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T.R.Malthus，一七六六-一八三四）通常被认为是近代人口学科的奠基人，其《人口原理》（一七九八）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传入中国后，所产生的反响和争论几乎超过了当时所有从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在中国近代人口思想史上占据了突出的位置。① 对中国近代人口思想史的研究，有张庆军《民国时期人口思想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顾鉴塘《民国时期人口研究探微》（《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王新《民国时期思想界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王皓《民国时期中国学界的人口研究》（山西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等。本文即拟对此加以论述。

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中国的初传

晚清以降，西方的新思想新学术源源不绝地输入中国，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编译了大量的西学书籍，对于传播西学、启迪民智起了重大的作用。一八八○年，同文馆毕业生汪凤藻译英国法思德《富国策》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及马尔萨斯的文献：“英国马耳德（马尔萨斯）氏所著《民数论》一书，最为详备，每发诸家所未发。其论民数之所以阻其增者，其端有二：曰天数，曰人事，凡人事无权，如饥馑水旱疫病兵革之数，皆系乎天数者也。自人身世之谋益工，室家之计益熟，而婚姻之迟缓者多，婚姻迟则生齿少，而户口不能增，此系乎人事者也。马氏遍考列国之风土人情，各究其民数消长之故，以著为论”。① [英]法思德：《富国策》第2卷，第28页，北京：同文馆，1880。这部《富国策》在当时影响巨大，根据陈炽的观察，晚清“因学堂议起，译抄写欧美各国课程，由小学以入中学大学，其条贯综汇之初，皆以《富国策》为归，犹总学也”。② 陈炽：《重译富国策》，《陈炽集》，第2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当然，在陈炽看来，这部《富国策》“词旨庸陋”，而其所重译的《富国策》反而将有关马尔萨斯的论述节略。

晚清中国积贫积弱，知识分子纷纷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之途，因此《富国策》一类的译著或续作在当时很多，人口问题是各种富国之策中必须要探讨的话题。林乐知所创办《万国公报》于一八九九年一月刊载《各家富国策辨》，分别介绍了卓尔基亨利（亨利•乔治）、马耳德（马尔萨斯）和黎加多（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对马尔萨斯的两个原理以及两种人口抑制途径介绍颇为详细：“昔格物家有马耳德者，深思人民患贫之苦，手著一书，历代作富国策者皆以为笃论而宗之。其书略谓：天下之人，赖食而生。一日无食，生机顿绝。故彼必使生物之数，足敷口食之需，始可免饥馁而资休养。然考地球之大，人民孽息之多且逮，实迥超于食物之萌芽……以其例推之后日，终必人多地满。其赖以聊且免者，惟是天数之难逃，如乃兵水火疾疠之类，足以戕人之生耳。若欲以人力阻之，惟有禁人家去之一法……揆马氏之意，盖谓地之生物有限，天之生人无穷。以无穷之人，居有限之地，而食有限之物，其不给也，必矣。”③ 马林、李玉书：《各家富国策辨》，《万国公报》第121册，1899。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除了领导维新变法运动之外，还特别注重传播西学。严复最知名是翻译亚当•斯密《原富》，在其书按语中已言及，斯密某些观点“已为马罗达导其先路矣”。④ 王栻编：《严复集》第4册，第8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论民族竞争之大势》等文中也都提到了马尔萨斯。由于严复和梁启超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很多读者通过阅读其著作而得以了解马尔萨斯，如竺可桢曾“阅梁任公《饮冰室文集》卷十，有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马尔萨斯所谓之赋愈增，则人口之数愈减，信然也”。⑤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2卷，第6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因此在清末，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尔萨斯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当时编译的日本学者著作中也有提到马尔萨斯的，如冈本监辅《西学探源》中提到：“有末尔萨士，尝穷社会进步生人增殖之理，谓人从几何级数二四六八等率而殖，人之食物，从数学级数一二三四等率而增。究致人无食，饿死而止。是所以有战争疾疫杀儿等事。宜设法豫防。如禁早婚，即其一也。至若济贫法，则不如废之。后有黎甲尔突……与苏密士、末尔萨士鼎立而有余力”。⑥ 冈本监辅：《西学探源》第3卷，第1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01。

