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升级转移等方面率先取得实质性突破。这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目前，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差异明显，有些方面甚至出现“断崖式”的差距[1]。在此背景下，从公共服务的视角出发，科学评价京津冀公共服务水平及空间差异对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步骤1：根据互质阵模型，求解接收信号的协方差矩阵，并对协方差矩阵进行列向量化处理，构造虚拟阵列模型，如式(11)所示；

目前，学者们对公共服务的研究主要基于统计数据从公共设施数量的角度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进行评价[2-3]。安体富等采用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数、城市燃气普及率和每万人拥有废弃治理设施数等指标，并对不同指标赋予相同权重，评价不同地区公共服务水平[4]。李敏纳等采用每万人文化机构数、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等指标，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不同指标进行赋权，评价中国各省区社会性公共服务水平[5]。已有对公共服务水平进行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研究多侧重公共服务数量评价，而忽略了公共服务“质”的内涵。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6]。同时，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关注公共服务的质量。因此，单纯地从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方面出发并不能科学评价各城市间公共服务的真实差异。第二，评价选取的指标无法反映公共服务的真实水平。已有公共服务评价多以统计口径所能获取的指标为依据，不能较好反映居民的主观偏好，一些难以度量或统计的重要指标可能被遗漏。最后，对于指标权重的确立，因子分析、熵值法、层次分析等方法虽有其合理性，但这些方法都是人为的对公共服务评价指标赋予权重，没有充分考虑城市居民的真实偏好。针对以上局限，本研究从公共服务质量的视角出发，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基于京津冀地区居民的真实偏好和需求，设计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得到较为客观全面反映京津冀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水平的综合指数，并对京津冀公共服务质量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

1 公共服务质量的内涵与评价

1.1 公共服务质量的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共服务质量的内涵也一直在发生变化。目前，学者们大都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对公共服务质量进行研究。新公共服务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90年代，其核心理念是将企业管理经验引入公共部门的管理当中，强调公民的权利与价值在政府公共服务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公共服务的质量评价必须从社会公众或公民的角度来衡量，而不能由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自我判定，同时认为公共服务质量的高低应取决于居民的感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应体现在民众每次接受政府服务时该服务所能满足民众的期望与需求的程度，即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7]。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早已不再是“有或没有”和“多和少”的层面。公共服务质量内涵应该从顾客满意度的意义上来衡量，脱离居民的偏好，将会导致公共服务供给的片面性和不合理性。因此，公共服务的质量取决于公共服务的供给是否符合居民的偏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居民的需求。

1.2 公共服务质量评价

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主要基于ACSI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和SERVQUAL模型进行。ACSI模型通过测量顾客在接受服务过程中的真实感知，并与其事先预期进行对比，以真实感知与预期之差来衡量顾客的主观感受。SERVQUAL模型由A.Parasuaman等[8]提出，有形性、可靠性、保证性、响应性、移情性是其进行服务质量评价的5个维度。巴鲁克大学公共事务学院(Baruch Colleg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和纽约城市委员会基于ACSI模型，通过电话调查的方式就纽约居民对美国地方政府的公众满意度进行调研，其结论是当居民对公共服务质量感到不满时，就会对当地政府缺乏信任，进而会考虑迁移至公共服务质量更高的地区。国内学者吕维霞等结合SERVQUAL模型构建了我国公众感知行政服务质量测评模型，从便利性、响应行、透明性、守法性、时效性和保证性6个维度出发测评政府机关的行政服务质量[9]。

仅仅把居民“满意度”和统计数据简单地加权平均来计算公共服务的质量并不能反映公共服务质量的真实内涵。居民的真实偏好才是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是否准确的关键，从居民的真实需求和偏好出发，可以使最终的分析结论更加符合现实情况，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2 研究对象、方法与数据

参考吕维霞等[9]的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确定公共服务质量水平评价指标，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在京津冀地区随机选择27位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每位受访者访谈时间为30 min左右。为了正确反映不同背景居民的公共服务偏好，深度访谈对象涵盖在校学生、不同行业的普通工作者以及退休人员。

根据深度访谈所获得的资料，对数据进行分类整理。随后，根据各指标出现的频次，初次构建了包括6个一级指标、24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对初步形成的指标体系进行讨论，结合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与真实性，最终确定了包含6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表1)。其中，公共交通指标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6》，其他指标根据网络资料整理得出。

表1 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Tab.1 Evaluation system of public service quality

