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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泡特金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6-07-05

克鲁泡特金是俄国著名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的无政府主义政治学说既不同于国际 “无政府主义之父”蒲鲁东,也有别于俄国 “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而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并且在国际范围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政治学说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为世人所关注,甚至在欧美国家出现了 “克鲁泡特金学”。中国学术界最早对克鲁泡特金生平和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陈之骅先生曾经评价:“克鲁泡特金是在俄国革命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且具有相当魅力的一个人物。他的颇带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他的独树一帜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他渊博的知识和在学术上的贡献,以及他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和道德品性,在他生前就吸引了许多持不同政见和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克鲁泡特金是巴枯宁之后最大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也是无政府主义史上最后一个具有国际意义和影响的领袖人物。他被称作是 ‘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集大成者’” 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确立并非呼之即来、俯拾即得,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至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从对5000年中华文明的积累、变革、传承的科学总结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经历千辛万苦、坚持长期奋斗、付出高昂代价所取得的宝贵成果,真乃是千磨万砺方寻获,千淘万漉始得之。其中不仅充盈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毅力、智慧和勇气,而且更赋有坚持不懈、顽强不屈的探索、创新、开拓与拼搏精神。

中国最早系统译介克鲁泡特金思想的是著名作家巴金,他在1927年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克鲁泡特金著作是 《面包与自由》 克鲁泡特金于1892年以法文完成此书写作,因他身陷牢狱,书名由友人爱利赛·邵可侣 “代取”为 《面包掠取》,1909年幸福秋水的日译本以 《面包掠取》之名出版。克鲁泡特金将俄文版书名确定为 《面包与自由》。《面包掠取》第三章曾被译成文言文,发表于1914年 《民声》周刊。巴金依法文版进行全译并于1927年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书名亦为 《面包掠取》。1940年,上海平明出版社将该书再版,更名为 《面包与自由》。。他在1933年翻译出版的克鲁泡特金 《我的自传》“中译者前记”中声明: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也是在我的知识的发展上给了绝大影响的一部书。我能够把它译出介绍给同时代的年轻朋友,使他们在困苦的环境里从这本书得到一点慰藉,一点鼓舞,并且认识人生的意义与目的,我觉得非常高兴。” 《巴金译文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63年后,巴金在 《巴金译文全集》的 “代跋”中又强调:“我做翻译工作,只是为了借用别人的武器。那些武器帮助过我,我愿意把它介绍给读者。” 《巴金译文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9页。

1921年2月,克鲁泡特金去世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中国各地和各界举办各种纪念活动。一时间,名冠 “俄国社会改革家”的 “克鲁泡特金”或 “苦鲁巴金”的名字及其 “安那其主义”激荡中国大地,并引领中国社会之潮流,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 “政治现象”。

一、克鲁泡特金与苏维埃政权

克鲁泡特金的政治理想国是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即无政府政治理念下的共产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他在1880年10月召开的汝拉联合会上首次提出自己的 “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他认为巴枯宁主张的基于集体主义基础之上的无政府主义理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只是革命所经历的一个过程和阶段,“是结束这种错误的时候了,而且只有一种办法能办到,那就是丢弃 ‘集体主义’这个词,公开宣告我们是 ‘共产主义者’。这将澄清我们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概念与1848年以前的神秘共产主义者和各种权威学派所散布的概念之间的差别。这样我们将把我们的理想更好地表达出来,我们的宣传也会得以加强,就会获得共产主义思想所固有的而集体主义所缺乏的那种蓬勃的精神” 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在 《面包与自由》中,克鲁泡特金指出无政府状态和共产主义是人类两个最伟大的理想,前者是政治制度之考虑,后者是经济制度之考虑,二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任何社会,只要废止了私有财产后,便不得不依着共产的无政府方向进行。由无政府主义生出共产制;由共产制达到无政府主义。两者都是近代社会中的主要倾向的表现:即是对平等的追求。”[俄]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6页。出于反对任何国家、排斥一切权威的原则考虑,他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应当是没有任何权力支配的各种团体的自由联合,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不能靠社会改良,而是要通过群众自发的社会革命。革命不仅要推翻旧的国家政权,没收有产者的全部财产,而且要在没有任何组织和领导的情况下,依靠 “人民的首创精神”立即实行按需分配原则,取消货币和商品交换。他批评马克思主义是 “形而上学”的、“强权”的共产主义,标榜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是 “自由的”共产主义。克鲁泡特金把社会革命看成是先破坏、后建设的过程,而且建设的使命要远远高于破坏的目的:“人类精神若想从事于破坏的事业,对于破坏之后将要代替的制度,至少应先有一个概念。” 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

