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相关机构披露的数据，2015年辽宁省外资实际利用额度仅为51.85亿美元，相较于2014年的FDI数据，辽宁省2015利用外资的情况不容乐观[1]。对于辽宁省而言，尽管2015年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外商直接投资“断崖式”下跌，但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大环境，2016年辽宁省仍保持一定的引进外资的优势。实际上，这种外商直接投资“断崖式”下跌也基本符合产业生命周期的规律，短暂的下跌体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也是为新的技术与产品的诞生积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国内消费不足、融资成本升高、投资风险加大、环保生态约束、资本收益率下降；土地、生产资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是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同时，中国目前出现的外商投资转移与撤资现象也必须引起注意。

为了能够对辽宁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客观的外资利用质量评估结果，在综合研究了辽宁省外资利用情况数据(1979-2015年)的基础上，孙梁等总结分析了辽宁省利用外资的历程、特点、行业结构及区域结构特征[2]。同时，基于国际和国内最新的评估外资利用质量的统计方法——PCA方法，本文对辽宁省2000年至2015年的外资利用质量进行了量化评价，并结合评价结果，提出了优化辽宁省利用外资质量的路径和应采取的对策。

二、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的评估

1.研究方法的选取

对于外资利用质量评估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提出过各自偏爱的众多评价方法。总体来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主观加权法，二是成分分析法。前一种方法存在部分指标重叠、无法量化、无法得出总体结论等技术性问题。相比较而言，成分分析法可以避免相似评价指标的重叠交叉对评估结果的影响，能够解决评价指标共线性问题，更重要的是该方法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外资的利用质量。所以本文选择采用成分分析法。当然，成分分析法可供选取的指标(成分)也非常多。基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前期研究，在借鉴了傅元海和彭民安 [3]提出的评估指标和叶勇 [4，5]等提出的13个评估指标的基础上，本文最终确定了资本总量、劳动就业、税费收入、技术进步、管理提升、结构优化、质量提高、环境污染、市场化进程、对外开放度等方面的作用及技术溢出效应共10个指标(成分)体系，将这10个指标体系包含在本文的量化评估框架之内。

2.指标(成分)的测度及数据来源

为了避免绝对指标度量单位不一致，无法直接进行指标(成分)分析的问题，本文统一采用的是相对指标度量法。基于难易程度因其本身的特性差异，将度量指标分为单一数值直接度量的指标、综合数据直接度量的指标、计量方法测度的指标三个大类。本文分析所运用的工业数据、GDP、就业、外资、出口、固定投资、工业废水排放量和旅游外汇收入及对外经济合作数据等均采自2000-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5年《辽宁统计年鉴》、2000-2015 年《辽宁工业统计年鉴》，部分数据取自辽宁省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

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必须加快农业供给侧发展的科学化水平，加快农业和农村的升级转型，把去库存、重生产作为当前时期的第一任务。同时，要注重在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上进行保留，帮助后期农村在提升管理能力、可支配收入上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进程，以农村农民数量的减少来改善剩余农民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水平。

(1) 单一数值直接度量的指标。在外资利用质量评估的指标中，能够使用单一数值直接度量的指标包括外资对本地资本总量、税费收入、劳动就业、技术进步、管理提升、结构优化、经济质量等方面的影响。其中，外资的资本贡献(FK)=外资/全部固定投资；外资的税收贡献(FTAT)=外资企业的税收总额/全部企业税收总额，税收总额=利税总额-利润总额；外资的就业贡献(FL)=外资经济单位从业人数/全部从业人数；外资对技术水平影响(FTEC)=(内资-全部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全部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外资对管理水平影响(FMAG)可通过多种方式来度量，如增加值/管理费用、资产贡献率等。由于关于企业管理费用数据的非可获得性，这里只采用资产贡献率度量，即资产贡献率=(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则，外资对管理水平影响(FMAG)=(内资-全部工业企业的资产贡献率)/全部工业企业的资产贡献率。

此外，外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FST)=第三产业产值/工业总产值。外资对经济质量影响(FEQ)的度量可以通过中间投入产出率来度量经济质量，其中中间投入产出率=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增加值)。

2) 建设集状态实时监控、态势动态分析、异常智能预警、应急可视指挥、管理科学精细、信息精准发布、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智慧化系统.

