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对其影响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更持久的因素。虽然政治文化本身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但相对于政治制度的发展而言,它仍具有较明显的稳定性,对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作用也更为持久和深远。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环节,在于它对一国国民政治价值观念的熏陶和养成,而这种价值观念体系一旦形成,就会持久存在并抵御对它的改变,正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所说：“文化中较核心的和较早习得的部分,是抵制变化的,因为改变成人的认知结构中的核心要素需要花费非常大的力气,也因为一个人最核心的价值观自身就是要实现的目标,强行放弃它会给人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①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所以,只有符合这种价值体系的政治发展道路,才能获得根深蒂固的合法性,例如与其他国家相比,自由在美国人的价值体系中处于优先位次②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页。,因而美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以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基础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系,同样也具有上述特征。在 “大一统”“天下为公”“和合”等传统政治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中国人通常把 “国家统一”“有效治理”“社会和谐”等观念置于政治价值观的优先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合法性,从某种程度说就在于它能够优先满足这三种核心价值理念,这也充分表明了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深刻影响。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我们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讨论其所有方面,但我们可以从中选取几个核心理念加以剖析,以探讨其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密切联系。其中,“大一统”思想、“天下为公”思想、“和合”思想可以说是三个紧密相关且与中国政治发展密不可分的核心理念。按照中国儒家的传统观念,“大一统”的维持不能仅凭武力,更需通过善治来实现,“天下为公”则恰是这种善治的具体体现,只有通过对社会与国家的良善治理,才会达到 “和合”的目标,并反过来巩固 “大一统”社会秩序。

(一)大一统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人心思定,和平与统一的政治价值凸显。在此背景下,儒家、法家和道家都表现出对于国家统一的推崇,而统一的前提则是恢复社会秩序。

在孔子那里,礼治代表着理想的社会秩序,他不仅指出了礼治的现实样本,即西周早期那种社会制度和规范：“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 张燕婴：《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页。同时,他还从人性的角度为礼治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克己复礼为仁。”② 张燕婴：《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1页。孔子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试图把礼治从贵族的小圈子推及平民,使其为人类所共有,而不是只限于贵族。

法家则提供了另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即法律。商君有言：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③ 石磊：《商君书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韩非子也说：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④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页。法家试图通过法律和法制来破除人伦关系,让孤立的个人直面国家,进而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统治。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济建设也并非一帆风顺。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平稳的增长,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对有效治理的价值偏好。关于中国为何能够实现平稳的经济增长,学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如张五常认为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林毅夫认为是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不论何种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别于美国那种自由放任式的发展模式,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众寄希望于贤能与善政,渴望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有效治理,因而 “天下为公”思想在政治方面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 “选贤与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表明,它不仅能够选贤与能,而且能够创造有利的经济条件吸引资本,能够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制定适合中国的产业政策,全面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事业。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道家则表现出了不同的一面,其理想秩序是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⑤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4页。道家的这种理想社会秩序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试图借助这种社会条件下人口的低流动性来确保社会稳定,正如孙隆基在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所言：“中国文化的这种倾向,表面上看起来是与 ‘大一统’的倾向冲突的,其实不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中国的大一统专制主义的基础,正是一大片分散的小农经济。”⑥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95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上述优势,被一些学者归结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 “尚贤制”,但又不是对传统尚贤制的机械模仿,而是一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新型尚贤制,即“把中央政府的贤能政治和地方政府的民主制结合起来。这个模式既没有严重偏离中国的政治现实,又能在哲学基础上得到支持”①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吴万伟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XXXVII页。。这种民主的尚贤制既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原则,又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支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先是清除了国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后又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对内通过镇压各种反革命势力,建立起运转有效的行政体系,进而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大力推动改革开放,长期保持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良好局面。

