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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欲望的旗帜》对个体存在境遇的勘测

更新时间:2016-07-05

《欲望的旗帜》完成于一九九五年(《收获》一九九五年第五期),是格非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不少论者将其视为格非九十年代以来的转型之作,并以此作为先锋末路的佐证之一。诚然,格非在《欲望的旗帜》中几乎放弃了此前所热衷的形式实验,少有往日的诡谲与玄奥之笔,其中所涉及的九十年代图景,也增加了小说的故事性和写实感。不过,《欲望的旗帜》虽然将笔触探入世俗人生,却不欲对生活本相作镜式的反映。相对于直露现世的蝇营狗苟,格非还是更偏于形而上的存在思考,只是,格非显然无意于本质论的哲学思辨,他更为关注的是个人在现实中如何自处的问题。《欲望的旗帜》以自我的异化和爱情的幻象揭示了个体的存在悖论,反映出现代性的历史情境下,个人价值判断与生命体验之间的抵牾。

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黑龙江垦区考察,并对农垦定位、发展战略、深化改革、粮食生产、绿色发展、农业科技等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推进农垦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垦区广大干部群众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信心和决心。集团(总局)党委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垦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以把握精神实质、核心要义、统一思想行动为根本,以推动农垦改革发展为目标,注重以上率下,注重全面系统,注重知行合一,在“高”“广”“深”“实”上发力,高标准高质量地做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自我的异化

《欲望的旗帜》聚焦学院知识分子,围绕一次哲学学科的学术会议展开。故事开篇交代,此次会议被学界寄予厚望,“仿佛长期以来所困扰着他们的一切问题都能由此解决” 格非:《欲望的旗帜》,第1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然而,这次会议却因接连而至的意外被屡次中断——先有会议的发起者和执行主席贾兰坡教授自杀,接着会议赞助商邹元标被捕,临近尾声时,会议发言人宋子矜又突然疯癫,严肃的学术会议最终沦为一场闹剧。哲学会议的崩溃似乎暗喻了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所遭遇的精神危机,个体面临着自我异化的尴尬境遇。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面临转型,整个社会经济至上、效率优先的氛围引发了知识界对人文精神失落的担忧,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即可略见一斑。学界的讨论如火如荼,整个社会却依然继续着物质的狂欢,人文精神似乎只是知识分子圈的室内孤鸣。并且,对于一些知识分子而言,这种孤鸣可能也不过是为个人沦落处境的呐喊。毕竟,传统的士大夫阶级,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是“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 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序言第1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虽然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商人阶层的兴起,知识分子的核心地位日益边缘化,但是近现代以来,这一群体尚能以笔墨为利器,纸间窸窣,振臂一呼,以期疗救民众,改革社会。即便在物质匮乏的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也充满了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而到九十年代,随着商品化和市场化的社会变化,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理想与现实的龃龉,进而对自我的存在价值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并且,由于知识分子被天然赋予的圣人情怀,这一群体内心的抵牾与困厄更甚。

自古以来的诗文传统,似乎给世人造就了这样一种印象,文人应该自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孤傲之气,而惊鸿之作也往往与落魄的个人境遇相关,所谓“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即是。因此,长期以来,知识分子都耻于或羞于公开谈论物质利益,仿佛一旦言及,便是自降身份,沦为市井俗物。然而,九十年代却是人人争相获利,企图“一夜暴富”的年代,这对知识分子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虽然知识分子应洁身自好,警惕沦为物质的俘虏,但是这并非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谈利色变,陷入无法安身立命的窘境。知识分子并非生而为圣人,即便是圣人也要考虑生存之需,存在之本。此外,对物质的追逐本身并无伤大雅,关键在于追逐的方法是否有违道德,以及这种追逐是否过犹不及甚至沦为唯一所求,不然何以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朗朗之语,何以有“学而优则仕”的晋升之途。文人究其本质乃是人,也食日常烟火,不能羽化登仙。即如现代文学巨匠鲁迅,他在日记中对于金钱收支明细的详细记录,也表明了物质并非文人所鄙,只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宜为之狂热甚至有损德行罢了。

知识分子所遇到的一个悖论处境在于,非功利化的学问求索与现实的生存诉求之间的矛盾。现代社会似乎也并不能给知识分子一个安于书斋生活的空间,理想在现实的壁垒前几成奢谈。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关心“诗与远方”,游离于现实的事物,而九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进入学院,在体制内谋求个人的发展,生存问题似乎成为了首要的问题。格非曾在文集《树与石》(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序言中写到,“与五六年前的校园相比,现在的校园已经神飞杳杳,徒具形骸。零落中的生活景致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成色”。 格非:《树与石》,自序第1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学院的高墙也难以抵御市场的衡量指标,学科建设亦与经济效益勾连。正如《欲望的旗帜》中所描绘之景,校园的一应事务无不充斥着铜臭之气,而各人身处其中,便有了千种姿态,万般样貌。小说里写到,哲学会议由于经费所限,与会代表们所提交的文章不能被悉数宣读,而选择文章的标准,依凭的却不是文章的优劣,而是赞助商的喜好。

