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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世界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时代观的建构、发展与创新

更新时间:2016-07-05

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观是指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对时代发展本质趋向的特定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本质观的基础上,对时代发展的认识和把握经历了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形成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判断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提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既包含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与人类发展关系的新思考,也包含着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认识时代发展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彰显了中国作为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的担当精神。

一、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观包括时代本质观和时代主题观两个基本方面。时代本质观是指中国共产党坚持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发展大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时代主题观则是指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对时代发展的具体特征和趋向的认识。在改革开放史上,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本质观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时代主题的新认识,在经历了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的艰难转型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本质观与新的时代主题观的统一,引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伯努利原理是流体力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涉及很多关于流体力学的知识,是丹尼尔·伯努利在1726年提出的,这是在流体力学的连续介质理论方程建立之前,水力学所采用的基本原理,其实质是流体的机械能守恒[1]。它说明了流体压力的一个特征,对于稳定流动的流体(如稳定流动中的空气或水)速度与气压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即气体忽略重力,其流速度与气压的具体关系满足伯努力方程:

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观,即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与帝国主义战争作为时代发展的主题来认识和把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最早把革命与战争确立为时代主题的是192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共产国际六大在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阶段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指出:“战争已是当前的中心问题。我们必须在策略上和政策上将这个问题摆在首位。” 戴隆斌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5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面对这一中心问题,要求无产阶级政党 “不按帝国主义的方式,而是按无产阶级的方式去解决这项任务;不是用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办法,而是采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的途径去解决这项任务” 戴隆斌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5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即是说,用无产阶级革命来应对帝国主义战争。客观地说,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观正确反映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向,在理论上极大地武装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推动广大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谋求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之中。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由于国际形势总体上趋向缓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两个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斗争出现了新的特点,时代主题客观上开始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20世纪70年代后,这一历史性转变的特征表现得更加突出和鲜明。在这一背景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后,最终完成了从 “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5页。到 “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的认识转型,建构起了新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

此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事业过程中观察时代发展和世界政治走向的基点,意味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时代本质观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与时代发展和中国自身发展相适应、相契合的新的时代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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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新时代伟大斗争的过程中,牢牢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并在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论断以及建设和谐世界构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认识新观念,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 “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285页。,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时代的理解和把握推进到新境界新水平,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统揽 “四个伟大”过程中形成了新的 “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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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是 “和平与发展论”和 “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论”。在不断调整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关系认识的过程中,邓小平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问题。1984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苏丹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的谈话中第一次把世界问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大问题,就是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东西问题也就是和平问题。……南北问题对第三世界国家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南方国家首先要摆脱贫困。发达国家要继续发展,也面临着南北问题。”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8页。1985年3月,邓小平正式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提了出来,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在清晰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新的时代主题观的同时,中国共产党 “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页。,转而高度强调 “尽管仍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如果我们搞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7页。。这标志着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新的时代主题观的建构。

新的时代主题观的形成是从对世界战争可能性的重新估计中逐步明确起来的,这一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认识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延缓论”,即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可以争取一段和平时间来实现发展。1979年7月,邓小平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报告中说:“现在我们要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间,并要利用这个时间,抢这个时间,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个时间可不能丧失,多一年是一年,多五年是五年,有二十年就更好了,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打仗也不怕了。”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3页。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时说:“我们一直认为,总有一天要打起来,但是争取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就中国来说,我们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争取国际局势的缓和。”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2页。1980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的防卫作战研究班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国际形势越来越动荡,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但是,多争取一点时间,延缓战争的爆发,是可能的。综合全局来看,甚至比五年多一点时间还有可能。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拖长,争取更多一点、更长一点的时间,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页。总体上说,这一阶段虽然有一些对时代发展的新认识新理解,但整个认识的出发点还是处在 “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一点上。

二、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判断与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

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世界发展进入了新的调整变革时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立足马克思主义时代本质观以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不断对时代发展趋势做出新概括和新判断,引领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到党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时代观的发展集中表现在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作为时代发展的主要特征加以认识和把握,提升了对时代发展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思考世纪之交中国发展道路时高度关注世界发展的多极化趋势,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1998年8月,江泽民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提出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判断,认为冷战结束后的 “世界格局正在加速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虽然在此过程中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但要求协调和合作是主要倾向,这有利于国际局势继续趋向缓和”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196页。。在世界政治沿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同时,世界经济也开始出现了全球化的新趋向。“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谁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向,并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一定意义上说,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扎根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并使这一时代主题观表现得更加鲜明。

