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有关东方民族革命的策略主张在国际共运史上争议颇多① 从共产国际 “二大”提出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开始,“围绕着如何对待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问题”,就存在着争论和分歧。参见金娟萍：《共产国际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载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5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且其牵涉面广,影响深远,在学界也受到相当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或着重探析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②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迄今始终为学界研究热点,仅以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为名之著作,即有杨云若、陈再凡、郭恒钰、李超钢等多个版本,相关研究专著及论文更难以计数,在此不赘列。,或重点研究共产国际及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③ 参见张静如、任重：《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载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1960年第2期;刘玉遵：《列宁关于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思想的光辉胜利》,载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0年第4期;[苏]阿·列兹尼柯夫：《列宁对共产国际二大罗易 〈补充提纲〉的修改》,载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室编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7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283页;蔡文杰：《中国类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载 《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4期;田子渝、杨荣：《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我国的时间与最初影响》,载 《江汉论坛》2010年第8期;杨泰龙：《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理论名实问题析议》,载 《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关于东方民族革命在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中的地位及其变化,现虽已有数篇论文涉及,但缺乏从共产国际整体战略与其东、西方战略的关系这一视角进行的研究。已有的研究大多断定共产国际 “四大”是 “东方战略”上升为主要战略的标志① 参见姚洪亮：《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姚洪亮：《“东方战略”的历史溯源》,载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于光田：《苏俄东方战略的起源及在中国的实施》,西南交通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但实际上在1924年斯大林提出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并为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接受之前,共产国际依据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观点② 郑异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若干问题》,载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5年第4期。,一直在致力于发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此外,东方民族革命在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中的地位虽然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从附属品到欧洲革命的重要援助力量,再到引爆西方革命的 “火星”,但欧洲始终是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重心。有鉴于此,本文将考查共产国际在 “一大”到“五大”期间着眼于欧洲革命的前提下,对东方民族革命地位认识的变化。

一、从欧洲革命的附属品到重要援助力量

由于欧洲革命的急迫态势,共产国际在1919年迅速成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满③ 马里奥·泰洛认为：“起初曾有这样的预见：十月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在西方发生革命,为此,成立了共产国际。”参见 《马里奥·泰洛的声明》,载 《布哈林问题论文资料汇编》(下),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资料室1982年编印 (内部交流用),第521页。德国共产党代表胡·埃贝莱因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表示反对成立共产国际,挪威代表斯坦格则表示不确定对新国际的态度。见 [苏]费·维·亚历山大罗夫：《列宁和共产国际》,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不过,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这一 “共产国际大钟”④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399页。鼓舞下,大多数共产党人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满怀信心,似乎 “革命的道路、策略、政策的模式等等”⑤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72页。都在原则上得到了解决。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 “一大”结束后即乐观估计,欧洲 “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将在一年内取得胜利⑥ [苏]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1919年共产国际发表的关于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宣言甚至呼吁道：“让伟大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在1920年诞生吧!”⑦ [英]珍妮·道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66页。

共产主义的胜利需要世界革命的推动,东方民族革命自应属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托洛茨基在为共产国际成立大会起草的宣言中宣称,“殖民地世界的解放”是 “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⑧ [美]赫尔穆特·格鲁伯：《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也认为：“要解放殖民地,必先解放宗主国的工人阶级”,甚至断言 “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实现之时”就是殖民地人民 “自己解放之日”⑨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页。。

脑血管内皮受损导致了血小板聚集以及活化,血栓素A2可以促进血小板的聚集,TXB2是TXA2代谢的结果,因此对TXB2进行测量就能够了解患者的TXA2水平情况。总而言之,临床中使用40mg剂量的阿托伐他汀进行治疗的效果理想,患者的不良反应率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ET-1和TXB2水平均有了明显了下降,因此是非常理想的治疗药物,临床中应该进行推广使用。