6、定植：定植时间根据当地终霜期定植，一般在终霜期前10天可定植。定植时采用1∶1法，株距0.80米，行距1.30米，亩保苗600株左右，横垅刨埯，埯深15厘米，浇水时在水里兑上20%地菌虫杀，每亩1公斤。浇水量根据墒情而定，避免浇水过多，土壤过于粘重，栽苗后影响幼苗生根。栽苗时顶水埯苗，以免涝干，注意栽苗时苗子叶不能低于垅面，苗栽好后，扣上70cm宽地膜，扣地膜后直接出苗压膜，出膜时膜口直径要在10cm，不要把叶片压入土内。

清末民初这一时期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因为没有翻印原著，所以对其了解仅限于食物人口的两种增长方式以及积极和消极的两种抑制手段。这些内容都相对比较简单，易于传播，至一九三三年郭大力翻译《人口论》时就言道：“即在中国，他的名字和学说，亦已成了普通教科书上的常识”。⑦ 马尔萨斯著，郭大力译：《人口论》，第1页，上海：世界书局，1933。对于马氏的其他理论，以及其关于中国的论述则无所知，正如后来有学者所指出的：“虽是知道有马尔萨斯的人们，更有不少对于人口论真正的内容，丝毫无睹，只拾人牙慧以供口给。”⑧ 林骙：《马尔萨斯人口论》，第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除了一九三三年郭大力所译的《人口论》外，还有各种介绍马尔萨斯学说以及人口论原理的专著，如柯克斯《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五），孙本文《人口论ABC》（世界书局，一九二八），河上肇《人口问题批评》（南强书局，一九二九），矢内原忠雄《人口问题概论》（开明书店，一九三○），陈天表《人口问题研究》（黎明书局，一九三○），刘剑横《人口问题新论》（泰东书局，一九三○），许仕廉《人口论纲要》（中华书局，一九三四），林骙《马尔萨斯人口论》（商务印书馆，一九二六），布川渊静《马尔莎斯人口论》（太平洋书店，一九二八）等等。上述著作，有宣扬马尔萨斯主义的，例如英国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柯克斯的《人口问题》、《人口粮食问题》等；也有批判马尔萨斯主义的，如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人口问题批评》，但更多的是对马尔萨斯人口学说作纯客观的一般性介绍或对其采取了折衷主义的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还导致了对中国古代人口学说的再发现。中国人口数量在明清两代激增，至清中叶人口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清代已经有学者开始重视人口的研究，代表人物是洪亮吉，而对洪亮吉及其人口学说介绍最为知名的则是张荫麟的《洪亮吉及其人口论》。张荫麟在文中详细介绍了洪亮吉的生平与学说，并将洪亮吉与马尔萨斯进行比较，认为两者的所处时代、完成时间、主要观点等方面均极相似，是学术史上“极奇异，极凑巧之现象”。但是“西方自马氏人口论出，经济及社会学上开一新天地，其直接间接影响于政治及社会上一般人之思想，至钜且重”。① 张荫麟：《洪亮吉及其人口学说》，《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2号。而洪亮吉的人口学说在当时中国及后世却无丝毫影响，两氏学术之殊遇实在令人浩叹。

事实上，马尔萨斯和洪亮吉谈的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口问题，两者最多只是在表面上存在某些类似之处，或者说中国近代以来的人口思想和人口理论，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传入后作为一个学术生长点方才发展起来的，正如吴希庸所指出的：“中国往昔不是没有人口理论，也不是没有有价值的人口思想，可惜我们的前辈和同辈未能继承发扬光大，以致古今不能接气，以致现代的人口思想可以说是与中国历代人口思想不生关系。在现时中国学者的人口著作中，固然有时举引本国先哲的主张或学说，但这不过是一种偶然罢了，其实他们之中没有一位的理论是从本国先哲之学演化来的，他们事先知道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然后才发现洪亮吉的价值”。② 吴希庸：《人口思想史》，第263页，北京：北平大学，1936。

二、中国学界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讨论

合同实施期间，该城市有许多路段在大规模修建，交通堵塞情况非常严重，施工条件受交通的干扰甚大，造成施工现场供料不足，进度缓慢甚至工程几度停工，这种情况在3个月之后才有所好转。承包商依据合同条款，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据理力争，最终实现索赔，索赔工期50 d，索赔费用76万元。