FQ=α1 Z1+α2 Z2+α3 Z3+α4 Z4+α5 Z5

耦合是物理学的基本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13]，耦合的实质是系统及其运动方式之间的共生互动[14]。耦合理论广泛应用于教育、管理等领域研究中。本研究旨在对校友与校企合作工作的耦合关系及其体系建设进行研究，首先对其耦合基础进行探讨。

(3)计量方法测度的指标。苏振东和周玮庆 (2010)[8]构建测度外资对环境污染影响的计量模型，即 lnWAST=C+ωlnFDI+μ。其中，WAST为工业废水排放量(单位：吨)，外商直接投资根据当年年均汇率换算为人民币，C为截距项，ω为待估参数，μ为残差。估计结果为：

lnWAST=14.374-0.209lnFDI+μ (0.0000) (0.0000)

其中，括号内的值为P值，调整R2=0.850953，F=35.4340，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估计系数为-0.209。在这里不难发现污染的数据呈递减趋势且回归结果中系数为负，这表明随着外商投资的增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反而在下降。这一结果从表面来看与常理不符，但通过对辽宁省多年来所秉持的环境保护政策来看，由于其积极落实节能减排政策，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资源和技术优势逐年减少“三废”排放量，因而才出现这种结果。

3.主成分分析

为解决评价指标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主要使用的方法是主指标(成分)、因子载荷和旋转因子载荷因子分析进行评估。第一步进行的是主指标(成分)分析，公共因子(Z)的数目n一般按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或等于90%原则确定。通过观察表1，可见第5个主指标(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0.17%，所以确定公共因子的数目为5，见表1-2。

1.2.4 生物信息学分析 通过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MEDLINE网检索MLAA222基因的相关信息,包括同源比对、染色体的定位、核酸序列比对、结构功能域分析、基序(motif)分析等,对其理化性质、基本功能和抗原性做大致了解。

表1 主指标(成分)分析

主成分特征值差分方差贡献率累积方差贡献率14.32252.69620.43230.432321.62640.32100.16260.594931.30540.34950.13050.725440.95590.14890.09560.821050.80710.35450.08070.901760.45250.10120.04530.947070.35140.20690.03510.982180.14440.11680.01440.996690.02770.02100.00280.9993100.00660.00071

表2 特征向量

z1z2z3z4z5z6z7z8z9z10FEQ0.32-0.100.460.320.420.22-0.06-0.010.50-0.32FST0.050.45-0.560.090.350.55-0.18-0.040.030.12FPOL-0.31-0.100.210.35-0.470.630.280.110.010.14FMRK-0.330.460.290.050.13-0.06-0.180.59-0.29-0.33FOP-0.280.360.42-0.34-0.120.11-0.35-0.570.130.09FK-0.41-0.040.13-0.090.48-0.130.290.190.280.60FTAT0.310.340.14-0.430.040.160.72-0.04-0.11-0.15FL0.400.090.06-0.35-0.350.08-0.280.510.370.32FTEC0.420.010.360.220.160.05-0.13-0.07-0.600.49FMAG0.120.56-0.040.53-0.26-0.430.18-0.120.250.15

根据外商投资对当地各宏观方面影响的不同，可将其影响归类如下：外商投资对资本总量、劳动就业、税费收入的影响属于经济因子；外商投资对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影响属于技术管理因子；外商投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属于质量因子；外商投资对市场化进程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属于制度因子。

建筑劳务企业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理所当然应当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为了推动建筑劳务企业的发展，国家应当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完善建筑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规范建筑劳务企业可能出现的种种不良行为，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发展方向。建筑劳务企业也应当在满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内部规章制度，从而为自身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建筑劳务企业可以建立内部激励机制、质量保障机制以及实名制管理等，这些制度的建立都能够有效提高工作效率以及工作质量，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Z1=0.319FEQ+0.053FST-0.312FPOL-0.328FMRK-0.280FOP-0.413FK+0.307FTAT+0.401FL+0.415FTEC+0.121FMAG

