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① 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载 《心理研究》2012年第1期。。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和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对身份认同有所提及,“身份认同”实际上包含了 “身份”和 “认同”两个概念,并由此衍生出 “个体认同”“社会认同”“族群认同”等概念。美国心理学家杜克斯认为 “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这是自我概念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② Deaux K．,Reconstructing social identity,Personality&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93,19(1)．。另一位美国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认为 “具有身份认同的人会体验到自己是不同于其他人的,同时自己的生活又是连续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自我都是自己认同的自我,其标准是独特性和连续性的统一”③ Erikson E H．,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Psychological Issues,1966,1(1)．。自我是通过对 “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叙述而获得具象化的④ Ricoeur Paul,Time and Narrative,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8,p.246．。

本文所探讨的身份认同问题,实际上是当个体或群体的特质在与他人或群体互动过程中,发生的原有身份变动对政治系统的长期稳定产生的影响,即国家认同问题。国家认同是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也是政治系统保持稳定的基础。当前世界各国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变革,恐怖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近年来欧洲恐怖袭击事件频发,也使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欧洲国家民众的身份认同问题。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欧洲本土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之间存在认同危机,两个社会群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缺乏共同的国家认同。而在同样面临国家认同问题的欧洲各国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英国是欧洲大国中有较长移民历史的国家,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分歧较大,特别是在2017年本土连续遭受恐怖袭击后,英国主流社会中的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想不断蔓延,并伴有强烈的排斥性和向极端化发展的倾向,这也致使主流社会与少数群体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对英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分析身份认同危机与英国反恐政策困境之间的关联,对于面临类似情况的国家也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主控芯片串口通过发送AT+CSCON?查询是否连接到网络，当返回1时为CONNECT状态，当返回0时为IDLE状态。

2016年，国家三部委出台了《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这一通知的发布迎来了特色小镇建设的新纪元。截至目前，特色小镇已遍地开花。

在探讨身份认同危机与英国反恐政策的困境时,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英国反恐斗争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危机表现在哪些方面,其产生原因是什么;其次,英国针对身份认同危机制定了哪些反恐政策,并如何对这些反恐政策进行改进;再次,英国反恐斗争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危机引发的政策困境是什么,应当如何解决。

2.2.4 患者意见未及时得到反馈 护士长只有每天在早上查房时才有机会跟患者接触，其他时间都是在处理病区的事情，每天工作繁忙，很难做到去病房征求病人意见。

一、身份认同与身份认同危机

(一)身份认同的概念辨析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西方的身份政治始于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确认真正的宗教虔诚是个人的主观状态,把个人身份和外在行为分离开来。”① Fukuyama Francis.Identity and migration,Prospect,2007,2.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magazine/identity-migration-multiculturalism-francis-fukuyama．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身份认同要求承认,它本质上是政治性的。”②[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 (上)》,载 《天涯》1997年第6期。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群体,特别是历史上受到压迫和歧视的群体,开始追求身份的认同以及平等的尊严。

探讨身份认同问题的宏观层面就是国家认同。首先,认同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认同是社会性的,是一种集体行为,认同根源于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第二,认同是动态的、自然发生的,认同会发生变化,具有可塑性;第三,认同是客观社会存在与个体意识作用相结合形成的,既是个体意识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依赖客观社会存在的一些条件③ 李素华：《政治认同的辨析》,载 《当代亚太》2005年第12期。。在明确了什么是 “认同”后,再来看一下国家认同的含义。国家认同所包含的不仅有政治方面,还有历史、传统、文化、民族等其他方面的内容。国家认同侧重于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决定国家认同的因素主要是人们的出生地、国籍、传统文化以及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则侧重于对某国执政政治权力的认同,其获得主要源于该政治权力的理念性资源意识形态、制度性资源社会公正以及功绩性资源经济发展④ 李素华：《政治认同的辨析》,载 《当代亚太》2005年第12期。。

法马通多年之前就启动碳化硅燃料包壳研究，并在获得美国能源部资助后加速推进这一研究。该公司2016年就在欧洲商业机组中对试验材料进行辐照。碳化硅包壳样本将于2020年在美国爱达荷国家实验室(INL)的先进试验堆中接受辐照，并在2022年装入美国商业核电机组堆芯。

