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2016年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民盟)政府上台之后，有不少关注中缅关系的学者和评论人士担心缅甸将会选择倒向西方的外交路线。长期研究缅甸外交的缅甸学者貌昂缪认为民盟政府的外交政策与上一届吴登盛政府相比“无新有异”，大方向仍然沿用历届政府传承下来的“独立、积极、不结盟”的外交政策*Maung Myoe Aung, “The NLD and Myanmar’s Foreign Policy: Not New, But Different”，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36, No.1, 2017, p.89.。为何看似价值观上“亲西方”的民盟政府没有改变缅甸外交原则，却仍然坚持其一贯的中立主义？中立主义对缅甸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理解缅甸的中立外交原则对于学界和政策界把握中缅关系的进程有着重要意义，能够减少外交决策者在大方向上的误判。

关于缅甸外交政策的中文文献大部分以中国为出发点并围绕中缅关系展开分析，少有文献站在缅甸自身的视角来理解缅甸中立外交原则以及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变化。杨芳芳追溯了缅甸中立政策的历史起源*杨芳芳：《缅甸中立政策的起源》，《学术探索》2016年第9期。，但没有论述中立政策在缅甸历届政府的实践及历史变化；刘务梳理了缅甸独立以来至2010年的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并分析了变化的原因，但没有站在外交或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来做宏观叙述*刘务：《缅甸独立后外交政策的演变与中缅关系的发展》，《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孔建勋和包广将则从国际关系的不对称结构理论和本体性安全的视角，深入分析了中缅关系在依赖和偏离中变化的原因，尽管中立原则是题中之义，但该文没有专门论述*孔建勋、包广将：《不对称结构和本体性安全视角下的中缅关系：依赖与偏离》，《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缅甸本土学者貌貌季以中立主义为核心分析了缅甸1962—1981年间的外交政策*〈缅〉貌貌季著，林锡星摘译《1962年以来的缅甸外交政策——为维护集团生存的消极中立主义》，《东南亚研究资料》1985年第4期。原文载《1962年以来的缅甸军事统治》，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81年。。

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国际政治是建立在大国基础之上，小国在国际政治中也能通过对大国的平衡、追随、制衡等策略来争取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类似的，“弱国无外交”是中国的传统外交思维，但同时天朝礼治体系兼顾实力和道义的考虑，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小国外交目的主要是维护其生存权*参见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论*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和康灿雄(David C. Kang)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等都有对小国或边缘国家的自主性的探讨。布拉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认为，大国对小国的外交目的在于威慑，而小国的目的在于追求自身的独立自主，并期望大国承认其独立自主。在不对称的双边关系中，对彼此的意图存在“系统性误解”*Brantly Womack, “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 China, Vietnam and Cambodi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26, No.2， June 2003, pp.96-100;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77-92.。在不对称双边关系中，由于双方实力悬殊甚大，“以己度人”的做法是造成误解的根源。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将心理学的认知分析应用于国际政治研究，重点叙述了误解可能带来的误判，而误判最终会体现在行为上*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30.。由于双边关系中，小国和大国有着不同的关注模式和对彼此地位的敏感性，小国对自身以及大国的认知则会影响小国的外交决策。

根据国际关系学者对“小国”的定义标准，从人口和国土面积来看，缅甸都达到了中等国家的分类标准，但其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只能算是小国*孙西辉、金灿荣：《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马来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当代亚太》2017年第2期。。综合其自我认知考虑，缅甸可以被归类为“小国”。在中印、中日之间，缅甸通过大国平衡来争取最大利益和自主性，而这是基于中立、不结盟基础上的大国平衡外交。缅甸独立后经历了较多政治变化，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也有巨大变迁，而缅甸在经历了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化之后仍然选择继续沿用建国初期确立的不结盟外交政策，这说明不同政治倾向的缅甸精英集团对于缅甸在世界所处位置的判断有着基本共识。在面对大国林立的周边和全球环境时，选择中立作为立命之本是出于缅甸对其国家最根本利益的考虑，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追求国家的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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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主要从缅甸自我认知的角度，并以国际关系的不对称结构和大国平衡外交战略来分析其中立外交原则的延续和外交实践的演变。本文内容除前言外，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立主义的起源与缅甸外交的中立原则；第二部分从殖民经历、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和佛教思想传统四个角度分析缅甸缘何选择并坚守中立主义外交政策；第三部分从缅甸历届政权中立主义的外交实践来阐述该原则的调整和变化。最后是结论，并展望民盟政府今后外交的走向。

一 中立主义的起源与缅甸外交的中立原则

(一)中立性、中立国和中立主义

吴努之后，奈温执政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时期，缅甸官方宣称的外交原则由以下四点构成：(1)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和平，在国际正义和道义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和合作；(2)全心全意支持和完全忠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3)坚持缅甸和世界利益两者兼顾的积极的中立主义政策；(4)继续保持同所有国家现有的真诚关系。奈温延续了吴努的外交政策，他在国事访问或与他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反复强调缅甸中立主义的六点核心内容，即中立主义和不结盟、友好与合作、维护和平与裁军、支持民族解放和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自决的原则、支持联合国*〈缅〉貌貌季著，林锡星摘译《1962年以来的缅甸外交政策——为维护集团生存的消极中立主义》，《东南亚研究资料》1985年第4期。原文载《1962年以来的缅甸军事统治》，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81年。。1974年《缅甸社会主义联邦宪法》中明确说明，“缅甸实施独立外交政策，致力于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坚守和平共处基本原则。”*1974年《缅甸社会主义联邦宪法》第26条。缅甸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冷战对抗性最强的这段时期，没有像东南亚的越南和柬埔寨一样卷入美国和苏联的代理人战争和严重的流血冲突。即便遭遇孟加拉边境安全威胁以及若开分离运动，北部也面临缅共的威胁，但总体而言缅甸维持了大局的和平。这与奈温的中立主义政策有莫大的关系。这个时期的缅甸外交可以说完成了它该有的使命，既没有被他国侵略，也没有卷入冷战的漩涡之中。它的中立主义从最初被西方担忧、批评到被接受和欢迎。1961年，吴丹成为有史以来首位缅甸国籍的联合国秘书长，任期一直到1971年，至今这一外交成就都令缅甸人引以为豪。