1910年,克鲁泡特金对自己的思想历程和核心理论加以总结,他写道:“著者是共产的无政府党人之一。他曾经为下列的几种事务劳瘁了许多年:(1)说明自然科学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2)研究社会之中对于无政府主义已有的倾向。罗列而说明之,为无政府主义立一个科学的根据。(3)替无政府主义者的道德立一个规模。若论无政府主义 (即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则又比别种共产主义容易实行。……著者于发明此思想之外,又尝用生物界无数的事实,证明互助为社会进化的一大因素,以和达尔文的竞争学说对抗。”[俄]克鲁泡特金:《社会思想的演进》,重庆平明书店1938年版,第14-15页。

尽管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与克鲁泡特金不属同一政治阵营,但对他不乏赞誉。列宁说:“他所写的一些著作是那么精彩,他的感情和思想曾经是那么新鲜和充满朝气……他的整个美好的过去,以及他所写的那些著作,对我们来说毕竟是有价值的,而且是珍贵的。” 《邦契-布鲁耶维奇文选》,莫斯科1963年版,第406页。

克鲁泡特金自1876年6月29日越狱成功后流亡欧洲41年。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75岁高龄的克鲁泡特金在当年5月30日返回祖国。作为一个老革命家,克鲁泡特金在彼得格勒火车站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他当场发表了演讲,表示自己感到无比幸福,“因为终于回到了新生的、自由的俄国——这自由的获得不是由于君主的恩赐,而是由于俄国人民的意志” 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试图劝说他放弃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任临时政府教育部长职务,但立即遭到他的拒绝。克鲁泡特金还拒绝了临时政府提供的每年1万卢布的养老金。他表示:“我认为皮鞋修理工的行当对我来说更清白和更有益。”[俄]戈德曼:《克鲁泡特金传》,载 《往事》(俄文)1922年第17期。

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再次发生剧烈政治变动,布尔什维克和俄国左翼政党联合取得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克鲁泡特金最初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持欢迎态度,他说:“我透过这场崩溃看到了现代文明的曙光,但是因此流血带来的痛苦并不少见。”“我把十月革命看成是先前的向共产主义和联邦制过渡的二月革命的必然结果。”[俄]皮鲁莫娃:《克鲁泡特金传》,莫斯科1972年版,第195页。他认为人类社会获得解放的前景无比光明,看到工农自发组成的苏维埃取代政府,以为可以出现没有国家的社会。克鲁泡特金在去世前认真地对受列宁委派探望他的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耶维奇说:“愿你们鼓起勇气进行战斗。祝你们获得全胜,但是永远不要忘记正义和高尚气度,不要复仇:无产阶级站得比这还高。” 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页。

一开采用直径215.9 mm钻头钻先导孔,后用直径550 mm钻头扩孔至9.8 m;二开先采用直径215.9 mm钻头打先导孔施工至贯通巷道,后用直径375 mm反提扩孔钻头扩孔,深度9.80~328.85 m。

列宁对克鲁泡特金为反对沙皇专制和资本主义统治所作的斗争以及学术上的成就表示尊重,对他晚年的生活也很关心。苏维埃政府给他颁发一张特殊证明,上书:“老革命家彼得·阿列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在苏维埃街 (旧名贵族街)居住的房子不得征用,亦不得允许他人搬入合住;这位有功绩的老革命家的财物及其安静必须受到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保护。” 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页。

当布尔什维克实行红色恐怖政策之后,克鲁泡特金改变了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他给列宁写信,尖锐地批评了布尔什维克专政和大规模镇压反对派的行为,要求释放他身边的朋友、知识分子代表和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1918年至1920年,克鲁泡特金3次与列宁见面,直言不讳地批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坚持建立 “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理想。他在1920年3月4日写给列宁的信中谈到了地方政权建设:“用地方力量进行地方建设是必要的和必需的。没有农民和工人自下而上的建设,新生活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俄]皮鲁莫娃:《书信和会面》,载 《祖国》(俄文)1989年第1期。1920年12月21日,克鲁泡特金发表致第八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公开信,要求实行出版自由。

