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谨昆，1887年5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县(现常德市鼎城区)肖伍铺乡月亮村。1917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任司法官，后因对新旧军阀政府失望，辞官专做自由主义教授和律师；解放战争时期，只身奔赴延安，投向光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尽其所长，为解放区的法律建设做出杰出贡献，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司法救国”梦的破灭

1917年7月，陈谨昆从日本留学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作为一个生逢乱世的青年，他想用学到的法律知识来维护社会所需要的正常秩序。

9月，他在奉天省高等审判厅担任推事，由于表现突出，不久即升任审判厅庭长。1918年到北京大学、朝阳大学法律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33年，日本关东军由热河、平原向喜峰口、古北口进攻，北平形势危急。此时，陈谨昆的两位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司法部任职的老朋友罗文干、石志泉不期而至。他们是专程来邀请陈谨昆出山从政的。为了避难，也因盛情难却，陈瑾昆接受了邀请，前往南京就任司法行政部司长及南京法官养成所教员之职。

除以上方面外，还有乐器制造业、音乐印刷业、音乐生产业等相关盈利的音乐产业，以及音乐图书和乐器销售、音乐培训机构、音乐娱乐机构等。其均是在音乐产业原本的基础上，逐渐延伸和扩展起来的行业。这些行业符合音乐产业创新性发展的要求，在总产业规模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相对于未来音乐产业发展的前景而言，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陈瑾昆像

正当陈谨昆深藏于书斋、课堂，忙于研究、传道授业解惑时，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军的进逼，年已五旬的陈谨昆只好举家迁往长沙。当时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他在临时大学任教。南京沦陷后，长沙也经常遭受日本飞机轰炸，临时大学再迁云南昆明。1938年5月4日，临时大学奉命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当年，陈谨昆迫于生活压力从昆明回到了北平。回到北平后，日本侵华当局见他曾是留日学生，又从大后方回来，在法学界有一定声望，想利用他控制北平学界，为伪政府做事，为日本侵略效劳，便派他在帝国大学时的同学朱深登门做工作。陈谨昆见同窗来访本来非常高兴，待朱深说明来意后，他勃然大怒，斥责道：“我陈某死不足惜，决不卖国求荣!”朱深还想开导开导，陈瑾昆气极了，顺手扬起拐杖要打。朱深见势不妙，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仪器设备是实验室工作质量保证的前提，根据实验室需求提出设备采购申请，依据设备配置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原则，按程序组织采购，确保产品质量。仪器设备调试验收合格后才能正式投入使用。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可靠，仪器设备均需定期经计量单位检定校准后方可继续使用[2]。

此后，他的亲戚、同学又不断上门来劝说，说既然不想做官也好，就去伪北京大学任教授吧。日本人也出面极力拉拢，甚至胁迫。但陈谨昆均不为所动，他挂出一块“经济律师”的牌子，受理北平、天津等地的经济案件，以获酬劳，维持生计。

在日伪统治时期，不管敌人如何威逼利诱，陈谨昆从不屈服。他相信天终会亮，日本侵略者一定会被赶出中国。

反内战的民主斗士

1945年8月10日，陈谨昆从收音机中获悉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的消息，欣喜异常。但接下来的消息又使他不安起来。因为当天晚上何应钦命令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和伪军“维持现状”“除按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第二天，蒋介石又下了两道命令：一个给他的嫡系部队，要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命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

陈谨昆从广播中闻悉蒋介石所定处置敌伪军队与接收投降办法，即断定天下从此多事，愈想愈觉得这个问题十分严重。思虑之下，他决定走出书斋，负起一个国民立言的责任。8月中旬，他起草了《告国人书》。文中，他力劝蒋介石“公忠体国”，同时宣布：“余以前只守个人岗位，自此当勉尽先知立言责任，以阻止他人，‘再做第二次亡国危险。’”

