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作为跨境民族是近代以来由朝鲜半岛移居到中国东北的族群。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朝鲜族人口为183万人，占总人口的0.14%，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以及内地大中城市。其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朝鲜族聚居地，朝鲜族人口75.9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35.8%，占全国朝鲜族总人口的43%。作为跨境民族，朝鲜族为保持自己的民族认同及血统，兴办学校，开展民族教育，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与外族通婚，而是实行单一的族内婚。

智慧城市建设希望打破原有各委办局信息系统分散采购、垂直管理的模式，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平台实现对政府IT资源的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运维、按需使用，对各系统的数据进行采集、共享和开发的目标，仅仅依靠行政命令是很难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婚姻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经济活动日益活跃，人际交往及文化不断融合，打破了原有壁垒森严的婚姻族群边界。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由于人口流动加速、民族交往增多、教育水平提高等各种原因，朝鲜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比例不断增多，进一步凸显出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国少数民族新的文化诉求。

一、延吉市朝鲜族族际通婚现状

延吉市位于吉林省东部，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全市户籍人口53.59万人，朝鲜族人口30.6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57.17%。城市化水平超过90%，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同时，也是以朝鲜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除了朝鲜族以外，还有汉、满、回、蒙、苗、锡伯族等多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比重的40.26%；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2.57%。*本数据来源于《延吉市年鉴》，2015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各民族交往频繁，民族关系和谐，增加了族际通婚的可能性。

目前UACS的机制及治疗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研究。就现今而言，无论是中医的辨证治疗还是西医的病因机制的研究及治疗都存在其各自的优点与不足。在以后的临床治疗中能否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弥补其各自的缺点，提高其治疗的效果也是可以进行研究发展及运用的一种选择。

1．临床资料：收集2010年9月至2017年12月间河南省肿瘤医院放射科行CT或MRI检查并经手术病理确诊的27例SPT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所有患者影像学检查前未行穿刺活检或相关治疗。

该矿石在41.41%-0.074mm磨矿细度条件下经弱磁一粗一精一扫流程选别，精矿指标较好，但尾矿品位为37.01%，较高。从该矿石物相分析结果知，褐铁矿占23.70%，假象赤铁矿占18.92%，采用的弱磁一粗一精一扫选别流程难以对这两部分的矿物进行有效回收，原矿中相当一部分褐铁矿、假象赤铁矿进入到了尾矿中，导致尾矿品位偏高。若要进一步回收，需耗费较高的加工成本，经济上不可行。

表1 延吉市族际通婚情况统计表

年份数量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上半年登记总数48094637436049544752541653655420529352792727朝汉通婚数325337291388411486478537534577305通婚率6.76%7.27%6.67%7.83%8.65%8.97%8.91%9.91%10.09%10.93%11.18%

数据来源：延吉市民政局。

表2 延吉市族际通婚民族比例情况统计表

年份数量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上半年朝汉通婚数325337291388411486478537534577305男朝女汉213237201249283328327367350372213所占比例65.54%70.33%69.07%64.18%68.86%67.49%68.41%68.34%65.54%64.47%69.84%女朝男汉1121009013912815815117018420592所占比例34.46%29.67%30.93%35.82%31.14%32.51%31.59%31.66%34.46%35.53%30.16%

数据来源：延吉市民政局。

(一)从通婚比例来看，朝汉族际通婚比例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和城市发展布局的规划部署，人们在购房和选择居住地点时更多地考虑到交通、就业、购物、休闲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保健、治安环境和自然环境等因素，原有的居住格局发生了变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际关系和交往心态也在改变。以延吉市现有的6个街道的人口数量为例，进学街道地处延吉市东部，现有人口11.39万人，其中汉族7.38万人，占64.8%，朝鲜族3.72万人，占32.66%，其他少数民族占2.53%；北山街道位于延吉市东北部，现有人口9.05万人，其中朝鲜族占总人口的50%；公园街道地处延吉市西北部，总人口数6.77万人，其中，朝鲜族4.2万人，占总数的62.1%，汉族和其他民族2.56万人，占总数的37.9%；建工街道位于延吉市东南部，总人口11.28万人，其中朝鲜族占63.34%；新兴街道位于延吉市中心，人口6.2万，朝鲜族约占79%；河南街道位于延吉市西南部，总人口9.73万人，朝鲜族占60%，汉族占39%，其他民族占1%。*本数据来源于《延吉市年鉴》，2015年。虽然从人口数量上看，仍然是位于城市东部的进学街道汉族的人口数量居多，而位于城市西部的公园街道、建工街道和新兴街道的朝鲜族人口数量居多，但是与过去的聚居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各民族杂居的居住格局。

