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风起云涌、交相辉映的电影思潮在此起彼伏中脉脉相连，凝结积淀为中国电影百年历史图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历史言说的某种存证。近40年来，镶嵌在学术研究、理论建构及创作实践层面的电影思潮，生动折射出社会生态与文化表达的变迁趋势，此间，学术空间的营建与电影思潮的流变呈现出相互嵌入、相互激荡的合拍姿态。可以说，研究电影思潮的脉络布局、生态意义及史学价值，必须找到与其本身有着错综复杂关系的“外视角”。其中，电影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不仅承载着基于创作实践的理论提炼与现象阐释，在充分挖掘多元视角下的各家之“思”的同时，引导电影创作和电影批评的发展，并以媒体性角色记录着在激烈论争中所沉淀下来的理性思索和共鸣反思，它们的命运起伏与中国电影的发展紧紧相连、脉脉相关。

作为电影艺术的衍生物和电影产业内部的一环，置身于公共领域的电影期刊，在多元复杂力量的博弈下渐趋浮现出它的三重面相：其一，记载电影领域的观念纷争与理论思辨，传递和沉淀隐存于文本间的价值理念、精神内涵及文化蕴藉；其二，助推电影思潮的发生，在复杂舆论生态环境中开辟出权威性的传播路径，快速酝酿相应的话语体系；其三，在理论纷争和观念激荡中，透视电影思潮行进中的流变规律，以期为未来电影思潮的演进提供具有实践价值的理论参照。那么，期刊媒介在电影思潮体系内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如何推动电影思潮的发展？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复杂的关联？

一、公共空间的营造：期刊媒介与电影思潮的互动

纵观中外文学史，但凡重要的文学思潮通常离不开相关报刊媒介的拥趸，它们作为载体成为思潮的先声阵地。诸如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出振聋发聩的“文学革命”呼声；1936年周杨在《文学界》《光明》两大刊物上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梁启超的“国家”“国民”就是经由《新民丛刊》的助势得以播撒……它们见证了文学思潮的“真实现场”。可以说，报刊媒介作为文艺思潮和学术潮流的重要力量，能够在“此时此刻”围绕某一话题而生发出思想争鸣，为创作实践寻求理论指导的可能性。旷新年先生曾指出：“杂志一方面加强了社会认同和一体化，一方面又导致了风格的不断花样翻新。通过杂志无形的编制与调动，使‘时代’‘潮流’‘时代精神’‘思潮’和流行刊物一道变得流行和多变起来。”①可以说，报刊媒介将诸家思想观念存储于稳定载体的同时，也被裹挟进既定时代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范畴，激荡出与时俱进的理论认知和战略战术，这为后来者重返历史现场制造了某种机缘。不过“将‘期刊’与‘思潮’合观共识，其迷人之处正在于通过返回现场，修正、丰富思潮史的叙述，然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作者不得不在‘经验’的指导下来选择所要描述的期刊及描述的角度，期刊常常成为印证某种思潮的材料。”②正是这种略显复杂纠结的关联使得“期刊”与“思潮”的互动关联研究，在开拓研究视角的同时也往往囿入既定“经验”的规束中而带有了某种风险性。

不同于文学思潮的是，一种电影思潮的发生，通常与其所处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会涉及到意识形态、市场体制、国族意识、历史形态及文化观念等诸类复杂因素。当某一电影话题在多元力量的推动下成为众数创作者及理论家所竞相推崇或鞭挞批判的“标靶”之时，也意味着关于电影的开放性话语空间和流动性文化场域的逐渐成形，各家之言遂而汇聚成潮，渗透和影响着电影的创作走向，形成所谓的“电影场”。布迪厄认为超越二元对立的“文学场”是阐释文学与宏观世界、复杂社会之间互动对话的有效路径，并在“反思社会学”的辩证理路下，试图实现“场域”“习性”“资本”等概念的理性阐释，进而避免陷入“庸俗社会学”与“创作神圣化”的两个极端认知陷阱。对“电影场”的认知亦作如是观，作为非稳定系统和动态性集合，其间充斥着一系列位置空间，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理论家、批评家等）正是依凭其文化资本、信誉指数在相应场域中产生引导力和话语权，并试图寻求某种机缘成为主导性力量，其中电影期刊便是电影理论批评领域感知空间秩序和力量关系发生变动的风向标。