如果要厘清国家认同与其他概念的区别,就涉及到对合法性、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概念的辨析。法国学者让－马克·夸克在 《合法性与政治》中,详细论述了政治认同与合法性的区别和联系。他把政治认同称为对统治权力的赞同,把合法性定义为统治权力：“只要存在着赞同,那么对权力与权利的同一性的判断就将一直延续下去。如果这种赞同被收回,那么这将构成政治缺乏合法性的标志。因此,赞同是统治权力的必要条件,而并不是充分条件。”①[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合法性的建立除了政治认同之外,还需另外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规范,即政治合法性的内容;二是与法律的一致性。政治认同与另外两个必要条件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合法性的充分必要条件。政治认同是合法性的前提,政治认同在合法性建立的过程中占有最为基础的地位,可以使合法性获得支持、保持稳定。同时,根据李素华的观点,政治认同的含义为：“公民对某种政治权力的认同,即公民对某种政治权力的承认、赞同和同意,并且自觉地以该政治权力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② 李素华：《政治认同的辨析》,载 《当代亚太》2005年第12期。对于文化认同,江宜桦认为文化认同是 “基于次级成员身份 (如教会、亲教会、学校等)而对次级团体所产生的文化认同”③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89页。。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文化认同是 “一群人由于分享了共同的历史传统、习俗规范以及无数的集体记忆,从而形成对某一共同体的归属感”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因此,政治认同的主要源泉是意识形态、社会公正以及经济发展,而文化认同的主要源泉是每个人 “生于斯长于斯的民族文化”⑤[日]田中浩、和田守：《民族和国家的国际比较研究》,日本未来社1997年版,第50－55页。。早期国家的建立主要是通过文化为纽带,将分散在各处的人们凝结起来,国家没有边界的概念,只有共同文化的概念,而现代国家幅员辽阔,同时具有多元社会群体,政治上的认同早已超过了文化认同的地理范围。同时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也不必然互斥：“文化认同可以帮助较具族群感的人找到心灵的归宿,要防止文化认同演变为狭隘的部族主义;政治认同是任何国家存在的基本条件,但是我们不必以积极的同化政策威胁弱势文化族群的生存,我们事实上可以让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并存,并且让它们产生良性的互动与滋长。”⑥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90页。

因此,身份认同的关键还是在于民众的政治认同。本文赞成对政治认同概念的这种理解：“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基于对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肯定所产生的政治性认同,包括对政治统治的认可、对固定国家领土的坚守、对意识形态的接受与坚持、对共同经济生活的积极参与。”⑦ 沈晓晨：《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国家认同问题研究》,兰州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页。

(二)身份认同危机的产生与影响

在民族国家形成以前,并不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因为那时的人们交往较少,交通也不发达,人员流动性低,很多人一生都生活在一个地方,他的身份认同由他周边的社会环境决定,基本不会产生身份认同的差异。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交通方式的便捷,社会流动性增强,人们不再只是依赖土地或家庭带给他的社会环境来确立自己的身份,而是开始面对一个移动、竞争、多元、开放的现代社会,并在此之中来平衡内在自我和个人身份的差异。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不断扩张,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领域受到广泛影响。新自由主义成了新的世界主流思潮,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各国交往日益频繁,国际政治格局与国内政治也发生深刻变革。受全球化影响,国家内部的政治认同问题也日益显现。陈茂荣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普遍推广,文化多元主义的不断兴起,世界霸权体系的去中心化和政治分裂的碎片化,多民族国家出现了诸如多元文化认同、多元价值认同、多元政治认同和多元身份认同等多样化认同形式,导致多民族国家面临严峻的国家认同危机,这主要缘于异质文化的互斥、民族认同的强化、经济发展的失衡和国家构建的滞后等因素。”① 陈茂荣：《全球化背景下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载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刘昌明认为：“政治认同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对于维持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迅猛推进的当代全球化不断改变着人们的政治思维方式,瓦解着传统的社会基础,导致许多国家政治认同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② 刘昌明：《论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政治认同的新趋向》,载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2期。