归结起来，赞同马尔萨斯的学者，将其人口理论视作一种综合平衡论，“马氏理论解剖至于澈底，始知马氏之所主张者，乃是一种社会平衡度论，人口粮食趋此平衡度之后，此伸彼缩，彼伸此缩，永远不离最初之原状”④ 应成一：《人口增加的可能性》，《中国人口问题》，第68页，上海：世界书局，1937。，以此为出发点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反对的一方则认为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和食物的增长规律与事实不符，否认了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增长的作用，忽视了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对解决人口问题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从阶级立场出发对马尔萨斯进行批判。

兜了一圈，汽车在师大门前停住。司机老黄下车，为刘雁衡打开车门。刘雁衡下车，左手拿乐谱，右手拿紫箫，弯腰跟四小姐道别。四小姐把右手伸出车窗：“风大，我不出去了。”

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争论也反映在以人口与中国历代治乱兴衰的解释模式中。吕思勉认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虽成于欧洲，但却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古代的土体面积足以容纳众多的人口，“中国井田之制，盖行于古代，其时方患土满。至后世，人满之患，或见于一隅，然所谓计口授田者，徒有其名而已，人满之患，不易征实；且合全国而言之，固未尝无调剂之方，患不切，故虑有所不及也……古之患贫者，在人少，无以力作，不在人多，无以为食”。②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读马尔萨斯人口论》上册，第186-18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吕思勉较早就接受了唯物史观，在其看来，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爆发不是人满为患，而是贫富不均。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宣传其革命理论为出发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正是其批判对象。

孙中山认为国家民族的兴衰往往是与人口数量是成正比例的，以法国为例说明人口数量下降而致国家民族的衰弱，“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施新政策，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①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册，第6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中国的土地面积较法国大二十倍，完全可以充分开发利用土地来养活更多的人口。众所周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受亨利•乔治单税论的影响，亨利•乔治是反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一九○五年《民报》编译了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乏》，对于经济学中“何以生产势力增大而庸之贱乃几于赤贫”的解释，主张“庸之增减常视工之增减为过比例”，但是“适有一说为之敌，其说则谓人口之增加，较其现存生活为尤速。倡此说者享绝大势力于各方面，而为最重要之经济学说之中心及根本之马罗达主义Malthusian doctrine，顾其说于事实上期无根据，一投于精微决夺之审查而其谬立见矣。”② 亨利佐治：《进步与贫乏》，《民报》1905年第11期第1号。

表4、表5的数据表明，仅掺入纳米氧化硅的膨润土，膨胀性能得到提高，间接地增加了膨胀力，同时其失水收缩度也较大。这种干湿循环过程中变化幅度较大的特征，对处于核废料处置库热-水耦合环境的膨润土来说，容易发生疲劳损伤。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一般都持批判态度。廖仲恺认为科学发达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在种子改良、优化施肥以及栽培灌溉等方面均能够取得进步，交通便利更可以调剂丰欠，所以“人口增加，断不会到可怕的程度，用不着那些灾害、罪恶、战争种种为人道之敌的东西来制限他”。③ 廖仲恺：《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之关系》，《廖仲恺集》上册，第2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倒是“民穷财尽”比“人满为患”更为可虑。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是为调和社会矛盾，而与革命之主旨相违背的。在革命派看来，“曼罗塞之人口论……推此论之本意，原非出自革命之思潮，不过欲矫正时弊，望自保之精神”。④ 《生计学沿革小史》，《民声》1898年第1卷第2期。在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下，要解决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还是需从民生主义入手，“在马氏当时……只是一时的贫困现象，并不是人口过庶问题”，人口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民生的问题，“要解决人口问题，只有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⑤ 王警涛：《民生主义与人口问题》，第86页，上海：民智书局，1927。

2.3 拔管时间与术后睁眼时间 两组拔管时间、术后睁眼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持完全赞同立场的是彭一湖，在《论人口有增加与生活资料以上的恒常倾向》中列举反对马尔萨斯的观点，并逐一加以反驳。顾孟余《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的锁钥》以中国历代的人口记载来证明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社会贫穷不能完全归结于政治不良，即使是好的政治也必须是在人口上下功夫。陶孟和《贫穷与人口问题》就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研究人口与贫穷的关系，认为外国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但中国的贫穷则更多的还是与政治经济有关。