根据美的2017年年报披露的信息,美的对存货均采用先进先出法进行计价。每种计价方法都会对企业成本的核算产生影响,根据不同计价方法的特点,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和市场情况来选择。在物价上涨时期采用先进先出法核算存货成本,会使利润虚增,导致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增加,在这个时期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或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可以避免成本过低的现象,计算出来的利润和税额也不会有很大波动。但是,在物价下降时,应该考虑采用先进先出法,先购进的存货成本较高,计算出的当期发出存货成本也越高,可以减少当期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减轻企业税负。美的应该结合市场环境综合分析,选择最优的计价方式。

克鲁泡特金之死在中国的舆论回响并未就此终结。特别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克鲁泡特金是他们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现实的痛苦与困境总是不断激起他们改变现状的决心与勇气,而克氏仿佛成为他们的一剂精神解药。1923年,《民钟》杂志为纪念克鲁泡特金逝世两周年,专门开辟了一期 《克鲁泡特金研究号》,在 《发刊的原因》中作者这样写到:“现在,这位无政府大家克鲁泡特金氏已经死了!他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九日死的。他对于人类的工作,实在做了不少;他一生的事业都牺牲在革命中。我们要哀悼他,钦仰他!然而他死后已经两年了!他的理想,至今实现了没有?唉:羞啊!杀人不眨眼的国家主义者,吮人膏血的资本家,还在这个混沌的世界上扬耀着呢!我们的同志!那里去了?我们勿忘记克氏的训言:‘奋斗吧!奋斗就是生活。这样数小时的生活,比那活了几十年,如同蔓草,一般好的多了!你们奋斗,你们便做人了。’” 《民钟》1923年2月第4期。这样的声音的确振聋发聩,但对于组织涣散、无力改变时局的乌托邦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也只能让他们在精神上获取一丝慰藉与力量,而不能从根本上医治民族的危机,改变中国的命运。

时任北京 《晨报》和上海 《时事新报》驻莫斯科特约通讯员的瞿秋白回忆说:“12日我们到灵前参观,13日一早去送殡……远远的就看见人山人海,各种旗帜招着。沿路有人发一张《克氏日报》,上面载有许多吊文传志,并且还有克氏死后无政府团体通告全欧全俄全世界的无线电稿,列宁批准暂释在狱无政府党参预殡礼的命令。当日送殡的除种种色色无政府团体外,还有学生会,工人水手等联合会,艺术学会等,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少数派都有旗帜。最后是俄罗斯共产党,共产国际,还有赤军拿着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赤色国旗。无政府主义者手持旗帜,写着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其余各团体也都张着 ‘克氏不朽’的旗。”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1995年版,第45-46页。

二、克鲁泡特金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克鲁泡特金对遥远的东方及中国始终有着深厚兴趣。他在彼得堡侍从武官学校毕业后,于1862年自愿去黑龙江畔的哥萨克骑兵队服役,担任赤塔的外贝加尔地区军事长官的副官。1864年,他曾两次参加黑龙江远征队,为侵略中国东北搜集资料,也因为 “想去见识那欧洲人所从来不曾到过的地方,这诱惑实在太大了,一个旅行家是无法抵抗的”[俄]克鲁泡特金:《一个革命家的笔记》,莫斯科1966年版,第195页。。第一次远征队沿着黑龙江航行,直至庙街;第二次由黑龙江出发,开进松花江,到达吉林。事后,他给俄国地理学会写了长篇考察报告,题为 《1864年两次满洲之行》和 《关于松花江情况报告》,发表在1865年伊库茨克出版的 《俄罗斯帝国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学报》第七和第八期上。

1921年1月,克鲁泡特金的心脏病和肺炎加重,列宁特别指示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带领医术最好的7名医生前去他家中会诊。2月8日,克鲁泡特金在莫斯科附近的德米特罗夫村的家中逝世。第二天,《真理报》《消息报》《贫农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克鲁泡特金去世的消息和悼念文章。莫斯科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讣告中高度赞扬他是 “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权的久经锤炼的老革命战士”[俄]《消息报》,1921年2月9日。

在20世纪头二十年,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扮演了思想解放和政治批判武器的角色。因此,从1916年起,北洋政府就开始查禁无政府主义书刊,阻挠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国内散布传播。1920年12月29日,发布 《国务院关于严禁无政府主义书刊传播公函》,规定:“凡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书册、印刷品等件,应即禁止印造,禁止寄送,禁止阅看,倘敢故违,一律从严惩办,以保治安,而弭隐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到1921年,无政府主义宣传工作进入低潮,许多公开活动转为秘密活动。

