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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宁出土刘宋罗氏家族买地券研究——南徐州侨民与晋宋之际的建康社会

更新时间:2016-07-05

建康城研究是六朝史领域的基本课题。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界不断加以关注,成果丰硕,尤其在城市空间布局的复原上取得了较大进展[1]。另一方面,由于文献不足征等原因,由建康城(今南京)内外居民的具体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历史图景,目前仍不清晰[2]。如何将考古新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深入描画六朝建康社会变迁的具像,无疑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也是近年来建康城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3]。在这方面,南京市江宁区出土刘宋罗健夫妇、罗道训买地券提供了一组崭新的资料群,弥足珍贵。由于这三方买地券学界尚未有深入研究,故本文拟以此为中心,围绕券文所提示的墓主人籍贯变迁、仕宦经历、葬地选择等问题展开讨论,以此触及晋宋之际建康周边人群、社会的变动实态。

一、买地券的基本情况与录文

罗健夫妇买地券两方(下文简称A券、B券),罗道训买地券一方(简称C券),现藏于南京江宁博物馆。2013年,《东山撷芳:江宁博物馆暨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精粹》一书中刊布了券砖正面部分的照片,并提供了形制、出土地点等信息[4]。尽管照片有若干处不甚清晰,但文字大体可读。为研究需要,现初步录文、标点如下:

1.罗健夫妇买地券I(A券)

宋元嘉廿二年八月丁亥□十日丙申□。堂邑郡高山县都乡治下里兰陵太守钊阳县开国男罗健,□□□□里/□□□□□□□□□丘丞墓伯、地下两千石、东都丞、武夷王、□共买此地,□广五顷。□堂邑/郡□男女死人罗健夫妻,得钱万々九千九百九十九□钱,即日毕了。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自军乱以来,普天死人听得随生人所□丹阳郡湖孰县西乡都乡里中□□买/地葬□,入□□此地中,掘作葬墓埋健夫妻尸丧,魂魄自得归此冢庐。随/地下死人之俗五腊及日月会十五日,休假上下,往来不得留难。有□问左/右,比居他人,妄仍夺取健地。时人张坚固、李定度,沽酒各半,共为券莂。

2.罗健夫妇买地券II(B券)

宋元嘉廿二年太岁己酉八月丁亥□十日丙申□。堂邑郡高山县都乡治下里兰陵太守/钊阳县开国男罗健八十岁,妻□□八十岁。醉酒□□官归。□□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科律:从军乱以来,普天下死人皆得随生人所在□□□□□丹阳郡湖孰县□乡/西乡里中地下□、蒿里父老、□□□□□□□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尸□□□□□□□□尸丧□□万々九千九百九十九枚,即日毕了。地下先人、□里□□□/□石□□□□□□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安都丞、武夷王、□(皆)听□□此地中,□□□□□□/□得使左右比居,妄志此地,□□不□。时知者张坚固、李定度,沽酒各半,共/为券莂。

3.罗道训买地券(C券)

宋元嘉卅年太岁癸巳七月辛丑朔廿一日辛酉,予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都乡安上里地下先人、蒿里/父老、墓县右秩、左右冢候、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安都丞、武夷王□□买此地,广一倾余。地/□□城都乡安上里罗道训,以义熙五年/六月三日庚申,诏书除袭父封钊阳县开/国男,食邑五百户,地□卅五里。到十二年四月十七/□□子,诏书除武原令。□□元嘉四年七月一日癸酉、/诏书除魏郡广川令。到六年六月廿一日辛巳、/诏书除南广平太守。到□年十月十九日丙申、/诏书除龙骧将军。到十七年十月七日壬戌、诏/书除左卫殿中将军。到廿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壬寅、诏书/除南平昌太守。到廿七年十二月卅日乙酉、诏书/除行参征北将军。事道训得钱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枚,即日毕了。承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科律:从军乱以来,普天下死人/听随生人所在郡县乡里亭邑买地墓埋。今/皆于地中掘土作冢藏埋尸丧,魂魄自/得还此冢卢,随地下死人科法。□即吉日,/月晦十五日□□上下往来,不得留难。有所□/□□□比居他人,妄仍夺取道训地。时知者/张坚固、李定度,沽酒各半,共为券莂。/右□□□门□□□。

