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74年,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首次提出“信息素养”这一概念[1]。在此后的40多年间,学者们持续从信息素养的内涵、标准、框架、实践等多方面进行大量研究,针对大学生信息素养的调研也成为信息素养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笔者检索中国知网的期刊全文数据库,发现国内最早调研大学生信息素养现状的论文发表在2002年[2]。此后,国内逐渐掀起调研大学生信息素养的热潮。通过对调研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可发现其调研思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多采用问卷调查法,把信息素养割裂为信息需求、信息意识、信息获取、信息评价、信息利用、信息道德等几个不同的方面进行调研,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3]－[5]。国内相关调研已经陷入定式思维,因而有必要向国外大学生信息素养调研的先进案例学习。

美国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领导开展的信息素养项目(Project Information Literacy)是调研全美大学生信息素养现状的大型实证研究项目,是信息素养调研的一个典型代表[6]。2013年,该项目负责人海德(Alison Head)受邀在美国大学及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全国大会上,就该项目2008年至2013年的主要研究成果做报告[7]。2013年6月,美国《图书馆杂志》将信息素养项目列为信息和图书馆利用方面的“四大研究”之一[8]。同年秋天,信息素养项目和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获得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的“国家领导补助金”资助[6]。至今,信息素养项目仍在进行中,项目研究成果在美国哈佛大学、坦普尔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等众多高校得以推广和应用。

鉴于以上情况,本文介绍信息素养项目自创立以来的主要研究成果,并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三方面对该项目和国内的大学生信息素养调研进行对比分析,以期能够对国内此类研究有所启示。

2　项目简介

2006年,海德领导一个由教师和图书馆员组成的团队,在加利福尼亚州圣玛丽学院开展了一项对年轻人研究行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海德和埃森伯格(Michael Eisenberg)于2008年在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建立信息素养项目,二人共同领导该项目。海德是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的研究员,并担任哈佛大学伯克曼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埃森伯格是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名誉院长和教授,也是信息素养领域的领军人物。2012年7月,信息素养项目成为与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合作的公益性非营利组织,附属于哈佛大学的meta LAB实验室。从那时起,信息素养项目由海德独立领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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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素养项目致力于研究数字时代的年轻人对信息研究任务如何理解和操作[6]。信息研究任务分为：课程相关研究 (course-related research)和日常生活研究(everyday life research)。前者主要指从学生收到大学课程作业开始,然后通过收集材料继续进行,直到最后将作业交给教师的研究活动;后者指学生因为个人原因和日常生活中的用途而开展的研究[7]。

3　项目主要研究成果

如图6所示，随着温度降低ABS树脂的冲击强度逐渐下降[13]，当温度低于橡胶相玻璃化温度后，材料内部均呈玻璃态，此时冲击强度达到最低值，并且随温度降低材料冲击强度基本不变。从不同温度条件下断裂的试样表面分析，随温度升高断面的粗糙程度增加，出现应力发白的体积增加，通过扫描电镜分析可以判断低温条件下ABS树脂增韧机理以银纹及多重银纹为主，高温条件下剪切带增韧作用增加。

3.1　《查找背景：大学生谈数字时代如何开展研究》

2008年秋季,项目组将美国7所高校的86名学习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日制学生分成11个焦点小组开展讨论。2009年2月,发布第一篇研究报告《查找背景：大学生谈数字时代如何开展研究》[9](Finding Context：What Today's College Students Say about Conducting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Age)(以下简称《查找背景》)。《查找背景》发现：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开展研究的过程都充满挑战。他们往往无法找到“背景”(context)知识,而查找这些“背景”知识是他们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可能也是开展研究过程中最难的部分。研究人员将“背景”初步分为四类：1.大框架背景(Big picture context)：查找研究主题的背景;2.语言背景(Language context)：弄清楚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语言、术语、语篇的含义;3.情境背景(Situational context)：基于现有条件,判断研究的深度;4.信息收集背景(Informationgathering context)：查找、评估、获取相关研究资源。与此同时,学生在查找“背景”知识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解决问题的策略。他们既利用图书馆,也使用自创的解决方法,例如：用维基百科进行“预搜索”(presearch)。

