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行动》不仅是2018年春节档强势登场的“大片”，也是继《战狼Ⅱ》之后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又一次华丽绽放。影片上映8天票房已超16亿元，而且收获了众多好评，标志着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在制作上已达到“世界级”水准，在商业运作上也极为成熟。中国观众再也不用高山仰止般膜拜《拯救大兵瑞恩》《黑鹰坠落》等好莱坞同类型影片，而是可以在正视彼此的长短之后油然而生自豪之感，意识到中国同样可以创作出场面刺激、特效逼真、剧情紧凑、悬念迭起、主题感人的战争片。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海行动》不仅证明了中国电影的创作与制作能力，同时也可能成为中国同类型电影的标杆性作品。

一、《红海行动》的叙事艺术

《红海行动》中，中国海军陆战队的蛟龙突击队的8名队员，奉命到发生政变的伊维亚共和国执行撤侨任务。这是剧情片中常常出现的戏剧冲突与悬念，情节的张力来自于势单力薄的队员，如何在情况不明的异国完成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故事的主干，可能是大部分“英雄叙事”的原型，远至《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近至《湄公河行动》《战狼Ⅱ》，都是这种叙事框架。但是，对于大部分叙事作品而言，这种单一情节的戏剧式结构很容易显得单薄，因而需要同时发展故事B甚至故事C，还需要不断将主人公的行动目标进行延宕、转移、上升或下降，从而使情节更为曲折复杂，甚至意味深长。

法国语义学家格雷马斯曾根据普罗普对俄国民间童话对“功能”的提炼与分类，以及苏里奥在《二十万个戏剧情节》中对戏剧剧情“功能”的甄别，并参照自然语言的句法结构，归纳出一个叙事文本中的行动元模型（也称为动素模型）：

1958年，这台70万电子伏静电加速器被赠送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供教学实验和学生学习使用。现在它被安放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博物馆里。

不断深化、创新雕刻工艺，不断提升雕刻葫芦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积极打造东昌雕刻葫芦品牌。可充分汲取当地的运河文化、黄河文化、水浒文化、民俗文化等文化元素，增强雕刻葫芦的地域特色和市场竞争力；亦可将北京、天津、河南、河北等主要客源地的典型文化因子融入到雕刻葫芦的创作之中，增强目标市场的归属感和产品吸引力。

这个行动元模型“是围绕着主体欲望的对象（客体）组织起来的，正如客体处在发送者和接受者的中间，主体的欲望则投射成辅助者和反对者”。①通俗地说，在任何一个叙事文本中，叙述者需要赋予“主体”一个“目标”（客体），然后为这个“目标”的实现设置多个障碍（反对者），有可能的情况下也要为“主体”寻找几个帮手（辅助者），从而发展出一波三折的戏剧冲突。

图1.《红海行动》

在情节模式上，《红海行动》与《湄公河行动》极为相似（导演都是林超贤），与《战狼Ⅱ》也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这可以归结为编剧的基本技法，也是（个人）英雄主义叙事的大致套路。但是，在这种程式化的叙事流程中，《红海行动》依然有令人惊喜之处，它在英雄群像的集体叙事中不仅尽力凸显每个人身上的气质与魅力，更通过多线交织的情节发展，人物之间（有限）的关系变化，尽可能地让文戏与武戏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使影片不仅有爆炸的热度，也有人情的温度和情感的深度。

在行动元模型中，我们还希望知道“客体”是由谁发出的（发送者），“客体”实现之后“受益者”又是谁（接受者）。在大部分影片中，尤其是爱情、动作类型的商业电影中，这个“发送者”与“接受者”都是“主体”本人。在战争片中，许多创作者也尽量避免突兀或者高调地赋予“主人公”一个外在的动机，而是通过类似“精神创伤”、个体觉醒与成长之类的刺激事件来推动情节（如敌人打死了“主人公”的家人或者危及“主人公”的安危，于是“主人公”与敌人有了私仇，从而有动力投入到战斗中）。之所以要为“主人公”设置这样一些看起来比较私人化的动机，是为了对观众产生“移情效果”，使观众与“主人公”重合，感同身受于他的情感体验，认可他的选择，从而牵挂他的命运，关心他的安危，欣喜于他的成功，感伤于他的失败。