此外据书中介绍,A、B两券侧面亦有铭文。A券为一行六字、B券为一行二十四字。更为精确、完整的录文,尚有待相关部门公布清晰拓片。

三方买地券文内容丰富,涉及墓主籍贯、官职、爵位以及买地位置、时间等信息。A、B券主人为罗健夫妇,其内容、形制相同。C券主人为罗道训,其与A、B券在结构上的区别在于详细记录了墓主的仕宦履历,这在六朝买地券中不多见[5]

初中阶段由于巨大的中考压力,学生会有很大的学习压力,当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由于教师的素质不高、教育方法不当等影响下很容易在听课的过程中出现教师所讲解的知识点不理解,长久以往,学生就会对学习失去兴趣,上课就会出现不认真听讲,对学习失去信心等,最终出现厌学的情绪。而初中阶段的学生的竞争心很强,学生看到自己与别人无论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上出现差距就会产生嫉妒心理甚至会产生敌意,在这样的心理下学生就难免出现很多不良的现象。

等何东何西何北赶到医院,ICU门口果然站着一堆人,除了权筝的父母,还有何东的父母,再就是三叔四叔。三叔四叔一直在追问何守一,何东为什么没登记?这事怎么就弄成这样了?何守一不知道,没登记还是权筝妈妈打电话来说的呢,这脸可丢大发了,满腔的怒气就等着何东来发作呢。

券文所反映信仰实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买地者罗健、罗道训的情况,同样令人很感兴趣。具体而言,他们究竟来自何处?是何身份?又为何葬于建康周边?见于三方买地券的年代、职官、地理等信息,提供了不少线索。

二、罗氏父子的行迹

首先需要判定的是罗健、罗道训的关系。上述三方买地券出土于同一地点,墓主又为同姓,很容易将之联想为一个家族。事实上,券文中的爵位记载也证明了此点。

从军乱以来,普天下死人听随生人所在郡县乡里亭(邑)买地墓(埋)。

据券文,罗健、罗道训封爵都为钊阳县开国男[8]。罗健葬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受封时间不详,但肯定在此年以前。罗道训亡于元嘉三十年(453年),C券记载其受封的时间与缘由曰:

义熙五年六月三日庚申,诏书除□袭父封钊阳县开国男。

众所周知,买地券的主要功能是宣告亡者在阳间的生命结束,通过“买地”获得阴间的居留权,且往往与特定的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罗氏买地券也不例外。上述三份券文都提到了“玄都鬼律”与“地下女青诏书科律”。研究认为,其源自天师道信仰[6]。东晋南朝时代,建康周边是天师道颇为流行的区域,罗氏买地券出土地东面不远的茅山更是南朝道教的中心所在,信仰氛围极其浓厚[7]。罗氏买地券文中鲜明的天师道因素,正是这种信仰氛围的具体表现。

可知罗道训的爵位是东晋义熙五年(409年)袭父封而来。此后至元嘉三十年下葬,其间并无改封。按中古爵制,一爵不能同时分封两人。若罗道训自义熙五年至元嘉三十年之间为钊阳县开国男,罗健便不可能在元嘉年间持有此爵位。这一矛盾,恰说明两者为父子关系:罗健为父,先封钊阳县,义熙五年时由子罗道训袭封。A、B券爵位于罗健是对死者的尊称,与C券并不冲突。

罗道训于义熙五年袭封,罗健夫妇买地下葬却是在三十余年后的元嘉年间。这一时间差的产生原因,可以考虑两种可能。其一,罗健于义熙五年致仕,让爵于子罗道训,至元嘉二十二年去世,夫妻合葬[9]。其二,罗健的亡故就在义熙五年,由子罗道训袭爵。翻检史传,是年四月刘裕伐南燕,于青齐合战多次,战事激烈[10]。罗健作为刘裕旧部(说详下文)或于此时战死。由于卢循、徐道覆与此同时在南方起兵,进逼建康。故青齐战事甫定,刘裕随即班师。纷乱之际,罗健很可能就地草葬,灵柩未归。至元嘉二十二年,罗健夫人去世,其亲属重新择地,将两人正式合葬。

另可注意的是,券文所记罗氏父子的籍贯并不相同:A、B券载罗健为堂邑郡高山县人,C券载罗道训为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人。梳理两晋南朝政区,堂邑郡高山县位于江北,东晋末已撤废,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在江南,刘宋元嘉时尚存[11]。则罗氏一族应是南渡过江的侨民,堂邑郡高山县是其本贯,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是南渡后所著籍贯,其南渡时间当不迟于东晋末[12]

