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提出在“十一五”期间推行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要求对全国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实施全方位保护。十年来,从宏观上看,“全国性的古籍保护工作机制已经建立并日趋完善,中央和地方古籍保护工作经费保障能力不断增强,中华古籍得到系统性保护,在普查、修复、整理、出版、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①。但从微观的实际工作角度看,由于这一计划具体牵头实施的是文化部下属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实为国家图书馆内设机构),而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管理体制为纵向垂直管理,这样就导致高校系统中在古文献的收藏数量与质量上具有绝对优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得不到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经费支持,常处于人、财、物匮乏的尴尬状态。即便如此,我们仍恪尽职守,担当向前,探寻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高校图书馆馆藏古籍保护之路。

1　开拓进取,在古籍保护方面取得很好成绩

1.1　突破古文献批量补充屏障,百年来首次成功回购海外汉籍

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古文献收藏,多源自旧时老一辈人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除院系调整时将燕京大学的古籍并入外,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文献资源建设一直处于停滞状态。2007年两千多册程砚秋旧藏曲本的入藏使这一局面有所改变,而2013年12月12日,931种、28143册“大仓藏书”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库,则标志着我们的馆藏古文献资源建设取得了新的标志性成果。

另外，说者为了讲解清楚来龙去脉，往往不得不把重要的信息，如重要的事实、迂回的说理、得出的结论，放在后面。

当前用于钻机绞车的驱动方式分为两种，分别为电机驱动和液压马达驱动[1]。由于用于油气勘探的钻机需要在高瓦斯浓度的环境下作业，采用电机驱动的钻机绞车很有可能产生电火花引起安全事故，因此适用于油气勘探钻机的绞车应当采用液压为驱动方式[2,3]。钻机绞车减速箱的设计应当满足小型化的应用要求，在满足小传动比的前提下，本文通过计算对绞车减速箱进行了优化设计。

“大仓藏书”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其中56.2%的典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缺藏。善本中,四部宋刻递修本为研究历代递修源流可依据之范本,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九部元刻本更是书品极佳的精刻精印本。15部明活字本中铜活字本多达14部,能一次性大批量地购入明铜活字本,迄今为止绝无仅有。此外,111部钞稿本中又多有鲍钞鲍校等名家批校题跋本。专家鉴定认为：“大仓藏书”善本数量如此之多,不仅说明“大仓文库”所藏典籍洵为珍贵,也证明北京大学图书馆购入这批典籍物超所值。

在“大仓藏书”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后,校领导高度评价了对“大仓藏书”的收购工作,赞扬这是图书馆上下敢于担当的一种表现。我们认为这种担当源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人的一种责任意识。正是有了这种意识,才使得我们这些参与者在最困难的阶段,始终抱着希望,各尽所能地坚守,尽管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希望也许就是一种幻想。“大仓藏书”入藏后,古籍部业务人员放弃寒假休息,用三个月的时间编成五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书志》和两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善本图录》。李致忠先生在序中讲道：“百日来,北京大学图书馆人不辞劳苦,日夜兼程又编成了这部《书志》,这是一种忘我为公值得表彰的精神。”正是上下齐心协力、勇于担当的这种精神才给“大仓藏书”的收购和整理过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这种精神将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人世代传承的宝贵财富。

1.2　加大对馆藏古文献的整理、编辑和影印出版工作的力度

首先,补救完善原有项目的缺憾。2016年3月,由北京雨之亭书社投资、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未刊“清车王府藏曲本”》140册面世。1991年,首都图书馆和北京古籍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了线装本《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1585种,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曲本并非影印原藏,而是将依据原藏抄录的曲本进行照相后石印,因抄录匆忙,错谬很多。2001年,该书再由学苑出版社以8开精装形式修订出版,但书中仍存在不少抄录错误。为彻底纠正这些错谬,2014年,我们将馆藏原本“车王府藏曲本”整理、编辑、影印出版。这标志着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对以往影印出版项目存在的瑕疵加以纠正。同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2014年3月将程砚秋玉霜簃戏曲藏本在“文革”期间暂存北京图书馆时所拍照的胶卷还原出版,并冠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簃戏曲珍本丛刊》,由于该书只收录了玉霜簃藏曲中成册的部分文献,而真正有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散叶,因当时北京图书馆没有拍照,故丛刊并未收录。另外,由于胶卷的保存条件不好,造成划伤脱字现象严重,印制水准受限,有些文献模糊不清。为向外界展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收藏与整理水平,确保研究者使用馆藏古文献的权利,我们在2014年6月,与中华书局合作,将馆藏玉霜簃所有戏曲文献整理编辑,题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氏玉霜簃藏曲全集》,拟在2018年以四色彩印形式出版。

