明朝的援朝兵力大增“兵合四万三千人，继出者八千人”，[9](卷26，二十五年十二月丁亥)于是16日，明朝大军启程出发，之后渡江进入朝鲜朝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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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一战后，明朝军队连续作战，帮助朝鲜收复失地。在战争过程中，为激励明军对倭作战的士气，宋应昌宣称：“斩获首级军士，愿赏者，照例每颗给银五十两”。[10](卷6，第507页)士兵受到激励，作战勇敢，不断取得胜利，由此反映出宋应昌势将倭寇赶出朝鲜半岛的坚定信心。在认识到宋应昌是真心诚意地救助朝鲜朝之后，朝鲜朝国王曾在上明朝皇帝的奏书中称赞宋应昌曰：“侍郎宋(应昌)专心机务，指授方略，谋猷克合，用集殊功……” 。[11](卷27，二十六年元月丙辰)

朝鲜朝方面对于明朝援军已经迫不及待，朝鲜朝行礼曹判书尹根寿来到辽东，上书经略宋应昌。在书信中，尹根寿声称朝鲜朝之所以会遭受侵略是由于朝鲜替明朝担责，拒绝倭寇借道攻打明朝的要求，为此倭寇“深触其怒，遂有今日之酷祸”；[6]尹根寿认为明朝援军的时机应在“彼贼未动，我军(朝鲜)未溃之前”，如此“方可协力进剿，得以收功”，否则一旦迟延，让日军占得先机，则必然对明军不利，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为此，尹根寿请求明朝速发援兵，“星夜驰援，殄歼丑类”。[11](卷32，二十五年十一月壬申)

在倭寇发动大规模军事侵略战争，朝鲜处于危难关头的时刻，是否应派兵支援封贡体制内的属国朝鲜朝，明朝大臣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当时朝鲜使臣郑昆寿到明朝京城呈上奏文，“且请速打发兵马，以拯小邦之急”，[5](478)明神宗皇帝下旨令兵部商讨。以兵科部给事中许弘纲为首的一部分大臣反对援助朝鲜朝，称：“夫边鄙，中国门庭也，四夷则藩篱耳。闻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认为只能是属国藩蔽上国；“朝鲜虽忠顺，然被兵则慰谕，请兵则赴援，献俘则颁赏，尽所以待属国矣”，指出明朝对朝鲜朝已经仁至义尽了；“(朝鲜)望风逃窜，弃国授人，渠自土崩，我欲一苇障乎”，指责朝鲜朝不自救，反而欲利用明朝当“苇障”。[6](卷250，万历二十年七月庚申)他们最终提出，即使派兵，也只应派少量兵马，防御本国地界而已。

1593年正月二十七日，在明军与倭寇作战的碧蹄关一役中，由于领兵将领李如松骄傲轻敌，麻痹大意，致使明军溃败“兵气破伤，功亏一篑”，[8](966)于是被迫退驻开城。

其二，朝鲜国王曾给宋应昌去信，要求抽调一部分明军精锐支援朝鲜朝的驻守，宋应昌并未答应朝鲜朝方面的要求，而是回复宣祖道：按照兵法，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是战争取胜之道，明军已取得阶段性胜利，应该乘胜追击消灭倭寇，如果应朝鲜朝要求分兵，则等于分散明军的兵力，势必削弱战斗力；鉴于此，朝鲜朝应从自身出发“速与谋臣，朝夕计议，号召八道英雄，整练士卒，强者为选锋，次者为守卫”，加强防御建设，从而争取合力收复王京，“王京既下则我兵得以凯旋，本国之兵得以屯守，如此庶保万全”。[11](卷35，二十六年二月壬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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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笔者认为，作为明朝经略的宋应昌积极主张援朝，并奉命率兵赴朝作战。战争过程中，宋应昌根据形势及时作出判断，确保了战争初期抗倭斗争的胜利，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于宋应昌因个人性格等问题招致朝鲜君臣的不满情绪，这无碍抗倭战争的大局。

