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时期是清代政治最为稳定的一个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这个时期也是清朝最为繁荣昌盛的一个时期。政治较为清明，民族关系也得到缓和。历朝历代，后宫与前朝的关系都是极为密切的。康熙朝后妃中满(后)妃、蒙(后)妃、汉妃人数所占的比重也正是当时满蒙、满汉之间民族关系的集中表现。学者更多的是侧重于对清代的后宫制度，丧葬制度以及后妃的服饰这些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运用社会史学和计量史学的方法，对康熙朝后妃的民族成分进行探究，在分析后妃的民族成分的同时对满蒙汉三类嫔妃的数量比例与当时清朝的满蒙政策、满汉政策进行研究。

一、清朝(后金)后妃的民族成分组成

1.满(后)妃

“满(后)妃”即为满洲出身的后妃，是对所有满人后妃的统称，主要包括两种类型：满洲八旗后妃，满洲八旗包衣后妃。满洲八旗后妃是指由户部主持的选秀产生的满八旗贵女后妃，主要是出身显贵的满州八旗女子。

满洲即女真。“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中，有敕曰：‘我国原有的满洲、哈达、乌喇、叶赫、挥发等名，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诸申乃席北超墨勒根之裔，与我国无关。今后一切人等，只许称我国满洲之名；其各旗贝勒所属人员，勿称为某旗贝勒家诸申！’此敕所云诸申，即女真之对音。”[1] 此后，女真人即自称满人，清朝统治阶级亦称自己为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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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时期，孝慈高皇后、元妃、继妃、大妃都是满人，四位侧妃中的伊尔根觉罗氏、哈达纳喇氏、叶赫纳喇氏也都是满人。由此可见，在太祖努尔哈赤时期，满(后)妃是后宫中的主体。太宗皇太极时期，后宫中的满妃数量明显减少，庶妃以上的人中仅有元妃纳喇氏、继妃乌拉纳喇氏和侧妃叶赫纳喇氏是满人。

满(后)妃是康熙后妃中的主体，是康熙帝后宫里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群妃嫔。她们大多身居高位，有子傍身。或子以母贵，或母凭子贵，在康熙朝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类出身显贵的后妃在康熙初年较为常见，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此时康熙年少，政局不稳，需要更多朝廷重臣的拥护，而联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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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联姻可以通过嫔妃安定朝臣之心，而作为嫔妃外家的大臣以此便会与皇室休戚与共，在必要时维护帝王的权威，皇室的尊严，从而巩固家族的利益。此乃互惠互利之事。不过联姻之法也并非没有弊端，当帝王软弱，皇权的威慑力下降之时，外戚的权力便会相对应的迅速的膨胀上升，从而威胁皇权，更甚者主导帝王的废立。不过康熙朝联姻的作用显然是利大于弊的，为康熙帝的中央集权的强化奠定了基础。但这种情况到康熙中后期便逐渐改变，康熙帝大权独揽，自然会对外戚加以防备，从索额图、明珠之下场便可见一斑。

满洲八旗包衣后妃是由包衣宫女晋位而成的包衣后妃。满洲八旗包衣后妃虽也是满人出身，同样出自满州八旗，可却出自八旗包衣，地位卑微。 “考包衣之名，‘包’者，满洲意为‘家’也。‘衣’者，是虚字，如同汉文的‘之’字……别设包衣参领佐领，则专为家之舆台奴仆，即有时亦随主驰驱，乃家丁分外之奋勇，家主例外之报效，立功后或由家主之赏拔，可以抬入本旗。此下五旗包衣之制也。其后上三旗体制高贵，奉天子之家事，即谓之内廷差使，是为内务府衙门。内务府大臣原名包衣昂邦，昂邦者总管之谓。”[2] 诸如此类的嫔妃在康熙后宫也较为常见。如雍正帝生母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她的父亲护军参领威武，其祖父额参曾任膳房总管，后升为内大臣，乌雅氏一族是清朝初年被编入内务府包衣籍的。康熙帝后宫中还有一个出身最为卑微的嫔妃。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太子胤礽第一次被废黜之后，以阿灵阿为首的大臣曾推举八阿哥胤禩为太子，上曰：“允禩未更事，且罹罪，其母亦微贱，宜别举。”[3]康熙帝这里说的“其母”指的就是胤禩生母，良妃卫氏，出身辛者库。良妃亦是包衣出身。