回望百年中国电影史，从《影戏丛刊》《电影杂志》《大众电影》《电影技术》到《电影艺术》《电影新作》《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这些电影期刊以略显理性、权威的话语力量介入到中国电影思潮流变的脉络之间，见证电影理论批评的争鸣，记录电影史的行进足迹，描摹电影产业及现象的生发与演变，自此与电影思潮发生缠绕纠葛的关联。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国产电影所发生的政治化、市场化乃至产业化的阶段性转型，亦是电影期刊发展思路的重要参照维度，像是关于“电影语言现代化”“娱乐片”“类型电影”“电影产业化”“电影工业化”等的讨论，诸家在交锋中迸发出不同维度的理性思索，或是提炼自电影创作实践，或是来自东西方美学理论的启迪，或是借鉴自跨学科方法论的创新，多重话语从不同维度牵动舆论神经，形成了声势浩荡的话语场。而作为电影批评公共空间的电影期刊，逐渐成长为推动电影思潮的内部力量和文化空间，它们不仅以“剪接”的方式制造争论现场，还以“运动”的形式引导批评转向，借助专业性视角抽绎出电影思潮的生发动因、演变规律及发展趋向，并试图以权威性、强制性的力量主导电影思潮的走向。而这种强制性力量一方面来自于公共空间内的舆论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国家意志对期刊媒介的有效引导，它们间接地“影响”和“引导”电影思潮的走向，进而推动中国电影的“螺旋式发展”。

事实上，来自顶层设计的改革举措赋予思潮以演进思路，电影期刊作为思潮在理论和传播层面的制衡因素，不仅受到意识形态、市场体制及编辑理念等诸种力量的博弈和牵制，也通过对电影创作、电影批评、电影史学及电影产业的动态式跟踪，以选题策划、话题聚焦、理论争鸣的形式，稳固其在“电影场”中的话语权。可以说，宏观层面的思潮演变与微观层面电影期刊的显影，以互动的姿态构筑起相应的关于电影思潮的“公共空间”和“对话范式”。而所谓的“电影公共空间”，其本质是多种力量制衡下的舆论空间，亦是在抵牾磨合中所织就出的复杂场域。其中，以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媒介和以互联网、自媒体等新兴媒介最具代表性，它们以其庞大的信息存储、快捷的传播优势、广泛的覆盖式辐射，成为电影界知识分子进入公共领域的理想路径，也是公众集体诉求的表达渠道，进而生成不断互动的交汇空间，成为电影史书写的一种注脚，侧面折射不同时代的文化风貌与思想激荡。

诚如旷新年先生所言：“一个杂志支配了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的动向，一个刊物直接揭示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秘密。”③之于电影领域亦作如是观。事实上，一旦某种电影现象或话题引发关注和论争，期刊往往会通过连续刊载的方式鼎立助推，进而生成风潮撩动大众心绪，涂抹时代文化底色。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电影期刊一度创造发行的奇迹，“一些杂志的影响力甚至达到了能够引导电影创作，推动技术改造和更新的地步。此时电影杂志的影响力，从《大众电影》创办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便可略见一斑。据统计，当时纯粹通过《大众电影》杂志回收选票就达到300万张。”④再如，80年代的“电影就是电影”“理论滋养灵感”等电影口号，往往是在批评或反叛某种既有的电影观念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时期内新兴电影思潮的“引爆点”。如果这一观念或口号能够借助“公共空间”实现大范围传播，那么，隐藏其后的电影观念便会潜移默化地蔓延至社会风尚与文化肌理间，达成认知契约和思想共鸣，凝聚公众的集体想象和民族情感，形成具有现实渗透力和穿透力的电影运动。学者陶东风曾提及改革开放之后“以市场经济为核心和动力，国家权力有限度地退出了社会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但也包括一部分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空间（如家庭经济与其他私营经济领域）和思想文化活动空间（如新启蒙运动）。”⑤换言之，期刊虽受制于体制的管辖，但仍存有其独立的品格，能够最大化地呈现真实的声音。其实，新时期中国电影思潮的演进、更替与交迭的脉络，不仅是电影业界对某种艺术观念和创作诉求的集体发声的过程，也是非学术力量通过期刊阵地对思潮潜移默化濡染的历程。大众文艺期刊与精英文艺期刊两种舆论场的出现，便可为之立此存照。