明朝援军到达朝鲜朝后，军事进程顺利。1593年正月初八，明朝援军首先取得平壤战役的胜利，即：“我师捷平壤，锋其锐。转战开城，势如破竹”*《明史纪事本末》卷62，援朝鲜。关于平壤战役的胜利，明史以及日本的史书中都将战功归于李如松的指挥，但根据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记载，平壤之役的战前准备以及临战的方略，“皆出于应昌之计略”(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提要，第8页)。。这时，朝鲜朝方面传出了不和谐声音，有谣言声称，明朝会派军队趁机占有平壤。对此，宋应昌代表明朝予以辟谣，宣称平壤本属朝鲜朝，明朝只是前来救援，绝无趁机占据之企图；宋应昌奉劝朝鲜朝国王，安心治理国家，积极备粮配合明军的作战，以期早日恢复过去的统治。宋应昌同时表明，朝鲜朝可以派兵防守平壤等处，如果需要明军协助，则明朝可暂时派兵帮助防守，一旦战局稳定，明军则马上撤回，故此宋应昌忠告朝鲜朝国王“王其安心，勿惑流言”。[11](卷33，二十五年十二月癸卯)

三、明日和谈活动中的宋应昌

朝鲜朝国王之所以对宋应昌带有偏见，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朝鲜宣祖会见李如松时受到了热情接待而遭到了宋应昌的冷遇，二者态度形成明显的反差，即：“李提督，大将也，而幅巾相见。应昌则盛陈兵威，然后入我。然而不许侍臣同入，其凶险可知……其凶悖无状甚矣”。[11](卷48，二十七年二月辛酉)宋应昌对宣祖先是示以兵威，继之限制朝鲜朝侍臣的活动，自然引起他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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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日本，国内政局不稳，加之军事进程并不是非常顺利，日本将领小西行长提出议和建议曰：“天朝兵锐不可当，不早讲解，窃恐王京亦不可恃”；[7](58)于是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4月18日，日军撤出朝鲜朝王京，退守蔚山西生浦、东来、金海、熊川、巨济岛一带。而明朝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取胜日本，加之碧蹄关之役受挫，宋应昌与李如松“急欲休息”，[2](卷238，李如松传)故同意与日方议和。在兵部尚书石星的授意下，6月17日，明朝经略宋应昌派主和派沈惟敬为使节，与日本在汉城龙山举行和谈，即：“急图成功，于是惟敬之款始用”。[8](967)

需要指出的是，主观上，宋应昌起初并不同意议和。关于这一点，从战争初期宋应昌对议和派人物沈惟敬的指示可以体现出，即：“倭求封贡，第宜卑辞向阙，何敢破朝鲜以要我？我奉命讨倭，唯知有战耳。汝往见倭，必求封贡者，宜尽还朝鲜一国，全军退釜山听命，具表称臣，我当为请，今议止退平壤，是以计缓我师也，有战而已。汝善保首领，无草草”。[7](51)首先，宋应昌派沈惟敬去跟日本斡旋，是出于“缓兵之计也”；[14](568)其次，宋应昌强硬指出，日本若想和谈，则必须撤军至釜山，退出朝鲜半岛，否则将继续兵戎相见。

为了确保对倭战争的胜利，在进入朝鲜朝之前，宋应昌在明朝国内“选将练兵积粟三策，仍督造军器火药分拨沿海官兵”，[7]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不料，宋应昌未及时发兵的举动，引起了明朝廷及朝鲜朝方面的误解。首先是明朝上下认为宋应昌忌惮倭寇不敢出战，朝廷一度以“赏银万两、封伯爵世袭”条件征募领兵作战之将领，但无人敢于应召；此时众人才叹服宋应昌“料敌何神也”。[7](47～48)朝鲜朝方面，宣祖认为宋应昌并不诚心救助，“以此观之，大军之来，必迟矣”；[10]好在大臣李诚中对时局的把握比较明智，他提示国王：朝鲜半岛战略地位重要，与明朝国土利益休戚相关，相信明军绝不会袖手旁观，必定会及时来救援的，所谓：“我国不支，则辽左必不守，大军必来矣”。[11](卷31，二十五年十月庚寅)

以往对于轨道换乘站客流拥塞风险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客流特性的研究和对轨道站点拥堵状况的评价. Hoogendoom等[1]研究了轨道站内双向客流与交织客流的运动规律. Helbin[2]分析了轨道站内各类通行设施对客流的影响.