其次,儒家推崇的礼治突破了侯国的限制,上升为大一统国家的秩序。中国所谓的 “封建”,原本指的是周天子封侯建国,即 “完全建立在自然经济形式上的那种非集中化的封建政治关系”③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5页。,因而周朝礼治的适用范围也本是侯国这样的小共同体。孔子所推崇的礼治同样是以血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因而无法在大一统国家的范围内应用。此外,小共同体的存在通常会危及大一统秩序：“孔子所梦想恢复的大一统,原不过是西周那种只在形式上表示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贵族政治秩序,可是专制的官僚的统治,却正好需要这种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学说,来支持其中央集权的政治独占局面。假使在四境之内,或在声教所及的小天地间,有一个国土或有一个民族自树一帜,不肯对那个自视为 ‘诞受天命’的政权表示服从,就算它安其土而子其民,治理得颇有条理秩序,也认为非挞伐用张,使其解体屈服不可。”④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8页。为解决这一难题,儒家又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因为法家的要旨是以统一的刑罚来对待每一个人,从而促成个人对于国家的归附。经过改造后的儒学,为大一统秩序提供了两层防护：一层是基于血缘的关系,一层是基于法律的关系。“所谓儒家法家化大多是在制度层面将儒家道德伦理和大一统帝国的需求合一。例如,把法家的 ‘刑’纳入儒家所谓的 ‘礼治’结构,家庭中的父权制权威推广到君臣关系等。”⑤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对政治思想资源的整合,是围绕着为大一统提供合法性论证而展开的,此后大一统思想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理念。

(二)天下为公思想

经过汉代改造后的儒学,被擢升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这有助于强化大一统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为君主专制主义服务的：“从表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完善和强化。”① 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9页。不过,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完全被用来为君主专制服务,这显然并不能穷尽其全部意义。事实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同时还蕴含着限制君主专制的成分,而 “天下为公”的思想就是其中之一。

儒家推崇 “天下为公”的良善政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②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这种以 “天下为公”为核心的善治,事实上包含着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即政治上的君臣共治和经济上的均贫富。

在政治方面,儒家主张君臣共治。天下是大家的天下,而不是帝王一人的,因此权力承继应遵循的原则是贤能而非血缘。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以帝、王、霸为序,并特别推崇尧、舜二帝实行的那种禅让制,“这一种理想在儒家思想里,本有一贯甚深之流衍”③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8页。。宋代士大夫在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时,就常诉诸于 “天下为公”的理想秩序,渴望皇帝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让贤能在治国理政中发挥作用：“无论他们是真心相信尧、舜、三代曾出现过完美的秩序,还是借远古为乌托邦,总之,由于对现状的极端不满,他们时时表现出彻底改造世界的冲动。这一思维倾向通两宋皆然。”④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265页。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也试图以公天下的旗帜来对抗和约束君主专权,他们所向往的 “公天下”同样也是指君臣共治。黄宗羲认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⑤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页。但自秦汉以降,由于君臣共治的秩序遭到颠覆性破坏,君臣关系逐渐变成了主奴关系,这其实是有悖儒家的初衷的。

在经济方面,儒家主张均贫富。“天下为公”体现在经济上,就是一种均贫富的观念,这深刻影响着传统中国社会。吕思勉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⑥ 吕思勉：《中国通史》,群言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页。从均贫富的观念中还可以引申出富民的主张,因为天下为公也要求天下人分享君主掌握的财富,而非君主 “独富”。王夫之认为：“封建之天下,天子仅有其千里之畿,且县内之卿士大夫分以为禄田也;诸侯仅有其国也,且大夫士分以为禄田也;大夫仅有其采邑,且家臣还食其中也;士仅有代耕之禄也,则农民亦有其百亩也;皆相若也。天子不独富,农民不独贫,相仿相差而各守其畴。”⑦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5页。

“天下为公”的 “大一统”秩序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 “和合”。“和合”理念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万物生而不同,如果放任这种不同,就会影响整体的统一。先秦思想家或者如老子那样,在哲学层面论证万物本同出一体,因此自然倾向于 “和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⑤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5页。或者如墨子那样,直言万物不能 “和合”所带来的危害：“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⑥ 武振玉：《墨子注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版,第36页。或者明言 “和合”所能够带来的益处,即促进事物的生成和发展：“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⑦ 李德山：《国语注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版,第200页。但无论如何,“和合”的最终目的都是促成和维持 “大一统”。