8月下旬，毛泽东亲赴重庆，国共两党在重庆开始和谈，和平与民主的呼声日趋高涨。陈谨昆从中看到了复兴民族与国家的希望，奋笔疾书，在报上发表一篇篇文章，给朋友寄去一封封信函，呼吁国人团结一心，共同复兴国家，以免使国家再受列强欺凌之苦。他在《时代日报》上发表的《向教育界进一言》中称：“为欲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须使我国完全成为现代国家。我国复兴固为千载难逢之机会，然亦为千载至艰之事业，且此事系千头万绪，绝非一人一党一派并一时所能完成，又其中应以发达经济、改进科学完成国防为首端。”

首先在态度上，培训工作就没有得到B公司管理层的重视。比如，在公司历次的营销动员大会上，公司均会要求各级渠道部门进行前期的工作总结和后期的工作规划，但基本上从未安排过培训组人员进行培训工作的总结和规划。虽然在每个月中旬，培训组人员均会与各职能部门沟通，要求各职能部门提供次月的培训需求，但往往各个职能部门也都不提报，或者临时性拍脑门提出一些培训要求。而当培训组人员深入各个市场进行培训时，经销商人员由于重视度不足或者所接受的培训并不是其急需的，导致培训时应付了事甚至将培训当成是工作放松，无法保证培训效果。重视度不足，导致培训不成系统，培训效果不佳，培训部门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

9月下旬的一天，陈谨昆很久未曾谋面的妻兄、曾任南京政府司法部司法总长的江庸出现在陈家。江庸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我是奉命而来，请你参加特别军事法庭，专审日本战犯和战俘，不知老兄意下如何？”

陈谨昆想到亡国之痛和日本侵略者的欺凌，不禁握紧了拳头，激动地说：“好啊，重操旧业当法官，让侵略者受到应有的审判!”

然而，国民党中央政府派的接收大员到来后，纷纷干起抢车子、票子、房子等中饱私囊的勾当，大搞“五子登科”，把接收变成了“劫收”。紧接着，收复区苛捐杂税繁多，人民生计日益困难。民间便纷纷流传“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顺口溜。极富个性的陈谨昆不耻为伍，一怒之下，退回了司法部的任命书。接着，他在《时代日报》上发表《是非与利害》一文，感叹“战争毁人，不仅毁物质，更是毁人心”。痛斥国民党接收大员“上无道揆，下无法守”。

1946年4月12日，为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反对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选举”，北平各大学和各杂志社、出版社等40多个团体，组织成立以促进真正民主的普遍、自由、直接选举为宗旨的“国大选举协进会”，陈谨昆欣然任该会顾问。

蒸汽压缩系统的理论基础是由波义耳定律推导而出，即PV/T=K，其含义是一定质量的气体的压强＊体积/温度为常数，也就意味着当气体的体积减小，压强增大时，气体的温度也会随即升高；根据此原理，当稀薄的二次蒸汽在经体积压缩后其温度会随之升高，从而实现将低温、低压的蒸汽变成高温高压的蒸汽，达到可以循环回收利用蒸汽的目的。

4月21日，国大选举协进会在中山公园举行国大代表选举问题演讲会，邀请陈谨昆、江绍原等著名教授讲演。消息传出，各界及中外记者纷纷前往。会前，几位好友竭力劝阻陈谨昆与会，说：“听说你已上国民党的黑名单了，千万不能抛头露面。要知道他们前不久已制造了重庆‘校场口事件’，郭沫若、李公朴被打伤，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第一，“生活作文”是能够解决写作材料的来源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话不是凭空而论，不要以寄宿制学校生活单一，作为导致写作素材匮乏的原因，更多的因素是学生还没有学会如何记录生活，寄宿制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也是有优美的校园环境，有可爱的教职工的陪伴，有充裕的时间学习知识，只要学生把每天生活的点滴记录下来，“生活写作”的素材自然就解决了。

中山公园事件的发生，让陈谨昆彻底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面目，堂堂的中央政府竟如此蔑视法律，无视人的正当权利，连手无缚鸡之力的教授都不放过，事后又信口雌黄，颠倒黑白，黑暗尤超过敌日。如此无耻的政府竟高谈复国，它复兴的将是什么样的国家?陈谨昆极为悲愤，亲自扶伤撰文抗议，揭露敌人的阴谋，这篇题为《我的希望》的文章，发表于4月29日《解放三日刊》。