(1)利用当前强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和谷歌,特别是谷歌来检测。这是一种比较粗略的检测方法。如果作者对一稿多投的文章不作任何修改或只作细微的修改,那么该检测方法是很有效的。其方法分为两个步骤:

碧汝背上长蜘蛛疮,表姐抱着她去公社找瞿医生。瞿医生真是个好人,表姐他们什么时候找去,人家都特别热情。那几年,瞿医生不少帮她。

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五四运动前后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尚未在中国广泛传播,几乎绝少有这方面的理论介绍。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在理论上不可能逾越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事实上对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还不能很好区分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夏衍曾说过:“沈仲九送给我一本小册子——克鲁泡特金的 《告青年》,这本书对我起了很大的影响。在当时,我根本分辨不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看了这本书,只觉得社会太不合理、太黑暗,非彻底改革不可。这样,很自然地参加到 ‘新派’的队伍中去了。”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克鲁泡特金的名字最早于1882年出现在中国,时由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出版的 《西国近事汇编续编》中多次提到过他,译作 “克拉霸金”。以后的报纸杂志上提到克氏,译名不一,有“克罗波多卿”“乐波轻”“苦鲁波金”“苦鲁巴金”“若鲁巴金”“克若包特金”等 吴浪波:《互助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载郑大华主编:《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1907年刘师培在 《天义》上发表 《苦鲁巴特金学说述略》等文章较为系统地宣传互助论等无政府理论,指出 “苦氏自由结合之说,以物类互相扶助为根据,固属至精之理”。1908年1月,《新世纪》开始连载李石曾翻译的克鲁泡特金 《互助论》第一章,吴稚晖和褚民谊后来加入新世纪派,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推崇备至。

三、中国先进人士对克鲁泡特金的纪念

该书是作者是詹姆斯G.马奇和蒂里·韦尔,其中马奇堪称组织学习理论的先驱、新制度经济学的倡导者、垃圾筒学习型组织模型的缔造者、权变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管理决策学派的集大成者。被称为“继彼得·德鲁克之后的管理大师”。企业和组织运行中的大部分事物都是基础而平凡的,而马奇倡导的领导观,强调的是关注组织运行的平凡式领导,并帮助社会定义那些对社会有用、使民众满意的领导者的角色。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派别,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力一方面体现为 “在支那的无政府党,大半都是采用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所以支那的无政府运动就含着有共产革命的性质和精神在里面”[俄]《支那的无政府运动》,载 《自由》(俄文)1920年第1期。。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前后,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很自然地接受了主张废除一切国家形式,反对剥削压迫的无政府主义。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彭湃也曾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曾亲手绘制了克鲁泡特金的巨幅肖像,与马克思的肖像一起挂在他的办公室。另一位中共早期党员恽代英1917年10月组织学生社团 “互助社”,提出 “改造环境,改造自身”,1920年创办 《互助》杂志,声明是 “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在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全面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他在1919年7月6日发表的 《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把互助视为人类进化的真理,同时把阶级竞争视为人类前史的特征,是 “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的不可避免的途径。

由于北洋政府一直对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和无政府主义组织施行打压政策,因此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法公开发表悼念文章,便秘密出版了宣传品 《克鲁泡特金纪念专号》。1921年2月19日,潜入无政府主义组织内部的北洋政府密探关谦向北洋军阀陆军上将兼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密报称:“窃查得近日无政府党出一种 《克鲁泡特金纪念专号》印刷品二千张,由《国报》出版部承印,并纸张、工资皆 《国报》尽义务而成此事。本拟出一万张,后因机工无暇,故得二千张之数,分交北大、高师号房零售,其余由各同志分寄他处及赠友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得知克鲁泡特金逝世消息后,“曾在文明路广东高等师范大礼堂,组织举行追悼会,到会群众达千余人。会议由梁冰弦主持,区声白在会上宣传克鲁泡特金的生平,当时陈独秀、陈公博、谭平山都参加了会议,并捐款出版宣传刊物。当天 《广州晨报》还出特刊” 高军等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2页。。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在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一文中也回忆:“春末,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莫斯科逝世,广州曾举行追悼。大会参加者千余人,发言者颇多,会场是高等师范大礼堂。《广州晨报》是日出一特刊,送到会场分赠。” 《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63页。可以窥见,克鲁泡特金之死在广州也引起不小的震动。