目标层一级指标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公共服务质量医疗卫生三甲医院的数量(个/万人)城市拥有的三甲医院数量/城市常驻人口×10000三甲医院床位数(个/万人)城市拥有的三甲医院床位数/城市常驻人口×10000文化生活大型体育活动(次)省级以上体育活动次数大型文化活动(次)省级以上文化活动次数社会保障大型养老院的数量(个/万人)床位数超过500的养老院/城市常驻人口×10000大病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大病医疗可报销费用/大病医疗花费×100人均基础养老金(元)基础养老金数额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元)城市最低工资数额基础教育一本高校录取率(%)一本高校在本省(市)录取人数/本省(市)高考人数×100优质中学的数量(个/万人)教育网站统计综合评分为9分以上的中学数量/城市常驻人口×10000优质小学的数量(个/万人)教育网站统计综合评分为9分以上的小学数量/城市常驻人口×10000环境卫生城市空气质量(μg/m3)每立方米空气中可入肺颗粒物的含量公共交通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辆/万人)城市公共汽车数量/城市常驻人口×10000

3 结果与分析

3.1 问卷调研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为了获得居民对该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主观偏好，从而确定指标权重，根据专家讨论后形成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包括6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设置调查问卷。为保证采样的合理性，通过分层抽样的方式，分别在北京、天津、河北进行单纯随机抽样(问卷发放比例为1∶1∶2)800份，回收问卷633份，其中有效问卷539份，无效问卷94份，男女比例为42∶58，京津冀区域比例为21∶26∶53。从问卷的统计结果来看，样本在性别、地区人口比例、学历分布以及年龄分布等方面与京津冀地区人口统计特征基本相符，具有代表性，可以基于样本数据进行研究。

3.2 京津冀居民公共服务感知偏好分析

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不同类型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偏好不同。学历水平越高，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重视程度也越高；工作状态为全职的居民对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卫生的偏好高于其他居民，工作状态为退休的居民对医疗卫生和文化生活的偏好高于其他居民；在同一城市居住年限为1～5年的居民对文化生活和公共交通的偏好高于其他居民，而居住年限10年以上的居民更加偏好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和环境卫生。

再以友、悌在东晋的践行为例。性好音乐的谢安：“自弟万丧，十年不听音乐。”[2](P2075)而王徽之更是因兄弟情深因“悌”而死：

3.2.1 不同教育背景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偏好。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one-way ANONA)，对不同教育背景居民(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的公共服务偏好进行分析(表2)。不同教育背景居民对医疗卫生、文化生活、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环境卫生、公共交通6个维度的公共服务偏好存在显著差异。通过两两比较分析发现，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公共服务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高学历居民更重视公共服务的原因有2个：第一，收入与学历正相关现象十分明显，高学历往往也意味着高收入[10-11]。在公共物品的消费数量固定不变且由政府供给的前提下，根据消费者效用理论，高收入者公共物品对普通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大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替代率，即在公共物品供给数量给定的情况下，高收入者认为公共物品的价值更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高收入者会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学校和私立医院。第二，受过良好教育的居民维护、争取自身权利的意识更强烈，更加了解个人与国家和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12]。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高学历人群也更看重社会所能为其提供的公共服务。

表2 不同教育背景居民公共服务偏好差异

Tab.2 Public service preferencefor resident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

变量差异来源离差平方和自由度均方F值p值医疗卫生组间38．12766．354组内673．6885321．266总差异711．8145381．3235．020．0001∗∗∗文化生活组间27．62064．603组内688．1695321．294总差异715．7885381．3303．560．0018∗∗∗社会保障组间33．59965．600组内600．0385321．128总差异633．6365381．1784．960．0001∗∗∗基础教育组间65．721610．954 组内827．7005321．556总差异893．4215381．6617．040．0000∗∗∗环境卫生组间29．84164．974组内609．0685321．145总差异638．9095381．1884．340．0003∗∗∗公共交通组间33．75365．626组内620．1805321．166总差异653．9335381．2154．830．0001∗∗∗

说明：***,***,*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3.2.2 不同工作状态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偏好。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比较不同工作状态居民(自由职业者、学生、兼职工作人员、全职工作人员、退休人员5类)的公共服务偏好(表3)。不同工作状态的居民在医疗卫生、文化生活、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环境卫生和公共交通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两两比较分析发现，工作状态为全职工作的居民对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卫生的偏好要高于其他居民，工作状态为退休的居民对医疗卫生和文化生活的偏好要高于其他居民。

医保办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医保经办机构组织的各种医保会议及医保管理方法分享等活动，学习最新医保管理策略。邀请上级医保经办机构人员来院进行医保知识讲座和对新政讲解，针对理解不到的内容和案例互动交流，达成对医保政策理解的共识，从而保持医保政策贯彻执行的一致性。

