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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以武犯禁:论中国影片中的武人群像

更新时间:2016-07-05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本来是《韩非子·五蠹》对于文武之道作出的极端解读[1],却未尝不触及文武之道的本质。事实上,儒生对于政治世界的改良往往依托于充满歧义的语言,而武生则常常凭借暴力来达到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以法家的标准而定,则二者均背离了法的根本精神,但落实到现实世界,儒与侠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成为古装影视作品常常刻画塑造的两个阶层,前者为文臣,后者则为武人。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而言,对于古装影片中的文臣形象已有较为全面的涉及,而对于武人形象,尚未有专项论著加以研讨,进而造成古装影片中武人形象的内涵未得到充分挖掘,留下些许遗憾。故本文以中国影片中的武人群像为讨论中心,试图将这一阶层形象所具备的文化意义揭示出来,进而丰富中国古装影片的文化内涵。

我在上苏教版《小鹰学飞》(二年级上册)第一课时时为了让学生初步了解课文内容,出示了三幅小鹰学飞图,引导学生说:“小鹰共学了几次?分别飞到了哪里?对照着插图,用自己的话来说一说。”一看图,学生就觉得浅显易懂,纷纷来了兴趣,用最简单的话语概括了小鹰学飞的过程:“第一次,小鹰飞到了大树的上面;第二次,小鹰飞到了大山的上面;第三次,小鹰飞到了白云的下面。”同时,学生借助插图也清楚了课文小节间的层次关系,真可谓一图多用啊!

“以武犯禁”是武人挥之不去的标签。但在这一普遍性的背后,却暗含着不同类别武人的特殊性,进而极大丰富了武人阶层的底色。以中国影片所刻画出的形象而言,可分为三大类别,即鲁莽型、智谋型与中和型,这一分类深受法国汉学家沙畹(Chavannes)讨论《史记》英雄形象的影响[2],亦较为贴合中国影片中的武人形象。

一、鲁莽型武人形象

“鲁莽型武人”(rash warrior)往往是武人阶层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是武人最核心的特质。这类人物可以人们熟知的张飞、李逵为典型,他们往往仅具备武人一往无前的勇猛,却缺乏较为细致的理性思维,所以结局通常较为悲剧。

每天早晨,大连港集团的14辆通勤车从大连市区的各个方向发车,接上住在各处的员工后,从大连收费站驶入高速,不到20分钟,就可到达港区,开始一天的工作。

而实际上,对于智谋型武人形象的推崇,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古装影片中已有所尝试。1982年张鑫炎导演的《少林寺》虽以觉远事迹为中心,但旁涉了许多历史人物,其中就有秦王李世民。影片虽然给李世民的戏份并不多,但也对他的文韬武略进行了精准的展示,可看作是古装电影对智谋型武人的初步探索。而真正开始将智谋型武人作为中心塑造,则已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刘信义导演的一系列以《水浒传》人物为题材的作品,1999年的《晁盖》堪称塑造智谋型武人的一大飞跃,因为影片的中心人物晁盖便是智勇双全的形象。只要比对《晁盖》与《水浒传》的相关记载,便可发现前者体现了刘信义的匠心独运,因为影片并没有对小说进行亦步亦趋的复制,而是参考其他资料,对晁盖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全新塑造。例如,晁盖远赴华阴县救助落难的英雄九纹龙史进,再如其在抢劫生辰纲时展现的智谋,都是《水浒传》没有提及的事情,但很明显,这两处改动既将晁盖的英勇体现了出来,又展现了这一人物的韬略,将智谋型的特性赋予晁盖,整部影片也就从对草莽英雄的歌颂,一跃而成为对智谋型武人的赞歌。此后刘信义拍摄的一系列水浒类影片,也都传承了上述技巧,塑造了燕青、杨林等新型的智谋型武人。