The words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 Tom Curtis sum up the seeming disregard for microbial life beautifully.The tree of life is diverse.Many kingdoms make up its three domains,but only two of those kingdoms within the domain Eukaryota,the Plantae and Animalia,appear tomerit biologists'attention.

二、学术期刊与电影思潮共舞：理论与批评的“话语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特吕弗、夏布洛尔、戈达尔为代表的“电影作者”们，以《电影手册》为阵地，满怀激情地掀起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试图在世界电影格局中赋予“艺术电影”应有的位置。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尚显稚嫩和薄弱的电影研究，还不能充分地阐释、剖判迅即发展的电影创作实践，也无力跟随电影产业化步伐，显现出滞后的落寞姿态。众所周知，电影理论的生发与建构，离不开诸家学者的理论争鸣、文本批评、现象阐释及理论碰撞，这就需要高水平的、权威性的“学术场域”和“对话平台”。在中国，就电影领域而言，其中《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电影新作》等为代表的影视类核心专业期刊颇具典型性，它们见证了新时期电影创作、电影理论、电影批评的变迁历程，留存了电影思潮的演进足迹，交融着亲历者的切肤认知、后来者的探求追溯及批评者的理论跃升，在理论层面赓续合力推动电影思潮体系的系统化建构，为构建中国电影学（流）派提供了阵地与载体。

事实上，“电影报刊对电影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着直接的影响，负有重大责任。”⑥在梁光弟先生看来，电影报刊是“电影理论的重要前沿阵地，不管哪一类电影报刊，都会对电影产生或隐或显的理论观点的指引效应，接受什么理论观点的指导，决定着电影的方向和性质。另外，电影水平的提高和事业的发展，也要靠理论概括，靠经验上升为理论来推动……真正对电影发挥实际领导作用的，是电影报刊的舆论导向。⑦1990年5月29日—6月1日，为促进电影期刊事业的繁荣发展，电影局在江苏省无锡市主持召开首届全国报刊工作会议，诸如《中国电影周报》《文汇电影时报》《大众电影》《电影艺术》《世界电影》《电影通讯》《环球银幕》《电影通讯》《八一电影》《电影故事》《电影技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电影新作》《上影画报》《电影画刊》等众数颇具影响力的电影报刊相聚一堂，为期刊发展建言献策。在会议报告上，李文斌先生感喟80年代初期大量涌现的电影报刊，推动电影创作繁盛发展的境况，也遗憾随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生活，电影期刊的数量和质量急速下滑、捉襟见肘的窘态，透露出诸多的无奈与担忧。

不过，“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电影业的体制改革也不断深化，许多电影期刊都能及时报道电影体制改革的动向和成果，献计献策，推波助澜”。尤其针对“电影评论和理论研究落后于电影创作生产”的局面，诸多“电影报刊为逐步改变这种局面，开始重视电影评论和电影理论研究对电影创作生产的引导，尤其重视来自电影观众的评论和来自电影发行放映部门的信息反馈。”⑧作为重要的舆论阵地，这些学术期刊“或以单篇论文的形式，或以系列论文的形式，或以专题探讨的形式，或以影评的形式，分析电影理论与电影现状，阐述电影界与学术界的一些重要问题，学术性是其显著的特点，而学术价值则是其灵魂”。⑨它们敏锐感知并深入洞察电影脉搏，亦提炼出切中肯綮的举措，遂而引起电影主管部门及电影生产机构的重视，得以科学理性地观照国产电影在美学、文化及产业层面的显影。

