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是莫言获诺奖之后时隔五年推出的力作，他用戏剧文学的形式带给我们不同文学样式所具有的震撼感染力，以极为丰满的艺术表现力重新勾连起不同文学样式之间的关系，也重新定义了文学样式与内在精神之间的张力。看似突然的“新变”，其实质一方面是莫言延续了小说的笔法，将事件发生发展的顺序按照叙事的逻辑演绎开来，同时，在文学资源的选取上依然采用民间故事传说与重大历史事件的耦合为素材，不仅展现历史宏大叙述的波澜壮阔，也表现出在重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浮沉。另一方面，文学的不断延续注定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而这种“背叛”不仅需要来自文学主题和思想等内容方面的突破，也需要来自艺术形式上的反思与再造。正如莫言所说，“之所以叫‘戏曲文学剧本’，就在于它不是特别规范的戏曲演出剧本”，所以，“这是一种尝试，也是我对民间艺术的致敬，同时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试图开拓我艺术创作的领域。”① 莫言：《文学新变，话锦绣民间》，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831/c403994-29506642.html 中国作家网，2017年8月31日。在此，《锦衣》通过它所独有的魅力，以介入现实的历史故事，重视形式的艺术张力，直面被忽略和被掩盖的善与恶，爱情与磨难，似乎让我们重新“回到五四的起跑线”来进行一场从结构到内容，从语言到精神上的辩难，由此可以烛照历史在民间，在普通小人物，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洪流中的悲悯与浮沉。其独特的文学样式以及精细的文本创作为我们的解读提供了众多的可能，围绕其间的核心则是从“格式的特别”到创作的路径以及由此而彰显出的精神向度，构成了通向其文本自有深意的有效路径。

一

之所以选用“格式的特别”作为理解《锦衣》的关键词，并非是因为在莫言的创作经历中，戏剧文体选择的稀有，而是因为他的《锦衣》赋予文学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共同的文学主旨，即文学如何进入历史。

在某些不可控因素造成物料供应不及时的情况下，由生产站段向供应商催料、供应商再向生产商催料的模式转变为物资供应段直接向生产商催料，催料信息的直接传递能够有效减少生产站段与生产商之间信息不对等现象。而该种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有以下三点：一是物资供应段对库存信息的精确掌握；二是生产站段明确自身的定期用料需求；三是物资供应段与供应商之间良好的协作关系来保证物资供应段的临时需求计划得到有效执行。

所谓“格式的特别”，即是指莫言在文学样式的选择上迥异于其小说创作的体式，但却又有小说创作的痕迹；同时与戏曲文学剧本的创作有着天然的联系却大大超出了以往剧本对于唱、白等音节和韵律的追求。作为一种创作手法，正如莫言在接受采访时的夫子自道：

我在第一稿的时候曾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类似于《白蛇传》的神话故事，可越重读越觉得这样写没有现代意义，因为反封建、婚姻不自由等问题已经不再属于现代问题，可是我又无法舍弃我母亲讲的这个故事。后来我读到一些资料，看到在山东的胶东半岛，曾经有很多青年男女远渡重洋去日本接受孙中山同盟会的思想，回国后组织起来为推翻清朝一起革命，于是我把《锦衣》这个故事的时间放到了辛亥革命前期。① 莫言：《文学新变，话锦绣民间》，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831/c403994-29506642.html 中国作家网，2017年8月31日。

需要指出的是，《锦衣》新结构或新文体的形成，不以外在的戏剧形式的呈现和内在的小说笔法的运用来实现，而是通过批判思维的形成来达到自身与社会的互动，形成新结构或新文体的内核。从莫言创作《锦衣》的过程来看，从一开始模仿《聊斋志异》等鬼狐传说等志怪小说的套路出发，在艺术形象的谱系上与之前的神怪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在小说里面，我还是把他作为一个有正气的正面形象来表现的”。也就是说《锦衣》中“鸡”的形象开始抛弃了原有的对于艺术形象创作的窠臼，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创变期。紧接着，“我想用这个方式，把这个故事升华一下。现在有了革命的背景以后，这个故事纯粹就是表演了，变成了革命党利用了当时迷信的社会环境，来吸引清朝的统治者、军队离开县城，是革命军攻打县城的调虎离山计。”③ 莫言：《文学新变，话锦绣民间》，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831/c403994-29506642.html 中国作家网，2017年8月31日。从形象的转变到背景的赋予，不仅是“人鸡幻化”的神怪传说使故事在情节上丰满了许多，更重要的是对于新观念和新知识的输入，体现出思维层次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恰是从外在的形象设计到内在的精神引导，从文体形式的思考到内在思维过程形成的一种典型症候。所以深层次的结构的出现，对于“以小说入戏剧”理论的深刻诠释，体现着“小说”如何“戏剧”的最终完成路径，提示着从外在形式变革到内在思维层次升华以及“自身”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果。