第二,把和谐的诉求引入对时代发展的理解中,形成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把 “和谐”这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来认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又把对和谐的追求引入对时代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中,形成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54、355页。2006年8月,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推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关系我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关系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大问题。”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15页。在此基础上,胡锦涛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和强烈愿景。2007年,党的十七大郑重地把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推动和平外交与和平发展的战略理念。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重申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和理念,表明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世界文明多样性进行理解和把握,体现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对推进人类多样性文明繁荣发展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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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第二个阶段是 “两种力量论”,即在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的同时,也强调制止世界战争发生的和平力量的增长。1982年8月,邓小平在一次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谈话中说:“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在这次谈话中还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邓小平把过去一直强调的争取20年的和平时间扩展为争取50-70年的和平时间,他指出:“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417页。在对争取更长时间和平的信心不断增长的同时,对于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的认识也随之出现了重要变化。1983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以前总是担心打仗,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92页。这是对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论一次重要的突破。

第三,在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统一中不断升华对时代发展的理解和认识。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观察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论特点是立足于中国来认识时代和世界,即立足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来争取国际和平环境,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发展经验和资本,“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这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基础上的必然选择,也是由中国问题的世界性特点客观决定的,即如邓小平说的那样:“中国的问题,也等于五分之一的世界问题。因为全世界有五十亿人口,中国就占十亿多。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对朋友们的帮助也许会大一些。”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0-1241页。但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地参与到世界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中以及中国自身发展的成就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基于 “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50页。这一判断,观察时代发展的方法论视野也越来越宽广。中国共产党在把世界发展作为中国发展的条件的同时,也把中国发展作为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条件,从而面向整个人类发展提出了实现一种包容性新增长方式的设想:“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32页。

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 “世界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对当今世界向何处去的 “时代之问”提供了具有原创性的回答。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当代世界发展中巨大成就和巨大不确定性共存的现象指出:“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7页。习近平总书记在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提出并不断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轮廓,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情怀、中华文化中的人文情怀与中国共产党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政治情怀有机融合起来,直面当今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也前所未有的现实,创造性地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在充分尊重世界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充分尊重世界各国主权平等和各种文明形态平等的基础上,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清晰地描绘出了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蓝图,并把这一蓝图作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奋斗目标,以强大的价值引领力量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类社会发展愿景。

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 “世界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对中国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过程中将对世界发展产生什么样影响的 “时代之问”提供了具有原创性的回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既是面向人类发展提出来的,也是针对中国发展提出来的。从中国发展层面来看,在新时代第一次开始直面如何把推进人类发展作为衡量自身发展的尺度之一这一全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立足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点,从 “世界观”“价值观”的高度创造性地回答了发展起来后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彰显了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者、建设者的国际形象和对推动人类发展的强烈责任担当。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作为独特的理论标识,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度来思考自身的发展,在把世界发展作为自身发展机遇的同时,积极地推动把自身发展的机遇变成其他国家的发展机遇,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实现开放发展、均衡发展和共享发展,使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工业化道路的中国方案,从而也在全球范围内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如果说,“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则是这一 “深刻转变”最鲜明的表现,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对社会主义自信的集中展现。

李站长说,我这里好说,顶多搞点罚款过去,要是被市林业公安的发现了,可能我也脱不了干系的。何泽说,李站长尽管放心,市里的工作,由买主去做,负责没有障碍。

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 “世界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对在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 “时代之问”提供了具有原创性的回答。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为人类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执政的重要目标,并在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以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时代后,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特别是为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要解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中说:“这100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然而,这项任务至今远远没有完成。”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8页。一定意义上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正是基于新时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实际,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对这一问题的原创性回答。从理论上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了对和平与发展关系的认识。“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58页。和平与发展不仅彼此作为条件相互支撑,而且发展问题本身就是和平问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看,南北关系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世界和平稳定的全局性问题。”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37-238页。这就大大突破了长期以来认为和平问题是东西关系、发展问题是南北关系的观念,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进入了新阶段。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把安全问题引入对和平与发展问题的理解中,认为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峰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31页。。从实践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实质上是新时代进一步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中国方案。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 “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9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时代观建构、发展和创新的历程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首先,不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哪一个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本质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和发展的,同时又深刻认识到 “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从而不断把对时代本质和时代特征的认识推进到新水平;其次,在深化对时代发展具体特点认识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牢牢立足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来认识世界,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阶段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问题;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时代观的支点逐渐转向对统筹国内发展和国际发展 “两个大局”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上,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自身发展所包含的人类意义,也越来越自觉地把自身发展看作推动人类发展的强大动力;第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经验的理论升华,又是在中国与世界的统一中对一系列 “时代之问”的深刻思考和科学回答。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 “世界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把中国共产党对时代发展的理解提升到了新水平新境界。

任晓伟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04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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