其中，闪耀在《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电影新作》等学术版图上的还有颇具代表性的“研究专栏”，诸如“电影批评”“理论研究”，或是“本期焦点”“当代导演”，抑或是“新作评论”“影艺观察”等板块，以迥异的“学术生长点”成为可供各方交流的权威“话语场”和电影研究的“重镇要地”。作为新时期电影学术研究的阵地载体，它们见证了电影思潮起伏跌宕般的流变，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推动电影生态系统的构筑。与电影思潮处于“结盟关系”的电影期刊，承继与革新电影理论，竭力争取电影研究的生存空间，使得电影观念、电影经验得以薪火相传。可以说，“电影期刊”与“电影思潮”在既定文化场域内呈现出“互动”与“共谋”的关系，具有浓郁学术性的理论阵地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迎接电影新潮，在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目光中透视和阐释电影，成为学术研究的别样视角。由此，从“期刊”中审视电影思潮，或能透过社会力量博弈以及复杂的生产机制而生发出创新性诠释，彰显出电影知识分子悉力构建新时期电影思潮体系的诉求和夙愿。

柯希璐.在期刊中展开的文学史[J].励耘学刊（文学卷），2009（2）：286.

三、通俗类电影期刊：观众的渐近线与电影思潮的“大众立场”

如果说诸上电影专业学术期刊彰显出极为浓厚的精英话语气息的话，那么，诸如《东方电影》《电影故事》《看电影》《爱电影》《大众电影》《环球银幕》等通俗类电影期刊，则呈现出强烈的“大众立场”。它们通过紧密追踪大众文化在电影领域的“时尚舞步”，能够更敏锐地触碰到公众的关注焦点，敏锐感知到大众的审美趣味，并及时在“读者反馈”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引导和启蒙，一方面完成电影知识的通俗化表达和迅速传播，另一方面也从既定“粉丝群”中，培养出更多的高质量观众。其中，作为办刊时间最长、影响辐射范围最广的《大众电影》是中国电影期刊史上发行数量最大的电影通俗刊物，是记录和透视电影业发展脉络的重要载体。在袁文殊先生看来，“《大众电影》是一个最有群众性的全国性的电影刊物，每一期《大众电影》都联系着国内外千百万读者，也关系着亿万电影观众。”⑩多年来，在市场经济与商品化浪潮的冲击下，《大众电影》也曾迷茫斡旋于“意识形态宣传”与“大众消费娱乐”的紧窄缝隙中，陷入尴尬境地与艰难抉择的境地，然而骨子里依然秉持对“群众性、知识性、趣味性”原则的坚守，这使其始终保持着与观众的紧密关系，并渗透进大众的日常生活，濡染着大众的精神生活。曾几何时，在“政治”空间急遽、强势膨胀的岁月，《大众电影》在遭遇来自权威质疑、政治批判等重重压力下，悄然坚守着“褒多于贬”的价值取向，其为争取“大众”空间的努力也没有间断过。现在看来，这对于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至少撑持着一部分观众对国产电影的信心和希望。正是这种“接地气”和“亲民性”的特质，使其成为不可多得的能够全方位地满足观众/读者多元化需求的杂志。

【注释】

80年代初，日渐高涨的大众参与热情，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宗旨在文艺领域的显映。这一群体性活动，不仅实现了“上通下达”的全力支持，更辐射至各阶层各领域，从城市到乡村，从工人到农民，打造出“全民论影”的繁盛景观。这也从侧面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文化建设的生机活力，更标示着文艺领域的春天的到来。作为电影与观众互动结晶的影评，亦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心理的生动写照。诸如1983年第11期中刊载的《〈哪吒〉的一个失误》《希望多有几个罗厂长》《几个不可信的情节》等文章中，不仅渗透了评论者凝练自生活经历、个人感悟的情绪表达，还呈现出颇具个性化色彩的观影体验。80年代中期，隐匿潜伏于电影繁盛局面背后的问题开始浮出地表，精英话语的强势崛起、城市观影人次的急遽下滑、电视业的猛烈冲击以及电影体制改革的步履维艰，电影事业陷入窘迫境地。加之“参差不齐”的娱乐风潮泥沙俱下，大众声音与专家观点在砥砺对峙中黯然失语，在“叫好不叫座、叫座不叫好”的历史矛盾中，观众以全方位“疏离”的姿态，表达着无声的抗拒。