著籍南彭城郡的罗氏父子,就是追随刘裕起事的旧部。史载,刘裕登基后随即下诏对前代爵位按例“降杀”——即减封、除国,但“宣力义熙,豫同艰难者”,则“一仍本秩,无所减降”[15]。刘宋《谢珫墓志》载谢氏家族在晋宋禅代以后“诸国并皆削除”,即爵位“降杀”的实例[16]。如前所述,自东晋至刘宋,罗氏父子爵等没有变化,正说明他们曾经参与了“造宋”大业。这一层渊源,也成为了罗氏父子进入刘宋政权的契机。券C所载罗道训的官职转迁情况,就是最为直接的体现。

永嘉乱后,南徐州彭城郡所在的京口周边,正是侨民在江南的一个聚居地[13]。晋末、刘宋时代,南彭城郡的地位很特殊。一方面,它是宋武帝刘裕的乡里所在;另一方面,郡内侨民在代晋建宋的过程中也很活跃。《宋书》卷四九《刘钟传》载刘裕起兵京口之际,侨彭城郡民颇多“赴义者”。这些侨民被“立为义队”,“恒在左右,连战皆捷”,是刘裕极为信赖的一支力量[14]

[12]位于江北的堂邑郡东晋末被改为秦郡,侨设于江南的堂邑郡则于宋文帝元嘉十一年时被省并。罗健下葬之际,堂邑郡不存在于当时的行政区划中,故只能是其南渡前的原籍。南徐州(南)彭城郡彭城县在江南,元嘉时代尚存,其应是罗氏南渡后的著籍郡县。南彭城郡彭城县虽不见于《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但如点校本第21条校勘记(第1066页)引孙虨《宋书考论》之说,《州郡志》记南彭城郡辖县十二,县名却仅有十一,所缺当即为彭城县。

80例患者经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显示EKG与典型ST段抬56例,EKG表现正常2例,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3例,非ST段抬高的患者且有轻微的ST-T变化7例,金标准数据显示为61例、4例、5例、10例。与金标准相比,80例患者经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显示,灵敏度为85.00%,特异度为0.00%,准确率为85.00%。见表1所示。

(元嘉十七年十月戊午)其日刺(刘)义康入宿,留止中书省,其夕分收(刘)湛等,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以备非常。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衅,义康上表逊位。[20]

按《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殿中将军为皇帝近侍武官,“朝会宴飨,则将军戎服,直侍左右,夜开城诸门,则执白虎幡监之”,在宫城防务中地位关键[19]。罗道训任此职在是年十月,此时刘宋宫廷发生了一起重大事变:权倾朝野的彭城王刘义康失势,刘湛等党羽伏诛。《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彭城王义康传》述其梗概云:

宫内防务例由禁军负责,宋文帝却在处分刘义康、刘湛等人时令“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以备非常”,引入外军,这一细节值得玩味。翻检史传,自元嘉九年(432年)至当年五月,统领禁军的领军将军一直由义康党羽刘湛所担任[21]。宋文帝对禁军不完全信任,正在于此。而刘湛伏诛后,引入心腹力量,重新控制禁防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罗道训转任殿中将军恰在事件发生后四日。不久后,宋文帝又任命皇弟刘义融为领军将军[22]。这些人事调整,皆可以置于此背景下理解。罗氏父子是早年的从龙旧部,与刘宋皇室渊源颇深,这或许是罗道训为宋文帝所信任的原因。

“周恩来研究专题数据库”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而校地共建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带来的人力与财力的浪费,同时可以提升双方的影响力,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在这种双赢驱动下,合作共建将成为可能。而要实现校地共建还要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及相应的监管机制等,这些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罗道训的死,同样与刘宋政治有关。券文记载,元嘉二十七年(450年)起,罗道训除征北行参军。检《宋书》纪传,时任府主的是始兴王刘浚[23]。元嘉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刘劭弑文帝即位,刘浚协成其事。此时罗道训的动向不详,但作为刘浚的僚属,难免被卷入其中。元嘉三十年五月,刘骏平定京邑,刘劭、刘浚及同党伏诛,罗道训则葬于是年七月。此后,罗氏家族的封国也被废除。综合这些来看,他很可能是作为“二凶”的同党而受到牵连[24]