至1920年共产国际 “二大”时,现实形势否定了季诺维也夫等人的乐观估计,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即将胜利的预言落空。尽管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人仍不愿承认欧洲 “革命浪潮的回落”⑩ 林建华：《世界革命视域下共产国际的实践逻辑》,载 《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难产难免心存不安⑪ 有学者指出,列宁在1920年初已经改变了对欧洲革命的乐观态度,认为西欧不会很快迎来社会主义革命。见邢广胜：《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一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页。。“二大”会议上,共产国际不得不试图纠正 “第一次代表大会持的那种极端的 ‘欧洲观点’”①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页。,其内部关于东西方问题的主张陷于复杂纷乱的境地。

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来看,西方显然与社会主义革命更为接近,若以拱卫苏俄的反帝功用而论,西方能给资本主义世界直接打击。共产国际 “四大”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工人统一战线的问题,对于东方而言,尽管在土耳其、中国、埃及已经 “建立了力量不等的党的核心”,但 “这都是些很小很小的核心”,共产国际对此 “不抱什么幻想”①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4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以致土耳其代表在发言中对 “西方共产党没有给予东方的殖民地问题以应有的重视”表示 “完全不可思议”②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5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伊朗代表则指出,西方国家共产党不仅没有对殖民地和东方国家给予 “任何道义上的帮助”,而且对东方问题 “根本不关心”③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5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部分代表团更是共同签署了抗议书并向大会提交,指责大会缩短有关东方问题的发言时间,没有给予东方问题和殖民地问题 “应有的重视”④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5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因此,将共产国际 “四大”讨论东方问题并通过 《东方问题指导原则》,视为共产国际战略重心向东方转移的标志的观点值得商榷。所谓 “东方问题”“东方战略”的概括性说法,本身即已凸显东方革命对共产国际的重要性较西方所逊不止一筹。更值得深思的是,共产国际在东方问题上采取的笼统式处理方法以及据此确立的一系列原则,为随后具体指导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革命,埋下了低估 “革命的特殊性”这一失败潜因。

至1921年共产国际 “三大”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虽在大会的召集信中称,“三大”探讨东方问题不能像 “二大”一样 “只作理论上的探讨,而是要从实践上进行探讨”“没有亚洲的革命,就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⑨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季诺维也夫在开幕词中也强调,共产国际面临的 “不仅是欧洲革命,而是实实在在的世界革命”⑩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但 “三大”依然采用 “纯粹机会主义”的形式对待东方问题,不仅限定东方各国代表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且 “对发言不翻译”,东方问题在整个会议中仅用时一下午,由于时间紧迫,东方各国的代表多只能简单介绍情况,而并未能形成有关东方问题的具体文件。对此,西班牙学者费尔南多·克劳丁认为,“三大”对“亚洲反帝运动的高涨”只字不提,主要原因在于苏俄同英国签订了贸易协定,苏俄在协定中承诺 “不进行任何可能煽动亚洲人民做出违反英国利益的事情的宣传”①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229页。。从根本上而言,无论其中具体作何考虑,回避殖民地问题已充分表明东方民族革命在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中的次要地位。

由此,东方民族革命不再被简单地视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附属品,东方民族的解放斗争开始变为援助一战后欧洲大陆狂飙猛进的工人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⑥ 季诺维也夫认为,1921年之前是共产国际的狂飙时期。参见 [苏]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页。。在共产国际 “二大”期间,列宁主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讨论罗易草拟的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时提出,“消灭殖民统治并同时在宗主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能推翻欧洲的资本主义”,且“为了保证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这两种力量必须采取共同行动”⑦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室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7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1页。。可以看到,消灭殖民统治和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并列成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基本路径。

列宁设想的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虽为援助东方民族革命创造了合理性前提,但在列宁心中 “西方国家率先胜利的观点”根深蒂固。共产国际 “四大”通过的 《东方问题指导原则》中即隐晦地表达了这种观点,该原则在解释东方落后国家必须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同盟的原因时指出：“东方的工人只有从先进国家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那里才能得到无私的帮助。”①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5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3页。这意味着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率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就是说,共产国际试图使东方民族革命摆脱资本主义发展前途,而此前途的实现依赖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东方民族革命地位的轻视。