目前，我国中职教育中建筑工程测量教学的方法较为陈旧，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也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作为实用性较强的科目，在建筑工程测量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素养，还要重视对相关技能的训练。但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中职学校往往忽略对学生技能的培养，只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学生缺少知识技能的实践，一些中职学生甚至连全站仪都没有真正操作过，导致学生在毕业后严重缺乏社会竞争力。例如：在进行地形图的测绘和施工测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由于没有实际操作的机会，教学成为了纸上谈兵，不仅效果极差，同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高，从而很难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中立国”则建立在中立性的国际法原则之上。拥有最悠久中立外交传统的国家瑞士从19世纪至今，维持了200多年中立传统。历史上，曾经是中立国的还有瑞典、芬兰、荷兰等。中立国指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对交战的任何一方都不采取敌对行动的国家，保持本国政治独立﹑主权完整。中立国可分为战时中立国和永久中立国两种*Hanspeter Neuhold, “Permanent Neutrality and Non-alignmen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dia Quarterly, Vol.35, No.3, 1979, pp.285-308.。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在海牙第五公约《中立国和人民在陆战中的权利和义务公约》和第十三公约《关于中立国在海战中的权利和义务公约》中作出了规定。中立国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或为他国提供军事基地。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二战中意图通过宣布中立国来躲避战争的国家中，没有几个幸运儿。荷兰虽然有中立主义传统，但仅限于欧洲保持均势时，一旦均势失去平衡，荷兰便放弃其中立政策，卷入战争，在二战结束后也加入了西欧大国的军事联盟，反对苏联。类似的，瑞典和瑞士也因为曾在二战中秘密支持纳粹德国而被邻国诟病。

宫颈长度在早产预测的价值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10]，有研究发现，孕晚期以26 mm为界值预测早产的敏感性为100%。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不同研究者的经验差异以及测量的误差，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预测价值，检测方法的质量控制至关重要[11]。因此，单独以宫颈长度为预测因素预测早产发生，也面临着经验性差异、标准不统一、测量时间标准不统一等困难。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打碎了国际法中的中立性，但中立哲学仍然在二战结束后得到延续。冷战开始后，中立主义(neutralism)开始成为“新宠”，被第三世界国家使用，因而被学者称为“现代中立主义” ，将其与19世纪之前的“中立性”区分开来*Herman Frohman, “An Analysis of Neutrality and Modern Neutralism”, pp.189-190.。根据大英百科全书，中立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是指避免在政治上或在意识形态上跟随大国集团的和平外交政策，有时被与“不结盟”等同起来。在冷战时期(1945—1990年)，印度、南斯拉夫以及诸多亚非国家采取了中立主义，拒绝在苏联和美国之间选边站。总的来说，中立主义是一种带有极强实用主义色彩的外交信条。

(二)缅甸中立主义外交原则的确立和演化

外交原则虽然不等同于外交实践，但对于理解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这一小节重点讨论中立主义作为外交原则在缅甸官方辞令的确立和演变，需要注意的是外交原则与外交政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缅甸自独立至今都一致奉行“独立、积极”的中立、不结盟的外交原则。不同历史时期，缅甸外交政策一直在动态调整，但中立原则几乎一直没变。缅甸的外交原则是由宪法确立，官方外交辞令也以宪法确立的原则为基础来进行解说。缅甸自独立以来颁布了三部宪法，颁布时间分别是1947年、1974年和2008年。中立主义的外交原则在法律文本上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自缅甸独立以来，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同盟)就已经确立了中立主义的外交原则，缅甸第一任总理吴努在1949年12月阐述了对外事务中将遵循“中立、不结盟”政策。同盟在1956年4月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大选中，击败了缅甸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联合阵线等其他政党，成功连任。吴努进一步加强了中立主义在缅甸外交中的重要地位，重申中立主义是缅甸外交的基石，并强调“缅甸不会与某一特定国家集团结盟，缅甸将与所有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努力追求世界和平”*Frank N. Trager, “Burma’s Foreign Policy, 1948-56: Neutralism, Third Force, and Rice”，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16, No.1, 1956, p.89.。

“中立”(neutral)这个词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该词出现在当时的外交信件和条约中，而中立哲学的外交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直到18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中立性” (neutrality)的概念才逐渐开始得到广泛使用*Peter Lyon, “Neutra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Neutral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22, No.2, 1960, p.256.。中立性在法律上具有特殊含义，指的是在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状态时，某方不参战*Herman Frohman, “An Analysis of Neutrality and Modern Neutr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2, No.2, 1958, p.187.。在一战开始之前，中立性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其黄金时代，国际法的发展也受到“中立性”概念的深刻影响。

奈温领导的社会主义纲领党垮台后，缅甸官方的外交原则说辞有了调整——不再强调“中立”，而是以“不结盟”代替。20世纪90年代军人集团首领丹瑞将军也宣称其实行“积极、独立”的不结盟外交政策*〈缅〉《丹瑞的外交政策》，《伊洛瓦底》杂志，bur.irrawaddy.com/index.php/editorial/2009-02-27-05-56-44/518-2008-12-22-11-10-31， 2018年3月7日。。以“不结盟”代替中立主义*Roger Scruton, The Palgrave Macmillan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473. 并非只发生在缅甸，而是冷战接近尾声的一种全球趋势。缅甸研究外交的学者解释称，中立和不结盟这两者没有本质区别，但“中立”把缅甸限定在一个位置，灵活度不如“不结盟”，不结盟表示可以有一定的倾向和活动空间*2018年2月笔者对仰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丁扎博士的访谈。。奈温将军统治缅甸长达26年，民生凋敝，“缅甸式社会主义”难以为继。经历了1988年的政治动乱后，缅甸三军总参谋长苏貌领导的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成立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接管政权。西方国家对于苏貌军人集团镇压民主运动、侵犯人权、否定1990年选举结果并软禁昂山素季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并对缅甸实施外交上的制裁和封锁。但即便是在外部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缅甸官方说辞仍然没有改变“积极、独立、不结盟”的外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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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军队长期主导缅甸政治，军方也是塑造缅甸外交政策的核心力量。冷战时期的军事和安全的重要性更是进一步把军方推到缅甸外交的舞台中央*Yoshihiro Nakanishi, Strong Soldiers, Failed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Military in Burma, 1962-88, Singapore: NUS Press Pte Ltd, 2013，p.280.。而冷战结束后，在恢委会以及和发委执政期间，军队主导国家机器，从而也长期作为决策者影响缅甸外交政策方向。2003年，缅甸军方制定 “七步走民主路线图”并逐步实施，2008年缅甸重修宪法，2010年举行大选，缅甸逐渐向民主政体转型。即便是在转型后的缅甸，军队也依旧掌控议会1/4的议席以及国防部、内政部、边境事务部这三大国家安全的核心部门。在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外交事务上，军队仍然牢牢掌握决策权。军人对于塑造缅甸民族主义具有重要性和决定性。