但是，惯性使然的阅读方式容易使我们陷入剧本所带有的天然的解读路径，也往往在进入理解《锦衣》的戏剧性等文体特色之时忽略了作为小说叙述方式的《锦衣》所具有的独特审美情态。张清华曾指出，“莫言仍然是新时期以来最具有文体意识和文体价值的作家之一。他以多重的文化素养和自觉以及特有的创造素质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叙述方法和表达模式，这将是他对当代文学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② 张清华：《莫言文体多重结构中传统美学因素的再审视》，《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诚然，张清华意识到作为文体家的莫言在同一文体中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形成原因，但却忽略了莫言在不同文体之间自由流动所获得的“格式的特别”，如是这样，以往的分析和研究似乎对于莫言新作《锦衣》失去了行之有效的解读。借用张清华“文体多重结构”理论，可以看到，莫言的《锦衣》所或缺的并非是多结构的语言逻辑线索，而是多文体遭遇所形成的一个新结构或新文体，而这正是莫言《锦衣》在格式上最重大的收获。

当“以小说入戏剧”成为现实之后，文体与文体之间发生的碰撞，从多个不同的侧面将《锦衣》的深层次结构逐渐清晰的呈现出来。如前所述，《锦衣》的多文体互文其中之一就是其具有鲜明的小说特征，对于传统的讲故事方式已经用戏剧文本结构的形式展现出来，从“序幕”到“尾声”，十二场的变化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顺序娓娓的道来。但是，纵观《锦衣》所提供的戏剧舞台，其所具有的矛盾冲突并非如戏剧所追求的那么激烈和尖锐，相反的，在传统的叙述情节和相同母题的关照下，冲突并没有如期待般那样的强烈，有且仅有的是一种在矛盾和冲突掩盖之下中正平和的叙述语调，也许莫言是疲倦于应对众声喧哗的外部世界所带给的多部调的和声，但却不能掩盖小说与戏剧互文作用下的多文体带来的新的思考。

万姐的话，让我冷静下来。她扶我回卧室躺在床上，不停地呵气搓手，直到手掌暖了，才轻轻放在我的肚皮上，缓缓摩挲。她的手很硬，却也很暖，让我和肚子里的孩子都安静下来。

其次，在人物语言的对话上。剧中人物的对话一方面是通过唱词来完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借助旁白来补充，这也符合传统戏曲的一般创作路径。所不同的是，莫言的《锦衣》在唱词的完成上并非传统的平仄押韵和对仗工整，代之而起的是不协音律和参差不齐的唱词。若说莫言不懂音律那就大错特错，在莫言的创作中曾与人合作创作过《霸王别姬》，编剧过《我们的荆轲》等，对于文学的旁白与唱词有着清醒的认识，故而其在创作《锦衣》时对于其中的唱词做了适当的更改，一则是由于地方方言的缘故，“一个地方的人之所以用这样一种腔调演唱，这跟当地的文化尤其是方言有很大关系”，在白话看似不押韵的地方，在方言中则平仄相协。二来，戏曲的更改突出其民间性和地方性特色的同时，对于具有活力的创作元素的推崇是其最为核心的追求。“小剧种自身所具有的浓厚的地方色彩是对走进庙堂的京剧、昆曲这样的大剧种的一种对应，它们的唱词不如王实甫、关汉卿来得规范，但是它有蓬勃的生命力，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① 莫言：《文学新变，话锦绣民间》，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831/c403994-29506642.html 中国作家网，2017年8月31日。从戏曲的发展史来说，从地方走向庙堂，从边缘进入中心，一次次的“采风”将民间与庙堂勾连起来，也每每在一种文学样式进入创作的枯竭期，民间总是其借重的重要力量，故而重视民间的资源不仅是传统的接续，更是传统的一种再造，将其生生不息的传播借助于现代的形式和语言逻辑传承下去更是文学自身内在逻辑发展演变的一种动力和作用，也正如评论家马兵所言，“他素来的文学立场也让他更青睐于在民间发掘戏曲质朴的力量，并尝试对旧戏和民间戏曲的审美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当下戏剧创作的源头活水”。② 马兵：《亦史亦野亦锦绣——读莫言新作〈锦衣〉》，《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08月30日。