3.2　《经验：数字时代大学生如何查寻信息》

2009年春季,研究人员对美国6所高校的27666名学生开展在线问卷调查,收回2318份有效答卷。同年12月,发布第二篇研究报告《经验：数字时代大学生如何查寻信息》[10](Lessons Learned：How College Students Seek In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Age)(以下简称《经验》)。《经验》指出,在刚开展研究的起步阶段,大部分学生都充满好奇心并且积极性很高。无论是开展课程相关研究还是日常生活研究,几乎所有调查对象在初始阶段都使用相同并且行之有效的信息源：为完成课程作业而开展研究时,首选课程阅读材料和谷歌;在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信息问题时,则优先使用谷歌和维基百科。虽然大多数学生在完成课程作业时使用图书馆的资源尤其是学术数据库,但他们并不依赖那些需要与图书馆员互动的服务。这些表明,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都采用一致并且可预测的信息查寻策略,其开展研究的过程存在很强的内在相似性。大学生似乎将信息查寻等同于记住几个信息源,总是依赖相同的小部分信息源来解决所有信息问题。

3.3　《关于布置作业的讲义的调查：布置作业的讲义如何引导当代大学生》

2009年10月至12月,研究人员对美国28所高校的191份布置作业的讲义进行内容分析,调查这些讲义如何指导和帮助大学生完成课程相关研究。2010年7月,发布了第三篇研究报告《关于布置作业的讲义的调查：布置作业的讲义如何引导当代大学生》[11](Assigning Inquiry：How Handouts for Research Assignments Guide Today's College Students)(以下简称《讲义调查》)。《讲义调查》指出,样本中的大多数讲义强调关于论文结构的格式标准,而不是引导学生寻找和使用信息源进行研究;教师常常在讲义中建议学生使用高校图书馆的纸质资源(如图书、期刊等)和(或)图书馆在线资源(如联机公共查询目录、学术数据库),但大多数讲义中并没有具体指明应检索哪些数据库;很少有教师在讲义中建议学生使用网上公共资源(如搜索引擎、博客、维基百科等)或开展研究时向图书馆员咨询;只有小部分讲义列出有关信息评估和剽窃的具体知识,以及教师的联系方式。综上所述,讲义只列出了完成作业的步骤和规矩,并没有指导学生如何开展研究以及如何寻找和使用信息。

2016年1月，FDA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联合成立的生物标志物工作小组对外发布《生物标志物、替代终点和其他研发药物工具资源列表 （biomarkers， endpoints， andother tools resource glossary）》，根据生物标志物在药物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分为易感性/风险性、诊断性、监测性、预后性、预测性、药效学/反应性、安全性七种类型[4]，见表1。

3.4　《真相：数字时代大学生如何评估和使用信息》

2010年春季,项目组对美国25所高校的112844名学生发放在线问卷,收回有效答卷8353份。同年11月,发布第四篇研究报告《真相：数字时代大学生如何评估和使用信息》[12](Truth be Told：How College Students Evaluate and Use In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Age)(以下简称《真相》)。《真相》将2009年和2010年开展的两次问卷调查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后者的调查结果印证了前者,即大学生使用相同的小部分信息源开展研究,并且优先选用信息源的先后顺序也相同。《真相》还指出,2010年样本中的大多数学生找到信息源后,采用相似的标准评估信息。其中,既包含常规的标准(如及时性、权威性等),也有自学的标准(如看网站设计情况、看网站知名度等)。学生主要评估网上信息源,其次评估图书馆信息源。大多数学生评估用于日常生活的信息时,会向朋友和家人求助;评估课程研究相关信息时,则求助于教师。此外,样本中超过半数的学生在完成课程作业时,使用相同的常规研究技巧。学生开展研究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有很多相似性。超过四分之三的调查对象认为,开展课程相关研究的过程中最难的是如何起步,如何确定研究的本质和范围。

3.5　《兼顾各方：关键时刻大学生在图书馆如何管理信息技术》

2011年春季,项目组访谈了美国10所高校的560名大学生,研究他们在“关键时刻”(即学期最后几周)在图书馆如何管理和使用信息技术。同年10月,发布第五篇研究报告《兼顾各方：关键时刻大学生在图书馆如何管理信息技术》[13](Balancing Act：How College Students Manage Technology While in the Library during Crunch Time)(以下简称《兼顾各方》)。研究发现：在受访前的一小时里,大多数学生在图书馆通过Facebook、电子邮件、短信等查收过信息。同时,大部分查收过信息的人也在做作业和(或)学习课程。大多数受访者被归类为“轻度”信息技术用户,他们在受访时使用一、两种信息技术设备,主要进行课程学习,其次开展社交行为。报告中还初步提出了一种理论,描述学生对信息技术的使用可能受场景(即大学图书馆)和情境(即关键时刻)的影响。综上,在学期最后几周,学生在图书馆使用“越少越有效”(less is more)的方法,管理和控制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信息技术设备和信息系统。换言之,他们只利用一、两种信息技术设备开展少量活动。

