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在儒学发展历史上，他的哲学思想影响深远，从他生前就开始广受人们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以他的姓氏和名字命名的“王学”和“阳明学”。如何更好地理解阳明学，是王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以为，阳明学是圣学、心学和实学的统一，从圣学、心学和实学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阳明学。阳明学的目标是圣学，阳明学的内容是心学，阳明学的方法是实学。

一、圣学——阳明学的目标

圣学，在王阳明那里又被称为圣人之学、圣贤之学、君子之学或正学，考诸《王阳明全集》里的王阳明著作，① 《王阳明全集》里的《年谱》和《世德纪》等部分非王阳明所著。据不完全统计，“圣学”一词共出现二十八次，“圣人之学”一词共出现四十二次，“圣贤之学”一词共出现二十七次，“君子之学”一词共出现二十一次② 《观德亭记》（戊寅）里有“君子之学于射”，这里的“君子之学”不是名词意义上的“君子之学”。，“正学”一词共出现十一次，四者的意义基本一致。圣学，简而言之，就是学为圣人或君子的学问，其中的圣人或君子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

王阳明倡导的圣学从孔子那里而来，《论语》里不怎么提圣人，孔子并不以圣人自居，他曾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在孔子看来，圣人是极其崇高的，一般人很难做到，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历史上的尧、舜、禹、文王、武王和周公，他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几乎找不到一个圣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他还提出要畏惧并遵循圣人之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论语》里虽不怎么提圣人，但却多次提到了君子。君子，人们往往把它解为有道德的人，如朱熹解为“成德之名”，①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杨伯峻的注解是：“《论语》中的‘君子’，有时指‘有德者’，有时指‘有位者’，这里指‘有德者’。”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其实这是对《论语》中“君子”的一种误解。“君”的甲骨文为，从尹从口。甲骨文的尹字，表示一个人手持杖之形。杖是手杖，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手握权杖即表明有权力指挥别人做事；尹下加口，表示能对官吏和百姓发号施令，所以“君”的本义是指统治人民的一国之君。“子”用来表示对人的一种尊称，“君子”合用本指有地位的统治者，与道德无关，如《宪问》篇孔子曾说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在孔子看来，君子中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可见君子与道德无关。在孔子之前，“君子”一般指有官位的贵族统治者而言，李零也称古代的贵族为“真君子”。③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第2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在《论语》中，“君子”首先也指有官位的统治者，但同时，孔子开始把“君子”与道德联系起来。春秋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有官位的统治者即“君子”大都不再遵守固有的礼法制度，因此孔子才赋予“君子”以道德的新义，望图以道德来约束“君子”的不轨行为。这样，“君子”才从一个表示身份地位的词转变为有道德内涵的词。《辞海》中对“君子”的这种词义转变给出了说明：“君子，西周、春秋时对贵族的通称。君子指当时的统治者，小人指当时的被统治者。春秋末年后，‘君子’与‘小人’逐渐成为‘有道德者’与‘无道德者’的称谓。”④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2081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通读《论语》，可以发现，孔子之学其实就是君子之学，即把弟子培养成为有学问、有能力、有道德和有官位的“君子”。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圣人和君子的学说，赋予圣人和君子更多的道德内涵，淡化圣人和君子的政治地位，强化圣人和君子的伦理色彩，并认为圣人是“人伦之至”和“百世之师”，还把圣人分为几种类型，“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并以为孔子是圣人之集大成者。

唐代佛道盛行，为了对抗佛道二教，韩愈受佛道传法系统——法统论的启发，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他在《原道》篇中详细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道统说，认为儒家的道统由尧、舜开始，中经禹、汤、文、武，传至周公、孔子，又传给孟子，孟子之后，就不得其传了。韩愈以继承孟子自居，要把儒家的道统恢复。朱熹接受了韩愈的道统说，但却不承认韩愈在道统中的地位，而以周敦颐和二程上承孟子，自己则上接周、程。道统说给儒家编制了一个传道系谱，并编制了系谱上的传道圣人，目的是为了让后儒学为圣人，从而把道统接续下去。

切实加大职业教育的建设力度，要从国家层面修订相关的职业教育法，从政策上鼓励和扶植企业办学，积极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

道统说中的圣人已经完全成了道德意义上的圣人，如周敦颐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⑤ [宋]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太极图说》）程颐也认为：“圣人与理为一，故无过，无不及，中而已矣。”⑥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3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三）在道统说中的圣人成了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后，一般人很难达到。王阳明接续了程朱的道统说，并且用他的心学加以改造，使圣人成为人人皆可以达到的境界。