整体而言，《红海行动》激荡着热血阳刚的气息，小分队中唯一的女性佟莉也是按照男人来打扮和塑造的，这虽然使她与石头之间的感情戏略显尴尬，但又使她身上强悍粗犷的气质与小分队合拍，符合中国海军陆战队的坚毅形象。而且，相对于《战狼Ⅱ》那种孤胆英雄而言，《红海行动》的群像叙事使许多叙事逻辑更扎实，场面和细节处理更具冲击力，它甚至使观众不会陶醉在童话般的自我满足与想象之中，而是真正在血与火的洗礼、胆略与智慧的较量中见证了现代战争的战术之美、力量之美，又使观众完成了对战争血腥残忍的沉浸式体验，更带领观众感受了中国军人身上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坚忍顽强的战斗意志，同时也是对中国形象的一次迂回宣传。

为了避免这种人物“机器化”的倾向，蛟龙突击队限定8人（《拯救大兵瑞恩》中的小分队也是8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小分队是6人），并努力使观众记住8个人的职责、分工、名字与个性。当然，由于影片138分钟的篇幅里大约有100分钟在打仗，观众其实不可能对每个人物都了如指掌，甚至连名字也记不住（在开场戏里用字幕的方式介绍人物的名字与分工，这是电影中非常偷懒的方式，对观众来说基本上没效果）。这可能是战争电影中群像叙事的通病了。为了展现激烈的战斗场面，一般需要一定的人数规模，但人数一多，势必文戏也要相应增加，这又会造成叙事拖沓、人物形象模糊、观赏性不强等弊病。即使是《拯救大兵瑞恩》，对小分队每个人物的介绍也并非尽如人意。倒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72）实现了文戏与武戏的完美结合，影片用专门的篇幅介绍5位姑娘的战前生活，并勾勒她们各自的特点，观众不仅认识了她们，甚至熟悉了她们，从而对接下来她们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找到了性格依据，并对她们的牺牲痛彻心扉。

图2.《拯救大兵瑞恩》

但是，《红海行动》的“主人公”是军人，其任务的“发送者”是“上级”，“接受者”是“中国”。在这个叙事链条中，私人感情和私人动机几乎没有发挥的空间。这类叙事文本有一个风险，“主人公”很容易成为没有感情没有灵魂的“战争机器”，类似于过关游戏中的“虚拟之物”，他们只负责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或者凭借超强的战斗力一步步通关，走向最后的胜利，却不能在此过程中融入个性、人性的真实，或者揭示人物内心的犹豫与恐惧，这会导致观众对情节的走向和人物的命运处于一个比较漠然旁观的状态中。

对息肉进行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创伤小、恢复快、疗效确切，但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息肉摘除后，需要进行肠镜随访。随访的时间要根据不同息肉类型而定，一般1到2年复查。

《红海行动》可能也知道在群像主人公身上很难一一刻画出人物个性，于是专注于他们的战斗素养，以及他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所彰显的智慧、勇气，以及相互之间的配合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同时，影片也在战斗过程中让人物面临许多两难选择，这不仅是刻画人物的利器，同时也是影片感人的必要条件。因为，观众不希望看到人物的每个选择都可以轻而易举，不假思索。这不是“人”，而是“神”，或者“机器”。当突击队员面临生死抉择，面临道义上的两难，面临责任与情感之间的碰撞时，这是还原“人性”的极佳机会，也是让观众走进人物内心的一条坦途。

为了强调对抗性，影片中除了作为“队友”的伊维亚政府军不堪一击之外，恐怖分子有人数和装备上的优势，在主场作战的地利，有比较专业的战斗素养和疯狂的战斗激情，从而与蛟龙突击队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平衡态势。这不仅强化了情节的紧张感，也为蛟龙突击队提供了考验和展现战斗水平的舞台，从而为观众呈现了精彩的战争场面。