从对缅甸三部宪法以及历届政府官方外交辞令的梳理，不难看到缅甸的外交辞令一直都是温和的，缅甸官方始终强调要与全世界各国保持友好往来。但在不同时期，缅甸官方外交辞令也有些细微变化，从最初吴努确立中立主义原则到奈温不惜代价、严格恪守中立主义，再发展到丹瑞、登盛和昂山素季强调不结盟，“中立”仍然是题中之义，但灵活度有所增加。总之，缅甸的外交原则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历史上外交辞令的微调没有改变中立不结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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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缅甸缘何选择并坚守中立主义

肯尼斯·沃尔兹认为，综合国力较弱的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时，一般会选择大国平衡或追随某一大国。缅甸本身的外交政策工具箱里可选项并不多。缅甸为何没有使用追随战略？这一部分将从殖民历史、国内政治、地缘政治、佛教思想这四个方面来分析缅甸选择中立主义作为长期外交原则的原因。殖民历史和国内政治形塑了缅甸外交政策的目的和决策者，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则作为外部客观因素限制了缅甸外交腾挪的空间。

(一)殖民历史使国家安全成为缅甸外交首要目的

缅甸的殖民历史使国家安全成为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因素，这里的安全既包括不受外敌入侵的政权安全，也包括国家经济安全。后殖民国家往往贫穷落后，民族国家建立之初国家建构才刚刚开启，自身的宗教、族群等国内问题综合在一起，使得这些国家十分脆弱，缺乏安全感；由于对前宗主国的惯性依赖也使得其仍然难以彻底摆脱外部力量操控*代帆：《脆弱性 、不安全感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从苏加诺到苏哈托》，《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1期。。与东南亚的其他后殖民国家类似，缅甸也经历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国家建立之初充满脆弱性，严重缺乏安全感。不安全感既来自客观存在的潜在威胁，也来自于对威胁的主观感受。

长期的殖民历史和争取独立的曲折过程让缅甸形成了一种排他性很强的民族主义，不仅对于外来侵略者，对于国内的“同谋者”也有很强烈的不信任感和敌意。从1824年到1885年，英国通过三次英缅战争吞并缅甸全境，并对缅甸全境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1942年缅甸开国元勋昂山将军领导的“三十志士”凭藉日本的军事力量赶走了英国殖民者，却再度陷入了日本殖民者的掌控之中。日据三年之后，昂山将军借助英国的力量最终获得了独立。英国殖民时期对缅甸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对于缅族聚居区实行直接统治，而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则实行间接统治。英国殖民者的军队主要由印度人和非缅族的少数民族组成。1941年缅族主导的国民军成立并长期作为主角占据缅甸政治舞台，缅族和非缅族的相互猜疑来自于由缅族主导的国民军与殖民者军队的直接对抗，更进一步说则是来自殖民者的制度性安排。缅甸独立初期各少数民族武装分离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对缅族主导的政权带来直接的安全威胁。

缅甸领导人的意识形态深受反殖民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特别是印度尼赫鲁、埃及纳赛尔等人的影响。虽然执政党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人大都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组织“我缅人协会”的成员，但这个组织内部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产生分裂，缅共因为其极左的政治倾向而被从同盟中驱逐出去，因而也不再对缅甸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缅甸领导人与英国和美国领导人都有着友好的个人关系，缅甸共产党主导的动乱也让其担忧，加上对中国的恐惧，导致缅甸领导人对共产主义带有极强的警惕性。同一时期，第三世界国家领袖对于不结盟运动和中立主义的青睐也深刻影响有着类似殖民经历的缅甸。有的学者认为缅甸中立主义是效仿印度总理尼赫鲁*Ademola Adeleke, “The Strings of Neutralism Burma and the Colombo Plan”, Pacific Affairs, Vol.76, No.4, Winter 2003-2004, p.597.。吴努综合考虑了独立后缅甸国家实力、中国国内的革命战争、全球两极格局、朝鲜战争的地缘政治含义之后，认为缅甸应该选择中立主义。

英国殖民造成的单一经济结构使缅甸不得不依赖大米出口以换取外汇。缅甸独立后经济面临极大困难，执政党把外交作为解决缅甸经济问题的必要手段，而出口大米以获得外汇是当时执政党的首要对外贸易考虑。缅甸独立之初中立主义原则的确立还可以从贸易和平论的角度加以理解。在英国殖民时期，缅甸成为世界第一大大米出口国。缅甸独立后大米仍然是缅甸外汇的最大来源，甚至超过了殖民时期，大米出口占外汇收入的80%。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大米价格骤降，对缅甸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缅甸不得不依赖苏联、日本、中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购买其大米，作为交换条件，缅甸需要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往来。因此缅甸在这个时期确定中立主义，部分也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缅甸单一的经济结构让其在脱离殖民统治后的很长时间内都难以“独善其身”，对外部世界的经济和贸易依赖构成了其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缅甸的中立并非基于空间很大的自主选择，而是一种面对国情和外部压力不得已的无奈选择。