（2）对于管径≤813mm，材质为X65及低钢级管线钢的主线路焊接，可优先采用半自动外焊式根焊，单枪药芯气保焊向上自动焊。

进入90年代，虽然“电影主业大幅下滑，以宣传中国电影为己任的老牌期刊纷纷陷入困境。然而，我们却发现，中国电影期刊市场并未因此而沉寂。相反地，90年代后期一批新刊崛起，并抢走大半市场；读者对电影以及电影期刊的需求也没有因此而消失殆尽。”⑬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及市场逻辑开始高调支配社会结构调整，整个社会笼罩在大众文化的浓厚氛围之下，文化价值观的转向，亟待文化结构的应时而动。作为重要阵地的《大众电影》在与资本的共舞中，一方面触及社会文化层面的转型困惑话题，另一方面则担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渠道的责任，紧密追踪电影市场/产业热点。这一时期，《大众电影》在“学者办刊”理念的影响下，增添了诸多严肃的专业学术文章，娱乐性锐减，逐渐与市场和业界脱轨。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市场化/产业化大势所趋，其在风格、版式以及体制上的墨守成规，使之难以寻找到娱乐性与政治性的制衡点。尤其随着国产电影屡屡陷入低迷的境遇，摇摆的定位成为其不能承受之痛，《大众电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近年来，新媒体网络迅即蔓延，多元媒介资讯传播方式涌现，依旧秉持主要推介主旋律电影理念的《大众电影》，遂而在《看电影》《环球银幕画刊》等新兴电影刊物面前黯然失色，引致“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惨淡光景，空留喟叹。

但不容置疑的是，时至今日，《大众电影》的“接地气”与“群众性”仍有启蒙意义，它对新时期中国电影成长足迹的记录，注定是电影思潮研究无法绕过的期刊重地。“《大众电影》通过对电影专业知识的普及来达到提高和改造大众的目的，又通过批评讨论类栏目形成对国家电影的某种监督。而在编辑形态中所体现出的群众心态、争鸣心态与专业心态，亦是这样一种思想根源的内化与投射。”⑭对电影思潮，《大众电影》发挥着两个方面的功用：其一，开拓了电影思潮的审视视角，以一种重返历史现场的代入感，从“群众”话语中真实呈现新时期电影的另一副容貌，更为亲切、生动地映照出大众心理的微妙变化。它与这一时期来自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共同激荡出一副更为生动的电影思潮图景。诸如在伤痕电影、反思电影充斥银幕之时，《大众电影》封面上应景地出现诸如《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我们的田野》等电影剧照。1986年，观影人次的大量流失，面对发行量下降的局面，《大众电影》作出了相应的“补救”，以“时尚”来引领潮流，满足观众日益多元化的审美需求。但就其封面而言，或摩登女郎，或邻家少女，或知识女性……不仅见证了新中国时尚文化、消费文化的变迁，也是国人审美风格、文化想象的生动显映。其二，推动电影创作的进步，促进电影的健康发展。新时期以来政治、经济及文化层面的巨大变革，给大众心理、价值理念带来了极大的震荡与冲击，这种变迁也影响着大众观影心理及审美取向的走向，形成新的观影诉求，并反作用于电影的生产与创作。《大众电影》统筹兼顾多方观点，力求客观、充分地呈现“观众反馈”。以1979年第1期为例，不仅刊登了来自“电影工作者”的意见，他们主张刊物要发挥“监督电影”的功用，倡导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和使命，同时也发表了来自“上海市卢湾区影评组”的意见，他们则认为要为大众服务，更注重阅读体验、刊物吸引力以及电影知识的累积。《大众电影》所呈现出的对“大众性”和“专业性”的双重追求，使其在诸多刊物中独树一帜，即便这种平衡随着其生存环境的变革而愈发难以找寻，但其始终秉持的“螺丝钉精神”，仍濡染和影响着一代人的观影理念，成为数代电影人的经典记忆。可以说，“《大众电影》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许多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此后几十年来中国观众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结。”⑮

陶东风.论文学公共领域与文学的公共性[J].文艺争鸣，2009（5）：32 .