3.6　过渡阶段研究(The Passage Studies)

与信息素养项目相比,国内的大学生信息素养调研的样本规模尚有一定差距,但是国内学者已经意识到此类调研中大样本量的重要性,因而近年来出现了较大样本量的调研。例如：2009年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调研武汉地区10多所高校的学生信息素养现状,样本量是4210名学生[18]。从地区分布来看,国内学者在全国大部分省份开展了大学生信息素养调研。既有东部地区,例如北京、天津、山东、江苏、广东、浙江、福建等;也有中部地区,例如安徽、湖南、湖北、山西等;以及西部地区,例如贵州、甘肃、内蒙古、新疆等。此外,研究人员还调研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信息素养,例如本科院校[2]－[5]、专科院校[21]、高职院校[22]、民办院校[23]等。虽然国内调研涉及多个省份和多种类型的高校,但往往独自开展,没有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放到一起进行研究,缺乏像信息素养项目那样在同一样本中跨地区、跨各层次高校的研究。

2)采用泥(面)团法时要加入少许硫酸铜，要求所用泥(面)团的极化率小于1%[5]，泥(面)团要贴紧于标本接触面，测量电极要尽量靠近标本两端，供电电极与测量电极要垂直插入泥(面)团中，供电电极与测量电极要使用铜棒或铜板；

2012年上半年,研究人员对23位雇主进行深度电话访谈,内容涉及他们对新毕业的大学生雇员解决工作中信息问题能力的期望、要求和评价。此外,还把4所美国高校的33名新毕业的大学生分成5个焦点小组,讨论的话题是初入职场中遇到的挑战和开展的信息查寻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第六篇研究报告《学习的曲线：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后如何解决信息问题》[14](Learning Curve：How College Graduates Solve Information Problems Once They Join the Workplace)(以下简称《学习的曲线》)。《学习的曲线》指出：大多数毕业生认为解决职场中的信息问题具有挑战性,而且在弥漫着紧迫感的职场中,人际接触往往比上网搜索收获更大。同时,雇主一方认为录用大学毕业生的部分原因是看中其网络检索技能,但是发现他们在工作中缺乏传统的研究能力,例如：与团队成员开展讨论、翻阅纸质报告等。所以,雇主们期待大学毕业生既会使用网络又能利用传统方法解决工作中的信息问题。由此可见,数字时代的大学毕业生解决信息问题的能力与雇主的要求之间有明显差距。

从2008年持续至今,信息素养项目还在进行当中,本文仅介绍截至目前的主要研究成果——八篇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对数字时代年轻人的信息发现、信息使用、信息查寻、信息评估、信息技术、信息转化技能等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报告《摸到窍门：新生进入大学后如何开展课 程 研 究 》[15](Learning the Ropes：How Freshmen Conduct Course Research Once They Enter College)(以下简称《摸到窍门》)关注新生从高中进入大学这一过渡阶段,调查他们在这期间为完成大学课程作业而面临的挑战以及所使用的信息策略。研究从2012年11月持续至2013年8月,分为三部分：(1)对比美国30所高中和6所高校的图书馆资源;(2)访谈6所高校的35名入学不足一学期的新生;(3)分析1941份由美国高中生和大学生作答的在线问卷。研究表明：样本中高校图书馆所提供的图书、期刊、数据库等研究和学习资源要远远多于高中图书馆;大学新生从高中就掌握的以谷歌为中心的检索技能,已经不足以支持他们完成大学里高规格要求的研究任务;他们似乎也并不清楚如何利用图书馆的海量资源来满足自身的信息需求。

