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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城市群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特征

更新时间:2016-07-05

0 引言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演进,一个区域内的资本、信息、资源、技术等逐渐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网络,城市便是支撑这个网络系统的关键节点,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则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1-2]。在城市群经济形态下,合理的城市分工和层级体系能够有效解决城市群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市与农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激化的对立和冲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因此,要发挥城市群经济形态的优势,需要正确认识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层次,促进城市群内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功能互补。京津冀城市群作为中国三大城市群之一,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之一,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和格局。2015年8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将京津冀地区定位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仍面临诸如超大城市高度集聚、中小城市吸纳力不足等许多问题[3],导致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缺乏支撑力。因此,对其城市体系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促进各城市间的优势互补,优化区域体系空间结构和区域发展战略。

京津冀城市体系研究的主题层层递进。最初主要关注城市个体,基于城市某些指标的数值对城市等级进行划分。如依据城市人口或经济规模对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等级特征及演变趋势进行分析[4-8]。这种传统的城市“辈分”排序方法的弊端逐渐显露,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表现出来的不同城市的作用大小。如借助城市流强度模型,基于各城市对外联系强度对城市等级进行划分[9-11];借助引力模型,依据城市对外联系总量对城市等级进行划分并对各城市间经济联系进行分析[12-14];借助网络分析方法,基于城市间企业关联网络、经济联系、交通网络等数据对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结构进行分析[15-18]。在城市间联系受到密切关注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研究不同等级城市的从属关系即城市体系的层域划分。如借助城市群多层次空间结构多叉树算法,对各城市的上级中心城市及吸引范围进行研究[19];通过绘制最大引力联结线分布图,确定京津冀城市群节点城市及其空间腹地范围[20-21]。京津冀城市体系研究的对象也逐渐细化。由13个地级城市过渡为县级市及以上城市,当前大多研究更是将各县及京津两市各远郊区作为独立城市单元。

日益深入的案例研究为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提供了科学参考,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京津冀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研究较多,而对各等级城市间的从属关系即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研究仍较为缺乏。既有研究多是基于某一年的数据,缺乏对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演变特征的分析。另外,研究主要关注城市体系中的高级节点城市及其腹地范围,对低等级节点城市缺乏重视。因此,本研究选择综合运用潜力模型和引力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的空间作用强度、方向与范围进行分析,并选择2000,2015年2个时间节点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格局。

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京津冀城市群位于中国华北、东北、华东的接合部,是连接这三大区域的重要枢纽,在地域上覆盖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及河北省,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的中心。

主要从县域空间尺度对京津冀城市等级体系进行研究,时间节点为2000,2015年。2000年后部分城市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为便于研究,以2015年行政区划为准。在行政区划上,研究区域包括2个直辖市,11个地级市,202个县级行政单元(73个市辖区、20个县级市和109个县)。其中,将各地级市的市辖区根据其行政区划合并为11个市区研究单元。另外,考虑到北京的行政区域通常被划分为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3个圈层,因此,将2个中心城区和4个近郊区合并为1个独立的研究单元即北京(市区),其余的10个远郊区则各自作为1个研究单元。天津市的划分方法和北京一致,将6个中心城区和4个近郊区合并作为1个独立的研究单元,其余的5个远郊区县和副省级区滨海新区则各自作为1个研究单元,最终形成157个基本研究单元。

第三,进一步有效开发社区内教育资源。现有社区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够更加快速有效地推进资源建设。从无到有是总量的增加,其附带的变化因素颇多,但是从有到精,充分利用已有资源来创造优良的教育环境,意义要大于前者。通过现有资源的变革和创新,教育模式的重构和整合,以挖潜、扩充的手段不断拓展资源容量,社区的教育会更加良性发展。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从城市节点等级的变化看,大部分节点城市的等级降低,河北省高等级节点城市数量减少尤为显著;非地级市市区的低等级节点城市数量有所增加,且大都位于石家庄Ⅰ级城市体系。

1.3 研究方法

城市群体系内各单体城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是促进单体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群体系不断完善的内在动力。计算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引力模型可以表示为:

“然而,五年前,唐门昔日弃徒唐殒归来,此人乃唐烈亲师弟,早年因修炼人虫邪术,残害同门,被前代门主逐出师门。然而此人离开唐门后,邪性不改,摇身化作一名蛊师,继续苦研人虫。这一次,他回到唐门,投入唐烈麾下,欲助其实现中州大业。

潜力模型以引力模型为基础,计算某个城市与城市群内所有城市(含自身)间相互作用力之和,即各城市潜力值,计算公式为:

表1 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system of urban comprehensive strength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经济规模水平GDP、人均GDP、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额、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经济结构水平二三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城市化率社会发展水平每万人电话数量、每万人床位数量、每万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量居民生活水平平均工资、人均储蓄余额、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转椅也是老的,老到可以进博物馆,看着又有说不出的亲切。小时候,跟随母亲去街上理发,坐的就是这样的转椅,有点脏,又极舒服,椅背可以放下来,让人仰躺着。

式中:Iii城市的潜力值;kij为权重,反映城市iIij的贡献率,引入kij是为解决城市间因规模大小的不同所造成的引力不对称问题,计算公式为:

kij=Pi/(Pi+Pj) 。

2 京津冀城市群节点解析及层域划分

借鉴G.Dematteis[23]的空间联系理论及顾朝林等[24]的研究,根据最大引力连接线分布对城市体系的节点及结节区进行分析。最大引力连接线有2个端点,分别为流出地和汇入地,最大引力连接线汇入越多的城市,支配地位越高,对其他城市的作用强度越大,从而成为城市等级体系的节点城市。节点城市所有最大引力连接线的流出地则为节点城市的吸引区,节点连同其吸引区组成结节区域,这种结节地域就是所谓的城市经济区,是城市体系空间联系和空间组合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不同规模的节点和结节区域组合起来便构成了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25]

2.1 城市空间联系及演变特征

借助潜力模型测算各城市潜力值,并利用SPSS软件对各城市的潜力值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将京津冀城市群内157个城市划分成5个潜力等级。借助引力模型,得出2000,2015年各城市间的引力矩阵,并绘制京津冀城市群最大引力连接线分布图,其中潜力等级为第二等级或第一等级的城市作为根节点,不再向上归并(图1)。

相对于2000年,2015年引力流的主要汇入地变化不大,主要为各地级市市区,表明各地级市市区往往是其所在地级市其他城市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经济中心。但也有许多城市,与其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是与其相邻的其他县级城市,如2000,2015年曲周、威县和临西的最大引力值对应的城市均为邱县,魏县、肥乡和馆陶的最大引力值对应的城市则均为广平,这些县级市中心的存在丰富了京津冀的城市体系。

但相对于2000年,2015年部分城市的最大引力连接线数量(Nmax)发生了较大改变(表2)。北京最大引力连接线数量增加,其吸引区范围不仅向邻近城市拓展,也向围场、康保等相隔较远的城市扩展。这是由于围场、康保等位于边缘区域,交通可达性差且远离地级市市区,北京(市区)四通八达的辐射环状交通网络,缩短了其与北京(市区)的时间距离。因此,虽然它们在空间距离上与各自地级市市区更为邻近,但它们与北京(市区)的经济联系却更高。

图1 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最大引力连接线分布 Fig.1 Maximum gravitational connection lines between cities in Jing-Jin-Ji urban agglomeration in 2000 and 2015

表2 20002015年主要城市(市区)最大引力连接线数量

Tab.2 Number of maximum gravitational connection lines of major citiesurban district in 2000 and 2015

年份北京天津滨海新区石家庄沧州保定衡水邯郸廊坊张家口承德邢台唐山秦皇岛20002420181285809689120153917196886064841

滨海新区的发展如火如荼,2000年滨海新区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较弱,2015年发展成为7条最大引力连接线的汇入中心,甚至唐山(市区)和秦皇岛(市区)所对应的上一级经济中心也由北京转为了滨海新区;相反,天津(市区)的区域地位则相对较低,辐射区域始终较小。

沧州(市区)的最大引力连接线数量减少,其市西北区域的任丘、河间和肃宁等城市依托2010年大广高速京衡段的正式通车,大大提高了与北京的经济联系,2015年最大引力连接线均由沧州(市区)转向了北京(市区);其市北部区域的青县及毗邻的大城县,最大引力连接线则转向了滨海新区,另外,虽然2015年黄骅市最大引力连接线仍指向沧州(市区),但其与滨海新区的联系强度有显著提升。