在我国倡导低碳经济的大环境下，电力企业的财务工作者需要转变以往观念，对原有的核算体系进行调整。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高端技术，将先进高端的科技技术与财务管理体系进行融合，力求尽早尽快的实现电力企业会计核算“一本账”式财务管理模式。电力企业“一本账”式财务管理模式，是一种集核算型、决策型、管理型于一体的新型财务管理模式，通过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技术手段，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帮助企业管理层制定出正确的发展策略，从而带动企业向环境友好型、管理集约型转变。

新时期以来，复刊后的《大众电影》，摆脱政治窠臼束缚的阴霾，在沉寂压抑之后以蓬勃的姿态回归。其图文并茂、生动形象、丰富多彩、平易近人的鲜明风格，伴随着“老中青”三代同堂的繁盛创作局面，步入它的黄金时代。“1981年，《大众电影》的发行量由复刊时的50万册上升到960万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文艺期刊中都是第一。”⑪候立军先生也曾回忆道：“80年代初期是《大众电影》的‘黄金期’，当时杂志的月发行量最多时到过960万册。如此高的发行量对一本单语种杂志来说无异于神话。直到今天，还没有哪本单语种杂志能够打破这个记录。”⑫驻足回眸，突显“群众性”自始至终是《大众电影》发展沿革的主脉，这与彼时蓬勃兴起的群众影评交相辉映，加之雨后春笋般崛起的群众影评组织、影评协会，更是以一股澎湃之势织就出影评的磅礴巨幕，蔚为壮观，《大众电影》作为精神食粮滋养和培育了那个时代的一批电影观众。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的繁荣直接驱动《大众电影》进入“黄金时代”，《大众电影》也以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培养观众，倾听观众的“真话”反馈，以纽带的方式勾连起了电影创作与电影观众的紧密关系。大众不仅呈现出积极踊跃的姿态，也以其特有的交互性、灵活性与参与性，掀起群众影评的高潮，从“大家评”“征文选登”“读者论坛”到“争鸣之页”“民意调查”，这些专栏中回响着大众诚挚真实的声音，切实有效地切中国产电影要害，成为电影创作者真正有效的参照。大众参与的积极性还体现在诸次百花奖评选上，据记载，1981年和1983年的百花奖分别收到了201.8万、229.8万张选票，百花奖的“群众性”效应显彰，同时也带来了“群众影评”的一次次高涨。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26 .

梁光弟.为观众宣传电影 为电影培养观众——致全国电影报刊工作会议的一封信[J].电影通讯，1990（7）.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Industrial Robot Simulation Technology Training” based on Robot Studio