与信息素养项目相比,国内的大学生信息素养调研的方法较为单一,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中的问卷调查法,极少开展定性研究。然而,问卷调查法在规范性方面不尽如人意,在数理统计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常见的问题有：缺少预测试、抽样方式不明确、没有进行信效度检验等。在进行数理统计时,大部分调研采用百分比进行描述性统计,尚未运用推理统计深度挖掘数据。由此可见,国内调研虽然大量采用以问卷调查法为代表的定量研究方法,但由于使用不够规范、数据挖掘不够深入,对问卷调查法的使用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可喜的是,有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探索规范和深度运用问卷调查法,例如：马费成[18]、杨虎民[19]等。而在定性研究方面,国内调研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例如桂罗敏[20]运用民族志方法调研大学新生的信息行为。总体而言,国内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调研少之又少。

4　该项目与国内的大学生信息素养调研对比分析

4.1　研究方法

美国的信息素养项目使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例如焦点小组、在线问卷调查、访谈和内容分析,对年轻人的信息发现、信息使用、信息查寻、信息评估、信息技术、信息转化技能等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风笑天[17]指出,“定性研究通常与理论建构的目标相伴随”,“定量研究则常常是用来进行理论检验的”。在信息素养项目中,《查找背景》使用定性研究方法——焦点小组法收集有关年轻人的研究习惯、研究行为、研究经历等定性资料,由此为依据得出假设,认为大学生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查找四种“背景”知识。《经验》采用问卷调查法这种定量研究方法对《查找背景》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验证了这四种背景知识的存在。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在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时,还能够兼顾规范性。例如：他们在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时非常重视预测试这一步骤,而且对抽样方法和样本进行详细描述。在数理统计方面,研究人员不仅利用频数表、交叉表、量表等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还利用t检验、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进一步开展推理统计。

信息素养项目将数字时代的年轻人(early adults)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呈现两大特点。第一,样本量大。该项目研究对象的自愿样本来自250余所高校,覆盖275万在读大学生(不含研究生),大约占到全美在读大学生的七分之一。八篇报告采用的样本来自美国60多所高校的13000多名在校生和毕业生。其中,《真相》中2010年问卷调查的样本为8353名大学生,这次调查成为当时信息素养领域规模最大的学术问卷调查。第二,样本中的高校位于美国不同地区且类型不同。每一篇报告的样本都包含三种类型的高校：四年制私立高校、四年制公立高校、两年制社区学院。换言之,同一个样本包含不同层次的高校,既有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顶级名校,也有海岸线社区学院这样的两年制大学,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州立大学。这样选取样本的目的在于调研美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开展研究过程中的共性。

研究报告《智慧生活：当今的大学毕业生离开大学后如何继续学习》[16](Staying Smart：How Today's Graduates Continue to Learn Once They Complete College)(以下简称《智慧生活》)是对一项为期两年(2013年9月－2015年12月)的持续学习研究的总结,关注毕业生从大学到真实生活中的过渡阶段,研究他们在个人生活中、工作场所中、居住的社区中的持续学习需求和信息查寻实践。研究人员访谈了美国10所高校的126名毕业生(毕业于2007－2012年期间),并且分析了1651份由这些学校在此期间的毕业生作答的在线问卷。《智慧生活》研究发现,在过去的一年中,大多数毕业生的终身学习需求集中在生活技能方面,包括基本技能(如家庭日常维修)和复杂技能(如提升职场人际交往能力)。毕业生认为阻碍终身学习的障碍有四个：缺乏时间、缺少金钱、不能与时俱进、无法保持学习热情。此外,还介绍了“分享有用性”(shared utility)模型,用它解释毕业生对当代社交媒体技术的使用以及他们与同事、朋友、家人等建立的人际关系。

根据表4，我们可以看出总资产增长率、总利润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在2012年到2013年迅速增长，说明企业资产规模在此期间扩张迅速，规模增长的速度很快，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主要是本期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权激励对象行权形成股本溢价所致。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12日核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9，500万股新股。发行数量及金额：不超过2.95亿股（原为3.1亿股），募资金额不超过50亿元。资本公积增加导致总资产增长迅速。然而在此期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却呈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奶荒”和奶粉质量问题导致的销售收入减少导致。

4.2　研究对象

3.2 肿瘤内局部注射治疗 在X线、B超、CT等影像设备引导下穿刺进入实体瘤后注入无水乙醇、化疗药物和碘剂等，作用于肿瘤细胞，发挥疗效。该方法适合于较小的周围型肺癌或转移性肿瘤在肺野少数孤立性病灶，其单用以及和其他方法联合治疗的疗效尚缺乏大组病例评价［43］。