近4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变化，对族际通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表1可知，2006年，朝汉通婚数为325对，当年登记总数为4809对，族际通婚率为6.76%；而到了2016年，仅上半年，朝汉通婚数就已经达到了305对，占总登记数2727对的11.18%。从2006年的6.76%到2016年的11.18%，短短的十年间，朝汉族际通婚比例就已经上升了4.42%，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族际通婚比率正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

(二)从性别角度来看，族际通婚中朝鲜族男性与汉族女性通婚的比例占绝对优势

在人们的印象中，汉族男性与朝鲜族女性的结合，是族际通婚家庭的标准构成。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印象，一是从男性在家族和家庭中的地位来说，或多或少地受到传统宗法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影响，潜移默化地受“男子从属于家族，女子从属于男子”和“女子出嫁，子女从父，父子传承”等传统观念的制约；二是从朝汉民族间择偶的要求来看，汉族男性把结婚对象首选为朝鲜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朝鲜族女性勤劳能干、爱干净、孝敬公婆，堪称贤妻良母。与此同时，朝鲜族女性选择汉族男性的主要原因是她们认为汉族男性当中多为有才干、有能力的优秀人士，他们顾家，心疼妻子，因而能为减轻妻子的劳动负担，帮忙做家务，不像朝鲜族男性那样躲避家务劳动，有大男子主义思想。

同时，族际通婚又会促进语言的适应和融合。在与族际通婚家庭成员进行访谈时，笔者了解到，在朝汉通婚家庭中，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朝鲜族一方从小在汉族学校接受教育，完全不懂朝鲜语，或朝鲜语仅仅满足日常简单对话，相反，他们对汉语的掌握程度基本上与汉族无异，所以在与汉族配偶交流的过程中以汉语交流为主，完全没有沟通障碍；另一种情况是朝鲜族一方从小接受朝鲜族学校教育，由于朝鲜族学校普遍实行“双语”教育，虽然其汉语水平不如朝鲜语应用自如，但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交流，所以他们与汉族配偶进行交流时会以汉语为主，与其父母及朝鲜族亲属单独相处时使用朝鲜语。而在长期的家庭生活熏陶下，汉族一方在不知不觉中也能听懂朝鲜语，甚至能够掌握日常的朝鲜语口语。

在调查研究中我们还发现，朝鲜族在固守自身民族意识的同时，对传统的社会生活或家庭生活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娱乐方式、生活习惯、风俗礼仪等方面都进行着调适，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也表现出汉族对朝鲜族优秀文化的接受和适应，以期达到文化的融合，形成新的文化整合。只有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比较融洽与和谐时，其成员才有可能出现一定数量和比例的族际通婚。合理的家庭生活方式，不但解决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使其重新整合后形成一种全新的至少是满足家庭成员不同文化背景的生活方式，使两种文化的适应成为必然，达成了一种积极的调适。

2006年至2016年上半年，每年约有5000对新人到民政局登记结婚。纵观其中的变化可知，朝鲜族和汉族间通婚的数量在逐渐增加。下面的表1、表2是根据延吉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供的数据整理所得，从中可见延吉市近十年朝鲜族和汉族通婚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二、族群文化因素对族际通婚的影响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的基本表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不同民族的成员之间相互交流，必然会遇到语言不同、沟通不畅的问题。[2](25)金炳镐教授在《民族关系理论通论》中也指出，“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载体，民族间相互尊重越多，民族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越有可能。”[3](259)

(一)语言因素：双语能力的掌握与族际通婚

在两个族群共处的过程中，各自族群的“基本特征”都会经历从排斥到互动再到变迁的变化。族群之间特征差异越大，分层越明显，其族群之间的“边界”就会越清晰；相反，在长期的交往中，族群之间的特征差异逐渐缩小，其“边界”就会越来越模糊，两族之间自然地会形成平等和谐关系，成员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也会达到较高水平，使得族际通婚成为可能。在延吉市，由于朝鲜族和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两个民族的文化都受到了对方民族文化的影响，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而这种在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形成的共享文化不断地增加，这种共享性在语言、服饰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体现。