具体到《红海行动》，蛟龙突击队的“客体”是完成撤侨任务，实现这个“客体”的主要“辅助者”是伊维亚共和国的政府军（当然还有突击队背后强大的中国以及中国海军，甚至还包括女记者夏楠），“反对者”则是发动政变的恐怖分子。这样，《红海行动》的叙事主线是清晰而明确的，影片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为突击队的撤侨过程设置各种扣人心弦的“障碍”，从而使撤侨任务变得惊心动魄，给予观众强烈的视听刺激和情感震撼。影片在“障碍”的设置方面是“分量十足”的：国际法的掣肘、枪械弹药不匹配、友军不力、地形不熟、恐怖分子丧心病狂等问题接踵而来，为观众营造了紧绷的悬念以及令人窒息的氛围。

二、《红海行动》的煽情艺术

以队长杨锐为首的蛟龙突击队，如果仅仅是为了完成撤侨的任务，那么影片在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结束。影片为了以密集的轰炸和激烈的枪战调动观众的肾上腺素，不仅需要将故事延长，更需要将主人公的目标不断“加码”。在顺利完成撤侨任务之后，杨锐又接到一个任务：还有一名中国公民邓梅被恐怖分子绑架，必须将她营救出来，以显示中国政府的决心和中国的国家尊严。这是一次巧妙的意识形态包装策略。如果说去一个发生政变的国家撤侨只是对国家责任的浅层次诠释，那么历经千辛万苦去恐怖分子的大本营营救一个公民，则更能彰显国家意志。同时，这也是一次不动声色的“煽情艺术”，将“国家责任”置换为“国家情感”和“国家尊严”，从而使影片不仅仅有动作、枪战、爆破，更有情感的力量。

杨锐一行抵达邓梅被关押的小镇之后，他们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是只营救邓梅，还是顺便营救全部人质？要知道，他们面临的8人对抗150人的战斗，不仅没有胜算，而且这不是他们的任务目标和职责范围。在夏楠倾吐了她对恐怖分子的痛恨之后（她的家人死于恐怖袭击，她也差点成了恐怖主义的牺牲品），杨锐面临理智与情感的矛盾选择。当杨锐决定营救所有人质时，影片不仅将“符号化”的杨锐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而且也将杨锐，甚至中国军人的思想境界拔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从国家、民族责任上升到宽泛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从“职责”意义上对于恐怖分子的痛恨上升到“正义”层面对于恐怖主义的打击。这是一次感人的煽情艺术：中国军人不仅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出色的作战能力，还有着深厚的人情味和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

在营救了全部人质但又遭到恐怖分子伏击之后，杨锐和三名还有完全作战能力的突击队员再次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在上级交代的任务已经完成之后，他们要不要继续追查可制造“脏弹”的核材料的下落。当四人以无畏的气概和恢宏的担当精神决定冒险追击之后，中国军人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他们能打胜仗，有人道情怀，还有着世界和平的理念。也就是说，经过这两次“两难选择”之后，中国军人从坚决执行任务的被动形象，成为能思考、有感情、敢担当的英雄。他们从只关心中国公民的安危，到关心其他人质的安危，最后心系世界和平。在这条上升轨迹之外，恐怖分子也从他们执行任务的“反对者”，成为“正义”和“世界和平”的敌人。这都是一次次精妙的煽情艺术和意识形态包装策略。

四百五十年间，风云激荡，范氏家族既非冠冕不替的簪缨世家，亦非富可敌国的江南豪族，在如此环境条件下，该家族依旧能够温和而不失气度地屹立在华夏国土，其诗文传承岿然独存，非有良好、醇厚的家族风尚何能如斯？可见，南通范氏一以贯之的“家风”是其家族踽踽独行而未被湮灭于浩瀚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理论和定义，在此给出集约范式的定义：集约范式是在某一特定工程技术领域中公认的一种模型。该模型能在最充分利用一切资源的基础上，集中合理地组织、运用人力与技术等资源要素，提高产品或系统的工作效益和效率，实现全生命周期费效比最佳化。

三、《红海行动》作为战争片的突破

自2001年以来，中国电影为了适应电影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在类型样式、营销方式、创作理念等方面都有了整体性的调整。战争片也无法躲在“主旋律”的保护伞下逃避市场挑战，而是必须以新的面貌完成与时代的对话，实现与观众的沟通与共鸣。于是，中国战争片开始呈现出新的变化，开始思考战争的本质，关注战争中的人、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战争中人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变化。像《紫日》（2001）、《我的长征》（2006）、《集结号》（2007）、《革命到底》（2008）、《南京！南京！》（2009）、《辛亥革命》（2011）、《金陵十三钗》（2011）等影片都呈现出与此前同类型影片明显不同的气质与特点。