随着阅读媒介的变化，浅阅读状态日益突显在人们的视野里，与学者专家一再提倡的深阅读相比，使得学界图书馆界对浅阅读的批判声愈发激烈。

在 “9·11”事件以及近年来频发的本土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下,英国政府通过多元文化主义的逻辑来制定解决因身份认同危机而造成本土恐怖主义的政策的做法饱受争议。英国专栏作家梅拉妮·菲利普斯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已经不能够很好地解决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问题,反而变相地助长族群分裂④Melanie Phillips,Londonistan,Encounter Books,2006,pp.x－xxi．。英国社会各界也批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福利国家背景下,无法很好地解决少数族裔的经济社会地位低下的问题⑤ Ruud Koopmans,Trade-Offs between Equality and Difference：Immigrant Integration,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Ethnic&Migration Studies,2010,36(1)．,并且还会刺激本土保守势力和极右翼政党的反弹。实际上,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英国在解决本国认同危机引发的安全问题时,没有解决好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层面的问题,最终导致了反恐政策的困境。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欧洲本土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少数族群的身份认同危机,要解决欧洲本土恐怖主义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少数族群的身份认同危机。根据美国 《2008年国家反恐报告》的结论：采取一定程度的 “软性”措施来预防、干预本国穆斯林投身恐怖活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共识⑤ 沈晓晨、杨恕：《试析 “反恐怖主义激进化”的三个关键维度——基于英国 “预防战略”的案例分析》,载 《欧洲研究》2014年第3期。。因此,许多西方国家认为解决少数族群的身份认同危机,需要通过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哲学来制定反恐政策,重构政治认同,强化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的融合,以减少本土恐怖主义的发生。

二、英国反恐斗争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危机

2001年爆发的 “9·11”事件对西方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标志着国际恐怖主义浪潮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近年来,在欧洲爆发的几起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表明,国际恐怖主义已由过去的跨国袭击转为本土化袭击。在英国反恐斗争的背景下,身份认同危机导致了具有英国国籍的民众对自己所在国家实施的恐怖袭击,这种恐怖主义袭击方式使得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工作更加难以开展。全球恐怖主义研究数据库的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英国进入了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期。在2017年英国更是发生了5起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这些恐怖袭击事件的袭击者大多为具有极端思想的英国籍移民后代,同时也有少数具有极右翼思想的传统白人,他们彼此间相互敌视,对社会安全与国家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一)英国反恐斗争背景下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

英国反恐斗争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危机,主要表现在政治认同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两个方面。首先,英国的政治认同危机表现为穆斯林移民对英国国家身份的不完全认同。英国是一个接收移民较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当代世界中面临认同危机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英国国家统计局2017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在2016年居民数量增长了53.8万人,其中自然人口增长了19.3万人 (占总增长的35.8%),而国际净移民33.6万人 (占总增长的62.4%)①UK.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People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populationandmigration/populationestimates/bulletins/annualmidyearpopulationestimates/mid2016．。在英国的人口结构中包括亚洲、非洲等不同地域的移民,在宗教信仰上呈现出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多种宗教共存的情况。皮尤研究中心在2006年3月至5月调查了17个国家的舆论情况,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每国调查对象约有750人。该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宗教身份重要还是国家身份重要时,欧洲的穆斯林首先认为自己是穆斯林,其次才是某一国的公民。特别是在英国,有81%的穆斯林认为自己的身份首先是穆斯林,这个比例远高于欧洲其他国家,只有7%的穆斯林认为自己的身份首先是英国人 (如图1所示)。

图1 各国穆斯林对首要身份的选择 (%)②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Muslims in Europe：Economic Worries Top Concerns About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dentity,http：//www．pewglobal．org/2006/07/06/muslims-in-europe-economic-worries-top-concerns-about-religious-and-cultural-identity/．

其次,英国的文化认同危机表现为穆斯林移民对英国主流文化的不认可。英国长期奉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鼓励移民保留自己的民族和宗教传统,但长期以来穆斯林移民在信仰活动和生活传统上的自由,使得他们在接受英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积极性上大打折扣,难以融入英国主流社会。“这些穆斯林移民没有在主流社会价值观中,寻找到自己的合法文化身份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而是在伊斯兰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③ 宋全成：《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当代欧洲国家的恐怖主义》,载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年第3期。欧盟基本人权委员会2010年发布的 《歧视,社会边缘化和暴力的经验：三个欧盟成员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青年的比较研究》报告中指出,英国、法国、西班牙三个国家的穆斯林青年群体更倾向于以自己的背景文化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对于欧洲国家主流文化身份的认同明显低于非穆斯林群体 (如图2所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皮尤研究中心与欧盟基本人权委员会的问卷显示的是不同的两个问题,即在政治认同上穆斯林群体更倾向于宗教身份认同,在文化认同上穆斯林青年群体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明显低于非穆斯林青年群体。