对于 “天下为公”思想,儒家内部也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例如新儒家寄希望于从内圣开出 “民主”的新外王,试图从天下为公思想中阐发出民主的意蕴。牟宗三认为,孔子所说的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既是从治道层面讲的,又是从政道层面讲的,“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应治权而言”①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3页。。从政道层面来看,天下为公也就意味着民主：“若只限于治权方面说,而政权仍属于一家之世袭,或寄托在具体之个人上,则还不能真算是 ‘大道之行’。以今语言之,即还不能算是真正之民主……窥孔子之言,以及其盛赞尧舜之禅让与盛德,则其所谓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似不当只限于治权方面,亦必扩及政权方面。”②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1页。钱穆等人则将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解读为一种良善治理和权力约束机制：“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所不能摇,宰相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制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 《礼运》所谓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③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页。有学者据此认为,钱穆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发现了民主,亦将其归为新儒家。对此,钱穆的弟子余英时说：“据我反覆推究的结果,我以为钱先生所强调的其实是说：儒家的终极政治理论与其说是助长君权,毋宁说是限制君权。基于儒家理论而建立的科举、谏议、封驳等制度都有通过 ‘士’权以争 ‘民’权的涵义。”④ 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656-3．html。但无论如何,“天下为公”思想长期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的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实事。

(三)和合思想

在大同理想社会中,君臣共治和均贫富是缺一不可的,但二者并不是同等的,均贫富需要通过君臣共治才能实现。

儒家也主张 “和而不同”,但儒家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指出了实现 “和合”的途径——中庸,以及主张事物要在合理的限度内运作：“中庸观念看似是静态的,实则不然,它是在动态中把握事物的度,而且是对一切变易的内在制约,变易的观念恰恰蕴含着中庸的规定。”⑧ 何中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载 《文史哲》2018年第2期。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和合”就是指人的行为要适度,也就是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义、妇德、兄友、弟恭等,这就是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和合”就是要求二者各自在合理的限度内运作,中央不能压倒地方,地方也不能瓦解中央：“‘中央’与 ‘地方’,‘天下’与 ‘乡里’,明明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东西,在这个 ‘和合’的方程式底下,却可以像苦瓜与牛肉共同炒在一盘菜肴中一般,产生了一种崭新的味的组合……中国人是用中央 ‘地方化’、地方 ‘中央化’的配方来达成 ‘天下大治’的。”⑨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88－289页。不仅如此,“和合”思想还消除了 “地主权力和家庭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使地主的乡村统治和宗法家族对村庄的管理成为大一统官僚机构的延伸。这样,社会上层结构和农村中下层组织便牢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①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上述两个方面,也就是董仲舒所说的中庸既可以安身立命,又可以治国安邦。宋代知识分子也对 《中庸》推崇备至,朱熹在 《中庸章句》中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物,末复合为一理。”②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宋元之后, 《中庸》更是成为钦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冯友兰认为,《四书》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 《圣经》在西方人心目中的那种地位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2页。,由此可见和合、中庸思想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

二、传统政治文化的大众化与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

(一)传统政治文化的大众化

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如果只停留在思想层面,那它就难以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也不会促使中国社会形成一种超稳定结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经历了一个大众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它走出了贵族的小圈子而扩及整个社会并深入人心,这一过程也是中国人特有的政治价值观养成的过程。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大众化,主要依赖两个因素：一是儒学自身的特点,二是士这一特殊群体。

1．儒家伦理的特点

在诸子百家当中,儒学所以能够一枝独秀,成为整合其他思想资源的主体,这与其自身的特点是有密切关系的。儒家伦理来自于现实又反过来规范着现实,与现实最贴近。儒家推崇的礼治是有社会根基的,主要来源于贵族阶层。孔子的祖上即为贵族,他本人在贵族家中任职时又习得了贵族礼仪：“孔子是开始传播贵族学到民间来的第一个。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来变换成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学术事业之第一个。”④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0页。这是儒学区别于其他学说的一个关键,儒家伦理既没有离现实太远以至于无法落实,又没有一味地顺从现实而失去引导意义：“儒家精神比较温和,可说是反对贵族的右派;墨家较激烈,可说是左派。以下战国学派,全逃不出儒、墨两家之范围。”⑤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3页。因此,这样一种学说易于实现大众化：“这套价值早就潜存在中国文化－生活方式之中,不过由圣人整理成为系统而已。正是由于儒家的价值系统是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它才能反过来发生那样深远的影响。”⑥ 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656-3．html。