当校园演变成唯钱是瞻之地,一些苦心孤诣的研究者随时可能因不通“人情世故”而被湮没,甚至难有立锥之地。相反,另一些不学无术、善于投机之人却可能左右逢源、平步青云。不仅个人的学术追求遭遇壁垒,人文学科本身也岌岌可危,小说中就有这样一段情节,校方意图将哲学系并入法政系,以节省经费开支,虽然学院权威贾兰坡教授极力抵制(讽刺的是,贾兰坡的抵制究竟是为一己权利还是学科建设实难定论),这项提案却受到了哲学系绝大部分教师的支持——因为法政系经济实力雄厚,能给予他们生存保障。在时代的风云面前,知识分子也难求其本真自我,不少人已然抛却圣贤之言,目之所及仅存权、利二字。而希望葆有本真的一群,又往往身处囹圄,如陷泥淖。《欲望的旗帜》即展现了时代幕布下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诸如贾兰坡、老秦、曾山、宋子矜等人,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自我异化的境遇。

先说贾兰坡。贾兰坡在小说的正面出场并不多,随着他的自杀,他在小说中业已成为一个消逝的存在,但与之相关的诸多人物,却勾勒出贾兰坡的生命经纬。贾兰坡忍受过学术的清苦与寂寞,所以当学校意欲取缔哲学系之时,他即怒言,“倘若没有哲学,人与猪何异?况且猪也未必就不懂哲学” 格非:《欲望的旗帜》,第22、11、11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且不说这愤怒里有多少是为哲学本身,有多少是为一己前程,但这诘问里至少还留存了些许对哲学的敬畏之心。但是所谓的学术权威,却并非谦谦君子。他会为了著作的排名顺序争吵不休,对意欲报考其门下的学生挑逗调戏,甚至假公济私将纺织女工安排至哲学院的资料室工作,行事做派尽现小人之相,实难与其教授之名相衬。褪去诸多学术头衔,贾兰坡不过是一追名逐利、流连声色之徒,个人的异化情形可见一斑。

如果说贾兰坡的生命轮廓反映了个人的异化之境,那么人们面对贾兰坡尸体的反应则显现出群体的异化之景。小说中关于贾兰坡尸体的一段描写,可谓充满了荒诞意味和滑稽喜感。最早发现尸体的生物教师遗孀认为尸体晦气,拒绝将贾兰坡的尸体经由她的卧室移送,并称不如将其直接从阳台上掀下去,“反正他已经死了,再摔他一次倒也无妨” 格非:《欲望的旗帜》,第22、11、11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前来处理的副校长听闻哭笑不得,只得命人爬上阳台,预备用绳索将尸体迁移至地面。然而,两名操作的教师因体力不支,在尸体距离地面一米左右时徒然放手,以至尸体瞬间掉落至泥地里。更荒谬的是,一名旁观的物理讲师如同侦探解案般,从物理角度煞有介事地分析起贾兰坡的姿势来,“如果他径直从十六层落下来,现在的姿势应当是比较标准的” 格非:《欲望的旗帜》,第22、11、11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似乎他自己的毕生所学,终于在一场死亡事件中发挥了效用,从中感受到了自我的存在价值。物理学,本是可以用来研究宇宙奥义,解释存在问题的学科,却沦为了所学者的无聊谈资。贾兰坡生前声名显赫(虽是虚名),死时却尊严殆尽,人们面对他的尸体,要么避之不及,要么如赏猴戏,毋宁说悲悯与同情,即是基本的尊严都吝于给予,死亡变成了一出轻喜剧。

贾兰坡的另一名弟子曾山,不受贾兰坡的青睐,学术见解也与之相悖。在贾兰坡看来,人文学科的当务之急,是为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建立新的价值范畴,而曾山却悲观地认为,整个社会都行将崩溃。不过,与宋子矜不同,曾山虽然悲观,但对哲学研究尚有热情,所以他诸事较真,观点不合即与导师激烈争吵,只是他的内心同样荒芜,对世界充满了无力感。哲学研究给予他的是物质的贫瘠和自我怀疑,他既想真实地生活,又不得不制造虚幻,因而在暗夜中撕碎自己的论文,喃喃道出“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但隔天又小心翼翼地拼贴完好。曾山希望葆有存在的真实感,却往往陷入自我折磨的深渊。格非在《欲望的旗帜》中写出了人之异化境遇,但这种异化又不时指向真实欲望本身,所谓的异化投射出的是人之原始本能。每个人都面临着自我的分裂,求其本真而不得。只是,对于“真实”本身,格非也同样疑虑重重,正如小说借慧能之口道出,“活在真实中”,但是何谓真实却没有确定的答案,一如悬而未决的哲学命题。