目前，常州市企业涉农类博士后工作站9个，其中国家级3个，省级6个；涉农类院士工作站4个；涉农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2个，其中省级23个，市级9个；企业涉农类技术中心23个，其中国家级4个，省级8个，市级11个；省级农业重点实验室2个。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朝鲜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为保障朝鲜族公民自由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促进朝鲜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延边州出台了相关的法规，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简称《工作条例》)明确规定：自治州自治机关在履行职务时，通用朝鲜语言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两种语言文字；自治州行政区域内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召开会议和制发公文、会议材料等有关资料以及口语表述时，应当同时或者分别使用朝、汉两种语言文字；自治州行政区域内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体工商户的公章、公告、奖状、证件、牌匾、标语、广告、标志、路标、标签等应当并用朝、汉两种文字；正确把握和处理“双语”教育，尊重和保障朝鲜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提倡和鼓励开展激发非朝鲜族公民学习朝鲜语言文字兴趣的各类活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由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颁布。

在《工作条例》的指导下，延吉市在语言交流中通常使用朝鲜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一般情况下，朝鲜族在与族内同胞或者家庭内部交流时使用朝鲜语，但是在与其他民族交往或是有其他民族在场时使用汉语。由于朝鲜族从小接受汉语教育，汉语已经成为朝鲜族一种“无障碍沟通语言。”延吉市各朝鲜族中小学，都在大力推行双语教育。如今，朝鲜族学校从小学一年级起便开设汉语课程，因而在朝鲜族民众中利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读书学习已极其普遍。近年来，为了能让孩子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很多朝鲜族家长倾向于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汉族学校接受教育，使得这些朝鲜族学生的汉语水平与汉族学生趋同。汉族学校也同样把“双语教育”作为特色，具有百年历史的延吉市北山小学就率先利用地缘优势和人文优势，聘请专业的朝鲜语教师给学生们上课，讲授日常会话。因此，语言沟通无碍是组成族际通婚家庭的基础。

然而通过实际调查发现，目前在延吉市朝汉族际通婚家庭中，汉族男性娶进朝鲜族新娘的数量相对少，而朝鲜族男性与汉族女性通婚的比例居多。从表2的数据来看，2006年到2016年上半年，在朝汉族际通婚家庭中，朝鲜族男性与汉族女性结合所占的比例每年都会超过64%，2007年甚至超过了70%，其通婚比例占绝对优势。这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人口流动的加速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无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大量婚龄朝鲜族女性离开延吉，前往国内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就业，造成朝鲜族婚姻适龄男性选择同族女青年的机会锐减，转而选择汉族女性结婚，导致“朝男汉女”的通婚比例占绝对优势。

多民族语言的融合与交流，不仅有利于多民族家庭成员相互增进感情，更有利于拉近民族间的距离，消除民族间的隔阂，为族际通婚奠定了基础。

(二)生活习俗及礼仪文化因素：变迁与融合

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及礼仪文化源自于本民族在社会发展中的生活积淀，不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更是一种向心力、凝聚力的表现，但是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也发生着变迁和融合。其变迁主要分为三个过程：第一，对他族文化有所了解，认可并尊重其文化；第二，接受他族文化并将其付诸实践，成为本民族生活的一种新现象；其三，他族文化在本民族中已经习以为常。[4](59～62)在延吉市，朝鲜族和汉族的文化习俗正经历着变迁与融合。如：

饮食文化方面，汉族传统饮食饺子、炖菜早已被朝鲜族所接受；而朝鲜族特色饮食泡菜、酱汤、冷面、打糕等也成为汉族喜爱的饮食。笔者在访谈中发现，很多朝鲜族都会包饺子，甚至在除夕夜的年夜饭上都会吃饺子以代表“更岁交子”之意；朝鲜族泡菜在汉族的餐桌也成为家常便饭，有的汉族表示吃饭的时候如果没有泡菜总觉得少些什么。而近两年在延吉的各大冷面部又推出了一种新的组合搭配，颇受欢迎——冷面配锅包肉，可以说完全突破了朝鲜族和汉族饮食的界限，体现了两族饮食文化的融合。