在一九一九年新文化运动中，对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又爆发了一场争论。一九二○年三月的《新青年》是人口问题专号，即以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为出发点讨论人口问题。

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进行系统批驳的是陈独秀。陈独秀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中认为人口的增长不能按数学公式来进行武断的推算。事实也证明了人口增加与食物增加不能保持平衡的理论是说不通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世界上不少国家在人口增长的同时还有大量的粮食出口。科学发达和技术进步也使得人口食物的范围有无限扩大的可能性。马寅初《计算人口的数学》从计算的方式与结果来说明人口不是按几何级数增长。张嵩华则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视作现行政府的辩护士，“凡是不乐意世界能改良的盖莫不以人口问题作最后安身地。其实用马尔塞斯不稳的算术反对革命希望，恰与用荒谬仿造达尔文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相同”。⑥ 张嵩华：《罗素与人口问题》，《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4号。上述反对马尔萨斯的学者大多都认同人口数量需要控制，但严智钟则认为按照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的理由不充足，人口不应当限制而应当增加。⑦ 严智钟：《数要多，质要好》，《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4号。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原为驳斥葛德文（Godwin）、孔多塞而作，认为社会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分配不均，不应该将社会问题完全归咎于政府。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理所当然地持批判立场。经典作家多次提到马尔萨斯，并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公开宣战。日本学者河上肇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巨大。河上肇认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指明了食物人口增长比例的严重不平衡，并且有限的土地面积无法容纳激增的人口数量，这是常人都能注意到的，故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能够大行其道，并且大受“资本家及资本主义辩护者热烈之欢迎”。对于资本家及其辩护者来说，“今得马氏之说，消极的既可以辩护资本主义之存在，而积极的更予资本家激励民众以肆行侵略之机”。① 河上肇著，丁振一译：《人口问题批评》，第1页，上海：南强书局，1929。从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出发，马尔萨斯把贫困、罪恶等社会问题归结于自然原因，与社会制度无关，以人口问题掩盖了阶级剥削和对立的本质，“这样说法，于资本家实在有利。因照此说来，工人的失业，资本家的榨取，好像都是应该有的，合理的事情了”。② 周建人：《论优生学与种族歧视》，第3-4页，北京：三联书店，1950。

中国共产党对马尔萨斯同样持批判立场。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批判美国艾奇逊《美中关系白皮书》中就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好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完完全全驳倒”。③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1-1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革命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加生产即可解决吃法问题。上述看法实际上已经为五六十年代之际大规模地批判马尔萨斯奠定了基调。

晚清梁启超、严复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人口问题上几乎就是完全复述马尔萨斯的观点，但也已有学者开始怀疑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孙宝瑄即认为，“自玛儿梭发明人满之患，于是世界上人皆窃窃然忧之。不知人满之所以为患者，因土地所产货物，恐不足供人之食用也。然今日化学与机器日兴月盛，凡耕与织，皆用新法，使所获制者，皆什倍于既往，何惧不能赡给耶？”⑤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572-57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科学技术的进步完全可以推翻马尔萨斯所提出的食物按照算数级数递增的原理。

历史和现实是密不可分的。对历史学家而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正提供了一个解释历史的新视角，如俄国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曾著《法兰西革命史》，完全以人口生计的因素来解释法国大革命。就中国而言，则重在研究历代人口与治乱兴衰之关系。

中国古代历史似乎总是陷入一治一乱的轮回式的循环。晚清以来，受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启发，开始将中国古代治乱循环与人口联系起来，“盖中国之治乱，与人口之众寡相比例者也。中国之治，非真有求治之道也，徒以人口之寡少耳。中国之乱，亦非真有致乱之道也，徒以人口之增加耳”。⑤ 《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东方杂志》1904年1卷6号。换句话说，中国历代治乱兴衰，与经济生产的发展，技术水平的进步，社会政策的施行，是没有关系的。中国历代的社会危机，简单来说即是“人满为患”。