3.2.3 同一城市不同居住年限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偏好。对同一城市不同居住年限居民的公共服务偏好进行分析(表4)。同一城市不同居住年限的居民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教育、文化生活维度上均存在10%水平的显著差异，公共交通p值为0.106 2，接近10%显著水平。两两比较发现在文化生活和公共交通方面，居住年限为1～5年的居民偏好高于其他的居民；而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教育方面，居住年限为10年以上的居民偏好高于其他居民。居住年限为1～5年的居民多由外来务工人员和新市民构成，他们多以工作为导向。如何更为方便地到达公司，缩短住所到公司的通勤时间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大批务工人员选择在地铁站附近租房的原因。

表3 不同工作状态居民公共服务偏好差异 Tab.3 Public service preference forresident with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变量差异来源离差平方和自由度均方F值p值医疗卫生组间58．258414．564组内653．5575341．224总差异711．8145381．32311．90．0000∗∗∗文化生活组间45．080411．270组内670．7085341．256总差异715．7885381．3308．970．0000∗∗∗社会保障组间40．027410．007组内593．6095341．112总差异633．6365381．1789．000．0000∗∗∗基础教育组间85．246421．311组内808．1755341．513总差异893．4215381．66114．080．0000∗∗∗环境卫生组间36．70149．175组内602．2085341．128总差异638．9095381．1888．140．0000∗∗∗公共交通组间46．316411．579组内607．6175341．138总差异653．9335381．21510．180．0000∗∗∗

表4 不同居住年限公共服务偏好差异

Tab.4 Public service preferencefor resident with different residential years

变量差异来源离差平方和自由度均方F值p值医疗卫生组间17．03244．258组内694．7825341．301总差异711．8145381．3233．270．0115∗∗文化生活组间11．37242．843组内704．4165341．319总差异715．7885381．3302．160．0728∗社会保障组间9．98442．496组内623．6535341．169总差异633．6365381．1782．140．0750∗基础教育组间13．75343．438组内879．6685341．647总差异893．4215381．6612．090．0812∗环境卫生组间8．88842．220组内630．0215341．180总差异638．9095381．1881．880．1119公共交通组间9．25642．314组内644．6775341．207总差异653．9335381．2151．920．1062

分析所用样品均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所有试验组的各项指标均测定3次，利用Origin 9.0统计数据绘图和SPSS 17.0软件进行邓肯均数差异显著性分析。

3.3 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权重

为了检验不同地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偏好是否存在差异，将全部样本分为北京、天津和河北3类，各类样本数量分别为113，140，286。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地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偏好无显著性差异。因此，在评价京津冀公共服务质量时，不同地区采用相同的权重。

在土地整治项目整治后进行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即拍摄竣工后影像图，并对工程实施前后的航拍影像的对比，可直接真实反映土地整治工程实施的规模，检验施工的数量和质量、工程完成的全面性和实际效果。利用竣工后的影像数据，还能从整体上评价土地整治工程布局的合理性，同时可以从局部查看工程实施的具体情况。改变了以前项目竣工验收在实地只能看局部而不能整体评价的缺点，大大提高了项目竣工验收检查的监督能力和手段。

保险公司因为自身业务的特殊性，在承包、缴费、理赔等各个环节均存在一定的财务管理风险，而目前的保险公司存在以业务为价值导向的文化氛围，导致企业风险管理氛围缺失。因此，为更好地降低企业财务风险，要讲企业财务管理风险渗透到每位员工的日常，通过不定期宣讲、组织实践学习活动等，提高全员的风险意识。

(1)各项评价指标加权得分。计算公式为：

式中：Sj为指标j的加权得分；xij为受访者i对指标j的评分，xij=-5，-1，0，1，5分别代表受访者i认为指标j很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非常重要。指标j的加权得分越高，说明居民对此项公共服务越重视。

3.4 京津冀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结果

根据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计算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综合评分(表5)。为使结果更加直观，采用空间可视化技术对数据进行处理(图1)。

干预后对照组语言、适应性、精细动作、个人社交、大运动评分较观察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5 2015年京津冀公共服务质量指数 Tab.5 Index of public service quality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in 2015

城市医疗卫生文化生活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环境卫生公共交通综合北京0．1570．1360．2990．2270．0350．0830．936天津0．1240．0690．2270．1490．0390．0510．660石家庄0．0550．0340．1780．0750．0320．0590．433唐山0．0280．0160．1820．0510．0330．0170．327秦皇岛0．0060．0130．1720．0420．0600．0230．315邯郸0．0220．0030．1670．0380．0300．0230．283邢台0．0060．0030．1660．0380．0270．0180．259保定0．0170．0070．1710．0490．0260．0240．295张家口0．0050．0070．1650．0430．0820．0180．320承德0．0120．0030．1660．0350．0670．0160．298沧州0．0110．0030．1660．0370．0400．0300．287廊坊0．0150．0030．1670．0350．0330．0090．262衡水0．0060．0030．1650．0410．0280．0310．273

