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一大代表中最终走到革命胜利仅有的两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董必武。毛泽东是党的领袖，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人。而董必武没有这样的经历。董必武是在参与建党的过程中较早提出“初心”概念的人。1919年5月18日，他和张国恩以湖北善后公会名义在《救国时报》向全国发出通电，严辞批驳北方代表“袒庇卖国贼党……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怎样理解董必武的初心呢？

从表1中可以看出，采用永磁联轴器对2台污水外调泵实施技术改造后，1#泵有功功率下降了14.14 kW，无功功率下降了1.11 kVar，功率因数提高了0.041，机组效率上升了7.32%，日耗电量下降了341 kW时，机组单耗下降了0.02 kWh/m3，按相近工况下单耗变化值计算节电率达到11.76%；2#泵有功功率下降了13.69 kW，无功功率下降了6.6 kVar，功率因数提高了0.009，机组效率上升了3.44%，日耗电量下降了329kW时，机组单耗下降了0.02kWh/m3，按相近工况下单耗变化值计算节电率达到11.76%。

——必须走列宁的道路

董必武曾是满清秀才，1903年5、6月间参加黄安县、黄州府科举考试，获得附学生员，中了秀才。8月在赴武昌参加乡试（即考举人）期间，因路过省巡抚衙门，到门口观望了一下，被守卫诬蔑为“窥探官衙”，遭到一顿殴打，愤而弃考回乡。“从此，恨死当官人。”那次被清朝衙役的毒打，使董必武看清了清朝的腐败无能。当时，一些与董必武有着同样想法的革命志士，已开始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队伍不可”“有血性的男儿，从军最好”等思想。受此思想影响，为了推翻清朝，1905年春夏间，董必武考入湖北省立文普通中学堂，选择了从军的道路。此后的5年学习生活，使董必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朴素的“恨官吏”“恨洋人”“恨地主豪绅”的自发感情，逐步上升到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崇高思想境界。董必武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认为在他细读了《民报》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革命书》等报刊文章后，思想上逐渐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君主立宪”之类的说教，认为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观念渐趋“浮薄”，同时又深入分析了君主立宪派办的《庸言》，更断定其主张“落后”，在思想深处批判了康、梁思想，接受了孙中山、章太炎等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基本政治观点。

董必武

1911年10月13日晚，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董必武的家乡。董必武立刻离开家乡赶赴武汉投入辛亥革命，并参加了汉口刘家庙、三道桥战斗。董必武在斗争中的表现，赢得了革命党人的好评。同年12月，他加入同盟会。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它展示给满怀希望投身革命的董必武的是失望和悲愤，昔日的革命党人被反革命屠杀者有之，觅得高官厚禄投靠袁世凯者有之，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精神颓废者有之……董必武选择了继续追随孙中山。1914年7月8日，董必武和张国恩在日本东京谒见了孙中山，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加入孙中山重新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对他们说：“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董必武后来回忆说：他和张国恩“谒见先生后，都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先生这几句训示，永远活跃在我的脑海中”。1915年6月，受孙中山派遣，董必武从日本回国，策动军队开展反对袁世凯斗争。1917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后，董必武奔赴护法军政府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协助总司令蔡济民进行内助友军、外抗强敌、筹款筹粮、起草文告等项工作。1919年1月底，蔡济民被护国军内四川援鄂军纵队司令方化南杀害，护法战争宣告失败。

为什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是不能成功？董必武陷入深沉的思考。他联系到蔡济民被护法军内部所杀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以及这一事件发生后他再次谒见孙中山，而孙中山等人拿不出有力的措施处理肇事者；再看辛亥革命近10年来社会政治依旧、人民灾难深重，孙中山总是摆脱不了困境的情况，使他对孙中山依靠旧军人进行革命的方法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觉得此路走不通。

但这次会议精神到1922年才传到中国。1920年3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了中国，其使命是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同年6月，在维经斯基发给国内的信中称，“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

2.1.2 两种检测方法阳性与复发时间比较 骨髓形态学检测复发的5份AML标本中有1份在提前于形态学3个月发现MRD阳性，另外4份同时发现MRD阳性。骨髓形态学检测复发的4份ALL标本中有1份在提前于形态学1个月发现MRD阳性，另外3份同时发现MRD阳性。