雷海宗以马尔萨斯的两种抑制解释中国古代人口过剩时的淘汰法，即饥荒、瘟疫和流寇屠杀，“饥荒和瘟疫可以说是自然的淘汰因素，人为的因素就是流寇”。⑥ 雷海宗：《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兵》，第1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人口增加超出了饱和点就会导致动乱，大增以后就是大减，社会生产又重新得以恢复发展，雷海宗称之为大增大减律。将人口与治乱兴衰相联系，则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毫无疑问均属马尔萨斯所谓的消极抑制，“所谓中国以极残酷之手段即战争解决人口问题者，乃当百年或数百年人口增多，失业人增多，贫民流离盗贼蜂起之时”，掠地屠城、杀人盈野，如此之后中国又能得以苟安数百年。以战争来解决人口问题确为中国历史之悲剧。⑦ 马君武：《战争为人口增多生产缺乏之结果》，《国闻周报》1924年1卷13期。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作为一种均衡论，当人口数量超出均衡点的时候即爆发社会革命，“杀戮，转死，至人口减少到社会生产得保均衡为止”。①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第127页，台湾：食货出版社，1977。人口数量又回归于均衡点，社会又重新实现了稳定。

“夕阳”怎样“红”？其“基石”是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由此想到了近代几位先贤。1842年上半年，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正酝酿签订，75岁的老臣王鼎认为万万不可签约，面折廷争仍无济于事，无奈之下他毅然选择了“尸谏”，临死前留下了“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彰阿）不可用，林（则徐）不可弃”的诤言。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可逃生，但为了唤醒民众却主动赴死。吉鸿昌就义前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诗句，视为抗日而死为无上荣光。古往今来有无数这样的仁人志士，他们同样知道生命可贵，但还知道有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夕阳”也好，“午阳”也罢，他们都“红的像那燃烧的火”，虽死犹生。

三、强国强种语境下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晚清时传入中国并且引起巨大反响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说明 选取例2的意义在于让学生掌握，当所解直角三角形只知一边长时，如何依据条件找出两边之间的特殊数量关系或某个锐角的三角形函数值，也是求线段长的重要转化策略．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强国强种即成为了时代的呼声。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核心理念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晚清即成为了强国强种的重要思想武器，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可追根溯源至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一八三八年，达尔文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受了极大的影响，从中领悟到生存竞争之于生物界的意义。按照《人口原理》的基本观点，生物都具有生殖过剩的倾向，而生物的生存空间和失误都是有限的，任何生物都必须为生存而斗争。生物虽然是各求生存，但其中一部分不免死亡，只有适宜的能够存活，这便是生存竞争，正如秉志所言：“英人玛尔萨斯（Malthus）氏谓生物之生殖，系循几何级数而增加。世界事物，为生物所资以生存者，其生产之增加则循数学级数……达尔文、华来斯（Wallace）二氏，皆因玛氏之说，而悟及生物之不免于竞争，及所谓生存竞争之学说也。”③ 秉志：《竞争之导源》，《秉志文存》第2卷，第89-9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达尔文的进化论以生物界的过渡繁殖、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为主要内容，斯宾塞即以生物有机体和人类社会相配拟，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即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是一脉相承的，“马尔达创人口增加之说……据斯宾塞所推生灭相抵之说，则人口以物竞天择”。④ 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第77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从侧面反映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但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积弱不振，始终无法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困境，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似乎看来正是从表面上将上述两者联系到了一起。故此，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出发，当时学者也提出了不少救国方案，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节育。中国传统的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晚清张德彝在英法等国曾见避孕套，“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⑤ 张德彝：《航海述奇》，《走向世界丛书》第1卷，第496页，长沙：岳麓书社，2008。，认为此物是“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⑥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走向世界丛书》第1卷，第74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8。但自清中叶以来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出发，将节育视为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途径，即马尔萨斯所谓的积极抑制。

在近代人口思想史上，有关人口问题的著述，“大多数赞成或反对马尔塞斯学说，间有别创新说者，每以科学论证不足，立论浮夸”。③ 许仕廉：《人口论纲要》，第463页，上海：中华书局，1934。可见，学术界无论是赞成或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无法回避的，即“马氏对于人口问题作系统的研究为后来研究人口问题的先导”。④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孙本文文集》第6卷，第20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同样，自从晚清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有学者从人口的角度来对中国历史和现实这两方面进行解释，也引发了种种争论。