当老秦终于得偿所愿在学界享有一席之地时,却又开始成天叫苦不迭,声称灵魂痛苦,只是他所谓的痛苦并非哲学意义上的痛苦,不过是嫌弃糟糠之妻欲离婚而不得罢了。荒诞的是,老秦面对现世的烦忧无能为力,便把生活的愁闷转嫁至登门求教的青年身上,动辄言“没有痛苦,你来搞什么哲学?”老秦自己的所谓痛苦乃是生活的一地鸡毛,却冠冕堂皇地责问他人无痛苦何以学,实足令人哂笑。

对于老秦而言,文章事即晋升业,哲学也不过是沽名钓誉、聚财纳利之器。如此投机之人,却道貌岸然地大肆针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言之凿凿、毫无羞赧。正如他之所以掀起终极价值之讨论,并非是为社会之堕落,人性之沦丧而悲鸣,乃是为自己不能共染于社会之缸,连一同堕落的资格都无掬一把浊泪而已。倘若这泪能令其声名鹊起,自是幸甚至哉,泪得其所,倘若不能,便呜呼一句,生不逢时,才难容世,以期博得一个社会之牛虻的虚名,方不枉费自己表演一场。老秦之言行,正符合小说中给其的定义——社会的“调情者”,格非甚至说“在这个古老的国家中,他们既是一名游戏者,又是真正的上帝,他们的身份介于诗人与政客,商人与隐士之间,倘若略加归别,则又可统称为知识分子” 格非:《欲望的旗帜》,第93、自序第1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由此可见格非对老秦这一类知识分子的讽刺。

第二,教学内容创新。语文教育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观,体现着国家意志,代表着国家事权。新教材认真研究语文教育“教给谁”“教什么”和“怎样教”的问题,突出了四大特点。

近现代以来小说中的性爱叙事,即对性之本能以及性爱之美有过诸多描摹:上世纪二十年代,郁达夫《沉沦》所流露的“性的苦闷”,予以性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则开掘了女性对自我身体本能的审视;三四十年代,沈从文的一系列小说展示了性爱的原始之美,而老舍的《骆驼祥子》以自然风景暗喻性爱过程,用笔隐晦而精妙绝伦。不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文革”时期,文学中的爱情叙事被“政治”、“革命”等语词所遮蔽,性话语也一并消匿其间。直至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中的性爱叙事又再度彰显: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接续“五四”时期的女性叙事,审视自我的身体意识,并对同性之爱颇多涉及;陈忠实的《白鹿原》将野性的原始本能刻画得淋漓尽致,贾平凹的《废都》更是因其“不在之在”的性爱叙述而一度遭禁。《废都》的跌宕命运印证了性之言说程度的有限性,然而,正如福柯在《性经验史》所阐明的性压抑与性话语之间的建构机制,《废都》被禁后民间盗版猖獗,世人对于性的猎奇心理在意识形态的压制中反而更为彰显,由此可见人们对于性的微妙心理。

再者谈老秦。老秦并非是小说的主要人物,正如其在哲学院的边缘地位。老秦在哲学院不得志,便希望趁着贾兰坡逝去之际,暗中策划活动,并意图以此操纵哲学理事会的选举事宜。当哲学系即将被取缔的风声渐起之时,他又开始四处活动,准备另谋出路。最后,传言被证伪,既有的学校却已无法安身,老秦只得举家迁往青海。不过,老秦的命运却因此柳暗花明起来,他到西北高校后如鱼得水,很快评上了教授、博导,并且因为此前发起的终极价值讨论而声名大噪。

二、爱情的幻象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阐释了“此在”,并认为“此在”是以“共在”的方式存在,即此在不是孤立的自我,而是与他人共存,即便是离群索居者,也难免他人的藩篱。在个人与世界的诸种关联中,爱情成为个体与他人的联结之一,有时甚至成为自我存在的确证。《欲望的旗帜》中,自我的异化情境使得个体丧失了“我”之存在,于是希图从爱情中找到“我”并确证“我”,然而新的历史语境下,爱情所凸显出的欲望与沉沦,不仅不能拯救个体的漂泊,反而愈加证明了虚无的如影随形。格非笔下所建构的爱情世界也许可以用他对于卡夫卡的分析来进行阐释,在这个世界里,“爱情并非不存在,在一些场合它与压力的释放以及功利性的目的纠缠在一起,而在更多的场合,它成了一种奢侈的记忆” 格非:《小说叙事研究》,第14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格非在二○○一年再版的《欲望的旗帜》自序里写到,“尽管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将这部作品归入社会问题小说一类,然而在我看来,它不过是一部爱情小说而已” 格非:《欲望的旗帜》,第93、自序第1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严格说来,格非此前并没有对爱情倾注大量笔墨的小说,即便有些对爱情的阐释,也多是只言片语式的点染之笔。但凡涉及男女之情的描画多与性有关,而且往往是禁忌之欲,又以婚外不伦居多,《迷舟》里的萧与杏,《蚌壳》里的马那与小羊,《边缘》里“我”的母亲与徐复观等,皆属此类。