最后，“以小说入戏剧”的创作手法。自韩愈、苏轼以降，“以文为诗”的创作方法成为文学样式革命的一种潜在手段，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赞曰：“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③ 赵翼：《瓯北诗话》，《清诗话续编》，郭绍虞编，第119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此法对于莫言有很大的启发，他“以小说入戏剧”的创作正是在此类观念之上产生的一种实践。“我想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应该天天看戏，这是一种必要的学习。自己动手写一个剧本，会有共生的体验，通过写剧本的过程，我感受到了当年我们的民间艺人们在创作、演出地方戏曲时的感受，这也使得我的创作体验更为丰富。”④ 莫言：《文学新变，话锦绣民间》，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831/c403994-29506642.html 中国作家网，2017年8月31日。小说之于莫言，是其创作驾轻就熟走向成功的一种创作文体，而戏剧则是其小说创作的一种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上升到一种灵魂。在互为借重的资源与展现的文体形式上，小说与戏剧有了互文的艺术效果，这也构成莫言在小说创作的同时，不断地进行戏剧文学的创作与改编的一种内在诉求。而文体与文体之间的遭遇，正是建立在这一共通的创作心理和人生体验之上，故而对于莫言《锦衣》多文体的创作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新文体或新结构。

二

多文体的遭遇所形成的新文体或新结构非莫言所独有，早在新文学发轫期，鲁迅就以《狂人日记》的日记体形式进行文学的叙述，《野草》的散文诗创作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莫言的《锦衣》正是在这一新文学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尝试”。

如是这般，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则是“小说”如何“戏剧”，这就涉及到在不同层面上对于不同文体之间内涵的一种开掘。仅就《锦衣》而言，戏剧在完成故事的演绎上是紧锣密鼓，层层推进的。从季星官和秦兴邦的留学回国，到最后的革命成功，这一条主线是清晰明白的，所不同的是在中间穿插有个体的爱情，群体的抗争等故事情节，但始终逃脱不了与叙述主体的关系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于小说家言，讲述故事从“顺序”的结构来看是符合一般情况的，有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束等，时间、地点、人物的变换都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发展。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两者遭遇之后，文体之间的互文并不再是单独文体功能的唯一，也不是简单的两种功能的叠加，相应的，这种遭遇对于不同文体之间的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化学反应。在小说的阅读之外增加了读者的视听效果，这也是戏剧所带给小说独特的贡献。当然并不能排除小说在创作中自有的文学律调，或通过主人公的说唱等内容的增添，或通过传统的“有诗为证”手法的引入等，但是大部完整的说唱为小说自有的音乐结构增添了一个声部，形成了多声部合唱的视听盛宴。也正因为如此，在戏剧文学剧本的创作中，“以小说入戏剧”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戏曲对于故事情节发生发展中因为韵律要求所导致的“停顿”，进而避免造成生硬的说辞和画蛇添足的败笔。另一方面，延伸了戏剧中因为篇幅限制所不能达到的内容的扩充和语言的丰富等方面的精彩，进而推进矛盾的展开和思想的深入。如此一来，在小说和戏剧文本的层面上，新的结构的诞生在弥补相互之间的缺憾的同时，也促进了各自文本之间独有优势发挥的能力。