唐山(市区)的最大引力连接线数量减少。一是由于其市域内部形成了次一级的经济中心迁安市,替代其成为了滦县和卢龙县最大引力的指向地;二是由于其南部区域的滦南和乐亭最大引力的指向地转向了滨海新区,导致唐山(市区)吸引区范围缩小。

邢台(市区)和邯郸(市区)的最大引力连接线数量虽然变化不大,但两者的吸引区范围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为邱县的最大引力指向地由邯郸(市区)转向了邢台(市区)。邱县处于两市交界区域,2005年邢台—临西高速的开通,缩短了邱县至邢台(市区)的时间距离,也增进了两城市间的经济联系。

综上,最大引力连接线数量减少的城市主要是京津周边的张家口(市区)、承德(市区)、唐山(市区)和沧州(市区),主要是由于四市周边的部分县市最大引力指向地转变为北京(市区)或滨海新区。这些县市最大引力指向地的转变虽然会削弱四市市区的吸引区范围,但对于这些县市乃至全市的发展来说则是机遇和挑战并存。越来越多的城市纳入到北京(市区)和滨海新区的吸引区,意味着更多的城市可以分享京津地区的各项资源,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但也意味着吸引区内各城市间竞争压力的增加。对于四市市区而言,要积极巩固现有吸引区的范围,发挥全市增长极的作用,带动吸引区内其他城市发展。而河北南部区域的衡水(市区)、邯郸(市区)和邢台(市区)最大引力连接线数量变化不大,但城市潜力等级均降至第4等级,隶属于石家庄(市区)的吸引区,凸显了石家庄(市区)在河北省南部区域的增长极地位。

2.2 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及演变特征

综合各城市潜力等级及最大引力连接线数量对节点城市进行大致分类:Ⅰ级节点城市,(Nmax≥2且潜力等级P≤2);Ⅱ级节点城市,(Nmax≥2且潜力等级P=3);Ⅲ级节点城市,(Nmax≥2且潜力等级P=4);Ⅳ级节点城市,(Nmax≥2且潜力等级P=5)。其中,虽然2015年天津(市区)最大引力连接线数量低于2条,但其潜力等级相对较高且是天津市的行政中心,因此,将其与滨海新区共同视为Ⅰ级节点。然后将低级节点城市根据最大引力原则纳入高级节点框架内,以明确节点城市间的空间从属关系和结构特征,从而对城市等级体系进行层域划分(图2)。

我国竹资源丰富,据初步统计有39属500多种,重点分布在长江以南的14个省区的丘陵山地,因而分布在黄河以北地区的为数不多的竹林资源就显得更珍贵。以河南省为例,参考河南农学院园林系竹子研究所发表的《河南竹类植物图志》[1],河南省有70多个县产竹,毛竹、桂竹、乌哺鸡竹、淡竹、斑竹等都是河南省面积较大、分布较广、品质较优的乡土竹种。与南方相比,北方地区对竹林的研究和利用水平都较低,保护并发展北方地区竹林资源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图2 京津冀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演变 Fig.2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in urban hierarchy system of Jing-Jin-Ji urban agglomeration

相较于2000年,2015年大部分节点城市的等级降低,尤其是河北省高等级节点城市数量显著减少。这和高潜力等级城市数量的减少及其空间集聚态势的改变不无关系,其中,2000年第1潜力等级城市为北京(市区)和石家庄(市区),2015年石家庄(市区)则退居第2等级;2000年第2潜力等级城市为昌平区、天津(市区)、邯郸(市区)、邢台(市区)、沧州(市区)和保定(市区),2015年这6个城市除天津(市区)仍为第2等级城市外,其余5个城市则降级为第3或第4等级;第3潜力等级城市虽然数量未变,但更加集中在北京市远郊区。这一现象一方面表明京津冀地区强大的中心城市逐渐凸显,这些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潜力和辐射影响力显著高于其他城市,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另一方面表明河北大部分地级城市发展相对滞后,且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小。

[1] 刘晓丽,方创琳,王发曾.中原城市群的空间组合特征与整合模式[J].地理研究,2008,27(2):409-420.