报告显示,在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中,57%的养老机构床位规模不足百张,71%的机构为农村养老服务机构,68%的机构收住人员为“三无”、五保及优抚对象。而在护理方面,养老护理员数量不足,而且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取消后,行业缺乏专业化鉴定体系。

格非似乎是爱情的悲观者,所谓的爱情可能是瞬间的悸动和片刻的错觉,是随着时间流失而随时殆尽的感受。《初恋》结尾的那句“我们信誓旦旦,永不分离;我们未雨绸缪,时刻准备,各奔东西” 格非:《雨季的感觉》,第21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已是昭然若揭。若以约定俗成的爱情观念而言,《欲望的旗帜》也很难说是一部爱情小说,因为它解构了爱情的存在方式——爱情只是个体的想象情境,“一个充满幻觉的情境” 格非:《欲望的旗帜》,第67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比之两个人的爱情世界,格非描摹更多的是一个人的爱情冥想,对于其笔下的曾山和张末而言,爱情并非是两个人的心有灵犀,死生契阔,而是一个人的心内幻影,兀自成景。为了印证爱情的这种幻象情境,小说以性的迷惘探入爱情,并以此探讨了个体孤独的无解。

性作为爱情的题中之义,由爱及性,由性而灵本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但自古以来却有灵与性的高下之分,通常认为灵凌驾于性之上,属于更高的层次。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在《阿尔喀比亚德前篇》中说人即灵魂,他爱的是阿尔喀比亚德的灵魂,所言虽为同性之爱,但并不妨碍其追随者对灵魂之爱的阐发。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马尔西利奥•斐奇诺命名了“柏拉图式的爱”,认为真正神圣的爱是可以独立于性爱,存在于同性或异性之间。由是观之,灵历来就被建构了其凌驾于性之上的权威,神圣之爱可以无性,但不能无灵。

国人虽无灵魂说,但也有相似的理欲之辩,《礼记•乐记》即言,“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宋明以来“存天理,灭人欲”之理论,垂范后世,影响深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灵魂的投契却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低概率事件,正如刘小枫所言,“一个人在世的时候要遇上性情相合的人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上帝从来没有许诺、也不能保障性情相契的两个人一定会相遇”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5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人们对现世中难以企及之物,往往移情于传奇故事,诸如梁祝化蝶,鹊桥相会等传说缠绵悱恻,凄美可泣,以至于人们忽略了这些故事对现世生活的规避。即便是有实可证的爱情言说,最后也可能是世人的浪漫臆想,朱大可就写过一篇《卓文君夜奔和情圣的末日》,质疑司马相如所谓的“情圣”行径,实是精心策划的晋升之计,凤求凰兮所属功名,而非风月佳人。

与灵魂之美相比,性的欢愉更容易在现世中得以实现。但是,长期以来的道统文化,使得世人在性事上往往含糊其辞甚至讳莫如深。性作为人类繁衍的方式,本是生命延续的自然路径,而性爱体验所带来的感官欢愉也是灵性相合的应有之义。

最后说曾山和宋子矜。作为贾兰坡的弟子,宋子矜却是社会的“不合作者”,放浪不羁,我行我素。他虽兼有学者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但对于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和创作却并不关心,小说创作甚至一度成为他俘获女性的路径。宋子矜以冷漠和谎言来伪装自己,看似目空一切,实则心内疮痍。这种伪装与其说是一种自我放纵,毋宁说是一种自我保护——如果不想对世界失望,那么就先对自己失望,所以他最大的兴趣就是辗转于各色女人之间,却从不倾注任何实质的感情。然而,这种伪装终究也不能拯救他的虚无和脆弱,宋子矜最后疯癫。格非总是不吝于让其笔下的人物癫狂,似乎只有疯癫,才能接近真实。

从一定程度上说,理欲之辩本身即是一个颇多争议,悬而未决的命题,对于现实的个体而言,一方面是伦理秩序所建构的道德理性,另一方面是生命本能所决定的欲望冲动,两者并非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相互缠绕,彼此依存,而这正构成了人性的悖论与困境所在。

《欲望的旗帜》的时间背景为九十年代,此期性虽然不再是一个诸多禁忌的话题,但是一方面,所谓的性言论权相对有限,《废都》的遭禁即是佐证;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以“爱情”、“自由”之名的欲望沉沦并不乏见,“性自由”的呐喊之下隐含着“性专政”的倾向。