在英国国内人口结构如此复杂并且每年移民人口数量大于自然人口增长数量的情况下,英国国内少数族群的政治认同危机与文化认同危机的影响相互交织,再加上本土恐怖主义威胁的安全压力,英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群的排斥和不满就越发明显地表现出来,致使双方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图2 各国青年群体对主流文化的身份认同 (%)① 资料来源：Scottish Centre for Crime&Justice Research,Europea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Experience of discrimination social marginalisation and violence：A Comparative Study of Muslim and Non-Muslim Youth in Three EU Member States．http：//fra.europa.eu/en/publications-and-resources/publications,2010．

(二)英国反恐斗争背景下身份认同危机产生的原因

在2002年11月,英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 “CONTEST”③ “CONTEST”是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的缩写。David Omand,Securing the State,London：C.Hurst&Co．,2010．反恐怖主义战略,但直到2006年才公之于众④HM Government,Countering International Terrorism：The United Kingdom's Strategy,London：TSO,2006,p.1．。其主要目的是降低恐怖主义对英国本土和海外利益的威胁⑤HM Government,Pursue Prevent Protect Prepare：The United Kingdom's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International Terrorism,Cm 7547,March 2009,p.56．,核心思想是：区别于传统对恐怖主义的划分及政策响应,力求在政府间真正实现 “联合”,通过 “非常全面”的方式全方位地解决问题⑥Gearson J,Rosemont H．,CONTEST as Strategy： Reassessing Britain's Counterterrorism Approach.Studies in Conflict&Terrorism,38(12),2015,p.1040．。为了实现应对复杂挑战所需要的跨部门协调,该战略的基本组织结构被称为4Ps,分别是：追捕,制止恐怖袭击;预防,阻止人们成为恐怖分子或支持恐怖主义;保护,加强保护对抗恐怖袭击;准备,减轻恐怖袭击的影响⑦HM Government,CONTEST：The United Kingdom's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Terrorism,Cm 8123(July 2011)．。

早在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就有一些摩洛哥移民与土耳其移民与英国当地居民通婚并长期生活在英国② 王娅：《英国穆斯林移民族群及其社会融合问题研究》,山东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7－28页。。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由于早期移民数量较少,并未对英国产生太大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欧洲国家急需招募大量年轻、廉价的劳动力来缓解本地劳动力不足。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从其殖民地印度、孟加拉和巴基斯坦招募了大量劳工。据英国内政部估计,从1951年到1961年,仅10年间,来自于印度、巴基斯坦的移民就从36,000人猛增到106,000人③ Muhammad Anwar,Between Cultures：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Lives of Young Asians,London：Routledge,1998,p.2．。当移民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便开始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例如,许多穆斯林在生活习惯与婚姻、财产等问题上,依据的是伊斯兰教的传统律法,这与英国世俗社会所形成的生活习惯和立法存在冲突,而穆斯林移民由于受到家庭和朋友等社会关系的影响,更倾向于遵从伊斯兰教的传统律法。

因试验所采用的羊肉宰后成熟度较好，其pH值贮藏过程中，A、B、C组均处于较稳定状态，至贮藏期结束均处于正常肉pH值范围内，其中B组处理的pH值变化波动最小。

会计电算化是时代进步发展的产物，顾名思义，会计电算化运用了电子计算机技术，会计电算化对会计工作方法的进一步完善起着重要作用，会计电算化是会计发展的必然结果，会计电算化更是会计工作发展所必须的技术。

第二,社会融入困难引发心理失衡。

由于一开始英国对移民的需求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人口,所以这些移民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并且不具备较高的专业技能,语言与生活习惯上也与英国本土居民差距较大,很难融入英国主流社会。而在劳工短缺的问题得到缓解后,大量的移民劳工难以维持之前的工作,“以失业率为例,2001－2010年的十年间,英国全国人口和白人人口的失业率约为5%左右,到2008－2010年期间升至7%－8%上下,而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国裔的移民失业率一直在15%－20%之间徘徊,这比全国人口和白人人口的失业率要高出二至四倍”① 胡雨：《英国穆斯林族裔及其社会融入：回顾与反思》,载 《世界民族》2015年第5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对英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许多青年人找不到工作,生活难以为继。这些失业的青年大多是移民二代、三代,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到了高失业率、高辍学率、高犯罪率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在中学毕业或辍学后很难找到工作。这些移民群体的后代因为生活在移民社区,通常与白人社区交往很少,他们不仅对伊斯兰教缺乏足够的了解,同时也不易被主流社会接纳,有一些人为了融入西方社会曾努力将自己的生活方式西方化,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让他们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因此,他们在情感情绪上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对周围人和社会猜测、怀疑、焦虑、畏惧、逃避,无法平衡内在自我和个人身份的差异,从而使他们产生了抛弃原来的身份、寻求新的组织的想法。