将研究结果所得的各项数据采取SPSS 22.0统计学软件施行数据处理。在对数据进行处理期间，t采取检验计量资料，卡方采取检验计数资料，组间差异通过P加以判定，其标准判断标准：如果所得P＜0.05，那么代表所得数据具备统计学意义；如果所得P＞0.05，那么代表所得数据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二)国内政治确立军方在缅甸外交决策中的重要地位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可以决定谁是外交决策者，从而影响外交基本原则。哈德森认为，在外交政策理论中，行为体是外交政策分析的重要方面，讨论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最终需要落到实际的决策者身上*Valerie M Huds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1, No.1, 2005, pp.1-30.。国内政治势力的博弈则决定决策者的组成成分。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提出“普力夺(praetorian)社会”概念，用以指代政治制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政治参与而产生的一种不均衡的混乱状况，在这种社会中，各种政治势力都干政，尤其是军人。艾格勒托和哈甘认为从独立以来，缅甸与军政府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巴西、泰国等国家类似，都是普力夺国家(praetorian state)。他们指出，在缅甸独立以来的很长时间，特别是在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简称恢委会)以及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简称和发委)执政期间(1988—1997年)，“军队就等于国家”*Renaud Egreteau and Larry Jagan, Soldiers and Diplomacy in Burma: Understanding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Burmese Praetorian State, NUS Press, 2013, p.45.。在缅甸的国家叙事中，缅甸军队成立于反殖民主义斗争中，是缅甸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独立的决定性力量。独立后的缅甸，国内民族武装分离运动汹涌，从中国撤退至缅甸边境的国民党残军也带来安全威胁。文官政府无力维持国内稳定，初生政权几乎陷入崩溃，军方又一次作为国家统一的护卫者出现，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

丹瑞将军之后，缅甸仍然在原则上奉行中立主义外交,但在实际的外交政策上有了重大调整。2010年缅甸举行了全国大选，2011年吴登盛总统当选，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巩发党)开始执政直到2016年。2008年缅甸制定《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其第41条与1974年宪法的外交条例无甚变化：“国家奉行独立、积极的不结盟外交政策，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之间的友好交往与合作，奉行国家间和平共处的各项原则。”*李晨阳、古龙驹译 《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一)》，《南洋资料译丛》2009年第1期。巩发党时期的外交政策比丹瑞时期更加开放，比起之前防卫性的内向型政策，巩发党大范围增加了缅甸与外界的互动以促进国家发展。2015年11月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获得了全国大选的压倒性胜利，并于2016年4月开始执政。民盟政府没有变更缅甸的外交原则，继续保持一贯的“独立、积极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Maung Myoe Aung，“The NLD and Myanmar’s Foreign Policy: Not New, But Different”，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Vol.36,No.1,2017, p.90.，但同时强调缅甸外交要“以人为本”，这是与以往缅甸政府明显的不同之处，体现了“民选”政府特色。长期观察缅甸外交的秋秋盛称“以民为本的外交”在民盟政府执政之前从未出现在官方辞令中*2018年2月笔者对仰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秋秋盛博士的访谈。。

亨廷顿认为，军队的外交政策往往比民选政府更加谨慎，原因在于良好的对外关系更能够保证其国内的统治不受干涉*Samuel P.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p.92.。因而中立主义的外交原则有利于厌恶外国干涉的军人政权维持其国内统治。对缅甸军方而言，外交的核心目的在于防止缅甸遭受外敌入侵或受他国干涉内政，因而长期以来，军方确立并坚守中立主义、不结盟的外交原则。

(三)地缘政治限制缅甸外交空间

缅甸的殖民经历和国内政治共同决定了缅甸的外交原则，那么为何民选政府上台之后没有改变这一外交原则？本文认为，缅甸的地理位置长期深刻影响其外交原则，同时限制了外交政策选择的空间。

时和珅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彷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故事，御史留直者，仪注仍视郎官，不得专达封事。世铭自言愧负此官，阿桂慰之曰：“报称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见。”盖留直阿桂所请，隐全之，使有待。[9]5330

缅甸外交政策的制定基于其对自身所处的地缘战略位置的判断。地缘政治在缅甸制定外交政策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地缘政治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内地理形势和自然禀赋，另一方面是在本地区和全球所处的战略位置。首先在国内，缅甸有着非常特殊的地势，主体民族缅族控制了中部干燥区和平原三角洲，而少数民族聚居在边远的山地，也就是与印度、中国和其他邻国交界的地方，这些地方是中央政府控制力比较弱的地方，或者说完全没有办法掌控的地方。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往往盘踞着大量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组织。奈温曾说过“缅甸有多少少数民族就有多少支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这些武装组织对于其所占据的地区拥有实际控制权，在中央地区与边远地区交界之处则存在管辖权交叠的争议区，这些区域从缅甸独立至今都没有彻底和平过。

动态多模态视频语篇方面，国外研究者近年来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O’Halloran(2004)探讨了电影片段中显著的符号选择；Tan(2009)提出了系统功能多符号分析框架，分析动态的多模态语篇如何通过符号互动表达意义潜势。

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对缅甸政府选择中立主义外交政策有着深刻影响。以缅族为主体的联邦政府在独立初期万分担心域外势力勾结少数民族武装推翻缅甸政权。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泰缅边境的活动，美国与克伦族、克钦族武装、坤沙孟泰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美国对国民党残军的军事支持等都是缅甸政府担心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实行中立外交政策可谓一石二鸟，一方面有利于减少美国强化同少数民族武装联系的借口，另一方面在缅甸看来也有利于减少中共以追击缅北国民党残军为理由而进攻缅甸的威胁。

从缅甸所处的外部地缘环境来看就更加有利于理解其有限的外交空间。缅甸裔的历史学家吴丹敏乌认为，缅甸处在中国与印度两个传统大国之间，这样的地缘位置决定了缅甸的外部环境*Thant Myint-U, Where China Meets India: Burma and the New Crossroads of Asi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p.26.，使得缅甸外交可以伸缩的空间非常有限。缅甸前总理吴努曾说过缅甸是“处在两个仙人掌之间的西葫芦”*转引自John S. Thomson, “Burmese Neutralis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72, No.2, 1957, p.2.，意思是在中印等大国之间，离任何一边太近都会刺伤自己。缅甸在东南亚国家里面是经济比较落后、综合国力比较弱小的国家，因此与本地区的大国关系都是不对称关系，与地区外的大国之间，也难以谈得上是对称关系，因而在制定本国的外交政策时秉承中立主义原则，其目的就是在于避免偏向任何一方而给自己的国家利益带来损害。虽然这个原则起源于缅甸独立也就即全球冷战开始之时，但在冷战结束之后，缅甸的国情、所处的地缘政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其对自身的认知也基本维持现状，中立主义作为外交原则一直延续了下来。虽然经历了多次政权变更，历届缅甸政府均认为中立主义是成功的外交原则，应该一以贯之。因此，在争取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尽管对外交政策有调适，但中立主义的基本原则依然维持不变。