相较于2000年,2015年城市体系的基本构架更为稳定和成熟。2000年由于Ⅰ级城市体系(大区)较多,而使整个城市体系结构较为松散。2015年原Ⅰ级城市体系保定体系、沧州体系、邢台体系及邯郸体系分别被纳入到北京体系、天津—滨海新区体系和石家庄体系三大城市体系中,城市体系结构更为紧凑。其中北京城市体系面积最为广泛,但次级节点数量较少且缺失低等级的Ⅳ级节点,尤其是广大的冀北区域亟需培育次一级的节点城市,从而更好地带动京津冀边缘区域小城镇发展;天津—滨海新区城市体系为双核城市体系,次级节点数量较多,城市体系较为完善,但沧州市域南部缺乏次等级节点;石家庄城市体系内部Ⅲ级和Ⅳ级节点数量较多,但缺失Ⅱ级节点,石家庄(市区)位于该大区西北,未来可考虑重点培育邢台(市区)或邯郸(市区)成为南部区域中心城市,与石家庄(市区)形成双核互动。

这天是个晴朗的天。太阳明晃晃。流云在高天滑过。秋风吹拂,温度不高不低,走在路上很是惬意。牛皮糖戴顶草帽,手里提个蛇皮袋,蛇皮袋里什么都没有。他并不想用蛇皮袋装什么,只是拿它来做个道具。他觉得手里拿上点东西,心里就踏实许多,自然许多。他脚蹬一双军用胶鞋,那是他的一个当兵的远房侄子送给他的。也许是常年穿用,风雨不换,鞋面因岁月漂洗,早已不见先前的颜色,鞋帮有些开裂。

3 结论和讨论

3.1 结论

从最大引力连接线的方向看,大多城市最大引力连接线的方向具有明显的中心城市指向性,形成了若干以市域中心城市为节点的结节区域,其他城市则表现为相邻地域指向性,并形成了以县级城市为节点的小规模结节区域。

从最大引力连接线的数量变化看,北京(市区)和滨海新区的吸引区范围不断向外扩展,为更多城市提供了发展机遇,也导致了京津周边的张家口(市区)、承德(市区)、唐山(市区)和沧州(市区)的吸引区范围的减小;河北南部区域的衡水(市区)、邯郸(市区)和邢台(市区)最大引力连接线数量变化不大,但城市潜力等级降低,石家庄(市区)在南部区域的增长极地位愈发凸显。

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各县市的统计年鉴、各县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政府工作报告,个别缺失数据通过插补得到。路网数据来源于2000,2015年京津冀交通图。城市间主要运输方式有公路、铁路、水运和航空运输,水运、铁路和航空运输仅在区域部分城市存在,且主要承担长距离运输,而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承担着区域内部各城市间主要的交通联系;另外,虽然高速铁路发展较快,但区域内拥有高铁站点的城市仍较少,且当前高速铁路仍偏重客运。因此,以城市间公路距离作为选取距离的依据。首先,收集2000,2015年研究区域的公路交通图,借助ArcGIS对其进行空间配准和数字化,建立网络数据集。其次,利用ArcGIS网络分析功能获取城市间的最短路径距离矩阵。由于采用的是时间距离,因此,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设定各等级公路的行车速度,其中设定高速公路120 km/h,国道80 km/h,省道及以下道路60 km/h。

从城市体系整体空间结构的改变来看,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更为稳定和成熟,但当前的三大Ⅰ级城市体系均存在某一级节点城市的缺失,基本架构仍有待完善。

3.2 讨论

基于空间作用强度、方向与范围等多维视角划分的城市节点等级和仅基于潜力高低划分的城市潜力等级不尽相同。一些城市虽然潜力等级较低,但是与周边其他城市的空间作用强度较大,促成了节点和空间作用区域的形成。这些城市主要位于边缘区域,远离高潜力等级城市,是其所处次区域的经济中心。对于这些城市要加强政策和资金扶持,培育其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辐射效应的地方性中心城市。相反,一些城市目前经济实力、潜力规模已处于相应层级,但尚未起到相应的辐射带动作用。例如,2015年北京市各远郊区按照潜力规模处于第3等级,但它们并没有成为节点城市。主要是由于它们处于北京(市区)周边,凭借与北京(市区)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拥有较高的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但也正是由于它们与北京(市区)相距太近,导致它们对区域其他城市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不能促成节点和空间作用区域的形成。对于这些城市,应着重发展其对外交往能力,丰富和优化区域城市体系,以缓解其区域核心城市的压力。