堂邑罗氏名不见经传,史书中几乎无迹可寻。质言之,他们属于随刘宋政权而兴起的一批新贵。立足于这一背景,有助于对罗氏父子的墓葬位置作进一步的观察与认识。

三、都城圈与新居民

罗氏家族买地券出土于今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咸墅岗[25]。但券文所记地望却不尽相同:A、B券皆记为丹杨郡湖孰(熟)县,之后作“西乡都乡里”与“□乡西乡里”不一。这类讹误在古代买地券中很常见。券C则云买地于“南徐州(南)彭城郡彭城县都乡安上里”。

综合相关资料来看,罗氏父子葬地属于湖熟县西乡的可能性较大[26]。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墓葬所在的这片区域与都城建康的联系很紧密。这一点,通过墓葬西北、西南不远处的两个地点——倪塘与方山,就能够清晰地观察到。

倪塘在今江宁区上坊街道附近,关于这个地点,《太平寰宇记》引《金陵记》云:

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27]

萧梁时代,倪塘是建康城东面的主要地标。不过其与建康的联系,远早于梁代。南齐柳世隆“于倪塘创墓”;晋末刘毅赴任荆州,路过建康,刘裕“出倪塘会之”;王恭为司马道子所拘,“于建康之倪塘斩之”,皆为其证[28]。在上坊街道周边发现的大量高等级皇族、官僚墓葬与神道石刻,如孙吴上坊大墓、棱角山、沙石岗天册元年墓、石马冲东晋荀籍墓、中下村东晋南朝墓,耿岗、侯村、刘家边(梁萧正立)南朝神道石刻等,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倪塘是仕宦于建康的诸多官僚贵族活动、营葬的场所[29]

方山位于倪塘以南,即今江宁方山。其东侧有方山埭,是六朝时代连接秦淮水系与三吴水系的重要水道——破冈渎的起点,也是建康东面最重要的关津。作为交通枢纽,方山埭是商旅辐辏之地[30]。都城中的贵族官僚,在此周边殖产营业者也为数不少。如刘宋何尚之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赋》”;州韶“筑室湖熟之方山”;梁萧正德“自征虏亭至于方山,悉略为墅”[31]。又《初学记》卷七《地理下》曰:

常熟有赤山湖、夏架湖、丹阳湖、张昭湖。昭封娄侯,又因名娄湖。高平湖、太傅湖。太傅即谢安也。著作簿湖、刘南蛮湖、侍中湖、张侯湖、葛塘湖、倪塘湖、庾冰湖……自娄已下,谓皆独擅一湖之利。[32]

上引文字出自点校本。文首的“常熟”与赤山湖(今江苏句容赤山湖)、倪塘湖(今江宁上坊街道附近)等距离甚远。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刻本《初学记》作“湖熟”,是。按引文所言,娄湖、太傅湖、庾冰湖、倪塘湖等“独擅一湖之利”的产业,遍布湖熟县境内。其主人如张昭、谢安、庾冰等,都是来自于建康的权贵官僚。六朝时代,权贵官僚热衷于以屯、邸、别墅等形式封山占泽[33]。倪塘、方山所在的湖熟县密迩建康,自然颇受青睐,乃至于东晋皇室在此亦有产业[34]

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里制作了一份“24小时全天候特别执勤表”,将全所人员的联系方式公诸于众,以解决群众在周末或节假日利益受损投诉无门的问题。通过该所执法者一次次牺牲自我、奉献人民的点滴行动,一座彼此间的理解之桥、互信之桥已经架起。

以方山、倪塘为代表,六朝建康城周边存在着一系列与之紧密关联的经济、生活区域,学界将之命名为“建康都城圈社会”[35]。买地营葬于方山东侧的罗氏父子,当然也是都城圈社会的一员。这片区域对于罗氏家族的意义,在反复出现于三方买地券文中的一段文字中有所提示:

从平衡含水率的变化趋势来看,随着相对湿度的升高平衡含水率加速上升,并且不同在制品之间平衡含水率差值逐渐扩大。以梗丝和造纸法薄片为例,在温度25℃、相对湿度40%的环境条件下,梗丝平衡含水率为9.28%,造纸法薄片为6.98%,二者差值为2.30个百分点;在温度25℃、相对湿度80%的环境条件下,梗丝平衡含水率为30.75%,造纸法薄片为 20.28%,二者差值为 10.47个百分点。