2.蒙(后)妃

清朝时满、蒙两族之间关系密切，以联姻为纽带。“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封建王朝，十分注重同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清朝后宫除了按照祖制采选八旗秀女为后妃外，还有意识地采取与蒙古各部联姻的政策。”[4]

联姻之法在中国由来已久，先秦时期诸侯相攻伐，为壮大实力，吞并他国，往往选择别国公室之女进行联姻，联姻的双方互为亲戚，在政治中联系更是密切。汉朝时为缓和局势曾与匈奴、乌孙等国联姻。唐太宗时期为加强与周围部族的联系遂将文成公主下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唐中宗时期金城公主也和亲吐蕃赞普赤德祖赞。

康熙帝的后宫嫔妃中仅有两位蒙妃，这既是出于政治考虑，也避免因皇帝与蒙古出身的皇后感情上的矛盾冲突而导致满蒙关系的疏远[9]。同时康熙的两位蒙妃：慧妃和宣妃，皆命途多舛。可见康熙帝在拉拢蒙古诸部，借助蒙古势力的同时，也遏制其势力在满清皇室的蔓延。也正是康熙帝的这种打算，彻底打破了皇太极时期、顺治时期蒙妃在后宫和满清皇室中的一枝独秀的局面。而另一位宣妃，入宫为庶妃，直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大封后宫之时方册为宣妃，而此时的宣妃已非青春年华，可见并非是为康熙之所喜而册为妃。康熙时期这类蒙妃大多是因政治需要而入宫，可入宫后却一生不得康熙宠爱，无子无宠，下场凄凉。

电阻率值为7.01～21.44 Ωm，声波时差为331.03～571.10 μs/m。从电性曲线来看，在1152.90 m以浅电阻率值由高阻逐渐变为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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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康熙帝，后宫嫔妃中出自汉军八旗的比之顺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孝懿仁皇后、悫惠皇贵妃皆出自佟佳一族。《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记载：后家佟氏，本汉军，上命改佟佳氏，入满洲。从这里可以知道，康熙的母亲孝康章皇后，后妃孝懿仁皇后、悫惠皇贵妃皆出自佟佳氏一门，康熙即位后，将原属汉军旗的佟家抬入满军旗，并改“佟氏”为“佟佳氏”。康熙晚年时期所宠幸之女大多为汉妃，其中纯正的汉人女子居多。顺懿宓妃王氏，本是康熙乳母之子李煦的表妹，后被康熙带回宫中，颇受宠爱，生三子(十八皇子胤衸早夭)。纯裕勤妃、熙嫔陈氏、穆嫔陈氏等皆为汉女。康熙后宫嫔妃中汉妃所占比例并不小，远比蒙妃要多，尤其是康熙晚年时期，汉妃的数量更是不断增加。汉妃一直颇受康熙宠爱，且为其孕育众多子嗣，只是康熙对其份位颇为吝啬，况有祖制在前，汉妃在后宫中颇受排挤，生前跻身妃位者少之又少。

康熙帝后宫嫔妃中为数不多的两位蒙妃皆来自科尔沁蒙古，这与清朝与科尔沁蒙古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分不开的，康熙的祖母，皇太极时期的“永福宫庄妃”，历经太宗、世祖、圣祖三朝的孝庄太后便是出自科尔沁蒙古。

康熙朝以后后宫中的蒙古女子人数非常少，雍正帝未曾纳蒙女为妃。乾隆帝后宫中的颖贵妃巴林氏、豫妃博尔济吉特氏、恂嫔霍硕特氏是蒙古人。此后的嘉庆到宣统时期，后妃中也仅有孝静成皇后、孝哲毅皇后和庄和皇贵妃是蒙古人。