——办学校，搞教育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有效的方法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举行。按照大会日程，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25日、26日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主要讨论4个方面的问题。一大代表陈潭秋后来回忆说，大会集中讨论的问题是：一、目前政治状况；二、党的基本任务；三、党章；四、组织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时特别是在对待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上仍然发生了激烈争论。有一些人主张：“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包惠僧、刘仁静等甚至提出：对待孙中山也是如此，因为孙中山也是军阀，对孙中山应同北洋军阀一样看待，不应有任何妥协，党决不能联合孙中山。董必武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深知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反对勾结帝国主义的封建军阀，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10年追随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历，使其也深知孙中山。他认为：“中国人民为了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下求得彻底的解放，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孙中山就是他们中间一个最卓越的代表人物。”“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伟大功勋……这一次革命对于推动中国广大人民的觉醒，对于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孙中山的不足在于：“没有能够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并没有能够建立当时的革命派所理想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对此，孙中山也曾说过：“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达，空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讨论中，董必武明确指出：孙中山与军阀不同，他虽然总是做军事将领的工作，但孙中山不是军阀，我们对孙文学说应采取批判性的态度，但在行动上应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派联合，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军阀就是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的共同敌人，为了打倒当前这个共同敌人，无产阶级应竭尽全力联合其他革命阶级和一切革命力量，实行合作，以便加强自己，扩大革命活动，并利于今后的斗争。他认为，对其他革命党派一面在思想上进行批判，一面在行动上实行联合，并不会离开我们党的原则。董必武的上述意见在写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稿时作了如下概括：“另一些人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而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像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陈潭秋也支持董必武的意见。但大会通过的决议，采纳了包惠僧、刘仁静等的意见而未采纳董必武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维经斯基提出的以“各革命团体联合”推进建党的思路，建立在俄共当时的对外关系重点在于积极在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寻找伙伴和盟友，共同进行反帝斗争的“东方路线”基础上。因此他来到中国后，不仅结识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接触了国民党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丁宝林、戴季陶、张东逊等。

董必武的意见虽然被大会否决，但它无疑是正确的。董必武与包惠僧、刘仁静等的这一争论，实质上是关于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时，要不要建立统一战线，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共同敌人的争论。这种意见虽然在字面上没有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明确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不是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而是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势力，也没有明确指明要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在实际上包含了这些内容。他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一重要文献还没有传到中国的时候，能够提出与其他党派合作的思想，充分说明他的远见卓识。后来的历史证明，联合一切革命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完全正确的方针和策略，是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

周恩来和董必武在重庆

关于办学，董必武参加革命前曾有三段从教经历：1903年秋，曾在本县自办启蒙馆，首度从事教育工作；1910年至1911年，他到麻城高等小学教国文；1913年应聘到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教英文。这些教育经历使他深知办学、办教育的重要性。1915年6月，董必武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国家的发展“无不由一二先知先觉之士，当位在势，以谋其民族幸福为心，树之典型，播为风气，政府先善，而社会逐渐改良”。也就是先要有一个具有大智慧的民族英雄或先进政党，担当起领袖的责任，登高一呼，引为潮流，建设一个为人民谋幸福、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带领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美国是这样，中国也要这样。而“吾国普通社会知识之幼稚诚无可为讳，然谓为更无有发荣生长之余地，非妄则愚。惟不扶植之而摧锄之，斯渐即于沉沦已耳。……以此为基，而建国其上，喻以累卵，尤觉不切”。即使有一个“先知先觉之士”“登高而呼，则应者远；举手而招，则见者众”。因此，他提出先从教育入手，“以教之为幸。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策。……则莘莘学子，已隐受其福矣”。他认为，中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普遍发动农民运动，而发动农民的首要手段，就是通过教育平民化，启迪人们的思想，使人们积极地参与到革命中来。他把办学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的阵地。1920年3月，董必武等人在办报计划搁浅之后，创议建立了私立武汉中学。在办学过程中，一是规定办学的宗旨是为了革命。董必武提出以“朴诚勇毅”四个字为校训。“朴”就是朴素，也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诚实；“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能够坚持。后来他在解释“朴诚勇毅”的校训时，在后面增加了“干革命”三个字，即“朴诚勇毅干革命”，说他创办这所学校就是为了干革命。二是集中先进分子，注重新思想的传播。在董必武的指导下，武汉中学名为“私立”，实为党立，一开始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国文课实行白话、文言兼用，男女生同班，是湖北省国文课第一家采用白话文上课的中学，也是第一个实行男女同班的学校，这在当时迷漫着封建思想的武昌，实在是一个大胆创新。教育面向大众，接受贫苦子女入学，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文化课教育并重，提倡和鼓励学生在课余阅读报纸书刊，了解国际风云和国家大事，扩大知识面。董必武亲自担任国文老师，他不用北洋政府审定的课本，而是自己亲手选编了古今中外一些有代表性、思想性、民主性的名著作为教材。董必武后来回忆说：1920年秋，武汉中学成立已经历了一个学期，“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在武汉中学内很少受到阻碍”。这一时期，武汉中学成为早期共产党人在武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三是注重发展革命力量。1920年11月，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在武汉中学召开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发起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1921年冬，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正式改为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区执行委员会，董必武任委员。在此前后，董必武在武汉中学发展教员黄负生、刘子通，工人赵子俊，学生董觉生、王鉴、雷绍潜、王秀松等加入中国共产党。至此，武汉中学成为湖北武汉地区党、团组织宣传革命真理、培养革命干部、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