以上引自C券,A、B券大体相近。如其所言,这里不仅是罗氏父子“买地墓埋”之所,也是其家族的“生人所在”,也就是实际居住地。文中提到的“军乱”,指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之乱[36]。由此还可推知,罗氏生居、死葬于此是在东晋末以后。若不是这样,也就没必要特意写上这番话了。

罗氏家族迁居建康周边的动因不难索解。前面说到,凭借代晋建宋的功勋,罗健、罗道训活跃在晋末、刘宋政治中。尤其是罗道训,元嘉年间两次任职京邑,其为双亲营葬的元嘉二十二年,更已在建康宫中达五年之久。可以想象,仕宦生涯的中央化,使得建康成为罗氏家族的生活重心所在,他们也由此在东南不远的湖熟县购地置业,成为了都城圈中的新居民。

那么,罗氏家族在新居地的生活如何?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罗氏父子先后下葬的元嘉年间,淮水两岸仍为刘宋所控制,原高山县地仍在版图内。显然,定居日久的他们已不打算回去了。从这一角度理解买地券中的“死人听随生人所在买地墓埋”这句话,其表现出的也就不仅是侨民异地埋葬的无奈,更是他们对于江南新居地、对于建康社会的实际认同。六朝江南侨、旧民之间的融合,也正是以这种心理认同为基础而不断展开的。

四、结语

晋宋之际,随着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建康的居住人群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罗氏父子的活动,可以说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缩影。在当时,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如彭城刘氏、东莞臧氏、高平檀氏、下邳赵氏、兰陵萧氏等。借助于王朝易代所提供的上升渠道,这些原本侨居京口、晋陵的侨民家族成为一时新贵,不断向都城建康及其周边集中。由此来看高平檀道济、兰陵萧思话、萧道成家族移居“建康青溪”[37],萧衍家族移居“秣陵县同夏里”[38],彭城刘袭家族在位于建康北郊的“江乘白山”、“琅琊乘武冈”择地营葬等史实[39],对其所透射出的历史内涵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罗氏家族买地券对于理解六朝建康社会发展脉络所具有的个案意义,也正在此处。

其实,类似的人群流动,在此后仍不断发生。南北方的政治、社会变动,往往都伴随着各色人群对建康周边的进入。宋齐之际“青齐土民”的南下,萧梁时代从中原南奔而来北魏皇族、士人等等,都是如此。新居民的到来,不仅改变了建康社会的人群结构,还带来了自身所固有的生计习俗、信仰传统,构成了更为多元的社会文化图景。这种图景,也就是《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所概括的“(建康)人杂五方,其俗(与二京)颇相类”[40]。那么,不断进入的新居民是如何与建康社会展开互动的?他们给建康的城市景观、文化样貌带又来了哪些影响?以这些问题意识为参照,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将会变得更加有趣。

(附记:本文写作期间,承蒙张学锋、王志高、姚乐、许志强、刘萃峰等师友恵赐诸多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1]a.张学锋:《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新思路》,《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b.〔日〕中村圭尔:《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第453-553页;c.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1—97页;d.陈刚:《六朝建康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2]卢海鸣:《六朝都城建康研究状况综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3]a.张学锋:《六朝建康都城圈的东方——以破冈渎的探讨为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2辑,2015年,第63-83页;b.魏斌:《南朝建康的东郊》,《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c.〔日〕小尾孝夫撰,陆帅译:《六朝建康都城圈的形成与江右地区》,《中国中古史集刊》第2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0-57页。

[4]江宁博物馆、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编:《东山撷芳:江宁博物馆暨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精粹》,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4-15页。

[5]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1页。

[6]刘安志:《六朝买地券研究二题》,《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5-86页。

[7]a.刘屹:《晋宋“奉道世家”研究》,《天问》(丁亥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3-240页;b.魏斌:《句容茅山的兴起与南朝社会》,《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本活动涉及稀硫酸的配制和使用,需培训学生掌握配制稀硫酸的操作要领,带好护目镜,实验后及时洗手、并清理实验用具、实验台等,保证实验安全。

[8]钊阳县于史无载,刘宋时长沙国下有浏阳侯国(县),亦作刘阳。“刘”、“钊”字型相近,古代常异写。承蒙南京大学聂溦萌老师告知,《晋书》中便颇有其例,如卷八七《凉武昭王传》“非刘孙之鸿度”一句,南图本、池州本等作“刘”,宋杨氏海源阁本作“钊”。浏阳侯国的记载,见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1129页。