组间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治疗前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神经功能缺损评分（11.5±2.9）明显比对照组（17.5±3.1）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近代中国节育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事件当属美国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桑格夫人（Sanger Margret，一八八三-一九六六）来华。桑格夫人是马尔萨斯的信徒，曾游历各国以宣传其节育思想，以提倡和推动节育运动闻名于世。一九二二年，桑格夫人游历亚洲，经日本、印度等国，四月来到中国，北大邀其讲学，由胡适作翻译。胡适本人也是赞同节育的，认为“无限制的生育，使人口之增加超过教养的能力，小之可致一身一家之贫寒，大之实为世界文化与和平之一大危机。西洋自马尔图斯以来，学者多有提倡‘生育制裁’（Birth Control）之论者”。①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628-62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控制人口增长的节育方式有多种，马尔萨斯主义者提倡节欲和晚婚以控制人口，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则认为节欲与晚婚是违背人的天性的，故提倡避孕，早婚则有助于降低性犯罪。由避孕而节育看起来是比较人道的，“一方面抛弃了堕胎，杀婴，诸种野蛮的习气；一方面免脱了制欲，晚婚，诸种不自然的企图；他之限制生殖，重在事先之预防，不在事后之补救”。② 易家钺：《中国人口问题》，《民铎》1923年4卷2期。此外，节育还涉及到了妇女解放，“我国向来早婚多妻的习俗，正与马尔撒斯所主张认为的抑制相反”，中国传统的妇女就等同于“专做那生育儿女的机器”。③ 瑟庐：《产儿限制与中国》，《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6号。

此后，节育运动在中国迅速升温。桑格夫人来华后，《妇女杂志》曾出专刊讨论节育问题。一九三○年五月，上海组织了生育节制研究会。十二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即以“中国人口问题”为年会主题。一九三二年，北平成立节育宣传会，一九三二年四月陈达编辑《晨报》之《人口副刊》，一九三三年二月《实报》有《节育讯》栏目，一九三四年一月《全民报》有《节育须知》栏目。④ 陈达：《关于节育刊物的介绍》，《清华学报》1933年第8卷第2期。节育运动在当时中国风行一时，以至“药房竞卖节育之药，医生竞著节育之文”。⑤ 宋国宾：《节育问题之我见》，《医药学》1924年第4卷第6期，。

二是优生。人口数量和素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群体分别在量和质上的规定性，人口素质指的是人口群体在身体健康、道德水准以及文化修养等方面的综合体现。一八八三年，英国学者高尔顿（Galton）创立了优生学（Eugenics）。按照高尔顿的说法，优生学就是改善人类精神与身体的学科。

从优生学的标准，应该量和质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单纯的避孕节育措施是行不通的，“说到生育限制的根本缺陷，就是单顾数而忘了质……正当的生育限制，则既顾到了数量，同时不忘了质，换言之，是要依遗传学的知识，随优生学的运动而解决这个大的问题”。⑥ 任白涛：《优生学与遗传及其他》，第22-2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按照优生学的说法，在防止劣种繁殖的同时提倡优质的繁殖，前者是消极的优生学，后者是积极的优生学。

优生学以遗传学为基础，当时遗传学分两大流派，新拉马克主义（包括苏联米丘林遗传学）主张后天获得性遗传，排斥自然选择的作用。新达尔文主义主张后天获得性不能遗传，通过基因的分离变异杂交等方式来实现动植物品种的改良。提高人口素质，依靠医药卫生、文化教育、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作为生物体的人类在身体层面上，完全可以将动植物之遗传法则施之于人类，“借遗传学上之力，讲明人类各种性质之遗传方法及法则，然后改良结婚法或其他之方法，而防止不良性质之传播，举淘汰之实，而获改良人类之效”。⑦ 王其澍：《遗传学概论》，第168-16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中国持优生论者最著名的是潘光旦。潘光旦认为人口过剩问题的解决，以新马尔萨斯的限制人口措施是不全面的，对人口的限制只注意数量上的，至于何种人口应该限制，抑或何种人口不应该限制则未置闻问。而“最理想的办法，生育限制运动和教育普及运动及社会卫生运动等协力并进”，至少对种族的生理病理有全面的了解，“知道人口之何一部分应该多加限制，何一部分少加限制，或不加限制”⑧ 潘光旦：《优生概论》，《潘光旦文集》第1卷，第350-3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这样方能将人口限制与种族间之竞存与进步相结合。社会学家许仕廉亦持优生论，认为优生学的目的是要使体质智力均优胜的人口增加，实现的方法在于种质的选择（selective breeding），“一方面奖励优者与优者结婚，多产生优秀的子女，一方面限制劣者的婚姻，不使低能人口蕃殖太快”。① 许仕廉：《人口论纲要》，第26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4。