《红海行动》的情节起点只是一次（困难重重的）撤侨任务，但影片在这个原始目标之外不断延伸出其他目标，并通过这些目标赋予中国军人更加伟岸的形象，同时又在这个形象里注入国家意志、人道情怀和世界责任。在人物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影片的意识形态表达得到了逐步强化和层层加码的效果，而影片之所以能够使这个过程自然流畅，不显得生硬刻意或令人反感，除了因为影片用了将近100分钟的动作与爆破戏来撑满情节线之外，更因为影片不断为人物设置两难处境和情感刺激点，而使人物的选择具有更令人信服的情感逻辑。此外，为了使影片的意识形态表达更为柔和和隐蔽，《红海行动》还在战斗间隙或者战斗过程中安排了更有人情味的人物互动与成长，这有效地调节了影片的节奏与气氛，同时又使人物塑造更具标识度。例如，杨锐与夏楠从隔阂到理解，甚至产生隐隐的情愫萌动；佟莉与石头之间从微妙的暧昧到情感的迸发；李懂与顾顺之间从疏远到相互欣赏……这就是电影编剧中所谓的人物“弧光”，也就是人物所发生的变化，进而在情节发展中交织人物的心理活动，更好地体现电影的运动特性，更使影片中的人物区别于游戏中的战斗符号，增加观众的认同感，同时也是影片意识形态“召唤”功能起作用的重要手段：当观众与人物产生情感上的重合与认可之后，人物的情感就能触动观众的情弦，人物的选择就能与观众产生共鸣。当然，由于影片武戏占据了绝对优势的篇幅比重，这些文戏展开得不够，发展得不够自然，但毕竟为观众提供了情感的调剂与感动。

近年的《战狼》《湄公河行动》《战狼Ⅱ》《红海行动》又在战争片的类型范畴中实现了新的突破与创新，包括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场面营造、主题表达等方面都呈现出血气方刚的特质，没有回避战争本身的残酷，但又以看似直白但充满叙事智慧并饱含激情的方式呼应了“主旋律”的要求。相比较而言，《红海行动》在叙事艺术和煽情艺术方面的成就更为突出，标志着中国战争片的新突破。

第一，《红海行动》将影片的重要看点聚焦于战争场面与战役过程，并在这些方面突出情节的曲折性、悬念性与场面的精彩程度。当前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呈现年轻化的态势，而且这些观众长期浸染在好莱坞电影的视听冲击之中，对于影像的震撼性追求比较高，希望能在更具质感的战斗场面中得到娱乐享受。《红海行动》将电影的视听刺激发挥到了极致，不仅将文戏大幅度压缩，更注意在每场战斗中突出差异：开场戏是商船上围剿海盗的立体作战，撤侨时又有建筑物攻防战，狙击手对决，山地战，游击战，坦克大决战，地对空导弹战等，不仅向观众展示了海军的各种武器、装备、战术，更呈现了现代战争背景下不同战役的特点和观赏性，使观众被裹挟在汹涌奔腾的战争氛围中。

Heinzerling等[31]报道了7例使用伊匹单抗免疫相关性严重心脏不良反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肌缺血、心肌纤维化、心律失常(心脏传导阻滞、阵发性房颤)、免疫性心肌炎、心肌病及心力衰竭症状，其中2例患者死于免疫相关性心肌炎。而5例心肌纤维化和心肌炎患者存在基础心脑血管病变或外周动脉病变，心衰加重可能与伊匹单抗治疗有关。

同时，《红海行动》也在“故事B”中的夏楠身上通过有层次、多侧面的方式刻画她的个性，披露她的精神创伤。这不仅向观众展现了生活在恐怖主义阴影中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也为夏楠的诸多行为找到了情感依据。夏楠也因此成为影片中最真实，血肉最丰满的人物，她的戏份不仅最终融进情节主线，甚至影响了情节发展方向，并在严酷的战争中让观众见证了她的果敢、坚毅、深情。