在《欲望的旗帜》所构筑的爱情空间里,性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是格非并非是以性来阐释爱情的合一,而是以性来说明其对爱情的遮蔽——当人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偏向灵魂合契的部分,而对纯粹的感官欢愉感到羞耻;人们自以为在谈论爱情,却可能只是在谈论肉身的愉悦而已。这也就构成了小说中人物爱情的幻想与幻灭。

论文的被引频次不仅是学术研究成果价值的体现,而且还是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1-2〕。高被引论文所展示的多为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学科的前沿问题、同行关注的热点问题等〔3-4〕。在期刊评价体系中,高被引论文的多少是评价期刊学术影响力高低的主要依据,因此,本文通过对《大理大学学报》高被引论文进行特征分析,以期了解其状况,进而提出改进措施,促进期刊良性可持续发展。

作者在小说中为张末虚拟了一个诗意的爱情场景,但又让其在个人的成长史中不断解构自我的想象。儿时的张末幻想自己的爱情“如被深秋雨露冲刷后的一片山林——清新、爽净、简朴而悠远” 格非:《欲望的旗帜》,第224、90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并以此投射至她所接触到的成年男性身上。如果说钢琴教师予以她少女的朦胧情愫,那么药剂师则点燃了她青春期的悸动。然而,母亲与药剂师的不伦泄露了身体的隐秘,也终结了她的爱情幻景。成年后她与曾山恋爱及至步入婚姻,儿时的憧憬并未如约而至,“沉重的肉身”却展示了它所有的隐秘。欲望的旗帜缓缓上升,却没有终止的时候,正如她与曾山在淫秽的话语游戏中重新获得了性爱的欢愉,但这又很快湮没于语言的苍白之中。即便她逃离乏善可陈的婚姻生活,接受邹元标的邀约与之交欢,也并不能找到自己的心之所向。离婚后,张末仿佛又再度感受到了爱情的脉搏,她甚至在与曾山的信件往来中得到了初恋般的感觉,然而这种感觉只存于纸上空间,一旦两人见面即化为乌有。张末对于欲望所感受到的是耻辱感,她既渴望感官的欢愉,又对此羞愧不已,于是只能成为文化的“零余者”,站在歧路的中央,不知道去往何处。

首先是不确定性。BIMCO近期指出,贸易战给航运业带来了痛苦的不确定性,因为它扭曲了货物的自由流动,改变了贸易通道,使航运企业难以在市场上有效定位船舶。中国某货代企业总经理表示,近期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一些大型班轮公司已经宣布关停部分太平洋航线。预计在未来数月,对于主营美国市场的进出口企业会受到较大影响,进出口企业将会更多地从加拿大、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寻求替代产品,从而导致此类航线的货运量将有可能增大。

第一,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主体由事件当事人或利益攸关方、新闻媒体、官方代表及其他网民等构成。旅游危机事件的当事人以及利益攸关方通常是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发起者,是其主体组成部分,新闻媒体、官方代表及其他网民等共同构成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布者和传播者。

与张末的进退维谷不同,小说里的宋子矜可谓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他周旋于各色女人之间,只是“出于采撷的愿望”和交媾的欢愉,并美名其曰,如果不能活得更好,那就活得更多。然而,无爱之性只能将其带入虚无的深渊,正如他在高潮中感受到的是被吞没的空虚。交媾对于宋子矜来说并不是为了肉体的欢愉,而是为了释放紧张的压力,而这种寄托最后也只能幻灭。性的沉沦是宋子矜逃避现实的方式,用以掩护个人的真实情感。他对张末暗自倾心,但无法得其垂青,而这种求而不得的缺失感建构了个体的诗意想象——“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我决不说出你的名字” 格非:《欲望的旗帜》,第139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小说化用戴望舒的《烦忧》一诗,原诗为:“说是寂寞的秋的悒郁,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说是寂寞的秋的悒郁,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

小说最后,宋子矜在疯癫的幻影中,完成了自己曾与张末共赴巫山的想象,并将此景当作真实的记忆告知曾山。宋子矜以亵渎女人的方式来隐藏自己的爱情,而最终在疯癫的想象中完成了自己的爱情,只是这种想象最终指向的仍然是身体的交欢。新的历史语境下,人们看似获得了性与婚姻的自主权,却又与古老的爱情诗意渐行渐远,而这种古老的诗意本身,即是一种想象的虚无之境,所以宋子矜唯有在戴望舒的诗歌中建构个人的情感,张末和曾山也只能在远离对方后才能感觉到爱情的存在。