三是移民。移民不在马尔萨斯所提出的抑制人口增长两种方式之内，只能视作解决人口问题的治标方法，而非治本的方法。

梁启超在介绍马尔萨斯的时候已经提出“欧洲区区之地，断不能容此孳生藩衍之民族。使之各得其所，势固不得不求新政策以调剂之，此事理之易见者。于是乎，殖民政策，遂为维持内治之第一要著”。②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第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体系下的移民，有时还作为了侵略者对外侵略扩张之借口，故梁启超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对欧洲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日本侵略中国也以此为借口。九一八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宣传日本每年增加一百万人口，日本本土已无立足之地，“如若日本要移民的话……只有中国的东北，才是他们的理想所在。结果日本人把东北抢夺了去”。③ 竺可桢：《近代科学推翻了马尔萨斯人口论》，《观察》1950年第6卷第12期。

从中国角度来看，中国地域辽阔，人口分布不平均，很多地区尚未开发，移民垦殖是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之一，“在过剩人口情形下，必发生马尔萨斯氏所称社会罪恶及痛苦，如战争饥荒疾病贫穷及犯罪等现象，在人口稀少情形之下，必发生文明停滞现象……边区人口问题，不仅是稀少，而是在日趋减少……有亟施行人口政策解决此危机的必要”。④ 张汉光：《边疆人口问题之提出》，《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3、4期。中国历史上多有徙民实边之事，在近代民族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徙民实边具有调剂人口密度和巩固国防的重意义，“回顾西北两边，有此广漠无垠之大陆，而不知斟盈剂虚，裒多益寡，以增进国民之生计……故移民实边之策，御外侮而靖内忧，乃真一举而两利者也”。⑤ 影蓉：《徙民实边私议》，《东方杂志》1903年第5卷第1号。

3.1.1 整地施肥：每667平方米撒施优质农家肥5000千克、磷酸二铵10千克、复合肥25千克、硫酸钾15千克、硝酸钙1千克，2/3的化肥撒施深翻30～40厘米（剩余的1/3化肥施入定植沟内），然后耙细搂平。

孙中山在一九一九年的《实业计划》中已经提出了移民西北的主张，并将其与其他开发计划相关联。国民政府成立后，不断地有人提出移民计划，“将人口过密、田地过狭地方的人口，移到人口较疏，田地较广的地方，例如东三省、内蒙古、新疆等处”。⑥ 乔启明：《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21号。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发西北成为当时普遍的呼声，“其开发之道，言者各殊，染归纳言之，不外发展交通、开发实业、移民实边三大问题”，而三者之中则“移民垦殖，实为急要”。⑦ 杨生彬：《开发西北与垦殖问题》，《开发西北》1934年第1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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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论述，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即是反帝反封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由新民主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从但从上述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影响下的救国方案可知，其走的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通过实现人口与食物的均衡以消灭贫穷，从而实现社会稳定繁荣的道路。这条救国道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而从其种种具体规划来看，则有的不切实际，流于空谈之弊，且在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很难得到彻底的推行。仅以移民而论，当时倡言移民实边者甚众，但是“究竟移民的可能限度能到若干，移民的方向应在哪里，往往毫无研究。只是凭空玄想，或是任意空谈，如何能有结果。最显明的例是负有建设重责的某国立机关发表的开发西北计划，开头便说甘肃有可垦之田一千四百七十八万余顷，比全省面积还大二倍有半，常识如此，计划如何能成”。⑧ 翁文灏：《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独立评论》1932年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