1921年2月12日,克鲁泡特金的灵柩被运到莫斯科工会圆柱大厅,有数以万计的民众前来瞻仰。举行葬礼的两天之前,列宁收到了克鲁泡特金女儿的来信,请求 “在下葬当天,对目前在押的无政府主义者同志予以假释,以便参加葬礼”。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建议全俄非常委员会酌情假释在押的无政府主义者,让他们参加葬礼。无政府主义者做出了保证,然后在没有军警押送的情况下,于下葬的当天获得释放。将近午夜十二点时,他们全体又自行回到狱中。根据莫斯科市苏维埃的决定,死者的灵枢暂放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送殡的队伍由此出发。2月13日,数万人打着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标志——黑旗为他送葬。根据列宁亲自指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耶维奇也出席了葬礼。俄共 (布)中央敬献的花圈上写着 “献给一位备受沙皇政府和国际反革命资产阶级迫害的人”。人民委员会敬献的花圈上写着 “献给彼·阿·克鲁泡特金——为反对沙皇统治和资产阶级而斗争的老战士” 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4页。。为纪念克鲁泡特金,苏维埃政府特将远东的一座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克鲁泡特金去世一周年时,列宁下令允许无政府主义者在1922年2月8日这天出版一期自己的报纸,“以此表达对自己的天才导师的尊敬和纪念”[俄]希科曼:《祖国历史活动家:传记指南》,莫斯科1997年版,第87页。

1922年1月,中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秦抱朴与黄凌霜到莫斯科拜谒克鲁泡特金之墓。秦抱朴回忆:“教堂里的坟墓俱王公大臣的遗迹,建筑非常宏大精美。上面设置十字架或其他宗教的仪式,教堂共分两部,内建筑稍逊,克氏坟墓即在其中。我们去时,墓前已拥有一大堆人,一个老者正演说克氏的学说,听众中女子占三分之一。坟墓极小,棺外仅有黄土数寸而已。旁有树一枝,刊着克氏的生年死日。这是无政府主义大师唯一的遗迹,但是他的精神还在劳动中表现出来。当时演说者有极力抨击布尔雪维克的人。他们说:‘在布尔雪维克的国家里,我们的同志却受尽坐监放逐、枪毙的苦楚。’据说去年克氏出葬时,被捕的人很多。” 《民钟》1923年2月第4期。

综上所述,在内分泌科晨交班中开展sbar交班模式,可提高护士专业水平,建立和谐的医护团队,提升医疗护理服务质量,促进患者安全。因此,在晨交班中应普及推广sbar交班模式,缩短交班时间,提高交班质量。

《民钟》在1923年克鲁泡特金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纪念文章称:“1921年2月8日早三点十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大师,因为患肺炎症,很和平地长逝于米多夫城,年80岁。各国同志得着消息,或开追悼会,以表哀敬。2月13日举行葬仪,葬于燕子山对面,近河的坟场。当时排出长行的无政府党机关的人员,工人团体,科学及文学的会社,学生团体,一直行至坟场,计相距七俄里远,行了两点多钟。有二百人齐唱 ‘永久毋忘’的安魂曲,有几百枝的深黑色的无政府党旗帜。还有许多多数党,社会革命左党,社会革命党,孟札维克党,布尔札维克党,及第三国际之代表,无政府党,相继演说,赞美克氏。代表外国的则有法国工团党罗斯墨氏,美洲无政府党高尔曼女士,他二人在这当儿,并代表瑞典挪威和丹墨的无政府工团党。直至夕阳在天际线下,唱着无政府歌进城而归了。” 《民钟》1923年2月第4期。

克鲁泡特金逝世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1921年2月25日在上海出版的 《东方杂志》刊载了纪念文章 《克鲁泡特金之逝世》,文称:“当此欧俄统一革命成功之日,克鲁泡特金逝世之消息,忽传闻于全世界。克鲁泡特金不特为一革命家,为一无治主义之泰斗,且更为一著名之地理学家、著作家、批评家。其造诣之深宏,涉猎之广博,实足使彼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占一重要位置。一旦闻其噩耗,因不仅无治党人如丧考妣,即凡关心于世界学术之人,亦未有不同声悼惜者也。” 《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4号。