从总体来看,在共产国际 “二大”上,欧洲各国代表更关注和强调欧洲革命对世界革命的意义,但殖民地国家的代表或负责殖民地事务的领导人则往往突出东方革命的伟大意义。可以说,在共产国际内部具有 “东方”倾向的代表和具有 “西方”倾向的代表针锋相对① 赫尔穆特·格鲁伯指出,在最后表决列宁和罗易的提纲时,具有 “东方”倾向者同具有 “西方”倾向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爆发了一场用词尖刻的辩论”。[美]赫尔穆特·格鲁伯：《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被誉为 “中国问题的专家”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的拉狄克在共产国际 “二大”发言中,明确否定将 “在东方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作为 “同欧洲资本作斗争的辅助手段”③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页。,并指出,同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既需要欧洲人民的援助,也需要殖民地人民的支持。负责爪哇事务的马林和印度共产党代表罗易显然是 “东方路线的激进派”。在马林看来,殖民地问题的重要性在共产国际所有问题中独占鳌头,超过西方革命问题。为此,马林指责此前的 “社会主义运动对殖民地漠不关心”,认为共产国际大会议程中的其他问题 “都不如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这样至关重要”④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6页。。马林的观点被罗易发挥到极致,后者在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中指出,“不摧毁殖民帝国,推翻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依赖殖民地而生存⑤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室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7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283页。。不难看出,罗易的态度与共产国际 “一大”认为殖民地将随欧洲无产阶级运动胜利而解放的观点截然相反,与列宁的主张同样有云泥之别。

尽管重视东方民族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怀恩科普、苏尔坦·扎德等人纷纷赞同罗易的补充提纲,要求共产国际重视东方殖民地问题,但在 “二大”上明确声明东方民族革命比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更为重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将随东方殖民地的解放而崩溃的代表,仅有罗易自己。苏尔坦·扎德虽赞同罗易为东方殖民地国家制定的策略,但明确反对 “世界共产主义的前途将取决于东方社会革命的胜利”的观点。朝鲜代表朴振顺也强调：“只有当西欧无产阶级给本国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而殖民地各国也能给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致命的打击时,胜利的日子才会到来。”⑥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7页。在此情况下,罗易不得不有所折衷,同意列宁及民族殖民地委员会将其 “不摧毁殖民帝国,推翻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一语修改为 “消灭殖民统治并同时在宗主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能推翻欧洲的资本主义”⑦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室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7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1页。。在会上讨论时,罗易宣称 “革命的民族主义也会引起欧洲帝国主义的崩溃,这对于欧洲无产阶级必定有重要意义”“无论如何不要否定殖民地人民现在提供给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支持”⑧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6页。。与他之前所拟的补充提纲相比,态度明显有所缓和。

（1）护理总有效率：通过将两组患者在护理结束后疼痛度评分进行比较得出护理总有效率。其中按照疼痛度评分将护理效果分为显效（0～3分）、有效（4～6分）和无效（7～10）。

二、共产国际 “四大”并未把 “东方战略”上升为主战略

随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相继失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斗争逐渐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学界一般认为,1922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 “四大”是 “东方战略”上升为主战略的标志② 参见姚洪亮：《“东方战略”的历史溯源》,载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姚洪亮：《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于光田：《苏俄东方战略的起源及在中国的实施》,西南交通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但是,这一判断并无充分的史料佐证。我们认为,考量 “东方战略”在共产国际战略中的地位,需要结合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理论具体考察东、西方革命受重视的程度。

我们认为,考量东、西方革命在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中的重要性,尚有更清晰的方式。学界将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分为 “东方战略”与 “西方战略”两部分,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研究者的概括而非源自共产国际⑤ 何云庵：《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再探讨——从世界革命理论的视角看》,载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东、西方战略的划分并不妥恰,因为共产国际大会从未讨论过与 “东方问题”对应的整体概念上的 “西方问题”,东方以整体为单位,西方以国家为单位,是共产国际 “一大”至 “五大”讨论东、西方革命问题的基本特点。尽管列宁在共产国际 “二大”上指出,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应 “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应考虑 “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但共产国际在讨论东方革命问题时,仍多将东方作为整体,并衍生出 “东方国家”“落后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等多种概括性说法。对此,罗易在共产国际 “四大”上曾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无论 “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或社会上,都不能把东方国家当做一个同一的整体来对待”,他建议将东方分为资本主义相当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且封建主义仍是社会主要支柱的国家、封建宗法制国家三类⑦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5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不过,这种区分过于粗略,而且在共产国际以欧洲革命为中心的前提下影响始终有限。