第三,极端思想催生恐怖分子。

仅出现身份认同危机还不足以将这些持有不满态度或异见的社会边缘群体转变为极端的恐怖分子,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在个体转变为恐怖分子的过程中,存在着由 “不满” “激进”“极端”再到 “恐怖”的过程,同时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 《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去激进化》指出,“恐怖主义激进化”的过程中包括三个方面要素：“与具有相同遭遇的人或组织的情感联系、意识形态和现实因素。”②Angel Rabasa,et al.Deradicalizing Islamist Extremists.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ion,2010,pp.xvxvi．因此,恐怖主义极端思想和意识形态在个体转化为恐怖分子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作用。

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因身份认同危机而面临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迫切希望自我身份的确认与对归属群体的认知形成一致。恐怖主义极端思想和意识形态就是针对这种对身份认同的追求而进行的回应,恐怖组织通过对意识形态和叙事结构的塑造,来回答这些生活在英国的移民二代、三代所提出的 “我是谁”的问题。一些人受到极端思想的蛊惑,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并最终以实施暴力行为的方式 “证明”了他对所归属群体的认同。

三、英国基于应对身份认同危机的反恐政策

在二战结束后,欧洲国家为解决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差异、融合外来移民与整合少数族裔的问题,采取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哲学来促进内部融合。与法国的共和模式、德国的客工模式不同的是,英国奉行 “待人宽容如待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① 胡雨：《英国穆斯林族裔及其社会融入：回顾与反思》,载 《世界民族》2015年第5期。。多元文化主义指的是：“在法律、政策、民主话语的公共领域内与遵循共享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的条件下,对群体差异的承认和尊重,它可从社会现实、政治哲学及公共政策等不同层面来加以认识和理解。”② Yanasmayan Z．,Concepts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Assimilation,Interculturalism merging Societal Models for Europe&Its Muslims,2011,pp.17－27．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核心是 “移民 (有时也包括非移民的少数族裔)作为平等的一员能够参与到全部的社会领域中去,无须放弃其自身的文化、宗教和语言,尽管通常亦期望其恪守某些关键性的价值观”③ Stephen Castles et al．,The Age of Migration：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Guilford Press,2014,p.270．。因此在英国,国家不仅接受多元文化社群,并且积极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鼓励不同文化之间互相交流,尊重少数族裔的权利,反对种族歧视。但是问题在于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错误理解。英国认为多元化意味着必须尊重移民社区的自治,政府没有积极尝试将它们整合到一个更广泛的英国文化中去。因此,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被激进的伊玛目利用于在移民社区进行极端思想的宣讲,而英国政府没有任何干涉,也没有任何想要去限制它的努力。

针对近年来频发的本土恐怖袭击事件,英国政府为防止因身份认同危机而造成恐怖袭击,专门出台了一系列预防性的安全政策和反恐措施,如2005年出台的 《2005年恐怖主义预防法》,2007年旨在反恐的 《预防战略：英格兰地区地方合作伙伴的指导方针》,2011年颁布了《2011年恐怖主义预防和调查措施法》以替代 《2005年恐怖主义预防法》①Terrorism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Measures Act 2011,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1/23/contents．。为了应对本土恐怖主义威胁的新动向,英国政府又颁布了 《2015年反恐怖主义和安全法》② 盛辰超：《英国反恐体制研究 (2000－2015)》,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26页。等。这些法案和政策措施的出台,加大了对安全、边境及移民群体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英国面临的本土恐怖主义问题。但是这些政策也存在实施的困境,例如错误地用文化的分类方式将少数族群视为危险群体,这也使得原本处于身份认同危机中的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裂痕不断加深。

第一,“去地域化”带来认同感缺失。

从会场出来，蒋利学仍处在兴奋之中。只可惜的是，英明果敢的党中央三令五申，狠刹三公经费，大大缩短了研讨会的规模，取消了餐会，让他失去了和部、厅、局领导共进午餐的机会。也不知领导们午餐时吃些什么？喝些什么？会不会还是生猛海鲜，国酒茅台？