奈温执政后期(1972—1988年)开始逐步恢复与外界的友好联系。1971年中美建交、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等地区格局的变化为缅甸提供了相对温和的外部环境。1971年后中缅恢复友好关系，1973年后缅甸也对西方逐渐开放。缅甸外交尽力恪守中立原则，并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1979年以坚决不选边站为由退出哈瓦那的不结盟运动峰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然而，本文虽然认为中立主义与佛教思想有相关性，但佛教根源是缅甸确立中立主义外交原则的非充分条件，两者并非因果关系。换言之，虽然佛教思想中有中立主义思想，但并不必然导致缅甸选择中立主义作为其外交原则，但该思想的内生性却能够让作为佛教国家的缅甸更容易接受这样的原则，也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

因此，缅甸对于安全的强调来自于内忧外患两个方面——对内部少数民族分裂联邦的担忧和对外来者可能再度殖民缅甸或者趁虚而入侵犯缅甸的恐惧，与此同时，还有对自身经济脆弱的担忧。缅甸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减少外部威胁，确保稳定安全的外部环境，以留出空间和精力来集中解决国内问题。

总之，中立主义是长期主导缅甸政治的军队基于本国殖民经历和地缘政治做出的理性选择，目的在于摆脱邻国或大国对于自身的干涉和控制，以保持主权独立。由于缅甸自独立以来内战不断，积贫积弱，与邻国及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差距并没有缩小，因此在外交中可腾挪的空间十分有限，中立主义是其一直坚守的外交原则。

Ki-67属于一种抗原，主要针对细胞增殖周期，其主要存在于细胞核中，通常在细胞生长的时期，并对细胞增殖进行控制，AM疾病患者中，其腺上皮水平的表现主要呈现为升高趋势，这就会使患者异位的病灶产生极强的增殖活性，并能促使AM疾病的发展[19]。

三 中立主义的外交实践：变化和调整

一般而言，成功的中立外交战略，除了需要决策者有政治意愿，还需要具备以下先决条件：有利的国际格局及权力结构；该国具备确保其独立与领土完整的防御能力；大国对其中立政策的认可或不对其抱有特别兴趣；适度远离主要的国际冲突热点；国内政局稳定，对这种外交取向有足够支撑*Kalevi J. 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Prentice-hall，1972，p.111.。如上文所述，缅甸中立的外交原则基本长期维持不变，但不同时期，为了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缅甸的外交具体政策和实践往往有所调适和妥协。因此缅甸的外交实践并没有完全遵照其外交原则，而是以其外交原则为基准线偏离或回归。本部分将以中立主义原则为基准线，将缅甸外交实践分为积极中立主义、消极中立主义、偏离中立主义、回归中立主义的多元外交四个时期(见表1)，分析缅甸对中国、印度、苏联、美国、日本、东盟、欧盟等主要大国或组织的外交政策和实践。

表1 中立主义原则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

分期粗略时间框架特征积极中立主义1948—1962年吴努执政时期的中立外交实践消极中立主义1962—1988年奈温走向极端、排外的中立主义偏离中立主义1988—1992年由于西方制裁而倒向中国，依赖中国提供安全保护和经济支持曲折式回归中立主义：进两步退一步1992年至今从“一边倒”向中国回归到与印度、东盟、日本等多国逐步开展积极外交联系，以实现多元外交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归纳整理。

(一)冷战初期中立主义的确立和实践(1948—1962年)

冷战初期，即缅甸独立初期，中立主义对缅甸而言看似是一个方便实用的战略，是对本国、本地区以及地缘政治现实的一种政策反应，但实际上，在冷战初期，两大阵营的观察者认为缅甸是假中立之名，行“亲共”或“亲美”之实*杨芳芳：《缅甸中立政策的起源》，《学术探索》2016年第9期。。缅甸在政治上处于被东西方阵营拉扯的脆弱位置。它既希望能够获得西方援助，利用西方的援助来发展经济，又不想得罪中国，引来可能的威胁。缅甸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并于1950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举动与其说是出于对华友好，还不如说是出于对华潜在威胁的恐惧。尤其是在当时，国民党残军盘踞中缅边境，随时可能引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境作战。缅甸对英美的态度也非常谨慎，这一点从吴努政府决定是否接受西方援助上可以看出。

缅甸十分担心自身的中立性被破坏，并对来自英美的经济援助持怀疑态度，因而对于外国援助设立了严格的接受标准。吴努当时就说：如果缅甸获得外国援助，必须仔细考虑该援助是否会“把缅甸奴化”*Ademola Adeleke, “The Strings of Neutralism Burma and the Colombo Plan”, Pacific Affairs, Vol.76, No.4, Winter 2003-2004, p.595.，因而吴努政府面对“科伦坡计划”时反复考虑了很久才决定加入。“科伦坡计划”最初由英联邦国家提出，从1951年7月1日开始，是针对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合作计划，美国亦有参与*Ademola Adeleke, “The Strings of Neutralism Burma and the Colombo Plan”, p.593.。西方国家把共产主义当成威胁，认为共产主义在贫穷和不发达的地区容易滋生，因而科伦坡计划为西方援助提供了一个进入亚洲国家的渠道。缅甸在面临科伦坡计划之时没有拒绝的余地，因为它需要国际援助来帮助其脱离贫困。缅甸政府当然知道科伦坡计划既提供了经济机会，也附带着政治陷阱，他们担心参加这个计划可能会使缅甸无法保持其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原则。最终，缅甸选择了英国主导的科伦坡计划而拒绝了美国主导的援助计划。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要求缅甸加入《相互防卫援助协定》(Mutual Security Act)，把美国援助与其外交战略要求绑定在一起，这引起了吴努政府的反感；二是美国当时正在帮助缅甸境内的国民党，间接干涉缅甸内政。“两害相权取其轻”，缅甸面临有限的选择，最后还是选择了接受科伦坡计划的援助。

(二)孤立主义时期(1962—1988年)和对中立主义的偏离(1988—1992年)