教室一下子安静了，看得出，家长们有些紧张。随着画面开始流动，电脑里传出一句句真挚的话语：“我给我的爸爸妈妈打10分。”“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很多家长热泪盈眶，我仿佛能听到泪珠滴落的声音。时光就像停滞了一般，没有人摆弄手机，没有人聊天，大家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屏幕上，注意力全都在孩子身上。

Z2=-0.099FEQ+0.447FST-0.100FPOL+0.459FMRK+0.357FOP-0.036FK+0.344FTAT+0.091FL+0.006FTEC+0.560FMAG

Z3=0.462FEQ-0.557FST+0.207FPOL+0.292FMRK+0.423FOP+0.126FK+0.144FTAT+0.063FL+0.357FTEC-0.039FMAG

Z4=0.317FEQ+0.094FST+0.350FPOL+0.053FMRK-0.343FOP-0.094FK-0.432FTAT-0.345FL+0.223FTEC+0.532FMAG

Z5=0.416FEQ+0.351FST-0.473FPOL+0.129FMRK-0.116FOP+0.477FK+0.045FTAT-0.353FL+0.163FTEC-0.263FMAG

4.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的评估结果

以上述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并借鉴陈德铭和鲁明泓 [9]评估投资环境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到外资利用质量指数的公式：

(2) 综合数据直接度量的指标。本文关注的两个主要的综合数据直接度量指标为外资对市场化进程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基于本文采用卢中原和胡鞍钢 [6]设计的综合市场化指数法，外资对市场化进程的影响(FMAR)=辽宁省固定投资中外资的比例×0.3+辽宁省外资经济单位就业的比例×0.3+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产值/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0.3+外资批发零售企业占辽宁省销售总额的比例×0.2。

将α、Z代入上式，即可得出2000-2015年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指数FQ。

基于刘朝明和韦海鸣 [7]针对对外开放程度测度的研究，外资对开放程度的绝对影响(FOP)=W1×(外资企业进出口/GDP)+W2×(外资/全社会固定投资)。本文将外资对辽宁省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用外资的绝对贡献占对外开放程度的比例度量。

从旋转因子载荷看，外商投资对于当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经济质量、对外开放程度、税费收入、劳动就业、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影响在第一因子上有较大的正载荷，而对当地环境污染、市场化进程在第一因子上有较大的负载荷；外商投资对当地市场化进程、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在第二因子上有较大的正载荷，而对经济质量提升的影响在第三个因子上具有较大的正载荷，对产业结构、环境污染的影响在第四个因子上具有较大的正载荷。

图1 辽宁省利用外资质量的变化

三、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的结构分析

通过以上10个评估指标(成分)的计算，可以清楚地看出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的总体特征以及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但其中各个指标(成分)对于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的具体影响程度则是模糊和不明确的。据此，无法知道究竟是哪些关键(主要)因素影响了外资利用质量这个因变量。为了更明晰这些评估指标在外资利用质量评价中的具体作用，接下来将采用因子载荷和旋转因子载荷方法对指数内部结构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层探究。

1.外资利用质量决定因素分析

通过因子载荷以及方差极大法正交旋转因子载荷，可以明确知道影响外资利用质量的基本因素。如表3和表4所示，因子载荷和方差极大法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的结果基本上或总体上是一致的。

从因子载荷的结果来看，外商投资对当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经济质量、税费收入、劳动就业、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影响在第一因子上有较大的正载荷，而对当地环境污染、市场化进程、对外开放程度、资本的影响在第一因子上有较大的负载荷；外商投资对当地市场化进程、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在第二因子上有较大的正载荷，而对经济质量提升的影响在第二因子上是负载荷。

由下图1可以看出，辽宁省利用外资的质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指数由2000年的0.70下降到2015年的0.36，并且呈现出较大波动的特征。2000 年至2002年出现大幅下降又大幅反弹，2003至2005年则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2006-2007年呈明显上升态势，2008年又是突然下降；2009-2010年间则是缓慢上升，2010-2012年间又逐渐下降；直到2013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2015年再次出现下降的趋势。