由于反恐战略涉及国家机密、情报工作和个人隐私等问题,所以学者们的研究资料只能依靠官方发布的消息和知情人士的评论。在基本资料和统计数据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因为英国政府要求对之前的反恐战略进行全面评估,使得 《2011预防战略》成为欧洲国家中难得一见的、全面评析的反恐战略报告。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 《2011预防战略》基本涵盖了“恐怖主义激进化”的全过程,是英国政府对当时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和反恐态势进行的一次全面评估,既是英国反恐战略的转折点,也是我们研究 “恐怖主义激进化”和 “反恐怖主义激进化”的起点,对于我们研究和把握反恐斗争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恐袭发生后,英国政府认为 “预防战略”是最为重要的,于是在2007年通过了 《预防战略：英格兰地区地方合作伙伴的指导方针》⑧HM Government,The Prevent Strategy,A Guide for Local Partners in England,2007,http：//www.education.gov.uk/publications/standard/publicationdetail/page1/288324．。 “预防”战略是“CONTEST”反恐怖主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 “CONTEST”战略在协调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作用存在争议,2011年,联合政府要求英国内政部对之前的反恐战略进行全面评估,最终形成了 《2011年预防战略回顾报告》(简称 《2011预防战略》)⑨HM Government,Prevent Strategy,London：TSO,2011.以下关于 《2011年预防战略回顾报告》的内容皆出于此,不再特别标注。。

《2011预防战略》指出,根据情报显示,英国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很大,恐怖主义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外,还来自在英国出生和长大的本土恐怖分子。同时,在英国面临一系列的恐怖威胁中,最严重的是来自 “基地”组织、其分支机构以及有类似思想的组织。所有对英国构成威胁的恐怖主义组织都在寻求激进者并且招募人员参与他们的组织,但尽管如此,在英国支持暴力极端主义的人比例很小,在支持者中大部分是年轻人。英国政府认为,化解英国反恐斗争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危机的关键在于预防 “恐怖主义激进化”,并且将其对英国国家安全的风险降到最低。因此,在 《2011预防战略》中,将 “恐怖主义激进化”明确定义为 “个体变得支持恐怖主义和导致恐怖主义的极端主义的形式的过程”。这个定义暗含的逻辑是,个体转为恐怖主义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没有人天生是恐怖分子或是因患有心理疾病而进行恐怖袭击,个体的转变是因为受到了某些因素的影响,变得支持恐怖主义和其他会导致恐怖主义的极端主义的形式。“恐怖主义激进化”是由一个支持使用暴力的意识形态驱动的,这个意识形态来自本国或海外的意识形态的宣传者,由于个体的脆弱性和特殊的本地因素,使这些意识形态在一定的范围内看起来既具有吸引力又具有说服力。所以英国政府认为在预防恐怖主义时,可以从 “恐怖主义激进化”转变的过程入手,即 “反恐怖主义激进化”(简称 “反激进化”)和 “去恐怖主义激进化”(简称 “去激进化”)两个方面。在 《2011预防战略》中,“反激进化”是指旨在阻止有风险的个体或群体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行为;“去激进化”是指针对个体支持恐怖主义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从事与恐怖分子有关的活动,进行影响认知和 (或)行为的干预,从而使受到恐怖主义影响的个体脱离恐怖主义。从这两个定义来看,“反激进化”更倾向于事前预防,“去激进化”更倾向于事后干预① 在这里 “事”指的是激进化的过程,不是恐怖袭击。所以 “反激进化”和 “去激进化”都属于英国的“预防”战略,都是预防性的反恐政策。。《2011预防战略》还指出,一些在英国变为 “恐怖主义激进化”的人以前曾参与过极端主义组织,这对英国的预防战略的范围有重大意义。因此,英国的反恐战略包含预防 “恐怖主义激进化”和阻止可能的恐怖分子进行大规模杀戮,应对 “恐怖主义激进化”的工作关键在于培养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2011预防战略》这个总体框架内,新的 “预防”战略目标具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应对恐怖主义的思想挑战;二是防止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被卷入恐怖主义活动,并给予他们适当的建议和支持;三是与英国存在 “恐怖主义激进化”风险的部门和机构合作,例如学校和监狱等。

窖泥中的水除了起物质输送的作用外，还对窖泥中的微生物生长繁殖、物质代谢起着重要的作用。窖泥水分要达到一定的含量，才能保证窖泥中的微生物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因此，水分含量是评价窖泥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通过对所采集的窖泥样品的水分含量分析发现，窖泥水分含量分布范围比较宽，从29.2%到50.9%都有分布，优质窖泥的水分含量多集中在36%以上，质量一般的窖泥其水分含量多在30%～36%范围内，但当窖泥水分低至30%以下时，窖泥显干，质量严重下降。