心学即良知之学。“良知”原出自《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所谓的“良知”本指天赋的道德观念，其表现如孩提之童生来就知道孝亲敬长，由孝亲敬长又能衍生出仁义礼智等道德范畴，王阳明对孟子的“良知”学说加以发挥，提出了“致良知”的理论，其中的“致”有推极、恢复和践行的意思。虽然“良知”直接来自孟子，但王阳明“致良知”的渊源却可以上推至《论语》。

阳明子曰：“求圣人之学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欤！天下之人，志轮而轮焉，志裘而裘焉，志巫医而巫医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见也。轮、裘、巫医遍天下，求圣人之学者，间数百年而弗一二见，为其事之难欤？亦其志之难欤？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见也。”①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253-254、197、273、293-294、99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王阳明虽然认为“夫《论语》者，夫子议道之书”，①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008、178、85、108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但如前所述，在王阳明看来，知行是合一的，《论语》既是孔子“议道之书”，也是孔子行道之书。既然孔子之学是实学，是实实在在之学，那就不能只讲，还要力行，也是就习讲实学。

（15）式表明，税收份额越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越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的可能性越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就越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越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的可能性就越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就越小；城市化率越高，说明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的可能性越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指数也就越小；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的可能性就越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就越小。

君子之学，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规切，则亦易以悠悠度日，而无有乎激励警发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学日相讲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而况于吾侪乎哉？②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253-254、197、273、293-294、99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二、心学——阳明学的内容

“实学”一词，在王阳明之前就已经出现，如朱熹在《中庸章句》题解中所引程子的话：“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① [宋]朱熹：《四书集注》，第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这里的“实学”指的是真实有用的学问。《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也有记载：“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②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这里的实学，指的是真才实学，真本事。另外，在哲学史上，后人把宋代陈亮、叶适等人的事功之学也称之为实学。考诸《王阳明全集》里的王阳明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实学”一词共出现八次，与“圣学”和“心学”相比，虽然出现频次不多，但也基本可以看成是王阳明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阳明学虽称‘心学’，其实是一门务实之学，是其以救世出发而倡导的思想改造运动”③ 商传：《王阳明的学术与时代》，《光明日报》2014年7月24日第16版。。

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心学”的概念，并认为圣学即心学，他在《象山文集序》（庚辰）里明确指出：“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⑦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253-254、197、273、293-294、99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前面提到，圣人之学又叫君子之学、圣贤之学，王阳明在《谨斋说》（乙亥）中也说过：“君子之学，心学也。心，性也；性，天也。圣人之心纯乎天理，故无事于学。下是，则心有不存而汩其性，丧其天矣，故必学以存其心。学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诸其心而已矣。求诸其心何为哉？谨守其心而已矣。”⑧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253-254、197、273、293-294、99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他在《应天府重修儒学记》（甲戌）中还曾讲过：“圣贤之学，心学也。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⑨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253-254、197、273、293-294、99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四子》即《四书》，王阳明认为，包含《论语》在内的《四书》是通往圣学殿堂的阶梯。

圣学也就是成为圣人或君子之学，在王阳明看来，人只要明白自己本有良知，致得自己的良知，按良知行事，就是圣人或君子，因此，只要立志去求，便能恢复圣学。他在《赠林以吉归省序》（辛未）曾有如下言论：

MS是一种罕见的发生于骨髓外的由未成熟髓细胞构成的局限性实体肿瘤，可发生于人体的任何部位，尤其是皮肤、淋巴结、软组织和骨骼等。MS可作为一种独立的肿瘤存在，但更常见于AML患者中，尤其是M4、M5和M2亚型。APL是一种以出血为主的特殊类型急性髓系白血病，髓外浸润也比较少见，且常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其次是皮肤、耳道、鼻咽、睾丸和淋巴结等。至今以MS合并APL尤其是MS作为APL首发症状的病例报告较少，国内外也仅为个别病例报告（表 1）[3-13]。

孔子把人的认识分为两类：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之外无知，不管是生而知之还是学而知之，所要知的都是良知，学习就是学致良知。他在《与马子莘》（丁亥）中说得很清楚：

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①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243、58、5-6、5、1018、3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做一切事情的本体，孔子所说的“无适也，无莫也”就是以良知来衡量的。致良知也即孔子说的“一以贯之”。