“过渡阶段研究”由第六至第八篇研究报告构成,旨在调查年轻人在生活的关键转折阶段所具备的过渡期信息素养。具体而言,就是调查他们在从一个复杂的信息环境转换到另一个时,所遇到的困难、所形成的信息能力和所采用的解决信息问题的策略。

4.3　研究内容

4.3.1　信息素养项目的研究内容

(1)着眼于学生开展研究的整个过程

信息素养项目不仅调研大学生开展课程相关研究过程中的信息查寻行为,还将研究内容拓展至日常生活研究和过渡阶段研究。日常生活研究是指日常生活信息查寻(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seeking),萨沃莱宁(Savolainen)将之定义为“人们为了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定位或者解决与开展工作任务不直接相关的问题,而获取各种(认知和表达)信息元素的活动”[24]。信息素养项目将日常生活研究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报告中渗透着有关日常生活研究的内容。例如：《经验》指出,学生在开展日常生活信息查寻时,优先选择谷歌和维基百科作为信息源。《智慧生活》显示,新毕业的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信息需求主要集中在如何独立生活和理财方面,其信息源不仅包括网络,还有朋友、家人、书籍和图书馆。此外,《学习的曲线》、《摸到窍门》和《智慧生活》构成了过渡阶段研究。这三篇报告分别研究大学毕业初入职场中的阶段、高中毕业刚进大学的阶段、大学毕业生开始走向真实生活的阶段。其关注的是年轻人信息素养过渡的关键阶段,研究他们如何把人生一个阶段的信息环境中的信息实践能力转化成下一个阶段所需的能力。

(2)内容丰富

信息素养贯穿于学生开展研究的整个过程,因此该项目调研学生开展研究的整个过程。信息需求、信息查寻、信息使用、信息评估、所遇困难等被看作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查找背景》提出,大学生将查找“背景”知识作为开展研究过程的一部分。《经验》指出不管是社区学院还是研究型高校的学生,无论寻找满足哪种背景的信息,其开展研究的过程都存在很强的内在相似性。《真相》指出信息质量评估是开展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步骤,调查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如何评估和使用信息,并且深度分析学生开展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3)提炼出解释大学生信息行为的理论

远程用电检查技术价值的发挥需要借助通讯技术，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通信方式进行选择，从而为远程用电检查技术作用的发挥提供重要基础。通过筛选通信方式可以降低通信干扰因素的影响。电力营销管理作为电力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具体问题进行妥善处理，不断完善营销管理体系，从而确保电力营销工作可以稳定开展，为远程用电检查技术的应用提供良好环境。另一方面，电力营销制度的完善，还能对电力营销工作的相关流程进行明确，对不同工作人员的职责进行划分，从而进一步推动电力营销工作的推广，促使电力企业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

信息素养项目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提炼三个解释大学生信息行为的理论。《查找背景》认为查找“背景”知识是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并将“背景”知识总结归纳为四类。《兼顾各方》指出学生对信息技术的使用可能受一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场景(即大学图书馆)、学校层次、情境(即学期最后几周)。《智慧生活》提出“分享有用性”模型,描述当今大学毕业生为终身学习所开展的研究行为。该模型由“有用性”(utility)和“互动性”(interactivity)两部分组成。前者是指毕业生在优先选择信息源时主要考虑其是否有用,是否可以直接帮助解决问题。他们很看重同事、朋友、教师、家人等提供的有用信息源,但同时也使用You Tube视频等现代社交媒体作为信息源。后者是指他们也非常重视信息源的互动性,因此他们在终身学习的过程中选择兼具“有用性”和“互动性”的网上信息源,如论坛、博客、社交网站等。

4.3.2　国内的大学生信息素养调研的内容

国内的大学生信息素养调研习惯沿袭相似思路,把信息素养割裂成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刘航等从信息利用情况、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五个方面编制调查问卷,对吉林农业大学在校本科生的信息素养现状展开调研[3];吴钢等从信息意识、信息获取、信息评价、信息利用、信息道德等几方面设计调查问卷,调研武汉7所部属高校的大学生信息素养现状[4];冯婧将信息素养分为信息意识、信息技能、信息伦理三方面,调研天津地区5所高校的大学生信息素养现状,并提出四条培养大学生信息素养的途径[5]。由此可见,国内的大学生信息素养调研的内容大同小异,大多以国内外关于信息素养内涵的研究为依据,将信息素养分割成信息意识、信息技能、信息伦理等不同的组成部分进行调研。