在此后,英国政府由于反恐的效果受到外界的批评和资金等问题的影响,继而颁布了《2015年反恐怖主义和安全法》以及 《2015反极端战略》,这是对 《2011预防战略》的政策微调,同时也将反恐工作的重心转移到 “反恐怖主义极端化”上,即从对 “风险个体”的关注转为对 “风险场所”的关注,并与穆斯林组织进行合作,对社群进行风险预防与管控。

四、英国反恐政策的困境与出路

(一)基于应对身份认同危机的反恐政策的困境

在社会边缘群体中,一些缺乏身份认同的年轻人在恐怖主义极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蛊惑下,成为了恐怖组织的 “圣战士”,随时准备发动恐怖袭击。这种具有英国本国国籍的 “潜在”恐怖分子,难以有效预防和识别,给英国的反恐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英国政府在强化国家认同方面也作出了很多努力,例如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就业等方面减少对少数族群的歧视等,但是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面对近年来频发的本土恐怖袭击事件,如何化解英国反恐斗争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危机,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美国学者鲁恂·W·派伊指出：“认同危机是指一个国家除了出现贫穷、疾病、文盲的恶性循环之外,在主观的心理层次上也发生的一种恶性循环。”③ 冯契：《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4页。认同危机会造成 “制约个体有效行动的正反矛盾并存的情绪和态度,并且会在政治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上引发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认识”④ 高益青：《认同危机与政治发展的主观障碍》,载 《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如果不及时解决认同危机,将会造成政治发展的恶性循环。

法国学者奥利维埃·罗伊认为,“去地域化”是威胁移民身份认同的根本问题。因为在传统的社会中,不会出现身份认同的分歧,个人身份依靠他的家庭与社会环境建立,他所在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又决定了他在某个特定宗教 (教派)的身份,这个身份的确立与当地的传统、习惯和风俗密切相关,个人是无法选择的。但是身份认同的差异化问题,恰巧是因为这些移民群体离开了传统的居住社区,在到达欧洲后才出现的。移民个体原有的身份不再被新的社会环境所支持,并且新的社会环境带来了对移民原始生活习惯和信仰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会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产生偏差。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人们在面临身份混乱的压力的时候,需要通过把自身形象与行为调整一致,来避免认知偏差。同时,身份认同的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移民群体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会产生认同危机,因为第一代移民总体上还是保持了以往的传统,并没有 “切断与出生地文化的心理上的联系”④Fukuyama Francis.Identity and migration,Prospect,2007,2.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magazine/identity-migration-multiculturalism-francis-fukuyama．,但是他们的孩子在欧洲主流的基督教社会文化和自己家庭所沿袭的宗教文化中不知该如何选择,他们既不屑于参与父母的宗教,也无法融入英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因此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

第一,在认识论层面对安全概念的泛化。

亨廷顿的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认为,西方社会与穆斯林移民之间矛盾的产生是因为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冲突,冷战结束后,世界需要一种 “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⑥[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但在实际社会中,文化、宗教、族群本身并不导致暴力的产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划分“我者”和 “他者”,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和对国家的认同才是差异产生的关键。

自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对待难民和移民群体的态度是以人道主义关怀为主的、包容的价值性建构,而在多次欧洲本土恐怖袭击发生后,欧洲对待难民和移民的态度转为以国家安全为主的、排斥性的安全性建构。“态度变迁的核心是恐怖袭击促使欧洲身份认同在短时间内由安全认同取代了价值认同。”① 周庆安、吴燕妮：《身份认同困境下的话语构建——从难民危机报道看欧洲身份认同》,载 《欧洲研究》2017年第3期。对许多欧洲国家而言,在对身份认同问题的建构中一直将 “他者”的形象建构作为核心,“它是西方 ‘自我’意识下的非西方描述,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确定自我优势的表达方式”② 同上。。在对 “我者”和 “他者”建构的过程中,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优越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欧洲中心主义始终通过 “欧洲不是什么”的 “排除性”方法来建立欧洲的身份认同。同时,通过媒体、社会舆论以及政府文件等内容,将安全概念泛化,扩大安全事件的影响力,把本属于社会方面的问题安全化,扩大安全控制的领域,最终造成了主流社会与少数族群矛盾双方的对立。所以在难民问题爆发之前,英国就对德国号召的移民接收政策不感兴趣,同时即使在欧洲形成共同认识的情况下,英国认为欧洲大陆的安全风险依然很高,它不愿同欧盟其他成员国共同承担风险,所以对安全问题的担忧成为了英国加强边境和移民管控,降低安全风险,直至举行 “脱欧”公投的导火索。