自清军入关，满人入主中原以来，或为显示满汉一家，宫中始有汉妃。选汉妃充实后宫源于世祖顺治时期，顺治帝曾立汉女为妃，恪妃石氏就是汉人。

“清王朝之所以对蒙古实行和亲政策，是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民族势力发展紧密相关的。”[5]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叶赫、哈达两部族纠合乌拉、辉发、科尔沁锡泊、卦勒察、珠舍哩、讷殷等七部三万来寇。”[6] 之后不仅战败降金，与后金的关系逐渐密切。这其中和清朝关系最为友好的是科尔沁蒙古、扎鲁特蒙古以及喀尔喀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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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妃

清朝有“汉女不得为妃”的祖制，而汉妃所生之子更是无缘大位继承。努尔哈赤时期，汉人在后金的地位是非常低的，这一时期后金统治下的汉人要么是战败的明朝将士官员，要么是八旗在战争中掳掠而来的汉人奴隶。皇太极即位以后，对待汉人多有优待，如范文程之类的饱学之士也多得善用。汉人编为一旗，也即汉军旗，亦是自皇太极始。“皇太极即位后，曾拔出汉人于满洲官的控制下，于天聪五年把旧汉兵单独建为一旗，但他对编设汉军牛录也是有所节制的。”[10]汉军八旗相较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地位较低。皇太极时期为了安抚汉人，联姻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其余令国中诸贝勒大臣各分四五人，配之以妻室，善抚养之。”[11]

顺治时期的废后(静妃)博尔济吉特氏和继后孝惠章皇后也都是蒙女，二人皆来自科尔沁蒙古。

皇太极在位期间，逐渐完善了清朝的后宫制度。崇德年间，在后宫建立五宫，分别为麟趾宫、清宁宫、关雎宫、衍庆宫、永福宫。而皇太极所册立的清宁宫皇后、麟趾宫贵妃、关雎宫宸妃、衍庆宫淑妃、永福宫庄妃皆是蒙女。尤其是林丹汗败北之后，清朝的诸亲王、贝勒之中福晋出自蒙古的更是数不胜数，睿亲王多尔衮的嫡福晋和其他几位福晋均来自蒙古。

清太祖、太宗时期的满蒙联姻呈现出互相嫁娶的特点[7]。顺治以后清朝统治者迎娶蒙古女子的数量确实是在逐渐减少，但相对应的，在康、乾二帝执政期间，被遣嫁蒙古的满族女子数量却是直线上升的。

“前几年我镇中小学生流失较多，特别是与邻县交界的几所学校，选择到邻县就读的学生一度超过400名。面对学生流失严重的现象，我镇采取什么措施留住学生？”

二、康熙朝后妃的入宫途径

努尔哈赤时期后妃制度并不完善。《清史稿》后妃列传记载：“太祖初起，草创阔略，宫闱未有位号，循国俗称‘福晋’。”这时的“福晋”这个称谓仅相当于汉语中“夫人”，并没有特殊的涵义。太宗朝皇太极设立五宫，区别位份，世祖朝大多因循旧例。可以说，康熙朝以前，清朝的后妃制度并不明确，没有明确规定位份高低，后妃人数也没有定额。及至康熙朝，后妃制度方趋于完善。“康熙以后，典制大备。”及至此时，紧随着后宫制度的完善，三年一选的秀女大选制度也得以确定下来。因而，清朝的后妃制度从太祖努尔哈赤起至康熙帝时逐渐完备，而以后的乾隆诸朝也依制而行，未有大改。康熙时期的后宫已然初具规模，与此相对应的等级尊卑的约束更加严苛。“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一，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朝或以后诸朝，在有中宫皇后的情况下皇贵妃并不常设，皇贵妃位同副后，有管理六宫之权，多在后位虚悬之时设之以管辖后宫诸嫔妃，总理后宫事务。