根据主指标(成分)回归得到的特征向量(见表2)可以写出前5个主成分的表达式：

图4为成都市区和蒲江县地基GPS监测站2008年9月23—26日的大气可降水量和0.5 h累计降水量的序列。2008年9月蒲江县和成都市区大气可降水量平均值分为44 mm和38 mm,本文将各站可降水量的月平均值作为其基准值。为了更好地对照分析可降水量与降水的逐时变化特点,分别从暴雨发生前、中、后几个时段加以分析。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主成分方差贡献率有明显的递减趋势(主成分在计算外资利用质量指数时的权重是依次递减的)。由此可见，评估指标在第一因子上的载荷越大则意味着对外资利用质量指数的影响越大。所以评估指标对外资利用质量指数的影响随因子增大而递减。通过因子载荷的分析结果可以作出如下判断：经济因子和制度因子对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的影响较大，而质量因子和技术管理因子可能对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的影响较小甚至具有负面作用。因此，可以初步判断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的主要因素是由经济因子和制度因子所决定的。同时，经济因子和制度因子体现的是外商投资的数量特征，而技术管理因子和质量因子体现的是外商投资的质量特征。据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出辽宁省利用外资模式并不是质量导向型的，而主要是以数量为导向型的，且外资利用质量的总体水平低下。对这一初步推断的结果，尚待进一步通过外资利用质量的内部结构分析来检验。

表3 因子载荷

F1 F2 F3 F4 F5 FEQ0.6653-0.08280.60750.27960.2273FST0.09900.4452-0.53290.18390.3261FPOL-0.6177-0.09670.21550.1933-0.4481FMRK-0.68070.61860.30470.01830.0535FOP-0.55800.44750.3544-0.3553-0.1017FK-0.8651-0.04840.2131-0.04480.4150FTAT0.61510.41880.0623-0.38160.1375FL0.83250.1333-0.0249-0.4062-0.2346FTEC0.86990.04950.43610.17710.0548FMAG0.24360.6917-0.10520.4492-0.2404

表4 旋转因子载荷

F1 F2 F3 F4 F5 FEQ0.1541-0.16080.94680.0189-0.0447FST0.0204-0.0380-0.16110.31250.7119FPOL-0.47200.2572-0.24630.1407-0.5533FMRK-0.28280.8965-0.12300.20540.0313FOP0.02690.8327-0.2047-0.0262-0.1926FK-0.62910.5954-0.1650-0.43330.0712FTAT0.74960.09260.26180.05860.2823FL0.8972-0.28470.18270.1019-0.0389FTEC0.4333-0.26180.83240.1842-0.0226FMAG0.11160.09820.10910.85650.2018

2.外资利用质量的结构分析

通过表5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四类影响因子中经济因子得分最高，2000年为0.3323，2015年为0.6649，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15年，经济因子占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总得分的近30%，最高年份甚至超过了50%。相对次之的是制度因子，其得分较低，且波动较小，基本维持在0.1-0.13之间，占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总得分的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对于质量因子得分，其分值较低，2000年至2015年间，除2009年、2010年以外，其余年份均为负值，但总体还是呈现上升趋势，其绝对值大致呈下降趋势；与质量因子相似，技术管理因子多数年份也为负值，且总体呈上升趋势，其绝对值大致呈下降趋势。从总体结论来看，经济因子对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制度因子对因变量的作用却无显著变化，且其得分占比呈下降趋势；质量因子和技术管理因子对因变量作用较小，且为负。因此，辽宁省外商投资利用模式不是质量导向型而是数量导向型。换句话说就是，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指标上升的主要原因不是外资质量改善，而是外资数量的增加。