通过第一个层面的“进入”，小说在戏剧文本中完成了初始的功用，如何进入第二个层面则是考验戏剧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志。除了戏剧中对主角的性格刻画和人物描写，对于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次要人物的关注，则成为解释现象的关键。如果说第一层面的碰撞和互文仅限于文体外部的优势互补，以及表明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处理关键问题的态度，那么进入第二层面的互文则显得更加的活泛，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制造矛盾与冲突的集中成为其重要的体现，而次要人物的推波助澜功效不可忽视。尤其是在帮助理解或映衬主要人物的性格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功效。《锦衣》勾连起官民对立、新知与旧识对立双方的次要关键人物则落在王豹身上，而串连起季王氏一家与春莲一家主要关系的次要关键人物则主要是王婆。恰恰在剧情的设置中，王婆与王豹又具有亲属关系，像是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突然有了交点，而这个交点将故事一连串的误会与巧合编制在一起，形成了戏剧的矛盾与冲突，也为主线故事情节的发展埋下重要的伏笔。因而在进入文本之后的戏剧，不再满足于戏剧冲突和矛盾的制造，在对故事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的追求上，借助于小说叙述所能提供的张力，通过几个次要人物的出场，既保留戏剧紧张刺激等独特艺术效果的同时，又深入表现出小说之于文本内在思想和精神的指向。可以说，第二层面的“以小说入戏剧”将原有的静态分析变得生动活泼起来，在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动态理解和把握所有人物在不同环境中的作用与情态，凸显了戏剧文学剧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展现了作家创作的动态逻辑演变和创作心理。

当莫言将《锦衣》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他所运用戏曲文学剧本的形式大大超出了当下所要解读的形式意义和文本内涵。在九十年代开始“告别革命”的喧闹声中，重提“革命”意味着什么？而恰恰“思”和“新”成为莫言开展中国文学创作的精神动力。承前所述，在“思”的形成过程中，多文体的交流和碰撞无疑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思”对这一文体和结构出现所带来的新变化。任何“新”的出现，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一种新鲜事，而是一种常态。但是在缺乏革命的年代重提革命是否意味着革命的缺失，尤其是对于根深蒂固了的文学传统来说，革命似乎更具有破坏性。但是对于《锦衣》而言，这种破坏不单是形式上的创新革命，更是精神上的回顾和反思。在“启蒙”失落的年代，看似滑稽可笑的“人鸡幻化”情节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般缺乏现实基础。社会上，不法分子借用前世今生的因果报应来诈骗民众，不仅有一般的劳工大众，甚至有博士教授上当受骗。可以说，莫言的《锦衣》在看似简单的神怪传说故事讲述背后，更为重视的是启蒙的重要性。而启蒙则意味着沟通和对话，在重拾五四时期话剧等形式传播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同时，对于封建迷信和落后思想的批判也跃然而出。

在对《锦衣》所作“以小说入戏剧”的创作手法探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则是这一手法的创作语境与创作实践的根源。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以诗和画的不同艺术体式举例概括说，“诗和画既然同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它们的性能和领域的异同，是美学上重要理论问题。”④ 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第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进而，钱钟书将其“共同性”所带来的文体实验称之为“出位之思”。何谓“出位之思”，叶维廉解释道：“诗或画各自欲跳出本位而成为另一种艺术的企图”，⑤ 叶维廉：《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叶维廉文集》（第1卷），第7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而这种“艺术的企图”在钱钟书看来是一种“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打通’而拈出新意”。① 钱锺书：《钱锺书书札书钞》，《钱锺书研究》（第3辑），第395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这里，所要注意的是钱钟书在“出位之思”与“打通”理论上所阐述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则可以称之为根源性的“书画同源”和“书画异质”的表述，充分证明了多文体的互文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理论根源和实践基础。二来，“出位之思”和“打通”的目的并非是纯粹的比较，而是一种目的性的方法论阐释。就两个观念所拈出的“思”与“新”来说，不正也是《锦衣》作为“以小说入戏剧”理论所要达到和实现的目的。

可以说，莫言选择将“人鸡幻化”的故事传说在进入历史之前首先是进行了文学上的艺术加工处理，其次才逐步真正融入历史“时间”，并且有选择地将“时间”放在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背景中，而这隐含的前提和基础则是对于文学样式的选择和处理。通过戏曲文学剧本的选择，其一，将故事的情节浓缩在有限的空间，一方面便于根据剧情的需要营造出空间的氛围，另一方面则是将矛盾和冲突高度集中，这也是文学剧本选择的最大优势。三万字的篇幅，街头、盐铺、衙门、坟头四个有限空间的变换，这符合戏剧对于故事高度集中制造矛盾的要求。其二，人物性格和语言的运用在幕布拉开之前已经进行了设定，便于读者掌握和熟悉故事的情节和矛盾的焦点，进一步达到戏曲感染人和传播广的效果。