格非以性的迷惘探入爱情的内核,并以此印证了个体的孤独境遇。小说中的曾山希图以爱情来“抵制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怪诞、崩溃、滑稽和不真实感” 格非:《欲望的旗帜》,第224、90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然而他感受到的却是更深切的孤独与虚无。因为爱情并非路径,它本身就是目的,叔本华甚至说,性欲不是人生的附属物,而是生存意志的核心,“是求生意志最完全的表现和最明确的形态” 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生命哲学的启蒙者》,第4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2。。爱情所缔结的两性关系看似为个人的孤独境遇提供了一个庇护之所,实际却愈发凸显出个体孤独的无解。他人并不能予以个体想象中的慰藉,甚至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所以小说中曾山的母亲选择荒无人烟的沙漠聊度余生,张末念念不忘的是一幢矗立于郊外,几无人烟的旧房子,曾山的女儿对未来的期许则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墙。曾山女儿的想象与辛格《卢布林的魔术师》的故事结尾如出一辙:魔术师在历经漂泊之后回到故土,于离家不远的地方给自己造了一处居所——四面围墙,没有屋顶,他不愿见人,只在一面墙上留下一个小孔,以便妻子输送水和食物。人性深处既有一种希望与世界相连,逃避孤独的倾向,又有一种意图藏匿于世,疏离人群的渴念。然而无论是试图逃避孤独还是主动选择孤独,都只是印证了个体孤独境遇的无解。个人在面对自我、他人以及世界时的无所归依感总是如影随形——毋宁说在宇宙洪荒中,人之微渺不足为道,即便在个体生活的狭小空间里,个人亦如同一座孤岛,与世隔绝。

三、历史的魅影

格非以自我的异化和爱情的幻象构筑了个体的在世之困,进而阐述了存在的悖论处境,这种困境本质上源于个体的价值判断与生命体验之间的抵牾,小说中贾兰坡的自杀,宋子矜的疯癫,张末与曾山的爱情囹圄,皆出于此。然而,个体的生命感觉在现代性的历史情境下日益成为“被遗忘的存在”,正如昆德拉所言,“对于力量(技术的、政治的、历史的)而言,人变成一种简单的东西,他被那些力量超过、超越和占有。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的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的世界’,没有任何价值和利益:它预先早已被黯淡、遗忘”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第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对于加诸于个体“生活世界”的诸种外在力量,格非着意于表现的是历史对于存在的遮蔽。与昆德拉所关注的“个人在历史中的境遇”相似,格非的小说也表现出一种历史的维度。如果说格非在第一阶段的创作中,以历史的想象情境解构了所谓的理性存在,那么在《欲望的旗帜》中,格非则是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向度来达到对历史的祛魅,从而深入个体的存在境遇。具体而言,小说以政治事件对个人生活的介入考察了存在的真实境况,并由此延续了昆德拉曾有过的诘问:“未来真的如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说的那样按照理性的规律朝美好前进吗?除了报纸、杂志、历史书上的政治和历史,个人的本真感受是什么?” 陈静:《存在的悖论——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诗学解读》,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9。格非试图在历史与现实的缝隙中去发现、勘测、捕捉和表现存在,但并不确定存在。他对存在的幽微始终有一种谨慎的敬畏,因为任何描述都无法代替存在本身,它所呈现出的断裂状和易变性使其不可能被完全把握 格非:《小说艺术面面观》,第15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无独有偶,张末父母的生活处境也构成了对历史的反讽。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内全面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张末父母的生活发生了转折。张末的父亲作为医务人员,为表率计划生育工作而主动做了绝育手术,男性的第二性征也随之消失,“胡子掉光了,喉结随之消失,嗓音变得纤细而柔和” 格非:《欲望的旗帜》,第116、117、185、18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张末的母亲虽然明里“逢人便夸父亲的勇敢和自我牺牲” 格非:《欲望的旗帜》,第116、117、185、18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暗中却称其为司马迁,并与医院的药剂师屡屡偷欢。张末无意窥见了母亲与药剂师的不伦,而这也成为了她与母亲之间隐而不宣的秘密。张末的母亲因被发现而心生惧怖,但与此同时也获得了一种炫耀的快感,她将张末视为一个潜在的观察者和谛听者,并从中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愉悦。

曾山意识到了哲学的局限性,而慧能院长和唐彼得所诉诸的宗教神学同样不能使个人有所依凭。正如费尔巴哈所言,神意味着人与自我的分裂,“他放一个上帝在自己的对面,当作与自己相对立的存在者”,上帝是无限的、完善的、永恒的、全能的、神圣的存在,而人是有限的、非完善的、暂时的、无能的、罪恶的存在,“上帝与人是两个极端:上帝是完全的积极者,是一切实在性之总和,而人是完全的消极者,是一切虚无性之总和”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第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宗教神学实则暗含了人对真实性的逃避倾向,这从小说中唐彼得与慧能院长的一段争论即可略见一斑。在两人的学术争辩中,慧能院长首先对唐彼得所秉持的基督教文化发出诘难,认为《圣经》充满了悖谬与自相矛盾,并以此彰显佛教之正宗性。面对慧能院长的责难,唐彼得另辟蹊径,避重就轻,反问慧能院长,常年的潜心修道是否有过性的困扰以及如何处理的问题,末了还追加了一句,“是手淫吗?”慧能院长愤而起身,给了唐彼得一记沉重的耳光。