1.选秀

清朝后妃的主要入宫途径是选秀。选秀制度始于顺治年间，及至康熙年间已成定制。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清朝入主中原，有了大一统的稳定的政治条件，选秀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萌芽并在康熙朝进行了完善。

康熙朝的后宫嫔妃可以分为满妃、蒙妃、汉妃三种。满妃、蒙妃、汉妃主要来源于选秀，在满、蒙、汉八旗中挑选适龄女子充实后宫。康熙时对选秀制度有明确的规定，选八旗秀女每三年一次，选内务府秀女每年一次[12]。这里所记载的选秀分两种，三年一选指的是选八旗贵女，由户部主持，这些女子一旦被选中，“或备内廷主位，或为皇子、皇孙栓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13] 而另外一种一年一选的，由内务府主持的选秀，则是选八旗包衣充入宫中为宫女。“从内务府包衣(家奴)佐领下的女儿作为秀女选入宫中的不得正式选为妃、嫔，不能与宗室结亲。”[14]自然，以这种方式入选的秀女是供皇室驱使的宫女，若非意外，一辈子也无法摆脱作为宫女的命运。不过，万事皆有例外，这些宫女中也不乏有“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特例，如康熙朝的德妃乌雅氏、定嫔万琉哈氏，乾隆时的令皇贵妃魏佳氏。

2.待年宫中

嫔妃未成年之前选入宫中视为入宫待年。顺治、康熙二帝皆在稚子之龄登基为帝，完全还未到娶后纳妃的年纪，所以选年龄相仿女子入宫陪伴，这些嫔妃没有经过正规的选秀途径入宫。顺治时期便有后妃入宫待年的先例。《清列朝后妃传稿》记载：悼妃，博尔济吉特氏，是科尔沁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之女。选入宫中待年，未及册封便逝世，顺治十五年(1658年)被追封为悼妃。康熙后妃中荣妃马佳氏和慧妃博尔济吉特氏也是幼时便待年宫中。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下诏：“谕礼部，博尔济金氏，乃科尔沁冰图郡王额济音之亲叔额德台吉之子三等台吉阿郁锡之女。选入宫中待年。方欲册封，今遽尔长逝。朕心深切轸悼，宜追封为妃。其封号及应行礼仪，尔部即察例议奏。寻允礼部议。追封为慧妃。”[15] 慧妃幼时即入宫待年，康熙初年逝世，封号亦是追封。

3.南巡所获

在正常的选秀入宫和入宫待年之外，康熙朝后妃还有一种入宫方式，即南巡时被皇帝带回宫中。这种方式在康熙朝后期尤为常见。这类后妃是在康熙帝南巡时各级官员进贡献上的女子。历史上康熙曾六次南巡，这为其后宫增加了不少新鲜面孔。这类汉妃在康熙朝后期颇为受宠，康熙后妃中的顺懿宓妃王氏便是康熙南巡所获。

三、康熙朝后妃的位份升迁

在康熙后宫嫔妃中家世和子嗣是进位必不可少的两个因素。康熙二十年(1681年)初封的四妃惠妃、宜妃、德妃、荣妃皆为康熙诞育了诸多皇嗣。“惠妃纳喇氏生承庆(殇)、允禔；宜妃郭络罗氏，生允祺、允禟、允禌(殇)；德妃(雍正帝继位后加封为孝恭仁皇后)乌雅氏，生世宗、允祚(殇)、允禵、皇七女(殇)、皇九女、皇十二女(殇)；荣妃马佳氏，生承瑞(殇)、赛音察浑(殇)、长华(殇)、长生(殇)、允祉、皇三女。”[16 ]这或许是四妃在康熙帝初次大封后宫之时能跻身妃位的原因之一。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帝再一次大封后宫，而这次的册封主要针对有子、有宠，亦或是家世显赫的后妃。成妃、密嫔、定嫔、勤嫔皆孕有子嗣。除了子嗣这种母以子贵的方式之外，康熙初年所册封的后妃皆是家世显赫之人。如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她的父亲是内大臣葛布喇，祖父是一等大臣索尼；再如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她的父亲是一等公遏必隆，温僖贵妃，钮祜禄氏是孝昭仁皇后的妹妹。索尼和遏必隆都是辅政大臣，地位显赫。而孝懿仁皇后和佟佳贵妃都是是康熙帝的表妹，孝康章皇后的侄女。