1924年2月8日下午2时,北京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还组织了纪念克鲁泡特金去世三周年的活动:“北京同志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大礼堂,于阴云蔽日的寒袭中,为吾侪大师克鲁泡特金先生作三周年祭。” 《民钟》1924年2月第8期。

学生难以理解那“欢喜”而“凄凉”的神情,那“动着嘴唇”而“不说什么”的矛盾,那“分明的老爷”而又一串省略的欲言又止的沉默。这一部分是小说的高潮,难点。多年未见的情同手足的儿时伙伴相见,为什么以一声“老爷”拒人于千里之外?“可悲的厚障壁”是什么?这些都值得探讨。本文写于1921年,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十多年,那场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在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在克鲁泡特金之后,国际上再没有出现煊赫一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逝世后的几年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也渐趋消沉,直至走向衰亡。从其自身发展来看,刘师复的离世 (1915年)和克鲁泡特金的逝世预示着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源的枯竭,虽然他们对于克鲁泡特金的宣传与介绍从未停止,大量的译著与文章正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但他们无力发展克鲁泡特金的理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已近黄昏绝唱。

结 语

克鲁泡特金逝世后,中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以各种方式隆重悼念他,他的名字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获得了空前的传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将这两件事放在1920年代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存在两股进步的社会思潮和力量: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无政府主义。

时为中国无政府主义重要活动家的郑佩刚回忆,1921年 “五一”劳动节,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进步人士共同发动各行业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游行时谢英伯(刘师复的老朋友,属马克思主义派)领队。广州大学生也自由参加游行。当时永汉路曾挂上两个大画像,一个是马克思,一个便是克鲁泡特金。游行队伍中,赞成共产主义的人佩戴“红领带”,赞成无政府主义的人佩戴 “黑领带” 高军等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2页。。可见,在1920年代初的中国 (至少在广州等地),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曾经是两种并行的进步社会思潮,信奉两种主义的人们各自行动,或组织工人运动,或发动工人罢工,并各自尊奉他们的领袖——克鲁泡特金与马克思。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则是克鲁泡特金之死。因为在1921年之前并没有出现这一现象,克鲁泡特金之死无疑激发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热忱与奋斗决心,这股力量与发展壮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交织碰撞。

中国共产党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曾有过一段密切的合作经历。杨奎松、任武雄等都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有这样一些史实不容忽视:(1)1920年鲍立维联络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其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暂时合作的联合战线,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基础;(2)1920年陈独秀建立中共上海发起组,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合作;(3)1920年5月1日,北京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无政府主义者共同举行活动,散发传单、演讲、撰写文章,要求争取与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杨奎松:《走进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任武雄:《试对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问题的破解——兼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始末》,载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3期。。这些史实提醒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共早期建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在一定时期内求同存异,共同为拯救民族危机、改变中国命运做出了贡献,这一点是不能抹杀的。

从思想层面来看,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了铺垫。不少知识分子正是先受到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的初步启蒙,后来再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人皆是如此。无政府主义 “在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当中散播了一种强烈的乌托邦意识,激发起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的热情和改造社会的冲动。乌托邦的梦想充斥着他们的心灵,他们相信,一个美好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到来。为使梦想成真,他们苦苦求索着革命的道路,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顾昕:《无政府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载 《开放时代》1998年第2期。

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相似之处。马克思曾提出,资本主义以后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它将要消灭国家政权。列宁也曾强调,在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而克鲁泡特金在讨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制度时经常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和理论[美]马丁·米勒:《克鲁泡特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2页。。正是存在这些理论上的相似点,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有了合作的可能,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及其倡导的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目标,在国人看来就是共产主义的具体体现,从而成为两者之间联系的桥梁。

之于过往,那些正在客户企业中轰鸣作响的设备,是高斯人自豪的根本;而之于现在和未来,那份难掩的自豪亦支撑着高斯人着眼于如何走得更远,为客户提供更高的附加值。就目前行业内被谈及最为频繁的两个词“绿色环保”和“智能化”,高斯(中国)确有自己的主张。

在1920年之前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拥有一定的优势,情况的转变出现在1921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果断停止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并对无政府主义展开了无情的批判,双方分道扬镳。此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和发展壮大,而无政府主义者依旧组织涣散、发展迟缓,并逐渐走向末路。但这一转变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复杂反复的历史选择的结果。转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理论体系、政治纲领与方针策略等问题上都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而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那些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之所以转向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方式,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理论修养的提高,不如说是现实世界实践检验的结果。

张建华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04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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