——最早提出“联合孙中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通过多年来的掘进实践调查，复杂地质对煤巷机械化掘进效能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且各因素间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不同的地区地质差异很大，须分析具体地质状况来采取预防措施。合理的技术措施可保证煤矿的安全掘进，并提高采掘效率。因此，如何做好煤矿采掘过程的支护工作，确保巷道的畅通运行，保证围岩的稳定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这时，董必武结识了后来对他产生极其重要影响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被董必武尊称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的李汉俊。李汉俊也是湖北人，是辛亥革命先驱之一李书城的胞弟，12岁东渡日本，在那里留学长达16年，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受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授河上肇的影响，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18年底，李汉俊学成回国后住在上海，那时董必武也在上海，与张国恩共同主持湖北善后公会事宜。李汉俊几乎天天到湖北善后公会交谈，热情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拿给董必武他们看。董必武听了李汉俊的讲解，认真阅读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使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最大的变化，就是由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董必武通过阅读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再与辛亥革命后的形势进行对比，“辛亥革命，虽然颠覆了清朝统治，而民众的势力太薄弱，民众的组织太不完备，不能够拥护革命政府而铲除反革命势力，所以不久便与反革命派妥协而终于失败了”。过去“我们总是做军事将领的工作，而军事将领通常都变节背叛，因为他们对革命无所理解。我们从来不去做普通士兵的工作，甚至也不做普通土匪的工作。我们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是没有基础的。尽管整个辛亥革命有着士兵的良好的支持，但它或多或少是一种军阀策动”。而十月革命“仗它民众的努力与他们的领袖——列宁先生的指导，居然把个庞大的俄罗斯帝国颠覆了，好像一声春雷，把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从麻痹昏睡中唤醒。……从此全世界有了1/6的土地脱离了帝国主义的领域，有了1/10的被压迫民众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羁绊——这当然给帝国主义以一个最巨大的创伤，同时却予各国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以求自由解放的指南针，尤其给予中国革命以极深厚的影响”。董必武强烈地感到，中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要唤醒民众，“国民党一套旧的搞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应改为一种能唤醒民众、接近群众的方法”。因此，1919年3月，董必武说：“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1919年5月至6月，董必武又说：“中国革命成功，必待新兴势力之参与，徒知利用军阀无济于事。”

董必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对如何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有着更深的认识。1919年，董必武在同张国恩、詹大悲、李汉俊一起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研究中国问题时就得出一个结论：“目前能够做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两件事。”董必武认为办报和办学校是唤醒民众、接近群众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也最能发挥知识分子的优势和特长。这也是毛泽东当时的看法，1919年他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先是在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之后就创办了著名的《湘江评论》。后来毛泽东说，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增强抗日力量呢？“出个报纸，办个学校便是解答。”董必武认为，报纸是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报纸在社会上的影响会更快、更直接、更大一些。办报纸似乎也更容易些。他和张国恩等人拟定了办报章程、宗旨、组织办法以及募捐章程，拟定报名为《江汉报》，立志在武汉办一份有自己特色的“为人民说话”的报纸。回到武汉后，由于缺少资金，募捐又遭遇阻力，办报计划夭折，但报纸对革命事业的重大作用在董必武心中却与日俱增。特别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如何发挥报纸的作用，董必武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既要在报上宣传革命思想，又不致被军阀政府抓到把柄；既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讲话，又要策略灵活作长期打算。他提出报纸的基调不能太红，基本指导思想是“求得存在，站住脚跟，取得阵地”。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必武领导创办了《新华日报》，他给《新华日报》的题词是：“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新华日报》坚持这一办报宗旨，从抗战初期在武汉创刊，到迁至重庆坚持战斗，历时9个春秋，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全面地反映了全国同胞的意志，坚定地发扬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的主张，把《新华日报》办成了我党自成立以后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和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机关报，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和统一战线的重要工具。