固定矿浆pH为11.5±0.2，淀粉用量为100 mg/L，CaCl2用量为100 mg/L，两种捕收剂不同用量对三种矿物的浮选结果如图6所示。

例如儒家重视丧葬之礼,认为这是孝、忠、仁的体现。丧葬礼仪来源于贵族,儒学大众化之后,这样的礼仪就成了全社会遵循的规范。在中国传统社会,丧葬等第是有成规的,平民在这方面遭受着歧视：“坟茔自来皆有定制,官品越高,则占地愈广,坟亦愈高,成为不移之原则。汉律列侯坟高四尺,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唐、宋、元、明、清,坟地周围步数,坟高若干,皆有明文规定。”⑦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15页。即便有定制,为了表现孝道,平民仍甘冒风险厚葬其亲：“史实告诉我们,法律的禁制并不曾发生很大的效力,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已经如此,丧葬方面这种情形尤为显著而普遍。孝道本为朝廷所倡导,人子厚葬其亲,原为孝道的表现,丧家往往不惜以身试法,政府方面亦防不胜防,罚不胜罚之苦。”①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0页。也就是说,儒家伦理大众化之后,很多过去属于贵族的礼仪就演变成了一种习俗,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古罗马谚语有云：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大众化之后的儒家伦理逐渐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行为规范,这就使其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作为思想的儒家伦理可能被打倒或自行消失,但是作为习俗的儒家伦理却植根于民众内心,难以抹除。以丧葬为例,时至今日,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希望厚葬其亲。丧葬礼仪所蕴含的孝、忠、仁等价值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 “大一统”“天下为公”“和合”等政治文化观念,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

2．士的作用

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实现大众化,离不开士所发挥的作用。士是以宏道为己任的社会群体,孔子所谓 “士志于道”便是此意：“早在孔子在世时,儒家因重视教育,学生就多于墨家和道家,到秦汉之交,儒家已几乎征服了整个士阶层。”②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传统政治文化中的 “大一统”“天下为公”“和合”思想,借助士这一群体得以广泛传播。钱穆甚至认为：“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要项。”③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3页。

首先看横向的传播。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士是一个较特殊的阶层,其他三个阶层的界分基本是按其从事的经济活动进行的,唯有士阶层不带有经济属性,而带有文化属性：“社会学家曼罕曾说,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则成为他们唯一的凭籍,因此,他们才能坚持自己的 ‘思想上的信念’。这个说法又几乎和孟子关于 ‘士’的观察不谋而合：‘无恒产者而有恒心,惟士为能’。”④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士阶层不带有经济属性,这意味着其他社会阶层通过学习就可以成为士,这一过程也是传统政治文化向社会各阶层传播的过程。

其次看纵向的传播。士的一生将家族、地方和中央贯穿起来,从而实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代际传播。士人早年读书,成年入仕,晚年返乡;为官之时管理国家,去官之后教化乡里。他们 “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⑤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61页。。有学者指出：“两千多年来,中国在大一统帝国的巨伞底下,其实也存在着支离破碎的所谓 ‘封建’势力。然而,中央政府却设计出一套文官的选拔制度 (到后来基本上是通过考试),把地方的乡绅势力 ‘干部化’。地方势力一旦被中央文官体制 ‘干部化’了之后,遂不期然地产生一种 ‘天下观’,使他们以治理整个帝国为己任。”⑥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88页。这就很清楚地揭示了士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传播以及在中国人政治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特殊重要作用。

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大一统”“天下为公”“和合”等传统政治思想逐步完成了其大众化的过程,同时塑造着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陈寅恪指出：“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如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训,固无预于佛老之玄风也。”① 陈寅恪：《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949。也就是说,儒学在二千多年中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还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公私法律生活。

式(12)中：α为显著性水平；Dmin为某方向上目标船到周围船舶的最小距离；f(x)为某方向上周围船舶到目标船最近距离的概率密度分布函数；D为某方向上显著性水平为α时距目标船的距离。

(二)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

政治文化区别于其他政治影响因素的地方在于,它会发挥长久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于其由以产生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的变迁反映了持久性习惯和态度的社会化过程。一经确立,这些态度取向就会形成自己的动力,可能会在造就它们的情景早就不存在的情况下自动地影响政治和经济。”②[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用来挑选锆石的样品11D11-1采自金门水库旁岩体内接触带人工露头(采样点坐标：E 113°35′02″，N 24°16′36″)，岩性为花岗闪长岩。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终结,与之一起终结的还有传统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但是传统政治文化所发挥的影响力则一直持续到近现代。现代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仍明显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这从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 (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先后于1990、1995、2001、2007和2012年对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进行了调查,从其公布的数据中可以整理出如下两个表格：

问题1 如果您不得不在下列选项中做出选择,您认为哪一个最重要?