另外,基于各城市最大引力连接线确定的各节点城市的吸引区范围和行政区范围有很大出入,且在各级节点吸引区均有体现。例如,以各市中心城市为节点的吸引区并不是其市域范围,一是由于区位、交通等因素导致位于市域边缘地区的城市与其邻近地级市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相对更大;二是由于部分市域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较强,其吸引区范围逐渐向其邻近市域拓展。另外,以Ⅳ级节点为中心的结节区大都位于两地级市交界区域。但在实际状况下,不同行政区城市之间由于受到行政因素的阻力作用,城市之间的空间作用强度受到抑制,进而导致各节点城市的区域带动作用受到抑制和弱化,不利于京津冀城市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也不利于实现城市群内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功能互补。因此,如何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及行政区经济这一传统难题,仍然是未来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键问题。

在坡顶打入木桩或钢钎,作为锚桩用,两锚之间为每块模袋混凝土的浇筑范围,模袋上端穿插钢管,每边外露约25cm,钢管端部焊系环,用5/8钢丝扣串5T葫芦系在陆上锚桩上,钢丝扣长度事先按现浇混凝土护坡的斜长计算好,5T葫芦用来调节模袋上沿的位置,宜与现浇边坡下沿重叠0.5m。模袋下端穿插钢管,外露25cm,由潜水员向下将模袋理平,直至下沿钢管,用绳扎牢。

参考文献

相较于2000年,2015年非地级市市区的节点城市数量有所增加。其中广平、邱县和平乡始终为节点城市,滨海新区、任丘、迁安、安平则为新兴节点城市。这些节点城市大都位于地级市边缘区域,对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有重要意义。但这些节点城市经济发展实力相对降低,尤其是广平和平乡这2个节点城市,未来要形成与其所在地级市市区的双核发展格局,仍需要更多的政策和资本支持。

[2] 苗长虹,王海江.中国城市群发育现状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25(2):24-29.

[3] 何仁伟,谢磊,孙威.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35(6):42-47.

[4] 梁兴辉,吴秀青,宋文静.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的规模与结构[J].中国国情国力,2007(12):59-61.

第四,信息协调联动机制的构建要以信息网络系统为支撑,组织之间通过该网络系统分享信息资源和服务,通过交互规则提高彼此间的有效交互数,网络指挥中心将收集到的信息同步传递给其他相关网络节点企业,以促使合作伙伴能够迅速获得同一信息采取相应的决策行为,最大程度地实现多元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灵活配合互动。

[5] 刘桓,刘颂.基于分形理论的京津冀城市规模体系研究[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8(5):58-63.

[10] 鲁金萍,孙久文,刘玉.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动态变化研究——基于城市流的视角[J].经济问题探索,2014(12):99-104.

[6] 吴庆玲.对京津冀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优化的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2012(47):59-67.

式中:Iijij城市间相互作用量;PiPj分别为ij城市的质量,本研究从经济发展规模、经济发展结构、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4方面选取若干个相互独立又能反映城市综合实力的指标,构建城市综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表1);b为距离摩擦系数,参考相关研究并结合实际[22],取b=1;Tijij城市间的最短时间距离,当i=j时,Tij则为i城市与离它最近城市之间时间距离的一半。

实验组机械通气时间(7.47±3.34)天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4.00%)均显著低于对照组(12.31±4.47)天和(22.00%),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1。

[7] 王振坡,张颖,翟婧彤,等.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演进机理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4(2):41-48.

[8] 邬晓霞,朱春筱,高见.京津冀地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测度与评价——基于2006—2012年数据[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37(3):102-108.

[9] 刘建朝,高素英.基于城市联系强度与城市流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联系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32(2):57-61.

2.1.2 质谱条件 离子源:Turbo VTM离子源;电离模式:电喷雾离子化(ESI-);气帘气体积流量:30 L/min;喷雾电压:-4 500 V;雾化气体积流量:50 L/min;加热辅助气体积流量:50 L/min;扫描方式:质谱多反应监测(MRM);离子化温度:550℃。优化的条件参数见表2,提取离子流图见图1。

[14] 王会芝,邓保乐,王立岩.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经济联系分析[J].未来与发展,2016(6):74-76.