夫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使诚在于“多学而识”，则夫子胡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一以贯之”，非致其良知而何？②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243、58、5-6、5、1018、3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汤甲真满心欢喜地越级一年多，插入时迁安化兰田（今湖南省涟源市）的长沙妙高峰中学高中三年级就读。一年后的冬天，汤甲真考入正从辰溪迁回长沙的湖南大学经济系就读。

王阳明提出心学，一是为了反对佛、老，二是为了反对程朱理学。在他看来，程朱理学在当时已经很难让人信服，既然不能让人信服，那就没有必要再去笃信，而应该改信别的。《传习录》上曾记载他这样说：“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③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243、58、5-6、5、1018、3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王阳明说这段话是为了回答弟子徐爱的不解：“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④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243、58、5-6、5、1018、3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徐爱认为他差不多已从内心接受了王阳明的格物之说，但朱熹对于《尚书》“精一”、《论语》“博约”和《孟子》“尽心知性”的解释都有依据，似乎与王阳明的格物解释有所出入，不知该怎么办。王阳明以孔子弟子子夏和曾子举例来说，认为子夏过于相信孔子，而曾子却是求诸自己的内心。不过在王阳明看来，过于相信孔子固然是对，但不如求诸自己的内心为好。所以，他劝徐爱，既然朱子的解释在你心里有困惑，哪能拘泥于旧有的成见，而不去追求合于内心的解释呢?“旧闻”即程朱理学，王阳明认为，要想接受心学，必须不能狃于程朱理学的旧闻。

孔子虽不怎么谈心性，但孔子却说过“君子求诸己”。王阳明对“求诸己”做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求诸己就是求诸于自己的内心，求诸于自己的良知。他在《题梦槎奇游诗卷》（乙酉）中提出：“君子之学，求尽吾心焉尔。故其事亲也，求尽吾心之孝，而非以为孝也；事君也，求尽吾心之忠，而非以为忠也。”⑤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243、58、5-6、5、1018、3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求尽吾心”即是孔子说的“求诸己”，做到了“求尽吾心”，在事亲的时候，自然就能发自内心地去尽孝，而不是为了博得孝名；做到了“求尽吾心”，在事君的时候，自然就能发自内心地去尽忠，而不是为了博得忠名。

在中国哲学史上，“实学”这一概念争议较大，具有不同的含义，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实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之实学是指自先秦以来注重现实、经世致用的学问；而狭义之实学则是指自北宋中叶以来直至晚清洋务运动之前绵延达数百年之久的实体达用之学，是针对明末理学及王学末流所造成的种种积弊进行理性反思和深层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股社会变革思潮和思想解放运动”。⑦ 王杰：《中国实学思想研究随感》，《理论前沿》2000年第17期。

三、实学——阳明学的方法

既然圣学是心学，是求诸己之学，所以就要学会为己克己，这就是王阳明在《书王嘉秀请益卷》（甲戌）中所说的“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也。为己故必克己，克己则无己。无己者，无我也”。⑥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243、58、5-6、5、1018、3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王阳明的实学基本上可以归属于以上定义的广义实学。

“心学”一词，在王阳明之前，并没有出现，顾炎武《日知录•心学》：“‘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③ [清]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第1015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心学”实为王阳明所创，考诸《王阳明全集》里的王阳明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心学”一词共出现十一次。④ 《经理书院事宜》（八月）里面有“足见该道官留心学校”，“心学”虽连用，但却不是名词意义上的心学。“心学”一词虽为王阳明所创，但心学的思想却源自南宋的陆九渊。陆九渊受道家庄子和佛教禅宗的影响，发挥孟子重视心性的理论，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⑤ [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第273、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杂说》），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⑥ [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第273、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与李宰》）

Gerber等曾提到：最理想的修复来源于坚强的初始内固定强度、最小化的裂隙和直到坚强愈合都能保持机械稳定性。因此对于肩袖分层撕裂，如何获得最佳稳定和防止撕裂复发成为治疗主要目标［7］。