(2)各项评价指标权重。根据指标加权得分，计算指标j的权重(Wj)。计算公式为：

图1 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质量水平空间格局 Fig.1 Spatial pattern of public service quality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从综合得分看，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间公共服务质量差异显著，总体格局呈现出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逐渐衰减的空间态势。北京和天津作为区域核心，综合评分远高于河北省各城市。从已有研究来看，劳动力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为了获得该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而且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13]。因此，公共服务水平能够影响人口流动特别是高素质人才流动，进而影响城市经济发展[14-16]。而经济发展缓慢进而又降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上的差距直接导致河北地区人才流失严重，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缓慢反过来又抑制了河北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从河北省内部看，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张家口四城市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综合得分高于河北其他城市。省会城市石家庄集聚了河北省众多的医疗、教育和文化资源，公共服务质量在河北省排名最高；唐山受益于空间上与京津相近，同时又具有产业优势和港口优势，公共服务整体水平为河北省第二；张家口、秦皇岛受益于良好的环境卫生，公共服务质量分列河北第三、第四。受制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实力，邯郸、邢台、衡水三城市受京津经济辐射较少，也无法有效地吸引生产要素的流入，其公共服务质量综合评分最低。同时，公共物品由于其特殊的非排他性，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17]。廊坊公共服务质量综合得分较低就是因为其靠近京津，较易享有京津公共服务溢出红利，致其提升公共服务的动力不足，产生“搭便车”现象。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工作状态和不同年龄段居民对公共服务质量偏好存在明显差异。学历水平越高，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重视程度也随之提高；工作状态为全职的居民对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卫生的偏好要高于其他居民，工作状态为退休的居民对医疗卫生、公共交通和文化生活的偏好要高于其他居民；在同一城市居住年限为1～5年的居民对文化生活和公共交通的偏好高于其他居民，而居住年限10年以上的居民却更加偏好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和环境卫生。

“可以说，这也是我国代表首次参与国际的物流研讨活动，随后介绍物流知识的专业文章开始出现，物流专业的著作相继出版，国外专家来华举办讲座，国内的大专院校、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积极投身到现代物流理论研究和知识传播中来。”何黎明会长介绍说。

[1] 孙久文.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任务与实施路径[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3):5-9.

4.2 建议

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不均等现象普遍存在且较为严峻，今后京津冀地区在协同发展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城市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其公共服务供给政策。在保证优势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在财政预算、转移性支付、专项公共服务资金等方面给予落后地区更大的支持，快速提升其公共服务水平。通过提高河北省的整体公共服务水平，吸引人口和资金的流入，促进河北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各级政府要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利用北京和天津的联动效应和溢出效应带动河北的经济发展。

[4][5]詹姆斯·汤普森：《行动中的组织——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敬乂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1-179页。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与真实性，一些能反映公共服务质量的指标如社区医院服务水平、到最近社区医院的距离和停车位密度等因无法获取而未被纳入评价指标体系。此外，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对京津冀公共服务水平及其空间差异进行刻画，但对其背后的机制和影响因素还有待研究。构建更完善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探寻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机制将是今后的重点研究方向。

2008—2018年，共有7种苯丙素类化合物从柳属植物中分离出来，见表3[7,10-11,14-16,29]。

从各分项指标得分上看，除环境卫生指标外，北京和天津在医疗卫生、文化生活、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和公共交通方面大幅领先河北各市。在环境卫生方面，京津冀地区呈现“北高南低”的格局特征，即河北省北部城市张家界、承德和秦皇岛环境卫生质量最优，北京、天津等京津冀中部城市次之，邢台、衡水等河北省南部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最差。河北省北部城市(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受益于工业企业少和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城市环境卫生质量远高于京津冀其他城市。河北省邯郸、唐山、邢台等城市钢铁、化工等重工业比重较大，对环境负荷压力较高，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环境卫生得分最差。

参考文献：

京津冀不同城市间公共服务质量差异显著，呈现出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逐渐衰减的空间格局。距离北京和天津较近的唐山、秦皇岛、张家口的公共服务质量水平不断提高，而离京津两地较远的衡水、邢台、邯郸的公共服务质量水平较低。

通过对比方案一和方案二可以看出，针对山地高山地为主要地类的航摄项目区，沿航摄区域边界密集布设像控点，可以明显提高成果的精度。通过方案四到方案二像控点逐渐增加的布点方式可以看出，像控点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后，成果精度并没有明显提高。综上所述，在满足项目要求和生产规范的前提下，方案四是测量成本最低的像控点布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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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明月正要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她所敬爱的毛德君已经死掉的事实时，正在检查办公室的赵大刚指着房间角落内一个纸箱说：“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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