7）结果枝组大、中、小型相间，侧、斜、垂分布，松散、均匀着生。力求达到：枝枝有效、叶叶见光、果果优质。

但需要注意的是,列宁在1920年6月为共产国际 “二大”准备的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对东、西方革命的态度与 “一大”并无根本差异。列宁认为,“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⑧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被压迫民族才能得救。列宁不仅将殖民地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建构在 “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援助基础之上,更提出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和全世界国家体系“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126页。,其中反映出世界政治中一切事变均围绕 “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这个 “中心点”⑩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 的思想。

此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单单在一国范围内取得完全胜利,而只有在国际范围内作为世界革命才会取得胜利,且这种世界革命至少需要几个欧洲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列宁指出,“期待欧洲革命形势”是 “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意见”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页。。因此,欧洲革命的胜利在各国共产党人心中具有特殊的保障性意义。由此看来,在1924年斯大林提出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 “既没有从经验方面也没有从理论方面论证”的 “不容置辩的真理”③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并被共产国际多数成员接受之前④ 程玉海、林建华：《共产国际与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若干问题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说东方战略的重要地位已然超越西方战略,明显与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理论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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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理论中,东方民族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此,共产国际“二大”讨论援助东方民族革命的问题时,因其潜在的资敌可能而大起波澜③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有人认为,所谓联合东方民族民主运动,其实只是利用④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3页。。共产国际为了反帝而援助东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自不能坐视援助对象最终壮大资产阶级势力,这点无疑是共产国际对东方民族革命运动心存顾忌的重要原因。“东方战略”如要上升为共产国际的主要战略,民族革命必须避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为此,列宁在共产国际 “二大”提出,“在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这就是共产国际构想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 “基本思想”⑥ 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 (1919－1927)》,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具体的帮助方法为：“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126页。其实,这一观点在共产国际 “一大”已初现端倪,“一大”通过的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指出：“资本主义的欧洲强行把世界最落后地区卷入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漩涡,而社会主义的欧洲将以其技术、组织和思想影响,来援助解放了的殖民地,使它们早日过渡到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⑧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页。

将 “东方战略”作为共产国际有关东方国家的整体战略虽无可厚非,但对西方革命问题不可如此类推。共产国际对西方革命的关注,有着具体详细的内容,往往直接对各国及其具体问题进行指导,并无统一的西方问题原则或纲领。两相对比,表明在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视域下,东、西方难以等量齐观,甚至在很多时候,东方战略仅仅服务于反英、反法等目的。故东方问题虽是共产国际 “四大”“议程上安排时间超出一天的唯一问题”⑧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5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65页。,但考虑东方问题在地域和内容上均涵盖极广,“超过一天”无法说明东方问题的重要性压过西方问题。

欧洲共产主义胜利未能如期而至,共产国际不得不改变之前对欧洲资产阶级的 “直接进攻策略”,开始考虑充分发挥各种反帝力量的作用。1919年11月,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俄国人开创的事业,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来巩固”,而英、法、德的无产阶级,若是没有 “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②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4页。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基于此,共产国际 “二大”通过的提纲中提出,必须在共产党、无产阶级和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 “建立正确的关系”③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开始立足于 “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以 “保证战胜资本主义”④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简而言之,即利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支援欧洲共产主义革命,推动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国走向世界⑤ 周家彬：《灌输还是互动：中共初创时期革命理论转变的再认识》,载 《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

三、引爆西方革命的 “火星”

列宁曾指出,“每个阶级都是根据斗争条件和社会演进条件来规定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政治任务”⑤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1页。,“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在有革命形势时和没有革命形势时是不可能一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真理”⑥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页。。按此逻辑,共产国际的策略也不例外。到1923年底,欧洲各国的革命危机已经结束,直接革命的形式转而 “成为世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外围区的特点”⑦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8页。,革命 “从俄国向西方扩展的时代”⑧ [美]赫尔穆特·格鲁伯：《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结束了。在欧洲缺乏革命条件的背景下,共产国际开始在其他地方寻找 “火星”,以引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