对于宋应昌派员与日本议和的举动，明朝国内的言官颇多微词，纷纷非议宋应昌，如兵科都给事中张辅之曰：“许贡非奇策也，应昌一用于平壤，再用于王京，又用于釜山，三用而三幸不败。此果应昌之智耶？抑亦倭奴之愚耶？”[6](卷264，二十一年九月壬戌)但幸运的是，内阁首辅王锡爵、兵部尚书石星对议和行为表示理解与支持。王锡爵认为，宋应昌与日本议和的客观原因在于明军遇到粮草困难无法继续进军，即：“粮草不继，客兵未集……势难长驱，已成持久待时之局”，[15](4256)故不应过多指责宋应昌；石星则向皇帝上书，承担责任曰：“经略宋应昌始末讲贡之由，恢复朝鲜之故，大抵以挞伐为威，以许贡为权，惟冀成功，无嫌诈计，而其遣使往探，行间捐金，则臣星实与之谋焉”，[6](卷264，二十一年九月戊辰)石星替宋应昌辩解，表示与宋应昌立场一致。

同时，因为宋应昌与李如松之间存有矛盾，所以李如松对于宋应昌提出的议和主张明确表示反对。朝鲜朝国王则听信李如松的鼓动，认为议和不可取，于是呈书宋应昌，反对议和，所谓：“今日闻李提督之言，所谓讲和之说，此我国极不幸之事，何忍举国言和”？[11](卷36)宋应昌向朝鲜作出说明：“圣人之道，仁义并行”，以明朝的兵威，征剿倭兵并非难事；而所谓的议和，实际是站在朝鲜角度，为朝鲜的利益而考虑“今若以兵从事，则不二三年，贵国当复被兵矣”。[11](卷36)但朝鲜国王并不认同，认为“夷狄可以威服，不可与之讲和”，仍然要求明朝“必须进兵，收复我王京，尽歼丑类”，[11](卷36，二十六年三月壬戌、乙丑)以雪朝鲜朝被侵略之耻辱。

朝鲜朝国王为动摇宋应昌与日本的议和态度，试图设间谍之计诱使宋应昌下定征讨倭寇的决心，那就是：假意让朝鲜的某支军队诈降，如此倭军对于与明军谈判一事就迟疑不决，而这样一来就会使宋应昌对于倭寇的反复态度非常恼怒，从而下定决心一举歼灭倭寇。但事态发展并未如朝鲜所愿，宋应昌不仅力主议和，并且为确保明日议和的顺利推进，他严厉禁止朝鲜朝将领与倭寇作战，即：“(宋经略)戒我国边将毋得剿杀倭贼，而权栗屡有讨斩零贼之报，经略大怒，前行牌禁之”。既然宋应昌决意与倭议和，朝鲜朝君臣亦不对宋应昌再抱有幻想，于是，在朝鲜朝国王“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11](卷36，二十六年三月癸未)的指示下，备边司决心同倭贼军事对决，所谓：“小邦之与此贼，有万世必报之怨，未有共戴一天之理”。[11](卷36，二十六年三月丙寅)

为缓解可能导致的朝鲜朝与日本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宋应昌致书朝鲜朝国王，进一步说明：鉴于朝鲜对明朝二百余年的忠顺事大，明朝会维护朝鲜朝的利益，至于明朝与倭议和的原因，在于“荡涤清净”，使倭人从心底真正认输：“盖以力服人，不如服人之心也”，因而议和确实是为明朝和朝鲜朝两国的利益考虑，“为两国善后之策，万全之计也”。对于朝鲜朝国王所言“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这句话，宋应昌非常反感，认为朝鲜朝国王战前没有认真备战，以致三京失守造成被动局面。宋应昌最后声称，若朝鲜国王继续主张作战，则单独以朝鲜朝“兵马为战”，[11](卷37，二十六年四月乙酉、庚寅)明军不再给以支持。可以看出，宋应昌对于朝鲜的不自量力与固执己见颇为恼火。