[9]南北朝时代生前让爵的例子,如北魏大臣源贺“辞老”,让爵于其子源思礼,见北朝齐·魏收:《魏书》卷四一《源贺传附源思礼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923页。

[10]《宋书》卷一《武帝纪·上》,第15-16页。

[11]堂邑、高山原均为县,西晋武帝时属临淮郡。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立堂邑郡,治堂邑县。此时高山县所属不详,不过两县相互毗邻,属堂邑郡的可能性很大。东晋在江南又侨设过堂邑郡,但仅领堂邑一县。因此该行政区划必然位于江北。彭城郡原在江北,后侨置属南徐州,在江南。堂邑郡见《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第1029页;《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第451—452页。南彭城郡的情况见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35页。

如券C所见,罗道训的仕宦生涯长达三十余年。所任官职大致可分为郡县守令与武职两大类。其所守诸郡县中,魏郡广川县隶扬州,其余都属南徐州[17]。扬州为京畿所在,南徐州是刘宋帝室的“桑梓本乡”,皆地位优重[18]。罗道训在此两州频繁任职,是刘宋政权对罗氏参与佐命的回报,无需赘言。不过,这些郡县都是无实土侨郡县,事务清闲,近于寄禄之职。真正体现出其与当时政治密切联系的,是其于元嘉十七年(440年)转任左卫殿中将军一事。

[13]a.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第34-35页;b.田余庆:《北府兵始末》,《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330-378页。另需指出的是,刘宋永初元年(420年),诏令位于南方的侨州郡县均加“南”字。故C券所谓彭城郡,当作南彭城郡。参见《宋书》卷三《武帝纪·下》,第55页。

[14]《宋书》卷四九《刘钟传》,第1438页。

[15]《宋书》卷三《武帝纪·下》,第53页。

据了解,本次技能大赛分为初赛、决赛两部分,60%的参赛人员通过初赛考核,可进入决赛环节。在决赛之前,青岛市家庭服务业生态圈统一组织入围参赛者接受为期1个月的培训。通过决赛阶段综合笔试和实操两项成绩,最终评选出“首席家庭服务员”8人、“首席婴幼儿营养烹饪师”“首席母婴护理师”各10名,共28位首席技师,优胜奖50名,由青岛市家庭服务产业生态圈颁发荣誉证书并授予称号,举行优胜获奖者与客户供需见面会,为岛城家庭服务市场输送优质服务人员。

[16]张学锋:《南京司家山出土谢氏墓志研究——东晋流寓政府的挽歌》,《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此外,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高波和金明生等分别于2005年和2009年提出了利用气囊进行抛光的力控末端执行器,如图12所示。工作时,通过对气囊压力进行实时调节,可改变或保持橡胶气囊与模具表面的接触力和接触区的压力分布。该装置具有柔性好、与工件接触充分和适用范围广等优点[16-22]。

九点刚过,丁小强接了一个电话。是布雅兰的电话。丁小强告诉布雅兰晚上不回去了,因为喝多了。当时,他正和杜一朵打牌。他输得只剩下一条裤衩了。看着丁肚腩下的小布包,杜一朵说:“这就是你勤政廉洁的成果吗?”杜一朵还说:“就这么一点小成果,还好意思勾引美女?”

在前一题的影响下,学生在做左图时会进行有序思考,在追问中教师整理△的个数如右图,学生体会到△既可以是标准量,也可以是比较量,再次内化“标准量”的聚焦地位,从这“一题”演绎成“一类”题,再次突破“倍”的本质。最后,通过分类“△少于○的,△与○相同的,△大于○的”,深刻体会“△与○相同”1倍关系的特殊性;从而渗透“因数和倍数”的概念,理解6的因数是有限的、6的倍数是无限的等相关知识,以探寻概念之间关联性的思维路径。

[17]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第24-42、144-153页。需要稍作解释的是魏郡广川县。该县刘宋时冀州、扬州均有设置,但属冀州者元嘉九年始置,故罗道训元嘉四年所任广川令当属扬州。

[18]a.同[15]b;b.〔日〕中村圭尔:《南朝政権と南徐州社会》,《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第124-158页;c.〔日〕小尾孝夫:《南朝宋斉時期の国軍体制と僑州南徐州》,《唐代史研究》第13号,2010年,第3-32页。