三

语文新课标指出“写作能力是语文核心素养的综合体现”。四年级的学生有了一定的写作基础，掌握了许多写作技巧，写作文似乎不再那么可怕了。但在四年级上册的习作中，我们又碰到了一只“拦路虎”——观察作文，在学生作文中，我发现了许多问题：

以上两个层面的探讨，从艺术形式各有的优势结合到共同为艺术发展提供外在动力等因素方面，复述了多文体之间所形成的张力，以及“小说”如何“戏剧”的路径，接下来第三个层面所考虑的问题则直面精神内核。仅凭主要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次要人物的推波助澜并不能保证很好的完成文本之于“以小说入戏剧”的核心诉求，换言之，“以小说入戏剧”的多文体互文的深层次结构在第三层面上的效用是“小说”如何“戏剧”的关键之处。莫言在采访中谈到，“文学首先是文学，作家生活在社会当中，所以他描写的社会生活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一个关心社会的作家，一个关心民众疾苦的作家，他的作品自然带有批判性。文学作品的批判是一个重要的功能。”① 莫言：《“说不激动是装蒜”》，《齐鲁晚报》2012年10月12日。事实上，这也是《锦衣》所呈现出的深层次结构中最为核心的地方，那就是直指精神层面和思维层次。如果仅就形式艺术上的表现力来讲，戏剧和小说各有所长，但是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是一个作家面对时代的良心，也促使作家不断的去反思和反映现实。也因此，在与社会达成共振的同时，不断的反思和批判构成了任何文学体式所都具有的内在动力。当然从莫言自身来讲，“我想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而写作，为了自己的部分真正的读者而写作，为了自己的灵魂写作”，② 莫言：《“说不激动是装蒜”》，《齐鲁晚报》2012年10月12日。但是这种“自己”并不能妨碍莫言在内在的思维层面形成的体认。

首先，在人物设置上的对立。剧中人物通过其身份的设置天然的形成了两种势力，一种是以庄雄才和知县、王豹为代表的官体系，处于强势群体；另一种势力则是以季王氏和春莲为代表的民体系，属于弱势群体。若果说仅是这两种对立势力的压迫与抗争，那么仍然逃不出传统官民对立的戏剧创作模式，而这也是莫言小说中一直以来呈现出的紧张关系的一种。然而，与这两种势力相同的一组对立势力的出现则是新文学所提倡的现代性的体现，一种是以季星官和秦兴邦为代表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另一种则是王婆、季王氏和男女村民为代表的封建落后普罗大众。显然，相比较于第一组对立势力的斗争，对第二组对立势力的刻画不仅是隐性的表现，更是精神的指向。清末西学东渐，新知识和新观念的传播已经逐步扩大，成为趋势。但是对于民间的教育和普及始终是最为落后和遥远的一种想象，一方面不仅在于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封建迷信思想等深入人心，对于科学的理解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则在于传统的民间信仰、神怪传说已经形成一种体系，或者称之为“超稳定结构”，对于其中一脉的破除不仅需要来自于各方面新知识的传播与救济，更需要来自民间自身信仰的觉醒与自救，因而这成为一个短时间内难以破除的痼疾。因此，看似传统的官民对立的戏剧模式在《锦衣》中已经表现出新的精神指向。