注：“无”表示调查中没有涉及此项。

?

问题2 如果您不得不在下列选项中做出选择,您认为哪一个最重要?

注：“无”表示调查中没有涉及此项。

?

从上面两个表格可以看出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念在22年间基本保持了稳定,价值序列没有发生大的变动;第二,在中国人的政治价值体系中,“维持国家统一”“保持经济稳定”“平抑物价”“打击犯罪”“更多人情味的社会”占据优先位次。1990、1995、2001和2007年,在被问及第1个问题时,大部分人选择了 “维持国家统一”,其中1990和1995年选择此项的超过60%,2001和2007年也接近50%,只在2012年被 “平抑物价”所超过。在第2个问题中,“经济稳定”选项在22年间一直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其次是“打击犯罪”和 “更有人情味的社会”。

“维持国家统一”代表着要求国家统一的政治价值取向,“保持经济稳定”和 “平抑物价”代表着要求国家和政府有效治理的政治价值取向,“打击犯罪”和 “更多人情味的社会”则代表着要求社会和谐的政治价值取向。不难看出,在中国人的政治价值序列中,国家统一、有效治理与社会和谐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而这些价值取向恰好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 “大一统”“天下为公”“和合”思想相对应,足以表明传统政治文化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

病虫害是所有果树生长的天敌，我们要尽量早发现，及时采取措施，达到防治的效果。一般来说，种植者可以采取生物、药剂和物理三种方法结合防治苹果栽培过程中出现的病虫害现象，比如果园中可以悬挂杀虫灯，尽量用生物防治代替农药防治，并严格杜绝使用禁用农药。同时用相应的管理方法为草蛉和瓢虫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加强生物防治。

三、政治价值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主要由基本原则和基本政治制度两部分组成。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等,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又具体体现为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此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党的统一战线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考,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哈贝马斯赞同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对科学技术能够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相关论述，并且结合新的时代背景，进一步认为科学技术已经具备了新的意识形态功能。

每个民族国家都应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而国民的价值体系特别是政治价值观就是重要国情之一。在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墨西哥,由于其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念各不相同,导致这五个国家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民主制度①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张明澍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7页。。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之所以不同于他国,一个关键原因也在于中国人独有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价值观。在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国家统一”“有效治理”“社会和谐”等政治观念居于优先位置,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仅是适应这种价值偏好而形成的,并且也能够优先满足这些政治价值观念的要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保障了国家的统一

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中国人,都渴望国家与民族的统一。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不统一状态,这表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在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运动,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在国际上,西方列强通过各种手段不断蚕食中国。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处境下,中国人对国家统一的渴望尤为强烈,政权的易手和更迭也以此为主要论证依据。例如 《清帝退位诏书》言：“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再如辛亥革命后,为支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址北京,民国参议员谷钟秀等人亦称：“南北经统一,即应筹全国所以统一之道。临时政府地点为全国人心所系。应设足以统驭全国之地,使中国能成完土,庶足以维系全国人心,并达我民国和五大民族而为一大中华民国之旨。”①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32页。可见,国民渴望统一的心理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洋系诸军阀相继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取得政权,但又因为没能满足这种心理而相继丧失了政权：“国民心理在民元时误认革命党喜欢闹乱子,希望把这班乱党除去,以求安居乐业,袁氏就是利用民众此种心理镇压了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但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民众并未得到什么好处,官吏的削刮、军人的野蛮却更加严重,遂导致了 ‘民心’的变化。”②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70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如此,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政令不畅,官僚机构无法有效运转,且地方势力拥兵自大,到1936年时全国仍有7个省保持自治：“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军事统一也极脆弱,这一点后来在战争年代变得非常明显而令人痛心。”③[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你的父亲，”她又说，“是一件外套。那个时候，他穿着外套来到我们家，就是睡觉也不脱下。一天夜里，我鼓足勇气伸出手在那件外套上一摸，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直到多年之后我才弄清事情的真相。”[2]