其次,着力提升馆藏古文献影印出版的成书质量。在以重新整理、完备影印出版原有项目的方式来弥补既成事实缺憾的同时,我们全力以赴提升新立项目的运作质量,努力使馆藏古文献的影印出版成果兼具版本欣赏、研究比对、学习知识等多种功能。为此,从2016年开始,我们的整理影印成果多以四色彩印的形式面世,特别重要的馆藏善本系列更是一改往日影印书每页上下拼版的设计,不但彩印,而且每页居中仅原大排印原本典籍的半叶,疏朗清晰的图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书的各种历史文化信息。

我们之所以能在回购海外古文献、馆藏古籍再生性保护和馆藏古籍原生性保护方面取得很好成绩。关键在于我们未曾把古籍保护时常挂在嘴边,而是把各项业务工作扎扎实实地真正落到了实处。因此在2014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由教育部推荐,被评为“全国古籍保护先进单位”。回顾过去的十年,我们的思考和建议如下：

第四,对馆藏善本进行整理、研究、编辑的结果,不仅能进一步改善读者服务工作,同时也能加快业务人才的培养。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汇编”项目为例,我们馆藏的部分舆图在2005年前后为配合“大清史”的编纂,曾做过一次数字化处理。在本次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舆图数据由于没有扫描工作目录,导致无法快捷准确地检索某一舆图数据的具体存储位置,所以我们投入大量人力,采用实物与数据逐一比对的方法,最终做到将馆藏目录与舆图实物和扫描数据相互匹配,同时完成了已有舆图数据的确切题名提取,为以后读者服务工作中提供馆藏舆图数据打下了业务基础。另外,一批年轻的业务人员通过积极参与项目的方式,在实践中迅速提高业务技能,各具专长、合力攻坚的古籍整理与保护研究的业务队伍正逐步形成。

由于人员编制所限,多年来我们一直采取和有资质的修复公司合作开展修复业务的运作模式,2011年以来,经过三次重大调整,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始逐步走向规范化。目前,质量监控已贯穿修复过程的始终,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文献修复业务已走上了良性循环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很好的业绩。

1.3　全力推进对现有馆藏破损古文献的科学修复

从2011年开始,为确保馆藏古文献的绝对安全,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制订并不断修订、完善书库管理、修复保护、编目加工以及阅览交接等业务环节的规章制度,共计6大类14种,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体系,从而确保古籍保护工作有章可查、有据可依。健全的规章制度是实行精细化规范管理的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各项业务落实到人,使业务人员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协作,形成一种团队凝聚力和发展驱动力。这样的管理模式既强化了业务人员的责任意识,又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保证古籍保护工作安全高效运行。即使是在书库漏雨待修的情况下,我们也确保安全度过了每年的汛期,古籍从未遭受任何损失。

本次高峰论坛的第一位主讲嘉宾是来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新国，清华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力教授，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制造总部总部长阳玉龙，联想创投集团大数据与物联网业务总经理吴越，悠桦林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首席优化科学家丁伟军，以及来自京东集团副总裁杨平、上海交通大学中美物流研究院院长江志斌教授、特斯拉汽车公司资深可靠性主管工程师孙凤斌先生、顺丰速运营运副总裁张戟、耐克大中华区财务总监卞敏娜、富士康精密组件（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峰峰以及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盛华，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第二,为确保修复质量,我们将质量监控贯穿于每件古文献修复的始终。所有的修复用材均经过科学检测,修复档案齐备。在修复过程中,我们的修复主管和库管业务人员严格按照《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的规定,对修复质量实行规范检查和抽查,合作方还根据实际业务工作情况制定了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奖罚管理措施。经过近五年的努力,我们的馆藏古籍修复业务已成为公藏单位的一个典范。