王阳明的实学，在著名实学研究专家葛荣晋先生看来，是心学体系中所蕴涵的一种“实心实学”，并把它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本体工夫合一”的“实心”论；“实地用功”的“实功”论；“践履之实”的“实行”论以及“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的“明德亲民”论。葛荣晋先生还认为王阳明的“实心实学”是明清之际“实学”社会思潮的理论源头之一。④ 具体参见葛荣晋：《王阳明“实心实学”思想初探》）（上），《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2期和《王阳明“实心实学”思想初探》（下），《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葛荣晋先生把王阳明的实学归结为实心实学，言之有据，“实学”一词在王阳明著作中虽然只出现八次，但“实心”一词却在王阳明的著作中出现了十三次，⑤ 葛荣晋先生在其《王阳明“实心实学”思想初探》（上）中认为，“实心”这一哲学范畴从《王阳明全集》中共检索出16条。但事实上，其中有3条并不是出自王阳明本人的著作，而是出自《年谱》和《世德记》。比较符合王阳明哲学的现实。

琼脂糖凝胶电泳：PCR产物用1%的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判断是否为阳性扩增。样品和Marker的上样量为4 μL。设定电压为150 V，电泳时间15 min。接通电极，PCR产物由阴极向阳极移动。电泳结束后用FR980凝胶成像仪观察。

习讲实学在王阳明对《论语•述而》篇“德之不修”一章的解注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王阳明在《寄希渊》（壬申三）中对此章有过注解：

实学可以说是王阳明从《论语》等典籍中体悟出来的，在他看来，孔子之学就是实学。《传习录》上有如下的记载：

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侃曰：“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比来精察，乃知全未，岂必务外为人？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即是此病发来。”曰：“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四十五十而无闻’，是不闻道，非无声闻也。孔子云：‘是闻也，非达也。’安肯以此望人？”⑨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75、108、214、3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这段话是王阳明对《论语•子罕》篇“后生可畏”一章、《颜渊》篇“士何如斯可谓之达”一章和《卫灵公》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一章的发挥。王阳明认为好名是为学的大忌，名与实对，如果真实、真心、真正去追求圣学，就不会在乎外在的名声，为学应该有务实之心。他认为孔子所说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是担忧实不称名，有名无实。“四十五十而无闻”不是不闻名于世，而是自己不闻道；子张所说的“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在孔子看来是有名声，而不是闻道。所以，王阳明认为孔子之学，就是实学，是实实在在之学。

通过前文的分析，本文得到的结论是人民币升值会降低企业出口价格，企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上升扩大了出口价格下降的幅度，即企业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随着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当企业按成本加成定价法确定出口价格时，出口价格由加成率和边际成本两部分组成，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价格的影响取决于汇率变动对企业加成率和边际成本的影响。理论模型部分在分析汇率变动对出口价格的影响以及垂直专业化对出口价格汇率弹性的调节作用时也主要从加成率和边际成本的角度切入，为了检验这一影响机制，我们从实证角度考察汇率变动对企业加成率和边际成本的影响以及垂直专业化对加成率汇率弹性和边际成本汇率弹性的影响。

马成贵一心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顾不上，孩子的学习管不了，即使妻子生病住院，他也从未请过一天假。和他一起共事的人都说：“老马是舍小家顾大家，一心扑在工作上。”单位领导的评价是：马成贵同志工作热情高，责任心强，有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有这样的同志我们放心。

王阳明认为，那些追求圣人之学而没有成功的人，只是没有立志而已。天下人中，轮匠立志成为轮匠，裘皮匠立志成为裘皮匠，巫医立志成为巫医，他们最后没有不成功的。轮匠、裘皮匠和巫医，天下多的是，但追求圣人之学的人，数百年也见不到一两个，不是追求圣人之学难，而是没有追求圣人之学的志向。因此，要想恢复圣学，必须得有一批立志追求圣学的人才行。这批立志追求圣学的人平时要相互规劝，相互激励警发，相互讲学，这样才能共同实现恢复圣学的目标。

地名检索需要在网络上实现对输入信息的地名查询，当前，互联网上地名检索的主要方式还是通过搜索引擎实现基于关键词的搜索，其实对用户而言，需要实现的是用最常规的思维方式得到自己的查询要求，但是由于地名文本本身不具备地理空间的语义，而当前计算机还不能做到人工智能化的处理，因此就很容易产生所查非所需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理空间的层次结构特性，即一个地理位置具有上层空间(父空间)和下层空间(子空间)，而不同的地理空间其名称也不尽相同；二是地名表达的模糊性，包括同地异名和同名异地两种情况，表现为一个地理位置可能具有多个名称，而同一个地名又可能包括多个地理位置。