怎么对话？从民间传说故事汲取资源，从传统戏剧文学借鉴形式，在旧有的基础上网罗出新的、值得去挖掘和肯定的东西，以此作为新的起点。显然，在旧瓶装新酒的作用下，任何对于形式的批评都显得落了俗套，较之于文体形式的革命，思想革命显得极为迫切，而且任重道远。当下的社会，民间不再是过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来源，相对于传统乡村的稳定，九十年代以来的农村逐渐出现空巢化，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而“作为乡村社区主体角色的青壮年的‘缺席’，进一步带动了鬼、神的‘入场’”。② 吴重庆：《孙村：一个共时态社区——“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问道》（第二辑），第297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鬼、神的“入场”则意味着陈旧落后的封建迷信等沉渣泛起，这一切都来源于信仰的缺失。反观五四时期，对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推崇，各种话剧形式的演出，在客观意义上起到了教育民众和普及新思想的作用。莫言选择戏曲文学剧本，正是从民众乐于接受和便于教育的角度出发，将戏曲与小说跨文体形式的结合，提醒人们重新去关注启蒙、关心民众。所需要注意的是，莫言重提革命以及关注启蒙并不是在五四原有的路径上展开，毕竟五四时代与当下所处的现实有着巨大的差别，也尽管他们在回答五四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上的方向一致，但是，他们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不一样，创作与研究有其基本的现实来源，并且较之于五四时期，民众在启蒙的开掘和引导之下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洗礼，只是在蒙昧的程度上深浅不一。因此，《锦衣》的出现是介入当下中国最为具体而又有活力的文本，其内在的深层次结构和新思维的出现都鼓动和激荡着世道人心。

当然，莫言的《锦衣》在上述问题中“以小说入戏剧”的创作手法去实验是一回事，嫁接的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毋庸置言，莫言正是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从民间的视角去平视，切实的感受和体验民间文化在当下的变化，这种立场也就决定了莫言不得不遭受来自于民间立场的反驳和质疑。但是种种的带有“洞见”的理论批评，恰恰是“不见”的现实盲区。莫言在采访中曾说，

AlGaN基日盲紫外探测器外延结构通常基于蓝宝石衬底异质外延生长得到。AlN的外延技术已经趋于成熟，晶体质量已经达到较高水平。高质量高Al组分AlGaN薄膜的外延生长仍旧存在诸多问题，研究学者们近年来发展了超晶格插入层、侧向外延生长等多种外延生长技术，能够有效提高AlGaN薄膜的晶体质量。国内众多研究机构在原来p型掺杂的技术上也发展出了一系列新的掺杂技术，为制备性能良好的AlGaN基日盲紫外探测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当年全县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和布局，于每年8月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当年的目标任务、种植布局、应采用的技术措施和组织保障措施等。

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如果说有特殊之处，就是把人物放置在了矛盾冲突的惊涛骇浪里面，把人物放置在最能够让他灵魂深处发生激烈冲突的外部环境里边去书写。也就是说设置了一种“人类灵魂的实验室”，一种在生活当中不会经常遇到的特殊环境，或者说叫典型环境，然后我把人物放进去，来考验人的灵魂。我的作品在努力让读者从小说里看到人，看到人的灵魂，看到人的灵魂里面的痛苦和矛盾，并由此感悟到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宽容对待别人，一个人应该怎么样认识自己，反省自己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① 莫言：《“说不激动是装蒜”》，《齐鲁晚报》2012年10月12日。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是指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事先公开的收益约定规则，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以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为特征，发挥双方优势，提高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供给效率。[注]2015《政府工作报告》缩略词注释，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5-03/11/content_2832629.htm，2015-03-11。 PPP模式对于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改善投融资环境、激活民间资本、深化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在熟练了小说创作手法的莫言，此刻的夫子之道非是为作品在艺术高度和深度上所作的溢美之词，其实质是一种来自于现实经验和创作体验之后的一种自我陈情。所以“以小说入戏剧”形式的创变，固然有其坚持和守护的立场和姿态，但是也看到了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对于社会与人心的考察是其创作的最根本动因。

虽然从九十年代末以来所进行的跨文体实验和理论阐释在多文体研究方面没有达成共识，它的理论研究与文体实验还需经过一系列的理论沉淀，不可否认的是，跨文体实验所形成的新文体样态或新结构形式大大的激活了传统文体分类研究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活力，也同时产生出更加多元和丰富的文学样本。从“以小说入戏剧”的《锦衣》来看，作为“戏剧”文本的《锦衣》已经构筑了精神饱满的故事情节和精神指向，而作为小说的《锦衣》更是融入和扩充了戏剧不可或缺的艺术魅力，加之两者并非简单的叠加所产生的化学效应，《锦衣》的出现，使“新文体”的样貌迥异于传统文体分类所形成的分类标准，标准的失范进一步引起惯性思维定势的失势，使得游离于不同文体之间的《锦衣》在思维层面出现了破旧立新的动向，直指内心深层次的精神变革，颇有开风气之先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