随着父亲的离世和母亲的消匿,照片成为曾山最后的安慰与寄托,但是这种寄托本身就充满荒谬,照片中与母亲合影之人不是曾山的父亲,而是一名陌生的男子,曾山甚至一度在母亲的笑容中看出了夸饰和讽刺的意味,仿佛他的出生“只是一次生理冲动的产物,或者源于一次避孕失败” 格非:《欲望的旗帜》,第116、117、185、18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母亲作为家族延续的载体,从一定程度上说即是国家乃至历史的象征,对于曾山而言,母亲意味着他与历史的联结,昭示了他在世的合理性。然而,即便是这种虚无的联结也在他南下插队的途中倏尔断裂,他遗失了这张照片,再次感到无所归依。人们总是试图在历史中把握自身的理性存在,然而又无一例外地被历史的非理性废墟所放逐,正如曾山的母亲对于国家的忠诚是以背叛昔日的生活得以达成,而曾山响应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所得的只是一张空白的履历表,个人的历史被湮没于书面的宏大叙述之中。

《欲望的旗帜》对于建国以来的重大政治事件都有所涉及,诸如“两弹一星”计划,“上山下乡”运动,“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经济改革等都通过人物的生活历史得以展露冰山一角。不过格非显然无意于历史事件的完整描述,他的关注点在于被简化的历史细节之中的真实存在。小说以曾山与张末的家族记忆图景勾勒出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剪影,并以个体的生命感觉荡开历史的宏大叙事,从而揭示了存在的可能面目。小说中有两处情节值得注意,一是曾山的家族记忆片段,二是张末的生活历史碎片。格非在叙述曾山与张末的主线故事时,对双方的父母都有所述及。若以小说所设置的时间背景推论,曾山的父母应是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左右,而张末父母的出生年代可能稍晚一点,大概在四五十年代。曾山的父亲是一名篮球教练,母亲则是一名科学家,长年生活在西北戈壁滩的一座导弹试验场,两人长期分居两地。

在张末的内心深处,她对母亲的身体放纵感到羞辱,然而成年后的她也感受到了欲望的野兽,她与曾山的婚姻,与邹元标的交欢,都印证了她与母亲本质上的类同。在格非的小说中,孩子发现父母尤其是母亲的不伦是一类反复出现的情节:《敌人》里赵虎撞破过父亲赵少忠与仆从翠婶的云雨,《边缘》里“我”窥视到母亲与徐复观先生的疯狂,《人面桃花》里秀米洞察了母亲与张季元的缱绻。母亲的不伦昭示了历史理性与荒谬的并存,然而当张末洞见了世界的隐秘,试图挣脱古老的因袭,却又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到历史的规约之中。未来也许只是对于过去情境的复制与再现,个人与历史既相互抗衡又彼此造就。

格非以政治事件与个人生活的缠绕揭示了存在的可能面目,并以此表现了理性与非理性两种力量的交错。当纯粹的非理性占据了世界的舞台,个人总是试图重建失落的理性。小说中的人物求诸于哲学、神学、宗教,但是这些学科本身即与具体的存在境遇格格不入,它们无法容纳世界的模棱两可和意义的不确定性。曾山借贾兰坡的观点说出,哲学也许能够解决过去与未来的事情,但对于“现在”却无能为力。因为曾山等人所面临的时代,时间概念似乎已经丧失了自身的绵延性,“而缩减为唯一的当前的分秒”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第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这种急速膨胀的现时性越发成为自身无法把握的存在。

小说以曾山母亲的职业带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两弹一星”计划,彼时国际形势严峻,国家领导集体制定并实施了独立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大批国内外科技工作者投身其中。这种举国体制终见成效,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五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然而,曾山母亲所投身的“伟大而壮丽”的事业对于曾山及其父亲而言,却并不绰约美好。曾山五岁时,父亲卧病不起,母亲在他弥留之际回到家中,但仍然整日醉心于导弹的设计草稿。她不停地画图、列式、计算,声称不出几年,她设计的导弹就能一直打到列宁格勒。与这种狂热相反,她对于行将就木的丈夫置若罔闻,只“一心盼着他早死”。曾山的父亲在癌症的折磨中形销骨立,临死前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次次抓住母亲的手,将它拉向自己的阴茎” 格非:《欲望的旗帜》,第116、117、185、18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性压抑的痛苦让他丧失了最后的尊严。父亲死后,母亲回到工作地,在寄给曾山一张她与一名军官的合影之后音讯全无,曾山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孤儿”。