根据葛荣晋先生的总结，再加以文本分析，王阳明的实学是与其圣学和心学相结合的一种实学。王阳明的实学其实就是其圣学、心学的另一种叫法。王阳明的“实学”之实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真实，真正意，“纯甫之意，盖未察夫圣门之实学，而尚狃于后世之训诂”，⑥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75、108、214、3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圣门之实学”是指圣门真实真正的学问，其实就是圣学，也就是心学；二是实践、实际、现实意，“薄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⑦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75、108、214、3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意思是实学就在薄书讼狱之间，就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就是心学离不开现实生活；三是经实致用意，“郡务虽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实学”，⑧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75、108、214、3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经实致用即包括亲民爱民，因为对古代的读书人来讲，为官理政是最重要的经世致用，亲民爱民是治国理政的题中之义。

患难忧苦，莫非实学。今虽倚庐，意思亦须有进。向见季明德书，观其意向甚正，但未及与之细讲耳。“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盖一言而足。至其功夫节目，则愈讲而愈无穷者。孔子犹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今世无志于学者无足言，幸有一二笃志之士，又为无师友之讲明，认气作理，冥悍自信，终身勤苦而卒无所得，斯诚可哀矣。②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008、178、85、108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另外，他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也提到此章：

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着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③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008、178、85、108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王阳明在《寄希渊》（壬申三）中首先提出了一个观点：“患难忧苦，莫非实学”，后面他引用了孔子的话：“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因此，可以说，在王阳明看来，孔子所担忧的“学之不讲”的“学”指的是就是实学，从王阳明还引用了孟子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之语，可以断定，实学也是心学。那么孔子所担忧的实学到底怎么讲？他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给出了答案。

“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两句所说的“道”可以理解为学，也即孔子所担忧不能讲的实学。这两句清楚地表现讲道与学道是一体的，不是先学会了道再去讲道，不是先学会了实学再去讲实学，学道就在讲道的过程上，学实学就在讲实学的过程中。因此，王阳明认为有两种讲学，一种是“讲之以身心者”，一种是“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者”就是把学道与讲道的过程分开，把学实学与讲实学的过程分开。他们认为只要“稍能传习训诂”，就掌握了道，掌握了实学，因此便不再去讲道、讲实学。王阳明认为这种人是很可悲的，因为他们只从训诂中是得不到真正的道、真正的实学的。“讲之以身心者”则不同，他们“行着习察”，即着实去实行，亲身实践，在亲身实践中体会到了道，体会到了实学，王阳明认为，这种实学是讲习出来的实学，才是真正的孔门之学。

王阳明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这么教学生的。他曾在《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上写道：“读书讲学，此最吾所宿好，今虽干戈扰攘中，四方有来学者，吾未尝拒之。”④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008、178、85、108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读书讲学是王阳明的宿好，当时他虽正在江西赣州身负军旅重任，但只要四方有学生来向他求教，他没有不讲的。可见，王阳明认为的学问是现实中的实学，不是关在书斋里才能讲的学问。

《传习录》下有这样的记载：

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薄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薄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薄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①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07-10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浙江省金华市相继出台了《金华市区传统村落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金华市传统村落名录申报认定办法》《金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金华市历史文化街区管理办法》等政策。由此可见，金华市政府与社会各界在保护传统村落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1）矿化严格受清虚洞组下段第三、第四亚段礁灰岩体控制。花垣地区具规模的层控铅锌矿都产于寒武系清虚洞组下段第三、第四亚段内，尚未在其它层位发现具规模的铅锌矿床。

王阳明有个管刑狱的下属官员，长久听王阳明讲学，觉得王阳明之学讲的很好，但是他却很为难地告诉王阳明：“你所说之学非常好，但是我平时公务繁忙，有很多案子要断，没时间去学呀！”王阳明听后告诉他：“我什么时候教你不断案子而去凭空讲学呀？你既然有公务在身，要断官司，那就从断官司上开始学，这才是真正的格物之学。比如断一案子，不能因为涉案之人回答不合你意，便为之发怒，也不可因涉案之人说话正合你意，就为之高兴，也不可因厌恶涉案之人有所嘱托，便要故意治他，也不可因为涉案之人有所请求，就有意屈从他，也不可因自己事务繁忙，就随便断案，也不可因有别人诬陷罗织，便任由他们处置。这些都是有私心的，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在断案的时候必须要认真考虑反思，想法除掉这些私心，不要让自己的心有一丝偏倚，冤枉了好人，颠倒了是非，这才是断案中的格物致知。心学其实就在你断案之中，如果离开具体事物去学，便是空想。

王阳明劝导他下属的这段话，很好地体现了圣学、心学和实学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