他的这种联合的思路不符合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所要坚持的革命理想，被他纳入联合对象的一些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也不愿放弃自己原来的理想，首先，在酝酿党的名称时，张东逊和戴季陶对“共产党”这个名称不感兴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独秀曾致函李大钊征求他的意见，李大钊的意见是：“他们真要是不满意共产党的名称，那是留不住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实际运动，并不停留在名称上。”这样，党的名称就确定为“中国共产党”了。接着，在拟定党纲草案时，戴季陶对其中一条“党员不做资产阶级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不满意，说：“我和孙文关系非同一般，这一条，弟断不敢接受。”戴季陶、胡汉民、沈仲九、刘大白等退出后，围绕是坚持建党的标准还是降低共产党员的条件，陈独秀和维经斯基最后达成了一致。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前，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列宁为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一重要文献系统阐述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对于如何实现各民族劳动者接近，以及如何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结盟中保持独立性，列宁指出：要“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类社会斗争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它第一次打破了资产阶级学说在世界上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这一科学理论被人们所认识、所掌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宣告马克思主义诞生，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建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期间经过了69年。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诞生后，马克思及其思想第一次在中国出现是1899年，在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了蔡尔康撰写的《大同学》一文，介绍了马克思及其思想观点，用了51年时间。如果算到新中国成立，其间用了100年时间。为什么经过这么长时间才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因为，任何一个新事物的诞生，都是对一个旧事物的否定，旧事物必然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就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新事物才能最终替代旧事物。这个历史过程，既是劳动人民认识新事物的过程，也是掌握新事物的过程，还是运用新理论同敌人英勇斗争的过程。不论是俄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经历了一个这样的过程。这样的长期斗争过程，首先表现为思想上的斗争，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从欧洲传到中国，基本途径有两个：一是书籍、报刊，二是办学、通过留学生传入。

董必武（右二）在开国大典上

轴在转动过程中受外力作用，需要编制程序寻找油膜承载力与外力平衡时的轴心位置，即计算出平衡时偏位角和偏心率。定义外力方向角为θf，以静坐标为参考。由于油压峰值区位于最小油膜厚度附近，因此，将θf作为初始偏位角。将初始偏位角下不同偏心率时的油膜承载力F与外力Fl进行差值比较来确定初始偏心率，这样可以提高寻找效率。

董必武在中共一大首倡国共合作，提出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其意义在于：一是初步区分敌友，提出了以反对共同敌人作为联合战线政治基础这一革命策略的基本原则，对今后的革命实践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二是明确提出这是加强自己、扩大革命活动、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打击主要敌人，以利今后斗争的正确政策，并要求把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强调这样做正是为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不违背党的原则。三是初步把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和思想上的原则性与实际斗争策略上的灵活性统一起来，提出了对同盟者实行既有批评又有合作的政策，而与那种把前者(即独立性和原则性)绝对化的倾向划清了界限。这样，董必武初步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在中共一大确立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高奋斗纲领的光辉旗帜上，留下了与大会同时确立的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自我孤立策略相反的革命联合策略的颇具亮色的一笔。这些都应该被看做是中共一大的一种光荣。

——振奋精神、英勇奋斗才能成功

董必武主张振奋精神、独立奋斗。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从严重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必须有独立奋斗的精神与勇气。专等他人做好了饭来享现成的，结果必要饿死。”

董必武从青少年时期就抱定远大志向。1905年他报考湖北省立文普通中学堂后曾赋诗：“投笔从戎日，潜怀救国心，不甘胡虏政，始结汉同心。”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理想抱负跃然诗中。为了策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董必武曾两次被捕入狱，备受折磨，但他并没有动摇革命意志。出狱后，他拒绝家人劝阻，在给四叔的家信中留下“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的诗句，继续投入新的斗争。1919年董必武在创办武汉中学时，为筹措资金，把自己身穿的皮袍当掉，捐赠20元办学。在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的过程中，适逢五四运动爆发。为使北方军阀政府能够“反省”，促成南北会谈成功，摆脱外交困境，挽回国家权益，在董必武和张国恩主持下的湖北善后公会多次向全国发出通电。在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感召下，出席中国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终于未敢在和约上签字。董必武由此看到普通民众行动起来以后的伟大力量，这对他影响很大。后来，他多次引用这一事例教育人们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坚定胜利的信心。

2.3 两组心率变异性和心率减速力指标分析 研究组SDNN、SDANN、RMSSD、LF、HF及心率减速力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1920年11月，在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董必武说：“自从政治战争停止以来，科学领域出现了许多重大变化。新思想正向我们扑面涌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我们自然要投身到正在酝酿之中的新的运动中去。参加这场运动，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天职。我们应当去同现存旧社会（可惜我们现在正生活在它里面）的各种不合理现象进行斗争。有人会说，这是很困难的，也不是几个人力所能及的。……我们可以举出今年的‘五四’学生运动为例，这个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上海、武汉、九江以及天津、山东等地的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工人阶级的生活随着也有所改善。所以我们说，‘不要把我们看得分文不值’。”这是董必武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最早的一次讲话，是在中国共产党刚刚发起的时候，他公开向世人表明：新的思潮即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思潮正在扑面而来，共产党人和先进的青年应以此为指导，投身到改造旧社会的斗争中去；参加改造旧社会的斗争，不要害怕困难，只要从具体的事情一步步做起，付出巨大的努力，就会建树起伟大的功绩；也不要说我们人少、说我们力量不足，不要把自己看得分文不值，只要民众联合起来就能成功。这种勇敢无畏、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伴随着董必武在革命生涯中不断战胜困难，夺取胜利，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