服饰文化方面，个体对服饰的态度也会表现为文化的多元与融合。朝鲜族在参加节日盛会或是重要场合时会身着民族服饰，日常工作生活中则与汉族无异。但我们也发现，汉族对朝鲜族服饰并不拒绝，一些汉族年轻人在拍摄婚纱照的时候也会选择一套朝鲜族礼服拍照留念；在节日庆典活动中，汉族也会配合穿着朝鲜族服饰来烘托节日氛围，虽出于好奇，但心怀审美，体现出对朝鲜族服饰的欣赏和认可。

先有宋公明夜看小鳌山，被刘高陷害，引出了花荣、秦明和黄信一筹好汉大闹清风寨；后有梁山人马趁元宵节夜里百姓赏灯城中无备，袭击大名府，搭救玉麒麟；大聚义后，宋江一心招安，带着众心腹到东京探访李师师，不想忍了一肚子鸟气的黑旋风李逵狂性大作，杀将起来，将东京搅了个鸡犬不宁，同样是发生在元宵夜里。

(三)教育程度因素：学缘与婚恋

在研究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时，基本都会考虑到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一般情况下，具有相近教育程度的人往往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和更多的接触机会(上学时在学校里、毕业后在工作场所)，这种认同感和相互结识的客观条件增加了恋爱通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一般接受民族政策的教育多一些，族群偏见少一些，他们与其他族群通婚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加。[1](457)

对汉族来说，受教育程度高低与通婚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但对于朝鲜族来说，由于重视教育，在提高教育水平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通婚意识。早在1952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时，朝鲜族所在地区就已经普及了小学和初中教育；1958年，很多地区成立了高级中学，朝鲜族教育基本上实现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一整套的民族教育体系。[5](67～72)但在此期间朝鲜族大力发展的是民族教育，对于民族观念仍是一种加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朝鲜族民族教育依托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出现了父母带着孩子去海外或沿海等大城市打工求学，为提高汉语水平、更好地适应社会主动将孩子送入汉族学校接受教育等诸多新情况。这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民族教育观念，而且还提高了受教育程度。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的社会地位越显突出，社会交往范围就会增大，所接触到的人则越多，所接触的人中异族群体人口占的比例就会相应的扩大，其知识面更广，眼界更开阔，对国家民族政策有更多了解，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得到加强，所以进行族际通婚的几率也会增加；相反受教育的程度和社会地位越低，进行族际通婚的几率就相应地降低。而今，延边有着“教育之乡”“文化之乡”的美誉，全州每万人中就有1034人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这一比例不仅远超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而且比全国平均水平多出141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倍，良好的教育基础也增加了通婚的可能性。

三、族群社会因素对族际通婚的影响

(一)居住格局的变化

在一个城市中的各街区中，不同族群是混杂居住还是彼此隔离，会影响族群之间交往的深度与广度，影响族群关系的和谐程度，甚至会影响族群对自己本族成员与另一个族群缔结结婚时的态度。[1](434～436)延吉市现辖进学、北山、新兴、公园、河南、建工6个街道，朝阳川、依兰、三道湾、小营4个镇，面积约为1492平方千米。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1952年9月3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成立(1955年改称自治州)时，延吉为州府所在地；1953年5月，延吉市从延吉县划出，设立县级市，所辖面积远远小于现在。当时，虽然没有在行政区域上划分各民族所居住的范围，但是由于生活习惯和人际交往的不同，人们还是在居住格局上自觉不自觉地集中在不同区域。也就是说，大部分朝鲜族聚居住在延吉市西部，而大部分汉族聚居在延吉市东部，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圈。居住的隔离，不仅会影响相互交往的深度与广度，还影响到他们对族际婚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朝鲜族和汉族通婚的发生。