排除朝鲜朝方面的阻挠之后，当年4月，宋应昌派沈惟敬议和，并未下令追击倭寇，也不允许朝鲜朝派兵交战，以致倭寇顺利撤退，对此朝鲜朝深感遗憾“使不共戴天之凶丑，得以全归，不胜痛惋之至”。[6]( 卷37，二十六年四月庚寅)朝鲜朝方面认为，明军不追击倭寇的原因，是由于倭寇给宋应昌等送礼物，所谓：“倭贼所献枪剑杂物甚多，一路责出刷马，多至百五十匹”。[11]( 卷40，二十六年七月丁卯)

既然日本与明朝已经达成议和意向，明朝廷随即要求宋应昌领兵撤回到辽东。对此，宋应昌持不同意见，他反对撤兵，因为他担心日本会卷土重来，使朝鲜朝再度遭到侵犯，即：“倭奴虽宵遁，难保不再来，大兵虽凯旋，难保必无事。朝鲜疮痍残破，倭再来犯，必至沦亡”。[12](卷8，第715页)为此，宋应昌要求朝鲜朝国王挑选士兵，参与到明军的军事训练中来，“倭来则助我兵以与战守，由此渐渐加增，渐渐熟练”，并“多造军器，广积粮草”。[12](卷10，805)朝鲜朝方面也极力挽留明朝援军，认为明军并未给予倭贼以沉重打击，倭贼的侵略野心并未罢休，在此情况下，明朝“举众引还，盖无是理”。[11](卷41，二十六年八月癸巳)但明神宗坚持要求明军撤兵，君令难违，宋应昌只能尽力争取“留兵一万六千防守朝鲜”，[6](卷264，二十一年九月戊辰)同时对明军撤兵后的朝鲜朝防御情况进行部署，让朝鲜朝加固防御工事，更新武器装备，加强与留在朝鲜的明军的配合，派军队在庆尚道大邱以及全罗道南原一带“各守险要，则倭贼不足忧也”。[16](524～525)可以看出，宋应昌对撤兵后的朝鲜安全是负责的。之后，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9月，经略宋应昌以及提督李如松率领明朝援军“还渡鸭绿而去”，[14](卷27，二十六年九月壬子)撤回明朝辽东，结束了在朝鲜朝9个月的抗倭战争。

尽管宋应昌尽职尽责地为朝鲜朝利益着想，但作为此次明朝援助朝鲜朝的最高统帅，宋应昌派沈惟敬进行的议和活动还是遭到朝鲜朝君臣的非议。宣祖对宋应昌的人品能力提出质疑，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即：“此人心术如此，岂能办天下事乎？”认为宋应昌遗祸朝鲜“坏我国而误天下者，此乃应昌之所为”，[11](卷44，二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宣祖非常痛恨宋应昌和沈惟敬，所谓“上每愤宋经略主和坏事，尤憎沈惟敬，比之雠贼，群臣之言，不得入矣”，[14](卷28，二十七年八月丙午)认为明朝皇帝被宋应昌及沈惟敬所蒙蔽，才做出与日本议和的决定。朝鲜朝大臣认为被宋应昌所愚弄，如兵曹官员柳成龙曾对宋应昌未继续进兵表示理解，但他对宋应昌的积极议和颇多微词，曰：“臣常以贼为忧，而反为经略所弄，国事如此，梦寐所不到”。[11](卷45，二十六年闰十一月壬辰)大臣申炅指责宋应昌无锐意驱逐倭寇之决心，反倒热衷于议和之举，“希功寡谋，碌碌无奇”，[17](170)贻误朝鲜朝的抗倭战机。朝鲜朝备边司陈述宋应昌隐瞒敌情“多般拦阻，使贼情不得上闻”；只有承文院官员主张要结合彼时局势，慎重看待宋应昌议和之举，不要过多归咎于宋应昌，即：“至若经略、员外，则其时在安东等处，贼报且未趁闻，乌有策应指挥之事？”[11](卷46，二十六年十二月庚午、甲寅)

综上所述，从明朝与日本的议和活动可以看出，宋应昌审时度势，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认为和谈有利于明朝与朝鲜朝，因而进行议和活动的。在谈判过程中，宋应昌也是在极力为朝鲜朝争取最大程度的利益。但是，朝鲜朝基于与日本的长期矛盾，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反对与日本和谈；加之，朝鲜朝君臣并未清醒地认清彼时的局势，未能正确地估计自己的实力，因而对宋应昌的议和活动产生不满情绪，造成了诸多误解，以致于朝鲜王朝后来未能像对待李如松一样给宋应昌修建生祠。在此，笔者坚持认为，对于宋应昌主张和谈一事，应辩证地看待，在天时地利及人员因素皆不利的情况下，议和属于积极的防御之策。