奈温将军在1962年发动军事政变并接管缅甸政权，此后缅甸实施了极端、排外的中立主义或称孤立主义政策。奈温实施的中立主义被缅甸学者貌貌季称为“消极的中立主义”*〈缅〉貌貌季著，林锡星摘译《1962年以来的缅甸外交政策——为维护集团生存的消极中立主义》，《东南亚研究资料》1985年第4期。原文载《1962年以来的缅甸军事统治》，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81年。，而旅日缅甸学者貌昂缪则称奈温时期的中立主义为“积极强硬的中立主义”*Maung Aung Myo, “The NLD and Myanmar’s Foreign Policy: Not New, But Different”,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36, No.1, 2017, p.89.。两位学者用词看似矛盾，但实际所指相似，指的都是有负面效果的中立政策，具体说来是一种有强烈排外倾向的外交政策，排外的同时也没有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在地区事务中也没有勇于担当的责任感。缅甸在1962—1967年这段时期对美国和西方采取了排斥的政策，1967—1971年对华关系则因为1967年“6·26反华骚乱”而降至冰点。

在工程地质中岩体的构造面控制着露天矿山边坡的破坏类型，沿着构造面有圆弧形破坏与平面破坏。以袁家村铁矿为例，使用Slide软件研究其典型的露天边坡，阐明圆弧形破坏与平面破坏的引发原因。

由于这段时期缅甸共产党的问题在中缅关系中如鲠在喉，奈温同中国的关系时而亲密时而带有敌意。中国政府1964年国庆节在官媒发表缅共的贺电，引起奈温的激烈反应。他关闭了中国驻曼德勒和腊戌的领事馆，签署了中国反对的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另一方面，奈温对美国1966年9月的正式访问改善了缅美两国关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需要平衡处理与苏联、中国的关系。

除了上述的三个主要原因以外，缅甸中立主义还可以从佛教思想中溯源，“中立”对于缅甸民众而言并非是一个舶来品概念。在缅甸独立之初，佛教徒占缅甸人口80%左右*杨芳芳：《缅甸中立政策的起源》，《学术探索》2016年第9期。，缅甸领袖大部分是佛教徒。佛教强调个人修行和责任而非依赖他人，佛祖的教诲中有一条被称作密兹玛(mizzima)，密兹玛是巴利语，原意是不偏不倚、不走极端而走中间的道路*缅甸现在也有一家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就是以“密兹玛”命名，以保持新闻报道的中立性为宗旨。见密兹玛官方网站对其名称由来的说明，http://www.mizzima.com/about-us，2018-03-10.。对于佛教徒占绝大多数的缅甸而言，中立主义接受起来非常容易。最初确立中立主义为国家外交原则的吴努就是虔诚的佛教徒，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吴努主张依据形势变化来自主决策，认为建立在佛教基础上的缅甸文化和生活方式最适合缅甸，这种文化强调的价值观受佛教“众生平等”的影响。尼赫鲁宣称不结盟外交政策也使缅甸领袖相信中立政策是结盟之外的另一选择。当代西方有一种普遍的信仰,认为来自南亚—东南亚的印度教—佛教世界的人们爱好和平，因而理所应当追求中立。有一句格言“光从东方来”(ex oriente lux)体现的就是这种对东方宗教的认知*Peter Lyon, Neutralism: Its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3, p.81.。

从1987年开始，缅甸几乎每隔十年就经历一次经济或政治危机，而缅甸的外交政策也深受国内政治影响在东西方之间来回摆动。1988年缅甸政治危机实际上源于经济危机，1987年联合国将缅甸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就已经预示着危机的开始。1988年缅甸的“8888”学生运动与中国1989年天安门政治风波先后发生，两国同时遭到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名的谴责。

缅甸偏离中立主义的“亲华时期”都出现在其政权面临威胁时，且往往不具有可持续性。刘务认为1988—1992年缅甸放弃了中立主义外交政策，奉行对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仅仅持续了五年。刘务认为，缅甸在这段时期放弃了中立主义外交政策，林锡星、王介南、徐本钦则认为军人当政初期缅甸实施了“一边倒”的亲华的外交政策*林锡星：《冷战后缅甸的对话政策》， 《东南亚研究》1999年第4期；王介南：《缅中关系与我国周边安全》，《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2004年第4期；徐本钦：《中缅政治经济关系：战略与经济的层面》，《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1期。，缅甸的确在军事和经济等方面全面倒向并依赖中国。

(三)重回多元外交：进两步退一步(1992—2009年)

日本与缅甸的关系十分特殊，日本在缅甸的形象一直比较正面，这与奈温等将军受过日本军事培训有莫大的关系。二战时期，日本帮助缅甸建立军队，原本是英国殖民者建立的由印度人和少数民族占主导的军队被由缅族人主导的缅甸独立军取代，这在缅族民族主义的形成和缅甸国家建设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日本开设的仰光明格拉东军校培养了一大批缅甸年轻军官，而这些军官在缅甸独立后都在首届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在之后的四十多年里，与日本军官有着紧密联系的三十志士长期活跃在缅甸政治舞台的中央，对于日缅关系的塑造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Mary Patricia Callahan, Making Enemies: War and State Building in Burma, Singapore: NUS Press, 2004, p.63.。日本在二战后的主要战略之一是防止缅甸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过于密切，因而除了战争赔款以外，日本在二战后到1988年间给缅甸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到2003年初，缅甸军政府对外关系的重要目标是“重返国际社会，尤其是获得西方国家的承认”*李晨阳：《2000年的缅甸外交》，《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1期。。缅甸的外交多元化始自1993年与印度重建友好关系。1992年中国海军派遣军事技术人员登陆缅甸可可岛海军基地，引发印度激烈反应*Andrew Selth, “The Myanmar Army Since 1988: Acquisitions and Adjustment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7, No.3, Dec. 1995, pp.249-250.，印度开始改变对缅战略，转而积极接触缅甸，尽管印缅关系还存在重重阻碍。随后缅甸也逐渐与东盟、日本恢复并发展友好关系。缅印关系的突破性进展则发生在2000年——印度陆军总参谋长马克里上将与缅甸和发委副主席貌埃互访更是标志着两国信任的进一步建立。随后军政府逐步开放外交，与日本、西德、东盟各国重新建立友好关系。下文主要以日本、东盟以及中国为例来观察缅甸的对外关系发展。从1998年开始，缅甸以发展对日本的关系作为打破西方封锁的突破口*李晨阳：《1998年的缅甸外交》，《东南亚研究》1999年第4期。，而缅甸恢复邦交的努力与日本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正好重合。