商业银行作为我国枢纽型的金融机构，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着较为深远的重要作用，但在经营问题中，也承担着信用风险、操作风险、财务风险、流动性风险等诸多风险因素，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又为流动性风险，一旦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过高，资本无法应对非预期损失的资金，那就必将导致商业银行的倒闭，所以还是希望业内人士能多多的关注这类问题，在现今经济下行与金融转型的关键时期，为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提供叫好的解决途径。

5　启示

5.1　开展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实证研究

美国的信息素养项目是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经典案例。国内的大学生信息素养调研应该学习国外先进案例的研究方法,将定量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开展实证研究。在定量研究方面,国内的大学生信息素养调研应该努力提升问卷调查各环节的规范性,包括预测试、抽样、信效度检验等。在对问卷调查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不能只停留在采用百分比进行描述性分析的阶段,而要进一步使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高级推理统计方法深度挖掘数据。在定性研究方面,虽然国内图书馆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尝试使用定性研究方法调研大学生信息素养,但此类方法还是没有被广泛应用。笔者认为,国内的大学生信息素养调研今后的努力方向是：进一步深化定量研究,同时开始重视定性研究,进而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开展有深度的系列调研。

5.2　在研究对象方面有所创新

美国的信息素养项目将来自美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放在同一样本中进行研究,而我国的大学生信息素养调研往往是各高校或各地区高校独自开展,很少有跨地区的大型信息素养调研。此外,信息素养项目将研究对象细分为：大学新生、大二至大四学生、新毕业的大学生。与之相比,国内调研通常比较笼统,很少将研究对象进行细致划分。笔者认为,国内调研可以在研究对象方面有所突破,具体建议如下：(1)应开展跨地区和跨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信息素养调研,研究国内不同地区的本科院校、专科院校、高职院校、民办院校的大学生信息素养能力的共性和规律。(2)应关注大学新生和研究生新生,前者刚迈入大学,后者刚开始接触科学研究,这两个群体的信息素养能力必然有不同于大学生中的其他群体的特点。如果能对这两个群体的信息素养能力深度调研,必然会为改进信息素养教学提供有力依据。

5.3　拓展和深化研究内容

在具体调研内容方面,美国的信息素养项目从学生的课程研究和日常生活研究出发,根据信息素养实际存在的情境开展调研,而不是根据信息素养的定义,将信息素养割裂为三五个方面进行调研。而且信息素养项目将收集到的一手资料进行深度分析,升华到理论高度。此外,我国图书情报界的学者长期研究学生在课程研究方面的信息素养能力,很少关注学生如何开展日常生活研究。信息素养项目敏锐捕捉到这一点,因此日常生活研究几乎占据了该项目的半壁江山。与美国的信息素养项目相比,国内的大学生信息素养调研的内容比较僵化、单薄,而且还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分析层面,很少提升到理论高度;缺少对学生实际研究过程的调研,信息素养调研和学生具体实践还存在一定的脱节,深度不够。因此,国内的大学生信息素养调研应打破现有定式思维,拓展和深化研究内容。笔者的建议如下：(1)应转变研究思路,立足于大学生开展研究的整个过程。(2)采用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开展调研,深度挖掘收集到的定性材料,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有关大学生信息素养的理论。(3)可以将研究内容拓展至日常生活信息查寻领域,调研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查寻信息。

为破解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关键问题和难点，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浙江省开展了建设高校科技经纪人制度试点工作，高校科技经纪人主要负责对技术转移项目进行正确的评估和论证，为企业和学校提供、传递技术转移供需信息，组织并参与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和产业化活动，对技术转移活动进行全过程管理［5］。

6　结语

美国的信息素养项目展示了如何利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用户的视角出发,对数字时代年轻人开展研究的过程进行一系列深度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发现了他们信息行为的特征和规律,还为教师、图书馆员、高校管理者等提供了改进信息素养教育的建议。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影响了美国多所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理论和实践。信息素养项目就像一座宝藏,其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特点,都值得国内同仁深度挖掘,仔细品味。目前,信息素养项目仍在继续,正在开展一项关于图书馆空间规划与设计的研究,笔者还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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