由于朝鲜族是移民民族，为其血统的纯粹性，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族内婚的传统。改革开放以前，延吉市婚姻记录登记不全，因此无法从数据中直观地进行对比。通过对当地人的访谈可知，朝鲜族很少同汉族通婚，一旦结婚，不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还会引来周围很多非议，甚至有些人不得不搬到其他地方生活。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语言学家约瑟夫·H·格林伯格打开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语言类型学。该理论主要的观点是在对人类语言的机制和规则进行概括总结时，必须要进行跨语言验证，而要研究任何一种语言的特点都离不开跨语言比较出的共性和类型分类的基础。我国著名英语学者许国璋也提出：“过去的研究太过于强调汉语和欧洲语言之间的差异，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相同点。”[1]近年来，语言类型学逐渐风靡，挖掘汉语和英语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掌握两者之间的普遍特征成为潮流。

居住格局的变化可以使各民族成员之间相互接触、相互了解、相互合作。各民族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和理解，打破了民族间的壁垒，在交流和互助过程中逐步建立了融洽的关系，这些都为族际通婚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赵爽弦图证明方法(如图1)以及毕达哥拉斯证明方法(如图2)是勾股定理比较常见的两种方法，“人教版”课本中对两种证明方法进行分开呈现，但在教学过程中建议对两者进行一起教学.

(二)人口流动的加快

族际通婚与人口流动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如果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性大，则说明这个地区人口的异质性越大，该地区的族际通婚率就越大。相反，如果这个地区是单一民族，且人口流动性小，那么这一地区发生族际通婚的概率就会很小。正如布劳等人在对美国125个最大城市的族际通婚问题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各族群在社会空间中的不同分布会影响族际之间的交往，相对规模和异质性是影响族际通婚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中小群体规模与该群体成员的群体外通婚率成反比；地区的人口异质性与该地区的群体外通婚率成正比。[6](173～187)

作为跨境民族，朝鲜族人口流动现象比较明显，主要表现为跨境流动和向境内大中城市流动。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朝鲜族人户分离的有44.07万人，出国的人数达到31.78万，分别占朝鲜族总人数的24.07%和17.36%，[7](701～706)朝鲜族人口流动的性别及年龄等情况(详见表3)，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族际通婚的发生。

表3 朝鲜族人口流动的性别及年龄特征*本数据根据王晓峰，田步伟《延边朝鲜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人口学刊,2015年第3期，第78-87页)一文整理得出。 (单位：%)

项 目类 别境内流动跨境流动性别男性53.5052.65女性46.5047.350-14岁6.640.57年龄15-40岁77.6249.1441-64岁14.3449.4765岁以上1.400.82

资料来源：原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开展的2011年三类地区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

第一，从年龄比例来看，在境内流动的朝鲜族主要以15-40岁之间的青年人为主，占境内流动人口总数的77.62%；从性别比例来看，传统家庭中主张“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逐步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朝鲜族女性离开家乡外出打工。而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来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对女性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所以更多的朝鲜族女性进入到人口流动的大军中来。因此，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朝鲜族聚居的地区处于适婚年龄的朝鲜族女性人口减少，增加了朝鲜族男性选择其他民族通婚的几率。

第二，从社会地位的提升来看，无论是境内大中城市的人口流动还是跨境人口流动，其目的都是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移动。经济发达地区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年轻人愿意走出家乡，从工作上、生活上和思想上较多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开始接受了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在此过程中，原有的传统婚姻观念便逐步改变了。年轻人身上发生族际通婚的概率正不断提高，择偶途径和标准也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人口流动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平等交往与交流，引发了民族内部的变化，增加了通婚的可能性。

四、结语

以上就是根据影响族际通婚的群体性变量所进行的研究，当然其中还包括个人层次的因素，但由于个人生活在群体社会之中，个人因素也会受到群体因素的影响。目前，延吉市朝汉通婚率为11.18%，虽然从数值上看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相比相差很多，但是这一比例与2006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且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表明朝鲜族的婚姻观念正在发生改变。随着民族交往的加深，一方面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良性互动，族际通婚的趋势会逐渐增加；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促进当地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马戎：《民族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宋兴烈，徐杰舜：《族际通婚：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桂林龙胜里排壮族族际通婚的人类学考察》，《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3]金炳镐：《民族关系理论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

[4]刘瑶瑶：《多民族杂居移民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对青海海西州乌兰县铜普镇四个移民村的个案调查》，《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5]尹允镇：《朝鲜族教育的历史、现状及其对策》，《民族教育研究》，2011年第1期。

[6]梁茂春：《什么因素影响族际通婚？——社会学研究视角述评》，《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7]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