张彦等（2009）研究发现pH值会影响合成麝香等有机物在水溶液中溶解度。在碱性环境下，溶液中容易出现“胶溶”现象和“脱吸附”现象，导致已经附着在活性炭上的有机物也溶解到溶液中，从而增加溶液中的杂质，影响吸附效果；而在弱酸性环境下，活性炭表面的羧基和酚羟基等官能团能增强其吸附能力，且可以中和活性炭及原料中少量杂质所带的电荷使其聚沉而去除（陈宝福等，2004）。

四、康熙对后妃宠爱厌弃的政治考量

满(后)妃、蒙(后)妃、汉妃这三种民族成分不同的嫔妃在康熙朝后宫中的数量不同，身份地位也不相同，这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所导致，更与康熙帝的满蒙、满汉政策有关。这些嫔妃出身相差巨大，既有满洲贵女，也有满八旗的包衣宫女；既有蒙古亲王之女，也有汉臣之女(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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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康熙朝贵人及其以上妃嫔民族成分

类别满妃蒙妃汉妃满(汉)八旗孝诚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悫惠皇贵妃、淳怡皇贵妃、温僖贵妃、惠妃、宜妃、荣妃、平妃、僖嫔、通嫔、敬嫔、谨嫔、兆佳贵人、郭络罗贵人、纳喇贵人(那丹珠女)、纳喇贵人(昭格女)宣妃慧妃安嫔包衣(汉人)孝恭仁皇后、敬敏皇贵妃、良妃、成妃、定妃、端嫔顺懿密妃、纯裕勤妃、襄嫔、静嫔、熙嫔、穆嫔、袁贵人、易贵人

数据来源：笔者依据中华书局1976年版《清史稿》整理

而这些嫔妃的位份升迁，所得的宠爱厌弃，或许有康熙个人的情感所致，但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在康熙后妃中，满(后)妃、蒙(后)妃、汉妃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

自古以来，前朝后宫密不可分，二者联系密切。满妃的数量一直居高不下，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清朝在入关之后虽然对待汉人的政策多有改变，汉人的身份地位也有所提高，但“首崇满洲”的原则却没有改变过。康熙初年，康熙帝为获取满臣支持，稳固朝局，放弃了太宗、世祖两朝立蒙女为后的旧例，改立满女为后。所以，为了维护满族皇室血统的纯正，满妃的数量只会只增不减。相对应的，蒙妃数量的急剧减少也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蒙古态度的变化。清朝初期对蒙古施行的是互相嫁娶的联姻制度，但是在康熙年间，特别是康熙中后期，清朝统治者更为愿意的是将满族贵女遣嫁蒙古，拉拢蒙古首领而非将蒙古女子纳入后宫。而汉妃数量的骤增则是集中体现在康熙中后期，这一阶段政治较为清明，虽然有文字狱的摧残，但统治者对待汉族的贵族地主阶级和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仍是以拉拢为主。需要指出的是，在清王朝统治的几百年间并未出现外戚专权宦官乱政之事。清入关以后，更为重视满汉之间的关系，相较于与蒙古关系的逐渐弱化，与汉族的联系逐渐加强，受理学家的影响，认为学术是施政之本，籍以笼络士子[17]。在清朝的诸君之中，他较崇尚汉学，提倡“满汉一家”，或许这也是康熙朝后期后宫中汉妃数量骤增的原因之一。诚然，康熙帝后宫诸嫔妃由于各种原因入选，但这并不妨碍它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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