只要熟悉《三国演义》的观众,均了解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有不少是文武兼备型的。从武的层面来讲,完全可视其为武人。但同时,这些人物还有着极高的智慧,这些智慧使得他们成为沙畹所标举的“智谋型武人”(intelligent warrior)。最典型的例子当数汉末枭雄曹操,《三国志》记载其勇武过人,征伐董卓时,部下哗变,他“手刃数十人而走”[4],可见其武人身份。但同时他又深谙兵法,官渡一战以少胜多,成为军事史中为人艳称的佳话,故属“智谋型武人”的典型。我国古装影片的武人形象,就常常深受曹操这一形象的启发,塑造了不少智谋型武人形象。例如陈嘉上导演的《荡寇风云》,讲述了晚明将领戚继光讨伐倭寇的历史,其中的戚继光便兼备曹操的勇武与智慧,多次粉碎倭寇的阴谋,在保家卫国的同时,实现了个体价值的升华。影片中,戚继光常常将曹操视为“军神”,便兼顾了曹操的文武之道。

电影《江南平寇记》剧照

二、智谋型武人形象

实际上,通过上述两部代表影片的分析,可以看出单纯的鲁莽型武人往往无法做成大事,而常需要带有互补性质的智谋型人士加入其中,才得以完成使命。在这种模式下,影片往往需要设置两位主人公,才能让人物的使命顺畅地实现。在后续古装电影的拍摄中,导演和编剧开始陆续思考摆脱双主人公模式的束缚,于是创造性地引进了新的叙事模式,即塑造一位智勇双全的武人,既有武人本性中的果敢,又有智谋型的特长。这种身兼二任的武人形象,既可摆脱双主人公的冗长叙事,又可使武人形象更加丰满深刻。于是,在古装影片中,便诞生了智谋型武人形象。

在古装影片中,对于此类形象的塑造发轫较早。例如,何梦华1972年导演的《埋伏》,取材于武侠小说常见的江湖仇杀事件,其中威远镖局少主万超凡最初便是鲁莽型武人,他在得知樊芝龙的阴谋之后,便立刻夜发沧州,准备手刃仇人,体现了武人毫无顾忌的特质,堪称“以武犯禁”的典型。但樊芝龙诡谲狡诈,远非万超凡鲁莽冒进所能制服,故得镇北镖局奇女子秀秀之助,英雄佳人联袂出手,才得以报仇雪恨。何氏在接受香港无线的采访时,曾坦诚《埋伏》设置秀秀这一形象主要是为了“弥补万超凡这一人物的性格缺陷,他容易冲动,而小不忍则往往乱大谋”。[3]可见何氏作为导演,早已认识到了鲁莽型武人的天生缺陷,所以设置智谋型女子加以辅佐。这种通过后置人物来弥补天生缺陷的方式,也被广泛应用于后来的影视作品。如1973年孔三导演的《龙虎会风云》,讲述的是宋金交战之际的波谲云诡,故事主人公王天龙是典型的鲁莽型武人,在与金人的对抗中时时处于下风,幸有军师范天虎辅佐,才将登基玉玺交到康王赵构手中,使宋朝的龙脉得以延续下去。在该作品中,范天虎的设置与《埋伏》中秀秀的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是为了弥补鲁莽型武人的性格缺陷而产生。

虽然上文对中国古装影片中的武人形象进行了分类与归纳,但这些形象却共同呈现出了专属于这一阶层的文化信息。一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民族是多灾多难的民族。”伴随着民族进步而出现的常常是战争。在血与火的历练中,中国的武人文化也在蓬勃发展,即便与日本的“武士精神”相比,也丝毫不落下风。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曾撰《菊与刀》来论述日本武士文化精神,提出“武士精神是一国文化底色的重要彰显”[6],这一见解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武人阶层。从古装影片中所塑造的武人群像来看,其背后的文化含义有以下三种:

三、中和型武人形象

卫翰韬于2004年导演的《群雄并起》选材以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为主,刻画了刘邦与项羽两位核心人物,刘邦属智谋型武人,而项羽则属鲁莽型武人,二者各以其极为明显的性格特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处已彰显了上述两种类型深入人心的性格优势。但影片中的项庄也是较为关键的人物,他有一定的智谋,所以能够较好地领会亚父范增的计策;他又有一定的武术,所以可以在刘邦面前以剑作舞。综合来看,他是典型的“中和型武人”。但整部影片给他的镜头不过是剑舞那一个片段,并未着力塑造这一人物,所以并未给观众留下多少印记。不难想象,若是拍摄一部以项庄为核心人物的影片,导演必须要对这一人物做出性格上的改造,或将其勇猛加以夸张,或赋予其智者的气质,否则仍然难以脱去该人物平庸化的气质。而无论做何改变,都是将其朝鲁莽型或智谋型发展,因为这两类形象远比中和型有影响力。