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光有“场面”根本撑不起一部影片，顶多是给观众贡献一堆精彩的特效光影而已，而少有沉浸、回味和思考。好莱坞著名的编剧教练罗伯特·麦基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针对现在有些影片认为故事无关轻重的现象举了一个例子，“2300年前，古希腊剧院里演出很多严肃的剧作。在那些剧作中，重要性排第一的是故事，其次是角色，然后是意义，也就是整个作品所要传递的观点，第四是对白，第五是音乐，最后才是场面。场面是最次要的，它只会花掉很多钱。”②《红海行动》在这方面有得有失，虽然设置了几条情节副线来丰富主线，并通过“动机”的上升来提升影片的思想境界，但如何在“武戏”进行时穿插“文戏”，使情节在“武戏”中仍能得到推进或发展，并能在“武戏”中继续刻画人物，这是《红海行动》包括战争、动作类型影片要深入思考的艺术难题。

第二，《红海行动》不仅展现战争中人物命运的起伏，而且努力使人物的行动符合人物的性格和心理逻辑，并体现人物成长的弧光。《红海行动》是一部凌厉、强悍的战争动作片，它用经典的英雄成就一项项伟业的情节模式，既保证了情节的紧凑、集中，对抗双方的明朗、尖锐，同时又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突出英雄人物的外在身手和内在品质，以及内心的情感历程和伦理抚慰，从而使观众看到了激烈的枪战，干脆利落的动作，也看到了不同人物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的各色表现以及成长，（有限地）兼顾了文戏与武戏的配合、交织以及相互映衬。虽然《红海行动》对杨锐等突击队员的刻画未必有多深刻或细腻，但影片在类型片的框架里已经尽可能地使人物更为饱满和立体。可以说，《红海行动》这类影片的出现，不仅是中国强大的隐晦表达，也是中国类型电影成熟化的显著标志。

第三，《红海行动》以影像的力量突出了现代战争的质感，但也注意了道德情感上的克制，没有沉醉于对战争本身的讴歌。战争片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让人向往战争，更不是为了将战争进行浪漫化的想象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要让观众意识到战争的残酷之后渴望和平，但又被战争中的英雄以及感人行为所鼓舞。“我们以前的战争片太局限战争本身：战争的谋略，战斗的经过，战场的拼杀和战后的欢庆。但恰恰忘了，战争在本质意义上是一种生活—一种特殊状态下的生活，要凸现生命价值所体现的生活意义。”③在《红海行动》中，蛟龙突击队虽然神勇无比，以一敌十，但他们并非万能的，他们同样会遭遇绝境，会在战争中承受伤痛和死亡，并可能在战争之后留下心灵的创伤与精神上的阴影。因此，影片中的战斗固然精彩，但绝不会让人向往战争，而是会在谴责恐怖分子和野心家的疯狂与残忍的同时，感动于中国军人对于国民的保护，对于国家尊严的捍卫，对于和平的守护。

战争片作为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片种，既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是中国电影发展的推动者和变革者。未来，中国战争片的发展方向仍然是艺术性与商业性的结合，同时渗透“主旋律”的意识形态表达，可能还要融合一定的中国民族文化特色。但是，中国战争片的真正出路仍在于“电影化”。这种“电影化”不是指对特效的盲目追求，也不是对明星制的狂热推崇，而是真正回归电影的本性，回归电影编剧的基本规律，尽可能地卸下战争片身上所背负的过多教化功能，追求更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艺术感染力”，进而在艺术情境的营造中完成娱乐和教化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海行动》是中国战争片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注释】

(2)基层治理中可以建立释法说理告知书制度。比如在征地拆迁中，除了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外，还应当给被拆迁户释法说理告知书。释法说理告知书中要明确告知被征收人、被拆迁户拆迁以及补偿的法律依据和标准，明确拆迁户可以获得的经济补偿，包括目前社会征地拆迁补偿的普遍标准，以及通过协议政府或者开发商给予的补偿标准等。

[法]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57.

[美]罗伯特·麦基.好故事是对生活长达两小时的比喻——好莱坞编剧教练罗伯特·麦基专访[J].南方周末，2011（9）29.

范藻.中国战争电影，在反思中前瞻[J].当代文坛，2001（4）.

在这条没有捷径的科研之路上，先后有80余名云南畜牧科研人员坚守在培育这头牛的路途中。31年中参与培育工作的科技人员有千余人，单位有28家，历经整整三代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