[4]沈文东等：《基于三维生态足迹模型扩展的土地承载力指数研究——以河北省为例》，《中国农业学报》2018年第4期。

四、结论

从朝鲜朝领军回到明廷后，经略宋应昌即因议和一事遭到兵部给事中许弘纲的弹劾，被革职回籍，即：“宋侍郎被参奏，三月尽头回家”。[11](卷50，二十七年四月甲戌)

关于宋应昌的抗战主张及作用，古今中外之人评价不一，主要有肯定、否定两种不同看法。充分肯定宋应昌援朝抗倭积极作用的人士，自然是占绝大多数，所谓：“作为经略的宋应昌是战争初期的主要人物，他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 不仅直接决定了前一阶段的战争进程, 而且对整个战争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18]但对此持有贬词者，也不在少数。在日本学人所著的《征韩伟略》《日本外史》等书籍中，对壬辰战争的史实有很多混淆是非的叙述，影响到对明朝援军作用的评价。近代日本有人曾将丰臣秀吉侵朝行为译成英文本《蓝皮书》，在西方诸国进行宣传，书中夸耀日本早在三百年前的壬辰战争中就曾战胜中国。更可悲的是，中国清人蔡尔康竟然为日本人所愚，“其所著《中东和战端委考》中谈到明朝援韩之役，便是根据《蓝皮书》的意见而叙述日本当初所获的胜利”。[19](2)同时朝鲜学界过分夸大“奋起保卫祖国的朝鲜人民”[20]( 215)的贡献；而韩国学者从本国民族利益出发，对明军援朝的作用并不十分认可，主要有四种看法：一是认为明军作用不大，战争的胜利应当主要归功于朝鲜朝的李舜臣水军及国内义军的力量；二是认为明朝出兵是出于“自救”，唇亡齿寒，是为了防止日本势力染指明朝领土；三是认为明军的到来，朝鲜朝要提供粮草物资保障，这增加了朝鲜朝民众的经济负担；第四是对明军个别兵士不守纪律，给朝鲜朝造成的伤害颇多微词*韩国相关论文有：崔韶子：《壬辰倭乱时明 派兵 论考》，《东洋史学研究》第11辑，1977年；崔韶子：《壬辰倭祸 明朝》，《亚细亚文化》第8辑，1992年；赵湲来：《明军 出兵 壬辰战局 推移》，《韩国史论》第22辑，1992年；金景泰：《壬辰倭乱后明朝驻军问题与朝鲜的对应》，《东方学志》，2009年。。近来，我国学界也有人热衷于历史上留下来的偏激不实的资料，大加贬低明军抗倭援朝的功绩，否认宋应昌与李如松指挥的平壤大捷，认为收复平壤并不是明军浴血奋战的结果，而是日本主动撤军，给明军留下的空城等等说法。[21](176)

笔者认为，对于宋应昌等所率领的明朝军队在抗倭战争中的积极作用，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朝鲜朝大臣赵翊有其切身认识：“各处主将，举皆无力战之心，避坐闲地，只令天兵独当矢石之场。本国将士，一不交锋。其为愤痛，莫此为甚。若使天兵不来，则长以山川庙社，安心与贼乎!”[22] (462)连当时的朝鲜王廷都承认道：“贼不敢西向，皆天朝之力也”，“(倭军)独其所畏者，天兵耳”；[11](卷36，二十六年三月癸未；卷41，二十六年八月癸巳)应该承认的是，由于军队给养以及士兵纪律等问题，明朝援军中可能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但就宋应昌的抗战主张及率兵作战的过程来看，其功绩不应轻易抹杀，而是应给予肯定，正是战争前期宋应昌等的积极抗战，才为后来丁酉年间(1597年)的中朝军队联合战胜倭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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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韩]赵翊：《可畦先生文集·辰巳日记》，《韩国文集丛刊》(9)，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