因工作原因，除需要将班级成绩汇总之外，还需要将每个学生每学期的成绩告知家长。输入学号后，调取学生姓名，在之前完成的16级机械设计专业成绩总表中获得该学生本学期的各科成绩。

季诺维也夫虽然始终轻视东方,但在西欧革命形势日渐趋于平静之时,他也同样希望以东方民族革命斗争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他在1924年3月纪念共产国际成立五周年的演说中提出,革命形势具有两种可能：或是通过德国深入欧洲,或是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燃烧起来并蔓延到欧洲各国⑨ [苏]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页。。显然,以东方国家民族革命的火种引发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之燎原已在其考虑之中。布哈林同样试图 “寻找东方国家中那些能够给西方资本主义敲丧钟的力量”⑩[美]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页。。1923年4月,他在俄共 (布)代表大会上详细分析了 “处在极其深刻的革命动荡中的整个东方国家”,并将 “正在觉醒的殖民地农民”看作 “革命步兵团的巨大后备部队”。在他看来,工业化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城市,殖民地半殖民地则是它的农村。建立一条世界城市革命无产阶级与世界农村农民间的 “统一战线”① 有论者指出,1922年,布哈林看到 “西方没有立即发生经典式革命的机会之时,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中国的发展上”。参见 [美]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17页。,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理想路径。1924年,布哈林再次强调,欲推倒资本主义国家,就需要扶植能使资本主义国家实体 “崩溃的一切因素”,“一切在客观上削弱”资产阶级国家的 “破坏性力量”,并将 “殖民地起义、民族战争、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自由反对列强的斗争”②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185页。作为资本主义关系总崩溃的过渡性的革命步骤。

需要指出的是,共产国际的最终目标是借其他地方的革命 “火星”引爆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 “火药桶”,在革命战略制定过程中,共产国际也并不只是拘泥于以东方革命撬动西方革命。正因此,在共产国际 “五大”上,民族殖民地问题占据显著地位③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国际共运史研究》第5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页。,但会议重点依然是欧洲问题④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43页。。

在此背景下,共产国际 “五大”通过的 《策略问题提纲》对以往忽视东方问题的状况进行了反思,要求 “今后也必须更多地注意”东方问题,因为 “它必定不仅在欧洲,而且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导致革命的胜利”⑤[匈]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2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8页。。《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大战爆发十周年的宣言》则指出,“对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教育已成为无产阶级的首要问题”,原因在于,“如果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压迫殖民地人民来维持和继续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我们这方面就必须依靠殖民地起义来帮助无产阶级起义”。同时又声称,“如果苏俄能够把资本主义欧洲和美洲的联合势力顶住几年,那么欧洲无产阶级在自己取得政权和欧洲各国随之建立起苏维埃联邦即欧洲工农联邦的时候”,就能稳操胜券,“欧洲社会主义联邦因之就会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基石”⑥[英]珍妮·道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58－159页。。显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基础在苏俄,而决胜点依然在欧洲。

随着共产国际曾梦寐以求的欧洲革命胜利前景成为泡影,它的世界革命战略不得不经受修正和增补。在此过程中,共产国际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关注度逐渐上升。东方民族革命由可有可无的附属,变为西方革命的助力,甚至成为引燃世界革命的 “火星”。但就根本上而言,为整个东方问题规定笼统的原则,反映出了共产国际将东方革命视为西方革命的补充的态度。对东方民族革命在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中的地位,孙中山有清醒的认识,他曾指出：“俄国革命成功之后,他们首先认为俄国革命政权,必须西欧工业国家的社会革命成功,才能巩固,后来他们认为东方民族革命可以促成西方的社会革命。因此他们对于中国,要帮助我们的民族革命。”⑦ 转引自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第34－35页。而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战略有着更加深切的体认。随着中国革命的兴起,共产国际越发认识到中国革命在东方战略中的地位和影响,试图更深入细致地对中国革命进行指导。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因此,共产国际对东方民族革命尤其是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变化及其复杂影响,仍值得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