当天的演讲，陈谨昆本来被安排在第三个，但一到会场，他就发现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吹口哨，叫喊，制造骚乱，他明白这是特务在捣乱，顿时怒火中烧，率先登台。讲演刚开始，预伏会场的特务暴徒，即起而大肆捣乱，用砖瓦向讲台上及听众中猛烈飞掷。陈谨昆头部被击伤，一时血流满面。但他仍坚持讲演并怒斥特务说：“你们这种行为是给国家丢脸，我绝不是一块石头所能吓倒的！”接着，他正义凛然地表示：“我今天是站在爱护国家和人民的立场来说话，我虽受伤，但凡我应做的，我会继续去做，希望全国人民都起来纠正这种为全世界任何国家所没有的行动，希望今天到会的新闻记者，能把真相公布给全世界。”

文献[3]报道了一种采用芬顿氧化和沸石吸附联合处理化学镀镍废水的方法，处理后按所述镍的最高去除率99.72%计算(事实上文献[3]中所列的试验数据都明显低于该值)，出水中镍的质量浓度为0.11 mg/L，勉强接近“表3”的限值要求。

当时听众中有多人受伤，一女生被击中胸部，当场晕倒，江绍原及驻北平美国新闻处处长福斯特亦被打。陈谨昆等退入内室。特务们竟跟踪追击并跃上讲台，将所悬国旗及孙中山遗像等全部撕毁，并散发荒谬传单，而场中宪警对此则始终袖手旁观。群众忍无可忍，纷起捕获一名叫刘成云的凶手，并从其身上搜出一份三青团证书，一并送警局。不料途中又有青年多人突遭特务捕走。这就是震惊北平的中山公园事件。

陈谨昆坚定地回答道：“反对内战，要求民主，何罪之有?死在演讲台上，总比憋死家里要好!”说完就义无反顾地走了。

陈谨昆在抗日战争中及抗战胜利后的正义行动引起了中共北平秘密组织的注意。

两赴延安

伤愈出院后不久，陈谨昆不愿在蒋系势力支配下的大学继续任教，于是将所任教务辞去，也婉拒了北大等校的授课邀请。他认为国家的命运是与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要寻找新的出路。

1946年1月13日，叶剑英率领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进驻北平。中共代表团是驻在国统区北平的一个公开合法机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利用各种机会，在北平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通过北平秘密党组织的牵线搭桥，叶剑英到北平不久，陈谨昆就去中共代表团驻地拜访。叶剑英亲切地会见他。彼此寒暄以后，叶剑英诚恳地告诉他，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

陈谨昆与叶剑英等人接触后，思想更加开朗，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干劲十足。他还特意买了一台德国收音机，一到半夜便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了解延安的情况，研究中共是否能救中国。中山公园事件后，中共北平秘密组织了解到陈谨昆的处境和想法，向叶剑英作了汇报。5月中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向陈谨昆发出了邀请，请他去延安考察。

大多高职院校要求学生必须考取相应的专业资格证才能顺利毕业，而中职院校也有类似的要求，所以在中高职沟通不畅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中高职考取同一张职业资格证书，变相造成教学资源和学习时间的浪费，所以中高职在专业资格证方面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要求证书等级考试从低到高层级第升。

叶剑英听了教授的话，由衷地感动。他对陈谨昆说：“我很佩服教授的见识。我们中共代表这次到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希望同更多的北平知识界、科学界、教育界的人士交朋友。如果教授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将非常欢迎。”

陈谨昆满口应允，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住所，作为中共接触各方面人士一个联络点。

此后，中共代表团联络组成员便经常利用陈谨昆的住所开展活动。不久，叶剑英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借陈宅举行了一次宴会，宴请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著名专家、知识分子，其中有张东苏、李锡九等人，气氛相当热烈。

交通部门负责维修治理站认定，负责维护站联网监管；环境部门负责车辆排放性能检测监管，负责检验机构联网监管；公安部门要求排放不合格车辆禁行，并对其进行安全性能检测；质检部门负责对检测站和维修站设备等技术能力进行认定。

陈瑾昆的话匣子打开了：“我是搞法律的。说句不自谦的话，在当今的中国，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国民党政府虽然也制定宪法，也搞一些法律，但是，许多东西都是骗人的。他们实行的，实际上是国民党一党的党法、姓蒋的一家的家法。这个政权腐败到如此程度，还有什么希望!”