首先,儒家推崇的礼治有了宇宙本体上的依据,即 “天”。先秦儒家在论证礼治时所依据的是历史和人性,尚未将其建立在宇宙本体之上,这离汉朝统治者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汉代建立一体化结构,只有选择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是先秦儒学同一体化结构对意识形态之要求尚有两个差距：第一,先秦儒学虽已把道德理想和社会制度等同,但孔子所说的‘礼’,主要是指周朝社会制度及规范,并不直接等同于汉代建立的大一统帝国的社会制度。第二,古代建立大一统帝国,不仅要靠由儒生生成的文官系统,更须确立凌驾于文官制度之上的皇权;而皇帝受命于天,皇权的合法性基础只能是宇宙秩序。”①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由于先秦儒学中本没有“天人合一”这一概念,因而汉代儒学中 “天人合一”的概念其实是通过学习道家而获得的②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首先，通过这道题目的求解过程可以看出，部分考生的数学运算能力比较薄弱，存在不化简，不约分，含有字母的分数不会计算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不能想当然的认为计算较为简单，对于学生的要求降低，花在运算教学上的时间大大减少.仍然需要对学生严格要求，让学生把基础真正的打扎实.

分析：这则寓言讲述的是有个人丢了一把斧头，刚开始怀疑是邻居家的儿子作为，认为其一言一行都像偷斧头的贼。后来恰好自己找到了，却又开始觉得邻居家的儿子一点都不像是偷斧头的。可以看出故事的引线是完全怀疑到毫无怀疑，“怀疑”贯穿始终故事的中心线索。

取得这些成就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以及落实党的领导的各项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拥有了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而且拥有一支保卫国家统一、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的不断自我革新,确保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国家机构和行政体制的不断改革,确保了人民的中心地位。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三大基本原则中,党的领导是首要原则,是促进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根本保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保障了有效的国家治理

从 《礼记·礼运》关于大同理想和天下为公的描述可以看出,经济富足是传统社会下民众的基本诉求之一;而从前述对问题1和问题2的答案也可以看出,经济平稳在现代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同样占据重要位置。

国民党统治后期,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饥饿状况：“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政府与支持其财政的主要基地,即沿海和长江流域城市的联系被切断。到1945年,不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政府收入,只抵得上开支的1/3,财政上的亏空几乎完全依靠印发纸币来弥补。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结果是,平均价格在1937年到1945年间上涨了2000倍以上。政府在收支上的缺口在整个内战时期一直存在,尽管也始终采取了一些弥合缺口的重要手段,但持续通货膨胀的结果本身终于达到了其必然的结果。”④[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38页。与城市中通货膨胀并存的,是当时农村中的饥饿状况。据当时的报纸 《周报》记载：“上海还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返顾其他各地一般人的生活状况,自然更惨不忍睹了。灾区的湖南人在吃草根树皮,湖北人更在吃土,跟上海人相比,何啻天渊!”⑤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1947》,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1页。面对这种局面,国民党虽有心改革但无力回天,在民众亟需有效治理的时候却不能够满足这一价值需求,这成为国民党丧失民心、败退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

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实验教学，实验实训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由于实验实训场地及教学资源的限制，不能满足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校企合作意识不强，合作方式大多是浅层次的，辐射面不宽；实验实训内容单一，与实际工作有一定距离，另外学校领导的认识观念等方面也是导致实验实训较为薄弱的原因。

例如，当题目说到家庭电路时，学生应该知道此时意味着电压为220V，并且用电器处于并联状态。而在说到用电器正常工作时，意味着用电器上的电压为额定电压，实际的功率要比额定功率低。还有串联电路，电流相等；并联电路，电压相等。这就需要学生在平时的做题过程中多加积累，多总结，在做题时就能够理解题目中的潜在信息。

春秋战国时期属于世界史上的轴心期,在这个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中国政治思想尚未定于一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了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到汉武帝时中央集权达到了一个巅峰。为巩固帝国的统治,汉朝当政者要求人心归一,而经过董仲舒等人改造的儒家学说则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大一统”思想。吸收了道家和法家思想后的儒家学说,为 “大一统”社会秩序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

在种种不幸过后，幸运之神终于光顾了他。蜘蛛精没有低头，以它惯常的频率迈动节足，离开了巨石，继续朝着天葬院爬去。它最近的一根节足，就杵在青辰身侧不足二尺远的地方，迸溅的石屑，砸到了他的脸。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议会选举制度。西方议员的选举或采取单一选区制或采用比例代表制,但基本上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中国,县及县以下的人民代表由选民选举产生,县级以上人民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人大代表候选人或者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推荐产生,或者由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产生,这就既确保了人大代表的民意基础,又确保了他们的能力和品德。“在实践中,候选人的同事——在政治等级体系的同一级岗位上担任官职的人——通常与候选人有长时间的交往,因此在评价其道德品质方面最有发言权。同事评价分数能够,也应该成为决定候选人是否拥有提拔到政治指挥链条更高位置所需要的道德品质的最重要因素。但是,也要考虑下属和上级领导的看法。同事可能会嫉妒能干的人,考虑到这种情况,上级领导的观点应给与一定的权重。”②[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吴万伟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90页。加拿大学者贝淡宁的这一见解很有道理。