那么，学术期刊对于电影思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尝试梳理了以下几点：其一，电影理论争鸣的平台。学术期刊能够紧密围绕某一现象而迅即收集到业界人士的观点，酝酿、聚拢相关话题，使得各方观点得以在“公共空间”内相互交锋、争鸣，并通过组织相关高峰论坛，在较短时间内或是提出引领潮流的口号，或是商榷出电影发展的战略对策，或是营造各家纷争的舆论场域，以“监督”之名影响或引导社会风尚或理念。其二，电影思潮“合法性”的坐实与甄别。学术期刊往往就某一主题或是现象征集到多篇不同角度和方法的文章，这些迥异的观念会在同一空间内相互碰撞和激荡，迸发出学术灵感和新鲜概念，这一具有爆发力的“学术点”会就“舆论场”的机缘而浮出地表，并在命名中获得合法性的存在，使之在实践活动中生发出更为强劲的生命力，成为电影思潮的内部驱动。其三，“公共舆论空间”的建构，使电影思潮呈现出民主化与意识形态化的双重面相。知识分子以批评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在期刊媒介上自由发言，读者或受众也通过诸如“读者来信”此类的栏目平台，生发出多元化的见解，甚至这些群体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话语互动，推动电影创作、电影理论的发展。严格地说，作为公共领域典型构成机制的电影期刊，也为大众塑造了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这种“相对性”来自于政治/意识形态对期刊的驾驭与控制，这在新时期以来被纳入体制化管理体系中的电影期刊尤为突出。换言之，期刊媒介往往成为“权力意志”与“民众愿望”之间缓冲的重要地带。其四，学术期刊能够加快电影思潮的现代化进程，若上溯至晚清末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与社会革命、西学东渐以及现代报刊媒介密切相关，其中，就电影领域而言，报刊媒介的出现不仅促进了传统观念的变革，也推动了电影创作、电影理论的革新，还以“运动的方式”推动电影思潮的现代化转型。其五，当代与历史发生对话的“纽带”。“此时此地”的电影思潮往往深谙着既定社会环境和时代氛围所赋予的必然性和局限性，而在历史沿革的征程中，文艺规律使然下的现象或会以别样的面相浮出地表，与彼时的思潮遥遥相望。“印刷的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条性原则”使得报刊能够为“当代”与“历史”的对话提供了契机，并从中抽绎出兼具历史积淀与当代反思的观点。总的说来，这些颇具权威性、专业性的学术期刊为电影新思想、新内容实现“纵深”和“横向”的对接提供了相应的平台，是推动电影思潮的重要力量。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37.

晋雅芬.中国电影期刊：走出兴衰沉浮 迎战市场洗牌[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7.25.

总之，无论是“专业性”还是“大众性”的传播媒介，它们作为一种阵地与载体，为电影创作、电影理论、电影产业、电影批评等提供了话语交锋与争鸣的平台。当然作为文化场域和活动空间，电影期刊能否准确把握电影思潮的脉搏，则受制于诸种复杂动因，不仅与办刊理念、版块风格以及编辑理念密切相关，也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观念、创作机制及审美标准息息相关。但必须承认的是，活跃在思潮体系内的期刊媒介如同反思棱镜，理性映照出国产电影的发展走向，呈现电影现象之间的内在脉络和流变规律，为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1947年，吴努提出为了防止外来侵略，缅甸需要寻找好的盟友时，也告诫说盟友一旦找错，那会比外来侵略者更危险。[41]英国、美国上述给缅甸带来的这种不信任和经济军事援助诉求的落差，部分印证了缅甸人的这种担心，反向增加了缅甸同中国、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动力。

开创电影报刊工作的新局面[J].电影通讯，1990（7）.

相比较那些大型的水利工程而言，中小型水利工程的质量把关难度系数更大。其规模小、成本低、投入的资金少，但是要求功能齐全，因为中小型大多建设在成真周边地区，严重危及到集中人口的生活圈，因此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和苛刻的施工条件，而且质量很难把控。还有就是关于中小型水利工程的质量监管体系不完整。

政策六：10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13部门联合印发《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年－2020年）》。

李文斌.总结经验，提高质量，开创电影报刊的工作的新局面——在首届全国电影报刊工作会议上的报告[J].电影通讯，1990（7）.

血栓弹力图评价脑梗死患者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及其联合应用抗血小板治疗的作用研究 ……………………………………………………… 陈勇，陈道文，陈飞，等 348

张智华.2003中国电影期刊扫描[J].当代电影，2004（1）：116 .

袁文殊.祝《大众电影》复刊[J].大众电影，1979（1）:1 .

3) 执行“插入-分段”操作见图2c)，结合插入位参数值km，将序列划分为两段，插入点之前的集装箱与箱位的匹配关系不变，插入点之后的集装箱需要重新分配船舶贝内箱位。

木易.大众电影刊史续三[J].大众电影，1995（9）.

晋雅芬.中国电影期刊：走出兴衰沉浮 迎战市场洗牌[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7.25.

晋雅芬.中国电影期刊：走出兴衰沉浮 迎战市场洗牌[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7.25.

吴冠平.心态史观与《大众电影》（1979—1989）研究[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06）：16.

李道新.《大众电影》与新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J].2009（2）：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