选择2017年2—12月在我院实施肛裂手术的63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本次研究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63例患者中，男性28例，女性35例，年龄为20～56岁，平均年龄（36.41±2.75）岁；病程为8～36天，平均病程（20.01±1.56）天。

第二,在方法论层面将安全目标群体化。

当不安情绪在英国内部蔓延时,政府不断强化安全立法,扩大安全部门的权力,并且对安全政策进行调整。英国的反恐战略也经历了从全球反恐阶段到 “反恐怖主义激进化”阶段,再到 “反恐怖主义极端化”阶段③ 沈晓晨、史志钦：《反恐怖主义极端化的 “欧洲模式”及其政策困境》,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从 “反激进化”阶段到 “反极端化”阶段,实际上是从解决个体社会融合程度不高的问题转为对风险场所的管控,特别是加强了对学校和互联网等六类风险场所的监控④HM Government,Prevent Strategy,London：TSO,2011．。可见,在方法论上,英国仍然沿用多元文化主义的思维来解决安全问题。但是纯粹的多元文化主义无益于加强社会文化认同,用多元文化主义来解决安全问题,只会将某一社会群体视为风险群体,并在与该群体的政策互动中为该群体提供更多的政策话语权,实际上增加了群体的特殊性,造成了主流社会与少数族群之间矛盾的深化。

实际上,英国反恐斗争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主流社会对外来移民和少数群体的歧视,如果不消除歧视,英国反恐斗争背景下的身份认同的困境仍将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同时,英国政府用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哲学来解决反恐问题,也造成了其反恐政策的实施困境。多元文化主义也许可以解决少数族群的社会融合问题,但是却不能很好地防止本土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发生。因此英国建立在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哲学基础上的反恐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没有得到英国民众的好评,无论是强化对穆斯林的监管还是反对针对穆斯林的暴力,实际上都存在对穆斯林群体的整体性偏见。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思维将文化问题作为安全问题,将少数群体作为安全风险群体的结果,只会让差异化的思维更加深入人心。在遭受本土恐怖主义威胁时,建构在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论基础上的 “安全隐喻”将外来移民和少数族群视为安全风险,长期以往只会强化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从而加深群体之间的矛盾。

(二)英国反恐政策困境的出路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原有的民族国家的边界概念越来越淡化,移民的逐年增长和难民潮的涌入以及在欧洲本土恐怖袭击频繁发生的情况下,欧洲各国民众对外来移民的安全忧虑不断加深,同时欧洲主流社会与少数移民群体之间的敌视也在不断加深,使这些处于认同危机和发展危机的社会边缘群体更容易受到恐怖主义极端思想的影响,继而走上恐怖主义的不归路。随着 “伊斯兰国”的瓦解,国际恐怖组织看似分崩离析,但是大量的恐怖分子回流欧洲,又为欧洲各国未来的安全稳定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尽管欧洲各国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但是对于仍处于经济危机阴影中的欧洲各国而言,长期投入巨额资金以确保社会稳定实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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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反恐政策的改进,还是要从多元文化主义的本质入手。多元文化主义可以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但是不能用来解决安全问题,特别是反恐问题。实际上英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11年之后,英国将反恐的重点由 “反恐怖主义激进化”逐步转为 “反恐怖主义极端化”,就是抛弃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尝试。但是 “反恐怖主义激进化”与 “反恐怖主义极端化”的症结,仍在于用多元文化主义处理反恐政策的个体路径和群体路径的矛盾,并且由于反恐对象的缺失和在实施层面将注意力集中于对 “风险场所”的管控,最终 “反恐怖主义极端化”政策又将风险目标锁定在少数族群上,这实质上又退回到群体,又回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思维。如果不跳出这种思维,英国反恐怖主义政策的困境将持续存在。

同时,由于本土恐怖主义的产生主要是基于身份认同危机而引发的矛盾,因此解决英国身份认同危机的出路,还是要从英国身份认同建构的根本逻辑上寻求答案,即弱化欧洲中心主义在身份认同构建中的影响,减少对少数族群的歧视。在政策层面上,不仅要强调针对恐怖主义武力打击的重要性,同时也要避免将社会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反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避免对少数族群的整体性偏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解包容的社会氛围,消除因身份认同差异而引发的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