（1）国内外学者针对冻融作用下土的物理性质和力学性质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土体物理力学强度开展的，从黄土体微观结构角度、温度场角度研究还较少。

6月10日，在叶剑英的精心安排下，陈谨昆和教育家符定一一起飞赴延安，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伯渠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通过在延安的调研，他认定毛泽东提倡的新民主主义是挽救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唯一道路，因此决心追随共产党，留在解放区参加工作。但毛泽东认为以陈瑾昆在北平的地位和声望，继续留在北平开展工作，对革命更为有利，劝他回北平。

这组的灵感是来自于韩国音乐人吴赫在海边的一组照片，拍摄的想法主要是将一些感悟与不同的服装搭配结合在一起，以此来展现人物放松、纯粹与沉静的状态。

回北平后，陈谨昆将自己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告诉朋友和身边的人，并将之记录下来，写了《延安与张家口旅行记》一文，发表在报刊上。他的结论是：“解放区虽非天堂，非解放区则确为地狱。”宣传了解放区，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也给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造谣诬蔑当头一棒，在国统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陈谨昵也曾向所认识的美国友人司徒雷登博士等恳切进言，力陈美国目前援蒋政策对中美两国有极大的不利。由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是既定政策，也是其远东利益之所在，所以进言毫无结果。

盗墓贼要是抛下骸骨就跑，官兵未必能追上，可墓穴里还有一根似乎是胳膊的尸骨，他舍不得，又去捡，等他把尸骨拿到手，官兵已围了上来。

7月18日，陈谨昆与符定一联名致电巴黎外长会议，呼吁帮助制止中国内战。这时，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为藉制舆论，加紧了对民主人士的迫害，对陈谨昆则再一次威逼利诱。蒋介石曾派人邀请他出来做官，被他拒绝了。从这以后，陈家就经常接到特务分子打来的威胁、辱骂的电话，还遭到了监视。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民盟中央委员、著名教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考虑到陈谨昆的人身安全，叶剑英决定安排他去解放区。秘密党组织搞到了一张通行证，派人护送陈谨昆第二次去延安。

9月初，陈谨昆路过张家口时发表了《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这份政治声明。9月3日，山东的《大众日报》刊登了他的声明。

毛泽东获悉此事，马上致函称赞：“今日阅悉尊著《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义正词严，足以壮斗士之志，夺奸邪之魄，拟付《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全国。”并请陈谨昆尽快去延安共商工作之进行。

10月29日，陈谨昆抵达延安，当天下榻交际处。第二天，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居住在杨家岭，与陆定一住同一排窑洞，他们的上一排窑洞即是毛泽东的住址。毛泽东听说陈谨昆到达延安，十分高兴，特地邀请他和夫人到家做客。席间，毛泽东风趣地说：“一砖头把你打到延安来了，还有国民党特务为你送行，真得感谢他们啊!”

陈谨昆笑了，激动地说：“是您和共产党救了我们全家，我的这条命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

在此期间，陈谨昆与毛泽东时有书信往来，谈工作，也传达彼此的关怀。7月13日，毛泽东回信对陈谨昆的工作进行肯定：“你们一家安于农村生活，闻之甚慰。立法工作是一新部门，得兄主持，日起有功，是大好事。时局如兄所料，人民战争是发展的；唯艰苦奋斗，尚须付以数年时间。我们在此均好，勿以为念。”

这一年，陈谨昆60岁。他向记者表示：“余虽年已60，但愿再活20年，为中国人民服务！”