远离其中立主义原则不符合缅甸国家利益，也难以获得国民支持。从1992年开始缅甸就已经意识到自身过于依赖中国不是长久之计，且容易遭到国内民众反对。但在这之后缅甸面临多次突发危机的冲击，无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只能通过增加外交多元化的方式来减轻对中国的依赖。这段时间，缅甸在外交多元化道路上困难重重，简单概括起来是“进两步，退一步”的螺旋式前进，但总体而言仍然是从封闭谨慎走向开放的过程。

从图1可以看出，虽然1988年之后一段时间日本大量削减了对缅甸的官方援助，后续年份只是在执行之前签署的援助协议，但1993年之后明显又增加了对缅援助。由于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之后又有所下降，但日本从未停止过对缅甸的经济援助。

图1 日本对缅甸的官方发展援助(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的官方援助数据，http://www3.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jisseki/kuni/index.php，2016年8月30日。

缅甸加入东盟也是基于其中立主义的外交传统，通过努力保持与邻国的平衡友好关系来确保自身不被任何国家主导和绑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缅甸开始重新与东盟接触，并于1997年加入东盟。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缅甸军方高层开始意识到中国在缅甸逐渐扩大的影响力，他们担心这可能带来危险*〈缅〉《军方开始有计划地防范中国》，《掸邦先驱报》2010年3月15日。引自一份腊戌的北部军区总部1997年泄漏的内部文件，转引自Renaud Egreteau and Larry Jagan, Soldiers and Diplomacy in Burma: Understanding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Burmese Praetorian State, NUS Press, 2013, p.168.。正是由于军方高层重新评估对华关系，才促成了缅甸与东盟建立外交关系。昂山素季于1995年被释放也是缅甸为加入东盟而释放的友好信号。泰国与新加坡是东盟国家中与缅甸经济关系最紧密的两个国家。新加坡被视为缅甸的“苏黎世”，泰国则希望从缅甸获得经济利益，包括投资缅甸的自然资源开发、加强双边贸易，以及从缅甸引进廉价劳工。

缅甸对华关系如同钟摆一般，几乎是以十年为一个周期来回摆动。1997年缅甸刚刚加入东盟，与东盟国家关系重修旧好，但这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盟国家中经济强劲的新加坡、泰国、印尼、菲律宾等都身受重创，无暇自保，更遑论帮助缅甸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了。缅甸为了避免被东盟拉入经济危机的漩涡而不得不重新倒向中国。当时中国几乎是本地区唯一一个有力的能够防止缅甸遭受邻国经济危机牵连的经济力量。在2003年5月30日的底培音事件(Depayin Incident)，或称“5·30”事件中，军队的支持者冲击昂山素季在实皆省的车队，造成骚乱和死伤，此后军方第三次软禁昂山素季。此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缅甸再次陷入极度的国际孤立中，缅甸与西方的关系极度恶化*李晨阳、瞿健文：《2003年的缅甸：内忧外患》，《东南亚纵横》2004第2期。。而这种孤立与其说是国际社会加在缅甸身上的，还不如说是缅甸选择的自我封闭*David Steinberg, “Burma: Who’s Isolating Who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67, No.10, 2004, p.22.。其时，军方老一辈的领袖老去，缅甸领导层面临权力交接和人员大清洗。丹瑞将军不希望有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或影响缅甸国内权力交接，从而努力与外国保持距离。钦钮作为温和派在2004年遭到清洗，之后军方高层大洗牌，丹瑞进一步巩固了自身权力。为了避免外界干涉其内政，缅甸又开始重新考虑其外向型的外交政策。2005年，缅甸宣布放弃担任200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但仍然与印度、日本保持友好关系，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并没有中断。

2007年之后，缅甸遭遇“袈裟革命”，僧侣领导民众反对军方残暴统治，要求军政府改革。军人政权的残暴镇压引来了以美国布什政府为首的新一轮制裁。2007年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起对缅甸军政府制裁的提案，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否决。这一事件增强了中缅的战略互信。但这一否决票并不被缅甸国内民众领情，反而正是由于中国投出了这一否决票，让缅甸民众认为中国是支持军方对民众的残暴统治。民主运动人士也时常拿这个事件来解释为何缅甸民众总是认为中国与军方是“一丘之貉”，从而对华有强烈的反感情绪，这一情绪延续至今。在这之后，2008年发生了纳吉斯风灾，缅甸一时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但害怕美国入侵和西方干涉内政的军政府拒绝美国军舰进入缅甸境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在这段时期，尽管缅甸采取了多种外交努力，期望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但由于国内外的政局、经济和自然危机而举步维艰，前进两步又倒退一步。但从目前的现实来看，缅甸自2003年钦钮制定“七步走民主路线图”以来，一直在稳步推进国家改革，虽然步履蹒跚，但总体是在努力前行。

(四)艰难融入国际社会(2010年至今)

2010年缅甸大选之后吴登盛政府开启的民主转型让缅甸以“正常国家”的姿态重返国际社会，与西方的关系逐渐回暖。在民主转型初期，缅甸有了外交政策和实践上的重大调整，增加了多元外交。在结束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军政府统治后，吴登盛任总统的缅甸准文人政府在2011年执政后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改革。2015年大选在和平稳定中举行，被西方绝大多数观察者认可为自1990年以来缅甸第一次“自由公正”的全国大选。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分别获得上下议会的多数，并于2016年4月起正式执掌政权。政治上的改革带来了社会领域的自由化。

摄影作为一门生活艺术，灵感来源于生活，成果服务于生活。以人像摄影为例，拍摄对象的年龄、性格、职业、阅历等都会在镜头面前有所表现，如果能把握和处理好拍摄对象真实情感流露的瞬间并进一步深化，就会创作出体现生活美感的艺术作品。摄影作品中融入生活元素比单纯某一物体的静态画面更能将人引入美妙的意境。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现象看似平常，却能将事态的本质反映出来。[2]如果摄影者缺乏感知力和洞察力，就很难通过事物表面看到本质，其摄影作品就不具有能够引起人们产生共鸣的深层次的情感表达。