“中和型武人”(medium warrior)与智谋型武人的共同点在于二者均是掌握了一定智谋的武人,而区别则在于中和型武人无论文韬还是武略,均属中等水平,既不像鲁莽型武人那样身负绝技,又不如智谋型武人那么运筹帷幄。但正是这种文武技能的平均化,使得此类人物没有短板,所以在古装影片中往往也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但通常说来,其影响尚无法与上述两类武人形象媲美。正是由于此类人物较为平庸的技能特征,所以在古装影片中,往往无法作为叙事中心,他们更多的作用是补充,故以配角居多。

综上所述,“中和型武人”在影片中往往是对鲁莽型和智谋型的补充,在古装影片中居于次要地位,所以难以给观众留下印象。沙畹将此类人物描述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也就是仅在情节发展需要时才加以安插,情节一结束,这些人物也就告别了舞台。

四、武人形象背后的文化含义

进入21世纪以后,智谋型武人似乎备受古装影片的追捧。如果将《晁盖》视为此类影片萌生的第一棵新苗,那么此后的影片则大有雨后春笋之势。郭宝晶2000年导演的《剑客春秋》、黄伟明2005年拍摄的《韩信点兵》、孔刚导演于2006年的《江南平寇记》等作品,无不以智谋型武人为刻画中心,将中山伯、韩信、戚继光等偏向于勇武的历史人物赋以智谋,从而创造性地改写为智谋型武人,实现了“历史人物在电影中的变容”。[5]

首先,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武人形象,都以其在武艺方面的特长实现其人生价值。鲁莽型的冲动、智谋型的理性以及中和型的阴柔,虽在性格特征上有所差别,但在“以武犯禁”来主持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则完全相通。

3.1 峨眉武术地域文化渗透 “峨眉武术文化是近代巴蜀武术的文化名片,是古代巴蜀武术文化的现代称谓。理解为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胎记,是人类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集中表达,它通过独特的文化内容和形态可以表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交融。”[9]

其次,这三种类型的武人形象都传递出一种浓烈的爱国情操。他们虽然存在智谋高下和武艺优劣的区分,但拳拳报国之心是息息相通的。他们对于国家抱有浓烈的情感,常常有着“保家卫国,舍我其谁”的精神力量。每当国家深陷危难之时,总有不同类型的武人形象活跃于历史舞台,充当拯救国家危亡的角色。

3.2.2 心理护理 乳房癌根治术创面大,瘢痕大术后又发生了皮瓣坏死加重了其心理负担,应与患者建立相互信任的护患关系,了解并掌握不同的心理变化,耐心倾听,做好安抚和解释工作,鼓励患者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担忧,做好换药前后的心理疏导,说明尽管发生了并发症,但只要正确合理的处置,问题会得到有效的解决,由于护理中逐渐向预期的效果发展,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不良情绪,促进了其对治疗的配合。

最后,这三类武人形象都以其“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展现了“民族魂”的动人力量。这种甘于牺牲的武人精神,一直是该阶层最能打动人心的品质,在这一品质背后,包含了传统文化对于武人性格的浸润,培养了他们在武艺服务于道义方面的认识,从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这种珍贵的品质,使得这些武人在历史长河中,仍然“不废江河万古流”,绽放出历久弥新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周勋初.韩非子校注(修订本)[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184.

[2](法)爱德华•沙畹.沙畹汉学论著选译[M].邢克超,杨金平,乔雪梅,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26.

[3]何梦华.无线影视四十年回眸[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16.

[4]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12.

[5](日)吉川幸次郎.历史人物的影像变容[M]//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4册).东京:汲古书院,1992:327.

[6](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何晴,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74.

龚佳丽
《电影评介》 2018年第01期
《电影评介》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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