1946年12月，陈谨昆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人民立法

到延安后，陈谨昆除了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外，就一心想用其所长为人民的法律事业做贡献。1947年1月，他赴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工作，任委员。

1947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召集了一次会议，要法律研究委员会起草一个全国性的宪法草案，供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之用，并限定于5月1日前交稿。法律研究委员会是于1946年6月成立的，成立时，以林伯渠、徐特立、王明、谢觉哉、陈伯达为委员，谢觉哉为主任委员。到当年11月中旬左右，法律研究委员会协助中共中央西北局已初步完成了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起草工作。陈谨昆走马上任后，为了让全国性宪法起草工作顺利开展，少走弯路，他研究边区宪法草案后提了不少意见，并提出法律是与政治相通的，宪法是法律的部门，政治的路线是贯穿于其中的。他特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这种见解。

1月16日，毛泽东复函：“大示诵悉，从新的观点出发研究法律，甚为必要。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的法律相区别；另一方面又与欧美日本即资本主义的法律相区别。请本此旨加以研究。”

从1月28日到3月上旬，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研究及草拟全国性新宪法草案的工作，参加的有徐特立、王明、陈谨昆、何思敬、李木庵、张曙时、杨绍萱及罗迈、齐燕铭等，王明被指定为宪法组长，陈谨昆为法律组长。除宪法外，还要起草民法、刑法和土地法。尽管战火即将烧到延安，但陈谨昆和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成员从容不迫地埋头工作，为新法典呕心沥血。

3月，国民党向陕北、山东两地发动重点进攻，胡宗南率数十万兵力侵犯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并让老弱者先走一步。经过16天的艰难跋涉，中央法研会的成员于3月22日到达山西临县的后甘泉村。几天后，他们就开始工作，任务是起草全国宪法及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工作。陈谨昆先参与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5月至8月又起草了一个照顾政协协议原则的新宪法草案，即所谓后甘泉初期宪草初稿。8月至10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法研会丢开政协宪草协议原则，试图起草内容与形式皆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法草案，即后甘泉后期宪草初稿。

在起草法律的过程中，法研会成员讨论热烈，经常为一个立法原则和立法内容争得面红耳赤，这种集思广益有利于法律的完备。作为专家，陈谨昆还讲授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谢觉哉评价他的讲课“切实可听”。从6月开始，后甘泉亦屡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但陈谨昆从不畏惧，仍孜孜不倦全身心投入工作。有时警报拉响了多时，警卫员多次催促躲避空袭，但他仍一动不动，急得警卫员架起他就跑。

10月31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又在中央办公厅设宴招待陈谨昆。

说着说着，他激动得浑身颤抖起来，“我把国民党同共产党作了很长时间的比较。我发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全国老百姓谋利益的。我佩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希望能为共产党做些事情。”

后甘泉后期宪草初稿完成后，10月8日，陈谨昆写信给毛泽东报告情况，并根据近期沙家店战役中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胡宗南集团主力之整编第三十六师的大好形势，指出这说明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已失败，这将引起美国人民对美援华政策的反对，中国革命将胜利有期。11月18日，毛泽东复函，说：“十月八日来示，敬悉。国内外大势观察正确，不会有第二个方向，进度亦快，不会稽延不决，诚如尊论。惟我们宁可作从长打算，估计到一切可能的困难。以自力更生精神，准备付以较长时间，似属有益。兄及诸同志对于宪草，惨淡经营，不胜佩慰。惟发表时机尚未成熟，内容尚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基本原则(即拙著《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中所指之基本原则），详由王、谢二同志面达。……天寒尚祈珍摄。敬祝安好!并问陈夫人及诸小弟妹好!”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写给陈瑾昆的信

1947年10月20日，谢觉哉等带着宪法及其他法律草案重返河西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并请示今后工作。因战局紧张，中央无暇讨论，同时毛泽东认为宪法草案要待全国胜利后才使用，在信中他把这一考虑及时告诉了陈谨昆，并让11月15日动身回后甘泉的谢觉等哉详细面达。鉴于此，陈谨昆等在以后约一年时间中，未继续研究和修改这一初稿。此后，陈瑾昆等人紧紧围绕形势的发展，起草了各种法律，以便使全国解放后，立即废除旧法律，实施新法律，以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各方面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