第一,首次全面落实对馆藏各种类型古文献的修复工作。仅以2016年度前10个月为例,共修复馆藏破损古籍112种、716册、50303叶,其中轻度破损约占20%,中、重度破损各约占40%。鉴于我馆的书画、拓片修复能力欠缺,从2015年5月,我们与合作的修复公司联合聘请国家级书画修复技艺传承人、故宫博物院修复专家、参与《清明上河图》和《五牛图》修复的徐建华先生作为我们馆藏大型古文献修复业务的导师和顾问,定期来馆教授修复业务人员如何对破损的拓片和书画进行修复。在徐先生的指导下,业务人员成功完成了对新购朝鲜藏汉碑《日本藏粘禅县神祠碑》等珍贵拓片的修复工作。截至目前,修复人员能熟练使用去污清洗、局部修补、拼接碎片、整张装裱等技术手段,修复大型舆图拓片等大开张馆藏古文献。

陈老太太长舒一口气，坐下来，开始责怪念蓉和楚墨。她说你们开玩笑可以，但千万得有个度，万一影响到思蓉的节目，就不好了。“谁听到这样的事都紧张。”陈老太太说，“别说你姐，连老丙都坐不住了，非要我捧盆银耳粥过来看看。”

2　思考与建议

第三,馆藏古文献整理编辑出版类别多元化。近年来,我们整理、编辑出版的古文献类型已从注重善本拓展到稀见版本。这种转变实际上是基于馆藏珍本古文献在影印出版后能更广泛地为社会所共享的一种考虑。我们与中华书局合作的项目有《新编古本戏曲丛刊(北京大学图书馆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瑞鹤山房抄本戏曲(外六种)》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汇编》。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舆图汇编》收录馆藏善本舆图652种,是公藏单位首次向社会成批公布馆藏珍贵舆图。为和社会已有的影印书形成古文献保障合力,我们在2015年与北京雨之亭书社合作策划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未刊珍本古文献丛书》,选取社会上从未影印出版过的本馆所藏善本,将其整理、扫描、编辑、影印出版,丛书分“明代稿抄本”“清代稿本”“清代抄本”“民国稿本”和“刻本活字本”五辑出版。到2017年9月底,第一辑“明代稿抄本”81种已整理、扫描完毕,预计2018年中期出版。

2.1　齐心协力勇于担当,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全面推行精细化规范管理是成绩之源

单从“大仓藏书”的数量规模和涵盖的内容范围看,此次购入不仅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自1939年李氏书入藏后第一次批量购入逾万册的善本典籍,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收藏机构首次大规模收购留存在海外的我们自己的典籍,更是“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年来唯一一次将批量原本典籍成功从海外回购,极具里程碑意义。2016年底开始,我们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经反复论证,遴选其中132种珍本,汇编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粹编》,将在2018年影印出版,使这一漂泊在海外的百年珍藏嘉惠学林,为世人所共享。

古籍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对现有馆藏破损古文献实施科学修复,因此我们特别注意将现代科技手段应用到日常的古籍修复工作中,努力将传统的手工工艺注入科技含量,使整个修复过程达到有科学数据支撑的可控状态。而真正将科技手段和手工修复紧密结合的实践则始自“大仓藏书”,当时我们借助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仪器设备,对这批书的纸张质地、纤维结构、老化程度,个别破损典籍所受病害类型等,进行抽样检测分析,由此评估这批典籍在先前的保存状态,并对为数不多的破损典籍制订出专属修复方案。这一过程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购“大仓藏书”的重要步骤,已在2014年5月举办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善本展”上以图版的形式公之于众。

