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胸前都飘扬着鲜艳的红领巾，可中国第一个戴红领巾的人是谁？那是在什么时候？知道的人恐怕不多。

龙业鼐是广西贺州人，因为父亲龙贵谦在广州谋生，所以兄妹5人随父亲在广州生活。20世纪20年代初期，龙业鼐和他的姐姐龙锦雯都在中大附中读书。龙业鼐的哥哥龙业鼎 (又叫龙舜琴)，1920年考上北京大学，在那里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1925年上半年，因为广东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逐渐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中共中央便派龙业鼎和邓中夏、恽代英、李维汉等前往广州工作。回到广州后，龙业鼎把自己的弟弟龙业鼐介绍给邓中夏、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人认识。

因为龙业鼎经常寄进步书籍回家，龙业鼐读了后，接受了新文化和进步思想。1924年，他当上学生会主席，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苏婷婷拉杰克站在门前，迎接客人。杰克小声问苏婷婷，苏婷婷向他耳语了几句。几个客人走进来，杰克很热情地向每一个客人鞠躬：欢迎光临！客人拱拱手，把手里的红包递给杰克：祝贺祝贺！杰克不解地看着红包，问苏婷婷：这是什么东西？苏婷婷轻声地回答他：贺礼红包，你接着就行。苏穆武和苏母走进来，杰克忙鞠躬：欢迎光临！苏穆武白了杰克一眼，径直向里面走去，杰克突然喊：给红包！

1926年9月，省港劳动童子团联合会正式成立，领导童子团开展工作。“劳动童子团”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罢工委员会下属各工会都建立“劳动童子团”。在广东农民协会推动下，潮汕、南海、海陆丰各县农村的“劳动童子团”也相继建立。当时，广东省共有“劳动童子团”员4万多人。这就是广东少年先锋队的前身。

1925年11月7日，广州各界热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8周年，他们在越秀南路的广州工人代表会礼堂里，举行了隆重的红颈带和红领巾授予仪式。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广东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陈延年，给龙业鼐戴上了红领巾。这是中国的第一条红领巾。

当时，广州各校的学生都有自己的校服，整齐大方，只有“劳动童子团”穿便服。为了使自己的组织更鲜明，并且和其他学校的孩子们有所区别，组织上决定参考苏联共（布）少先队员的标志，给“劳动童子团”每人都佩戴一条红颈带，负责领导的同志则佩戴一条红领巾。

由于龙家姐弟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又擅长歌舞，且讲故事、演话剧、发表演说样样在行，更重要的是，他们对革命有热情，工作能力出色。经过考虑，组织上便决定把这个重任交给龙锦雯、龙业鼐姐弟俩。龙锦雯、龙业鼐也不负重托，把200多名工人子弟组织起来，开展各种集体活动。他们当时还在位于越秀南路的“国民党平民教育委员会”内上课，学习文化知识。课余时间则进行劳动。他们还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在游行时派发传单，张贴标语；在开会时当纠察员，维持会场秩序。因为这一群工人孩子学习中不忘劳动，劳动中不忘学习，表现出蓬勃的革命朝气和高昂的革命热忱，所以，当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邓中夏、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和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杨善集商量研究后，决定把这个工人孩子的组织，定名为“广州劳动童子团”。

龙业鼐烈士墓

1925年6月19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了，大批香港罢工工人回到广州。罢工期间，工人们的孩子没人照管。这么多小孩怎么办呢？青年团中央决定把他们组织起来加入平民学校，一来避免他们流落街头，二来也可以让他们学习工人们急需了解的知识。可是这些孩子年龄各异，其中不少还顽皮捣蛋，要找到合适的老师可不容易。

也就是那一年，龙业鼐加入中国共产党，分别给邓中夏和陈延年担任秘书。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龙业鼐和领导同志们撤退到了香港，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33年，龙业鼐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到严刑拷打，虽然经过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后出狱，最终却因为伤情过重病逝。1985年11月11日，龙业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苏南自创区横跨苏南五市，涵盖10家国家高新区，是我国首个以城市群为基本单元的自主创新示范区，苏南自创区建设以来形成了上下联动、统筹集成的推进模式，初步构建了产业特色化发展的体系，但是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产业同质化竞争现象比较明显的问题，高新区在创业资源集聚、创新人才引进、科技金融体系建设、高成长性企业培育等方面仍显不足。

“功能性食品”课程教学项目的重组是从专业的培养目标出发，根据具体岗位需求，以保健品营销、保健品研发、保健品生产、保健品检测的岗位能力为出发点，围绕学生在毕业后在食品、保健品行业从事功能性食品辅助开发、生产、检测、销售等工作所需要的综合能力和职业素养进行教学项目的选取，保证了课程内容的实用性、时代性和适用性，也保证了课程内容与行业技术发展的同步性[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