总体上看，以上这些修辞格的运用，这让歌曲在整体上产生和谐统一的特殊美感，“中国风味”的馥郁香气扑鼻而来。

2012年美国与缅甸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同一年访问缅甸，此后多个西方国家元首、外交部长访缅，并解除了大部分针对缅甸的制裁。缅甸政府2011年后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中缅关系受到了2011年以来缅甸国内反华情绪的影响，缅甸担心中国干涉其内政，加之美缅关系恢复，缅甸转变了其对华政策的大方向，即在中缅关系中尽可能寻求独立自主，然而现实是两国相互依赖的程度已经非常紧密。2011年吴登盛总统单方面宣布叫停密松水电站项目，对中缅关系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结束了两国短暂的“蜜月期”。在中缅关系上，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都占据着主导角色，缅甸的被动反应多过主动行动。即使是密松事件，单单从吴登盛总统单方面叫停项目来看，似乎是一种对中国的主动出击。实际上，把时间放得更长些，可以看出这是对中国在缅甸军政府时期大力参与缅甸经济建设的一种过激反应。缅甸急于回归中立主义的原有轨道，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而采取了一种急于求成的过火反应方式。

缅甸实施全面改革以来，美缅关系有了显著改善，奥巴马政府也表示出与缅甸开展两军接触的兴趣，但军事领域合作的实际进展却相当有限。尽管奥巴马政府能够主导对缅政策的调整，但广大非政府组织的反对以及美国国会中的阻力，限制了奥巴马政府继续调整政策以发展美缅两军关系。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到目前都没有明确的东南亚战略和外交政策，美缅关系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战略中心转向国内，对缅甸甚至对东南亚都没有像奥巴马或者希拉里一样的特殊兴趣。

缅甸与欧盟的关系则长时间受到欧盟政策的主宰。在1988—2011年间，欧盟对缅甸政策根据缅甸国内的人权、民主状况而在“胡萝卜”和“大棒”间频繁转换*Jörn Dosc and Jatswan Sidhu，“The European Union’s Myanmar Policy: Focused or Directionless?”，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34, No.2, 2015，pp.85-112.。2011年之后，欧盟对缅甸的政策转向以激励为主，这是欧洲在应用规范性权力上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欧盟为缅甸提供了大量援助，一个主要目的即助力缅甸成功转型，是基于缅甸当下政治经济改革发展的。在若开危机爆发之前，欧盟委员会和大部分欧盟国家都对缅甸转型持乐观态度。但危机爆发后，欧盟又开始使出“大棒”策略，以图改变缅甸国内的人权状况。就目前看来，欧盟在外交上封锁缅甸不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反而可能带来缅甸的负面回应。

对于精英阶层，就业并不是离开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的主要原因。他们更倾向于拥有另外一个休闲用途的住宅，拥有多套房子，分别用来满足城市中的工作需要和城郊地区的休闲用途。随着资金的积累，精英们可能不需要继续工作就可以维持自身生活，然后出现定居城郊或者乡镇的趋势，这也反映了部分精英阶层的逆城市化趋势。

2017年缅甸在安全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西部若开邦穆斯林的问题*〈缅〉秋秋盛著，笔者译《缅甸的民主转型与中缅关系》，《缅甸事务》第6期(中国特刊)，缅甸宣传部，2017年。。国际社会的批评指责给缅甸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联合国安理会指责缅甸国防军在进行大屠杀，称在缅甸发生的是“教科书式的种族清洗”*Michael Safi, “Myanmar Treatment of Rohingya Looks Like ‘Textbook Ethnic Cleansing’, Says UN”, The Guardian, Sep.11, 2017，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sep/11/un-myanmars-treatment-of-rohingya-textbook-example-of-ethnic-cleansing, March 10, 2018.。伊斯兰合作组织也就若开问题批评缅甸，并呼吁联合国继续向缅甸施压。虽然昂山素季在初期宣布要加强多边外交，但显然近期缅甸对于主权的考虑要远远多于对国际规范的遵守。西方对之前被视为民主斗士的昂山素季进行严厉批评，谴责其坐视军方制造若开穆斯林的人道主义危机。

在2017年若开危机后，中国再度伸出援手。2017年2月，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讨论若开事件时，再一次对针对缅甸的制裁投了否决票。与十年前一样，都是中国在联合国为缅甸投了否决票，但同样的行为却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民间反应。缅甸国内对中国友好的声音明显多了起来*祝湘辉：《2016—2017年缅甸形势综述》，《缅甸国情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昂山素季也公开表示对中国支持缅甸解决自身问题，不干涉内政表示感谢*《昂山素季称很喜欢现在的缅中关系 感谢中国理解缅甸》，《环球时报》2017年9月23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17-09-23/doc-ifymeswc9432912.shtml。由于缅甸目前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缅甸外交政策似乎又偏离了中立原则，开始偏向中国。

结 语

从缅甸独立以来的外交史看来，中立主义的外交原则从未有过根本性的改变，只是从冷战结束后更加强调“不结盟”以增加外交政策的灵活性。对于缅甸这样的后殖民小国而言，国家安全是其外交政策中最核心的关切。缅甸长期被军政府统治的特殊国情也使得军方主导了外交决策，“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原则符合军方对国家的战略定位，而缅甸的地缘位置则决定了其内忧外患的战略环境，限制其外交政策的腾挪空间。但由于不同时期国内外环境变化，缅甸的外交具体实践对原则进行了调适和妥协，以求获得更大的灵活性。1988—1992年短暂弃用中立政策“一边倒”向中国后，缅甸一直在努力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实现外交多元化。而缅甸国家经济较为落后，国家治理能力较弱，遇到外部冲击或内部突发危机时总是无法有效应对，只能依靠中国提供政治保护和经济支持，因而难以真正保持理想的中立。

“患难见真情”，1997年、2007年和2017年十年一次的危机都发生在缅甸试图摆脱中国之时，但又都因为遭遇危机而加强了双边关系。而这样钟摆式的反复更加说明了缅甸对于自身独立自主的重视和坚持。中立主义的外交原则一直在影响其外交决策，偏离这一原则实际上是缅甸感到不舒适的时刻，因而总会有回归“中立”的趋势和努力。

2017年的危机看上去像是历史重演，但实际上缅甸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相较于军政府时期，国际社会也已经对其开放，缅甸不再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封闭国家，而民选政府具备军政府缺失的合法性和民众支持，缅甸也拥有了更多的外交选择和政治资源。因此，缅甸会在继续保持对华友好的基础上，开展其多元、多轨外交，以减轻对中国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