2.2　希望将高校图书馆的古籍保护业务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真正对接

我们曾积极参与了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持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一些项目,五次参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462种馆藏善本入选,两期善本再造共收录馆藏珍本88部,均居高校图书馆之首。根据我们多年来的业务经验,从事古籍保护业务工作与从事其他工作一样,均需要人、财、物的保证。十年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九名退休返聘人员和聘用制人员,始终维持在二十五名左右。要在确保150万册馆藏古文献的存储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对未编书的编目、基于馆藏整理的项目研发以及为校内外读者提供优质的阅览咨询服务等,人员配备捉襟见肘,随着新的业务种类不断出现,人手短缺的矛盾更是日益突出。我们也想依靠“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资金解决业务人员短缺问题,但由于国家财政支付的古籍保护专项资金目前无法跨系统拨付给教育部所属的高校系统图书馆,造成十年来国家给“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划拨了近两个亿的资金,但北京大学图书馆始终没有得到相应的支持。正因如此,一些基础性的古籍保护工作我们根本无法开展。比如馆藏古籍普查,由于本馆业务人员有限,需外聘专业人员参与,我们也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签订了相关的任务书,但保护中心承诺的资金一直没能落实,我们前期所聘退休专业人员也因此不能到位。十年来,这项古籍保护计划的重点业务工作在高校第一大古籍的收藏图书馆因资金问题始终难以实施。当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是为我们配备了他们自己研制的一台纸浆补书机和八台压力器,这些都会在我们搬入新馆后,为馆藏古籍的修复提供较大帮助。我们在馆藏古籍保护工作的实践中体会到,“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应以加强馆藏古文献的实际保护业务水准为核心,以强化古文献数字化资源均衡储备为重点,以着重提高各馆馆藏破损古文献的实体修复能力为突破。

Arrhenius公式是常被用来描述0 ℃以上蜂蜜黏度与温度变化的关系式。式中μ为黏度(Pa·s)，μ0为常数，Ea为活化能(J·mol-1或kJ·mol-1)，R为普适气体常数(8.314 J·(mol·K)-1，T为热力学温度(K)。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公式：lnμ=lnμ0+Ea/RT。常数μ0和活化能Ea可以根据lnμ和1/T之间的线性关系作图求出。

2.3　对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建议

首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从理念上涵盖了各类型图书馆,甚至包括私家藏书,但从领导其实施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是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因此“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实施上实际是在文化部领导下由国家图书馆承办的全国古籍保护计划。由于条块分割与具体的业务差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未能做到在整体业务设置和经费分配上兼顾各系统、各方面。建议国家保护中心,或至少保护中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应由各个系统图书馆的专业干部组合而成,以利于协调各系统各类型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兼顾各馆在古籍保护方面的需求。这样才能保证从管理层面使“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真正惠及全国各类型图书馆。

其次,在业务设计上,要注重将国家层面的规划项目与各图书馆具体急需开展的业务统筹考虑。“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推进需要全国各系统图书馆的共同努力,有古籍收藏的图书馆,馆藏的规模、品种各有特点,为此各收藏单位应该根据“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精神,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馆藏古籍保护规划。而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领导机构,在规划好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层面必须给予支持、推行的保护业务(如古籍普查、《中华古籍总目》的编制、善本再造三期等)外,应加强标准化、规范性的指导和培训。同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应通过各分中心,鼓励各图书馆根据馆藏实际,设计、规划、开展本馆的古籍保护项目,由保护分中心组织专家论证,对通过的项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可拨付切合实际的经费,并按相应的规定,组织专家定期审核进展情况。

最后,中央财政每年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拨付两千万元的经费,从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多亿,这笔经费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支配下,为各图书馆,特别是文化部系统的各级公共图书馆的古籍保护事业的推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后应考虑强化古籍保护项目设计的关联性,以优化经费的使用,比如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遴选与尚未完成的“中华善本再造”相关联,将古籍普查目录各分馆卷与《中华古籍总目》各分馆卷的编纂相联系。后者的开展以前者的成果为基础,这种注意倚重相关联项目基础的递进关系,不仅可以大幅度地节约古籍保护经费的使用,而且从专业操作角度考量,可达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大事记[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4,23(05)：104－113.

2 惠梦.中华古籍保护计划10年成效显著[EB/OL].http：//www.cfen.com.cn/dzb/dzb/page_7/201704/t20170406_2575499.html.

3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书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4：1－2.

4 中国标准出版社编.中国国家标准汇编[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9：59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