[11] 李慧玲,戴宏伟.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联系动态变化对比——基于城市流强度的视角[J].经济与管理,2016,30(2):9-16.

由表1可以看出经过拉底进路高度比设计高出平均0.8 m,49#、4#和14#进路设计出矿量与实际出矿量基本相同,实际生产中没有进行集中拉底,是由于盘区整体高度不等造成的。而25#进路、26#进路29#进路实际出矿量比设计矿量大的多,现场对该处进路拉底高度局部到达了1 m高度,平均拉底高度也达到了0.8 m,底板出现了锚杆,证明已经该处矿体资源回收完全。4#进路正常回采底板就见灰,而6#进路拉底矿石量为700 t,该部分矿可能为1138分段首采分层受当时施工条件影响没有回收干净的残矿。目前,工区采用充填板墙为400 mm厚度板墙,板墙并没有出现开裂现场。图5为进路充填所砌筑的板墙。

随即,海德格尔给这种决断提供了一块可靠的指示牌,即荷尔德林的诗。他认为荷尔德林的诗摆在德国人面前,构成了一种考验。他引用荷尔德林《漫游》中的诗句为《艺术作品的本源》正文做结尾:“依本源而居者,难以离其源位(der Ort)。”[4]65这表明海德格尔通过艺术最终要达到的是存在的真理及其历史。在后记和附录中这一点说得更加明显,对于艺术作品本源分析中的“集置”(Ge-stell)、“固定”(Fest-stellen)等词的使用表明,在现代作为集置的存在是源于西方传统的存在的命运,对这一命运的思考早已并且应当成为思想者的任务。这一历史与命运当然首先是西方的,并且最切近的是德意志的。

[12] 关晓光,刘柳.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联系分析[J].城市问题,2014(11):21-26.

[13] 孙久文,罗标强.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经济联系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6(8):71-75.

水土流失是面源污染的主要途径,水库流域内水磨坡以上130 km2内多为林区,植被较好,水磨坡以下148 km2内,植被不良,只有60 km2的乔灌覆盖,这部分内的水土流失较为严重。水土流失造成大量的泥沙随暴雨径流进入河道、水库,泥沙中的氮、磷物质进入水库,造成水库富营养化程度升高。

[15] 唐子来,李涛.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城市体系比较研究——基于企业关联网络的分析方法[J].上海城市规划,2014(6):37-45.

[16] 赵渺希,魏冀明,吴康.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联系及其复杂网络演化[J].城市规划学刊,2014(1):46-52.

[17] 鲁金萍,杨振武,刘玉.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网络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5(5):117-122.

[18] 杨伟肖,孙桂平,马秀杰,等.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网络结构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35(2):1-5.

就建筑产品物料质量而言,BIM模型存储了大量的建筑构件、设备信息,通过BIM软件集成平台,从物料采购部、管理层到施工人员个体均可快速查找所需要的材料,构配件信息、规格、材质、尺寸等要求一目了然,并可根据BIM模型跟踪现场使用的产品,是否符合设计要求。通过先进测量技术及工具的帮助,可对现场施工作业产品进行跟踪记录,分析掌握现场施工的不确定性因素,避免不良后果的出现,监控工程质量(见图2)。

[19] 牛方曲,刘卫东,宋涛,等.城市群多层次空间结构分析算法及其应用——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J].地理研究,2015,34(8):1447-1460.

[20] 张陆,高素英.多中心视角下的京津冀都市圈空间联系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4,21(5):49-54.

[21] 赫胜彬,王华伟.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5(6):105-111.

[22] FROST M E,SPENCE N A.The Rediscovery of Accessibility and Economic Potential:The Critical Issue of Self-potential[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1995,27(11):1833-1848.

[23] DEMATTEIS G.Globalis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The Case of the Italian Urban System[J].Geojournal,1997,43(4):331-338.

[24] 顾朝林,庞海峰.基于重力模型的中国城市体系空间联系与层域划分[J].地理研究,2008,27(1):1-12.

[25] 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92-194.

赵金丽,张璐璐,宋金平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8年第02期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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