总之,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能够确保有效的国家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所以它能充分满足广大中国人民的这一政治价值偏好,并且在制度机制上也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标准。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保障了社会的和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视 “和合”为重要价值,现代中国人视 “社会和谐”为重要价值,这两者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充分满足了广大人民对 “社会和谐”的政治价值追求。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带来的经济增长有助于人民生活满意度的提升。经济发达程度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近期研究中 (基于来自更多国家的相关数据),盖洛普发现,经济发展和生活满意度之间有着较强的关联。他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我们当前的数据也表明,经济发展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有着较强的关联。”①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经济发展能够带来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当人们普遍对生活感到满意时,自然就有助于社会和谐。

问题3 将所有的情况考虑进来,目前您生活得愉快吗?

注：“无”表示调查中没有涉及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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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1990至2012年的22年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增长,相应地,人民的生活满意度也有大幅度提升。1990年时,感到生活十分愉快和比较愉快的占66.6%,而到2012年时则上升到86.5%。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促进了社会和谐。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的依法治国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能够确保契约的执行和冲突的化解。在传统农耕社会,由于人口流动性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血缘来维持,因此礼治能够发挥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与之不同,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性高,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需要靠契约来维持,而法治则能够保证契约的执行,从而起到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作用。只要人们在主客观方面存在差别,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冲突。社会冲突其实是一种常态性现象,而法治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化解社会冲突,确立社会共同遵循的解决冲突的程序和规则;只要这些程序和规则以公正为依归,便能使社会冲突得到公正裁决,并避免引发新一轮冲突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法治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和谐的这种重要性,所以依法治国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成为保障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的协商民主和统一战线,能够促进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达成政治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不仅能够化解社会冲突,而且能够促进不同社会群体达成各种共识,首先是达成政治共识。共识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和前提,但共识的达成需要有凝心聚力的机制来保障,这种机制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在产业融合过程中，要切实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充分调动其产业融合的积极性。同时，要采取政策鼓励、设施配套、利益机制创新等方式，引导有条件的加工型龙头企业向产业集聚区聚集，逐步建立起集聚优势明显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产业集群。

以统一战线为主要渠道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这些协商形式容纳了不同的个人、团体和阶层,使个人、团体和阶层在观念与利益上的分歧得以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机制的框架中解决。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提供思想和组织资源,使不同的个人、团体和阶层能够进行民主协商,为了共同利益达成共识特别是政治共识,因此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此外,不同党派、民族、宗教、社会阶层之间也存在差异,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为这些主体之间求同存异提供了制度和机制保障,所以只有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才能 “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0页。。

因此，要重视农产品英语标准化翻译，让外国游客能够通过特色农产品更加深入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风格，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文化风俗，从而扩大国内外农产品销售市场，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统一战线,还有效地避免了西方那种 “党争民主”所造成的政治共识危机。“在 ‘党争民主’的政治场域中,正因为上述政党的 ‘派系’天性、‘经纪人行为’和寡头政治倾向,西方式政党政治才呈现出社会分裂面向,从而出现政党竞争造就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的现象。”③ 叶麒麟：《政党竞争与西方式政党政治共识危机研究》,载 《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与之不同,当中国社会出现分歧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统一战线能够有效弥合分歧,导向社会共识,从而避免西方那种竞争性政党政治条件下个别政党为了上台执政而刻意屈从一部分人的利益,从而进一步加重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的现象。正如福山所观察到的：“没有机制上的保障能够确保美国制度既防范暴政,又在必要时按初衷来顺利行使国家权威。后者取决于对政治目的达成共识,这恰是最近几年来美国政治生活中所缺乏的。”④[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总之,由于传统政治文化塑造了现代中国人的政治价值偏好,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合法性的重要依据首先在于必须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的这些政治价值偏好。虽然政治价值偏好具有稳定性,但也会随着代际更替和客观环境变化而发生变化,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也应始终与时俱进,在不断变革与发展中走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