在城轨交通领域,今后可探索利用蓝牙技术实现“无刷卡过闸”这一无感支付方式。乘客接近闸机时,闸机与手机建立蓝牙连接,自动识别账户号、复合消费文件及安全认证等信息,将地铁消费信息通过蓝牙通信写入手机APP中,并从手机APP绑定的银行卡账户或第三方支付账户中自动扣除费用。

澳大利亚汽车维修市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着。保险公司在市场中非常负责,不断完善其认证的维修网络,保险公司更倾向于固定维修价格。经营规模较大的维修实体,其效率和购买力使得小规模、单一独立型维修店经营困难,近乎闭店。汽车上越来越复杂的技术应用,对于维修厂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那些不投资技术培训、不了解重新校正/车辆诊断等维修步骤的维修厂,将逐渐被市场淘汰。

人们所孜孜以求的理性秩序和价值判断沦为了唇舌之辩和纸间虚物,宗教、神学的所谓权威性表现出一种滑稽和荒谬的意味。任何理性的建构最终都流露出虚弱的内里,小说的尾声甚至出现了这样一首小诗:

采集节点的数据经GPRS网络传送到上位机后,经MatlAB7.0处理后,得到的土壤水分含量盐分补偿前后效如图6所示。未补偿时, 由于土壤盐分Ts的影响,EC-5高估实际水含量θ′,且偏差Es随Ss的增大而增大;θ′越大时,相同的Ss引起的误差较大,最大误差为0.098 4cm3·cm-3。经过补偿后,精度可达0.15%,θ′越大补偿精度越高(MSEmin=0.091 1),因此选择合适的LS-SVM训练参数,可以得到较高的训练精度。

湖水的愿望。

但最为盲目的,

还是神祗的婴孩。

记忆保留到最后,

命运并不理解,

只是各有各的限制。

总体而言,我国各地未成年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均衡,很多未成年人并没有形成到图书馆学习的意识。部分图书馆开展的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活动,由于缺乏连续性或趣味性,难以长久地吸引读者[6]。究其原因,与我国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尚未制度化,缺乏与之对应的法律、行业标准等有关。国家应该尽快出台政策与法规,保障未成年人公共文化服务的规范、科学化。同时政府部门要完善版权保护制度,明确公共文化治理主体的权责,营造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环境,加大对文化服务市场的监管,为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提供支持。图书馆也有必要根据服务实际,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以为未成年人提供有益的阅读引导。

大湖呈现完美的卵形。孕育过人烟和俗世的气味和痕迹被扫荡一空。湖面上栖息过路灰雁,发出断续苍凉叫声。因为有人迹靠近,这群大鸟在突然之间振翅拍打,如同一股悸动的风暴,飞往空中远去。

因为灾难不好担当,

幸福更难承受。

而哲人们却能够,

兴院惠民,大道至简,温秀玲的治院之道质朴而高尚。2017年,医院门急诊量275万,手术量6.7万例,在没有银行贷款的情况下资产总额增长到35亿元,工作量和收支结余率等财务指标基本处于国内地市级医院的最好层级。

从正午到夜半,

又从夜半到天明,

在宴席上酒兴依旧

苦而不言,是不做无意义的抱怨。古时候有一位叫林退斋的尚书,他一生福德颇多,子孙满堂。在他临终前,子孙跪在他面前请求他做最后一次训示,林退斋道:“没有别的什么话,你们只要学会吃亏就行了。”

……

与哲学、宗教、神学相比,文学以其言说方式的歧义性和多样性,为捕捉和表现存在的具体境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格非以小说的形式揭示了存在的悖谬境遇,但却无意也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正如其对于“真实”和“可能性”本身的疑虑重重:“当你面对不可能的时候,你所孜孜以求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可能性……可是当可能性一旦来临,你所得到的恰恰又是不可能:你将一只皮球扔到墙上,它却不再弹回来” 格非:《欲望的旗帜》,第161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这就是世界的终极悖论。

格非试图描述存在的可能面目,阐释人的丰富的可能性,而不是以理性之维规训存在的路径。所以,小说的末章,作家写了一朵失落的玫瑰。张末在给曾山的信中说,她差点就因为一枝玫瑰而与这个世界达成了和解。她在某天经过一条街巷时发现了一支掉落的玫瑰,便一直观察花会否遭遇路人的践踏。在将近一个小时的等待中,她欣喜地发现行人不约而同地绕开了花朵,这让她获得了一种生命的温暖之意。然而与此同时,她也发现放在自行车筐中的皮包被小偷划开了口子,她因此丢失了五百元钱。张末对于人性的美好期许顷刻覆灭,她随后捡起这朵玫瑰并带回了家中。格非用一朵失落的玫瑰隐喻了世界的模糊和意义不明,并期许人们对这种悖谬的存在处境葆有敬畏,而不是以简单的价值判断定义世界的应然。

游迎亚
《东吴学术》 2018年第02期
《东吴学术》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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