人民的司法官

1948年初，人民解放军已开始转入反攻。在后甘泉的中央法研会和其他机关也接到转移的通知，4月7日，陈谨昆离开后甘泉村向平山县转移。

5月25日，应毛泽东邀请，陈谨昆、谢觉哉、张曙时、李木庵前往西柏坡，陈谨昆又见到了阔别一年多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说：“华北联合政府快成立了，要陈谨昆去当法院院长，谢觉哉去当司法部长。刑法先就旧的改一下施行。民法也可以这样，边做边改，以稳定社会秩序，保障私人财产，使人民乐于生产建设。要训练干部，要建立正规法治，有助于人民建设的就用，否则就改。”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陈谨昆不顾炎炎酷暑，除参与起草《土地法》以外，还起草《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到7月中旬《新民法》已脱稿，7月21日《新民事诉讼法》《新刑法》也相继脱稿。

1948年8月，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华北大部分地区解放，华北临时代表大会召开，陈谨昆被推选为代表，并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9月被任命为华北人民法院院长。10月正式组建了华北人民法院。在院长任内，他起草法律法规，处理案件，不时与谢觉哉商议下级法院组织问题，并下乡做调查，虽已年逾花甲，仍干劲冲天。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产业的发展,无线传感器网络[1]作为其感知层最重要的技术之一,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应用。然而,其面临的安全威胁也日益多样化[2],安全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传统基于密码体制的加密认证安全技术只能抵御来自网络外部的攻击,而不能有效识别内部具有合法身份的妥协节点发起的恶意攻击。因此,近年来,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信任管理作为基于加密的传统安全机制的补充,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

同年12月，陈谨昆同谢觉哉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参加法研会召开的立法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一是总结宪法工作。主要说明宪法上国体、政体的重要理论问题；二是总结法律争论问题。主要是对新旧法观的争论作一个总结。陈谨昆在会上提出，应顺应新形势的要求，放弃一些不适合当时的法律观点。同时，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遵照中央指示改组为中央法律委员会，成为协助中央研究与处理全国有关立法与司法问题之工作机关。陈谨昆当选为委员。

1949年2月，华北人民政府迁进北平。陈谨昆回到曾居住近30年的北平，看到这座文化古城完好无缺地回到人民手中，且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不禁感慨万千。回到北平后，他在司法部和人民法院联合办公后，参与接收和整顿旧司法机关工作。

3.3 妥善固定 根据外露长度做好固定计划。用一条胶布先将圆盘固定住，然后将外露导管及圆盘覆盖在3M透明敷料以下(外露导管呈S型)，贴膜边缘与圆盘边缘平齐，在圆盘处再固定交叉一条胶布。将输液接头及附件尽量固定在额部，避免患儿变换头部体位时压到头下而引起压疮。13例患儿中有1例肠梗阻术后的患儿活动较多，活动后出汗导致透明敷贴松动，当患儿烦躁哭闹时将可来福接头握在手中将PICC导管扯出，导致意外脱管。对于这种活动较多、烦躁易哭闹的患儿，除了常规的固定外还应适当约束手臂，及时给予安抚，防止患儿将PICC导管扯出。

9月2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召开，陈谨昆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他一方面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欢欣鼓舞，勉励新朋老友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再立新功；同时严于解剖自己，说自己搞了几十年的法律，以前对于国家和法制的观念模糊，为有产者服务多年，决心抛弃法律旧观念，为新中国的法律建设做贡献。在会上，他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谨昆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重要法律，他都曾参与起草和审定工作，为新中国的立法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同时他极力主张国家严明法度，依法行事，不徇私情；反对有法不依，违法不咎，或以权代法。

1959年5月14日，陈谨昆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72岁。陈谨昆逝世后，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发出讣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亲笔书写挽联：

单骑突包围，解放旗开，公来独早；

兆民齐跃进，共和国建，灵其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