从整体趋势来看，经济因子和制度因子得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且经济因子得分涨幅较大，而制度因子仅略微上升；质量因子和技术管理因子得分均为负值，且均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从表4还可以看出，四类影响因子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因子的得分不断增大；尽管制度因子对外资利用质量也有正面影响，但其得分却无显著变化，且得分占比随时间推移还逐渐减小。这可以说明辽宁省在这期间外资利用制度层面有所欠缺，没有适时出台有利于提升外资利用质量的相关政策。因此，就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而言，上述各因子的影响力排序应该是：经济因子>制度因子>质量因子>技术管理因子。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制度因子得分占比呈现的是逐年递减趋势，但因得分都在0.1以上，所以其对外资利用质量的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需要引起相关决策者的高度重视。此外，从客观的角度上看，虽然辽宁省外资利用模式始终是数量导向型而非质量导向型，但模型分析结果还是能够呈现出微弱的由数量导向型向质量导向型转变的趋势。

表5 外资利用质量的内部结构

经济因子制度因子质量因子技术管理因子得分比例得分比例得分比例得分比例20000.33230.33090.09490.0945-0.0501-0.0498-0.0761-0.075820010.35950.43280.11670.1405-0.0545-0.0656-0.0856-0.103120020.39120.39610.1030.1043-0.0697-0.0706-0.0838-0.084820030.44640.43910.11120.1094-0.0504-0.0496-0.0962-0.094620040.43500.47180.13030.1413-0.0499-0.0541-0.0717-0.077820050.44460.44850.11210.1131-0.0435-0.0439-0.0803-0.081020060.46940.50420.10130.1088-0.0410-0.0440-0.0705-0.075720070.47610.42900.12820.1155-0.0423-0.0381-0.0777-0.070020080.41490.41700.13150.1322-0.0479-0.0481-0.0614-0.061720090.56810.45860.11210.09050.00650.0052-0.0514-0.041520100.49430.33280.12570.08460.00610.00410.02070.013920110.51340.36640.1070.0764-0.0360-0.0257-0.0518-0.037020120.57260.33900.10640.0630-0.0394-0.02330.01220.007220130.65880.38890.11490.0678-0.0354-0.02090.02620.015520140.65690.32270.11460.0563-0.0283-0.0139-0.0448-0.022020150.66490.33760.1210.0614-0.0253-0.0128-0.0404-0.0205

3.外资利用质量与水平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已经判断出辽宁省利用外资的模式并非质量导向型，而主要是数量导向型，且进一步可以推断，辽宁省利用外资水平总体上决定了外资利用的质量。在图1中引入外资利用水平继而得到图2。图2显示：首先，外资利用水平的变化趋势与外资利用质量的总体变化趋势基本是一致的。通过2000-2002年、2004-2007年、2007-2015年的趋势变动便可以证明两者变动趋势的一致性。由此可说明二者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辽宁省利用外资数量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是导致外资利用质量的总体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

图2

其次，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外资利用质量与外资利用水平并不完全一致。外资利用水平的图像，较平缓形波动，表明外资利用质量并不完全由外资利用水平所决定，外资利用质量呈锯齿形波动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质量因子、技术管理因子和制度因子复合作用的结果。

[46] 史宇鹏、周黎安：《地区放权与经济效率：以计划单列为例》，《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第17-28页。

四、结 论

以上运用PCA法选取适当的影响成分(因子)，合成出外资利用质量评估的计量模型，并基于2000-2015年辽宁省外资利用的相关截面数据，对辽宁省这一重要经济发展阶段的外资利用质量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5年期间，辽宁省利用外资主要依赖的是外资数量的增长而非质量的提升，所以总体质量不高。同时，在制度层面的欠缺也是影响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相对来说，质量因子和技术管理因子对辽宁省外资利用质量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可能是导致外资利用质量波动的潜在原因。在未来如何利用外资这一问题上，辽

实际上大古力水电站从第1期扩机工程完成后至本世纪初并没有作调峰电站运行，而是一直在作调节作用相当有限的径流式水电站运行[5]。

宁省需要更加注重外资引进的质量，加强制度创新和政策倾斜。基于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应该积极引入技术先进、附加值较高、市场发展潜力大的一批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同时，也不能忽略环境保护、产业结构调整和老企业技术升级等因素。协调好经济因子、制度因子、质量因子和技术管理因子对外资利用质量的复合影响，进一步助推辽宁区域经济向更稳定、更高质、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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