[19]《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第1249-1250页。

[20]《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彭城王义康传》,第1792页。

[21]张金龙:《南朝禁卫武官组织系统考》,《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

[22]是月丙辰朔,刘义康事变发生于戊午(三日),C券载罗道训任职于七日;刘义融的任职时间,见《宋书》卷五《文帝纪》,第87页。

[23]《宋书》卷五《文帝纪》,第98页。

[24]《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长沙国下有“浏阳侯相”,而非“浏阳男相”。如沈约在《州郡志》序中所言,这是刘宋大明八年的行政区划。“浏阳”即“钊阳”,同[8];又《宋书》卷九一《孝义传·卜天兴》(第2253页)、卷九九《二凶传》(第2434页)均提及当时刘劭麾下有“旧将”、“军主”罗训,与罗道训身份相类。若再考虑到六朝人名中“道”、“之”、“灵”等皆为虚字,常略写,此罗训或就是罗道训。“二凶”事件中,刘浚是刘劭的主要支持者,其僚属罗道训为刘劭所用很正常。

[25]同[4],第14-15页。

[26]汉六朝湖熟县均治今江宁区湖熟镇。1989年,湖熟镇东北东汉墓葬中曾出土木牍一方,上有“丹杨郡湖孰(熟)都乡”等字,罗氏买地券出土于湖熟镇西北8公里处,似属西乡。至于C券云买地于“南徐州(南)彭城郡彭城县”,恐非现实。因为宋、齐时代,南彭城郡均为寄治京口的无实土侨郡。既无实土,也就不存在买地的实体空间,此地点应是葬者观念中的籍贯。木牍见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县文化局:《南京湖熟汉代朱氏家族墓地》,《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5页。南彭城郡无实土的记载,见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中华书局1972年,第246-248页。

[27]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〇《江南东道二·升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1774页。

[28]《南齐书》卷二四《柳世隆传》,第453页;《宋书》卷五〇《胡藩传》,第1444页;《晋书》卷八四《王恭传》,第2186页。

[29]a.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孙吴天册元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b.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上坊中下村五座东晋南朝墓发掘简报》,《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四辑)》,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78—88页。石马冲荀籍墓见[4],第6、13、110、163页。上坊周边神道石刻见徐湖平:《南朝陵墓雕刻艺术》,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13-225、259-266、281-282页。

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是以内部控制管理为目的,结合企业发展实际情况制定的一系列管理制度。但是从当前发展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企业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怎样增加经济效益上,而忽略了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从而导致了内部管理制度缺乏对财务风险的管理控制。

[30]同[3]a。

[31]《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卷九三《隐逸传·州韶》,第1736、2296页;唐·李延寿:《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传上·萧正德》,第1281页。

[32]唐·徐坚:《初学记》卷七《地理下》,中华书局2004年,第140页。

[33]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34]《晋书》卷一〇《安帝纪》载:“(义熙九年)夏四月壬戌,罢临沂、湖熟皇后脂泽田四十顷”(第264页),可证。

[35]同[3]a。

[36]刘昭瑞:《妳女买地券与早期道教的南传》,《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20-335页。

2000年以来,我国氮肥工业进入了结构调整和优化发展时期。一是以示范项目为先导,开展了大规模的原料结构和动力结构调整;二是氮肥行业贯彻“坚持化肥、走出化肥”的发展思路,发展了甲醇醋酸等碳一化工、多元醇、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等多种产品,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部分企业发展壮大成为以煤气化为龙头的综合性化工基地。

[37]高平檀氏见《宋书》卷四三《檀道济传》、卷四五《檀韶传》,第1341、1372页;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三二四《檀道济》,中华书局1961年,第2571页。兰陵萧氏见《宋书》卷八七《萧惠开传》,第2200页;《南齐书》卷一《高帝纪》、卷三《武帝纪》,第1、43页;《太平广记》卷一三五《宋明帝》,第967-968页。

[38]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纪》,第1页。

[39]邵磊:《刘宋临澧忠侯〈刘袭墓志〉疏证》,《冶山存稿》,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38-150页。

[40]二京即长安、洛阳。《隋书》述其风俗云:“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则建康风俗亦大致如此。唐·魏征:《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卷三一《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817、887页。

陆帅
《东南文化》 2018年第02期
《东南文化》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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